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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在中國,死左都冇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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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港珠澳大橋主橋的兩座人工島,因為防波堤的狀況難以解釋,而觸發大量新聞。這可算是大橋主橋自2009年12月動工以來,首次引起港人注意。

又要第 N 次介紹番︰其實港珠澳大橋分成四部分︰一是香港口岸人工島、香港接線與相關工程,二是珠海口岸,三是澳門口岸(和珠海口岸共用一個人工島),第四是連接三地的大橋主橋。大橋主橋由三地政府組成大橋管理局管理,實即中國政府渣庄,香港人夾錢。香港人夾的錢也唔少,2009年注資67.5億人仔(90億港幣),另外負擔220億人仔貸款的近半比例,再加上利息,還有超支。

亦即是說︰港珠澳大橋如果是香港人的惡夢,咁惡夢永遠仲有一個我地完全唔知情的部分——大橋主橋與珠澳口岸。例如去年12月,廣東省發改委就大橋收費在珠海召開聽證會,會上已說明,大橋主橋的長短期利息高達236.5億元人仔(冇錯,呢啲資料係唔會拎去立法會的),一旦車流未如人意,隨時連釘亦還唔起……

沿著「大橋主橋」這個資訊黑洞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原來超支 與財務風險 double,工程質素擔憂 double,連工傷亦是 double——被香港網民稱為「奈何橋」的港珠澳,原來除了香港接線與香港口岸人工島工程因工身故的10人外,大橋主橋尚有另外9名工人身故。除此,我們亦注意到珠海口岸工程,在2016年8月24日深夜11點幾,有1名工人遇難。10+9+1 = 20……

上述大橋主橋的工傷情況,直至4月4日,運房局才首次書面承認,但仍然語焉不詳。而這些遇難事件,不論網絡還是 wisenews 新聞搜尋,竟然完全沒有任何消息或新聞。

財委會未來有兩項撥款與港珠澳有關,其中一項是路政署3個職位的延長與保留,已開始審議,下週五會續審;另一項大橋主橋超支,相信亦會於夏天前交上會議。

面對這項永遠沒有真正「埋單」的一天的中港千億基建,我會進一步追問當中的資訊黑洞,為公共財政把關之餘,亦希望港人能有機會知道更多真相,大家請密切留意。

資料︰
立法會ESC109/17-18(01)號文件
關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工程(Ⅰ標段)「8.24」坍塌溺水事故調查結論的公告


梁寶龍:集體談判權與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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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工黨成員梁寶龍

何謂集體談判權

國際勞工組織第九十八號公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公約》指出集體談判的基本性質,即是以「集體協議用來約束就業條件和其他就業條款」,但該公約没有為集體談判權寫下定義。

而第九十一號公約《集體協議建議書》,將集體協議定義為「有關勞動與就業條件的書面協議,其締約雙方:一方為一名僱主,一個僱主團體或一個或幾個僱主組織;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組織,或在沒有此類組織的情況下,由有關勞動者根據本國法律或條例正式選出並委任的代表。」

建議書第三條進一步指出,集體協議對簽署各方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約束力,而與集體協議相違背的僱傭合約中的有關規定應視為無效,並應自動由集體協議中的有關規定所取代。然而,僱傭合約中對工人更為有利的條款,不應視為與集體協議抵觸。[1]

集體談判權的國際立法

英國工業革命為資本家帶來巨大財富,工人階層得來的是貧困,甚至失去健康,於是組織起來以罷工進行抗爭,迫使資方簽下協議,政府却藉自由競爭之名不承認這些協議,更認為工會是非法組織。

到了1871年,英國頒佈世界上第一部《工會法》,明確表示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1875年又頒佈《企業主與工人法》,將勞資關係界定為平等,在這基礎上允許工人團體與僱主簽訂集協議。[2]

而1845年德國制訂《普魯士工商業管理條例》第一三四條規定:確定勞資可以自由制訂相互關係協議。在法例容許下,1872年德國書籍印刷勞資雙方簽訂第一個集體協議,1899年建造業工人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冶業工人接着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總共簽訂了3,000份工資協議,1913年增至13.5萬份,適用於21.8萬間企業,覆蓋200萬工人。[3]

到了二十世初,新西蘭、奧地利、荷蘭、德國、法國、芬蘭、瑞士和美國也為集體談判權立法。1904年新西蘭頒佈了較規範的集體協議法。[4]

1918年德國頒佈《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和勞動爭議仲裁法》,對集體談判作出詳細的規定,集體談判開始走向制度化。1921年4月進一步頒佈《勞動協約法(草案)》。早於1907年已簽訂的協議共有5,324份,適用於111,050間工廠,覆蓋90萬工人。1910年簽訂的協議達8,293份,適用於173,727間工廠,覆蓋人136萬工人。[5]

二戰後各先進國家的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普遍得到承認,香港的工會紛紛復會進行活動,部份雖與資方簽下集協議,但爭取集體談判權仍未擺上枱面。

集體談判的形式

歐洲多國決定工資的金額是依賴集體談判,而集體談判從層面上來看可分為三種:一是企業級談判,如英國主要由資方單方面決工資多少,工人處於被動地位,香港大部部企業都如此;二是行業級談判,如德國工會組織統一而集中,會在行業中進行集體談判,香港建築業各工種亦採用這模式,可見工會雖不統一仍可進行,並非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所說,工會多不能進行集體談判;三是國家級談判,主要是北歐挪威、瑞典等國,人口少,工會組織發達,集中程度高,自治能力強,工資可由中央級來談判決定基本協議,然後由基層談判確定框架。[6]

為何要罷工

理論上集體談判可化解勞資矛盾,避免罷工的發生,但工會在運作集體談判權時,仍要面對資強勞弱的壓力,所以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不應放棄使用罷工這一武器。

罷工是一種公開向強勢資方權威挑戰的集體行動,以整體性的意識形態,統一的目標,團結和集體認同為基礎,用直接的破壞性行動來對抗資,表示對原有制度不滿。

1971年德國制訂罷工法律原則:1)採取工業行動是必須是不得已的方法;2)工業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達成集體協議是合法的;3)應盡量使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勞資糾紛 -- 即是進行集體談判期問可以用罷工向資方施壓。[7]

所以德國工人會於集體談判期間採取短時間的警示式罷工,來向資方發出警告。德國人認為集體談判不是集體乞求,所以會於集體談判間期以罷工向資方施壓。無論是否擁有集體談判權,工人都是處於弱勢的,資方的強勢不減,只有把工人團結成一股潛在巨大力量,隨時可以發動罷工,才能對抗資方的強勢。

[1]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76-186頁。
[2]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北京:科學,2016),第38頁。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北京:中國政治大學,2016),第066-067頁。
[3]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47-068頁。
[4]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第38頁。
[5]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69頁。
[6]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04頁。
[7]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147頁。

運輸署准巴士公司設特別更 工會批低薪長工時致疲勞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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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近月發生多宗交通事故,巴士司機的權益受到各界關注。巴士業職工會聯盟指出,車長行車時間過長、站頭休息設施不足等問題,導致車長疲勞駕駛,需要巴士公司及運輸署正視。

