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少人問：「而家你哋點收到case架？」
無辦事處、無廣告費、無街板，打工仔點知香港有個勞工組？啲case邊度嚟？
其實多年來，阿英、Billy、我都係留私人手提電話俾街坊，無乜off hour既明確界線。電話號碼甚至會經過人與人的介紹，傳到完全不認識的人手上。
曾經半夜三更收過打工仔求助，講錯組織名，亦up錯我個名，傾咗成半粒鐘，答咗佢既疑問，傾埋點跟進，才終於正式介紹自己。
勞工組係唔需要擔心無case上門，目前情況比較係擔心唔夠人跟，因為成員都是各行各業打工仔，時間有限，況且我們不是只答查詢，還經常轉化成追討行動、街站，與工友一同籌劃，所需時間心力自然更多。
咁，最近啲cases即係點識呢？
L先生，某天勞工組喺勞審處樓下擺站，佢剛巧接過單張，直至一次聆訊失利，想起單張上寫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就致電給我。
T先生，某天在中環路經上述L先生的追討街站，他是廚師，剛好看到橫額上面有「香港廚師聯盟」，就停低同細輝講咗幾句。
還有更多緣份，成員或友好轉介的新cases、久別重逢又有新鮮事既舊cases，並肩作戰的人越多，士氣會越好。
勞工組阿花
一切由被剝削開始
社會的改變需要每個人參與、付出，方能成事。今期工盟報為大家介紹一位默默耕作的工運人——芳姐，她擔任著籌款大使的重任，要站在街上頂著日曬雨淋，向大眾介紹我們的工作。
其實芳姐加入職工盟之前，都是被僱主剝削的一個。她在一間傢俱公司工作5年，期間沒有放過任何年假，並且時薪僅為當時的最低工資28元，由開訂單、回覆電話查詢、派傳單以至寫字樓清潔等都是由她一個人包攬。一直默默耕耘的她卻沒有換來僱主的珍惜與體諒，因為農曆新年回鄉探親，未能買到回程火車票回港
及時上班，僱主就解僱了她。
大妗姐變籌款大使
為了尋找工作，2012年她報讀了職工盟培訓中心專業大妗姐課程，才認識香港的《僱傭條例》，了解自己權益，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長期被僱主剝削，再透過職工盟組織幹事幫忙討回過往的假期工資等。
成為培訓中心的積極義工後，她知道職工盟聘請籌款大使，「膽粗粗」一試，而性格外向、健談的她果然立即上手，至今已經做了六年。籌款大使對芳姐而言，不單止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使命，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及支持推動勞工權益的工作。
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芳姐在太陽暴曬下說服一位市民支持工盟。原先對方喋喋不休地談論對家的抹黑言論，芳姐邀請他到一個路邊詳談，卻遭拒絕，芳姐心想:「佢有咁多誤會無理由唔解釋清楚㗎!」，於是抵住36度高温，傾上一個小時，最終得到對方信任，令對方成為月捐者。
這六年多，當然試過被破口大罵，芳姐唯一的應對策略就是——用誠意講道理。
享受與月捐者成為朋友
芳姐很能夠寓工作於娛樂，問及工作的開心事，她隨即想起幾張月捐者的臉孔，「係同佢哋成為咗好朋友」，在街上遇上同樣關心打工仔苦況、希望社會有轉變的知音人，不知不覺就聊上個多小時，然後交換聯絡方法，有時會閒話家常、有時亦會將勞工政策、工運的最新情況告知對方。
阿輝是芳姐其中一位因街頭募捐而認識的朋友，於去年成為月捐者。今年四月在旺角再相遇，交換了電話，自此成為朋友，不時喧寒問暖，還邀請對方參與五一遊行，身體力行支持勞工權益。早前九西補選，芳姐都邀請了阿輝一齊擺街站助選。
芳姐已經踏入退休年齡，不過她眼見香港的勞工權益仍然未能讓工友得到合理保障，期望繼續努力，爭取更多人支持職工盟的工作。
撰文︰工黨常委何偉航
試想像僱主今日通知你，一個月後不用再上班，你需要供養父母及兒女、有一層正在供款二十年的樓，你當刻的心情是怎樣？《打工仔革命》的故事背景，就是一班頻臨失業的汽車零件廠打工仔，前路茫茫，運用集體力量，懷著你想像中的心情奮戰。
永恆的勞資角力
一開始觀眾就進入一場緊張的勞資談判中。廠長不斷砌詞脫罪，其中一句「我哋需要共渡時艱，同坐一條船。」終於令到女主角按奈不住，立即反擊：「係呀，我哋同坐一條船，但我哋係住下格倉，充滿垃圾同老鼠呀！」
火花四濺的對話已經簡單說明，戰役現在正式開始，狀況尤如電影名稱《At War》一樣。事實上，職場中的勞資角力從未休止，工會日夜收到工友大大小小控訴，均衝著僱主、管理層而來，資方眼中只有利潤、「條數做到靚」；而打工仔就只是「他們」一盤財務報告中的一堆數字。作為一名有血有肉的人，不禁心裡問︰「其實我都只想簡單穩定地打份工討生活，為何偏偏選中我？」坦白說，工人怒火是資方一手做成，沒有「人性」的職場環境，戰爭必然發生。
新聞報導下的工潮印象
雖然電影中故事橋段是虛構，但感覺非常真實，尤如一件曾經於法國發生過的工潮。因為中間穿插著新聞報導及訪問，反映傳媒對工運的事件推進有一定影響力。例如一次請願，工會代表要求與大老闆直接對話不果，出現與警方推撞的事故，從總統特派代表口中得知，普遍社會開始同情資方處境，令工會處於劣勢。
新聞報導的限制就是不能太仔細解讀事件，令市民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導演史提芬畢西（Stephane Brize）在訪談中也曾探討這個問題。
還記得2010年炎暑期間，四個巴士工會（九巴員工協會、新巴職工會、城巴職工會及龍運巴士員工協會）為爭取加薪及集體談判權，發動工業行動。當時某大電視台的六點半新聞，報導工潮消息，隨後播出政府代表(當時為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華)指大部份車長同意加薪，再特意採訪學者對集體集判權的看法，最後記者讀出「學者認為集體談判權是否立法需要小心處理，因為工會力量過大，長遠對經濟構成影響。」翌日工潮結束，社會上瀰漫著的氣氛是，工潮未得到大部份車長支持，同時對工會訴求一知半解。如果將來，我們在新聞中知道有群眾抗爭活動發生之時，可否多些了解背後動機？看似「激烈」的活動背後到底是誰一手做成？
社會的多元意見
那麼住在當鎮的居民，或其他法國人當時對這件事的看法又是什麼？這也是電影可讓觀眾更多元了解當時局勢的手法。導演除了將大量畫面集中於勞資雙方站腳點的矛盾、及工會代表之間的「路線」分歧外，有一幕工會領袖們在辦公室分別拆開不同信件，有些人表示義無反顧地支持工會行動，也有些人刻意「惡作劇」批評工會行為魯莽自私、貪得無厭。
普遍社會對工潮意見除了支持及反對，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例如充滿無力感、貧困的工人，表示「向左走、向右走」都死；有些市民立場表示支持與否不是重點，最重要是不要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或有些人表示工會行動稍為有暴力成份，則絕對不會支持等等。在今日香港的環境下，上述看法，同樣適用。但似乎則重經濟導向的社會經濟分析，仍然是大眾市民所接受。
團結的必要條件
電影中後段，工會領袖代表開始內訌，焦點放在一直領導工業行動的掌舵手（本片男主角Vincent Lindon）身上。究竟工會應該一直由他領導撐到底，直到未知的勝利；抑或向資方要求更高賠償額就立即復工，失業的問題日後再算？其實當時幾位工會領袖各執一詞，沒有答案下各走各路。雖然他們欠缺召開會員大會商討對策，但也足以反映身邊罷工工友對抗爭的憂慮不少，人性也就在此時發生。觀眾必定會被導演引領到「人生交叉點」上︰「你在當中，站在哪一邊？」這是群眾運動領袖及組織者常常遇到的問題。
筆者認為個人經濟因素並非團結抗爭的條件，在乎工友對抗爭目標的清楚程度、訂立策略的透明度及理據。當然工潮必定一日千里，遇到分歧困難在所難免，各人平心靜氣商討對策、營造開放的氣氛、工會人之間開誠布公，似乎是團結下去的必然條件。
到底怎樣才能戰勝？在沒有更好的新方法時，相信勞動者唯有團結，才能扭轉宿命。
後記
《打工仔革命》在港正式放映的首場是3月28日，事有湊巧，六年前的同一日，天氣陰晴不定，是HIT貨櫃碼頭工人正式踏上40日罷工無盡旅途的第一天（2013年3月28日，同樣都是星期四），400幾位工人昂首闊步向著加薪及集體談判權的目標進發，是為回歸以來歷時最長的工人抗爭運動。
