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田方澤，1988年生／教協副會長／中學通識教師／中大社會學系本科，副修歷史
中：張往，1989年生／教協理事、教育及研究部副主任／中學歷史、通識教師／浸大歷史系本科
右張珉聰，1985年生／教協理事／中學中文教師／中大中文系本科，副修政政
「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持守六四記憶，是香港人與中共最龐大而持久的戰爭。這場戰爭包含了好多場戰役，以啟民智的教育工作，正是中共念茲在茲的戰場。兩個張Sir，一個田生，這三個八十後教師，被教協「折服」，加入了教協的理事會內閣，他們如何談六四和教育？
知道記者想談六四，田方澤隨手便拿出今期《教協報》，〈六四專題〉佔六大版，時隔三十年，是仍然堅持的份量。教協多年以來，一直是「六四記憶之戰」的中堅。多年來，教協出版多種「八九民運教材」，讓教師們可以「憑良心，教六四」。還會進行「六四舞台」演出贊助計劃，以藝術教育為手法，每年都有數十間中學參加，令六四記憶得以傳承。
1989那年，教協是少數獨立工會的大戶，已成立十六年。當時教協的會所才剛搬到旺角好望角大廈不久，偌大的會所成為了聲援民運者的聚腳點。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後來更成為了領導支聯會的主力。潘天賜告訴筆者：「民運已不止是教協之事，在那時的社會氣氛，會員和民眾自發來到會所做義工，將訊息散發。」學校仍然運作，「可是教師們都無法只按課程教書，那一個半月，教師跟學生討論得最多的，一定是北京的民運。」
據說自此之後，「八九一代」的老師，不多不少，都會在課堂上辟出篇幅跟學生們談六四，儘管這宗官方避談的血案，既不會成為考試題目，也不是課程重點。而不少學校更會在五、六月的周會上介紹六四。教六四的責任，如今已來到「沒有親身經歷」的一輩；而在校的學生，更加連主權移交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薪火，如何相傳？
「其實我們不會特意在課上談六四，」通識老師田方澤如是說：「硬銷反倒沒用呢！尤其是我這些已『被定型』的通識老師。」通識科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談到改革開放、身份認同時，便會自然『順道』教六四」不過，對於田老師而言，「不經意談到六四」的機會還多著。「有時早會又會談，通識的課外活動，會帶學生去六四紀念館－－這不也是一種國情學習嗎？」
比起「傳承記憶」，歷史老師張往更著重的，是如何勾起學生對八九民運的好奇心。「在平時的課堂上，滲入價值觀，每年到五、六月，學生知道六四，自然會問的。他們一問，便把握機會講解。」張往也形容自己「不刻意」。
這一代的老師，六四發生時還不夠十歲，他們已不能再說「想當年我參加百萬人大遊行……」，他們更需要令學生找到事件與今日的關係。教中文科的珉聰，形容自己在梁振英當特首之後，才在課堂上多談六四和社會時事。「我的方法是跟學生做『舉例論證』啊，我們不是學什麼「仁政王道』嗎？現在的中港政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珉聰更著重讓學生了解到六四與當今中國、香港的關係。「當下的政治環境、六四和香港，三者其實互相扣連，構成了一個鐵三角。我常與學生說，要了解為什麼今天香港面對這樣的問題，一定要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田方澤也強調，如果孤立地教六四，對於好多學生而言，與其他歷史事件沒有好大分別，「像跟他們談南京大屠殺一樣，疏離。」
「所以，比起談六四，其實我更喜歡跟學生談當下的中國，」田方澤說：「談起中國的『人臉識別』技術，學生們可興奮哩。然後，我們便可以跟他們談近年的維權運動、告訴他們：『六四其實仍是現在進行式』。」
「其實即使是成年人也會漠然，更何況學生呢？」張往說，自己還算讀過歷史，聽過當年親身上街的人的自述，才有更深感受，對於現在的學生，實在不能苛求他們看過一兩段短片便如感同身受。不過，六四的教育於他仍然有莫大意義：「我自己很佩服當年港人的堅持，我自己讀歷史的，也不希望香港本來擁有的東西逐漸失去。」
張往特別提到稍早時，史家余英時提出的省思，他指香港人「平反六四」的口號是走錯方向。「『平反六四』的口號假設認同了現政權終有一天會『痛改前非』，這種傳統的觀念也許正是令中國政治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的確，在49年之後，中共史上的政治運動，往往將一批人扣上「帽子」，因應時勢，或稱為「反革命」，或稱為「黑五類」。「平反」的意思，很多時是「摘帽」，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新的政治需要下，舊皇帝的政敵得以「摘帽」，卻不代表國家邁向開明進步。
珉聰對此只感認同：「有些支聯會的口號，撫心自問，我也不願喊出來」有些說話，不料由「教協理事」講出來。「其實這些綱領，大家心知沒有市場，因為暴政種下的仇恨已然太深了。」珉聰如此分析：「但口號歸口號，支聯會和相關的平台，是不可或缺的。有本土派提出用不同方式，各自悼念，我非常尊重；但有些人將六四說成只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這就大大不可了。」
「愛國民主運動」中的「愛國」，在過去幾年常被批評為「強化中國人身份」。「無可否認的是，政府正強推一種官方的『愛國』，而支聯會提出的『愛國』，是與之相抗衡的。」張往回應：「有一種『愛國』，與自由價值的精神並不相違背。」田方澤更是簡單：「參加晚會的人更關心的是承傳記憶，倒不見得是為了身份認同。」
那麼，今時今日在校園談六四，有壓力嗎？珉聰只笑說：「紅線還未劃到這兒，能談便談吧，還不用怕。」這種態度，也是一種身教吧。比起個人觀點，三位老師現在更看重自己能做些什麼。看起來「願者上釣」的張往，今年會有個新嘗試，「這年試著約有興趣的畢業生參加晚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