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區龍宇先生的《強國危機》，覺得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是它狠批今天中國政府是基層人民的壓迫者。
理論上，社會主義國家是講求人民／國家控制、參與經濟事務，將成果平等分配之後令人人富足。即使今天的中國自稱自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應中國國情的特殊制度，區龍宇直接告訴你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單是容許市場買賣、私產的資本主義，而且是官僚資本主義，不單容許國家宏觀調控經濟，不單容許共產黨壓制公民社會、工會以減低外資成本有利提升GDP，更容許中國官員利用職權參與商業活動、投資、控制一些公司，令他們自己發財。
因此，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絕不會尊重工人權益。改革開放後，就修憲禁止中國工人有罷工權，容許中國企業降低工人工資、拉大收入差距。正因以上發展令中國工人不滿、生活變差，因而令中國工人階層積極投入89民運。可惜，由於64屠殺令中國工人運動大受打壓，工人反對運動進入低潮，因而令中國政府借勢迫國企工人「下崗」（變相裁員失業），容許更多外資設低成本高污染的血汗工廠，不容農民工獲城市公民權利和法律保護令他們更容易被血汗工廠剝削，不容獨立工會和工人運動卻只容官方控制和欽點、不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全國總工會。這一切令工人大受打壓。
都正因如此，才形成一個再一個壓迫農民工的血汗工廠。學者Pun Ngai在《Made In China》一書更提到自己親身進入一個血汗工廠，發現工人長時間十多小時工作，要在生產線不斷重覆固定動作去安裝配件，以致工人生活異常艱辛（情況正是馬克思批評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中工人的「異化」（Alienation）問題）。事實上，Pun Ngai和區龍宇都提到農民工工資不足以購買房子，令他們很多人要留在中國血汗工廠的營房，受僱主管制他們24小時日常生活。正因工作艱辛，才出現富士康集團十多人跳樓的情況。
中國政府多年來壓迫工人權益、利用黨國機器打壓獨立工會和工人運動。防止工人像波蘭團結工會一樣挑戰共黨政權、便利外資壓低成本，自然不能推卸責任。
當然，中國走向官僚資本主義，受害的不只是國內工人，還有非洲和中亞國家。區龍宇提到中國企業幫助非洲開發，其實都帶來了一些禍害。中國企業在非洲國家引入廉價產品、工人，阻礙非洲國家當地工業、公司發展、都妨礙了當地工人獲得就業機會。中國企業更不理當地工人權益，解聘當地傾向工會的工人、強迫當地人超時工作。當然，區龍宇還忘記了非洲中資開發的基建素質問題，由於缺乏監督，以致部分公路沒多久就被洪水衝走、有橋樑突然倒塌。中國未來在中亞地區進行一帶一路工程，開發新基建、交通網絡，恐怕都會遇上不少以上問題!
當然，即使在香港，區龍宇更指出中共、港共己經和香港商界財團合流，形成一個壓迫人民的小圈子統治利益集團。事實上，不論本地資本開始受紅資威脅、與梁振英有私怨，紅資本地資本商界財團都依賴「功能組別」阻止集體談判權、全民退保、標準工時等有利基層卻不利財團的法案，兩者都依賴選舉委員會掌握產生下一屆特首的權力，兩者都在中國有大量的業務、工廠而需要中共的保護，兩者與獨裁者利益一致。都正因如此，林鄭能團結北京和商界的支持票，獲777票，更可見商界己經是中共的最佳盟友，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之一。
面對中共全面走資時對社會底層的壓迫。區龍宇先生似乎暗示底層的反對運動才是中國和香港的希望所在。勇武本土派提到中國人民全部都是默默接受一切的順民，可是，區龍宇的書卻記載了數之不盡的工人和農民反對中共和商界壓迫的運動。有一些工人嘗試組獨立工會保護權益，有一些工人甚至多廠聯合示威反對壓迫，烏坎村早前有村民維權運動、甚至自己舉行村委會選舉，有一些城市居民甚至大型示威反高污染工廠甚至迫政府撤回工程。即使這類行動仍無法直接挑戰中共政權，中共政權會嘗試疏導、妥協去化解大型示威，但無可否認中國社會底層維權意識、集體行動己經日益出現。
區龍宇更指出現時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下，工人、農民工、中產權利意識提高，都開始留意經濟問題外的環境和人權問題。一旦出現經濟或政治危機，危機可能會迫使這群人更為不滿，有助推動民主政治發展。
對於香港社會反對運動，區龍宇指出香港民主派不應放太多心力去得到財團商界的支持，而是要得到中產階級下層和基層市民支持，因為他們才是民主運動的中堅。區龍宇多次指責民主派佔中時太注重拉攏商界精英的支持，卻換來商界對佔中的反對，後來小圈子選舉泛民做王時拉攏商界失敗更可見「黨商合一」己成事實，拉攏商界根本用途不大。區龍宇在第408到409頁更引述數據指雨傘民調， 63.5%月入少於2萬，大部分是中產下層、年輕學生、基層。可見，年輕人、層市民、中產下層比起商界財團是民主運動更堅定的支持者。民主派應更多爭取中下階層支持民主派，團結他們作為下一次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