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動.媒體] 2018年7月1日
記者：阿約

被虐家務工無處可逃　公民社會自資經營庇護所
本港規定外藉家務工必須與僱主同住，導致許多剛來港人生路不熟語言又不太通的家務工，若面對虐打、不放假、不出糧、不讓與外間聯絡的僱主，因很少時間外出，很少機會求援或尋找求援的方法。即使外藉家務工懂得爭取權益，但由於香港政府有一規定若未能找到新合約移工便須於兩週內離境。可是，如果有勞資爭議，甚至刑事案件（如之前轟動全城的Erwiana被虐打案），要留港作證的家務工便須找到地方暫住，否則，她們那只有四千多元的月薪通常已大部份寄回鄉下，根本無錢留在香港住旅館作證。

在這些狀況下，其中一個這類外藉家務工能找到的重要資源，便是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被虐的工人除了被打之外，更恩離鄉別井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孤立無援及信心受創等被虐者的情緒狀況。白恩逢之家不只提供被虐的工人臨時庇護所，及提供留港作證的工人臨時住宿，亦提供被虐打勞工重建精神健康服務的庇護中心，及為她們連繫其他相關的法律資源。更重要的是，白恩逢之家帶著基進組織視野，會協助這些移民家務工自我組織起來。現時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印尼家務工自助組織，ATKI(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Hong Kong)，便是由多年前逃到白恩逢之家的移民家務工姐妹所組成。

一家庇護中心，做這麼多的工作，可以想像經營成本不低，租金、水電、職員都是錢。然而，三十多年來做了這麼多工作，白恩逢之家卻並無獲得香港政府一分一毫的資助，全靠民間捐助，然而，醫院、警察都會轉介個案給它。最近，白恩逢之家的其中一位主要捐助者改變了協助的對象，馬上令白恩逢之家陷入嚴重財困。

第一次佔中後落成社區　素食合作社講內外民主

有見及此，香港一家位於油麻地的素食合作社–——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蘇波榮），便舉辦了名為［家有急事！喫飯撐移民家務工庇護中心白恩逢之家］的籌款晚宴，希望協助白恩逢之家籌款。

這個素食合作社，是因全球反金融財霸運動而催生的第一次佔中運動（佔領中環匯豐總行地下空地）後催生。合作社最原初的成員，皆相識相知於該次運動。佔領地被警方清場後，他／她們自行組織，在油麻地落戶打拼，尋找脫離資本主義式僱傭勞役關係結構的生活方式，因此，想到了以合作社的模式去共同營生，亦即一強調平等互助，共同生產，共同決策的經濟民主制度。她／他們亦反對全球食物生產鏈虐待動物，亦強調眾生平等，同時有成員對煮食有濃厚興趣，故他／她們選擇了經營素食合作社餐廳。蘇波榮（So Boring）的定價，亦採取自由定價。蘇波榮不介意無錢的弱勢社群付出低於成本的飯錢，更歡迎經濟有能力的人士付出也們認為可以的價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經營合作社的理念，也包括關注社會，尤其是關注社會上弱勢社群。她／他們曾嘗因要參與社會行動而當天關門不做生意，也會樂意作為各種民間社會行動或文化行動的宣傳點，身體力行參與實踐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貼地民主。蘇波榮的人認為移民和移工都是社會的一個部份，應該平等相待，他／她們曾發明了一個詞語，叫「國際街坊」(1)，可見他們的全球街坊視野。這亦不是她／他們第一次支援移民工的行動，之前都會參與聲援移工的遊行和活動。而其中部份更與另外幾位熱好版畫也關心基層的朋友，組成版畫小組在同志移工日有積極參與，製作精美版畫和絲網讓大家拓印在衣服上，今次也製作了精美的布袋預備七一時售賣籌款。

反應熱烈　載譽續辦
由於經營成本十分有限，蘇波榮這家餐廳的主要吃飯點是在小小的倔頭街上。6月底這個悶熱的晚上，許多人來參與在蘇波榮舉辦的白恩逢之家籌款晚宴。白恩逢之家的職員Edwina在現場表示，十分感謝香港各方的民間社會友好，協助他們。蘇波榮其中一位合作社成員yentl則表示，他／她們會繼續再支持白恩逢之家的籌款，六月的籌款主要是印尼菜色，而七月她／他們會續辦，下次會是菲律賓菜色，籌款晚宴收入扣除成本後全數捐給白恩逢之家，暫定7月22日晚，邀請各方好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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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捐款給白恩逢之家的方法︰

（1）支票抬頭 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並郵寄至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座堂 ,MFMW Limited。

（2）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帳戶＃284-8-241309，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3）親自前往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大教堂MFMW有限公司捐款

如有關於白逄恩之家的疑問，請聯繫：

（1）Edwina（英文）-9488 9044

（2）Johannie／唐小姐（中文）-6306 9599

所有100港元及以上的現金捐贈都可以申請免稅！

[$ 130將支持1位居民一天]

[＄1,000可以支持1個受助人一周]

[＄3,900能支持1個受助人一個月的開支]

[＄500元將為兩所庇護所的所有居民提供一天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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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蘇波榮的成員指，「國際街坊」一字，源自Tiqqun著作中的詞彙 “Imaginary Party" (直譯可作「想像群黨」)，是為對抗跨國資本與權力勾結的「帝國」，作既本土又國際的力量結集。2013年一班反對起動九龍東借活化天橋底之名，收編和趕絕觀塘區有機音樂生態的一班示威者、Band友、藝術家，將這概念翻譯成「國際街坊」。

《組織者手冊》全名是《組織者手冊──做一個成功組織者的竅門》，是譯自Alexandra Bradbury, Mark Brenner, and Jane Slaughter 合著的Secrets of a Successful Organizer一書的簡體版，工盟將會出版繁體版，定名為《成功組織者的八堂課》。

2005年進行公務員口述史時，前輩都感慨香港没有工會幹部培訓課程和敎材，一直以來主要都是以口述來傳承有關技巧，普遍存在一種隠性的師徒制，各人有點跟師傅的感覺，甚至自認是某人的徒弟，更有點光榮感。他們更希望有心人能編寫出有關敎材，進而大專院校能開設有關的課程，使工會幹部的培訓能規範化和系統化。龍少銘記於心，收集工運史料時不忘設想，如何使這些材料變為工會幹部訓練敎材。近日寫下的《工時是甚麼？》、《集體談判權如何使用？》，和《回顧六四論工會民主》等理論性文辛文，正是朝這方向前進而努力的產物，但缺乏全面而有統統的課程規劃。得悉《組織者手冊》中文版的出現，覺得這正是工會幹部基層工作入門課程的敎材，也是龍少日夕尋找和計劃如何編寫的課本。

《組織者手冊》全書分為八篇，先從組織者的心態談起，這是很重要的起步工作。接着是討論如何一對一的交談，在現今電子通訊工具盛行的世界，書中詳述面對面溝通的重要性。這書就是如此按步就班講述如何進行組織工作。

書中雖然全是美國例子，但在組織工作上，面對的同一樣是「人」，基本的組織手法是可以互通的，有借鑑作用。同樣前輩的經驗未必切合現今需要，但有參考作用。更重要的是前輩或外國的失敗經驗，可使我們不必重蹈覆轍。

香港近年來的紥鐵、碼頭和海麗等罷工及巴士工潮，當中的組織工作和罷工運作都是寶貴的經驗，可惜未有學者將它詳細整理下來，編寫為工會幹部敎材。或作深入及全面分析，以供工會幹部參閱。

書中第20節〈民主地組織來〉，提出邀請會員一起參與會務，就是要會員多使用工會這個平台。延伸開去就是用不同方法去接觸會員，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搞旅行，讓會員互相認識，對工會多些了解。或組織歌唱組、足球隊或義工隊，讓會員多作群體生活，了解團結合作的重要性。工會更可從活動中了解各會員的能力，誘導他們發揮專長，成為工會的新領導。但不是指定某人是接班人，而只是敎導他們如何做領袖，在各崗位上發揮能力。本書亦有談論如何選拔領袖。

