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一諾、社會學系副教授同鈺瑩、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碧樺依、社會學系系主任方偉晶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人口遷移與流動研究中心進行全球首個關於外籍家庭傭工工作及健康狀況的大型調查，發現本地外傭受工作待遇影響，身心健康欠佳。有7成受訪外傭表示每天工作超過13小時，3成半人於假日仍須工作。研究團隊指出，法例規定外傭必須與僱主同住，以致難以控制工時，建議加強監管及社會服務支援。

拖糧、加班等因素影響身心健康

調查於2017年5至9月進行，研究團隊於星期日到外傭聚集的區域，以問卷形式訪問了2,017名外傭，包括1,405名菲律賓人及612名印尼人，平均居港時間為6年。

結果顯示，62%受訪者每天工作13至16小時，更有9%須工作超過16小時。雖然外傭享有法定假日及至少7天年假，但有35%受訪者表示須在假日工作，24%沒有獲得所有法定假期，59%沒有年假。有7%人指沒有按時獲支薪，有8%人的月薪低於最低工資，即調查期間的法定外傭最低工資4,310元。此外，有4%人表示曾受僱主虐待。

研究團隊以標準十二題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第二版，計算出外傭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分數分別為47.1及44.7，較港人的51.8及55.5低。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一諾指，無法按時獲支薪、休息日加班、仍須支付中介費、被僱主虐待、受歧視等因素，對外傭的身心健康都有負面影響。鍾一諾又指出，外傭的醫療費用由僱主支付，令外傭遇到健康問題時或不去求醫。

（資料圖片）

同住難限工時 缺乏私隱

現時法例未有限制工時，而即使有規定外傭享有假日，很多外傭也未能獲所有假期。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碧樺依指，法例規定外傭與僱主同住，外傭的工作場所就是其居住場所，難以介定工作時間，執法亦非常困難，以致外傭的工資與工時不成比例，如每日工作十多小時，時薪只有十多元。她認為應加強規管，考慮取消同住政策。

此外，44%受訪者表示沒有私人房間。法例要求僱主為外傭提供「合適及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不過碧樺依認為定義糢糊，入境處亦從不巡查，而缺乏私隱、沒有獨立房間會增加外傭受性侵的風險。她建議政府清晰定義合適住宿環境，例如要有床及有一定程度的私隱。

多向領事館求助 促社福機構增支援

調查又發現，當遇到勞工問題，最多受訪者（38%）會尋求領事館協助，其次是勞工處（29%）。受訪者亦表示領事館的回應較正面，有74%人指求助獲回覆，但有32%人的求助不獲勞工處及入境處回覆，碧樺依指或與語言及文化障礙有關。

僅有不超過5%的受訪者稱會向社工求助，碧樺依指出，外傭的身心健康不只是勞工問題，民間團體缺乏資源，建議受恆常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為外傭提供更多「一站式」全面支援。

碧樺依表示，調查所接觸到的外傭能於假日外出，而且有一定社交網絡，處境屬較良好，調查結果或高估了實際的整體情況。中大社會學系系主任方偉晶指，明白港人的居住環境狹小，外傭問題相當複雜，但此群體人數眾多，認為必須正視問題，建議政府諮詢更多界別尋找改善方法。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同鈺瑩則指，政府應加強教育，並提供更多公共服務，例如託兒、安老、課後活動，減少港人對外傭的依賴。

記者：劉軒

華航機師工會啱啱同腦細達成協議，呢個星期以嚟，見住佢哋團結罷工，真係令人滾動。

機師工會為咗改善疲勞航班同埋自身權益而發起罷工，呢場罷工本身就係一場重要嘅公眾教育。

機師令我哋明白喺飛機上面，員工嘅待遇同乘客嘅安全息息相關。而機師工會都話俾大家知員工只要團結，不可一世嘅腦細最終都會坐低同你傾。

台灣除咗基本嘅議會民主之外，其實佢哋嘅集體談判權機制，都好值得同香港比照。喺台灣，若果公司有二分之一僱員參加職業工會，工會就可以提出集體談判（在台灣稱為團體交涉權）。

以今次罷工為例，華航有超過一半機師加入咗機師工會，工會就可以依照法律，要逼公司坐低談判。當然，華航一開始唔肯協商，先逼到班機師要投票決定罷工。

反觀香港制度，1996立法局曾經一度通過由李卓人提出嘅集體談判權法案，但喺主權移交之際，被臨立會粗暴廢除。此後香港嘅勞資爭議，腦細睬你都傻，若果唔係工人組織罷工，根本唔會同工會談判。

一個健全嘅民主社會制度，除咗民選議會同政府，仲應該有屬於打工仔女嘅集體談判權利，平衡勞資不對等嘅權力關係。

華航機師罷工逼使管理層談判有關「疲勞航班」同台灣本土機師職訓等同航空安全關係密切嘅議題之外，工會要求今次談判協議當中有關機師權益嘅項目，只可以由會員專享。嗱﹗嗱﹗嗱﹗有啲人又想起鋼喇﹗

「點解唔加入工會，就無得享有這些福利呀？」（高音八度）
「你哋係唔係工會霸權呀？」（手指指）

查實有實力嘅工會，自然爭取到咁嘅條款，咁嘅制度唔係霸權乜乜乜，反而係更加可以鞏固工會爭取嘅成果，保障所有員工。試諗下，如果部分員工唔參加工會，只係一心諗工會幫佢哋爭取，咁既然唔參加罷工，都可以得到罷工爭取到嘅成果，對於罷工嘅會員又公平咩？老闆就更加可以用唔同嘅手段分化員工，從而唔同工會談判。

喺台灣，禁搭便車條款本身都有法律依據（你睇人哋幾完善﹗﹗﹗），按其《團體協約法》（即集體談判法），訂明協議內容如無「正當理由」，僱主唔應該將協議內容適用於非工會會員嘅員工。當然，呢個應該只涉及權益項目，職訓、改善疲勞班表等議題，仍然應該係員工整體適用。

世上無免費午餐，自己嘅權益要自己去爭取。「會員專享」嘅條款，喺外國好多工會嚟講，已經係慣例。香港嘅工會權利仍然不成熟，仲需要我們一步步去努力。

今日，勞工界三位立法會議員，聯同六位勞顧會勞方代表，舉行勞工界新春酒會，邀請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擔任主禮嘉賓。面對這樣一位背棄勞工、不斷拖延標準工時立法的特首，我們作為勞工界一份子，沒有跟特首舉杯慶祝的心情，有的，只是憤怒。

長久以來，香港位居全球最長工時城市，惡劣狀況臭名遠播。長工時不但令僱員的生活失去平衡，更嚴重破壞工人健康，導致與長工時相關的工業意外和職業病不斷發生。近年交通運輸的嚴重意外事故，死傷枕藉，部份成因便歸咎於職業司機工時欠缺有效監管。而據各項權威醫學調查顯示，持續長工時工作亦對人體構成嚴重損害，令致僱員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機會大大增加。在不少國家或地區，政府早已將「過勞死」列作工傷事故，但香港至今仍然未有就過勞死問題作出任何研究和預防。

林鄭競選特首時，曾承諾制訂工時政策，但上任後卻將標準工時委員會的研究推倒重來，只願以毫無約束力的「行業工時指引」作推塘。政府自去年六月公佈將於十一個長工時行業推動「行業工時指引」，原本預計經勞資協商後，可於今年首季開始陸續推出有關指引。但現實卻是，這些行業三方小組的討論至今毫無進展，大部份參與的資方代表反對設立標準工時，根本看不到勞資雙方可達成任何共識。所以政府將責任推卸予三方小組，只是繼上屆政府提出合約工時後，又一次拖延立法標準工時的時間，完全無助解決長工時問題。

說穿了，林鄭無視立法標準工時的迫切需要，根本就是擔心得罪商界，深怕失去佔選舉委員會多數的商界委員的支持。林鄭當初競選時聲稱關懷基層弱勢，上任後卻將工人拋諸腦後，不惜犧牲他們的健康和生命，以換取商界的支持。面對這樣的特首，教我們如何能有心情跟她在酒會上舉杯慶祝？

今日，我們沒有絲毫慶祝的心情，前來勞工界新春酒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特首林鄭月娥正視工人訴求，立即立法標準工時，還打工仔一個公道。