新巴城巴擬增「特別更」

工會一直爭取12小時最高工時,及將底薪調至每月17,089元的職業司機平均數。聯盟總幹事曾昭文指,運輸署拒絕設立《薪酬指引》,更在沒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同意巴士公司新增長達14小時的「特別更」,但不會監管其比例。

聯盟副主席、城巴有限公司職工會秘書林乃華擔心,新指引超過聯盟建議每日不多於12小時的工作時數,對於新巴及城巴打算在今年底增加10%至15%特別更,他表示聯盟會堅持爭取各巴士公司接納聯盟建議,並且要求加入《車長工作指引》。

九巴調查指車長欲工作10小時以上 李卓人:假民主

對於早前九巴發表車長工作意向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希望每日工作多於10小時以上。九巴員工協會副理事長郭偉光批評,問卷結果將長工時問題合理化。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質疑,九巴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是「假民主」,填寫問題的車長需用實名遞交問卷,問卷中又只問及車長期望的工作時數,他解釋大多數受訪車長考慮到現時薪酬水平低下,固然想增加工作時數。

11.18.44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

車長用膳及休息安排不人道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九巴員工協會理事長施民偉表示,車長的食飯及休息時間並不固定,「早上9點半前食午餐」,形容做法極不人道,故公會建議「用膳時間不早於早上9時,及不遲於晚上10時半」,並將其納入工作指引。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副主席、新巴公司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指,新巴在沒有與工會及員工溝通下,在繁忙時間減少車長駕駛巴士的行車時間,曾要求半小時內由山頂到達交易廣場總站,途中須經過急彎,他認為公司並沒有顧及前線車長及乘客安全。此外,他批評站頭「員工休息室太細,伙記連食飯都很難」,車長只有半小時休息時間,「都唔知去邊」。他指曾向運輸署反映,不過運輸署回覆指其監管範圍並不包括修改行車時間事宜,他批評運輸署坐視不理。

11.19.12
新巴公司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中)

記者:麥學華

外判清潔工時薪僅$34.6 多最低工資1亳 團體促訂生活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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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幹事羅倆珊、關注生活工資聯盟項目統籌胡穗珊、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清潔工人職工會幹事梁芷茵

(獨媒特約報導)關注生活工資聯盟調查發現,政府外判清潔工的平均時薪只有34.6元,即只比法定最低工資多1亳子。聯盟指出結果反映政府於2016年起將工資納入外判計分制,完全無助改善工資水平,因此建議於標書訂立符合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下限,長遠而言取消外判制。

6成5工人指月薪1萬方夠生活

聯盟訪問了102名食環署、康文署及房屋署外判清潔工人,平均月薪為8,640.6元,平均每天工作8小時;而不論是月薪或時薪制的工人,平均工資也只有每小時34.6元。66%受訪者表示,現時工資不足夠或嚴重不足夠生活,而有65%認為應將工資訂於每月1萬或以上,才足以生活。有89%表示贊成或十分贊成取消外判制度。

工資只佔外判計分制少於5%

聯盟項目統籌胡穗珊指出,清潔工的市場平均工資是9,043元,但政府外判清潔工只有8,640.6元,比在職家庭津貼1人家庭的9,000元入息上限還要低。胡指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2016年提出,政府部門外判非技術工種時要將工資及工時納入計分制,但事實上工資只佔整體評分的2.25%至4.8%,價格則佔70%,比例懸殊,以致結果仍是「價低者得」。胡又指,各投標者「好有默契」地將工資貼近最低工資水平,無論招標結果如何,工人薪金都不會有明顯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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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調查結果又顯示,99%受訪清潔工沒有有薪休息時間,82%每日只有30分鐘用膳時間,而90%人的用膳時間是無薪的。聯盟認為,清潔工作需要大量體力,缺乏休息時間影響職業安全,在惡劣天氣下更沒有保障。此外,47%受訪清潔工已擔任外判工人5年或以上,但有人因轉合約而失去累積年資,及有薪勞工假等。

羅致光拒團體要求 李卓人:政府只懂「鬥衰」

聯盟及其他十多個工會及團體,於4月11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會面,提交有關改革外判制度的建議書。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指,羅致光只同意規定每兩年向工人發放約滿酬金,但對於設立生活工資水平,及大幅增加評分制中的工資比例,羅都表示拒絕。李卓人引述羅致光在會上稱「政府不能做得更好,否則會影響其他由公帑支付的服務」,李直斥是荒謬,質疑坐擁千億盈餘的政府為何要「鬥衰」,而不願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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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與藝術家程展緯合作,在九龍塘港鐵站外的垃圾筒進行「一支煙時間民調」,將煙灰兜分成「贊成」和「反對」兩邊,邀請煙民用煙頭就設立生活工資表態。

記者:劉軒

勞動節邊緣勞工齊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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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勞工

今日,國際勞動節的前夕,我們一班來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和清潔工人職工會的工友,來到政府總部,要求改善邊緣勞工處境及法例保障。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界定,「邊緣勞工」是指那些並不能與正規工人同樣受保障的工人,包括兼職工及零散工不受勞工法例保障、外判工得不到與正規勞工同等對待等。

零散工︰

由政府的鼓勵,婦女從事的工作越來越多零散化,但勞工法例中,規定要有連續性僱傭關係,才受到勞工法例的保障,即是工人要為同一僱主連續4個星期,每個星期都有最少18小時(簡稱418)。如要有假期津貼,在符合418之後還要連續工作3個月後才有資格。現時,香港的零散就業模式成為趨勢,據統計資料,在私營公司的零散工已超過15萬人,相信實質數字遠超於此。

勞工處曾經於2013年提出過修訂勞法,但因勞顧會意見不一致,政府便放棄進一步對零散工提供保障。

零散工不單無病假、勞工假、無年假、無福利。雖然普遍零散工工資略高過最低工資水平,但在生活參與和社區關係上處於邊緣,例如工作不穩定,工時浮動、工作地區也會變動,有些公司對零散工作為二等勞,制度和待遇都比全職工差別,這些都造成工人生活的不安全感。

政府曾提出4個修訂勞法的方案,包括由418改為472(連續4星期合共72小時),但並沒有按比例的計算福利。

在這裏我們要求政府盡快重啟勞工法例修訂,以按比例制度為零散工提供保障。

外判工︰

政府將清潔服務外判,為政府部門節省29%的開支,但有調查顯示,清潔工8成以上清潔工人都只是領取最低工資的水平。但本會調查所得,除了年長清潔工友之外,其他全職的中年清潔工人超過一半會再找兼職的工作,才能養家。如少數族裔工友更有做兩份清潔工。所以話,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外判僱主,帶頭製造在職貧窮。

外判制下,工人都只領取最低工資,而政府的計分制中,工資的分數比例非常低,以至無誘因令僱主去提昇工資。在外判制的價低者得政策下,這幾年的中標金額,追不上同期最低工資的升幅,結果工人連基本的工具用品都不足夠。更嚴重是人手減少,工人工作量增加,沒有投訴機制,因為政府的監管外判,只會對幾項行政進行扣分,包括,工人無簽合約、不供強積金...等。反而工具不足、人手不夠、甚至被工人告上法庭判違反勞法、也不被扣分。

