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4日曾刊於明報世紀版
文：徐詠然（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陳敬慈（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編輯：林凱敏
病毒傳播無分國籍，本來就是常識。可惜，在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之下，排外這種將圈內人的純潔性、圈外人的侵略性視為二元對立的思想，極容易得到廣泛傳播和認同。這造成了疫症期間，將隔絕「武漢新型肺炎」與隔絕「中國（湖北／武漢）人」混為一談的集體情緒與行為。這種荒誕卻不難理解的現象，在歐美、亞洲、香港，甚至是中國湖北以外的省份都有出現。
2月初的香港醫護罷工，儘管獲得民間廣泛支持，但仍有來自社運界的疑慮，指工會訴求強調「全面封關」，忽略習慣中港跨境生活的基層需要，過度訴諸排外情緒，無視帶病者與種族的關係並不必然，有助長種族主義之嫌。本文希望分享一些對醫護罷工組織者與參與者的觀察：組織化的群眾運動，縱使難以與大眾情緒撇除關係，但民主的組織過程能重新定調抗爭，使參與者作出轉化。相比以往，工會的主導為運動帶來一定的進步性。
封關訴求 源自前線醫護
首先要認清的是，醫護罷工的訴求與行動，很大程度上是會員由下而上，向工會施加壓力而來。工會本身的路線，是群眾要求提高鬥爭強度的結果。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宣布發動罷工的發言，精準地點出了工會的處境：「我們工會其實在12月頭才正式面世，一眾理事當日匆匆成行，大家毫無經驗，所有事都是邊做邊學，本來想着可以慢慢向大家灌輸公民教育，想告訴大家：醫護人員並非不可以罷工。但沒有想過一場人禍，突然之間，如此快便要進行工業行動……」
因應前線會員的呼聲，工會在1月23日，緊急宣布一周後召開會員大會，動議發動罷工，抗議醫管局與政府抗疫不力。數天後（1月27日），工會對入會的人潮大感意外，為了向新會員發收據，還得把旺角、油麻地的收據簿全部買光。一眾理事應付突然忙亂起來的行政、傳媒工作之餘，仍要時刻審時度勢，不斷討論罷工以外的後備計劃。HAEA的五大訴求，一直隨着形勢、社會各界以及會員的回饋而調整，如後期便新增了「承諾絕不秋後算帳」的重要訴求。
在1月29日起短短5日間，多間醫院員工分別向醫管局發出公開信，最為團結的訴求就是「全面封關」。逾2000名九龍東、港島西及普通科醫護，要求「接納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建議，加強邊境管制防控，全面封閉所有接壤中國關口 ，只批准香港市民及持有效工作或升學簽證的內地人入境本港」；逾100名律敦治醫護，要求「全面關閉所有中國旅客入境通道」；威爾斯深切治療部及手術室醫護，要求「禁止所有內地旅客通過所有邊境管制站入境」。
面對質疑 工會態度開放
業界的訴求一致，同期外國亦陸續落實類似措施，不少醫學權威又強調源頭防疫的迫切性。工會認為，源頭防疫不成功的話，再多的防護裝備、設施都不能應付過度負荷的問題。因此，當時「全面封關」的訴求，自然成為醫護罷工五大訴求之首。
面對政府公開質疑「封關」有違世衛指引，有機會造成歧視，工會多番澄清封關訴求不止針對內地旅客，而是所有經由中國入境者，並不帶有歧視成分。工會在2月5日的〈罷工第三日總結〉再次重申對「全面封關」的定義：
1）本港永久居民經由中國內地進入香港境內，需要進行隔離令14日；
2）拒絕任何非香港永久居民，經中國內地進入香港；
3）容許日常生活物資及抗疫用品照常以運輸物流的方式進入香港，惟需加強檢驗有關運輸車輛司機及工人的健康狀况。
不過，同根社等基層新移民團體很快提出，非永久香港居民應該不能被禁止入境，因為沒有「三粒星」（永久居民身分）的香港身分證持有者也是香港居民。這包括了學生、持單程證者、有工作簽證但未住滿7年者，以及菲傭。據了解，起草聲明的工會成員對「本港居民」和「永久居民」之間區別的理解不是太透徹，但他們對這些建議都持接納和開放的態度。
合理化排外傾向？
不少團體覺得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下，提及較常往返內地者的權益無疑是「政治自殺」，因此只能私下表達不滿。然而，據我們了解，工會成員表示理解團體的憂慮之餘，也說其實一直都很歡迎民間團體主動邀約討論，為急忙發動的罷工「補位」。罷工第四日，工會發起的「社區健康教育講座」上，成員也有親身接觸來往中港生活的邊緣劏房戶，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處境。
事實上，以民主組織為基礎的工會，本身就很需要會員、民間團體的意見與聲援，才能推動議程，因此他們對公眾的意見抱持開放的態度。真正令部分社運人士質疑的，不一定是封關措施本身，而是論述上，醫護罷工「全面封關」的訴求，沒有對抗「香港人要與內地人割席」的說法，甚至合理化了當中的排外傾向，未能客觀地聚焦公共衛生的問題。
然而，在群眾對內地人的確存在普遍偏見，而從內地疫區來港求醫者，又再次「佐證」了「內地人搶資源」之說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問的是：沒有這場罷工運動，又會有什麼群眾運動出現？
相信很多人都忘了，2019年1月31日曾出現過一場聯署：人口政策關注組、新民主同盟、區議員鄺葆賢等逾50個團體及個人，要求政府減少一日150個單程證限額，以紓緩公院牀位使用率長期過100%、各項公共服務及資源「爆煲」的問題。有關聯署在3天內收集了逾1.2萬個簽名，2月18日亦有過千人參與「香港超負荷、醫療爆煲、削減單程證」遊行。
投放資源不足轉嫁中港矛盾
2019年2月的行動、論述方向皆由右翼本土派集會召集人界定，醫療問題的焦點，由政府投放的資源不足，被直接轉嫁至中港矛盾上。事實上，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2.8%，一般發達國家如英、美、法、日統統都比香港多2至3倍，有議員就曾公開指摘開支水平之低「相當羞恥」，可見問題根源並非新移民。然而，「新移民搶資源」的說法在醫護界有一定的支持。有出席這次遊行的公立醫院員工，表示不少病人操不純正廣東話，相信是新移民，容許持單程證人士來港，就等於罔顧港人權益。
可以想像，沒有新工會，醫護人員不會有足夠勇氣罷工，更沒有面向問題的根源——即醫管局與政府的政策——的直接工業行動。民間更易將責任推向個別內地來港人士，將輿論與民情帶向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影響力不足，又會強化業界與群眾的憤怒與無力感，讓排外本土派能藉疫症期間的恐慌與潛在傷亡，在醫護界再進一城，使主流運動愈走愈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