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梁振英仍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他曾以「解決貧窮問題 人心工程是當務之急」為題投稿，當中提到過百萬港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政府不能讓情況惡化，「對這麼一群人，社會掌握權力的人只要手鬆一點，就功德無量。」（2009年11月27日明報）今天回看，不禁令人竊笑，原來狼英曾經這樣關顧基層。
當時狼英正部署參選特首，表面擺出關顧基層的姿態，多次公開批評工資保障運動，儼如最低工資立法的最高級倡議人。今年正值最低工資的檢討，狼英又會否「毋忘初衷」地定出一個能真正惠及在職貧窮工友的最低工資水平呢？
最低工資受惠人數越來越少
在2011年立法前政府估計時薪低於28元的僱員佔整體11.7%，但由於數據滯後，實際覆蓋率不足7%。而追蹤《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發現覆蓋率由最初不足7%降低至現時只有1.4%。換言之在2011年最低工資28元令到十八萬工人受惠，至今32.5元的最低工資只涵蓋四萬一千人，可見受最低工資保障的工友越來越少。部份經濟發達地區，最低工資可涵蓋逾一成就業人口，而香港已由原來6.9%縮減至目前只有1.5%，顯然違背保障低薪工友的政策目標。要將最低工資重回正軌，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數據，最低工資應定於時薪40元，可令約51萬低收入工人受保障。
最低工資追不上通脹及整體工資水平
雖然最低工資分別在2013年及2015年上調，但由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最低工資累積增幅16%，同期甲類消費指數卻累升22.5%。另一方面一般僱員的平均薪金指數由2011年至2015年期間則上升23%，顯示最低工資跑輸通脹及一般工資增幅，領取最低工資工友的購買力一直下跌，生活質素大受影響。
商家過份唱淡經濟 壓榨員工薪金
有人質疑在目前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增加最低工資會否因此增加經營成本，特別影響中小企。從數字看香港經濟增長會減慢，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2016年是2.2%，增長比2015年輕微減少0.2%，若拆散零售業數據，本地居民消費仍然有正增長，香港經濟絕非部分財團老闆形容如世界末日般！
成本增加輕微
增加成本方面，調高最低工資的影響甚微。即使以40元計算，對低薪行業的薪酬影響亦只有3.6%,。低薪行業薪酬只佔業務收益15.8%，即加工資到40元對價格的影響只是0.5%(3.6% X 15.8%)，即一個40元的餐只需加0.2元。前面提到增加最低工資至40元，對整體低薪行業薪酬增加3.6%，但對中小企低薪行業則只加2.5%，絕對是可承受範圍之內。
最低工資原本是惠及低收入工友的良策，但實施至今卻與初衷相去甚遠，受惠人數已達新低點。狼英上任以來，勞工政綱包括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和取消強積金對沖都沒有兌現，在扶助低收入工友上，他又能否在臨走前積一點陰德？
*數據參考最低工資委員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