2019年2月19日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大學教職員協會在星期二即元宵節，在校內民主牆貼上燈謎大字報，以城大最高薪酬的人（即校長郭位）的月薪為631,000元，和最低薪的清潔工月薪11,200元為題，希望城大員工及學生競猜一種生肖。校方及後以校長薪酬是私隱為由，移除有關大字報。城大教職員工會主席謝永齡斥校方侵犯言論自由，重申校長薪酬不是秘密，因為城大年報中已清楚列明。謝永齡強調公眾有知情權，「林鄭月薪都係31萬，校長卻63萬，校方係侵犯表達和人權自由，好羞家。」

在星期二晚上，工會再將謎題再張貼到民主牆，但城大今次對學生會施壓但不果，在昨晚更派人撕爛工會張貼的內容。謝永齡炮轟校方做法不當，「年報有印幾錢月薪，是事實，是公開數字，要告就告印年報的人囉。」他重申，城大校長的薪酬不是秘密，斥校方的理由無理，強調必須捍衛民主牆、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左為李卓人，右為謝永齡

城大教職員協會在下午發起守護民主牆行動，在記者面前重新貼上有關燈謎，謝永齡更即席公佈謎底為「肥上瘦下」，即是雞。職工盟到場聲援，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香港各間大專院校的飄流教師問題嚴重，斥城大肥上瘦下，校長豬籠入水，但卻不理會教師的死㓉；基層員工缺乏保障，無法依靠教書的入息養家。他慨嘆香港的新一代沒有出路，只能當廉價低薪的飄流教師。

清潔服務業工會幹事黃傑業斥，大專院校的高層人工年年加，基層員工的工資卻只能在最低工資的水平遊走。他稱清潔工盡心盡力服務，但成果卻只由高層享有，重申城大是由納稅人的公帑所「供養」，而不是高層的遊樂場。

工學同行成員、理大學生李嘉穎則提到，理大去年同樣出現民主牆遭校方打壓的情況，斥大專院校的威權管治越見嚴重，相信類似的行為陸續有來，譴責城大干預學生自治的行為。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對記者解釋稱，校方在星期二表示，謝永齡張貼的內容是侵犯私隱和沒有日期，在昨日早上又稱字數超過25字的限制字數，在昨晚八點半更改口稱謝的內容涉及誹謗成份。他斥城大在過去曾多次干預民主牆，重申學生會對民主牆有絕對管理權。

城大公關在記者會開始前，對記者表示校方有回應，在記者會後隨即向記者派發回應，稱城大一向支持及維護言論自由，稱內容嚴重失實及誤導，違反校規及使用規則。聲明中又表示，校方與學生會多次溝通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最後決定移除。

記者：麥馬高

三間大型巴士公司仍然欠缺人手；運輸署已表示，如取消14小時特別更，要額外聘請1600位車長。巴士安全獨立委員會報告亦明確指出，《車長工作指引》設立14小時特別更，是基於招聘和挽留車長人手的困難。現時，新入職車長的底薪約$16,500，仍低於2017年的陸路運輸業工資中位數$18,200（統計處仍未公佈2018年數據），巴士車長的薪酬在市場上根本沒有足夠競爭力。

運輸署失職：縱容巴士公司低於市價、人手不足永續疲勞駕駛

運輸署及運房局擁有絕對的權力監督巴士公司招聘足夠的人手、提供合適的巴士服務；這是由香港法例230章所規管。運輸署作為主管當局理應做好本份監管巴士公司，並非遷就巴士公司以人手不足為由容許疲勞駕駛出現，置市民安全於不顧。運輸署以車長人手不足肆以恐嚇市民大眾，將問題本未倒置，絕對失職。

車長的底薪低，唯有接受以長工時賺取收入養妻活兒。最近便有職業司機因疲勞駕駛，發生致命的交通意外，最終被判監禁兩年及停牌。巴職聯代表：「長工時係巴士公司、運輸署聯手造成，縱容疲勞駕駛，最終坐監嘅就會係車長，公平咩? 」巴士車長不單是一份工作，更堅負道路安全的責任。

本聯盟提出10%的幅度，合情合理，更希望吸引新血入行，讓業界健康發展，根據政府統計數字已顯示「商用車輛」駕駛執照人數超過37萬，人力資源供應是充足的。因此，對此加薪幅度不止是本聯盟與巴士公司的角力，特區政府更應積極推動巴士公司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金，確保巴士車長的收入與責任對等，亦要協助業界可持續發展。

巴士公司已獲批加價及豁免隧道費、有責任確保人手充足

新城巴今年初已獲批加價，而九巴亦正申請加價。此外，巴士公司已在2月中開始獲豁免隧道費，隧道費佔巴士公司總支出一定比例（以城巴為例，佔近10%的總支出）。巴職聯代表：「巴士安全係公眾利益，在加價及政府補助下，提升員工有合理待遇，確保聘請足夠人手、換取巴士安全，絕對係巴士公司嘅責任!」

九巴、新巴、城巴都是社會上的大企業，有其社會責任。賺取額外收入之餘，必需正視巴士車長的責任，同時要有仁愛之心，改善車長薪酬水平，避免疲勞駕駛出現，這是對市民的一份承諾。巴士公司必需要認真考慮進一步調整員工的薪酬待遇至貼近行業水平，以挽留人材、吸引年青新血入行。

本聯盟要求：
(1) 加薪幅度不少於10%，以貼近至陸路運輸行業薪酬中位數
(2) 三間大型巴士公司只有12天勞工假，應增至17天勞工假
(3) 九巴的特別更薪酬理應直落計算全薪
(4) 政府應製訂巴士業前線員工的《工資指引》，保障不低於行業水平的薪酬待遇。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
2019年2月28日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不定期舉辦快閃行動,打扮成「勿當奴」、「工資小偷」，手持「支持麥當奴支付生活工資」的道具，與途人拍照。

如果你很努力工作，但終究發現你的生活都難以維持，更說不上改善生活待遇，你覺得荒謬嗎？香港社會正正處於這境況！最低工資的設立原本可以改善貧富懸殊，惟保障不斷收窄，民間繼而提出生活工資，希望從打工仔養活一個家庭的⻆度出發，以致辛勤工作能換取合理回報。

生活不等於生存 生活工資捍衛勞動尊嚴

樂施會於去年底提出生活工資，有別於由政府立法規管的最低工資，生活工資是要向政府部門、公營機構、私人企業及民間組織等作出倡議，採納符合生活需要的起碼工資水平，以自願參與方式承擔社會責任，並由生活工資基金會（living wage foundation）監管實施情況。

樂施會委託中大學者黃洪發表的「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按照每月食物、住屋及其他必需開支為基礎，建議香港生活工資為$54.7。而民間亦組成生活工資聯盟，把生活工資的概念推廣到各行業、職場、社區。

何謂生活工資？

生活工資是指工友所賺取的收入足以滿足他及其家人尊嚴生活的工資水平，當中括營養均勻的飲食、合理的居住環境、保障基本的學習及醫療開支等。香港雖然自2011年開始設法定最低工資，不過最低工資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所以樂施會早前公布香港生活工資研究，以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為基礎，計算出足以應付合理生活水平的生活工資為時薪$54.7。

工資提升 成就生活小確幸

如果有生活工資，對基層打工仔而言，可以直接提升生活質素，有居住在劏房的工友連購置冰箱、冷氣機等設備的金錢都沒有，更遑論假日到主題公園遊玩，留下美好回憶。長遠而言，生活工資甚至可以處理跨代貧窮，將資源用作子女教育之上。

單親媽媽蘭姐曾經在小餐廳做樓面，時薪36元，最近轉到所居住的屋邨的電器店打工，時薪39元，另加勤工奬金。蘭姐轉工的主因是想有多點時間照顧小朋友，午飯時間可以趁機到附近街市買菜，為兒子準備營養均衡的晚餐，以節省下來的交通費亦可以用作「加料」。對蘭姐而言，她的心願是有機會帶兒子去旅行，因為他未試過坐飛機，而身邊的同學們不時去旅行，曾經問她：「媽媽，我哋可唔可以去吓旅行呀？」但蘭姐難以應答。如果可以有生活工資，蘭姐計過月薪會多二千多元，蘭姐笑言：「唔敢想像」。不過如果成真，她希望每個月會將一半儲起，希望兩、三年就可以帶兒子旅行見識。