沒有阻嚇力的監管,外判制對工人的不公道最嚴重。我們要求政府在外判制度推行生活工資、及修訂外判監察的扣分制、加強罰則、及規定人手、及設備。

政府坐擁千億盈餘,但「在職貧窮」人口卻在增加,即工人辛勤工作,卻處於保障邊緣、權益被漠視。

最後,總結今日我們的訴求︰

  1. 修訂勞工法例保障零散工,要求按比例給予零散工勞法應有的假期等。
  2. 在外判制內實行生活工資
  3. 加強監管外判制,外判應有人手比例的規則,如參考社區人口、人流等,及監察設備工具、人手比例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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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反剝削、反外判、反私有化、爭取全民退保、反專制,打倒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

帕莎 社會主義行動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志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僱。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僱。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合約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制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制。當僱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僱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制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僱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僱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反外判、反私有化、爭取全民退保、反專制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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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鉚臺/ 左仁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高工時、被虐待、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僱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僱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僱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僱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僱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僱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僱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僱主解僱,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繫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侵犯、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後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裡。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僱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制,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累累。這不是奴隸制又是什麼?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制」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制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僱。我們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僱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托兒、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制」。

香港工人的惡夢,何時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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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5月1日,美國工人走上街頭,高呼人不是機器,不做工作奴隸,及要求落實「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隨心所欲」。時至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首條勞工公約,便是有關工時的規管。130多年過去,2018年的香港工人,仍然被迫在長工時的旋渦中苦苦掙扎,標準工時,為何還是遙不可及?

香港長工時問題嚴重,一向惡名遠播,一項國際調查發現,香港是全球最長工時十大城市之首,平均每周工作50.11小時,相較第二位墨西哥城及第三位孟買高出6小時有多。

現實情況比這數字殘酷得多,以保安員為例,每周工作72小時幾成行業慣例,安老院舍每周平均要做66小時,運輸及速遞行業,每周60小時,其他較長工時行業包括飲食、零售等等。

長工時行業遍佈社會不同階層,除了基層工種,也包括一些專業工種,例如會計、醫護人員、金融及教師等,均是「有返工、無收工」、「有日無夜」地工作。統計處資料顯示,本港超長工時僱員人數高達72萬,另外約57萬僱員需無償加班工作,平均每周5小時係完全「白做」。

持續長時間工作,相較正常人,患上冠心病、中風的機會會大大增加。新聞不斷傳出工人在職場猝死的個案,其實可能因工作過勞導致,但現時法例沒有任何監管。在一些行業,長工時亦是導致工傷及職業意外的罪魁禍首。以往便經常發生職業司機因長時間駕駛,而產生交通傷亡事故。

父母長時間在外工作,亦令子女得不到關懷和照顧。從不少學童自殺個案反映,父母長時間工作,跟子女缺乏溝通機會,根本完全不了解子女的苦惱,令他們有事時變得孤立無援。

有些人誤解,以為規管工時一定會影響競爭力。但有不少研究指出,每周工時太長,只會令生產力和效率持續下降,而且長工時亦是員工選擇轉工、公司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說到底,人,活著不是為了工作,我們不應因為份工而犧牲了家庭和健康,更不應因為份工而被剝奪追求幸福的權利。全世界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實施了標準工時,標準工時絕對不是什麼洪水猛獸,而是我們社會制衡市場力量的一項合理保障。

發源於130多年前的標準工時,到今時今日,對於香港工人來說,還只是一個未圓的夢,面對一個個倒下來的工人,一個個被拆散的家庭,這個冷血的政府還要我們等到幾時?


五一勞動節2500人上街 「忍夠」高工時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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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今日是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動員約33個工人組織參與,反對「低工資、高工時、散工化」,爭取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訂立集體談判權、設立外判工人生活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等。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遊行人次達2,500人,超出預期中的1,000人,感到意外。遊行隊伍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集會,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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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吳敏兒指,現時的庫房水浸,但工人退休生活並沒有保障,「搵極都唔夠退休。」她指責林鄭沒有負上改善工人權益的責任,「有啲工人做到死,但死都要照做,因為工人工資低,工人選擇高工時工作,才能養家」,導致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沒有時間與家人團聚。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指,長工時令家庭破滅,「長工時令人們組織家庭難,根本無時間建立家庭,年青人無時間拍拖」。他又指出,外傭工資低,更要支付萬多元中介費,政府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至65歲但又削減公積金,加上高教界裁員等事件,可見剝削在各行各業都會發生,要求廢除散工、合約制,指勝利屬於肯抗爭的人民。他又批評現時還未有集體談判權,認為是打壓工人抗爭,沒有保障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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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擬取消強積金對沖,但吳敏兒指政府稱會補貼僱主12年,是嚴重傾斜商界,「工人退休生活坎坷時,又有誰來補貼他們?」

已退休、現年61歲的黃先生參與遊行,指自己退休時約十多萬強積金被僱主對沖,希望社會勞動階層能成功爭取取消對沖,他認為政府打算補貼商界是「官商勾結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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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公司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要求巴士公司減工時及加底薪,他又指運輸署容許車長14小時工作,是永續疲勞駕駛的主因,「返到去都見唔到屋企人,缺乏家庭生活」。

新巴職工會理事李尚沛指,他從事車長20年,面對人手短缺,一般車長要工作12小時,亦有特別更要求車長工作14小時,除了身心感到疲憊,更令他們陪伴家人時間大減。他指家人抱怨與他相處時間短,自己亦感到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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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半職導師項志銘不獲續約,他指責「垃圾高層」為了節省營運經費, 將有20多年年資的教師開除,「理大校方以不續約方式實際是解僱有經驗導師,開源節流,以為自己好有道理,其實做法可恥、埋沒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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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發言人、擔任餐廳侍應7年的李先生指,餐飲業人士每星期工作達55至58小時不等,而且很多同工出現脊椎毛病,僱主不會出補償。他以死囚打扮參與遊行,指長工時如同被枷鎖困住。

從事紮鐵20多年的李國欽指,每天工作最少8小時,休息時間並不足夠,而且大熱天時沒有適切的空間休息,很多時候會中暑。他指「外判問題嚴重,判上判剝削工人薪金,付出不成正比」,而且紮鐵工作危險,經常出現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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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發言人Sringatin指,家務勞工的長工時需要社會各界正視,同時要願要求外傭每月薪金調整至每月5,800元,另外給予2,800元伙食津貼。

