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紅亮、賈后明
【破土編者按】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於當地時間12日下午1時，揭曉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美國福利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S. Deaton）榮獲該獎項。福利經濟學是資本主義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神器，當社會不公醞釀危機時，趕緊以提高福利的方式，增加富人賦稅，提高底層生活質量以緩解危機。當世界經濟體系建立起來之後，第三世界國家還擔負起為發達國家提供福利資源的責任，發達國家由此轉嫁了國內的社會矛盾。然而，且不論福利經濟學能否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它真的能緩解資本主義分配不公的問題嗎？當資本家掠奪萬億，我們還能指望他們的善心來維持社會穩定嗎？其邏輯本身在經濟學領域也已經被證偽了。
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邊際生產力分配學說，來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分配進行辯護，而對現實中的分配問題不進行研究，把現實分配問題歸屬於充滿爭議而無法達成統一的價值判斷領域，即規範經濟學領域。福利經濟學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將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與原則運用於這一領域，但是否定價值判斷的福利經濟學也陷入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之中，走向了自己研究目標的反面。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與原則局限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下不可能開創有突破性的分配理論體系，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困境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配之困的表現。
1.西方主流經濟學決定了福利經濟學在分配認識上的片面性
福利經濟學所研究的福利概念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效用概念同樣是模糊與抽象的，使用模糊與抽象的概念只是為了掩蓋他們只關注現象而不願觸及社會關係的研究實質。如果人的生活改善或幸福度增加都是福利增加的表現，就不能僅僅從貨幣或物質財富的角度對「福利」加以概括。當福利經濟學將福利局限在經濟領域時，此時的「福利」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效用價值就沒有區別，增加福利就成了增加貨幣供給或實物供應，這反映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人的幸福目標追求的片面理解。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能力中心觀」（Capability Approach）的福利思想，就是要說明個人幸福的獲得不是物質或貨幣可以實現的，人的幸福不僅來源於經濟收入的提高，還有被尊重與自身價值的實現、權利平等和人的解放。但是，資本主義權力架構和社會體制下要實現人的平等與解放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社會裡，一切商品化和商品貨幣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將社會生活物質化，物質財富貨幣化，社會分配只是對貨幣流向的一種功能反映。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內的福利只能用貨幣進行度量，要獲得福利也不能沒有交換，這種福利又如何能體現人的自由與全面解放的需要呢?福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分配問題的認識片面性只能使其局限在狹隘的市場貨幣收入上轉圈子，根本沒有面對資本主義權力影響下的分配異化。
2.西方主流經濟學決定了福利經濟學分配手段的單一性
福利經濟學反對存量財富分配，也反對調整影響收入的權力架構，只肯定經濟發展形成的收入變化。福利經濟學雖然以整體福利提升為目標，但其手段卻是基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個人選擇與市場運作。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只有要素市場價格主導的收入分配機制，而對政府的二次分配和社會慈善等第三次分配都視而不見，認為這些分配手段是社會政治或倫理問題而不是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一樣，都是為了論證市場對收入分配的決定作用，從而說明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與自然性。但是，現實的市場根本不存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要求的完全自由競爭條件，市場是在現實社會權力結構中運行的。
當現實社會的權力結構與市場相結合時，權力借助市場，把權力與市場相融合，因此市場分配不公正處處可見，市場分配強化了市場權力的結構和分配形態，越來越拉大了分配差距。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講的市場效率在現實社會中只剩下了理論假設的價值，由於市場引起的社會分配差距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社會衝突成本最終必將導致市場效率的喪失。西方主流經濟學不關注社會關係，包括社會分配中的人與人關係，只將分配作為資源市場配置的結果來看待，市場成了唯一的分配手段，反映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分配研究上為資產階級辯護的立場局限和方法局限。西方主流經濟學不研究非市場化和非權力化的分配模式，而國家福利和社會慈善組織提供的福利都是非市場化的分配模式，這些分配模式如果也採用市場模式，只能增加這種人為市場的運行成本，最終不能與分配要體現的公平目標相對應。
3.福利經濟學分配之困使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神話」破滅
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市場在社會分配中的核心地位，認為市場分配是有效率的，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市場實現了各方的利益，體現了要素邊際生產力貢獻。因此，市場可以解決的應該盡量讓市場來做，沒有市場的也要創造市場讓市場來做，市場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萬能工具。在這種分配理論下，雖然有人提出政府和社會要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成為西方社會分配主導思想的情況下，西方主流社會總是以市場可以最終有效率解決而對此進行否決。而對從倫理角度確實需要社會給予救濟的弱勢群體，也是反复地用市場方法來說明這種救濟對於市場效率的破壞，或者是這種分配過程中沒有市場化而帶來的浪費和無效率。總之，依賴市場進行分配，神化市場作用和市場分配的效率性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神話」在分配問題上的表現。但是，西方社會的分配實踐和歷史說明，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的社會分配倒Ｕ曲線並不是市場自發形成的，而是西方社會中無產階級長期政治與經濟鬥爭的產物，是國家和社會再分配的結果。因此，忽視社會的歷史演進和階級群體的分配鬥爭，只能使福利經濟學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現實分配體制辯護的工具，社會分配差距和由此引發的分配鬥爭必將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神話最終破滅，也使人們認清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