生活工資非洪水猛獸

自2001年英國民間開展生活工資運動以來，全英已經有超過4300個僱主落實生活工資。綜觀外國經驗，生活工資絕對不是什麼洪水猛獸，反而越來越得到各大企業的認同，以英超球會為例，利物浦、車路士、愛華頓、韋斯咸等等都是生活工資的僱主，不單止具體實行生活工資，仲高調支持，韋斯咸球會副主席Karren Brady女士就曾經說：「球會不只是球場上的11位球員……我們認同所有以及每個僱員的供獻，其中很重要是就是合理的回報，保持我們的人手。透過作出這個正確的決定，給予員工生活工資，我們感到十分自豪！」另外，一些大家都熟識的國際品牌如：匯豐銀行、IKEA、Burberry、雀巢、屈臣氐等在外國都有支持生活工資。

民間團體倫敦公民（London Citizens）到球場抗議，爭取球會給予直聘及外判工人生活工資。

政府拒絕聆聽訴求 最低工資保障收窄

最低工資的實施是民間爭取勞動尊嚴的重要里程碑，可惜政府一直拒絕聽取社會訴求改善政策，以至最低工資對基層工友在受惠人數及購買力的保障都不斷收窄。最低工資2011年實施以來，政府拒絕民間一直以來「一年一檢」的訴求，現時的「兩年一檢」連通脹都追不上，而近年最低工資的受惠人數亦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實施首年佔勞動人口的6.4%下跌到2015年的1.4%。更諷刺的是，最低工資的購買力亦倒退至八年前水平，現時最低工資34.5元的購買力只有成立初期的77%，扣除通脹，即是大約當年的26.6元，比首個設立的最低工資$28更要低。

除此之外，職工盟聯同各民間組織亦一直建議最低工資必須加入基本生活需要的考慮因素，而不是現時單單以「整體經濟狀況」、「勞工市場情兄」、「競爭力」以及「社會共融」等一糸列指標，無視打工仔的生活需要。

政府的偽裝術：最低工資 VS 人均生產力

其實職工盟一直以來都有就最低工資提出質疑，政府都會辯稱法定最低工資相當於工資中位數50 – 55%，跟其他國家比較已屬偏高水平。但實情是，香港僱員報酬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比長期偏低，最低工資相對人均生產總值的水平一直下跌，由2011 年的21.3%，降至2017年的20.3%（下圖）。

另外，工資差距亦極度懸殊，令工資中位數偏低，推高了最低工資與中位數的比例，換言之，即使最低工資相當於工資中位數一半，亦不能改變工資仍然偏低的事實。再與其他地區比較（圖2），香港最低工資水平僅佔人均生產總值20.6%，比紐西蘭（54.9%）、法國（50.6%）、英國（45%）都比香港高一倍，即使與亞洲地區比較亦敬陪末席，與南韓（38%）同日本（35%）都有一大距離（下圖）。

本文刊於《工盟團結報#158》

工學同行於2019年2月25日舉行聯校勞動調查發佈會，公佈了八大院校保安及清潔工友的薪金，然而《明報》在2019年2月26日報導所列的時薪數字與本報告有所出入，我們希望在此澄清。

數字上的出入並非由於抄寫之誤，而是《明報》計算時薪的方法出錯。工學同行計算時薪所用的公式是（月薪／每日工時／31日），這道公式已計算有薪假期薪金。從明報報導備註中可見，而明報計算時薪所用的公式是（月薪／每日工時／26日），換言之在編輯的認知中，清潔工和保安的假期都是無薪。然而，無論在當日的發佈會或其新聞稿，本組織已多次強調及解釋各大專院校清潔工和保安外判合約的休息日都是有薪。再者，一直以來，傳媒在比較附有有薪假合約和最低工資兩者的時薪時，都是以31日作計算。所以，《明報》在這篇報導中計算時薪的方法確實奇怪又令人熟悉，因為外判公司的招募廣告的時薪公式也是如此。

無論是因為對調查數據畫蛇添足或是編輯們認為假期理應無薪，報導中這種重新演繹數據所帶來的結果就是令時薪金額看似提升，誤導明報讀者。希望《明報》眾編輯可以主動作澄清，令到公眾可以掌握正確資訊。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

左起：韓相均、吳敏兒、金明煥

文｜林祖明

韓國民主勞總前主席韓相均因反對韓國政府單方面修改勞動法，於2015年發起集會被判囚3年，其後於去年5月獲特赦出獄。獲釋後，韓相均繼續積極參與工會的組織工作，於2018年12月與接任他成為主席的金明煥組成代表團出席國際工會聯盟世界大會，兩位工會領袖更接受了本報專訪，細說他們很不一樣的抗爭之路。

作為民主勞總的香港盟友，職工盟在韓相均被囚期間曾多次到韓國駐港領事館抗議。而此前，職工盟亦曾於2014年聲援民主勞總因反對韓國鐵路私有化所發起的大罷工。金明煥則正是時任的鐵路工會主席。因此兩任民主勞總主席，均衷心感謝職工盟兄弟姊妹多年來的支持。並以他們自身的抗爭經歷作引子，寄語香港工人：「堅持就是工人運動最大的本錢。」

家鄉就在光州附近的韓相均，曾參與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運動，並親眼目擊軍人屠殺人民，令他決心投身民主運動。除參與八十年代推翻軍政府的民主化運動之外，韓相均原來更痛恨韓國財閥（Chaebol）所帶來的巨大社會不公，因此積極參與了韓國的自主工人運動，及後成為韓國金屬工會主席。2009年，他為反對雙龍汽車廠裁員而發動了長達77天的罷工，並佔領了廠房的電壓站阻止生產。他亦因此被捕而被判3年監禁，令他第一次因抗爭而失去自由。他憶述由於這3年間被長期單獨囚禁，因此在獲釋之初喪失了部分語言溝通的能力，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過來。但這一切並沒有擊潰韓相均的鬥志，反而更促使他為工人運動肩負起更重要的使命。出獄後當選成為民主勞總主席，並於2015年底發起全國罷工反對朴槿惠單方面修改勞動法，揭開了推翻朴槿惠政權的戰幔。

而接任韓相均成為民主勞總主席的金明煥則是一位鐵路工人。在2014年的反對鐵路私有化的罷工期間，4600名韓國軍警衝擊民主勞總總部，向大樓施放催淚彈和胡椒噴霧大規模搜捕工會領袖，金明煥是少數能逃出大樓的人。無懼圍剿的金明煥繼續帶領工人罷工，最終迫使韓國政府撤回私有化的決定。2017年更當選成為民主勞總主席。但當時正值民主勞總被打壓得最厲害之際—時任主席韓相均被囚、秘書長李英珠被軟禁—金明煥坦言當年「臨危受命」，帶領民主勞總熬過了一段面臨被取締的艱難歲月。但最終能成功抵禦來自政權的清剿，全憑幾位沒有被捕工人領袖的無比意志，以及民眾和會員對工會的信任。民主勞總後來更有份發動和組織推翻朴槿惠政權的「燭光民主運動」，令韓國變天。

兩位雖然走過了很不同的工運之路，但兩人均異口同聲地認同，不論是對抗軍政府的民主運動，還是迫使政府讓步的反鐵路私有化工潮，均全憑民眾與工人永不氣餒的精神，以及工會和會員互相信任的基礎。韓相均更特別提到從光州運動中看到年輕人抗爭的機因如何在逆境中變得更加強大，因此他寄語香港的兄弟姊妹‥「工運是終身事業，不要輕言心淡。」

本文刊於《工盟團結報#158》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建議將最低工資由今年5月1日由$34提升至$37.5，立法會今早舉行公聽會。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斥負責建議最低工資水平的委員會「離地」，勞工界代表不具代表性之餘，亦只佔12席中的3席，形容是「豬去開會決定人食乜野。」

