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物流，扼住資本主義的喉嚨！
文／Charmaine Chua 譯／梁國偉
破土編者按：資本通過地理轉移，將生產的地點轉移到全球邊緣地帶，發達國家的資本逐漸離開了工業生產，因此100年前那樣的大罷工現在已經很難復活。然而，物流業和供應鏈管理的革命性發展已經將資本的注意力從生產地點轉移到了流通地點。商品在供應鏈中集中的某些關鍵地點，正是資本的咽喉點，它們或許不僅賦予了罷工和抗議象徵性地表達反抗的可能性，也通過讓資本主義的流轉陷入癱瘓，帶來了在物質上表達反抗的可能性。通過奪取原材料、能源和食品供應流通的咽喉點，掌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破壞行動使得供應鏈中的工人和公眾得以讓資本對其吸納和馴服的勞工負責。本文由梁國偉譯自《Logistics, Capitalist Circulation, Chokepoints》 。
我們必須學會對我們的本地文明踐行一種體系性的不忠，無論是為了理解它，還是為了公正地與形成於別處他者互動。
—— 保羅·吉爾羅伊，《帝國之後》
三周之前，示威者和行動家們對一艘以色列貨船發動了歷史上最長、最成功的碼頭封鎖： 八月六日，來自「為加沙封鎖船隻」的組織者們帶領兩千到三千的抗議者喧囂地向著奧克蘭港口行進。 之後的八月十七、十八和十九日，當來自以色列的以星航運公司的 Piraeus 號集裝箱船試圖在美國海岸卸貨時，行動家們在港口的出口圍起了罷工線。碼頭上的工人延續了「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的激進政治傳統，回應了罷工警戒並兩次都拒絕卸貨。以星 Piraeus號無能為力地在碼頭停留了四天。然後，在連一個集裝箱都沒能卸下的情況下，掉頭返回了出發的地方。從此，「為加沙封鎖船隻」的運動橫掃了美國西海岸，在洛杉磯、長灘、西雅圖和塔科馬都孕育了相似的封鎖以星航運公司的活動。
這些行動早有類似的先例。長期以來，碼頭封鎖都在抗議各種權力政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是抵制1983年南非種族隔離、1991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和2007年辛巴威的穆加貝（Mugabe）政府的策略之一。 2011年十一月2日，當佔領運動全面展開的時候，碼頭工人以及大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內地的抗議者一起封鎖了奧克蘭碼頭。過去的兩年裡，類似的大規模碼頭封鎖和罷工在香港、智利、馬賽、德班、卡拉奇以及蘇科納（Sokhna）不斷上演，這些行動一般都不是出於工人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響其他遙遠的地方的抗爭。通過對世界各地的勞動大軍進行協調，這些團結運動不僅在地裡分佈上是跨國的，而且也提出了全球正義得訴求。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幕幕的源於普通民眾，但卻可以讓經濟陷入停頓的群眾抗議呢？ 對於資本生產和流通的關係，以及更重要的資本被阻斷的可能性而言，這些抗爭的全球維度又說明了什麼呢？他們代表了團結一致的全球計畫呢，還只是自發的、分散的抗議？
表面上，這些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似乎指向了舊式工人抗爭的復活：通過掌握生產工具來創建一個由工人管理和組織的社會。但是，不同於工廠或農場，這些地方充滿了勞動力以及相伴隨的基於人數的絕對力量所帶來的希望——潛在的力量； 現在集裝箱化的碼頭已經把曾經極度依賴的工人遣散了。 自從20世紀70年代，物流業和供應鏈管理的革命性發展已經將資本的注意力從生產地點轉移到了流通地點：由於不能再在工廠製造中通過機械化和節約勞動力成本的技術獲取大量利潤，很多公司開始實驗提高商品全球流通的速度和效率。這就帶來了物流業的興起：在國際空間中對倉儲、分配以及服務和商品的運輸進行協調的複雜網路的管理。
