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策因為盈餘而決定向市民每人派發六千元引發一場「新移民」和「永久居民」的紛爭。這場紛爭其實是在劃一條界線，但這條界線不但模糊而且危險。它模糊的地方在於它忽視了「新」是時間性的，難道我們不察覺今天的永久居民昨天可能是一個新移民？而危險的地方在於將移除時間性的「新移民」視為一個概念(concept)，而這個概念相應於一種不易轉換的社會類別(category)。這種輕易便將政治「概念化」或簡化為「認同」(identity)的做法，並不是一種目的性(teleological)的政治行為，也即是說這並不是說政府有心撕裂族群，而事實上，香港政府還沒有到這麽聰明。相反，問題並不是六千元與否，而是一種文化上的心理症狀﹕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 (fear)。尼采為我們分析了這種弱者的恐懼，它必須被轉化為一種「道德」上的「善」，也即所謂的「公義、公平」，來作為自我保護的方法。尼采称其為奴隸道德(slave morality)[1]。當然相對於做低下工作的大部份新移民來說，這些仇視新移民的並不算是弱者，這裡說的「弱」是一種察覺到下滑的傾向(propensity)，一種時不與我的恐懼。
甚麽是「公平」？﹣﹣從蜜蜂到蝗蟲
這篇文章想提出兩個簡單分析，第一是「公平、公義」背後的狹隘性；第二是「認同政治」所產生出來的幻覺（phantasm)進一步惡化當前香港文化以及政治的轉型。所謂「公平」是來自對經濟狹義的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是「貢獻」，說新移民沒有貢獻是不攻自破的。如果貢獻這東西是可以量度的，例如以納稅的數額來說，那我們可以相信幾個地產商應該擁有大部分的退稅額，而那些每天都在談「貢獻」的人士他或她每年的納稅額可能還不夠六千，哪又憑甚麽要拿六千元？也即是他們能接受納稅額和六千元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那以永久居民和新移民所劃分的界線又和六千元有甚麽關係？香港經濟的發展在二戰之後依賴的是移民所帶來的技術、資金、勞力等等，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移民並不只是勞力，他帶來的還是家庭、網絡，更重要的是他們成為了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重要部份。
另一個「公平」的狹隘之處在於它將經濟僅僅視為一系列的交易(transaction)，每一個交易都可以計量。這本來是很多經濟分析的做法，但問題是大部分人將「打工」視為經濟的全部，而沒有考慮其他的經濟活動﹕消費、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ies)如鄰裡、同鄉之間的援助等等。在將經濟內化(internalize)為交易成本的分析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效應是一種交易外溢(transaction spillover) 的現象，也即是外部效應使我們將「蜜蜂」和「蝗蟲」分開。如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Yann Moulier Boutang便指出，蜜蜂的經濟效用並不是蜂蜜，而是傳播花粉(pollination)。這種和直接的「經濟效益」無關的外部效應被称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而蜜蜂經過傳播花粉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蜂蜜、蜂臘的三百五十倍[2]。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甚麽google所有的服務都是免費的，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在使用它的blog、email為它生產內容，大部份人都只是當它是一個免費的搜尋器，但其實每一個搜尋的使用者都在間接地貢獻給它的「網絡經濟」。當我們將經濟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時候，我們又能怎樣去分別蝗蟲以及蜜蜂？ 在這種自我保護的過程裡，以捍衛「本土」的人士便要將「蜜蜂」轉化成蝗蟲，同時他/她們自己看不到的是這種「經濟觀」也便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壓抑香港文化創造力的一個「道德枷鎖」。
甚麽是新移民？﹣﹣從Pharmakon到Pharmakos
與蝗蟲的論述相對的是一種「自我潔淨」的幻想（phantasm)，也即是將「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視為一種魔力(wizard, magic)，它可以將香港從它當前的危機中挽救出來。而它的對立面，也即是「新移民」則是一種邪惡的力量。或者對於悍衛「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公平一點來說，新移民是一種pharmakon。Pharmakon在希臘文的詞源既是毒藥(poison) 同時也是一種解藥(remedy)。香港經濟的建立依靠的便是這些pharmakon，勞工、技術、資金。而捍衛本土的人士現在要做的便是將他們作為毒藥(pharmakon)分隔開來，這些「新移民」、毒藥、蝗蟲，便要成為代罪的羔羊(scapegoat)—pharmakos [3]。