今早立法會《2019年僱傭條例（修訂附表9）公告》小組委員會，就提升最低工資水平召開公聽會。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亦有出席，他批評最低工資設立時的水平極低，每兩年檢討一次亦從無更改，「公務員會唔會兩年先加一次人工呀？」他接連向最低工資委員會開火，指12名委員中，有3名是官員、3名學者及3名資方代表，勞工界只有3人，比例是9比3。他並批評上屆委員會中的勞工界代表劉千石及李鳳英「已經收咗工」，另一名黃國亦不知是何人（編按：工聯會理事長），學者代表「離曬地」，形容是「豬去開會決定人食乜野」。梁國雄又指委員會主席王沛詩同是醫管局成員，「醫管局俾人鬧爆既，你搵佢做主席？」，指委員會「連一個做緊立法會議員既都無，你係咪搵笨呀？」

多名商界主要是飲食界代表則反對提高最低工資，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發言人梁進指最低工資產生「漣漪效應」，令通脹上升、百物騰貴，又指飲食業人工加幅逾5%，比全港為高，而業界毛利率不斷下跌，批評政府無措施支援業界，又不准輸入外勞。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副主席譚兆成指香港經濟已經放緩，中小企為求生存疲於奔命，又引述統計處數字指人工升幅比租金更高，而人工佔業界成本逾30%，比租金15%為高，認為最低工資「不應為加而加」。自由黨中央委員王家旗稱提高最低工資會引發加價潮，結果影響基層市民生活。

出席會議的工會代表則連番反駁商界言論，勞聯會務幹事陳萬聯應指，最低工資的基數低，以最低工資的升幅與其他成本比較不合理，「唔好沉迷去講幾多%。」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則指，討論最低工資的加幅應該以有否改善工人生活為準則。他指2011年設立最低工資時，政府預計有10%打工仔受惠，但今日已跌至2%。他又指2%數字是去年委員會根據前年數據評估，而過往已出現高估情況，料實際受惠打工仔不足1%，「有等於無」。蒙兆達亦指，最低工資水平已與市場薪金水平脫節，最受影響的是政府外判工，「私人市場都唔會受影響，$37.5邊個會受影響，咪就係你政府囉！」

關注生活工資聯盟項目統籌胡穗珊帶同車公靈簽道具出席，指「劃餅充飢」正是目前最低工資的狀況。她反駁商界的工會壓力論，「呢啲唔係工會壓力，而係生活壓力，深水埗劏房四五千蚊，工會唔叫佢都會叫加人工啦，根本係員工生存唔到既問題。」

職工盟組織幹事杜振豪稱，每次出席公聽會均會「領教到商會的奇妙邏輯」，稱「商界賺得嫌少不如唔好做，去做清潔保安囉，其實OK。」他又斥「漣漪效應」、影響基層生活的說法「嘔心」，即使沒有最低工資，社會亦同樣會有通脹。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黃健達指，工人領取最低工資「連生存都有問題」，批評「加少少經濟會崩潰」的說法「難聽過粗口」，促政府人性化看待最低工資水平。

勞工處助理處長（發展）何錦標稱，最低工資的政策目標是防止工資過低，並顧及經濟，理念與工會或團體要求訂立的生活工資有分別。立法會議員區諾軒稱政府如不落實「一年一檢」是「站不住腳」，勞工處則承諾會將訊息帶回委員會討論。

環境局已向立法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旨在用垃圾徵費的方式，杜絕「大嘥鬼」，減少香港的固體廢物。香港製造垃圾的總量極高，對比好多亞洲大城市，垃圾分類回收和減廢政策，一直非常落後。堆填區就快用盡，減碳、減廢的目標，人人都會贊成，但是……

唔做「大嘥鬼」，人人都有責任。不過，就像其他政策一樣，現時政府提出來的垃圾徵費方案，卻只做一半，難免令人懷疑政府「減廢」的決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羅智偉，以其前線清潔工人的第一身角度，指出現方案減廢成效未見，卻只會增加前線清潔工的負擔。

「現在政府提的方案，根本沒有配套，只會做死清潔工！」羅智偉道：「現時香港有沒有廢物回收？有。有沒有效？當然沒有！街上的資源回收筒，人們都當成垃圾桶，我們最清楚，最終都是送去堆填區！」的確，現時資源回收筒的回收率，還不夠一成。假如資源回收的政策沒有做好，垃圾徵費政策，只是徒然。現時徵費方案之中，提出「按袋」收費。法例實施之後，市民要購買政府指定的垃圾袋來包裝垃圾，否則即屬違法。但資源回收沒做好，市民也只能將可回收資源，放入垃圾袋。

市民不使用政府指定垃圾袋又如何？政府說，垃圾工人可以拒收非指定垃圾袋。「廢話！」羅智偉氣上心頭：「一般清潔工人可以怎樣拒收？跟居民講，你換個垃圾袋，再送來？遭投訴怎麼辦？」前線清潔工人，竟被政府派上前線，監督法例執行？居民動不動一個白眼，會乖乖聽工人的話嗎？

一次立法會就垃圾徵費的公聽會上，有團體成員問政府，既然預期徵費政策出台後，初期會出現大量非法棄置，為什麼沒有預算增加清潔工人手？政府竟沒有答案。在政府的計劃中，只會增聘60個公務員，來實施新政策，卻沒有提到增聘清潔工人。

「咁就死啦！台灣的例子都看到，徵費之後，一定有非法棄置。更何況香港人的公民教育做得更差，徵費之後，人們不理，將垃圾放在馬路邊、垃圾桶旁，誰要處理？又是我們！」

不要誤會，工會卻不是反對垃圾徵費。「香港人人都有份，減廢我們是同意的，不過政府『做戲要做全套』！首先要做好本地回收，現時香港只有一間公司收廚餘，這怎麼辦？政府要投資這方面，讓回收產業先做起來。」廢物要有回收的去向，再才有減廢的可能。而增加清潔工人手，更是必須。

在徵費政策之外，政府亦應以「生產者責任制」相輔相成。一種產品的包裝是否可以回收、是否過度包裝、採用物料是否可生物降解、有否包含傷害環境的物質等等，統統都是由生產者設計的。生產者應該為這一切負上責任，例如要求生產者自行回收他們生產的膠樽、玻璃等等，再加以重用或處理。韓國早於2003年便立法規定生產者和入口商回收19種產品物料，當中包括塑膠包裝物料。政府可訂立回收目標，令生產者企業按其規模大小而執行。德國、日本、台灣都有類似的制度。

都市減廢，人人有責。香港既然有製造廢物的客觀環境，自然需要更多政策配套去達致減廢。單單一種累退稅，既對富人沒有阻嚇力，又沒有對商家造成改變行為的壓力，獨獨卻對弱者抽刃，要前線工人和窮家庭付出最大成本。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減廢政策嗎？

本文刊於《工盟團結報#158》

100多年前的3月8日，婦女走上街頭高唱 “Give us bread and give us roses”，麵包與玫瑰，何嘗不是今天香港女性僱員的需要？

周女士原本任職中資物流公司，做了超過十年，表現一直受肯定，屢獲員工獎項，去年3月初更擢升為部門主管，但同年11月卻突然收到微信通知，資方決定要跟她解約

短短數月之間，經歷天堂與地獄，周女士一時難以置信。

惟一想到的是，升職不足1個月，她發現自己懷孕了，這明明是上天的祝福，為何竟變了詛咒？

可能你會問，懷孕僱員不是有法律保障嗎？老闆解僱大肚婆不是非法的嗎？

周女士滿懷期望尋求公義，前往勞工處查詢，獲得的回覆竟然是：僱主不跟合約員工續約，不能視作解僱，並無抵觸法例。

試問，今時今日，入職私人大企業、公營機構、甚至政府部門，我可以選擇不做合約工嗎？合約工成行成市，滿街都是，如果懷孕保障不適用於合約工，那麼，就算增加到14星期、甚至24、34星期，對於女性僱員來說，又有何意義？

類似周女士的情況，因懷孕不獲續約的個案，最近愈揭愈多，但這個政府依然無動於衷。難道，這個政府認為，合約工就無權懷孕嗎？

［促請政府修例堵塞漏洞，保障懷孕合約工］職工盟發動網上聯署

就最近醫管局支援職系加薪風波，局方原本建議只提升新入職三級支援職系員工薪金百分之七至九，但第一及第二級同事薪金則不會調整。這方案造成新舊同事分化，打撃舊人士氣，引發巨大爭議。本會在綜合會員意見，並深思熟慮後首先在2019年2月28日向局方提出替代方案，要求全體支援職系員工劃一加薪7%-9%。本會的方案廣受各方認同，在短短數日內已得到逾一千八百名員工的支持。而局方在會見員工代表反覆磋商後，亦最終決定接納本會提出的方案，對支援職系劃一加薪8%。對此本會深感欣慰外，亦證明了本會提出的方案是最務實可行，最後勞資雙方都願意接受。