唱歌和「踢波」都是講求合作性的活動，也就是領袖和群眾的相互合作關係。一隊球隊有好的球員是入球的必要因素，但没有各球員相互間的合作，更好的球員没人供球，如何有好的發揮呢。没有良好的後防球員，如何能保住入球率而不致最終「輸波」。這正是領袖需要群眾，群眾支持領袖的相互合作關係。所以多位前輩直率的說，没有會員的有力支持，我如何「吋」得起。工會領袖最需要肯站出來的會員，以「人頭」來壓制資本家的氣焰。

第四篇〈選擇一個議題〉是很重要的一課，一般人只覺得工會是解決問題的地方，這只是一個表象。但有被動和主動兩方面，被動方面是等個案發生後，介入協助工人解決問題。主動方面就是走入工人群眾中，了解他們日常的工作，詳細分析找出是否有問題，誘導工人對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及早阻止一些對工人不利的情況出現。普遍的做法是定期出問卷調查，了解工人的需要及工場內外的變化等。要避免提出脫離工人群眾的要求，主觀上以個人的喜好或意見，視為群眾的要求而發動運動。

部份工人因不同情況可能缺遠見，所以就要啟發他們去思考問題，明白問題的各個方面，發表自己的意見，了解改善的方法，及其得失影響，要他們在群體中保持行動一致，另一方面保持獨立思考。

《組織者手冊》簡體版不會公開發售，有興趣者可以發電郵到chenggongmimi@yandex.com查詢，一般捐贈100元可得一本，根據個人情況的不同則要在電郵中詳談，我們更需要的是讀後感，來電郵者最好能提供以下資料：

1.讀者的身份（不需要很具體寫出來，只需寫明是學生，工人或工會工作者則可）；
2.個人經歷（指曾經參與過那些抗爭或者輔助性的工作，在當中擔任的角色，這資料有助我們判斷提出意見及建議價值）；
3.寫下讀後感，或者小組討論的紀要。

我們要求這些資料，因為以後還會繼續翻譯一系列有關組織問題的材料，所以需要搜集足夠的回饋意見，才能更好地整理以後翻譯的方向。

在講之前，想問一下大家：你們覺得工作是為了什麼？對年輕人來說，可能是夢想，可能是興趣，可能是攝時間，可能是生活⋯但對一班四五十歲的中老年生理女性來說，工作的意義又是什麼？我試試想像一下她們的角度和在勞動剝削*下選擇的困境。

*詳細的勞動削削內容可參考媒體的報道及工盟的文章：

〈外勞勇搞工業行動 揭輸入外勞政策剝削 揭安老政策無良〉
〈宏光護老院欠薪逾百萬兼恐嚇員工：咁叻你跳樓啦 九人集體離職抗議〉
〈宏光外勞摑了羅致光一巴掌〉

工作和家庭的關係

這一班宏光姐姐，來港已經六年，香港話程度雖然說不上標準香港腔，但與平時大家接觸到的譚仔等各飲食業姐姐、保安嬸嬸的水平亦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帶鄉音但至少聽得明，說得清楚。在工學同行放映會中，與宏光姐姐一同觀看逆權師奶 (描述在大型商場中的約聘女員工，被公司無故解僱後，站出來進行反抗，要求與公司進行對話的故事) ，片段中兩個女主角當遇到家庭成員的不理解、生活拮据的壓力，在現場的宏光姐姐們都不禁拿出紙巾「噠⋯」按著眼柩細細輕印，似乎稍有同感。

在姐姐分享中講到，山長水遠由湛江來港工作主要是為了家中老人小孩，供書教學，是養家糊口的經濟之柱；翻查湛江官方的可能已經被誇大的入息中位數，即使是專業管理級人員，月薪僅3261人民幣大元，更不要說姐姐們這種屬於低技術丶低學歷的「低端人口」在中國工作可以掙多少，真實工資數字可能只是僅1000元左右。

有些批評會說：「嚟得香港搵錢就應該預左架啦！就算得九千蚊又點，都好過中國國啦，食得咸魚抵得渴！」是的，她們來香港工作，是經濟需求，但不要忘記同時也是為了家庭。如果你是她們，出生成長在中國文革（粗略推斷姐姐均50歲上下，2018-60=1968），因整個教育斷層根本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長大後做八九年代興起的工廠女工，生了孩子卻遇到中國撤廠經濟轉型，你會怎樣為了孩子活下去？撫心自問，在走投無路，眼前有一份工作雖然要離鄉別井，但並不介意你的出身，又能夠幫你養家糊口，你會否去做？

初時候做，面對惡劣苛刻的職場，為了家庭，姐姐當然可以頂硬上，但人的生命不是機器下的鐵板一塊，君不見大家的家中年紀越漸老邁的兩老工作能力也可能已經大不如前，姐姐們又何嘗不是？入職時已不年輕，又工作六、七年，時間不短，護理員又是高度體力勞動的工作，因身體機能逐漸退化而在這個時間點爆發是無可厚非。

香港人的轉工論：「東家唔得咪打西家囉！」

很遺憾地，在外勞政策下並不成立，外勞要類比的話，與一般的菲丶印丶泰傭差不多，僱主需要報上勞工處要輸入外勞，然後是要與特定僱主簽下合同，在特定的工作環境下受僱，在被解僱後，十四日內要找到下一家僱主幫她們再作外勞申請，否則就要被遣返。十四日兩星期，是一個怎樣的數字？我只知道一個年輕香港本地大學生freshgrad搵工，都起碼要大約兩個月時間，條件好一點的，可能也需要一個月時間，所以我並不能夠想像中年人離職，非本地人，沒有住宿地方（本來她們可以住在院舍），可以怎樣在兩個星期找到工作？

到差不多的院舍，又不見得勞動狀況差多遠，面對刻扣工資，眼前的選擇似乎只有兩個：要麼回湛江攬住小朋友同家人等死，要麼抗爭到底爭取應得的勞動成果。

勞動剝削無關國族 而是商品化的後果

「香港人都無工做，點解要幫外勞？」我會引用宏光姐姐分享過的一句話去回應：「我地唔企出黎，其他人就以後都係咁剝削刻薄架啦！」

即使假設國族淩駕權利，當所謂「外勞」，所謂「非本地人」願意犠牲自己，嘗試揭開香港院舍勞動剝削問題的瘡疤，一個可能不是她們自己出生地及成長的地方，甚至為一些她們並不認識的其他本地老人服務業界者揭開行內老人照顧「1:60」的黑幕，其實是否已經在為香港付出？退一步再說，這些姐姐為香港少之又少的老人服務貢獻，這筆帳又如何算？

在勞動剝削的面前，無論你是哪裡來的人都是一樣，只要資本市場仍然缺乏足夠的政治鑲嵌去立法監督限制，勞動力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價低者低又高工時，鬥平鬥賤，當剝削不可避免，人民也自然逐漸沒飯可吃，勞工運動的出現亦是自然而然的。

姐姐們正在等候漫長的勞審上庭，士氣不高，家人給她們不少壓力，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明白在身邊的打工仔女及外勞困境，不求做些什麼，但願宏光呢啲吸血安老院舍全部快啲執笠，一個崩都唔好比佢地賺。

撰文︰工黨成員梁寶龍

何謂罷工

與朋友吹水談起海麗罷工，席間有人說海麗不算罷工，他們已在新公司上工，卻在追討舊公司遣散費，只能算是工業糾紛。龍少翻看有了關書籍，再向參與海麗罷工的人了解，試為罷工訂下一個香港特色的釋義。

