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蒙兆達、余秋婷
反送中運動之初，社會民怨累積，一百萬人遊行之前，「撤回惡法」、「逃犯條例」已經成為社交媒體上的關鍵詞，大大小小的Whatsapp、telegram（tg）都熱切討論，即使被視為藍絲論壇的Baby Kingdom都不乏遊行呼籲的帖文，行業群組正正誕生於此，並且在兩次大遊行之後，變得更活躍。而這場運動亦令政治議題進入職場，催生了很多以職員證表態的行動，涉及的行業由醫生、律師、公務員、記者、社工至基層工友。縱然不敢表露個人身份，卻為運動打造聲勢，再繼而組織起各式各樣的行動，包括:航空界的「和理飛」、金融界快閃行動、醫護界默站等等。運動中前後發起兩次的罷工，分別為：八五罷工以及九二九三罷工。
受訪者為金融界Easy（右） 及社工Winston（左）
社工Winston：「呢場運動 比任何工作都重要」
有份推動九二九三罷工的跨界別罷工籌備組成員Winston及Easy亦在這場運動中承擔不同角色。
「我覺得呢場運動比任何工作都重要，想打完呢場仗先」。社工Winston娓娓道來，六月初，他剛加入社工界的情緒輔導群組，不算活躍，直到八五罷工。當日他原本要見工面試，途經火車站，見到年青人塞鐵而遭藍絲打，於是膽粗粗手執社工證，上前嘗試阻止衝突，最終他選擇了留下來幫忙，放棄見工機會，「見到八五罷工對香港有很大影響，我覺得香港很有希望，所以想做更多」。Winston欣賞現有工會具備很強執行力，但認為未必有一個超越界別進行罷工的眼界，所以他專注透過tg去嘗試推動。
金融界Easy：「依家咁政治敏感，大家想有更多Support」
另一邊廂，金融界Easy則自雨傘運動起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亦曾經加入政治組織。他於7月加入金融界群組，群組在兩三個月間就找到不少同行者，繼而組成工會，「其實我好早已經想搞工會，我一見到有呢個群組，就知道係好機會，特別係依家咁政治敏感，大家想有彼此支援，所以不斷喺組入面吹風」，他坦言自己早認為金融業被嚴重剝削，他是帶住組織工會的想法進入群組，慶幸遇到身邊熱血的「金融人」，也因此在運動中越走越前，超出了建立工會的工作。八月起，跨界別telegram group有意互相聯繫，再演變成跨界別罷工籌備小組。
Telegram成為兩場罷工組織平台
多個界別在九二九三罷工前舉行記者會，希望有更多人參與。
八五罷工由一個telegram發起，並且建議七區集會，再由不同有心人組織起來，成為當區集會搞手，各自在群組籌備。而九二九三罷工則由一個群組跨界別罷工籌備小組推動，當中超過30多個界別參與，包括醫護、零售、社工等行業，由宣傳、集會形式到執行都有組織的，再將討論結果由各界別代表帶入各自群組，收集意見再作調整，tg組織方法的特別之一是結構比較鬆散，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加入或離開，亦因如此，參與門檻較低。
Winston曾經開了罷工群組策略部，「tg特性係你講一個論述係無人理，但係你轉化佢，用圖嚟表達，加『請廣傳』會好快轉發」，而且可以接觸到故有組織以外的人」，所以主張有策略地將資訊帶給受眾。而Easy認為tg的優點是百花齊放，收集到大家的創意，而且人人可以發揮所長，「每個人只要想出力，就可以去試」。不過問題是資訊爆炸，一段時間後會有很多人「潛水」，要想方設法吸引他們再「蒲頭」。
組織模式轉變了嗎？
兩人認為telegram僅是通訊工具，組織模式亦需結合傳統的組織方法。Easy解釋運動初期，「開始嘅時候無大台，大家又好想揾嘢做，大家都好留意公海訊息，但運動經過一百日之後，大家嘅小隊已經成形，有自己嘅歸屬感，未必可以再透過公海找到大量人幫手」。長遠而言，Winston及Easy認為要與不同的群組合作，將行動力強的人聚集起來，組織更多行動，當各小隊內出現疲態，就更需要整合不同小隊。
Winston亦補充現時的組織焦點在telegram，但telegram以外，我們亦要吸引更多和理非加入，甚或令他們走得更前。當回顧九二九三罷工，二人認為是成功集會，但未能達到罷工真正癱瘓經濟的成效，不過他們相信隨著各式各樣不合作運動抗爭，令不同香港人都可以按自己情況參與，大家行前一步又一步，鋪排下去，將能組織一場更有影響力的政治罷工。
WHY政治罷工
勇武派在前線被打至頭破血流，觸目驚心，很多和理非心急如焚，想幫手自問又未能走上前線，還有什麼可做呢？
勇武派不惜與防暴警對峙，堵塞道路、鐵路、機場和商場，無非是要妨礙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秩序，增加統治階層的管治成本。不過，這些行動同樣也令前線手足付上沉重代價，警方鎮壓的暴力不斷升級，大規模的拘捕和檢控無日無之。
要癱瘓經濟和社會秩序，和理非其實一樣做得到，而且不費一兵一卒。一個僱員不上班，公司可以如常運作，沒有難度。但當十個僱員、一百個僱員同時拒絕工作，公司就要被迫關門大吉。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僱員返工，這個城市的一切經濟活動，就會好像沒了電池的鐘錶一樣，突然停頓。
這與我們熟悉的罷工有所不同，不是起因於勞資糾紛，亦無意針對個別僱主或行業。這種罷工一般被稱作「政治罷工」，其對象是指向一個社會政策或政府的不公義，透過發動全城市範圍的工業行動，推動社會改變。在反送中運動，打工仔曾於8月5日、9月2及3日分別發動罷工，便屬於這類性質。
政治罷工在外國也有不少例子。在東歐共產專政的年代，波蘭團結工會曾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全國大罷工，終於在1989年迫使政府答應推行民主選舉。在南韓，韓國民主勞總亦曾發起總罷工，抗議總統朴槿惠打壓工運、侵犯人權及貪污瀆職，隨著反對運動不斷壯大，總統最後被迫黯然下台。
當道路被堵塞和佔領時，政府還可出動防暴警察武力清場，但當打工仔發動政治罷工，防暴警察總不能用槍枝迫使你上班工作。當罷工引致僱主的經濟損失愈來愈龐大，成本持續增加，大財團為了解決自身危機，亦必須向政府施加更大壓力，尋求解決危機的方案。
曾經，香港有100萬、200萬人走上街頭爭取自由，如果這群人可以大規模轉化為罷工的力量，大家可以想像她的威力嗎？我們手上雖然沒有槍枝和子彈，但請記著，我們的人數，就是人民最強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