然而，本會對局方在整個過程中的選擇性諮詢深感不滿。由始至終局方只是諮詢員工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和個別工會，甚至乎拒絕本會派代表出席商討大會的要求，對此我們表示強烈抗議。須知醫管局中的所有工會都是代表員工發聲，局方應該一視同仁，以廣泛聆聽不同訴求。工會若不能循正常途徑向局方反映員工意見，便只好以其他方式表達。近日醫管局內一波又一波的請願抗議浪潮，不正是源於局方熱衷於搞小圈子諮詢，不肯廣開言路的作風所造成？

支援職系加薪問題雖暫告一段落，但在醫管局中仍存在著職場欺凌、濫用合約制、同事申訴無門等嚴重問題，其影響覆蓋所有職系的同事。本會期望醫管局能就此廣泛諮詢所有員工及工會意見，冀羣策羣力下盡快引入反欺凌政策，確立工會代表權及製訂合理的轉常額機制。

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2019年3月8日）

參考：
工會2月28日致彭飛舟醫生信
工會3月4日致彭飛舟醫生的問卷統計報告 支援職系劃一加薪調查報告

本會就東華小學老師懷疑因職場欺凌而自殺之事回應

職場欺凌無分職業 僱主責無旁貸
員工不要啞忍 尋求協助作出控訴

2019年3月6日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林老師懷疑因職場欺凌而自殺，本會對此感到相當痛心，因為本會也目睹在醫管局裡，職場欺凌猖獗，受屈員工沒有出路申訴無門，往往導致罹患精神健康問題、不堪受恐懼折磨而離職，甚至有同樣的輕生事件。按本會根據新聞報導的統計，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一名醫管局的同事，因為工作問題而輕生，這是相當可怕的事實。而林老師的離開，更說明職場欺凌不只是發生在醫管局，更是在各行各業都存在。而保障員工受到公平有尊嚴的對待，僱主是責無旁貸。

同樣是東華三院的服務，本會在2018年就接到港島東華東醫院一名清潔女工的求助，珠姐因上司針對而連續八個月的地獄更表，受盡欺凌，最終患上終生勞損。這只是無數案例之一，本會在2017及2018年就收到82宗醫管局員工就欺凌求助個案。這些求助都類近林老師的情況，例如製造強烈敵意工作環境，小事化大，讓員工飽受精神壓力、創傷，每天返工都誠惶誠恐。最終選擇離職甚至走上輕生的不歸路。

本會強調，這些欺凌事件有其制度性的成因培養了土壤讓個別上司可以用心不良。醫管局員工和林老師可能面對相近的情況：

1. 投訴上司是相當困難和會有可怕的後果。林老師對校長的投訴，最終是交回學校自己去處理，而不是由獨立第三方處理，或教育署及局方去處理。這正如醫管局員工投訴上司，即使到總部投訴，最後又是交回給自己所屬的聯網或部門處理，欠缺獨立性，上司自己查自己，員工更加擔憂日後自己在這聯網或部門會被封殺。

2. 剝奪工會代表權，受屈員工不得向工會求助。醫管局明文規定，不許受屈員工在上訴或投訴時要求工會協助，明目張膽地剝奪員工要求協助的權利，從而令到整個制度出現黑箱作業。黑箱審訊的運作，令雖有明文規定的投訴制度名存實亡。學校和醫管局都一樣，不承認工會代表。這迫使員工自己獨自面對申訴，在實力懸殊下更多受害員工只能選擇忍受，或被迫傷害自己。

3. 濫權欺凌不是紀律及操守問題。局方在人事守則中列出眾多行為屬於紀律或操守問題，唯獨濫權欺凌不屬於這範疇內。因此，故意針對、玩弄下屬的上司，即使被揭發也沒有任何懲處。學校和醫院都是公營機構，上司對下屬的欺凌行為，製造敵意環境，通通不受約束。

因此，確立工會代表權，訂立反欺凌政策，能在制度上防止欺凌出現。有如防止性騷擾政策一樣，應在制度上防止。最後，本會向所有打工仔女表示，不要啞忍欺凌，啞認不會換來公平合理的對待，大家要尋求協助，在協助下對施虐者作出適當反撃。勞工組織、工會等是合適的求助單位。我們不值得為這些施虐者而傷害自己、啞忍苦楚，應該站出來求助、控訴，取回自己應得的公道。

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
2019年3月12日

無論係咪左膠，你應該都知道香港有唔少傷殘『工人』。用括號，係因為其中一大部份只被視為庇護工場的學員，付出勞動，卻不被認可為工人，只可取得「訓練津貼」。 （註零） 而這次要談的是，香港唯一一間盲人工廠的工人。

最近，盲人工廠正面臨被消失！可惜，事件只有少量傳媒注意。據眾新聞及港台報導，現時工廠共二百多人，58名為工人，負責製衣、紙品等工作，主要聘請視障者，亦有為其他殘疾類別人士提供工作機會。事源2013年廠方，亦即是全港最大的盲人服務機構「香港盲人輔導會」參加了政府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擬將工廠重建，改為綜合復康服務，工廠很可能不會保留。（註一）

事實上，盲人工廠不單為香港的傷殘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更是香港工人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據當年的報章報導，1971的「盲人工潮」，正是盲人工廠的失明工人引發。工人經半年爭取加薪不果，反而被廠方把工廠變為「訓練中心」，變相辭退原有工人，於是罷工。由於資方是社福機構，事件很快成為勞工和社會公義議題， 引起廣泛關注（註三） 。當時，亦有大專生到場支援。 （註四） 其中一位支援者周兆祥認為，工潮得到支持，與當時年青一代普遍反港英政府的情緒有關。（註五） 而介入運動的社工黃強生則認為，工潮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香港史上第一宗由社會服務單位介入的工潮。（註六）多年後，又因盲人工廠額外收取視障工人冷氣費，2004年再次引發工人行動。根據張超雄在《請勿憐憫》（註七） 的記述，這也跟傷殘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歷史有關：「當年婦女地位低微，失明婦女更受歧視」。盲人女工苑玲的故事也嘗試更立體呈現工人的身份，打破傷殘者等同被照顧的迷思。（註八）

而歸根究底，傷殘工人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傷殘與資本主義長期維繫著一個壓制性的關係。90年代，傷殘學者奥利弗（Oliver）在《傷殘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不是唯一影響傷殘處境的因素，但它肯定建構著傷殘文化，包括總把「傷殘等同個人悲劇」。奥利弗又引用芬奇士坦（Finkelstein）的「三階段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如何建構大家的傷殘態度。（註九）

在工業革命前，傷殘者仍可參與在小農及手工生產模式的工作，傷殘只被視為個人不幸。到了工業革命，生產模式加快、工廠規訓式空間，越來越高效率的要求，自主和彈性下降，對不同能力的傷殘者很不利。社會開始把傷殘者被排拒在工業之外，視之為無生產力，是教育和社會負擔的問題之一。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追求，再加上主流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總把傷殘定義為失去社會功能，傷殘進一步被建構為個人悲劇。甚至，把傷殘者與社會隔離，以免增加社會開支。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環境，由於科技和醫療專業的不斷發展， 以及在人權共融的說法下，大家對待傷殘的態度才相對「寬鬆」。

簡單黎講，正如我阿媽話齋：「我地以前種農果陣，有咩話殘唔殘呀，種到菜就得啦。去到工廠，豆乳咁細，老闆先覺得傷殘人士唔方便。」

當然，唔係要有工作，傷殘人士先有價值。正如傷殘女性主義者希爾耶（Hillyer） 認為，強調傷殘者的工作能力，實在是健全中心主義（ableism）與資本主義共謀的結果：健全才有勞動力，形成優越地位。在主流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總是被強化有工作才是好的意識形態，以確保人力資源的累積，並鞏固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中，「有工作便是有用的人」的意識應運而生。當人進入不同的傷殘狀態後，往往被定型為「被照顧」或「無用的人」。於是，把傷殘者推入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背後的意識形態極可能是想變回有用的人。所謂「有用」的標準，既來自健全和資本的想法，同時又鞏固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和健全中心主義完美的想像。