在運輸業去規管化及其相伴的公司競爭和合併潮的加速推動下，大宗商品的集裝箱化使一個工人就可以完成過去一支軍隊的工作量。生產技術的創新，例如彈性化生產、需求驅動型製造、混合模型生產以及倉促和物流系統的的精益化組織保證了將生產中斷的風險通過限制日常開支、在物流體系中建立「容錯」機制、以及以更快的速度來收集和分配商品的需求和供應資料來降低。總之，物流工人 正在規劃和協調國際範圍內的物流，所以國際供應鏈之下的工人也處於對立的位置，從而提高獲取稀缺職位的競爭力，降低工資，趁勢利用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的工資差額。這些貨物的流通是如此的巨量，世界上90%以上的貿易額都是通過航運業巨大的集裝箱船和油輪來遠渡重洋的。 如果這一資料還不足驚愕，那麼看下這則趣事：把在美國西海岸捕獲的鮮魚運送到中國，在中國工人去骨和切片後再運回美國的成本，要比使用勞工條例規管下的美國工人還便宜。
或許這一物流業的故事對於我們當中那些在城市工作，日常生活都處於如毛細管式的管理和加工之下的人們是很熟悉的：我們在工作日中經歷的官僚和行政控制。畢竟，正如一名記者在收到一保溫杯從明尼阿波利斯連夜快遞到華盛頓特區的熱咖啡後所震驚到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成為了「物流業的景觀」。正如Alberto Toscano在《物流業及其對立者》的文章中所精彩呈現的，物流管理對一座城市非常關鍵：「大都市已經把強化和擴張供應線當成了前提條件，物流變成了大都市最關心的事，最重要的產品，及其權力的決定因素。」正如Deborah Cowen在《物流的致命生命》 中解釋的[見灰中對這本書的提要：《國家和資本「安全」了，那物流工人呢？》]，我們也必須牢記，物流革命不僅代表了貨物從生產地點到消費地點的加速轉移。 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場關於利潤最大化的空間流通革命，一場從只著眼於思考如何管理個體組件到重視物流體系的整體功能的轉變。
隨著「整合式分配管理」 （integrate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的興起， 物流業已經從原先只對分配過程中的各個離散部分做最低成本分析，轉型成了通過流通體系來增加價值的科學。 換句話說，流通已經變成了生產過程的一部分。當今的物流網路已不再是樹狀的，而是如毛細血管般的糾纏在一起，在水路、鐵路、公路和倉庫之間蜿蜒前行，遍佈世界。作為一種新的技術統治模型，物流化的生活已經使政府的中心任務變成了管理金錢與商品流通的日常運轉。人們越來越難以想像，在當今這樣一個把物流的暢通無阻當做首要任務的世界，100年前那樣的大罷工還可以復活。 如果一個人被排除出了生產領域，任由資本的洪流拍打，他或她如何才能在審慎思考後，為了抗議而決絕勞動呢？
隨著資本經過重組，逐漸離開了工業生產，全世界被逐出車間的工人們現在湧上了街頭，通過參與起義、罷工、封鎖和暴亂來表達對現狀的不滿。但是如果這些抗爭本身似乎是零散地分佈在全球範圍內的話，我們也要記得，儘管物流行業曾經從根本上重構了資本主義的積累，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是分散的： 它曾經是經濟計算的一種形式，從而在總體上管理整個體系的資本流轉；也是一系列協作而又分散的規則、計算方法、以及使得物體或物流可控的技術流程。如果把曾經消損了民主能量並阻礙了集體行動的全球供應鏈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散的實體，那麼，問題來了：供應鏈的咽喉點是什麼呢？關注資本流動的物質形式，以及關注在商業資本凝結的地點破壞其大規模聚集的可能性，或者摧毀其聚集的途徑意味著什麼呢？換句話說，在物流化的世界裡，那些力量被明顯削弱了的人們，如何才能重新扼住資本的咽喉呢？
咽喉點 —— 即商品在供應鏈某些關鍵地點的集中 —— 或許不僅賦予了罷工和抗議象徵性地表達反抗的可能性，也通過讓資本主義的流轉陷入癱瘓，帶來了在物質上表達反抗的可能性。 正如Mazen Labban 指出的：「最近有關資本主義金融化的論文表明了一種從投資於物質增長到投資於金融管道的轉變。」關於「一切都在金融化」的論斷 —— 金融資本已經成為價值積累的特權領域 —— 使很多人覺得，他們正越來越被排除在勞動過程之外。這樣，佔領和封鎖資本主義流轉的咽喉點就成了唯一一種可以讓某些人 —— 包括失業者、低工資者和非固定的勞動力——感到他們可以參與反抗不平等的鬥爭的途徑。Jasper Bernes 在一篇非常優秀的論文《物流、反物流與共產主義事業》[見土撥鼠對這篇文章的提要：《物流、反物流、共產主義——〈章節附註〉系列之三》（待發表）] 中指出，我們唯一能想像的干預晚期資本主義流轉邏輯的方法就是成立一個「反物流的綱領」（counterlogistical project）：