罷工最簡單的釋義是僱員停止工作迫使僱主接受要求，方式主要有正式罷工、警示式罷工、野貓式罷工和同盟罷工等。

正式罷工由工會領導以集體力量挑戰權威，令資方因金錢損失而讓步，達致自己的訴求。

警示式罷工是工會或訴求者向資方發動數小時停工行動，作為警告，要求答覆訴求。德國工會在集體談判舉行期間，會如此向資方增加壓力。今年（2018）九巴的罷駛行動就是這類。2008年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發動警示式罷工3小時，令機場癱瘓，機場管理局於是啟動緊急應變措施運作，但工人當時已結束罷工，復工返回工作崗位，應變措施也結束，機場管理局白忙一頓。

野貓式罷工是指没有預先通知的停工行動，多是没有工會領導下自發進行，且具有隨機性，所以没有工會領導和隨意的九巴罷駛亦可稱為野貓式罷工。而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期間，工人自發以野猫式罷工支持學生抗爭，最後發展為工會介入領導的大罷工。1978年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衍生問題，工會没有站出來領導工人爭權益，工人自發以野貓式罷工表示不滿。

同盟罷工是指某一工會發動停工行動，其他同業或不同業工會以停工行動來支持。1922年香港海員工會發動罷工，得到全港各業工會以罷工行來支持，造成全港工人同盟大罷工。1925年省港大罷工和1926年英國大罷工，都是各工會共同發起的同盟大罷工。

法律上罷工的釋義

縱合世界各國的罷工法，罷工必須得到過半數工人贊成，且事前通知有關機構和負責人，才可以有法律免責權，也就是合法罷工。1984年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執政的戴卓爾夫人就在這次罷工，是否得到多數工人同意上大做文章，制訂有關法例打壓工會，工會也因這些問題被法庭判罰款，有關這宗罷工衍生的問題和影響頗大和深遠，稍後將會專文闡述。

海麗罷工是得到絶大部份工友同意，由工會帶領工人一起進行的，並通知了現僱主、前僱主和房署等有關機構，更通知了服務對象──所有住戶，然後工人依期停止了工作，所以海麗工潮是一宗罷工行動。

工會幹事多以《僱傭條例》第21B條，指參加工會發動的罷工得到法律保障，亦即免責權。該條文寫明：「凡為職工會會員或職員，享有在適當時間參加該職工會活動的權利；」而「適當時間」一詞，又引起法律界人士以不同的解釋來談論罷工權。查看該條文對適當時間解釋如下：「就僱員參加職工會任何活動而言，指（a）其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或（b）其工作時間以內的時間，而按照與其僱主或任何代表其僱主的人所議定的安排，或得到其僱主或任何代表其僱主的人給予的同意，容許在該時間內參加該等活動。

終審法院在《國泰訴Campbell案》認為，該條文指的「職工會活動」應同樣包括罷工。依以上條文來看罷工問題，若僱主不同意就不是合法罷工，十分荒謬，哪有僱主會同意讓工人在工作時間罷工？哪有工人會在工作時間以外來罷工？用週日來罷工與放例假有何分別，相同的都是停止工作，不同的是資方是否有損失。

按《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再根據《基本法》第8條：「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而現行法例卻没有明確的罷工權，即是抵觸了《基本法》列明的罷工權，為了發揚《基本法》的精神，特區政府應制定罷工法，以維護《基本法》的權威。

罷工成敗在團結

罷工是集體行動，顯示團結力量。工會應鼓勵會員多使用這個平台，進行工會敎育，組織集體活動，令會員多了解團結的意義，互助互信，進而有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罷工能否成功，是建基於工會組織者的恆常組織工作。部份工會雖在罷工上有出色表現，但日後的恆常組織工作則出現問題，罷工後會員流失量大。

民主不只是選舉領導人、自由發言和被諮詢等，參與領導更是重要的一環。工會不單要說服工人罷工，更要工人完全明白為何罷工、有何利弊、如何進行罷工、為何有此行動等。罷工者不是應聲蟲，反而應是主人翁。海麗罷工和2003年葵涌碼頭罷工，工會都發掘工人參與領導罷工，這些都是工會民主重要組成部份。

工黨成立後一直都有聲援工人罷工，支持工人爭取合理權益。

有關罷工的其他方面論述，請參閱〈打工族拗手瓜攻略〉，載《無國界社運網》。

攝：Alex Leung

文：方約恆

政府早前公布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的初步構思，計劃強制僱主開設專項儲蓄戶口，每月供款額相當於全體僱員有關收入的1%，直至戶口結餘達到僱員年收入的15%，用以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以下簡稱為遣散費）。政府同時為僱主提供兩層資助，分擔僱主部分遣散費支出，並延長資助期至12年，涉及公帑估計達172億元。

可能以為取消強積金對沖，必定對打工仔女有利。少年，你太年輕了！正所謂魔鬼在細節，政府有關劃線前年資引致的遣散費的對沖安排建議，令打工仔女未享受到取消對沖的好處之前，已即時蒙受雙重損失。

首先，政府建議日後遣散費分開兩截計算：劃線後年資引致的遣散費繼續以離職時月薪計算，但劃線前的遣散費則改為以劃線時月薪計算。一般來說，打工仔女薪金會逐年增加，以劃線時（而非離職時）月薪計算，遣散費將會大打折扣，劃線前的年資越長，打工仔女的損失越大。

其次，政府建議僱主可提取劃線前及劃線後的強積金供款及投資回報，用來對沖劃線前的遣散費。根據積金局的資料，現時僱主的強積金供款平均只足夠抵銷遣散費的83%，政府建議僱主日後可以劃線後的強積金供款及投資回報用來對沖，將會令僱員的強積金權益有所損失，平均來說最多可達劃線前遣散費的17%。

例子一：

一名劃線前年資達6年的僱員，劃線時月薪為15,000元，如果劃線後一年被僱主遣散，離職時月薪為15,500元。根據政府的構思方案，僱員的遣散費只有70,333元，較現行計算方法少2,000元，而僱主可以劃線後的強積金供款及投資回報，用來對沖劃線前遣散費，令僱主供款只剩下37元，跟現時安排比較，僱員損失1,963元，而僱主則可少付9,713元。

例子二：

一名劃線前年資達10年的僱員，劃線時月薪為15,000 元，如果劃線後一年退休，離職時月薪為15,500元。根據政府的構思方案，僱員的長服金只有110,333 元，較現行計算方法少3,333元，而僱主強積金供款及投資回報將會被全數對沖，跟現時安排比較，僱員損失3,333元，而僱主則可少付11,083元。

從上述例子可見，政府有關劃線前遣散費對沖安排的建議，對打工仔女來說猶如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倘若僱員在取消對沖安排後一兩年內退休或被解僱，很大可能會得不償失，反而僱主就肯定可以減少遣散費支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本來是撥亂反正，歸還打工仔女應得的權益，但政府的構思方案反而令僱員受損僱主得益，果然是一大天才設計。

工盟對政府初步構思的立場：
－反對削減僱員的遣散費及長服金權益，劃線前年資引致的遣散費或長服金，維持以離職時月薪計算；
－僱主不得以劃線後的強積金供款和投資回報，對沖劃線前的遣散費或長服金；
－要求政府提出方案，彌補僱員因劃線前對沖安排而損失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按估算全數涉及款項約400億元）。

原刊工盟團結報

「原來打電話俾我果個係你」，遊行、聚會時，阿Cat不時聽到這句話，心中泛起一份暖意，一條電話線將她與工友連結起來，亦成為了工會與工友之間的橋樑。

阿Cat幫各工會於「大時大節」電話動員已經17年，所謂電話動員就是打電話予工友，向他們推介工會的最新動向，邀請他們一齊參與活動。這看似簡單的工作，但當中大有學問，絕不是「照紙讀」的工作，用心與否，對方亦能從聲線、語調中感應。

