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祖明
2017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簡稱《境外NGO法》）正式實施，標誌著正在發展中的中國公民社會，正式步入了寒冬。同時，有關對境外民間團體監管的法例，並不是中國獨有。世界各地不少國家均有類似的法例，有的更已實施多年，而各地的公民社會在應對相關的監管法例方面，已累積相當經驗。這些國家的公民社會如何面對來自政府的監控，對中國的公民社會來說，無疑是具有非常寶貴的參考價值。因此，職工盟於日前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舉辦了一個有關世界各國公民社會發展趨勢的國際研討會，並邀請來自八個國家的公民社會與工會代表，與來自本地和國內的公民社會交流，互相汲取經驗，探討未來的運動方向。
中共政權近年積極透過立法，去「制度化」對社會的監控。今年生效的《境外NGO法》，就是透過法例去建立一套嚴密的監控制度，規範境外民間團體的行為和活動，令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牢牢地掌控在中國的執法部門手中。然而，來自越南、印度和俄羅斯的代表均表示，當地早已有相關法例監管境外民間團體。而且法例的內容細則、監管範圍及其所建立的管理架構，均有很多共通之處，同時也跟中國的《境外NGO法》類近。例如越南在2012年開始實施的《法令第12號》，規定所有在境內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必須向政府遞交活動計劃和財務報告。此舉與《境外NGO法》中的註冊和報備制度，操作上有很多吻合之處。而四地的相關法例亦禁止非政府組織進行政治或敏感議題活動，但同時對這些活動的定義含糊，令一些具批判性的組織難以在當地取得合法地位。而最重要的是，四地法例均嚴格規範當地非政府組織和境外組織的合作，試圖有系統地切斷各地公民社會間的交流和合作，削弱公民社會的力量。
明顯，各地的威權政府正透過互相學習，汲取對方的實踐經驗去完善國內法規，以提昇對公民社會進行監控。而最諷刺的是，在新自由主持義下，各國政府一方面積極打破貿易壁壘，促進資本、貨物的流動，以達致投資和貿易全球化。但在另一方面，部份威權政府卻運用不同手段，打擊各地公民社會的交流和合作，試圖阻止公民社會對政權和跨國資本的壟斷帶來威脅。
這種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間的勾結，雖然已為各地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但與會人士卻不認為這將會是公民社會的終結。然而，從各地的經驗中，我們得知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和不公，已逼使各地人民和工人的進行在地抗爭。例如在中國，工人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引發的集體行動此起彼落，並沒有因為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而減少。同時在印度，土地問題所引發的在地抗爭，就導致印度西部一座計劃中的核電廠被逼取消。儘管各地的公民社會空間同在萎縮當中，但我們仍然不難聽到一些成功的在地抗爭例子。因此公民社會的未來發展，將需進一步走到社區中，更機動地與在地的受影響民眾或工人連結，從抗爭中為人民充權。同時，在面對威權主義和跨國資本的打壓，各地公民社會亦需要尋找更創新的渠道交流和合作，尋求在霸權的壟斷中打開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