在古希臘每有天災的時候，有形形式式的代罪的儀式，例如在公元六世紀的colophon，有一個人被挑選出來。人們會先喂飽他，然後再鞭打他，趕他出城，甚至有說將其燒死 。例如在Abdera，人們會買來一些被遺棄了的人（如奴隸等），喂飽他們，然後當撰定的日子到來時便會合他們扔石頭趕他們出城。這些儀式背後都有類似的預設，也即是他們本身是「潔淨」的，只是偶爾被「粘污」了，而要回到原來的狀態他們便要將這些注滿邪惡力量的pharmakos牺牲。[4]我們必須要問，真的有這種潔淨(purity)嗎？是甚麽規定了「永久居民」這樣的purity？從移民到居民的過程，只是一個從法律的語言來說，確保「勞工」有七年工作的規定（也即是一種debt)，並不是一個「融入」的過程。移民和市民的分別只是經濟上的，而與社區、歸屬感無關。香港在文化、經濟方面逐漸走下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八、九十年代，香港作為進入內地的門戶已經不再。而一度成功的純綷的經濟考量已經無法再在崛起的中國的版圖內佔任何席位。香港和內地以「經濟、文化」作為界線，也即是「純淨」與「不潔」的對立已經逐漸消失，新移民便成為這道界線模糊化的證人（witness)。在將來，香港會如何去保持它的「永久居民」的「純淨」？這便是最危險的地方。
在歐洲，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成為了一種不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潔淨」技術，它鼓勵不同種族的群體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表達自己的文化，而完全沒有考慮怎樣去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這種在英、法、德盛行一時的政策，最近已由Nicolas Sarkozy、David Cameron 以及 Angela Merkel宣佈破產。 英國接受部份前殖民地的人民以及勞工為居民，但所謂多元文化只是一種企圖平息（pacify)種族矛盾的方法，結果是它也變成了強調「差異」、「他者」的政策，也即是進一步強化了矛盾。另一方面，我們不妨看看德國的例子，德國在二戰之後由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以及土耳其「進口」勞工，這些勞工只是gastarbeiter，也即是在工作完之後要回國。但久之，德國發現它所需要的勞工並不是暫時性的，因而這些外勞繼續留在德國。至今，約四百萬人口的土耳其人，只有約五十萬人成為德國居民。 這種做法同樣加劇矛盾，例如有德國知識份子指這些勞工將德國「伊斯蘭化」，而這些移民所代表的xenophobia以及種族主義 。在全球化之下，歐洲的移民政策下一步會是如何？這還是一個未知數[5]。
回到我們的問題，六千元引發出來的「紛爭」會怎樣發展下去？一個先驗的「本土」、認同」的「幻覺（phantasm)會不會發展成一個自毁的結果？幾年前，我在《本土論述2008》的文章《另一種本土、另一種認同、另一種政治》嘗試理論性地去解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從地緣政治上重新定位香港，我們無法建構一種新的、開放性的「認同」，這種恐懼最後會變成一個災難﹕不再是一個經濟上的，而且是文化上。我們不要忘了，pharmakon即是毒藥也是解藥，問題是我們如何將其轉變為remedy，而不是pharmakos[6]。
[1] Fredrick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2] Interview with Yann Moulier Boutang, by Gaëlle Krikorian, http://p2pfoundation.net/Interview_with_Yann_Moulier-Boutang_on_A2K
[3] Jacques Derrida, Plato’Pharmacy, in Dissemination
[4] Walter Burkert, 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Greek mythology and ritual
[5] Kenan Malik, Das zwangsläufige Versagen der Multikulti-Politik
[6]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2010
painting by James Jacques Tissot (1836-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