結緣於培訓課程 「估唔到時間過得咁快」

阿Cat與工盟結緣於培訓中心，修讀辦公室助理課程，因而成為義幹（即義務幹事），工作由行政事務到探訪時有涉獵，「一直做，做做做⋯⋯就做到依家，無諗過做到咁耐，估唔到時間過得咁快」。

後來，她又修讀了培訓中心的家務助理課程，家務助理工作相對「無咁困身」，所以更容易方便安排時間幫忙電話動員。問及是否喜歡電話動員工作？她淡然：「無所謂」，又問她是否愛與人聊天，她坦言平時話不多，愛在旁觀察；再笑問動員工作是否難為了她，阿Cat即時說不，「我的諗法好簡單，我覺得邊度需要人，咁我咪去幫手，呢個崗位需要人去同會員溝通，咁我就去做橋樑，去打電話」。

這些電話，一打就打了十七個年頭。

由碰碰撞撞到摸出竅門

不過，初時打電話動員，她亦不時碰壁，她遇過粗口相待、假裝打錯等，她亦摸出竅門。曾經她打電話動員，說罷「XXX先生，你好」，對方即時回應：「你打錯喇！」，阿Cat禮貌回應：「唔好意思，咁我就再打過」，掛線後，她再撥同一號碼，電話裡頭出現同一聲音，說：「話你打錯電話」，阿Cat倔強地回答：「我無打錯，電話號碼是XXXXXXXX。」對方不耐煩補充:「咪話你打錯咯，無呢個人呀」，阿Cat回嘴：「無呢個人同打錯電話係兩回事，無呢個人係無呢個人，而唔係我打錯電話」。現在回首，阿Cat自嘲當時太有原則，隨著年月，她亦摸出打電話的竅門。

有時電話名單或有錯漏，例如：寫錯姓氏、字體潦草等，對方會略生氣地說:「我唔係姓什麼什麼」，再追問：「你貴姓？」，對方怒氣未熄說：「總之就唔係姓X」，阿Cat便會筆錄下來，過幾天再致電，這回她會親切地直叫對方名字，寒喧一番，收線前再問對方，「唔好意思，電話嘅字寫得唔清楚，介唔介意話我知你貴姓」。她也試過遇上對方報以粗言穢語，她就要出絕招——極速收線，「無辦法，如果唔係，佢就會機關槍咁掃你，鬧鬧鬧」

變成聆聽者 變成朋友

偶爾，阿Cat亦會成為聆聽者，接收工會會員的苦與樂。阿Cat的動員工作一般會在黃昏、晚間進行，正是打工仔女的放工時間，所以她曾經致電動員時，對方喋喋不休地向她控訴老闆的無理對待。阿Cat默默聆聽，再筆錄予工會同事稍後跟進。這類電話動輒就得花上15分鐘。另外，有些工會頻繁舉行活動，幾乎每月都會電話動員，打得多就自然變得相熟，會與她分享大壽、抱孫等樂事，又邀她參與蛇宴等活動。大家不知不覺地成為朋友，當對方生病、喉嚨不適，她會放心上，再打電話時，亦不忘問候對方。

阿Cat坦言這17年來，工友們對打電話動員的回應變得略為冷淡，她也不言棄：「其實有時工友只要提提佢，鼓勵佢叫朋友一齊嚟，佢都會嚟，當打電話俾佢，佢係會用心聽」。或許有些人覺得遊行太多、成效不大，不過阿Cat還是覺得：「成果係需要時間修成⋯⋯雖然時間可能漫長，但我們還是要走出來」。

原刊《工盟團結報》

文：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理事長邱智恆

近日工會接二連三揭發有社福機構剝削前線社工薪酬，社工原有的薪酬被大打折扣，八折、七折也有，事後筆者分別聽到兩種主要的聲音，年輕一輩普遍是憤怒的，惟為了糊口，只能接受被壓價的現實，實際上是敢怒不敢言，而年長一輩原則上也認為年青社工被壓價一事不妥但只要薪酬能貼近市況，即使與政府薪酬脫勾也可接受，跟年輕一輩的想法南轅北徹。有言這是階級矛盾，此說不難理解，相信爭議不大，但同時也有言是由制度催生的世代矛盾，亦即整筆撥款制度（下稱：整筆撥款）實施時已能預視的情況，就此，本文嘗試從整筆撥款的源起去探討兩個世代之間的恩怨情仇如何愈演愈烈。

整筆撥款的一段黑歷史

整筆撥款的推行可說一波三折，由社會福利署於1995年聘請顧問公司作出社會福利制度檢討，並提出要作出撥款制度改革起，反對的聲音連綿不絕，令社署首項改革建議－「單位資助計劃」(Unit grant)胎死腹中。然而，這計劃與今天的整筆撥款制度在理念上大致相同，只是社署未能安撫機構和前線員工對財政穩健和其引申的權益保障的擔憂，在眾怒難犯底下，社署迫不得已放棄這個計劃。直至1998年尾，政府捲土重來，提出整筆撥款制度(Lump sum grant)，這次社署向機構大派定心丸，承諾提供五年過渡性補貼，為定影員工的薪酬開支包底，同時向現職員工作出定影承諾，確保新制度推行後現有員工待遇不變，只是「新來新豬肉」，新制的員工就不能確保與他們同工同酬。這兩大措施一出，業界的反對聲音大減，此消彼長下，工會的力量亦從而削弱，最後整筆撥款在願者上釣的情況下，吸引一個又一個機構自願參與，終在短短三年間，絕大部分機構已轉為整筆撥款資助模式。

歷史是互動之下衍生的結果，政府威迫利誘下，當時上一代的機構管理層與前級同工的沉默與支持便促進了整筆撥款制度的誕生，這段黑歷史誰也不能改寫或否定。

舊制與新制 同工不同酬

整筆撥款一推行，社福界就好像被一股勢不可擋的暗黑力量入侵，管理層樂此不疲地壓低營運成本，最奏效的方法當然是大幅剝削制度後聘請的前線同工（下稱：新制同工）薪酬，八折、七折、甚或六折也出現過！當時只有舊制定影員工（下稱：舊制同工）才能逃過厄運，他們就在腥風血雨中安然度過，當然尚有一些抱打不平的舊制同工，會因為看到新制同工飽受剝削而挺身而出，一同反抗，但此等同工碩果僅存，結果在這十多年間，新制同工的薪酬長期低企，社福界的世代差距和矛盾日殛。

時至今天，有些年長一輩的同工更會把壓低薪酬視作行規，只要壓得不太誇張，不是「低處未見低」，也是可以接受的。以近日香港復康會用月薪三萬元招聘五年經驗學位社工的事為例，如與公務員薪酬級別比較，復康會每月剋扣了八千元，而網絡上竟有一些社工前輩大張旗鼓，指工作最重要是意義和價值而並非薪酬，合理化壓低薪酬的做法。然而，他們正享受著舊制的薪酬保障，而且薪高糧準地大發謬論，實是「豬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些說法更進一步激化年輕與年長一輩的世代矛盾。

揭發肥上瘦下 年輕一代如夢初醒

整筆撥款推行十七年後，當年的前線慢慢成為管理層，本以為他們能對前線同工有感同身受，但事與願違，或許是「屁股指揮腦袋」，人往往因為自己坐在甚麼位置而運用怎樣的思維方式，因此情況不單沒有改善，於兩年前開始甚至每況愈下，工會揭發一間又一間機構薪酬肥上瘦下的醜惡面貌。事到如今，年輕一代如夢初醒，發現這些舊制管理層一方面說機構資源緊絀，前線同工只能繼續被壓價，另一方面自己享受比社署同等職級員工更優厚的待遇，反倒年輕一代朝不保夕，為求生活和繼續能在業界實踐理想，只能迫於無奈接受各種剝削。

前輩們，就算今天你們不願承認也好，不相信也好，這種世代矛盾也放在眼前，與其用各種理由合理化自己，不如運用你們的權力徹底地改革現時的制度，令年輕一代獲得公平而合理的待遇，從而淡化世代間的不信任和矛盾，否則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在所難免，你們即管坐在總部等待吧！