記者:麥學華

如何面對黨內不同意見,殷鑒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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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街工,或是香港民主派政黨,最近因為不同聲音而發生的事件,大家都脫離不了傳統中國思維,或是國共的鬥爭觀。這無助於香港走向民主憲政政治的條件。
國人喜歡用二元論的方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方式看黨內不同意見存在,不同意見競爭的問題,這是孫文中華革命黨,蔣介石國民黨名共產黨的思考方式,是變態的,不說程序公義的,不合人性的。而且,而不是一個黨可容納多個光諳的思維,對於香港未來的民主建設是有難度的。 例如說,有不同意見在黨內存在,並競爭,即使少數派會拿到一定的權力,但是因為多元性及程序公義,沒有可能把他們都革除。
國人喜歡視所謂的路線分歧,為黨內任死我活的鬥爭,奪權。但是究竟是否一種奪權 ?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這不是延安的共產黨。我們要達到的是西方憲政式的政黨的教養及體統,就不要經常用這種思維看組織形式。
這就是西方政黨(立憲政黨)及我們(正走向他們的一員)的一個不同,我們需要學的是透明,紀律監督,黨內民主,黨內不同聲的保存。布爾什維克到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思維,勸諫不好用它們來做分析 。
面對黨內不同意見, 政黨用程序舉行一場大會,投票,辦論,以調解來去斷定,判斷這種聲音的存在,是否是黨內需要。如否,在協商之後,再組團體,分而治之。 再說,黨內的競爭或是立場的不同是在西方式憲政政黨,是絕對容許的。很多本來用更溫和的方式處理的東西,因為國人的一些傳統思考(你死我亡的思想,黨爭的思考) 。 100年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溫和派就處理到。當十月革命是「必然結果」而認為黨內光諳不同,存在不同聲音的黨沒有生命力。(結果論) 但是,起碼他們不是在1905年就把列寧等人阻擋在外。而是分而開會,透過中央組織協調,不同派別以本身的理念去擴大勢力,在不同事宜上仍然要緊密合作。
布爾什維克黨,他們在成為多數黨之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及普烈漢諾夫的非暴力議會爭取主張與他們要求暴力革命的主張不同,有沒有因為他們的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不同,而革去他們的黨籍 沒有,一直到十月革命後,社民黨「被奪權」,溫和派仍然採取合作的態度。 100年前的俄國社民黨看似已經失敗(結果論),只是,他們對於包容(其實是容忍)的原則,到當今仍然有不少的政黨去支持(看英國保守黨有支持及反對脫離歐盟的派別)。
如果要走西方的民主(或是大家都有這種目標)公開公平與制度化的政黨,就是大家都要為之努力的。

街工勞工組三名職員被炒 梁耀忠:非事實、街工長久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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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三名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勞工組職員,今早在街工勞動節集會後靜坐,抗議被無理解僱,三人是王曉君、黎治甫和譚亮英,他們與多名街工成員拉起「唔出糧唔等於炒人,搵狗扮賊」及「勞工組,工人唔係話炒就炒」橫額抗議。梁耀忠今日接連缺席街工及工盟的遊行,及後電話回覆記者查詢,指三人指控不是事實。

梁耀忠下午在電話回應獨媒記者查詢,「我簡單回應啦,第一,佢哋所講既事實唔係事實嚟;第二,街工的財政問題一直都存在;第三,問題已有同事跟進緊。」說畢匆匆掛線。另一街工執委蘇耀昌亦表示不作回應。

譚亮英接受傳媒採訪時透露,自2016年梁耀忠在立法會主持主席選舉離場事件後,原在葵芳梁耀忠議員辦事處工作的勞工組職員認為,勞工工作不應淹沒於議辦的工作,只不斷跟進個案,而是應該多做勞工政策倡議的工作。因此三名屬梁耀忠議辦的職員王曉君、黎治甫和譚亮英借用另一民間團體位於旺角的辦事處,轉往那裡執行勞工工作,而葵芳梁耀忠議員辦事處,則剩下工傷組及一至兩名同事負責接區內工友個案、填表及回答工友勞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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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亮英

今年三月,街工內部傳出風聲,指將要解僱該三名勞工組職員,於是他們相約街工執委包括梁耀忠會面,但未得到正面回應。譚亮英續指,三名職員於4月27日才首次正式與執委會「坐低」討論。會上有執委指街工面臨財赤,未能應付三人共涉及4至5萬元的薪金。可是當執委被問到財赤情況如何,他們未有正面回應和公開數字,譚亮英質疑「唔公開數目的話,好難相信。就算真的有財赤問題,為何勞工組職員首當其衝呢?」

至昨日(4月30日),街工在多名成員聯署下召開會員大會處理解僱消息。譚亮英指,會上梁耀忠稱街工於5月31日起將「不會支付」三名職員的薪金,但同時稱不等於解僱。有成員竟表示他們可繼續回來議辦「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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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君

譚亮英表示不能理解「不支付薪金,但不等於解僱」,他指自己在跟進工友個案、追討欠薪期間,常聽到僱主有類似說法,「不能接受這說法出自勞工團體的口中。」他又批評街工會內並沒有民主機制去決定資源分配,成員參選目的是爭取資源回饋勞工、基層工作,因此應該由整體街工去決定資源怎樣運用。他指如今資源只由梁耀忠「一個人獨立決定」,「作為勞工團體是不能接受。」他亦透露,會上有執委提及希望調撥多些資源在選舉工作上,但又強調只是風聲,並沒有正式說法。

另一勞工組職員黎治甫指,街工參選是為了推動社會運動,他不介意跟執委討論凍薪或減薪等方案,可是都不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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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治甫

記者:黎彩燕

當勞工團體發生勞資糾紛——從街工事件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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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街工翦除其「旺角勞工組」事件,我一點不意外。梁議員所領導的街工,早已漸漸不見靈魂,只剩軀殼。若精魂尚在,恐亦須另外投胎了。「勞工組」其能免乎?

「代理人背叛」是宿命?

梁議員解僱/「不是解僱」事件,其所暴露出來的,是工運以至一切社運所普遍面對的困境:即「代理人背叛」。議員/領袖,和勞動人民,本來是公僕與主人的關係,不過在大多數情況,總是最後顛倒了主僕,勞動人民只是做了轎夫角色,一如其在職場內為老闆抬轎一樣。在今日香港,由於財閥超級強大,由於中共已經步步滅港步步收編議員,工運團體想跳脫「代理人背叛」更不容易。

這個時候,相信「上智下愚,永世不易」的精英主義者就會跳出來大叫:「想追求自由平等?認命吧!」最有名的代表,便是Robert Michels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了。他相信,一切政黨,無論其最初如何民主,最後都擺脫不了變為官僚寡頭的命運。所以呢?所以世上本來就應該由官僚寡頭統治嘛。工運想要改變之,是空想,是烏托邦。

我把這個理論稱為「組織宿命主義」。它理論上站不住腳,實踐上,則忘記了,世上仍然有不少工運或一般社運團體,由於堅持民主原則,而沒有墮入這個「宿命」——世上本來就沒有宿命這回事。所以過去但凡街工找我講課我都非常願意講,特別是講工運史與工運理論,例如:

民主監督不是空想

1. 工會的生存要依靠會員自己的奉獻,首先是會費上的奉獻。這是真正自主工會的起碼條件。香港工會會費,自從1970年代以來,變得越來越低得可笑,不要說罷工基金,連日常運作也無法維持,只有依賴議員及政府的再培訓基金。這種依賴他人的工會運動,想避免「代理人異化」的命運,真是難矣哉。不過,過去卅年,這種模式似乎很有效,而且容易。所以香港工會運動,從數字上看很蓬勃,因為成立工會易如切菜,工會會費有似若無,不少人入會只是買個另類保險,沒想過奉獻,組織者八九成工作是做個案等等。不過,過去看似可行,於今已經失效,甚至弊大於利了。如果不再探索新思維新出路,恐怕所謂民間社會就要全面坍塌。