其實工人抗爭的故事，無分國度彊界，一直都發生在我們身邊。
勞工組成立僅半年，抗爭事件未至於多如星數，但重量更重質，且是目前成員們在繁忙工餘的心血付出。我們是一個由打工仔業餘組成的勞工團體，各行各業工人互撐！
希望2019餘下日子，有更多人為自己、為同事發聲，齊心爭取勞工權益。
嚟緊五月一日勞動節，我們將舉辦五一夜遊～～～遲啲會再出詳情俾大家～～記得預留五一夜晚俾我哋呀～～～～～
工人唔係話炒就炒！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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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勞工問題，歡迎聯絡勞工組～～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屬下成衣業、文職及零售業職工總會的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保權會），早前進行從業員作息情況調查，昨日公布結果。四成多受訪者每星期工作近50小時，九成以上的受訪者在休息時間也要為客戶服務，逾半受訪者有不同的身體病癥或毛病。保權會促請公司訂立「友善服務指引」，政府應加強保障自由從業員的勞工權益。
調查於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以網上問卷方式成功訪問254人，44.2%的受訪者每星期工作接近50小時，33.1%缺乏彈性工作時間的休息日，93.7%在休息時間內仍為客戶服務，更有22%的受訪者於午夜12時後因應客戶要求提供服務。不定時工作令從業員健康受損，有52%受訪者表示有三種不同的身體病癥或毛病，包括消化不良、頭痛、手腳勞損等，接近九成受訪者表示經常因工作至深夜而引致睡眠質素每況愈下。
保權會副會長李金漢指，客戶休息時就是保險從業員最繁忙的時間，因此一般行業下班時間越遲的話，從業員的工作時間就會一同推遲。他稱有一名客戶為巴士司機，下班時間為凌晨12點半，「我咪凌晨1點半去上佢屋企傾張單囉」。
育有子女的保權會秘書蔡英豪指，曾跟家人去旅行時接到客戶求助，使身處異地的他要即時處理，被年幼子女問及「爸爸你做緊乜嘢呀？」保權會司庫吳慕玲表示亦有相似情況，平日與母親吃晚飯時，常由收到訊息要即時回覆客人，常被母親指「我食完，你都未開始食」。她坦言無可奈何，「如果45分鐘都唔覆個客，之後都唔知點解釋。」
保權會理事鄭禮蓬表示，現時大部分的保險從業員屬自僱人士，並沒任何法例保障，包括僱傭保障、工傷或職業病等。鄭斥保險業監管局成立以來，都只是草擬條例作監管代理員，但並沒有為其作出權益保障。
保權會促請公司與客戶建立使用服務提示，推動「友善服務指引」及「危急事故貼士」，當客戶遇上疑難或問題時，可致電至熱線電話，並非直接聯絡代理員。保權會亦建議政府應保障自由工作者和設立仲裁部門，包括加入投訴機制，避免客戶以「轟炸」的形式不斷致電從業員，嚴重影響從業員休息時間及精神狀態。
記者：周孝盈
據聯合國「全球快樂報告」，香港人快樂指數全球排包尾第七，較去年下跌五位。職工盟調查顯示，香港打工仔未能分享經濟成果，飽受長工時、低工資及就業零散化煎熬，工作壓力面臨爆煲。經濟增長指數年年向上，但工人快樂指數卻不斷下滑，反映經濟發展未能為普羅市民帶來幸福。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必須扭轉以往「重商（界）輕工（人）」的管治思維，以政策介入糾正市場的不公正，實質改善打工仔生活質素。
僱員薪金年增長僅0.7%
過去十年，香港經濟發展錄得可觀累計增幅，但統計資料顯示，中低層僱員所能分享的成果卻是「微不足道」。2008至2018年，人均生產總值實質增長超逾兩成(23%)，反觀中低層僱員的工資增幅，扣除通脹後，平均每年增長僅有0.7%。十年間，人均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2%，較實質工資增長幅度，高出約兩倍。以上數字反映，僱員即使辛勞付出，卻未獲合理回報，所得分配可謂「少得可憐」。
政府迷信經濟增長可帶來「滴漏效應」，現實在勞資權力關係極不平等下，老闆及股東掠奪了大部份企業利潤。對於最弱勢的底層僱員而言，情況更如雪上加霜。香港物價持續上升，已躍居全球生活費最昂貴城市，反觀最低工資水平卻長期滯後，即使5月1日時薪增至37.5元，估計受惠人數仍不足就業人口1%。
五份一僱員超長工時
香港長工時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因工作過勞而產生的工業意外、交通意外及工作期間突然猝死的個案，不繼其數。長工時可說是香港打工仔的頭號殺手。按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2018年，超過67萬僱員每星期工作55小時或以上，約佔整體勞動人口兩成。即是說，每五個僱員便有一人超長工時工作，情況十分嚴重。其中，超長工時重災區包括下五大行業：保安(每四個工人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72小時)、飲食(接近四成僱員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陸路運輸(每四個工人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56小時)、建造及零售業（差不多每六個僱員就有一個每周工作超過56小時）。
面對長工時引發的禍害持續出現，政府反應卻是麻木不仁，任由問題惡化。標準工時自上屆政府至今，一直拖延立法，未見任何進展。林鄭月娥上台後，更是偏袒商界利益，以毫無約束力的行業工時指引，敷衍勞工界。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已通過規管工時勞工公約，推動世界各地訂立標準工時，香港至2019年仍然交白卷，足足落後世界一百年。
逾兩成僱員零散就業
就業零散化已成為近年勞工市場的大趨勢。按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若果將合約工(24萬)、臨時工(10萬)、兼職工(21萬)及自僱(24萬)的人數計算在內，合共多達79萬零散工，佔整體勞動人口22%。這些工人的勞工法例保障「殘缺不全」，就業處於脆弱的位置，相較其他工人更容易遭受僱主剝削。例如未能符合「4.18」規定的兼職工，大部份《僱傭條例》的福利也未能享有；以自僱方式提供服務的自由工作者，更完全跌出《僱備條例》的保障範圍，即使遇上欠薪、工傷意外，也不會獲得任何支援。
至於固定合約工，更是泛濫於各行各業。全港接近24萬人按固定合約受聘，其中以教育及公共行政為重災區，每三名僱員就有一人以此方式受聘。其餘較為嚴重的行業包括清潔服務（13.5%）、保健、美容及美體護理(12%)、和建造業(11.3%)。這些僱員的合約期斷斷續續，隨時以不續約為由被終止聘用，就業本已十分不穩定。現存《僱傭條例》更存在明顯漏洞，令資方可肆意解僱放取有薪產假、有薪病假及工傷假期的僱員，令防止不合法解僱的保障形同虛設。
政策建議及行動呼籲
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應該盡快落實以下各項政策，改善打工仔面對的困境：
一）實施集體談判權，提升勞方議價能力：政府應恢復1997年被廢除的集體談判權法例，提升僱員議價能力，合理地分享企業盈利及增加薪金。
二）提升最低工資水平，實施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水平應調升至時薪44元，並且引入一年一檢，確保最低工資水平能反映通脹增幅及經濟增長。
三）立法標準工時，平衡工作與生活：立法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令僱員可在工作之餘，兼顧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健康。
四）堵塞法例漏洞，保障零散工人：修訂現行《僱傭條例》，杜絕資方利用法律漏洞剝削兼職工及合約工；及擴展部份僱傭條例的保障（例如欠薪及工傷保險）覆蓋自僱人士。