文：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理事長邱智恆

社福界整筆撥款制度推行後，受社署資助的社福機構開始有了自由和彈性去管理每年所得的撥款，控制在薪酬和服務方面的開支，因此制度一推行時大部份機構均十分緊張其財政情況，大力縮減成本，一方面減輕每年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累積儲備。最奏效的縮減成本方法當然是壓低新制同工的薪酬，機構樂此不疲地採用八折、七折、甚或六折支薪。機構管理層普遍會以整筆撥款或基金提供的資源不足、機構財政不穩健為由，解釋為何要壓低同工薪酬，筆者認為上述的理由可能是真確，也可能是他們在欺騙員工，要視乎個別機構的情況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但即使這些理由是真確的話，那是否代表管理層壓低同工薪酬的行為是合理？他們就沒有任何道德責任？本文正希望透過分析現況來探討這個問題。

新制員工被剝削就是理所當然？

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提過（註一），整筆撥款能夠順利推行，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政府承諾設立定影員工的制度，確保新制度推行後在舊制度時期聘請的員工（舊制員工）待遇不變，只是「新來新豬肉」，機構管理層能就整筆撥款推行後聘用的員工（新制員工）自由制訂不同的薪酬政策，毋須同工同酬。

最後，管理層以定影員工為護身符，認為自己薪酬跟上公務員薪級表是理所當然，而因應機構各種考慮，新制員工的薪酬大可削減。試問，這些雙重標準的做法是合理嗎？筆者時至今天也未曾聽過有機構嘗試採取一視同仁的做法，如減薪由管理層開始，實踐同舟共濟的精神，相反經常聽見的是管理層以資源不足為由壓低新制同工的薪酬，而自己繼續享受與公務員看齊的待遇。

以服務之名壓榨員工

同時，部分機構管理層會以發展服務為由將同工薪酬壓低，例如欲增加人手開拓新服務或申請了外間基金推行服務時，前者管理層會指資源有限，增加了人手便無法同工同酬，必須壓低薪酬去聘請員工，而後者的情況普遍是管理層為求滿足外間基金的要求或在投標制度中成功，便率先在計劃書或標書上把薪酬開支預算壓低，在最後聘請員工時便以資源不足為由壓低薪酬，呼籲員工體諒。但是，以壓榨前線員工的方式來發展新服務合理嗎？又試問，為何不是管理層先自行減薪，而是要其他前線員工作代罪羔羊？

服務擴大造就管理層升職加薪

到近年，工會還揭發有不少社福機構管理層以服務擴大之名，獲發大額現金津貼和靜悄悄地升職加薪，例如中國婦女會的總幹事黃耀明以兼任院長和督導新服務之名，每年取得約40萬的現金津貼，年薪逾200萬，而路德會行政總裁雷慧靈稱因整筆撥款推行後機構員工人數增加，於是便升職加薪，職級由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升格為總社會工作主任，年薪可提高約20萬元。但實際上，前線員工在整筆撥款下工作量同樣大增，可是薪酬大不如前，莫說額外的現金津貼，連原有的薪酬也跟不上，同工不同酬。原來服務擴大最終令「黑狗得食，白狗當災」，造就高層從中成為很大的得益者，而前線員工就成為犧牲品，這叫人情何以堪！

綜觀各種情況，管理層並不是沒有條件去善待前線員工或作出改善，只是他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確保在整筆撥款制度下他們自己可以一毛不拔，只運用各種理由去剝削前線員工來縮減成本，發展服務，其後他們從中再取得更多利益。因此，再問管理層壓低同工薪酬的行為是合理？他們有沒有任何道德責任？筆者好肯定這絕不合理！今天前線員工飽受剝削，怨聲載道，這只是管理層他們的道德選擇，是絕對要負上道德責任！

註一：「社工On Sale」：是階級矛盾，也是世代矛盾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取消僱傭同住條例，為本勞外勞增建公屋

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佔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衞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制」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拉一般種族歧視。

建制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佔據假日路面，是因為僱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僱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僱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累累，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僱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昨天筆者在網上看到一位名叫Keith Wong的網民，指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於Facebook專頁中有關復康會高層薪酬開支的帖子訊息無錯，但內容不公道。多謝這位朋友的質疑，筆者相信在回應他的同時，也是好機會讓我詳細再解釋一下復康會的情況及本人所做了的Fact Check。

在內文中，這位Keith Wong 指如工會指香港復康會「管理層薪酬開支佔整體撥款資助額45%」要化成指控，必須達至以下兩項條件先才可以，但究竟Keith Wong 提出這些條件時的理據是否正確？有沒有誤導網民之嫌？筆者嘗試在下文逐一回應。

1.機構只用社署津助來支付員工薪酬，不會用其他收入？

1.1 無錯，社福機構有權運用「非整筆撥款」的其他收入（下稱：非整筆撥款收入）來支付管理層薪酬，但根據香港復康會2016-17年度的財務報告，內文清楚指出1552萬的管理層薪酬是由整筆撥款支出的，這是清楚不過的事實。

圖一：年度薪酬開支70萬以上的管理層薪酬資料

1.2 Keith Wong指復康會網上公開的財務報表提及，政府津助只佔38.3%機構收入，6成收入是來自「非整筆撥款收入」，例如是公益金、馬會、或其他機構/基金會的資助，而這6成收入也可以用來支付管理層薪酬。根據2016-17年度的財務報告，從字面看整筆撥款服務的收入當中只有「6. Other income」有機會涉及「非整筆撥款收入」（圖二）。但是，再詳細看圖三「6. Other income」的詳細分佈，這清楚指明不包括「非整筆撥款收入」。

那即是說圖二整筆撥款服務的收入中是沒有包括「非整筆撥款收入」，因此Keith Wong指香港復康會有六成收入是「非整筆撥款收入」，這也會用作1552萬管理層薪酬開支，這說法是公道？相信大家一目了然。實際上Keith Wong的把戲是將整筆撥款與非整筆撥款混為一談，亦假設條例上是容許混為一談，這明顯在混淆視聽，誤導網民！

圖二：整筆撥款的收入分佈

圖三：Other Income的分佈

2.管理層15人薪酬比例過高 而非個別薪酬過高

2.1 Keith Wong另一個把戲是轉移視線，無視管理層薪酬比例過高的問題，而用管理層平均每人每月薪酬只有8萬6千元的說法來合理化復康會的做法。筆者嘗試找出兩間與香港復康會整筆撥款資助額相若的機構來作參照（見圖四），分別是香港中國婦女會和香港傷健協會，它們年薪70萬以上的管理層薪酬開支佔整筆撥款的百分比分別是9.34%和19.89%，與復康會大相逕庭，因此在這比較之下，我們絕對有理由質疑復康會的管理層薪酬比例是過高。

圖四：管理層薪酬開支佔整筆撥款百分比的比較

2.2同時，Keith Wong在文中提及機構員工有七百多人，那麼用15人和1552萬來管理也是相當合理吧！但實際情況是復康會整體七百多名員工中，有約80個是整筆撥款服務員工，而有約600個「非整筆撥款服務」員工，根據整筆撥款的規定，運用整筆撥款的人手來營運「非整筆撥款服務」是不容許的，因此事實上那15位管理層只能用作管理80個整筆撥款服務員工，而非整體七百多名員工。那麼用1552萬聘請15名管理層去督導80個前線員工，這編制合理嗎？而Keith Wong錯誤的假設是公道嗎？