上面呢段囉嗦左，但一句到尾：「人地做到野，你係都要趕盡殺絕嗎？」工廠真的應該關閉嗎？係都要將工人夾硬推返去庇護工場，做不被認可的工人嗎？

盲人工廠工友阿傑也曾做過庇護工場，津貼低微事少，最大問題是不被尊重：「（庇護工場）做得不太開心——沒什麼自由。」有導師更曾對他直指：「你看不到，什麼都做不到，你是沒有獨立權的。」阿傑在工廠卻感受到快樂：「做了這麼久了，甚麼都做熟了，又有自信。」（註十一）

（註零） 全港庇護工場一覽表
（註一）眾新聞，2019年1月7日
（註二）1963年3月工廠於土瓜灣落成，是全亞洲首間盲人工廠。資料來源
（註三）陳伊敏，《明報周刊》，第2320期封面故事 〈各行各業，工運五十年〉
（註四）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曾訪問工潮，並出版聯合聲明
（註五）其他年青人包括鄭海泉、何俊仁、侯萬雲等等。
（註六）最終，工人提出的條件均成功爭取，包括把工場負責人調職。資料來源：張月鳳、張瑩瑩，〈黃強生：從盲人工潮走進社區發展的不歸路〉， 《改變的可能 - 10個社工的故事》，（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總山工會，2009），124-125。
（註七）張超雄。《請勿憐憫 : 書寫六個殘疾者的故事》。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66-69。
（註八）她到心光學校讀書後，在失明人引領失明人的情況下，反而成了照顧者。
（註九）Michael Oliver,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0）, 26-29.
（註十）Barbara Hillyer, Feminism and Disability,1993.
（註十一）HK01，2018年8月10日，盲人工廠製文件繩、制服55年 機構申請重建 殘疾工友面臨失業

攝：Alex Leung

勞工處提高職安健罰則具體方案
大綱漸見曙光 細節仍待改善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二（19/3）下午討論「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罰則」。職安健法例判罰過低已經成為近一年來的熱話，工業傷亡權益會爭取提高罰則也有多年，現在勞工處終於提出改善方案，本會對此表示歡迎，遲到好過無到！政府當局的方案詳情已經在今天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本會認為，既然有具體方案，提高罰則刻不容緩！處方應儘快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惟本會對政府現時的諮詢文件，有以下意見：

1. 就一般責任之最高罰款額，政府稱在比對部分國家及地區的法例後，選擇以「經濟活動性質類近」的新加坡為參考，由現時的50萬元提高到300萬元（簡易程序罪行）／600萬元（可公訴罪行）的水平；

本會認為，提高最高罰款額，旨在針對一直為人所詬病的量刑過低問題；經濟活動是否類近實在不見得是參考的理由；就政府提出作參考的五個地方而言，澳洲及紐西蘭的最高罰款額均達港幣八位數，職安健災難人命關天，而法例的檢討和修訂卻曠日廢時。故本會要求，檢討應該一步到位，最高罰款額應該再往上提升至600萬元（簡易程序罪行）／1200萬元（可公訴罪行），為法院提供更清晰的量刑指引，以增加犯罪者的犯罪成本，減少罪行發生的可能性。

2. 最高罰款金額和營業額掛勾的部分，本會對此亦表示歡迎，但本會亦始終擔憂，一旦大集團實行分拆公司，法例的漏洞將更為明顯。

3. 就延長傳票發出期限的部分，本會認為，此舉讓勞工處具備更充足的蒐證時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處方不應因此而拖延調查，影響案件的進度。

4. 就最高監禁刑期的調整，本會認為，過去沒有任何罪犯被判處即時入獄，未能反映罪行之嚴重性及發揮阻嚇作用。因此，就以可公訴罪行來說，勞工處提議定為3年。各位可參考交通意外中，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如經公訴定罪，最高刑期為7年；如引致他人死亡，最高刑期更達10年！職業意外同樣性命攸關，應一視同仁處理。

5. 就調整不同犯罪行為的嚴重性分類部分，據勞工處表示，這是二十五年來首度通盤的檢討和調整，本會認為，法例必須與時俱進，故本會建議，處方應引入定期檢討的機制，使法例的增修和執行均能更貼近新時代的需要。

細節方面，勞工處提出調整128條罪行的分類，對於提高嚴重級別的罪行，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但其中共有59條罪行的嚴重程度實質被降低（即政府當局文件附件三第53-94及112-128項），本會認為此舉是不可接受的。

在25年前已經被視為嚴重的罪行，為何在25年後變得輕微？尤其本港職安健水平一直沒有大幅度的進步，僅維持在一定的水平，工程的施工程序越趨複雜，技術日新又新，故本會認為，降低部分罪行的嚴重程度，實際上等於縱容違法的僱主，並不可取。

6. 最後，本會認為相關法例條文中應加上量刑指引予法官參考，例如案情之嚴重性、僱主有否重犯等等。

工業傷亡權益會
2019年3月13日

華煇下午茶：我向食環投訴他們聘用的外判公司拖欠遣散費問題，他叫我自己去找勞工處，我唔想－世都是幫他們食環處理問題，於是唯有行多步找申訴專員搞－個無黑社會的江湖飯局（如果食環唔係）去傾掂去！ 劉利群你有責任關顧勞工的，你有責任關顧老人的，你有責任關顧環保的。。

申訴專員，

你好，我寫信來是想你夾錢請食環署長和勞工處處長吃一個下午茶，這個飯局對你對勞工組織對勞工處都很是重要，請你耐心地看看我的解說。

事緣係咁的，我住的大埔區食環外判清潔公司去年十一月成功續標，多做兩年，然而公司竟作出 遣散及立時重新聘用，這行為變相剝奪了勞工應有的保障，那些做了年多又未夠兩年的清潔工就白白喪失了年多的年資了，另外全部65歲以上的清潔工至今還未獲發足遣散費，大都只收到一半，有些聽說卻一蚊也沒有。作為大埔街坊的我致电食環要求他們跟進，點知他們給我的答覆竟是「在標準僱員合約內，只提到要準時出糧並沒有列明有關遣散費的保障事項，所以我們不會處理！」並叫我們自己找勞工處，嘩！不得了！你知道嗎，食環缺乏勞工保障意識（賴皮），就算不是自己權責，為什麼不自己主動找勞工處介入？多年來不斷卸膊已經消耗了勞工組織及勞工處不知多少人力心力，不少工會的工作全年就是幫食環不負責任的管理補窿執屎，執完就比勞工處做（對不起，太嬲了）…他們本來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用最大的善意幫食環想了很久，就算食環自己能力有限，為何自己不直接找勞工處幫手，為幫他們服務的公公婆婆討回公道？最後，如果我沒有估錯，喜信與利群內心一定有Ｄ野唔啱而不能直接合作，要解決這些事，一餐下午茶走不了，大家坐埋傾掂去！你的角色除了看兩處如何更有效的互相合作外，還要看緊嘉信局長，如果他真的關顧勞工，分分鐘向食環處長撥茶，這樣衝動成不到大事，要和平理性同理心才行，但也請你準備紙巾。

如果你們出数有問題，我可在網上眾籌這餐茶錢，餐廳我也為你選定了，就是大埔鄉事會道華輝茶餐廳，不單是因為他們的雞批好好味，而是因為《 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就曾在那裹取景，我體貼地為你借用了戲中一句經典的對白作為向他們說的開場白—「 大家無謂再呃自己話出面一切係正常，我諗， 大家係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哋見到嘅現實。」

希望你為左社會上運作得合理Ｄ，一定要約成這餐茶，如果你有空，我們也可先去試菜。謝！

程展緯

寫《汗血維城》的史料來源以香港的書刊為主，而《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亦不例外，並不是凑本土的熱鬧，主要是這些資料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借閱簡單方便。況且以海員罷工為例，部份當時津滬穗的報刊的消息來源，都是引用香港《華字日報》的報道，而《華字日報》已可在公共圖書館借閱，且製成電子檔，可在家中上網溜灠，十分輕鬆容易就可以查閱，怎不使用。