2. 工人的議會代表倒過來變成工人的主人—這是過去200年世界工運的普遍現象。而且這亦不限於工運。我曾經介紹過德國綠黨創黨時的內部民主原則,確保議員不會異化或被敵方收編。這包括:

a 議員在完成一半任期,就辭職並由名單上排第二的黨友頂替(德國議會一半議席是選黨不選人);
b 當選議員不可像主流那樣,只向自己所謂「良知」負責,而是要向黨綱負責,並且要接受黨大會的領導;
c 所有黨內職位須有一半由婦女擔任;
d 每年黨大會選出三人領導層,而非只選舉一個主席。

不過這些初期措施沒有堅持下去,德國綠黨也很快變成同任何選舉主義黨一樣出賣靈魂,並在1999年支持政府及北約轟炸塞爾維亞,引起堅持和平立場的黨友退黨。

丹麥的紅綠聯盟也有一個內部原則,就是一個黨員最多只能擔任兩屆議員,之後必須由他人頂替出選。十年前我受其邀請去它的大會報告中國情況,並趁此機會了解到當時他們仍然實行這個原則。最近情況就不知道了。

總之,如果工運團體內已經有明確原則去限制及監督議員防其變質,而結果亦不一定湊效,那麼,連原則都完全欠奉的話,工運團體的議員不異化真是幾稀。

3. 這種黨內民主原則,其實同總體社會變革的大願景相連。兩者必然相輔相成。沒有變革願景,團體內也不會有靈魂。所以當年英國憲章運動提出要國會每年換屆,就是為了加強勞工選民對議員的監督——國會任期越短,選民較能有效監督議員。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提出「公職人員工資不高於技術工人」、「公職人員可以隨時撤換」這兩個具有創見的民主原則。這個工人政府雖然很短命,但是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給後來人。

悉由舊章死定

好多好多年前,梁議員都講過一些類似願景,不過又好久好久沒講過了。至於街工的健康力量,對於世界工運史和工運理論,聽課時很專心,不過大抵聽過就算了。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時代(終於要說「那個時代」了),按既定方針辦,就又有錢又有人,做什麼都容易,何必費神去想其他呢?不過這個時代結束了,隨傘運失敗而結束。今後的道路,將會非常荊棘。窮人不作有效抗爭,不要說改善生活,連擁有的也將失去!但要有效抗爭,便不能不學習外國的寶貴經驗。畢竟,香港的成功經驗太少太少。

據說,還有一個有效辦法可以防止「代理人背叛」,就是乾脆對外不參選,對內實行極度無政府主義式的組織方法,不要任何規則與組織層級。1990年代的街工,內部就出現過一個模仿後現代主義而自稱是《後街工》的反對派,多少也是這個主張,不久之後就從街工分裂出來,然後四散。其實所謂無政府主義或者後現代主義,也並非鐵板一塊,有些也不致於那麼極端。例如,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ts)就同樣著重組織(工會),只是反對組織政黨而已。但香港的情況,往往走向極端,變成不要任何組織及規章,「每個人都絕對獨立,不容任何代表」的立場,結果只是把自己變成一盤散沙而已。這類極度無政府主義主張,雖然和「寡頭鐵律」論的結論相反,但前提卻相同—大家都相信「組織宿命主義」。

組織與民主兼得

至少在工運這一塊,沒有組織,勞動者就什麼力量都不會有。無政府工團主義對此也很清楚。但若要組織,同時又要民主,有可能嗎?有的,不過這需要花力氣,需要作持久的鬥爭——同種種反民主習慣鬥爭,從鬥爭中不斷刷新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價值。洗滌靈魂,道成肉身——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述精神的力量。

(尚有下文,希望不久將來續筆)

工人唔係話炒就炒 要求梁耀忠收回解散勞工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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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作為一個超過三十年歷史的勞工團體,一直致力爭取勞工權益,近年勞工組更積極爭取強制復職權,「工人唔係話炒就炒」是我們近年不斷與 工人高呼的口號,但諷刺的是,「解散勞工組」一事卻反映梁耀忠違背勞工團體理念,令人失望。

1. 回應勞工組遷出安排

有說勞工組去年從葵芳邨梁耀忠議員辦事處遷出,帶來額外支出每年七十萬元,不過,由於三名職員一直由立法會資源支薪,故遷出亦只帶來每月約三千元的租金及影印等額外開支,因此,所謂七十萬元只是整體勞工組的每年開支上限。

勞工組遷出,不但未有大幅增加會方的額外開支,相反,勞工組遷出之始,就期望長遠邁向自負盈虧,不時邀請工友捐款支持街工,而且遷出之後,三名職員亦未曾加薪。

2. 「語言偽術」式解僱

梁耀忠於4月27日會見勞工組三人及街工協助成立的關注組與工會代表,當時他清楚表示不再有資源承擔勞工組開支,相關說法,在4月30日會員大會上,得到梁耀忠再次確認。

事實上,在街工會員群組內,執委曾確認梁耀忠表示若無額外捐款支持,將會於5月31日後停止承擔勞工組的薪金開支。

上述梁耀忠的說法,指出一個客觀事實,就是他於5月31日後不再支薪,這種「不出糧不等於解僱」的語言偽術,與無良僱主的慣技同出一轍。

3. 財赤疑惑未解

近日梁耀忠以財赤為理由來合理化「解散勞工組」的決定,可是,昨日他回應傳媒時,表示天水圍亦有縮減人手,兩名全職職員已轉為半職職員。

他卻沒有向傳媒透露,在兩名職員轉為半職後,他再籌錢聘請多一名天水圍全職職員。我們非常認同天水圍同工的付出與工作成果,我們指出這個事實,只是回應梁耀忠的前後矛盾。

4. 議席與工人運動

街工已有三十多年歷史,解散勞工組,意味摒棄勞工組過去的組織路線和手法。

回到初衷,三十多年前,梁耀忠代表街工參選,強調不要迷信議會,而是透過議會資源發展勞工組織,團結群眾力量,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他竟然決定解散勞工組,顯然是本末倒置,把工人運動置於議席之下。

我們的要求:

1. 要求梁耀忠清楚承諾保留勞工組所有職位。

2. 要求梁耀忠向全體會員及職員清楚交代財政狀況。

街工勞工組三人上
黎治甫
譚亮英
王曉君

2018年5月3日

就梁耀忠辦事處是否裁員的事實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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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日媒體報導街工「爆出勞資糾紛」一事,鑑於坊間意見分陳,當中有不少地方不符事實或存在誤解,特此澄清如下。

2017年4月,街工三位原於梁耀忠議員葵芳辦事處(「議辦」)工作的三名勞工組幹事,遷往旺角新租用辦事處,以「旺角勞工組」名義與葵芳勞工組並存,但仍隸屬議辦,仍由議辦負責支付薪酬及開支,當年的上限為七十萬元。

旺角勞工組成立涉及幹事之間在勞工議題及處理手法上的差異,為求同存異及繼續服務巿民,經街工執委討論後,同意成立旺角勞工組,按幹事的期望、團隊特質分別於既有的葵芳辦事處及新成立的旺角辦事處繼續服務巿民。

當時,梁耀忠承諾於其議辦撥出一年不多於70萬港元的營運資金支持旺角勞工組的運作,並建議一年後進行檢討。同時,要求旺角勞工組須自我籌劃,以達至自負盈虧。

於過去一年,街工面對的財政壓力日益嚴峻,主因為街工來自開辦課程的收入不穩,故街工及梁耀忠一直以籌款方式補貼勞工組位於旺角辦事處的開支;惟近日籌款成績亦未如理想,即使梁耀忠不停四出為街工的經費籌謀,仍未能解決每月6-7萬港元的赤字。