就著Keith Wong一個強調「公道」的人用這麼「不公道」的手法來誤導網民和質疑工會，本人真的十分遺憾，希望以上回應能以正視聽，打擊一些不公道的言論。

最後，本人還做多了一個Fact Check，發現這位Keith Wong的真正身份是代表社福機構僱主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總主任，這是一個Fact，然後他說他帖子上的內容是代表自己，因為資料有限，我十分抱歉無從核實是否Fact。而另一個Fact是筆者今次回應也是代表自己（不相信可自行Check下）。再一次多謝這位社聯總主任Keith Wong的質疑，讓筆者能詳情再解釋一下復康會的情況。

最後一句，黃生，質疑人時最緊要Fact Check同公道！

參考資料：
1. 工會原帖：【復康會管理層薪酬逾1500萬 佔LSG撥款45%】

2. Keith Wong質疑工會的原帖及資料圖片
https://www.facebook.com/786423382/posts/10156623086958383/

陳秋成（左）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推出終身年金計劃，65歲以上長者作一筆過投保後，每月可獲固定金額，直至終老。職工盟於7月訪問了109名55歲或以上基層勞工，結果顯示8成人不會購買年金。職工盟指出年金不能取代全民退保，要求政府落實以三方（勞方、資方和官方）供款支持、免審查的全民退保。

調查結果發現，有一半受訪者表示不希望把儲蓄押放在年金上，約兩成受訪者則表示坊間有其他較好回報的投資選擇，只有1成受訪者表示會動用少於30%的儲蓄購買年金。約9成受訪者希望有一個不需要動用儲蓄和資產、每月有固定金額的退休金發放制度。

73歲的陳秋成任職替更保安員，他表示對購買年金有憂慮，「今日唔知聽日事，如果有咩急事要攞返啲錢出嚟，真係水瓜打狗，唔見一截！」陳秋成，「老人家緊係想多啲錢傍身，安心啲。如果我用5萬蚊買年金，每個月得290蚊，飲餐茶都唔夠啦！年金仲要唔跟通脹，過多幾年，都唔知290蚊有咩用。」

鄭清發現年65歲，已退休5年，之前任職安老院護理員。他退休時有70多萬退休金，每月生活費約4,000元，現剩下約50萬，「若果我用40萬買年金，每個月有大概2,000蚊，加埋長生津3,000幾蚊，每個月就有成5,000幾蚊，係比依家每個月嘅生活費多」。但他指社會正爭取全民退保，「即使我買年金比較有着數，但都應該罷買年金呢個替代方案。」

鄭清發

記者：黎栩澄

對基層勞工毫無意義

本會在2018年7月期間進行問卷調查，訪問55歲以上的打工仔女會否參與購買年金，以及對年金的意見。是次調查收到了109份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有效受訪人數（55歲以上）：109人

1. 在退休之後，你打算動用多少百份比（%）的儲蓄來購買年金？
8成受訪者表示完全不會購買，只有約1成受訪者表示會動用少於30%儲蓄去購買年金。

2. 如果你不參與買年金，你的原因是？
5成受訪者表示不想儲蓄被押死在年金上，有2成的受訪者表示坊間有更好的選擇

3. 你認為在退休後，起碼有多少積蓄才令你較為安心？
4成受訪者認為要200萬以上，5成受訪者認為要50萬到200萬。

4. 你認為政府應採用什麼退休保障方案，能夠令你最為安心地退休？
9成受訪者表示要有一個不論多少儲蓄資產，都可以有固定退休金發放的制度。（全民都享有的退休保障）

撮要及分析

1. 從調查結果所得，近乎所有(80%)人士都不會購買年金，只有少數人士會從儲蓄中撥出30%以下去購買，這明顯的指出，年金對基層勞工沒有任何吸引力。

2. 而不作購買的原因中，有50%人士指是不希望儲蓄被押放在年金上，說明他們認為年金和儲蓄有著矛盾關係，而實事上年金和可動用儲蓄的確是矛盾，令到打工仔女卻步。

3. 70%受訪者也表示，最理想的退休保障並不是年金，而是不論資產多少都可享有的固定金額發放，也就是全民退休保障的原則。

基層打工仔女大部份在退休時所有的儲蓄並不豐厚，都會擔心積蓄可以使用多久，加上再沒有收入，用了一毫就一毫，感到焦慮是理所當然。年金所標榜的先押錢，後本利歸還直到終老，對基層勞工『亳無意義』，因為他們失去的是一筆用來防身──例如應付危疾、家庭變故等等──的錢。在儲蓄本來已不多的情況下，即使是5萬或10萬這數目，要求他們用來作『押金』，也是相當大的付出。

政府表示年金不被視作資產，長者參與年金計劃後便可申請長生津，用這種取巧方法去誘使人們參與計劃。這明顯與政府當初推出長生津時表明公帑只會用作協助有需要的長者存在矛盾。再者，若日後長生津開支超出預期，又遇上經濟衰退及財赤時，很可能收緊長生津的申請資格，那些將僅有資產押在年金計劃的長者便可能即時陷入困境。

年金只是對已經豐厚儲蓄的人士，錦上添花的方案。對於絕大部份沒有100萬退休儲蓄的工人來說，是沒有多大作用。對於只有數十萬退休儲蓄的基層工人來說，更是『毫無意義』。

職工盟在此重申，年金是絕對無法替代一個不論貧富，以勞資官三方供款支持的全民養老金方案。

（左起）街工勞工組黎治甫、譚亮英、王曉君

（獨媒特約報導）街工勞工組風波未解決，街工人事委員會在7月4日向勞工組三名職員譚亮英、王曉君和黎治甫發信，指因應機構緊縮經濟開支及人手安排作重新分配，要求三人於8月5日返回位於葵芳的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繼續工作。街工勞工組三人接受獨媒訪問時表示，已有被梁耀忠遣散的準備。獨媒記者致電梁耀忠查詢，但未能聯絡他。

街工人事委員會先後三次向三人發信，要求三人的工作範圍在8月5日或之前，需回復至離開辦事處前，即負責勞工及議員辦事處日常的工作，又要求他們在8月5日前將旺角辦事處退租。三人表明拒絕，譚亮英指出勞工組是在雙方協議下離開葵芳，因為工作取向和葵芳辦事處不合拍，當時稱在一年後作檢討，「一年後，無進行過任何檢討，就單方面叫我們返去。」

勞工組在2017年3月搬離葵芳梁耀忠議員辦事處，在旺角另租辦公室，三人的薪金繼續由梁耀忠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支付。譚亮英強調，葵芳辦事處主要負責社區服務和求助個案，而勞工組是跟進勞工議題、推動勞工運動和工會組織等，質疑梁耀忠是要透過職員矛盾，製造藉口作解僱，「佢話我哋成日嗌交喎，咁返咗去，佢係咪想工人打工人？」

在街工年資長達十年王曉君則指，街工員工及會員一直不計較為基層及勞工努力，多年來學會「不是有錢大晒」，但街工近半年卻一直講錢，對此感到十分無奈。她坦言「留喺度已經無乜意思」，透露曾向執委陳瑞銘表示「不如傾下離職係點，遣散定點」，「最需要處理的是勞工工作交接問題，而唔係不斷你來我往咁出信。」

黎治甫質疑梁耀忠利用行政安排取消勞工組，強調在2017年3月分拆時是希望不依賴議會資源，逐步自負盈虧，「梁耀忠一直都係話從來無理我哋工作，而且亦都無檢討」。黎治甫又慨嘆，梁耀忠和整個葵芳辦事處曾高調開記者會攻擊三人，現時再以工作理由調配到葵芳，「有啲係想睇我哋點死」。

街工執委蘇耀昌（資料圖片）

蘇耀昌：望繼續商討

事件令街工6名執委及30多名會員在6月先後退會，矛頭直指梁耀忠一意孤行解散勞工組，更炮轟他一人專政。梁耀忠亦和多名街工會員開記者會反擊，重申「從沒炒人」，但兩名區議員黃潤達和梁錦威其後同時退會，令街工只餘下兩名區議員。街工在上月中改選執委，多名老臣蘇耀昌和梁志成均成為執委。