最後，職工盟呼籲打工仔參加今年五月一日（星期三）「谷到爆」勞動節大遊行，下午二時於維園足球場集合，共同爭取以上各項訴求。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9年4月14日
我們是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打工仔，在零售、飲食、資訊科技、藝術創作、社會服務等行業工作，工餘組成無政黨背景、獨立運作的勞工團體。
2019年5月1日是勞工組成立以來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遊行，我們選擇走入基層社區，在很多打工仔仍未能放工的晚上，以中指作為遊行路線，沿途派發勞工組抗爭地圖，大家路過歡迎加入，有勞工問題亦可即時查詢，討論如何把不公平待遇轉化為抗爭行動。
成立半年以來，有零散工找我們，除了時薪之外，他甚麼都沒有，也有逾十年年資的長工找我們，老闆為 bonus 話炒就炒，也有欠薪的、無薪假的、工傷不獲續約的工友，他們同樣來自各行各業，平日就在大家生活當中，五一夜晚並肩作戰的打工仔一起走這段路，告訴更多人我們的經歷。
勞工組成立口號是「工人唔係話炒就炒」，有些人覺得不明不白，有些人不想明白，「賠錢給你還不能炒？唔係掛？」我們要問，假如你的勞動價值是隨時可以拋棄的，你的勞動尊嚴又是甚麼？五一晚上，那些返過自己公司門口拉橫額追討的打工仔，會告訴大家勞動有價、有巿、有尊嚴，唔到老闆話炒就炒！再者，爭取標準工時不只是為了加班費，我們的時間是無價，一如我們的勞動有價。
過去一年，大家看過幾多職場上的欺凌與不公平，曾否為自己、為同事發過聲？抗爭不怕遲，你的力量遠比想像大，走在一起，結識更多同道中人，支持受壓迫的人。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五一走在一起。到時見！
勞工組敬上。
遊行詳情：
日期：5月1日（周三）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集合：太子彌敦道／界限街休憩處
路線：繞深水埗遊行至深水埗地鐵站B1出口前空地集會
歡迎自帶示威物資：一件能代表你的工作的物品，及一段你想告訴沿途市民關於工作的話
昨晚杜汶澤於面書上「聲討」程美段，「聲討」是因為行文扮道歉，實質是鬧人兼封殺，同晚程美段回應，連手機截圖詳細解釋拖糧事件，還要為此表達抱歉。
點解拖糧三個月仲好意思鬧人？無糧出既反而要承受埋網友既冷嘲熱諷？
勞工組就此簡評幾點：
1. Freelancers被拖糧不敢出聲，多是擔心得罪老闆將來「無job接」，杜汶澤完美示範老闆拖糧被揭發後，就叫同行一齊封殺打工仔。
2. 早前有自由記者追討美食旅客拖糧，聲言三日不出糧就會有行動，才逼到馬上出糧。今次發生在藝人身上，敢於公眾層面出聲（其實是記者問起才未有隱瞞，不是主動聲討），都算是異數，希望同樣可以獲得大家支持，不要讓「搏見報」的說法模糊焦點：勞資糾紛。
3. 打工仔追討權益，往往反而被人怪罪「搞大件事」、「傷和氣駛吾駛搞到咁呀」，被拖三個月糧反而好似是受害者用錯方法？這種輿論氛圍最後只會成為自己將來有需要追討時的障礙，最終都是打工仔受損。
4. 不是花生，這是一場勞資糾紛。近年出現更多關注社會問題的影視作品，如果大家想追求公義，那麼在熒光幕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就要更敏感更願意為其他人發聲，這才是社會進步的精神。
爭取成立「4.28工殤紀念日」進入第二十三年！今天下午兩點半，工業傷亡權益會一如既往在金鐘集會，表達訴求。今年亦如是，二百人黑衣集會，既有工傷及職業病工友和家屬，也有關注勞工狀況的友好團體，包括職工盟、亞洲專訊研究中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勞工組等，鮮花一束，代表大家都惦記對尊嚴工作的追求和盼望。
工業傷亡權益會執委李卓人、組織幹事蕭倩文均表示，香港工時狀況多年均無改善，堪稱世界第一！工人血淚亦一直得不到公道！香港現時每年均有數十宗發生於工作地點的猝死意外，勞工處多以個人疾病作結，未有進一步調查是否與過勞有關。在工作上默默貢獻生命的工人，根本未得到應有的保障和尊重。
政府最近所立的紀念碑已經是遠在2005年安放在科學館的「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紀念牌匾。不過，隨著時科學館翻新工程進行，牌匾已經被拆除並遷往位於青衣的職安健學院；此外，職安廊也隨之淹沒。
工人為建設繁榮社會而受傷甚至犧牲，官方卻連一個體面的悼念都沒有！沒有紀念碑；沒有牌匾；沒有紀念裝置，甚至公道也取不回！我們的當權者一直認為建立紀念碑是負面的事，可見他們既無同理心，亦鮮有接受慘痛教訓的氣量。
我們要求：
1. 成立工殤紀念日
2. 在市區當眼處豎立工殤紀念碑
3. 爭取過勞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
4. 加強檢控、提高刑罰，嚴懲違例僱主
5. 制定安全政策，改善職業安全水平
6. 全面檢討補償制度
7. 上下班途中傷亡納入工傷保障範圍
8. 成立中央補償基金
左為林小薇，右為何天忻
（獨媒特約報導）「工潮，是一群工人遭僱主集體欠薪，但更多的是個別工人遭拖欠薪金。」坐在眼前的是職工盟屬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幹事何天忻及林小薇，訪問當日，二人在一日前才替屯門的紥鐵工人追回欠薪。
一般人對工會幹事的工作的想像是，追討欠薪、發動工人罷工等，但他們的日常更多的是跟進個案、傳訊工作、和工人定期見面，或是到地盤擺街站，對工人講解權益。
「老闆總係覺得自己冇欠工人，而係工人欠咗自己。」兩人在過去一年來，替工人追回超過二千萬元欠薪。他們試過遭到僱主的不禮貌對待，有判頭更在他們耳邊破口大罵，批評串同工人搞大龍鳳。
儘管聽盡冷嘲熱諷，但他們仍然堅持信念，和工人一起爭取應有權益。「唔係我哋追到糧，而係是工人追回應得的工資，呢啲係工人團結所爭取到應得的權益。」
兩人入職接近一年，這一年來遇過大大小小的工潮，他們在入職後便遇上何文田紮鐵工工潮。然而，新手包始終是新手包，他們甫接到工人電話便前仆後繼到地盤，「落到去覺得自己似旁觀者」。有工人更問他們是否勞工處職員。雖然僱主最後承諾出糧，他們感到有所不足。
不過，他們很快便上手，在第三次的太古坊冷氣工的工潮時，先喚工人到職工盟辦公室商討行動策略，「溝通好重要，仲要邀請他們加入工會啊。」
一年下來，二人都已甚有心得，認為地盤工人不但尊重工會幹事，更十分願意分享他們的日常，「同工人溝通時，說話不能太過斯文，一定要麻甩點。」
何天忻在大專時唸社工，原本打算畢業後做基層政策倡議，在朋友介紹下，成為職工盟的工會全職幹事。
她在Pizza Hut 做過兼職樓面，她批評公司剝削員工毫不手軟，員工每天的工時長達十小時，卻只有不足半小時吃飯，「時薪高過最低工資少少，試過有一年加幾毫子，幾毫子即係算點？」
後來有Pizza Hut 的外賣車手發生意外身亡，公司一直拒絕主動和家屬傾賠償，何天忻更感到公司的刻薄成性，這段經歷可說是她的「勞工啟蒙」。
林小薇在嶺大讀社會科學，一年級時成為嶺南勞工關注組成員，積極關注校內的外判清潔工問題。有一次，她看見清潔工在悄悄落淚，一問之下發現，原來是宿舍同學常常「玩忌廉」令清潔工的工作量大增；加上清潔工補假「冇補水」，林小薇遂以關注組的身份和校方商討，為工人出頭。
林小薇可說是打工皇后，做過洗衣舖、主題公園和飲食等行業，更試過由早返到晚，「你估真係好鍾意返工？係因為窮呀。」她慨嘆「一個人返幾份工」，是香港打工仔的常態，「成日話香港點繁榮，但實情是不少人都未能享受經濟成果。」她同樣在朋友介紹下，加入職工盟成為工會幹事，「原本想工餘時間做勞工權益的工作嘛。」
明天是五一勞動節，但全港不少工人依然「做到隻積咁嘅樣」。而據政府的最新統計數字，由2013年到2018年頭三季的非因意外死亡的個案，高達635宗。其中2017年全年便有137宗，「專業及商用服務」、「建造業」分別有27及24宗。
林小薇認為，返兼職是因為正職沒法負擔物價的上升，「你諗下，正職以外的時間，原來唔係休息，所以才有過勞死吧。」她分享說，入職後才明白，地盤工人為何不想供強積金及爭取合理的假期，「佢哋同我講，我都未有錢食飯，你同我講咩放假？講咩退休保障？」