海員大罷工不只是一宗單純經濟罷工，內有華洋及中英矛盾，以及中港關係等。這是一宗完全自發的罷工，與任何政治組織無關，參與的政黨只是從旁協助，不是領導或決策者。罷工領導者全是香港人，大部份是新移民，居港多年，以香港為家者，部份雖有國民黨背境，這只是當時港人的常態而已。而國民黨的從旁大力協助，除了爭國家民族尊嚴外，全無經濟利益獲得，反花費了不少金錢。因此可以深入多角度思考民族主義這一雙刃劍的利弊，更應以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作比較，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正是當時共產國際革命的理論基礎，及後的法西斯主義也正是以民族主義興起為禍人間，民族主義就是如此一把雙刃劍，海員大罷工有助大家用以深入反覆思考民族主義，探索香港的前路。

近年港人談民主的人多，行民主的人少，且看當年海員工會如何在罷工中運作民主制度，讓每位罷工者知道罷工當前情況，間接或直接參與罷工決策，領導罷工鬥爭。

《爭尊嚴》我間間斷斷的整理了5年，跑了多間公共圖書館，何文田的中山圖書館也去了十多次，銅鑼灣中央圖書館更是重點，在大埔圖書館看《國富論》等經濟著作，在屯門中央圖書館借閱3大卷《資本論》。九龍中央圖書館藏了不少有關澳門的史書，屏山圖書館則藏了新界史書籍。《爭尊嚴》就是如此一點一滴的完成。

某日與樹仁莫世祥教授的晚飯局中，他說史料以當天報刊報道最珍貴，它的主觀和修飾成份低，要好好重視，因此我開始去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翻看報刊，後始知可在網上溜灠《華字日報》，初期集中抄下二十年代工運資料。後看到它完整報道了海員大罷工每天的情況，一宗光輝的罷工行動立體呈現眼前，回想現有的海員大罷工書未免有點不足，決心把所有資料排列整理出來。再多跑其圖書館發現很多社團都編寫了自己的歷史，不少記錄了海員大罷工的點滴，全部逐一把他們加進去，《爭尊嚴》就是這樣完成的。

《爭尊嚴》現已公開發售，又製作了試讀本，有興趣者可來電郵leungpolung@gmail.com索取，目錄已刊於以下網址。

尋日，有媒體以至工會組織都趁地鐵意外，解說僱主因員工遲到而扣人工是否合理，有媒體更列出算式，去講點為之合理合法地扣薪。但其實正確答案係︰除非你本身係時薪，又或者係有勤工獎而勤工獎講明不能遲到，否則點計都唔扣得。

《僱傭條例》 第32條「扣除工資的限制」講得好清楚，只有以條文下情況可以扣除員工工資，而大家常見既就係呢條：

(a) 因僱員缺勤而扣除工資︰但 ——
-如根據僱傭合約的工資是按時計酬者，則因缺勤而扣除的工資，不得超過與該僱員缺勤時間成比例的款額；

大家要望清楚，佢講緊係員工「缺勤」可以扣，以及如果員工薪酬係計時薪，就可以按缺勤時間成比例扣。但係一個員工如果「遲到」，就不能當作是缺勤，而不是缺勤，又如何可以得出「遲到」可以扣人工既講法？

大家想睇案例的話，可參考案例《麥永富訴滙進髮舍 HCLA 42/2000》以下是相關判決內文：

11. 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32條規定：除卻該條文所列明的情況外，僱主不得從工資或應付予僱員的款項中扣除任何款項。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答辯人指上訴人是明白這些公司規則後才接受聘請，但即使僱員同意，僱主也不得以遲到為由扣薪。《僱傭條例》第70條規定：任何僱傭條款，如抵觸或減少《僱傭條例》所賦予僱員的權利、保障等，即屬無效。答辯人指所扣的款項是用作同工聯誼褔利之用，這點亦不能構成僱主以僱員遲到扣薪的憑籍，因法例不賦予僱主因僱員遲到而扣減工資的權利。

『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所以，如果有老細／人事部真係傻豬豬同一個月薪員工計佢時薪幾多，然後按佢遲左幾多扣幾多，真係可以慳返啲功夫，而現存法例下，僱主根本唔可以因為員工遲到而扣人工。而「缺勤」同「遲到」屬兩種不同的事實情況，因此是不應輕易把遲到視為缺勤。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又或者尋日人事部拎住啲報導同大家月薪員工講可以扣薪，不妨打個電話比我地，雖則錯就要認，遲就係遲，但係都要岩返規矩先得架嘛。

來源：CarbonBrief
筆者：Sophie Yeo
日期：2017年1月4日

正視並處理氣候變化問題對經濟有利，對企業有利，對人民有利——這是世界各地的社運家、研究員和政府經常提出的論述。

但是，雖然限制碳排放和減少氣溫上升的措施對許多人來說是有益的，但有些人，即那些受到氣候政策影響到的行業的從業人員，可能會因為經濟越來越依靠再生能源的趨勢而失去生計。

現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在為工人爭取「公平轉型」的權益，以免工人因我們不再利用化石燃料而被冷落一旁。

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與納瓦霍部落（Navajo）

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納瓦霍部落（Navajo）就是一個為爭取公平轉型而抗爭的例子。納瓦霍是美洲原住民部落，他們在1964年簽署了一份租約，讓美國最大的煤炭企業，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在他們的原住民保留地上開採煤炭。現在，50年過去了，許多原住民正在因這筆交易帶來的影響而進行抗爭。

當年他們簽署租約時，皮博迪公司同意「有空缺職位、而納瓦霍印第安人又符合資格的時候，就會聘請他們。」從那以後，皮博迪就一直是該部落的主要雇主——凱恩塔礦場（Kayenta）的430名員工中有90%是當地原住民。

然而，雖然皮博迪提供了就業機會和資金，納瓦霍族保留地的貧窮率卻是亞利桑那州平均水平的兩倍多！而且所獲之利益是以犧牲當地的環境為代價的。

納瓦霍部落明顯地發現他們的水源減少了，因為皮博迪抽取保留地的蓄水層，把煤炭打成泥漿，然後泵入管道來輸送。保留地周圍的煤炭廠排放廢氣，帶來空氣污染的問題，附近的大峽谷和其他國家公園的視野也被模糊了。煤炭廠同時也是排放二氧化碳的其中一個源頭，而二氧化碳則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

納瓦霍族民，以及居住於該區的霍皮族（Hopi），他們現正聯合要求在摒棄煤炭的過程中得到一個「公平的轉型」——在一個清潔又可盈利的行業裡工作，來取代污染的煤炭行業的舊工作。

其中一個組織，黑美莎水聯盟（Black Mesa Water Coalition）正在努力開拓新的經濟發展機會，幫助當地社區擺脫對煤炭的依賴。舉個例子，該組織嘗試重振傳統的納瓦霍羊毛市場，與羊毛買家建立合作關係，並舉辦年度「羊毛購買節」。

黑美莎水聯盟還啟動了一個太陽能項目，目標是在荒廢的煤礦開採地上安裝一系列20MW至200MW的太陽能裝置，把該保留區作為能源供應者的角色棄舊換新。

這個想法已經走向全球。例如在加納，政府制定了一項植樹計劃，種植更多的樹木、改善環境之餘，同時可以提供就業機會，並為農民提供多樣化的生計來源。當地農民和失業人士參與該計劃，種植了柚木、桉樹、決明子和桃花心木等樹木，創造了12,595個全職工作。

在澳洲南部一個擁有14,000人口的城鎮，奧古斯塔港（Port Augusta），正進行一項計劃——安裝太陽能熱電廠，以取代該鎮的煤炭業。在Alinta電站宣布即將關閉之後，該計劃變得更加迫切，因為電站的關閉可能使250份工作岌岌可危。

一個「公平的轉型」

憂心的社區和環保份子並不是煤炭公司面對的最大的威脅，他們還要面對各種市場力量導致煤炭價格的下跌，當中包括廉價的頁岩氣的開發，以及一些對煤炭不利的政策和法規，目的是把煤炭從能源架構中剔除開去。

去年（2016年），皮博迪申請破產，加入其他大約50家煤炭生產商的倒閉潮。該行業自2012年以來面對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多家煤炭公司相繼申請破產，包括阿奇煤炭公司（Arch Coal）、阿爾法自然資源公司（Alpha Natural Resources）、愛國者煤炭公司（Patriot Coal Corp）和沃爾特能源公司（Walter Energy Inc.）。