獨媒致電梁耀忠查詢，但未能聯絡他。蘇耀昌則回應指，三人在搬離葵芳時，已說明以一年為限期，「依加好明顯做唔到自負盈虧啦，咁繼續落去，即係要街工俾錢啦，不如返嚟啦咁。」蘇表示，勞工組搬到旺角並不是好的做法，令員工感到疏離和缺乏交流，希望能重建團隊，便要想辦法。「遣散唔係我哋嘅原意。你知啦，之前咁樣搞，已經搞到好無癮，我強調，街工從來無炒過佢哋。」

「如果遣散，就會俾人覺得我哋一直都想遣散佢哋，咁我哋唔係呀嘛。」蘇耀昌重提，街工在4月30日時曾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並通過「以裁員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最後方案，要求保留僱用黎治甫，王曉君，蘇耀昌，譚亮英，高寶玲」的動議，強調街工並不希望遣散三人，希望能和勞工組繼續商討條件。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約50名太古坊地盤冷氣水電技工遭拖欠工資217萬，今日向二判高砂抗議並與進行談判，成功爭取高砂於下周二（8月7日）支付工資、加班費及代通知金，四判重力號公司亦稱會在下周二前核對款項。

鰂魚涌太古坊商廈重建地盤有約50名冷氣水電技工，在6月和7月完成負責的工序後被解僱，但仍遭拖欠6月及7月的基本工資、加班費、代通知金、勞工假補薪、年假補薪。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估計，工人被拖欠款項總共約271萬。工人多次向僱主四判重力號公司，及大判金門建築追討款項，但未有回應，四判更表示未有從二判高砂收到款項。工人曾經到勞工處報案，但排期處理需時。

冷氣技工顧先生

冷氣技工顧先生去年6月起在太古坊地盤工作，他表示總共被拖欠薪金8萬至9萬元，生活困難，「無工開，要喺屋企等」，「唔夠就問人借」。

冷氣技工聶先生稱入行5至6年，現時每月工作約25天，月薪大概4萬。聶先生指，每天未正式開始工作，便要先走約數十層樓梯。他稱地盤環境惡劣，「大塵、焗、臭」，洗手間數目嚴重不足，百多名的工人需要共用一所洗手間，所以他情願在隱蔽地方解決。他又指，雖然地盤有提供風扇及水機等設施，但只是「做個樣」，並沒有啟用。

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組職幹事林小薇表示，雖然工人可透過勞工處追討工資，但是過程繁複，需時甚長，而且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的調解會議並無法律約束力，資方可以不出席，之後案件轉到勞資審裁處，整個過程可長達半年至一年。

冷氣技工聶先生

工人代表及工會代表今早與高砂高層協商，高砂表示核對款項需時，工人不滿意其回應，要求即日解決事件，簽定協議書。

工人代表與工會代表其後再次談判，高砂承諾會於8月5日付清工資，但只包括加班費與基本工資，不願意承擔代通知金、勞工假補薪及年假補薪，建議工人向四判追討。

及後工方指得知燒焊工人獲支付代通知金，遂要求資方承擔款項，否則將行動升級。經再次談判後，高砂讓步，承諾一併支付代通知金，派出代表即場與工人核對款項，並表示會於8月7日以支票形式付清基本薪金、加班費和代通知金，惟勞工假補薪與年假補薪需向四判追討。工會職員以電話聯絡四判，負責人表示並不會派人到場，但稱會在下星期二前核對款項。

【18:14 更新】工會估計涉及款項最少約421萬，高砂承諾於8月7日前支付371萬。工會亦正與重力號商議支薪方案，涉及逾50萬。

記者：黎瑩瑩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侍產假由三天加至五日，在今年六月就《2018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刊憲，預計在明年二月中實施。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在無綫新聞節目《新聞透視》表示「一日都唔應該俾」：「你以為七日佢哋會收手？有七日就有十四日，有十四日就一個月，又一年，你唔好以為我講笑。」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對獨媒指張宇人的說法是嚴重脫節，炮轟對方是無良及刻薄成性。她重申，侍產假即使多少日都好，原意都是生育保障；而且「時代要進步」，批評商界不能再停留在只剝削，不落本的思維：「你自己無？就人哋都唔應該有？無病呀嘛。」

吳敏兒強調，現時有不少良心僱主，給予員工五日甚至更多的侍產假，並非全部僱主都和張宇人般剝削。「係呀，時代進步，但僱主嘅剝削其實都不停升級。」在節目中，張宇人認為僱員只會批評僱主無良，形容是「永無止境的苛索」，所以當局在2015年時提出三日侍產假時，自己都反對。

「代表」飲食界的張宇人認為，侍產假三日便應止步，指行業有數十個工種，如果大廚和總廚都有侍產假，「點請人頂嗰個位？你夠膽就嚟開食肆，用你嘅標準嚟做，工時又好，時薪又好，無論咩假都好，擺哂落去，賺到錢先好同我講。」

張宇人在節目中大放厥詞：「你可以話我無良，我老婆生晒，女兒、媳婦都生晒，我根本享受唔到，當然咩都反對，我哋年紀又點呢？我哋以前無侍產假又點呢？係咪？以前我哋老婆無產假又點呢？」民協前三料議員莫應帆在節目中回應時批評張宇人的思想落後，並沒有跟隨時代而轉變，「深圳都進步咗，我哋成日覺得唔進步的大陸都進步咗。」

曾任立法局、區議會和市政局議員的莫應帆在1997年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建議男姓享有七日侍產假，並支薪五分之四。他認為，不少國家都有侍產假，香港自稱先進城市，卻仍然落後於國際。對於商界代表稱，男性僱員一旦享有假期，便會偷懶。莫應帆不滿稱，香港的經濟發達，但不全然是商界的功勞。

職工盟強烈譴責張宇人「惡人先告狀」，將職工盟要求侍產假增至七日說成「永無止境的苛索」。其實，經濟先進國家侍產假早就超過七天，新加坡工人享有兩週侍產假、冰島工人有三個月至六個月侍產假、瑞典工人則父母親合共享用18個月產假侍產假。

職工盟要求七天侍產假，何來苛索？張宇人將任何勞工保障改善打為「苛索」，漠視香港勞法落後，永無止境刻薄勞工的實況。張宇人的刻簿言論，只會令善待員工的僱主也被視為無良僱主，陷香港僱主於不義。

現時勞福局正在與商會商討取消強積金丶遣散費對沖方案，政府並承諾撥172億資助僱主，但商會仍嫌撥款不足，要求更多資助。職工盟指這才是苛索，以反對取消對冲作為籌碼，苛索政府更多資助。

職工盟
2018年8月5日

行會成員張宇人認為，侍產假一天都不應該有。言論一出，備受批評，無意中令議題升溫，連原本沒留意的人都關注起來。

張宇人語出驚人，並非第一次，2010年便提出最低工資時薪20元的無良建議，得到廿蚊張這個稱號。他反對最低工資的理由，和主流經濟學者同出一轍，都是說會製造失業和削弱晦—特別是中小企的——競爭力之類。他和張五常、王于漸、雷鼎鳴等經濟學者講到實牙實齒，但事實證明，最低工資實施多年，並無帶來他們口中的負面影響。（可參考《張五常欠一個解釋》一文）他們卻沒有收回自己當時的恐嚇言辭，更沒有認錯。只是當沒事發生一樣，繼續利用學者的光環發表意見，影響輿論。

廿蚊張今次反對侍產假，同樣大發謬論：「以前我們沒有侍產假又如何？以前我們太太沒有產假又如何？」網上揶揄他的留言比比皆是。道理很顯淺：以前做奴隸，做足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無糧出，無假放又如何？難道以前不人道的做法，可以用來合理化現時僱傭條例不合情理的地方嗎？時代不會進步的？