「地盤有種吸引力」，這是何天忻在 Instagram的簡介，她小時候便覺得，地盤由零到建成為摩天大廈，感覺十分神奇。再者是工人的粗曠背後，更多的是口直心快，及不會轉彎抹角、有骨氣，「你知道嗎？呢班男人身後背負的是整頭家。」
何天忻笑言，入職前有一點點擔心，「小妹妹如何爭取看似粗獷的地盤佬信任呢？」她強調聆聽很重要，並千萬不要高高在上覺得自己是「幫人」。
然而，現時地盤為層層分判的外判制度，政府工程只限兩判，但私人工程則不在此限，欠薪往往源於外判商稱「上家未俾錢」。建築地盤職工總會要求政府介入和監管，建議立例由大判直接出糧。
工潮看似浪漫和激動人心，但在工潮現場，二人需要一眼關七之餘，還要有效分工，分別和判頭及勞工處交涉及談判、跟工人對數和避免工人遭分化等。
然而，這兩名九十後巾幗不讓鬚眉，他們多次追回欠薪，但更希望的是工人能勇敢站出來，拒絕「谷到爆」，「返工不應有拖糧的風險，追糧係切身的事情，如果工人不站出來，我們點『協助』你都沒有用，自己權益要自己爭取。」
記者：麥馬高
編按：「杜汶澤 喱騷 Chapman To’s late show」今早發出聲明，向程美段致歉，承認曾有口頭承諾於演出後一星期內支付演出費。
先前杜汶澤就著被指欠薪的指控，公開向程美段反擊，並呼籲各位同行要小心，避免日後因小事而被人向媒體公開。此言一出的確引起巨大風波，令不少特別從事音樂或藝術表演行業的朋友覺得杜無疑是乘機向追糧員工封殺。
剛剛杜汶澤再次發文，直言過去從來沒有承諾出糧時間，而且有不少圈外人並不了解娛樂演術行業出糧時間的習慣及運作，無疑是『唔撚識又招鳩積』。其實，佢又真係無講錯，他只不過是坦白地指出這一行的所謂「行規」，或者是「行業陋習」：拖糧。
在作任何表達前，可以先參看《僱傭條例》的條文。在 《僱傭條例》第22條「工資期」的條文指出：
根據僱傭合約須支付工資的工資期須當作為1個月，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
可見所謂的糧期多少，的確可以雙方協定為限，但如果有任何工作就正如杜在fb所指『從來沒有承諾出糧時間』，那就沒有任何原因去支持公司一方在工作完結後三個月才支薪了。因此在《僱傭條例》第23條 工資的支付日期內已明確表明，
「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支付，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7天支付。」
故此，在法例下，我們明確地得出一個認知，就是任何工作，除了有相反證明，否則工資期一向以一個月為準，而且在工作完結後七天內就要找數。
然而，文化創作甚至藝術行業，有不少人總不會依照法例的的要求辦事。內行朋友都知道，杜所言「三個月雖然不算早，但在行業當中，絕對不算遲。」的說法也是正確的，因為在行內有不少人以行規自居，指出因為需要資金周轉，或者聲稱收益未完全收取為由，無視法例要求和員工財務情況，而多番延遲支付工資，短則一頭半個月，三個月是常態；長則一年半載都未必可全數收會欠薪。所以如果能夠拍心口向員工說「三個月雖然不算早，但在行業當中，絕對不算遲。」，在文化演出界別，可說是效好的保證，因為有更多朋友，等到2046仍未知道薪金的去向。
工會過去也處理過一宗琴行欠薪，僱主在勞工處也是名言行規所立，任何工資必需例押一個月。但是行規從何而定？無人知。有何跟據參考？無人知。只知道有很多人聲稱「行規」 ，十居其九都心懷不軌，例如先前地盤行業常有人以「 行規」 為由收取求職者介紹而被廉政公署檢控定罪。如果行規是多麼的堅實，又為何有人執行慣例而被判定罪甚至入獄？
不少行業有行業慣例，用大陸字眼就是所謂「潛規則」，有些行業潛規則是開工工資要八折出糧，回水給老闆；有些行業潛規則是要欠薪多個月，有些行業的潛規則要和老闆共度春宵。我們常聽過不少潛規則，或少不免要屈服在這些無理要求下。但我經歷被剝削的道路後，是否需要用同樣手段對待後人？
所以杜汶澤講得無錯，佢只不過去道出行業最真實的一面。作為唔撚識又招鳩積的外人，可能對這些所謂行內習慣及運作毫無認識。但起碼我們是否在娛樂圈，任何勞動者都應有保障，更不應該有這一種以行業運作自居而施行的不合理對待。當然，如果如杜汶澤所言工作跟本沒有協議出糧期限，但有任何僱主代理人代表公司作出承諾，但又以行規自居反口？那就是另一個涉及誠信的問題了。
不過，現在文化藝術行業，誠信何價？有不少朋友因為一個信字做完job，被拖數直至永遠，可能問問身邊這些朋友，就大約略知一二了。
撰文︰工黨成員梁寶龍
龍少也是一位殘疾者，故深感我們殘病者需要，提出「殘疾人士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
工作是人的基本權利，殘疾人士只是一位有病在身的人，其在社會上的權利和義務與一般人無異，所以要求工作崗位不是福利，而是權利。獲得工作崗位後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能為社會盡一分力。
如能找到工作，我們尚應有組織權和集體談判權，是為勞動三權，這也是基本人權。有了組織權，就可團結一起行動，為自已的社區出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區環境，等同為人類謀福祉。現盲人工廠工友提出爭取參與決策權意義就在此，我們要主動參與自己社區決策，提出建議，進而是全港社會事務，不要做被動只是諮詢的角色。
在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前提下，我們更可要求待遇平等，與社會上各界別一起爭取共同利益，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自主生活」的三八制，及生活工資和退休保障等全港事務，盡工人階級設社會的義務，提出我們的意見。
提出以上要求並不是要特權，而是追求基本人權，讓我們如普通市民一般生活，並能服務社會，為人類作貢獻。
康復的殘疾人士完成治療後，都有自我照顧能力，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在社區內享受自我的愉快生活。
現盲人正在鬥爭，全體殘疾人士應站起來加入鬥爭行列。大家一起參加五一遊行吧，與全港各工人組織走在一起，互相支持。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是五一勞動節，職工盟下午舉辦遊行，在遊行隊伍中，有熟悉的面孔，他們是一年多前的荔枝角海麗邨外判清潔工——標叔和英姐。他們均穿上寫有「滴水穿石」及「Never Surrender」的T-shirt，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
英姐
一年過去，他們已由海麗邨轉到附近新公屋海盈邨工作。即將踏入六旬英姐在海麗邨工作了八年多，轉到海盈邨工作後，由倒樓成為雜工。英姐表示，家人擾心她工作辛苦，希望她不要再倒樓。
在一街之隔的海盈邨工作，工作時間依多是早上七點半到下午四點半，但因為是新屋邨的關係，居民的「垃圾特別多」。英姐苦笑說，紙皮、傢私和雜物多不勝數，更要用額時工作，「加班加到九點幾啊」。
雖然美其名是「雜工」，英姐的工作範圍同樣包括倒樓。然而，兩條屋邨均不准許清潔工使用升降機倒樓，他們只能使用樓梯落樓。沒錯，他們需要徒手手持數十公斤垃圾落樓。
「俾我哋用一小時都好嘛，一個鐘都好呀。」英姐表示，如果太多垃圾時，唯有尋求其他清潔工協助，「無得講啦，同上司講都哂氣。」
轉到海盈邨工作，待遇和海麗邨實在不相伯仲，月薪9,300元，每星期只有一日假期，年假則為七日。問到欲爭取的訴求時，英姐微笑說，「當然係乜都想要，但人工多少少，假期都多少少啦。」
職工盟今年提出五大訴求，包括立法標準工時每周44個小時，及制訂監管和預防「過勞死」的措施。即將八十歲的標叔，在一年前的工潮曾經接受多間媒體訪問。
標叔轉到海盈邨工作，原來因為公司「話佢麻煩」，不滿他把公司拒絕就其工傷作賠償「到處張揚」。來到新工作環境，標叔已學精，早已對上司表明絕不加班，「返咗八個鐘仲唔夠？唔想辛苦自己啦。」
標叔
「東家唔打打西家囉，人工又唔係高。」和英姐一樣，標叔在海盈邨都是雜工，但依然要搬運及清理大型傢私。他對記者說，不少新入伙的單位，同樣會棄置多件大型傢私，「搬咗入嚟，然後先話唔啱，結果又搞到我哋。」
