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民主運動的衝擊一波接一波。在香港，過去一星期，前後十六名青年遭政治檢控，再早一點，代表12.7萬選票的民選議員被DQ。放眼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上月中被囚至死，其妻劉霞至今下落未明……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面臨史無前例的打壓，在種種壓迫下，自主工運該如何走下去？七月中，工盟會員大會上，我們便請來梁啟智和陳敬慈兩位學者，分析當前的政治形勢，探討工運的走向。以下是兩位講者的發言摘要：
梁啟智：工會面對兩大難題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中國已是香港的強鄰。抗爭者必須要認識中國的情況，才可以應對它。今非昔比，「中國」已再不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落後形象可以形容。20年前，中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不夠1兆美金，到2004年，已達2兆，2015年已超過11兆美金。那麼香港在中國的位置呢？1997年時，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佔中國五分之一，今日的數字是2.9%。
六四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它的認受性來源。長年以來，中共強調愛國主義、不斷講過去中國被打壓的歷史，中共如何帶中國人走出來。同時，中共將中國帶上世界舞台，再加上各種思想審查，配合發展的速度，好易令人相信中共之合法性。習近平之後，強調「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站在一個中國長大的人而言，這個是令人自豪的改變。他們的生活客觀上有改善，其心情與我們香港人很不一樣。
但中國也有好多隱憂。中國的資金正用各種非法手段離開中國。而實體經濟也承擔不住中國的速度，北京的樓價拍得住香港，但收入不及香港。經濟學者會認為中國會有大崩潰。一直以來中國維持得到，是因為大多數人感覺自己生活有改善。但今日如無法承接，會形成好大的挑戰。產能過剩、效益太低、人口太多都是中共要面對的問題。
至於香港，現在整個制度是向中國傾斜的。我們常說要保衛基本法、一國兩制，但基本法有好多條文對香港不利。基本法中的香港政治結構，正是令香港失去權利，立法會沒有權，特首又沒普選，權力最後都是中聯辦，這便是中共本身的安排，所謂「第二套管治隊伍」。今日的澳門情況更差，中共連澳門建制派也信不過，派人直接管治。
現在是運動的黑夜，因為表面上對手太強，工會要面對兩大難題。第一、我們如何捱過這個黑夜？第二，假如有一天中共模式堅持不下去，出現問題時我們如何承接其轉變？
陳敬慈：組織者的思想要更遠
毫無疑問，現在是運動的低潮，短期見不到出路，只可以向前看。組織者的思想上要看得比十年更遠，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來看，三十年是一個周期。
為什麼是三十年呢？由二戰開始，1945年－1975年之間，史書形容是資本主義黃金時期－－在社會領域有福利的制度建設、在生產領域有集體談判權，已解決了多數的問題。但這個模式的歷史不長，還不夠30年。73年石油危機起，這模式也就出現危機。危機之下，最後當然是新自由主義取得話語權，由英國起到美國，取得勝利。
香港講新自由主義是1998年起，因為此前中國剛剛起飛，香港人都感受不到問題的所在。金融風暴之後，工會開始認知到問題的存在，認識到政治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將原本由國家提供的福利交由市場決定。穩定工作機會被外判化、私營化。同時打散工會集體力量，減少工會的保障權，於是全世界工會人數下跌。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差不多是新自由主義的句號，在英美發生了持續到今日的經濟危機。
至於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一面倒的、沒有批判新自由主義，忽略了工人身份的政治。現在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白人工人階級、失業者；同樣，在英國，支持退歐的都是白人工人階級。因為他們被相信新自由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的知識分子遺忘了，我們要引以為鑑。
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上，我們要建立新的說法，取代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一定要跟基層的互相配合才可以帶來改變。香港的佔中，只靠零星的學生參加者，談判便沒有力量。韓國專權政府時代對於公民社會的打壓，比我們今日面對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人家失敗之後怎樣重生？去組織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令威權政權沒有法子鎮壓。81年，光州民主運動被鎮壓，到88年，還不夠十年，他們便令獨裁政權倒台。
今天我們便要有這種想像，未來十年、廿年，工盟要做這兩個準備。一、從政治領域回到經濟領域的鬥爭；二、公民社會中，逐步與新自由主義說再見。工盟有最多、最好的經織經驗，又有國際連繫。當我們講公民社會串連，不能只有工會、也不能只有香港。是與其他人互動的。職工盟應該在香港、國際上搞有機的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