張宇人又以其飲食界為例：「我們飲食業有數十個工種，大廚和總廚有侍產假的話，我怎樣請人頂替那個位置？」找人做替工，確實會增添僱主的煩惱，但相信只會維持一段短時間，只要趁機改善行業生態，僱員待遇更佳，自會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解決頂更欠缺人選的難題。事實上，僱員的身心健康得到更佳保障，應該是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致力追求的目標。張宇人作為港府高層，為何不懂得從全民的福祉看問題，而只會替某一界別管理階層發聲？行會成員到底是怎樣做的呢？需要甚麼素質的？

更可笑是，他還向支持侍產假的人下戰書：「你夠膽的話便來開食肆，全部都用你的標準，無論工時、工資什麽假期都好全都放進去，你賺到錢的話你和我說。」其實不難，只要有辦法令租金長期處於中小企可負擔的水平。迫使營運良好的中小企倒閉，有幾可不是因為租金飆升？很多中小企給員工的待遇欠佳，往往是因為租金負擔太重，唯有在其他地方撙節開支。廿蚊張（和那些經濟學者）如此關心中小企的經營狀況，不如先設法限制業主加租的幅度吧。

觀塘區立高轄下清潔工友罷工六小時後，食環署作出妥協，願意就多項嚴苛安排作出讓步，包括飲食、接收投訴的處理時間、反光衣、指定時間簽到等。

我們將在接續幾日觀察安排是否合理，也將密切接觸工友，了解改善安排。

食環署今早未有邀請工會參與會議，我們對此表示非常遺憾，反映署方未有誠意聆聽最前線工友工作的困難。

女工會清潔工人職工會及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將約見食環署，要求署方改善制度上疆化的條文，以及保障工友職業安全，避免倒餿水、清泥頭的工作落在清潔工身上。

有進一步消息，將會再向大家公佈。

清潔工人職工會
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

2018年8月6日

（獨媒特約報導）觀塘今早有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發動罷工，約130名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市外聚集，抗議食環署嚴苛管理。外判公司立高服務有限公司在中午和食環署會面後，指食環署在未來三日會放寬管理要求，工人罷工約6小時後，在下午陸續返回工作崗位。外判公司立高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先生期間一直在場，但沒有回應記者提問，僅表示擬到場與工人對話。

罷工工人的訴求包括放寬工作報到時間限制、停止強逼工人處理非職責範圍內的清潔工作、停止穿反光衣要求和放寬工作休息限制。

有外判商職員對記者稱，食環署觀塘區新總監梁溢景上任後，曾要求外判公司解僱65歲或以上的清潔工。但外判公司立高的負責人及管工都不贊成，憂慮無法聘請足夠員工代替，遂發動工人罷工。他又透露，外判商安排專車接送工人前來罷工，並提供飯盒。

外判公司立高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先生

強制穿反光衣 批執法不力增工作量

職工盟及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到場支援工人，女工會總幹事胡美蓮表示，罷工涉及牛頭角、觀塘和油塘的地方清潔服務，重申工會要求食環署在工時安排上更具彈性，並加強打擊違例垃圾棄置。她亦提到，工人被強制要求穿上膠質反光衣是非常不合理，「質地重又吸熱，馬路上著是可以，但喺行人路、垃圾站內著則好唔妥。」

擔任清潔工9年、65歲的勇哥是早班工人，指宜安街違法傾倒污水問題一直嚴重，但食環署、環保署卻「收到投訴都冇人理」。他不滿指，有唐樓業主直接將垃圾放置街道，增加清潔工人的工作量。他慨嘆從前「和和氣氣，自己搬多⼀、兩包泥頭」，但食環近日的要求愈來愈嚴苛，竟規定清潔工在早上9點前清理好街道，一旦未達要求，外判公司便會被罰錢。

清潔工陳婆婆

64歲的陳婆婆同為日更清潔工，在順利邨工作。她提到，日前曾加班到晚上10時，完成工作後休息和吃麵包，但遭到上司指責，更被紀錄在案。陳婆婆斥食環署「心態當我係狗，唔順眼就話」，自己已「幾十歲人，咁曬、咁熱都做足晒」，「你試下喺辦公室唔開冷氣，拎著掃把行9個鐘試下。」

71歲的李廣仔在油塘做了清潔工十多年，他指最辛苦是清理大型垃圾，例如倒泥頭，每天都要「執完再執」。他指出，自己年紀較大，即使工作量龐大亦不敢向署方反映。

清潔工李廣仔

工會批食環拒工人參與會議 將約見商檢討

在行動過後，胡美蓮表示食環署中午前曾兩度和外判公司開會。她表示曾要求進行四方會談，讓工會及工人代表參與其中，但遭到食環署拒絕。在會面後，食環署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要求工人復工。

胡美蓮多次重申，強制要求工人穿上膠質反光衣的制度並不人道，斥食環署一直沒有研究作改良，「大熱天時，熱到溶」，加上夜班工人沒有吃飯時間，形容是無良。她指長遠必須改善制度和研究改善制服。

職工盟屬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幹事杜振豪亦批評，食環署要求所有工人都要穿上反光衣，不然便要處分，做法十分官僚。杜又提到，工人要清理街上的其他垃圾如工業廢料等，是不合理的要求，「政府知道係舖頭亂掉出嚟，但就要工人清埋。」

女工會將去信食環署，要求和署方會面及檢討現時制度。胡美蓮表明會和工人保持聯絡，促請當局改善工人待遇。

瑞和街外有污水傾倒，沿街市流向馬路，需要清潔工額外清理。

記者：麥馬高、梁天心

（獨媒特約報導）外勞事工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聯同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進行調查，發現本港印尼籍與菲律賓籍家傭每月有36%收入用於抵債及支付中介費，比2013年上升兩成；另有23%用於本地生活開支，最後只有32%能匯回家鄉。機構將於明日與勞工處會面，要求政府加強打擊濫收費用的中介，及提高外傭月薪至5,500元。

支付中介比例4年升兩成

機構在去年暑假訪問了1,045名印尼籍與菲律賓籍家傭，受訪外傭平均月薪為4,418元。調查結果顯示，外傭約四成（35.6%）收入用於支付債務及中介費用，與2013年進行的同類調查相比，上升約兩成。

調查結果又顯示，飲食、交通、通訊和衣服等在港生活支出佔外傭收入23%，推算外傭每年投入67億元於本地經濟。外傭最後能夠匯寄家鄉的金錢只佔其約三成（32%）收入，比2013年的逾五成（53.48%）為少。

外勞事工服務中心總經理Cynthia Ca Abdon-Tellez指出，本地中介違例濫收費用的問題日趨嚴重，削減外傭原本用作個人本地支出及匯寄家鄉的金錢。調查報告指出，根據僱傭條例，中介公司只能向傭工收取首月收入的10%，但中介往往巧立名目收取額外金錢，例如註冊費、訓練費等，屬違法行為。根據報告，只有4%受訪者被合法收取中介費用。

Cynthia Ca Abdon-Tellez解釋，外傭在家鄉欠缺工作機會，外傭只能容忍本地中介收取額外費用，不少外傭因要應付高昂的中介費用，欠下巨債，成為「抵債勞工」。她促請香港政府聯同印尼及菲律賓政府，打擊及懲罰違法的中介公司，及根據聯合國標準設立打擊人口販賣的相關法例。

促增最低月薪至5,500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主席及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發言人Dolores B. Pelaez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外傭最低月薪至5,500元，要求與本地勞工的待遇對齊，以應付本地開支和中介費。她又批評外傭工資的調整機制並不清晰，促請政府檢討機制。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代表Sringatin認為，政府應該保障外傭的安全和健康。她稱有僱主違例強迫外傭抹外窗，卻沒有受到懲罰，近期有外傭因抹外窗墮樓，但未能引起關注。她又指，儘管中介公司違法向外傭收取額外費用，只有少數公司被檢控，中介公司亦以不斷改名的手段重施故技。

記者：黎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