「點解要上街？」記者問道時，標叔想也不用想，「團結爭取權益，上年好多人來啊。」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幹事杜振豪則表示，每年跟進的個案很多，但願意勇敢站出來的工人卻較少。杜振豪指出，地盤業的紥鐵工能夠一年加一次薪，獲得合理待遇，「全因為團結」，但其他行業則相對困難。他希望，清潔工人能主動站出來，團結地發聲及爭取合理的權益。
記者：麥馬高
左是子桓、右為Michelle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是五一勞動節，職工盟下午舉辦遊行，參與的學生組織有社工學聯、理大社科、浸大社工和樹仁社工。當中最耀眼及人多勢眾的是樹仁社工系幹事會，他們在三月尾才上莊，繼早前「處子」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後，今日再次上街。
會長子桓提到，社工要關心社會及為民發聲，所以要組織同學參與遊行。他表示，清潔工早前在廁所內食飯，令他很感觸，慨嘆香港的工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他強調，雖然遊行不能即時改變社會及政策，但至少能讓工人知道，「有人支持緊佢哋」。子桓指出，大學生畢業後，同樣是工人，所以必須爭取標準工時，保障工人獲得應有的權益。
外務副會長Michelle 表示，去年颱風山竹襲港後，不少工人依然克盡職守上班，「工人是值得尊敬和擁有更好待遇」。Michelle是一年級生，升讀大學前做過飲食業。她嘆道，身邊的同事每週工作長達50多小時，「星期一返到星期日」，「看似好正常，實際是非常不正常。」
在雨傘運動後，學生運動一直被指處於低潮，Michelle承認，遊行的作用可能不會立竿見影，但卻是最低成本，反映不滿聲音予當權者知道。「身邊好多朋友覺得遊行沒有用、行禮如儀，政府亦不會聽，但呢個係最簡單同直接發聲的途徑，點解唔做？」
記者：麥馬高
題為編輯所擬。
有人質疑「唔係有演出費就等於僱員」，指程美段是「按job計嘅工」、「冇定明出糧日」、以「商業合作」的模式或「其他身份登台演出」
但呢啲通通唔係否定《僱傭條例》下僱傭關係的理由。
正如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在《石榮祖對黃燕芬經營科盛公司》[2018] HKCA 126 案中第8段重申：
法庭是會按照僱傭關係的各個表徵，來細看訴訟雙方關係的所有特徵，目的是根據整體印象，來決定雙方是否存有僱傭關係。每宗案件的情況，都會有細微的差別，所以法庭不應以機械化的態度來作出裁定。法庭要從多方面的細節，觀察到一個整體的畫面，而這些細節的重要性與比重，可能會因情況而異。一般來說，僱傭關係的表徵會包括考慮到：工作方面，一方是否受到另一方控制；工作人員是否自行提供所需器材；工作人員是否自行聘請助手；工作人員承擔財政風險的程度，及有關投資及管理的負責程度；與及如果他的工作獲得妥善管理，這令他有機會獲得利益的程度。
換言之，誰負責決定工作內容和工作場地、發薪者能否直接向受薪者下達命令、工作工具是否由發薪者提供、受薪者在薪金以外會否從業務中直接獲利（或承受損失）等等，全部都是相關因素：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2007) 10 HKCFAR 156 第53段。如果呢啲客觀表徵顯示雙方關係是僱傭關係，任何相反的口頭或書面協議都自動無效：同上，第57段。至於受薪者可能同時為多過一個僱主工作，每件工作的時間都不穩定，或只在有空時才接某特定僱主的job，本來就是「散工（casual employment）」典型的工作模式，不等於有關的關係不是僱傭關係：同上，第61段。另參見Lam Shun Shing v 王仁鋤 [2019] HKCFI 489 第26段。
老老實實，除左自己開公司或者真係大明星嗰啲之外，有幾多個演員／主持／藝人有份投資自己有份做的節目／表演？又對節目內容有最終決定權？？
事實上，當藝人「完全融入節目當中（wholly integrated into the performance）」（Quinn v Northern Ireland Opera Northern Ireland Opera [2018] NIIT 05982_18IT 第89段）、必須親身上演而且無權單方面搵人代替自己（ie personal service without right of substitution）（Express & Echo Publications Ltd v Tanton [1999] EWCA Civ 949, [1999] ICR 693），而其得益來自「出糧」（即使可能包括額外獎金）而非從節目收入中抽成，好大程度上已經顯示呢個係僱傭關係。
哪怕大家死都唔肯承認，大部分藝人／演員客觀而言本來就是僱員。
「本身無定明出糧日」以為就走到法律罅？其實反而正正係工資期根據法律須定於1個月的依據。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今午發起「谷到爆」五一勞動節遊行，近2,200人參加遊行，參加的工會包括新世界第一巴士總工會、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紮鐵業團結工會、建築地盤職工會，以及香港郵政局員工會。關注盲人工廠重建大聯盟更是首次參與遊行，聯盟召集人、工友單永生指「盲人工廠都係工廠」，指殘疾人士除受打壓外，亦鮮有表達權利的機會，因此要走出來要求政府聆聽訴求。
遊行隊伍在下午3時出發，由維園行至公民廣場集會，沿途高喊「人工低、工時長、谷到爆」、「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五一勞動節，工人大團結」、「還我集體談判權」等口號。職工盟指遊行有五大訴求，包括要求訂立標準工時、保障集體談判權、修訂職安條例、引入生活工資，以及擴展勞工法例至自由工作者。職工盟亦在遊行開始前安排為工傷死難者默哀的環節。
單永生
早前捲入盲人工廠工潮的關注盲人工廠重建大聯盟召集人、工友單永生是首次參與遊行。他擔心盲人工廠拆卸後，會飯碗不保，「盲人工廠都係工廠」。他亦反對將原本位於土瓜灣的工廠貿然搬遷至屯門，指事件如同觀塘展亮中心的翻版。他又指，殘疾人士除了受打壓外，很多時亦沒有表達的權利，要求政府聽取更多市民聲音。
工黨張超雄則向獨媒記者表示，由於坪石邨的聖公會聖約翰小學即將遷出，故盲人工廠有可能落戶該校舍。他正安排與工友及家屬一同視察校舍環境，包括無障礙通道及校舍的負重能力。他績指，工廠調遷後將停產紙品，部份工友因而轉做清潔工，擔憂工友因不適應新工作或需面對不禁興趣的工作而失業，與工廠的原意背道而馳，無法促進工友自身能力。
城巴車長李俊明則表示，巴士車長的工時普遍每日長達12小時，而運輸署的指引一直容許車長一周工作近84小時。他指起初因家庭緣故，由旅遊巴司機轉職專營巴士司機，「以為可以照顧家人，點知唔係。」入職後，他指放假多數在平日，亦傾向在家中休息，連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亦不多，「休息係必須，始終載住過百人命。」他指近年社會開始關注司機疲勞駕駛，但政府卻視若無睹，甚正偏幫巴士公司，促請政府及巴士公司正視車長超時工作。
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代主席溫瑞岐就關注醫療工作職場內的欺凌文化。他指，醫管局員工眾多，是規模僅次於政府的機構，但局內欺凌文化嚴重，千奇百怪，「話隻眼要識笑，笑係用個口架嘛。」要求醫管局改善工作環境，減低人手流失的趨勢。
Phobsuk Gasing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Phobsuk Gasing就要求馬上為標準工時立法，「人唔係機器，家務工都係人」。她稱，香港人工時長，近乎沒有休息，令家務工人工時同樣延長，亦希望社會更加推動禁止職場暴力。
右起：吳敏兒、李卓人