就上述一年後進行檢討事宜,梁耀忠於2018年3月9 日,向街工執委會提出,必須盡快討論籌款方案並予以實行,否則將無法支付6月份旺角勞工組同工的薪金。同時,梁耀忠亦要求執委會及旺角勞工組提交籌款方案。可惜旺角勞工組同工與梁耀忠未能達成共識,情況膠著。於檢討時,梁耀忠曾向執委會表示,若能成功籌款,將無需裁員,否則,可能無法繼續經營勞工組旺角辦事處,並有可能需要裁員。

在2018年4月30日街工的臨時會員大會上,一眾會員就旺角勞工組問題表示非常關注,並於討論後通過無約束力的意向 : 「以裁員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最後方案,要求保留僱用黎治甫、王曉君、蘇耀昌、譚亮英、高寶玲」。對有關意向,梁耀忠表明尊重,同時會繼續以籌款及其他可行方案,作為解決問題的首要選擇,認同裁員是非不得已的最後方法。

近日,網上出現不少批評街工及梁耀忠的言論,指街工將裁員、取消所有勞工組、出賣工運等言論,令街工不少成員深感困擾,對解決財困問題並無幫助,亦對客觀理性地面對事情產生負面影響。

梁耀忠就各方及媒體對事件的關注,表示感謝,並希望澄清誤解及不實的引述。梁耀忠議員辦事處至今未有發出任何解僱或裁員通知予任何其一直支持的街工旺角勞工組同工,裁員亦非解決財困的首選方法,但街工、旺角勞工組同工及他本人仍須面對財困問題及尋求解決辦法。梁耀忠本人將會繼續提出多個資源調撥及籌款方案,呈交街工執委會討論,希望能與街工、旺角勞工組同工以務實、理性、客觀的方法處理問題。

梁耀忠議員辦事處
2018年五月三日

回應街工會員蘇耀昌「教你如何歪曲梁耀忠」的文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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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2日晚開始,會內外不同人士收到來自街工職員蘇耀昌的文字訊息——「教你如何歪曲梁耀忠」一文,蘇耀昌引述梁耀忠在4月30日臨時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並指梁耀忠的說話「被歪曲成『無糧出唔等於解僱,有時間可以做義工』」,並指有錄音作證。

作為當晚的與會者,我們對於當晚有人錄音並不知情,更不預期有人會將當晚的會議錄音流傳出去。

我們細閱該文後,認為蘇耀昌引述梁耀忠的發言,並非發言的全部內容。蘇耀昌的文字引述,缺少了梁耀忠的部份內容,誤導公眾。我們幾經考慮,認為事態嚴重,決定將我們當晚抄錄的發言公開,以下為對當日梁耀忠說話的整段內容:

「之後嘅人工點出先係最大問題,唔出人工可以做義工,咪做囉,無阻止過你哋。或者之後搬咗出去嘅勞工組可以轉移去另一啲街工機構名下,去承擔件事。我無話解僱人,我唔夠錢去承擔。」

我們再次重申,我們對於蘇耀昌表示有錄音為證的說法感到愕然,而對於蘇耀昌只引述部份說話,誤導公眾,我們對這種斷章取義的行為深感憤慨。事已至此,既然蘇耀昌表示有錄音可做證明,我們希望蘇耀昌將該錄音的副本,交給各會員或公開,還與會眾人一個公道。

2018年5月4日

聯署:
街工會員 黃雅文
街工會員 顏烈封
街工會員 蘇蟬恩
街工會員 陳煒皓
街工會員 王瀚樑
街工會員 楊皓然
街工會員 徐綺琪
街工會員 吳志輝
街工會員 陳瑞玲
街工會員 Chan Ka Sing


為了你我他 終結疲勞駕駛!巴士車長的「減工時、加底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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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蒙兆達

接連發生巴士嚴重車禍,死傷枕藉,引發全城關注巴士車長工作待遇。去年9月發生的深水埗城巴意外,便揭發車長連續每日工作14小時,如此疲勞駕駛,猶如綁著計時炸彈在路上行走。有死者的家屬作出控訴:為何巴士公司會容許如此非人性的編更制度?

保障資方的「車長工時指引」

或許,我們更應該問:專營巴士公司作為公共服務提供者,有別於一般私人企業,理應受到政府監管,超長工時危及大眾安危,為何運輸署竟然視若無睹?原來,運輸署所訂的「車長工時指引」,白紙黑字容許車長每日工作長達14小時,所以巴士高層才敢大條道理說「如此工時安排符合運輸署規定」。巴士業職工會聯盟早於2013年便爭取縮短「車長工時指引」的最高工時規定,但所獲回覆竟然是:署方認為未有檢討需要。可以說,因長工時疲勞駕駛導致的巴士意外,原可避免,死者也不必送命,就是因為運輸署的官僚作風,致令慘劇發生。

可是,血的慘痛教訓,竟未能令官僚反省過錯。表面上,運輸署礙於輿論壓力,被迫修訂了「車長工時指引」,將每日最長工時由14小時減至12小時,駕駛時間則為最長10小時。但是,運輸署卻「別具匠心」增設特別更安排,讓巴士公司可隨時「走後門」,「適度安排」車長特別更次時間維持每日14小時。

署方理由是「顧及巴士公司需應付繁忙時間的乘客需要」,所以增設特別更。這理由十分牽強,特別更每日工作14小時,工作時段肯定橫跨繁忙與非繁忙時段,何解說成只為應付繁忙時段?更何況,繁忙時段乘客滿載,車輛往來更加頻繁,司機其實更須加倍留神及專注才是。

爭取縮短工時,出發點本是杜絕疲勞駕駛,保障司機職業健康及乘客安全。署方現在的建議反其道而行,將特別更寫入指引文件,變相為這種不人道的編更制度提供政策依據。

惡性循環:工資愈低、工時愈長

政府和資方自知理屈詞窮,於是照例搬出「想OT賺多啲錢」的工人做檔箭牌。揭穿了,這不過是老闆設下的剝削圈套。多年來,巴士公司以約1,1000至12,000元的底薪請人,以非技術工人的薪金水平聘請專業司機,就是因為看準員工願以「拼命加班」換取生計的心理。結果員工便跌入了「工資愈低、工時愈長」的惡性循環。

因此,巴士業職工會聯盟提倡「減工時、加底薪」雙軌並行的改革方案。底薪以8小時計算,應該提升至合理水平,不可假定工人要加班至12、14小時才能維持生計。據統計資料,巴士公司作為具規模財團,但其支付車長的底薪,卻遠低於市場上陸路運輸工資中位數18,200元。巴士公司獨市經營,更利用車廠發展地產項目,收益豐厚,所賺的錢卻大部份流進股東和高層的口袋,前線員工只分得餅碎。九巴為例,在嚴重車禍發生後,竟仍不知悔改,推出「假加薪」方案來欺騙大眾,員工忍無可忍才會發動罷駛抗爭。

