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美國屬土的渡假天堂塞班島爆發一場中國移民勞工工潮。多名受聘於外判商國企中冶集團、南京倍立達和蘇州金螳螂的中國建築工人，在承建港企博華太平洋國際的賭場項目中被拖欠薪金和勞工保險。根據人民網的報導，這些工人在離開中國前已支付了一萬元人民幣中介費，中介公司並承諾會以遠低於當地最低工資的三百元人民幣日薪聘用工人。但抵埗後，工人不但發現自己已淪為非法勞工，而且日薪更只得二百元人民幣。今年三月，一名工人在工地從高處墮下死亡，觸發工人對承判商的不滿，發起抗爭。
近年，為配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構想，中資企業積極往海外投資。中資企業不但在外地設廠以轉移內地不斷上漲的勞動成本，更透過拓展新興市場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和勞動力。同時，這些投資也為當地的勞務市場、環境保育帶來不少影響，塞班島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中資企業因侵犯勞工權益而觸發勞資糾紛的情況亦屢見不鮮。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資本和生產鏈的全球性流動已成為當今經濟結構的常態。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甚至中小企，早在數十年前已積極在全球各地尋找廉價的勞動力和開拓新興市場。這些跨國企業，往往不惜剝削工人的基本權益以達至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例如為蘋果公司生產配件的血汗工場和韓國企業的軍事式管理早已臭名昭著。但隨著中國近年迅速崛起，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亦逐漸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但與其他國家在海外投資的經驗有所不同，中資企業在「走出去」時所面對的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無視當地勞動法規
由於中國有法不依的情況甚為普遍，故當中資企業前往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時，亦往往嘗試透過逃避當地法規以減低勞動成本。從大部分牽涉中資企業的勞資糾紛中，均發生在法制相對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已可見一斑。當遇上勞資糾紛時，中資企業亦經常透過賄賂當地官員試圖解決事端，加劇企業與當地工人的矛盾。二零一七年一月，杭州百藝紡織製衣位於緬甸的工廠因沒有遵照當地勞動法支付工資，並解僱該廠工會主席而引發為期三個星期的罷工。
二・無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
中資企業對工會的打壓也十分普遍。由於文化和語言溝通的差異，中國僱主一般比較抗拒參與集體談判。解僱工人或工會領袖，成為中資企業解決勞資糾紛慣常採用的手段。寧夏中銀絨業股份位於柬埔寨的工廠，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則以參與當地成衣工人民主工會聯盟（C.CAWDU）的活動為由，非法解僱四十七名工人及三名工會領袖。
三・大量輸入中國移工
為消化國內過剩的勞動力，中資企業在外地承辦基建項目時，往往從國內輸入移民工參與建設。據統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底，中國共有七百九十六萬名工人曾通過勞務合作公司被派往海外工作；而透過非法途徑出國勞務的工人更是不計其數，難免令當地工人帶來中國工人「搶飯碗」的負面印象。加上兩地工人在條件待遇和生活文化的落差，容易觸發兩地工人的磨擦。二零一六年八月，在非洲肯亞承建鐵路的中國路橋集團（國企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旗下子公司）所聘用的當地工人，因不滿惡劣工作環境、薪酬和輸入中國勞工等議題發起罷工，並襲擊派駐當地的中國移工，釀成十四名中國工人受傷。同時，在勞務中介和分判制度的重重剝削下，來自中國的移工亦同時成為被剝削的受害者，塞班島中國工人的狀況便是一例。
四・分判制度剝削工人
與其他跨國投資集中於製造業有異，中國企業在海外投入大量資源承辦基建項目，並引入分判制度招聘工人。分判商層層剝削、權責不清，導致工人的就業、薪酬、職業安全均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成為勞資糾紛的溫床。上述有關塞班島和肯亞的工潮，便是發生在建築地盤行業。
五・缺乏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如前述，跨國企業在外地剝削工人早有先例，而且亦不局限於中資企業。但與其他已發展國家不同，中國並不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其企業因此不受該組織對跨國企業行為指引的規管。國際間現行對跨國企業的監察機制，對中資企業來說並不適用。同時，由於中國仍未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其消費者運動並不具備足夠力量制衡企業的行為，導致中資企業未能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文化。因此，中資企業除了仍然忌諱來自國際和當地的輿論壓力，以及國企仍需在海外保存國家形象外，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根本不受任何機制約束。
在國內公民社會和獨立工會力量仍未趨成熟之際，國際輿論和當地工會／勞工組織成為制衡中資企業在海外行為的唯一力量。故此，在未來的日子，我們須更進一步連結各地工會和勞工組織，揭示和關注中資企業在海外剝削工人權益的行為，並支援當地工人的抗爭，令中資企業正視集體談判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