遊行隊伍至政府總部天橋，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因不滿警方不時截停人龍令遊行隊伍斷開而停步等待，期間警方不斷催促隊伍前行，並與李卓人爭論。職工盟委員在集會上刺穿畫上生氣樣子的汽氣，象徵工人「谷到爆」。李卓人表示遊行參加人數有2,200人。他又憶述曾有工人因過勞而死，歸咎政府欠缺對勞工的保障，只要工人賣命，希望儘快立法標準工時。主席吳敏兒及多個工會亦在集會上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
吳敏兒表示，今日遊行人數與預期相若，在政治低氣壓之下，仍有逾千人出來遊行是難能可貴。她指香港的勞工問題主要為工時太長、薪金太低，加上對散工及自由工作者的剝削。她批評，現時最低工資僅為港幣$37.5，加上兩年一檢，遠遠追不上通脹增幅，只會製造更多在職貧窮。她又認為，愈自由的工作模式，保障愈少，從而造就更多的剝削，建議政府對自由工作者的保障應與日俱增。
對於政府近日建議修訂現時的《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在8號風球除下後，容許僱員在兩小時後才復工。吳敏兒批評「政府真係好想人番工」，指山竹已反映極端的天氣情況是有機會令人無法上班，「遲番工意義不大，始終冇解決問題」，批評建議修訂指引得物無所用，倒不如直接立法。
記者：周頌謙
（獨媒特約報導）屯門區的食環署清潔工被外判商指派到龍鼓灘路至稔灣路段，清理馬路旁邊行人路的泥沙，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的工序。職工盟屬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和工人昨日下午到屯門政府合署抗議，批評署方妄顧人命安全。他們及後和食環署開會，署方同意先暫停前線清潔工清理泥頭的「額外工作」。
「額外工作」的地點位於屯門青山公路近大欖段的小秀村，「涉事」的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被指定期指派外判清潔工到上述路段工作，該路段不時有大型車輛及重型貨車高速行駛。
參與「額外工作」的清潔工需要以手推車負載大型傢俱及雜物，搬落斜路200米至山腳的垃圾車。斜坡的斜度更高達30至40度，清潔工在搬運重物時，需要一人拉著手推車，二人以背部頂著手推車，防止大型傢俱滑落，一有滑手便險象環生。
清潔工清理泥頭時的情況（工會提供圖片）
此外，馬路旁的行人路闊度只有一米，清潔工在清理泥頭時十分靠近馬路，隨時被大型車輛及重型貨車撞倒，情況非常危險。在屯門區工作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霞姐表示，曾多次到龍鼓灘路段的行人路剷泥頭，期間便有多輛大型車輛行駛，「啲大車係籮柚擦過，好易出事」，又形容工作期間提心吊膽。
清潔工Michael
另一位外判清潔工Michael 則補充說，每包泥頭重達80公斤，根本無法搬動，每次都要把很重的泥頭分拆成多包較輕的份量，才能把泥頭舉起並掉進垃圾桶。他強調，「清潔工都是人，不是機器」，促請署方要顧及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狀況。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黃健達，是當區的清潔工。他指清潔工本身的工作量已很多，但食環署的幫辦沒有安排合理和安全的環境給前線同事，更欠缺基本的風險評估。黃健達在上月初曾去信食環署，要求回應事件，但至今沒有任何回覆。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亦到場聲援，他指屯門清潔工在危險情況下工作，是積累已久的問題，去年便有一名食環署清潔工和一名漁護署清潔在工作期間意外死亡，希望當局正視。
朱凱廸強調，食環署把服務外判，卻又期望外判公司有足夠的設備予前線清潔工使用，「事實不是這樣，外判公司的內部問題，署方多數不知情。」他重申，必須取消外判制度，因為現時只能爭取在服務合約內把不同規定和條約寫得更具體，要求外判商執行，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
食環署衛生總督察梁小姐到場接信，隨後工會、工友及朱凱廸到食環署的辦事處，和署方高層開會。在會議完結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指出，食環署同意將先暫停前線清潔工清理泥頭的工作，但部門需時商討，如何處理龍鼓灘路段的問題，包括和環保署了解泥石的來源，並作源頭減廢。
而小秀村搬傢俬及蝴蝶灣車軚堆積的問題，食環署則回應指，過往有提供客貨車把傢俬運走。環境衛生總監李錦浩表示，合約支出的費用已包含夾車所需之費用，可供外判公司夾走蝴蝶潔堆積的車軚，但萬成以缺乏資源為由，拒絕提供相關器材以減輕前線清潔工之工作。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四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上述團體藉著本次採訪盼與大眾探討所關切的議題，本小隊成員選擇了其中兩組問題採訪受訪者，分別是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和同根社的問題。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煒彤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善怡 (草媒行動2019媒體伙伴)
今日五一勞動節遊行訪問了四位遊行人士，分別是來自校工工會的Mor, 職工盟的同事K.K.和同根社姊妹劉小姐以及同根社幹事黃佳鑫(sam)。
1. 市建局／市區重建的宗旨是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基層租戶被重建，有原區安置，你認為是否合理？
所有被訪者都認為受到重建影響的基層居民獲原區安置十分合理。同根社姊妹劉小姐表示，雖然她自己未曾經歷舊區重建，但她認為當地居民已經習慣生活在居區，去到其他地方居住的話，就會很難去適應。
而職工盟K.K同樣表示自身未曾經歷重建，但一直有關注到類似議題。他認為舊區重建十分影響居民生活。例如一些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小商户會因而被遷到其他地方，失去了20多年的穩定客源，從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意，減少收入。另外，他指出一些受影響的原區住戶來說，他們跨區生活，會增加他們的生活及交通費。例如會有些人，他本來於土瓜環居住，而受到重建影響而遷移至將軍澳居住，但他於油尖旺上班，只計算交通費一天要幾十元，長遠來說是變相增加生活成本。
對於來自校工工會的Mor來說，她認為原區安置是相當合理的事，因為她自己也曾在港英時期經歷過徙置區重建。
她亦稱， 在20多年前，紅磡大環山邨重建紅磡邨，都是用分期重建。
分期重建方式與現時市建局的重建項目完全不同。房委會分期重建是先從最殘舊的建築物開始清拆，然後再下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可搬到原邨新建成的建築物，一步步進行清拆，居民只是搬到附近的另一座大廈，可以原邨安置。相反，現時市建局在賠償後的業主不一定可負擔在原區購回物業而要搬到其他區，或是可能即使搬到同區，但居住環境更為狹窄，情況不理想。因為她同意受影響居民應該要獲得原居安置，包括租客。她表示，市建局有資源就應要安排原區安置。
2.市建局成立以來沒有起公屋，重建地盤是否應該建公屋，而不是建豪宅?
劉小姐表示，市建局的重建地盤應該是多建公屋而非私人樓宇，因為「私樓唔係每個人買得起」。
Mor 同樣認為市建局重建不能只建豪宅而非公屋，這有違市建區旨於改善舊區居民生活質素的原則。 在閱讀了我們提供的市建局歷年財政狀況後，她表示，「 雖然知道市建局自負盈虧，但無諗過會賺咁多錢。 」
而受訪者K.K.則認為，政府應該因應受影響的原區居民負擔能力，去興建符合原區比例的公私營房屋。因為一旦私樓樓盤多了，當區的物價同樣上昇，「 食餐早餐都變到要30，40蚊，對基層市民來說十分貴。」
3.公營醫療爆煲關唔關新移民事? 你覺得醫療爆煲誰負最大責任?