如果要達到排放目標，煤炭就必須停產。從環保組織Sierra Club的「擺脫煤炭（Beyond Coal）」運動，到奧巴馬總統的反煤政策均指出，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和成效往往取決於該行業的瓦解。

即使被視為煤炭的救生圈的碳捕集和封存技術（Car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突然取得重大進展，但只要應對氣候變暖的工作繼續提升，該行業看起來只會繼續保持其長期下行的趨勢。到目前為止，碳捕集和封存技術還在掙扎著起步。而面對著市場力量和全球政治氣氛，即使是特朗普表示要重振煤炭業的承諾也令人側目。

然而，行業的式微對平民的影響往往被忽視了。美國煤炭行業的長期衰退帶來了失業、貧窮和四分五裂的社區——而這種情況正在世界各地重演。

在化石燃料行業從事多年的工人未必具備新興行業的職業技能；在他們原本工作的地區也可能沒有這些新工作；這些工作也不一定在工人失業的時候會同時出現。
隨著人們越來越關注到礦工和其他工人可能會喪失生計，因此為工人爭取「公平的轉型」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他們呼籲以一份新工作來取代這些夕陽產業的舊工作；該份新工作應該要能為工人帶來穩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生活質量，同時又不會犧牲地球的健康；除此之外，還應該建立安全網，盡量減輕他們在這過渡期間可能面對的困難。

特雷莎·里貝拉（Teresa Ribera），西班牙的前氣候變化大臣，現為巴黎智庫「可持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總監，跟我們（Carbon Brief）說：

• 「如果你認真對待氣候變化的問題，你就需要做出徹底的改變，那就意味著你要有心理準備將會有一些東西是你不再需要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表示，轉型對企業有利。但也許有很多人他們並不關心商業利潤，他們比較關心個人的需要、他們的家庭和工作。」

舉個例子，在中國，政府因為要解決產能過剩和氣候變化的問題，計劃關閉數千座煤礦，將導致約130萬人失業。

煤炭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其實氣候變化和政策改變的影響將遍及多個經濟層面。
可持續發展勞工網（Labor Network for Sustainability）的一份報告顯示，氣溫的上升可能會威脅到美國馬里蘭州旅遊業的就業情況，以及其他依賴該產業帶來的活動和收入的就業機會。而空氣質量的惡化和氣溫的短期變化對老年人和體弱人士的身體會造成傷害，使醫護人員面對更大的壓力。

歷史沿革

這並不是全世界第一次因經濟轉型而導致工人大規模變遷的事件，歷史上有很多關於人們從一種工作方式轉變到另一種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百萬士兵退伍回家——類似的情況美國幾十年前就經歷過，而且過程舉步維艱：一次大戰結束後，許多退伍軍人在大蕭條期間都處於貧困和失業狀態，因為他們無法領取國會承諾他們的經濟補償；情況直到1945年才有改善。
吸取了一次大戰後的經驗，羅斯福總統決意這次要更加順利和公平地過渡到和平時期的經濟秩序；他簽署了一項法案，「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保障退伍軍人的社會福利。

氣候變化也為世界各地帶來了類似的經濟變遷模式。幾十年來為社會發展提供所需能源的工人，現在因為能源種類的改變而面臨失業。

到目前為止，工會一直是該社會運動的帶頭者，以確保這些工人不會被遺忘。他們的工作延續了工會長期鬥爭、爭取改善工人的環境條件的歷史。

美國汽車工會的第一屆主席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於1962年發表演講，強調了健康的地球和勞工福利之間的關係。

「勞工運動關注的是我們明天早上要面臨的問題。這太正確了！但如果把它當作勞工運動的唯一目的，那我們就會錯過更重要的大目標了，」他說。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身處的社區被燒成灰燼，就算你工資一小時增加一塊錢，那有什麼用？如果你經常去的湖泊受到污染，你不能在那裡游泳，你的孩子也不能在水裡玩，你有多一個星期的假期又有什麼用？如果我們的世界已經滿是原子煙，你的退休金增加一百塊錢又有什麼用呢？」

很多工會現在也意識到，氣候變化及其影響也會使工人受到衝擊。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最近組織了一個「公平轉型中心」，以推動勞工權利。該中心主任Sam Smith先生跟我們表示：

• 「讓我們來面對現實吧，如果我們以一種會造成巨大經濟和社會亂局的方法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這並不能真正地幫助我們。說到底，我們想要的不僅是一個排放量下降的世界，還要是一個大家可以生活得越來越好的世界。」

https://youtu.be/Q5U1jV2vzX0

聯合國專職氣候的機構，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該機構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聯合國較早舉辦了一次發言會議——「應對措施論壇」，討論如何確保各國不會因實施氣候減緩行動而遭受過多困難。該論壇後來衍生了「如何為勞動人口創造一個更公平的未來」這一議題。

過去，人們對這議題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一直以來的討論都是關於如何為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生產國家提供保障，以賠償它們因石油需求量降低而帶來的收入損失。但現在的討論已經延伸到一個公平的轉型和過渡，大家已認識到氣候變化減緩措施引起的負面影響不僅僅是經濟層面，可能還有社會層面。

雖然，這些討論的實際作用是有限的，但至少它們已經構成了一個不錯的框架，指出一個公平的轉型大概是怎樣的，為這個仍然算是一個比較新的議題提供一點資訊。最近，聯合國就關於「公平轉型」此議題發布了一份技術文件，並舉辦了專題研討會。

聯合國應對措施討論會的負責人安德烈·馬庫（Andrei Marcu）跟我們說：

• 對我來說，現在還不算是一場運動。這個倡議現在是零星但專業的，它還不是主流。它有沒有成為我們的習慣之一？它有沒有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答案顯然是否認的。」

  「當聯合國從政治中跳出來，開始注重實際問題時，它可以做些什麼呢？它可以開始創造一個知識體系，一些秩序和紀律，幫助人們去認識減緩行動如何影響社會，如何衡量和塑造這些行動。我覺得主要是關於知識的建設、能力的建設，和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是專門負責保護勞工權利的聯合國機構，它也針對該問題發布了一些非約束力的準則，指出如何在不傷害工人的情況下，轉型至一個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

抵抗

並不是所有的工人都相信環保主義者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美國勞工聯盟及工會組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FL-CIO）的主席Rich Trumka先生就表示：「公平轉型只是一些想說服我們去參加葬禮的花言巧語。」

為了把瀝青砂這種碳密集型的石油從加拿大運輸到美國而興建的Keystone XL 輸油管道，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來說明工人和環保份子之間的爭鬥。

在奧巴馬拒絕了該管道的興建後，幾個工會走出來表示支持這一決定，稱總統做出了「明智」的選擇，並強調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其他的工會對興建管道的猶豫態度則不是很贊同。北美勞工國際工會（Laborer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North America）就表示，管道的興建將「為美國提供許多可養家的好工作」，並指責政府「向極端主義者屈服」。

美國政府已撥出數百萬美元來幫助前煤礦工人，但這顯然無法舒緩工人的不安情緒，他們感覺權利被剝奪的心態在上一次的美國大選中表露無遺。特朗普表示會重振煤礦業的承諾被許多人視為最後的生機；而希拉里表示將為受煤礦關閉影響的地區帶來新的就業機會的承諾，則被解釋為一種威脅。

在最近一輪於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德國環境部國務秘書Lochen Flasbarth就指出：

• 「如果你處理該轉型過程的方法，給人一種『我被冷落了』的感覺，他們將會跟隨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偏激份子組織。」

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對煤炭國家來說，希拉里表示將為該區帶來清潔的、可持續性的工作的承諾，並沒有特朗普表示重振煤炭業的呼聲來得那麼有吸引力。「這次選舉的結果是超乎西弗吉尼亞州煤炭業所希望的那麼好！」西弗吉尼亞煤炭業協會主席Bill Raney在特朗普意外取得勝利後表示。

https://youtu.be/ksIXqxpQNt0

但是，還是有許多人對於特朗普是否真的可以扭轉煤炭業的命運表示懷疑；因此，一個公平的轉型過程可能還是該行業最大的希望。

英文原文：
https://www.carbonbrief.org/clean-energy-the-challenge-of-achieving-a-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