引入工資規管 運輸署有責

事實上,政府就公營服務或工程項目設立不低於市場平均工資水平的規定,早有先例可援。於2004至2011年期間,政府便曾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外判清潔及保安員的工資水平,不得低於市場相同工種的平均工資。事實亦証明,為防老闆壓低底薪、延長工時,只規管工時而不介入工資釐訂,遠不足以保証巴士服務質素。所以,運輸署應該規定巴士公司提供的工資水平,不低於職業司機的平均市場,方為合理。

其實,因為人工太低,被迫接受長工時工作,又豈止巴士車長?過去二十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逾80%,社會愈來愈富有,但香港工人的生活質素卻無實質改善?套用電視劇一句經典對白:「公平咩?」

順天邨清潔工遭誘騙簽自願離職 促發還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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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觀塘順天邨在今年1月更換外判清潔公司,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完約,由民順清潔有限公司接手。英華涉嫌誘騙工人簽署自願離職通知信,逃避支付遣散費。民主黨當區區議員莫建成和順天邨的清潔工今午到房屋署順天邨辦事處抗議,要求英華立即發還遣散費。莫建成表示,日前曾和英華會面,形容氣氛良好,但對方表示要先計數及檢討,在星期二下午1點前回覆。他強調如果答覆不理想,不排除發起罷工。

受影響的清潔工共有24人,當中有11人年資長達6年,4人為5年,另外9人是2年。有清潔工透露,英華曾提出可以轉到其他屋邨工作,包括樂富的屋邨,對他們稱「咁遠不如簽咗先啦」,誘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莫建成指,因為英華在觀塘區內沒有其他「公屋盤」,唯有安排清潔工到其他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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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莫建成

余先生今年69歲,住在順天邨,他在邨內做了5年清潔工,自2012年起為英華工作,每週工作6天,負責掃地,月薪約7,900元。余先生表示,英華去年底對他們稱「如果唔離職就要去樂富」,「嗰時諗住順天近呀嘛,又唔洗坐車,咁當然唔去。」他表明已有罷工爭取遣散費的準備,取回應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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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

長沙灣海麗邨在去年底更換清潔公司,由香港工商接替民順。民順誘騙清潔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逃避近100萬元遣散費。工人罷工10日後,民順和香港工商最後答應發還遣散費。

職工盟屬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幹事杜振豪亦到順天邨了解事件,他提到自海麗工潮後,政府已意識到外判是大問題,重申職工盟要求改革制度,設立外判工的離職酬金。他又表示,外判清潔工遭剝削不只限於海麗邨及順天邨,指房署廿多年來在全港各區更換公司時都有類似問題。杜振豪斥政府懶理外判問題,縱容外判公司剝削工人:「改革係之後的事,改革前一樣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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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蔡澤鴻

民主派觀塘區議員蔡澤鴻、蘇冠聰、黃子健和鄭景陽亦前來聲援。蔡澤鴻表示房署未來應作檢討,加入保障工人的條款。他強調屋邨清潔工是特別的工種,不少工人都在邨內居住及工作。

蔡澤鴻表明,英華在星期二前如果沒有滿意答覆,將會有進一步行動。他強烈要求房署正視問題,修訂外判服務合約的內容,將勞工權益納入標書中,保障勞工應有的權益。

記者:麥馬高

順天邨清潔工罷工 要求房署介入追討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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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觀塘順天邨今年1月更換外判清潔公司,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完約後,由民順清潔有限公司接手。英華涉嫌誘騙工人簽署自願離職通知信,逃避支付遣散費,近20名順天邨清潔工今早發起罷工,並到房委會抗議,促請英華立即支付遣散費和要求房署介入。

房委會投標小組今早開會,清潔工到何文田房署總部靜坐。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幹事杜振豪表示,自海麗邨工潮後,外界一直關注外判清潔工的情況。他斥制度容許外判商剝削工人,強調最大責任都是政府:「為咗慳錢就外判,所以都係要搵政府算帳。」房委會投標小組委員會主席張達棠接信,承諾會將信件給其他委員,並會在會議上討論,但不保證「有咩會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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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的清潔工有24人,當中有11人年資長達6年,4人為5年,另外9人是2年。杜振豪指,粗略估計,如舊外判公司英華發放遣散費,在強積金對沖後仍拖欠工人近20萬元。

清潔工在上周四曾到順天邨房署辦事處抗議,並在本周二和英華進行談判。民主黨當區區議員莫建成指,英華拒絕賠償遣散費,只願意「請返工人去第度做」,並提供交通津貼。他指,英華在會上更指已對工人講清講楚,不存在誘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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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區議員莫建成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清潔工服務的是屋邨居民,老闆應該是房署,強調今日行動是要取回年資,「每轉一次盤,工人就乜都無,有工人咁多年都未收過遣散費。」

清潔工余先生在順天邨工作近5年,「係差6日就5年」,指英華對清潔工稱「(自願離職通知信)簽咗名就有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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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余先生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斥現時勞工法例不公,未能在員工轉換合約時保障工人。前立法會議員社民連梁國雄表示,「外判工問題每年都有一、兩次」,斥政府的盈餘高達1,489億元,常稱社區共融、以人為本,但卻推卸責任,帶頭剝削工人。

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指出,政府在推行外判制度時聲稱要提升管理質素,實質卻是價低者得,任由外判商剝削工人,「成本年年下降,就淨係派錢俾有錢人,年年有盈餘,連社會責任都外判。」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表示,清潔工是香港衛生的第一防線,政府卻外判予外判商,並只給予低人工,「去第度做根本唔可能,第二條邨本身都有佢嘅工人,根本係騙局。」她呼籲工人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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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更新】

房委會投標小組委員會成員、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向清潔工提到,會上討論順天邨外判清潔工時,只剩下三至四名委員,但都談了近45分鐘。他表示,房署認為現時的合約制內,如果承辦商沒有違反合約,房署很難介入。但羅健熙承諾,身兼房委會委員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及自己會繼續跟進,重申所有屋邨外判清潔工都是「代表緊香港政府服務緊香港市民」。

記者:麥馬高、麥學華

街市助理爭取與監察助理同工同酬 批食環署踐踏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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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街工勞工組和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助理工會今早到金鐘食環署總部抗議,不滿署方對「街市助理」和在去年10月新增職位「街市監察助理」的待遇及薪酬不一,要求和署方對話及爭取同工同酬。工會主席郭建彬(彬哥)批評,街市助理和街市監察助理的職能一樣,但月薪卻相差1,360元。

食物環境衛生署在2004年設立「街市助理」,屬於非公務員合約職位。「街市助理」其實係做啲乜?主要工作是巡查街市、協助巡察員管理街市、派發租單予商戶、巡查及跟進維修、管理二級工人和外判保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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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助理工會成員趙偉文

街市助理如同打雜

工會成員趙偉文(文哥)入職近六年,目前在柴灣漁灣街市工作。他形容「街市助理」的職務繁重,連市民失物、跌倒、打架都要處理,完成工作後要向巡察員匯報。簡單來說,「街市助理」就是在街市打雜,乜都要做。不過,當中最惡哽的是喚商戶不要將貨物「擺過界」,文哥入職一個多月時,便試過遭菜檔商戶追斬:「叫佢擺返入少少,佢就要斬我,唉。」

然而,食環署目前的管理制度下,港島只有東區設有「擺過界」,中西區、灣仔及南區均已作一條龍外判,即管理、清潔和保安服全由外判公司負責;食環署在街市內設管工監督外判公司。新界更只剩下荃灣、葵青、沙田和西貢的公眾街市及熟食市場由食環署自行管理。