至於問及公營醫療爆煲關不關新移民事，受訪者Mor 認為醫療問題是人口控制問題，因為人口多了，窮人也相對多了，而拿綜援人士也增加了，增加了公營醫療的負擔。
劉小姐則反對這說法，她來港居住十多年，發現使用醫療服務大多是長者居多。她認為醫護人手不足加上醫院管理局病床數目自2002-03大幅減少，導致現時醫療爆煲的情況。
受訪者K.K. 表示，他理解在資源不足，又有人提出每日有150新移民獲批來港的情況下，很多人的矛頭會直指新移民。但他認為新移民不是造成醫療爆煲的主因。對於每天有150個新移民來港，劉小姐更正表示，其實事實上每日沒有150個內地人來港，只是約有120多個而已。為了查證這個數據，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中公佈的數字，即使現時單程證每日配額上限為150個，過去1年的單程證審批，每日平均112名內地新移民來港，未有用盡配額。
至於討論到誰應該負上最大負責時，她認為醫生人手不足是導致現在醫療爆煲的最大原因。同樣地，受訪者K.K表示，醫療問題的主因是由於人手不足。他指出護士人手這幾年間都有所增長，但始終都追不上需求。他表示「即使引入海外醫生，其實都係治標不治本」
受訪者Mor認為醫管局應該負上最大責任，她認為醫管局管理不善導致醫護人手不足，肥上瘦下。「 政府每年撥500億畀醫管局，高層就咁高人工，但前線醫生既人工就斤斤計較。」同時，她指出在董建華年代，減少很多醫生學位和關閉了護士學校，令整體醫療人手減少。且近年工時待遇差，所以很多醫護人手流失到私營醫療市場，公立醫院的人手就更為緊張，亦導致醫療爆煲。
4. 有人話解決公營醫療爆煲就應該要求政府取回削減單程證配額及單程證的審批權?
受訪者Mor認為，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太多了。政府應該削減單程配額去解決公營醫療爆煲問題。而K.K. 表示就單程證配額，他現在即時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覺得應該先調查未來10，20年的人口需要而制定。但他同意現時的制度時需要改變，因為他覺得就算其他發達地方都不會被其他地方決定可接收多少人口的移民。不過KK強調，新移民不是公營醫療爆煲主因，公營醫護人員人手不足才是主因。
劉小姐則表示擔心，因為一般新移民來港需時4到5年，而減少單程證配額會延長等待時間，這會為中港家庭帶來更多困難。她以自己經驗為例，未取得單程證的婦女照顧小孩子需中港兩邊走，因為她的探親簽證只允許她逗留香港3個月，每3個月她必須回內地一趟，才能繼續在香港照顧自己的兒子，而每次辦證至少需兩星期，這對孩子的學業亦會造成影響。此外，沒有香港身份證，社區中心亦拒絕其與孩子參加親子活動，這令她更擔心名額收窄，輪候來港時間進一步加長，中港家庭處境會雪上加霜。
就單程證配額，同根社組織幹事sam 表示，香港政府現時缺乏長遠人口政策規劃，甚至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近年也沒再公佈相關資料或報告，市民在缺乏資料下更難以有可進行討論的空間。其他的政策一般只是由上而下地決定，市民沒有民主參與，政府亦繼續迴避規劃長遠人口政策的責任。
而就政府應否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sam 表明，同根社作為一班新來港婦女組成的一個自助互助組織，其實亦十分認同香港政府需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他認為，正因為內地的單程證審批權制度不透明，令過去也曾發生內地高官販賣單程證牟利，且內地亦有貪污風氣，過往亦有單程證申請人被要求要額外付錢疏通，故單由內地審批單程證，姊妹亦是其政策受害者。加上即使內地高官販賣單程證牟利這些只是個別例子，這些負面新聞亦會令香港人對普遍所有透過單程證制度來港的新移民抱有負面態度。所以他認為，香港需要建立長遠的人口規劃，成立一個內地與香港聯合負責審批單程證的單位，把單程證制度透明化，令大眾更容易消除對新移民的既有負面印象。
1. 關注盲人工廠重建大聯盟工友、學員，及其他來支持大聯盟的義工和殘疾人士約30人，5月1日參加職工盟舉行的五一勞動節集會及遊行；
2. 遊行隊伍中，有全失明人士及曾兩次中風以致行動不便的遊行人士，與義工一起遊行。他們走得較慢，一直留在遊行隊伍末端，警方不斷以「趕收工」口吻催促「行快啲」，甚至要求他們走上行人路以便車輛使用道路。當時義工及遊行人士直接拒絕，明確表示自己是遊行人士，要走遊行路線；
3. 當遊行至灣仔修頓球場附近位置，警方竟然駛走遊行隊伍末端的警車，任由大型巴士在該幾名殘疾人士及義工後方行駛、埋站，蓄意漠視他們的人身安全；警方無視馬路上仍有遊行人士，強行回復路面交通，殘疾人士及義工遊行到灣仔循道衛理香港堂，逼不得已走到行人路上，當時馬路三條行車線已全部通車；
4. 大聯盟其餘的殘疾人士及義工，雖然在遊行隊伍較前端位置，但在遊行至警察總部對出時，亦有不少警員催促「行快啲」，令殘疾遊行人士感到壓力；即使職工盟在遊行隊伍前端暫停前進，欲等候後方的遊行人士，警方亦不停阻撓，要求大會繼續前進；
5. 我們認為，殘疾人士、長者等，縱使身體狀況有不同差異，但絕對有平等參與集會、遊行等公民權利。我們認為警方必須尊重這些差異，也必須尊重遊行人士的多元性，並在公眾集會及遊行等提供合理的便利、協助，包括協調交通及遊行安排，而非由警方主導遊行的節奏；
6. 警方並未有向參加遊行的殘疾人士團體及職工盟主動了解殘疾人士需要，反而以行政方便理由凌駕《基本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以言語及行政安排限制及削弱不同遊行人士表達訴求的權利，變相為遊行集會強加體力及身體狀況等條件，我們絕對不能接受這個做法；
7. 聯合國《殘疾人士權利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充分和平等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促進對殘疾人固有尊嚴的尊重。《公約》自2008年8月31日起對香港生效，《公約》原則亦有訂明「尊重差異，接受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和人類的一份子」、「機會均等」、「無障礙」等，《公約》亦寫明「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能夠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8. 當殘疾人士遊行的最大障礙，不是來自身體的殘障，而是來自警方，實屬是社會的可悲，皆因帶頭歧視殘疾人士、剝削他們表達機會的，竟是政府部門；
9. 就此，我們要求警方就五一遊行惡意對待殘疾遊行人士事件公開致歉，檢討未來集會及遊行警方的安排，並承諾協助不同身體狀況的遊行人士參與遊行及集會，確保他們有平等的公民權利。
2019年5月3日
發起／聯署團體：
關注盲人工廠重建大聯盟及義工組
工黨張超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四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上述團體藉著本次採訪盼與大眾探討所關切的議題，本小隊成員選擇了其中兩組問題採訪受訪者，分別是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的問題。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椰青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Carol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一如以往有多個勞工團體、移工組織、學生組織和政黨參與，我們在遊行隊伍中邀請了阿錦(社工學生)、婉芬(家庭主婦)、KC(工會副公共關係主任)、禤先生(在職工人)和邱太(家庭主婦)表達他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1) 有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政府應否給予照顧者津貼? 照顧者的勞動應否受到肯定?
2) 有團體倡議「生活工資」理念， 對於移民家務工和香港人一同爭取加薪「生活工資」有何看法?
