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詠然（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陳敬慈（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作者按：作者回望2月一場醫護由下而上的罷工行動，因訴求強調「全面封關」引來社運界質疑是過度訴諸排外情緒，有助長種族主義之嫌，希望分享一些對醫護罷工組織者與參與者的觀察：組織化的群眾運動，縱使難以與大眾情緒撇除關係，但民主的組織過程能重新定調抗爭，使參與者轉化。相比以往，工會的主導為運動帶來一定的進步性。
可以想像，沒有新工會，醫護人員不會夠勇氣罷工，民間情緒更易帶去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影響力不足，又會強化業界與群眾的憤怒與無力感，讓排外本土派能藉疫症期間的恐慌與潛在傷亡，在醫護界再進一城，使主流運動愈走愈右。
反觀HAEA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的領導層具有一定進步性，並沒有將議題拉向種族矛盾、身分政治的方向。工會提出了具體的訴求（尤其是罷工第4天，HAEA提出了11項仔細訴求，包括爭取指定型號及數量的防護裝備 ），也有聚焦的談判對象（即政權與醫管局）、清晰的計劃（談判對象回覆的期限、行動升級日程、參與罷工的方式等）。這種手段、目標與對象明確的集體行動模式，對實際上推動公共衛生與醫療界變革，至為重要。
過分強調政治正確 不利群眾運動開展
大社會本身一定有某些種族歧視情緒，但醫護工會運動是要將之重新理性化、組織化，調和民粹化的傾向，讓運動重回正軌，對準有權勢的資方與政權。回歸民主工會主義（democratic unionism）的框架，工運有兩大目的：
1）得到行業大多數會員的支持；
2）得到公眾的支持。
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訴求應是理性人所能同意的，一般都能避免由種族歧視主導的情况。
不過，民主的訴求不一定進步，進步的訴求也不一定民主，這是組織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就算工會領導者有多進步，若號召的行動沒有工人基礎，只能淪為邊緣的呼聲；反之，在一場群眾基礎足夠紮實的運動裏，早已滲透日常的性別、種族主義，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以2007年的紮鐵工人罷工為例，時任議員「長毛」梁國雄為鼓勵士氣，提着代表商會主席的布公仔，號召罷工工人「揸爆佢春袋」（將他的睾丸掐碎），行動不無性別主義成分。又例如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我們聽到一些分享，在前線抗爭的勇武派年輕女性，談起性別問題，會認為香港的男女已經平等，性騷擾的起源是女性的衣著不檢點；抗爭者又會嘲笑警員為「毅進仔」 ，語帶學歷歧視。
這是一場素人的運動，參與者不一定有社會科學的訓練，也沒有經歷過社會運動組織的洗禮，帶着是一般社會大眾的主流意識。工會運動的意義在於，可以透過組織化和未來的工會教育，提升會員的社會意識。但是這是長遠的工作，假如在運動的起點，過分強調政治正確，雖可以滿足知識分子浪漫化的想像，卻不利於群眾運動的開展。
作為長期觀察和參與社運組織的人，我們並不願意以一句「無傷大雅」，蓋過歧視用語本身能造成的傷害與分化，亦認為對主流的反思與批判很重要。但我們也不願意因為一句引起共鳴的口號，抹殺運動訴求本身所具備的進步意味。對於「全面封關」的訴求被指訴諸歧視情緒，我們的看法亦如是。
重奪運動主導權 轉化情緒排優次
公共衛生與醫療制度改革，需要大量公共資源及長遠規劃。若社會大眾誤以為排拒外來者，就能解決問題，將錯失推動真正變革的機會。因此，退一步來說，新工會運動即使政治並非完全正確，但卻是很少有的機會，令中左力量可以重新取得運動的主導權。機會一過，右翼民粹派又會回來，佔據壟斷地位。要取回運動的主導權，就無法不回應群眾情緒。組織者首先需要接受並適應這些現象。欲進而轉化之，就必須先努力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並對自身的議程排下優次。
以美國的左翼為例，2020年民主黨初選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代表民主社會主義左派，他不會高調譴責白人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對LGBT的議題也或者沒有自由派候選人般敏感。文化主義新左派強調政治正確的小眾身分政治，偏好支持LGBT候選人，經常對白人至上意識提出批評。然而，他們為個別選民的政治取態成熟程度，設下頗高的門檻，在彼此日常的溝通與理解並不充分的前提下，並不利於建立廣泛的工人階級團結。這變相將「未被啓蒙」的群眾，拱手推向特朗普的極右陣營。
一個較好的示範，可參考「師奶反送中」組織者黃彩鳳的做法：「具體來說，如何去做那個（坊間中港矛盾的對立的）融解呢？我們有一位殘障的師奶，他很討厭大陸人和新移民。那時有一個新移民來（街站）寫東西，這個師奶說自己本來很恨他們，但如果他們都有站出來，那又不同……其實沒有一個人天生就會有什麼政治立場或感受，但你只是否定他的話，就沒有話聊了。要熟悉那個人，有基礎之下才可以對話，否則就是一種對立……在共同之下，我也會強調有什麼差異被邊緣化了，例如殘疾、男師奶（男性家庭照顧者）。人們常常說：『你們媽媽要出動了！』我要不斷提，不是呀，我們還有男師奶！」
社區和職場的組織化和民主化，有利營造一個更理想的共同體。要爭取大多數的群眾力量，首先必須找到對方最切身面對的壓迫，建立信任與對話的空間，聆聽他們想法的由來，在日積月累的磨合裏，尊重差異，建立共識。如果一開始就否定群眾情緒，長遠將是對進步議程的打擊。
原文刊在明報世紀版（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