總之，對流轉領域的干涉同時也是對生產領域的干涉。對流轉領域的干涉並沒有像干涉生產領域那樣奪取生產工具，甚至現在還不確定這樣做在大部分地區能否行得通，因為生產已經被限制在除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外別無用處的邊緣或次級項目上。
通過讓我們想像「反物流的物流」，Bernes 的反物流計畫將封鎖看作是利用該行業的咽喉點的機會，從而讓封鎖者「瞭解自身在資本流動中得位置」。一方面，在全球北方和工業化城市，生產正在變得越來越無法接觸；佔領資本的咽喉點可以看做是對資本主義再生產和流轉的中斷。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憧憬，這些破壞的劇集不單是破壞性的，還可以被當做一種「道德規範」，從而為共產化和社區再生產其他的可能性 —— 在這些地方資本主義積累導致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外。 這就是為什麼在「封鎖船隻」的行動家們的諸多目標中，人們要「阻止資本的流動」，從而「向世界展示我們再也不會容忍人們與以色列保持習慣性的往來」。
既然世界範圍內如此多的抗爭都通過社交媒體的曝光找到了表達管道和力量，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些群眾抗爭不僅象徵性地打斷了處於管控之下的資本主義積累的空間—— 例如，祖科蒂公園 (Zucotti Park) 的露營帳篷或者郊區購物中心的土著轉圈舞 —— 而且也涉及到了物質利益： 封鎖造成了資本從一個地方轉往另一個地方的運動的停止。由於資本流通網路的無處不在，奪取資本的咽喉點可以對那些利潤生產嚴重依賴精確控制物流系統的公司產生廣泛的影響 —— 況且物流系統本身就是脆弱和易碎的。更重要的是，相比於工廠或農場，華爾街和證券交易所是更為顯著和強大的標誌，因此，在這些地方封鎖資本的流動，可以使我們更全面地掌握資本的全球性和空間分佈的不平衡性。
總之，資本只有通過地理轉移，將生產的地點轉移到全球邊緣地帶，它的金融積累才能在核心地帶成長繁榮。通過榨取種植園、工廠或油田辛苦勞作的工人的價值， 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剝削工資差額，在諸如紐約、新加坡和倫敦的國際大都市積累利潤的同時，在其他地方不平衡地分配財富。 「一切都金融化」或許會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繼續前行。但是資本家仍然需要吃東西、消費產品、購買石油期貨、和穿衣服，而這些東西都來大洋彼岸遙遠的生產地點。中斷物流的周轉，可以打破迷思，讓人們知道這些周轉過程並不是沒有經歷摩擦、暴力和反抗。通過奪取原材料、能源和食品供應流通的咽喉點，掌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破壞行動使得供應鏈中的工人和公眾得以讓資本對其吸納和馴服的勞工負責。 儘管工會和在生產地點參與大罷工的組織化工人的力量在減弱，廣泛分佈的一無所有者的抗爭，仍然通過一起參與抗爭，反對流通過程的暴力，而建立了聯繫。全新樣式的政治權力正在浮出水面，它以舊的工人抗爭的形式出現，但又富有新意：他們的激進主義不是來自因為屬於某一特定工人階級的抗爭而產生的自信，而是因為完全的無所歸依。這一情況正是如下事實的寫照：越來越多的行動家們已經將本地的抗爭與遙遠的大洋彼岸的其他抗爭結合起來。甚至在最近幾周，這種團結已經通過「為加沙封鎖船隻」；通過UPS（聯合包裹服務公司）工人喊出「舉起手，不發貨」，拒絕為密蘇裡員警部門運送印有黑人肖像的射擊靶子；通過封鎖「拱心石XL輸油管道」（Keystone XL pipeline）的土著運動，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 在世界各地，在全球團結的名義之下，為了彰顯抗爭的聯合統一，各種運動已經開始肩並肩一起行動，開始關注佔領資本主義流通的咽喉點的功能和重要性。混亂在於封鎖。注意到這點或許會有助於勞資關係的學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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