據聯合國「全球快樂報告」，香港人快樂指數全球排包尾第七，較去年下跌五位。職工盟調查顯示，香港打工仔未能分享經濟成果，飽受長工時、低工資及就業零散化煎熬，工作壓力面臨爆煲。經濟增長指數年年向上，但工人快樂指數卻不斷下滑，反映經濟發展未能為普羅市民帶來幸福。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必須扭轉以往「重商（界）輕工（人）」的管治思維，以政策介入糾正市場的不公正，實質改善打工仔生活質素。
僱員薪金年增長僅0.7%
過去十年，香港經濟發展錄得可觀累計增幅，但統計資料顯示，中低層僱員所能分享的成果卻是「微不足道」。2008至2018年，人均生產總值實質增長超逾兩成(23%)，反觀中低層僱員的工資增幅，扣除通脹後，平均每年增長僅有0.7%。十年間，人均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2%，較實質工資增長幅度，高出約兩倍。以上數字反映，僱員即使辛勞付出，卻未獲合理回報，所得分配可謂「少得可憐」。
政府迷信經濟增長可帶來「滴漏效應」，現實在勞資權力關係極不平等下，老闆及股東掠奪了大部份企業利潤。對於最弱勢的底層僱員而言，情況更如雪上加霜。香港物價持續上升，已躍居全球生活費最昂貴城市，反觀最低工資水平卻長期滯後，即使5月1日時薪增至37.5元，估計受惠人數仍不足就業人口1%。
五份一僱員超長工時
香港長工時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因工作過勞而產生的工業意外、交通意外及工作期間突然猝死的個案，不繼其數。長工時可說是香港打工仔的頭號殺手。按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2018年，超過67萬僱員每星期工作55小時或以上，約佔整體勞動人口兩成。即是說，每五個僱員便有一人超長工時工作，情況十分嚴重。其中，超長工時重災區包括下五大行業：保安(每四個工人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72小時)、飲食(接近四成僱員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陸路運輸(每四個工人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56小時)、建造及零售業（差不多每六個僱員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56小時）。
面對長工時引發的禍害持續出現，政府反應卻是麻木不仁，任由問題惡化。標準工時自上屆政府至今，一直拖延立法，未見任何進展。林鄭月娥上台後，更是偏袒商界利益，以毫無約束力的行業工時指引，敷衍勞工界。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已通過規管工時勞工公約，推動世界各地訂立標準工時，香港至2019年仍然交白卷，足足落後世界一百年。
逾兩成僱員零散就業
就業零散化已成為近年勞工市場的大趨勢。按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若果將合約工(24萬)、臨時工(10萬)、兼職工(21萬)及自僱(24萬)的人數計算在內，合共多達79萬零散工，佔整體勞動人口22%。這些工人的勞工法例保障「殘缺不全」，就業處於脆弱的位置，相較其他工人更容易遭受僱主剝削。例如未能符合「4.18」規定的兼職工，大部份《僱傭條例》的福利也未能享有；以自僱方式提供服務的自由工作者，更完全跌出《僱備條例》的保障範圍，即使遇上欠薪、工傷意外，也不會獲得任何支援。
至於固定合約工，更是泛濫於各行各業。全港接近24萬人按固定合約受聘，其中以教育及公共行政為重災區，每三名僱員就有一人以此方式受聘。其餘較為嚴重的行業包括清潔服務（13.5%）、保健、美容及美體護理(12%)、和建造業(11.3%)。這些僱員的合約期斷斷續續，隨時以不續約為由被終止聘用，就業本已十分不穩定。現存《僱傭條例》更存在明顯漏洞，令資方可肆意解僱放取有薪產假、有薪病假及工傷假期的僱員，令防止不合法解僱的保障形同虛設。
政策建議及行動呼籲
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應該盡快落實以下各項政策，改善打工仔面對的困境：
一）實施集體談判權，提升勞方議價能力：政府應恢復1997年被廢除的集體談判權法例，提升僱員議價能力，合理地分享企業盈利及增加薪金。
二）提升最低工資水平，實施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水平應調升至時薪44元，並且引入一年一檢，確保最低工資水平能反映通脹增幅及經濟增長。
三）立法標準工時，平衡工作與生活：立法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令僱員可在工作之餘，兼顧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健康。
四）堵塞法例漏洞，保障零散工人：修訂現行《僱傭條例》，杜絕資方利用法律漏洞剝削兼職工及合約工；及擴展部份僱傭條例的保障（例如欠薪及工傷保險）覆蓋自僱人士。
最後，職工盟呼籲打工仔參加今年五月一日（星期三）「谷到爆」勞動節大遊行，下午二時於維園足球場集合，共同爭取以上各項訴求。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9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