「街市助理」的上級為「巡察員」,下級則是「二級工人」,但兩者均屬公務員合約。彬哥在2007年入職,現時在觀塘駿業街熟食市場工作,他帶點無奈地說:「即係一世都無得升職。」

去年10月增設「街市監察助理」

去年農曆新年,工會參加和食環署署長劉利群的茶聚,郭建彬當面向署長反映人手不足,對方當時稱會邀請食環署的退休公務員協助。食環署遂在去年10月設立「街市監察助理」的職位,稱此舉是希望填補「街市助理」不足的人手。職位由在三年內退休的公務員出任,有不少「街市監察助理」都是食環署前高級管工及巡察員。

咁「街市監察助理」又係做啲乜?「街市監察助理」和「街市助理」的分別是,前者不用檢控商戶,並要協助巡察員及「街市助理」執行工作,其他工作則和「街市助理」近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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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助理工會主席郭建彬

然而,「街市助理」的月薪為14,705元,「街市監察助理」的月薪則是16,065元。除了同工不同酬,彬哥認為「街市監察助理」未能分擔「街市助理」的工作,因為缺乏管理街市的經驗,「商戶退檔都俾錯表格人」:「所謂經驗,好多都係幾十年前,已經脫哂節,連電腦都唔識用。」但他強調,雙方在工作上沒有矛盾,認為錯在署方。

此外,二級工人及巡察員在黑雨及打風設有上班額外津貼,但「街市助理」則因為不是公務員合約,沒有任何津貼。文哥表示尊重合約精神,必然會如常上班,但希望能爭取「補鐘」。

工會其後在去年10月去信食環署,要求解釋及交代為何同工不同酬,署方回信稱,「由於街市監察助理具備豐富的街市管理和潔淨服務合約管理經驗,除了街市前線管理工作外,亦可以協助處理街市攤檔的行政管理工作」。

稱兩者角色和工作性質不盡相同 食環署:直接比較待遇並不合適

食環署又強調,兩者的角色和工作性質不盡相同,直接比較兩者的待遇並不合適。郭建彬認為說法不合理,質疑雙方既然是工作伙夥,為何「街市監察助理」卻不用協助執行檢控工作:「佢哋有豐富經驗,難道我哋無咩?我哋做咗十幾年呀。」

除此之外,食環署已有三年沒有招聘「街市助理」,郭建彬重申如果工人(街市助理)要搞事,便不會處處替署方著想:「要玩嘢就每日都請病假,仲憂慮人手唔夠,同佢諗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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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早在去年10月便透過街工,要求和處方見面反映訴求,後來在12月底和食環署助理處長會面,但對方沒有正面回應,自1月起更每月一信「hea覆」稱已備悉事件。工會在早前發起簽名行動,要求食環署將「街市助理」的薪酬調整至與「街市監察助理」同一水平。他們共收得137個簽名,包括工會會員檔戶和二級工人等。

在早上的行動,街工勞工組及工會先向署方遞信,並講述訴求,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在遞信後先行離去,稱要趕住開會。梁耀忠認為食環署不能只接信,重申「唔見面係無用」。他批評食環署不負責任,要求作實質跟進。

記者:麥馬高

順天清潔工遭拖欠遣散費 倒樓女工:辛苦唔緊要,俾返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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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容姐

(獨媒特約報導)觀塘順天邨今年1月更換外判清潔公司,由民順接替英華,但英華涉嫌誘騙工人簽署自願離職通知信,逃避支付遣散費。順天邨清潔工人今早到房委會抗議,要求房署介入。

容姐在順天邨擔任清潔工長達13年,她指屋邨曾先後更換三間清潔公司,分別在工商和英華工作了6年。她指在英華合約期間,負責「倒樓」、即清理大廈內的垃圾的清潔工早上6點半便要打卡,做到中午12點半,晚上6點半再開工,再做到9點半。在倒樓以外,他們還要清潔大堂、信箱和走廊等。

順天邨清潔工的月薪只有8,500多元,勉強達到最低工資,容姐要在下午的休息時間做兼職幫補家計,「做清潔人工低,唔夠維持生計,去酒樓打下散工囉。」

在順天邨,兩名清潔工負責一幢樓,每幢樓高22層、一層34伙,即要負責超過700多戶的垃圾。容姐指每逢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時較緊湊,「啲人咩都掉晒出街,真係周圍都係垃圾」,「其實最辛苦係熱囉。」

清潔工難聽點叫「垃圾婆」,容姐提到,曾經有住客將整袋垃圾扔到她身上,「其實我只係從事服務行業。」她認為遭到歧視是因為人們對清潔工的不理解,「都係工作,而且係辛苦的工作。」

容姐續提到,兒子亦曾對自己的工作有誤解,甚至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的母子關係,「後尾個仔漸漸理解,阿媽都係靠清潔工作養大佢」,說罷靜默了片刻。今次勇敢站出來,向英華爭取應得的遣散費,容姐認為清潔工必然是辛苦的工作,但取回遣散費是天公地道,「辛苦唔緊要,俾返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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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阿琴

今次受影響的清潔工共有24人,超過一半工人年資長達5至6年,估計涉及金額約20萬元。阿琴今年50歲,和大部份清潔工一樣,都是住在在順天邨。她在邨內做了5年清潔工,負責倒樓,「公眾假期最辛苦嚕,有時啲人喺電梯嘔,又喺樓梯痾屎,但無計,都要頂硬上啦。」

阿琴日常會回家食午飯,「一個鐘34蚊都買唔到一個飯,食埋餸頭餸尾就算」。阿琴對記者說,現時大多「月月清,每個月都儲不到錢」,「有3個仔女,大女先22歲,有排捱呀。平時出糧都唔敢亂用錢,我呢世人都未坐過飛機,唔知有無機會呢。」

阿琴80多歲的母親住在東莞,她每月唯一例假就用來坐火車回鄉探望母親,「彩虹坐去深圳囉,早啲去,夜啲返,可以見耐啲。」

原本是全職家庭主婦,丈夫退休後,阿琴為了養家所以做飲食業,在新蒲崗的茶餐廳工作。但後來餐廳倒閉,為了糊口遂在邨內做清潔工,「做飲食仲辛苦,好多病痛。」阿琴提到,茶餐廳晚上做火鍋,所以要使用機器刨牛肉,厚薄程度要剛剛好,「厚啲都俾人鬧,仲有洗菜呢,要抽咁大桶水,對手好傷。」

然而,做飲食都不及做清潔工辛苦。阿琴嘆道最辛苦都是大熱天時,去年更在工作時遭玻璃鎅傷,「整親手指,縫咗四針,休息咗半個月」。她撫著手指,對記者苦笑:「要生存就要做,真係辛苦錢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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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區議員莫建成

民主黨當區區議員莫建成一直跟進事件,他指英華態度強硬,拒絕發還遣散費,在向工人交代「和解方案」時僅指,願意重新聘請全部清潔工,另有交通津貼每月300元,但將不能在原區工作。他發言時提到,父親同樣負責倒樓,所以深明清潔工的辛苦,勉勵工人要堅持下去,討回公道。

記者:麥馬高、麥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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