照顧者津貼議題
母親節將至，子女／丈夫對母親／太太的愛，是否能以一句「請準我，說聲，真的愛你」作結？母親／太太作為照顧者的角色，是一個年中無休， 日日做足數十小時的「職業」，箇中的辛勞難以想像，但母親的經濟和社會貢獻在社會上應否獲得回報卻一直存在爭議。
(圖: 照顧照顧者平台)
現時政府是有提供照顧者津貼，但只是一項扶貧政策，而非對家務勞動者的回饋。現時只有照顧老弱、傷殘者才有照顧者津貼，而且還要求照顧者本身有收入，及該長者或傷殘人士本身已正在輪候長者／傷殘院舍。現有的照顧者津貼，並不包含一般照顧家庭及兒童的家務勞動照顧者。詳見圖：
（繪圖：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同學 CAROL）
我們的受訪對象對於照顧者津貼又有何看法？ 他／她們是如何看待女性家務勞動的角色？
社工系學生阿錦在五一遊行中主要表達「勞動尊嚴」的訴求，當提及照顧者一詞她認為這亦是勞動的一種，特別是一般照顧家庭的家務勞動者不是「老奉」。社會應肯定他們的付出和貢獻，讓他們有基本的勞動尊嚴。她表示現時照顧者津貼的金額太少，更指出不少照顧者因時間問題而需要辭去工作，例如因為照顧工作而無法投身全職工作，在沒有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單靠微薄的津貼難以維持生活，認為津貼金額應提高一點。
邱太太（家庭主婦）認為組織家庭是一種個人選擇，因此需要背負這個家庭責任。她又表示這是「give and take」的概念，當選擇了事業，自然要犧牲家庭，反之亦然，兩者之間需作出取捨。故此，她對於一般照顧家庭的家務勞動的勞動價值有所保留。至於照顧者津貼，她認為組織家庭以後不應要求津貼， 很多東西不可以用金錢衡量。更指做家務可以當作做運動來減肥，會有滿足感，而小朋友亦會為家人帶來歡樂，這些就是回報。若真的要向政府申請津貼，需視乎家庭情況，如沒有經濟能力或家中小孩有特殊需要等的家庭，而能夠負擔家庭生活支出的家庭則不應向政府拿錢。隨後又指「建立家庭的犧牲it comes in a package」不能「pick and choose」，「唔通你要老公，你要錢，但佢病果陣唔去照顧佢？」這都是有選擇，家庭照顧責任不是由社會來肯定，而是老公對她的肯定。
而選擇了家庭犧牲了工作的婉芬，以親身經歷訴說照顧者的辛酸。多年前從事家務助理的她，需同時兼顧工作及患有活躍症和肌肉問題的幼兒，經常往返不同的醫院和診所做各種治療。當時她的工作是照顧一位自理能力較差的婆婆，需要長期護理及打掃家務，並須負責一日三餐，因此工時亦相對較長，早上九點至下午三點，然後四點到幼稚園接兒子，再有時帶著他一起到僱主家裏工作。偶爾，她還要請假陪兒子到醫院覆診，她表示曾因壓力過大而在街上暈倒，到醫院才發現自己甲狀腺超標。最後僱主因其經常請假照顧兒子而把她解僱。她了解到政府現有的照顧者津貼後，認為照顧者津貼只有$2400太少，平均除開每日只有$80，單計車資和膳食已佔了一大半，但總比沒有來得好。婉芬又指出，津貼應把生活費亦計算在內，以她照顧兒子為例，到醫院覆診的車資來回、膳食及偶爾要到私家醫院就診，已是一筆頗為龐大的開支。
KC認為照顧者的角色可以是男或女，只要是照顧他人的角色便是照顧者，而工作範圍是很大的。當記者問及對於照顧者應否有薪酬呢? KC就認為家用與薪酬不一樣， 因為家用是給予家庭的支出洗費，與薪酬不一樣。KC表示，他與太太都有工作，賺到的錢都是全家使用，但太太就會負責照顧，而照顧家庭是沒有薪金，這算是一種傳統觀念。所以當談到照顧者要有補償，這是會有爭抝，即是有東西要補償給媽咪，但不是錢。媽媽不會同子女講照顧了他們多少年就應收回多少報酬的，而是講孝心。
不過，KC認為若只有丈夫和太太的二人家庭，而二人皆有工作，但家務勞動仍要太太負責，則對太太不公平， 丈夫應要額外付出一筆金額作為太太的薪酬補償，或者生日、結婚紀念都應該要做，但很難立法規管，因為私人層面立法無意思。反之，若家庭有小朋友需要照顧， 在華人傳統社會裡，女性肩負起照顧者的責任，若要求為照顧作出金錢補償在道德倫理上略有不妥。他表示，雖然最後都是需要錢的，所以「不反對，但也不贊成」該項津貼。
KC更以「推石頭上山」比喻作推動照顧者津貼，他首先憂慮照顧者津貼的錢從何來? KC擔心要倡議該政策，政府可能會加稅。當記者指出政府庫房有大量盈餘後，他又指出：「 人人都想從政府手裡拎錢，咁政府D錢點黎?…到時係咪又要加稅?」記者又問到如果所有照顧者都有津貼，而所有達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都要交稅，而富人交的稅多過自己，但自己家中的照顧者都同樣拎到津貼，他表示明白，所以都是「不反對」。
現年已年屆70的在職工人禤生，他指出津貼比生果金還少，沒有什麼用。他又表示在受訪前從未聽過照顧者一詞，當了解過後他認為照顧者在社會上的貢獻不容忽視，勞動價值高。他甚為體諒到照顧者的辛酸，更以他的太太為例，指她從早到晩都在做家務勞動，年中無休，做到有氣無力，比自己外出工作還辛苦，至少外出工作還有休息的時間！因此他認為，雖然照顧者津貼很少，但是對照顧者的貢獻的一種肯定。
記者指出，社會上有意見認為照顧者津貼不是必要的，因為家庭責任應由自己肩負。禤生則認為大概因為生活經驗及人生閲歷少，不明白由年輕做到老及以老護老的辛苦。
移民家務工與生活工資議題
樂施會於2018年12月發表<<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提出了生活工資概念，工資不應僅僅足夠維持打工仔的生存，更應使打工仔享有尊嚴的生活。尊嚴的生活包括了負擔基本生活所需，參與社交和文化生活， 生活水平於當地貧窮線以上， 按當時當地經濟實踐有尊嚴的生活方式。若以生活工資計算， 現時打工仔的時薪應為$54.7。
樂施會所計算的生活工資：
(製圖：第十屆草媒實習同學 NICKOLAS及LIDY)
有移民家務工團體提出，按照生活工資概念，移民工與全港打工仔聯合起來，一同爭取生活工資。
若以生活工資概念計算移民家務務工資， 團體計算的工資額剔除了僱主分擔的起居飲食開支後，實際收入為$5894(現時移民家務工的最低工資為$4520)。以下為團體計算的方式：
(製圖：第十屆草媒實習同學 NICKOLAS及LIDY)
對此，我們的採訪對象有何看法?
KC(工會執委)、和邱太太(家庭主婦)對議題傾向保留。
KC表示支持生活工資， 因為最低工資的金額太少，不能給予工人生活保障。對於移工也享有生活工資， KC表示不反對「生活工資都係應該嘅，咁人地都要照顧屋企人架嘛」。但由於時間關係，KC因另有事務而未能詳述他的看法。
邱太太認為本地勞工與移民家務工的生活工資性質應分開計算，移工來港打工的性質與本地勞工的打工性質不同，例如移工的醫療支出已包括在保險／僱主支出，而進修和教育需要不應包括在移工的生活工資， 「佢地黎香港係打工架，唔係黎生活嘅」，不應包括上述需要。邱太認為以生活工資爭取移工加薪很困難， 不少家庭都有聘請移工(包括公屋雙職家庭和邱太母親)，她認為僱主除了付出4千多元薪金，更要提供食宿，有時甚至要提供牙醫保健費用。因此對倡議生活工資的建議抱有保留態度，但「No Harm To Try」。
對於移民家務工與港人一同爭取生活工資的議題， 阿錦(社工學生)、婉芬(家庭主婦)、禤先生(在職工人)傾向支持的態度。
阿錦認為最低工資無法保障打工仔女的生活， 勞工不應區分尊卑貴賤： 「工人除了工作外，都應該滿足其生活需要，因此享有生活工資很合理」。她認為移民勞工也是勞工， 移民工也應有自己的生活，除了供養家庭外，應該滿足自己的需要「香港人都會儲錢去玩去旅行啦，移工都有同樣需要啫」。
對於提高生活工資的保障， 婉芬認為即使以生活工資計算全港打工仔工資($54.7 X8Hrs X 26Days = $11,377)，「係比標準工資高，但都只係一萬一千幾，生活都係掹掹緊。」，數額只能僅僅生活，無法提供更好生活條件。如果對兼職工人來說，實施到就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曾作為兼職工人的婉芬， 知道移工需要付龐大中介費以後，明白移民家務工手頭拮据的困難，對她們的處境身同感受。婉芬原以為生活工資的爭取是移民工人的議題，只有移工才能爭取，後來解釋後明白是全香港人的生活工資倡議，包括本地與外地勞工，她認為成功爭取能為香港及外地勞工同樣帶來好處。因此她贊成以生活工資計算移民家務工的金額，「可以比佢地消遣下，每個月淨洗費得一千蚊都好掹掹緊嘅」。
禤先生認為移民家務工離鄉別井打工，對她們的遭遇比較同情。禤先生認為現時最低工資根本不能保障打工仔生活尊嚴， 政府又假仁假義沒有給予打工仔足夠保障，因此應該提高工資額。若移工以生活工資計算其工資，會有更好的生活, 「假日可以去行街消遣或者旅行，這些都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