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政府近日推出「家居檢疫」措施，讓從內地返港人士在家進行14天隔離。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今日召開記者會，批評政府在未提供清楚指引和足夠裝備下，指派清潔員工往「家居檢疫」人士處所收取垃圾。工會主席區邦添指，前線工友從未受任何訓練該如何處理有關垃圾，故會當作「家居垃圾」處理，棄置於一般垃圾站。他批評做法增加疫情於社區爆發的風險，亦令工友十分擔心會受感染，促政府立即指供清楚指引，保障前線工友安危。

清潔工嘆無保障：「做得呢行，都唔代表要受感染」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主席區邦添指，現時衞生署尚未發出行動指引，已要求工友上門收集「家居檢疫」處所的垃圾，以致19區的管理人員各以不同方法，安排未受任何訓練或指導的前線工友處理。他批評政府部門指引不清晰，只著清潔工把隔離者的家居垃圾當作「一般家居垃圾」，棄置於垃圾站，容易令垃圾袋因爆開而傳播細菌至社區。區邦添又指，接受隔離者家居垃圾亦帶有傳染風險，故應當作為「醫療廢物」，安排專責小組作特殊處理。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主席區邦添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慨嘆，2003年沙士時，署方會為工友提供清楚的工作指引，總部職員亦會「落區」與工友一同清潔，並提供足夠防疫裝備；但現時政府是「工作指引未有之前，已經推咗人去做」，即使工會向食環署反映，有清潔工和部分地區的口罩和消毒用品不足，亦不獲回應。她指，食環署「所謂的疫情小組」只負責分派工作予前線工友，卻未有顧及員工安危。她亦擔心，由不同清潔工輪流上門接觸隔離者，會增加把病毒帶到社區的風險，促政府確保清潔工友工作安危之餘，亦需著力改善社區環境衛生。

政府前線僱員總會主席、任職清潔工的陳博賢批評，政府未有為清潔工提供足夠保障，如未有提供洗手液予工友、每日只提供兩個口罩予工作全日的工友、沒有教導工友如何穿著保護衣物等。他慨嘆「做得呢行，都唔代表要受感染」，指不少工友不但擔心自己會於工作時會受感染，更擔心會感染家人，期望政府可保障前線清潔工在安全的情況下工作。

政府前線僱員總會主席、任職清潔工的陳博賢

區議員批政府home office等同「唔開工」

多名區議員亦有出席是次記者會，批評政府未做好社區防疫工作。葵青區議員黃潤達和屯門區議員、工黨林明恩批評房屋署「唔開工」，令防疫工作不理想。黃潤達指，由於公務員現在家工作，房屋署辦公室長期閉門，難以處理街坊投訴；而衞生署一直拒絕交代接受隔離者的住址單位，又未有即時進行消毒，只會令整棟大廈的居民「人心惶惶」。黃潤達又質疑，清潔工友和保安的防疫裝備不足，有保安公司甚至未能為員工提供每日一個口罩。林明恩稱其服務地區有同樣問題，指即使外判公司未有為清潔工提供足夠裝備，政府亦不會理會，等同「將責任外判埋出去」。

葵青區議員黃潤達

元朗區議員、民主黨郭文浩指，房屋署和衞生署雖聲稱有提供「相關指引」予清潔工，但清潔工卻向區議員表示：「每日連足夠口罩都冇」。他擔心政府所謂的「指引」只是「一紙空文」，無法真正保障清潔工。郭文浩質疑：「警察就有高規格保護衣，點解連一個CSI口罩都比唔到佢哋（清潔工）？」郭文浩又強調，前線工友每日只有數百元工資，根本不可能負擔二、三十元一個的口罩，促政府。油尖旺區議員、社區前進朱江瑋則斥政府停止立法會和區議會運作，令議員難以討論如何處理疫情和進行撥款，反映政府在防疫工作上考慮不周，只懂「等運到」。

元朗區議員、民主黨郭文浩（左）、油尖旺區議員、社區前進朱江瑋（右）

工黨主席郭永健促政府立即修訂《僱員保障條例》，僱員即不幸因工作而使染上武漢肺炎，亦可得到補償，工作時會較安心。他又促政府提供清晰指引，讓僱員即使因疫情而被強制隔離14天，亦可被視為有薪病假。

記者：何嘉茵

最近，「新型冠狀病毒」（WARS）（或「武漢肺炎」）成為全球關注焦點。截至2020年2月10日，被確診的數目超過38宗。不論是僱主或僱員，均十分關注在這段肺炎疫情的法律權益，特別是僱傭安排。以下是筆者在提供法律意見及傳媒查詢時所總結的常問法律問題：

1. 在「新型冠狀病毒」（WARS）（或「武漢肺炎」）下, 僱主對僱員的主要法律責任是什麼？

在新型冠狀病毒下, 僱主對僱員的主要法律責任包括：

• 根據《職業安全與健康條例》（第509章），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僱員的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 （以下第2條問題）;
• 遵守《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 （以下第3, 4條問題）
• 履行僱傭合同（以下第5, 7條問題）
• 遵守《僱傭條例》（第57章）規定的僱主責任（以下第6, 8條問題下）
• 避免觸犯《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 （以下第9條問題）
• 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 （以下第10條問題）
• 擁有適當的僱傭保險、商業中斷保險、僱傭醫療保險、疏散保險等
• 及時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死亡）個案

2. 僱主是否有法律責任必須為僱員提供口罩？

雖然僱主表面上沒有強制法律責任一定要為僱員提供口罩，但是，根據《職業安全與健康條例》，香港的所有僱主應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其所有僱員的工作安全和健康。僱主如未能履行此項責任，即觸犯該條例下的罪行，一經定罪，可被罰款港幣20萬元，而假如僱主是蓄意地、明知或罔顧後果地不履行上述責任，則可被罰款港幣20萬元及監禁6個月。

若僱主已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為其所有僱員安排或訂購口罩，但由於目前市面供應緊張，僱主便不大機會被裁定為違反其僱主法律責任。

3. 若僱員因欠缺口罩而在辦公室染上新型冠狀病毒， 僱員能否獲得補償？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可就經證明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的受傷」獲得補償。

「新型冠狀病毒」（WARS） 與「沙士」（SARS） 在法律上的最大分別，在於新型冠狀病毒並非《僱員補償條例》下訂明的「職業病」，但「沙士」則是。因此，表面上新型冠狀病毒未獲有關條例所保障。

儘管如此，如任何疾病雖未被該條例列為「職業病」，但屬該條例第 5 條所指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的人身傷害」，僱員亦有可能有權追討補償。

因此，僱員若能夠證明他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意外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則將獲該條例保障，並可根據該條例向其僱主索償。例如，前線醫護人員或公共場所接待員在受僱工作期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便有可能符合上述情況向僱主索償。

4. 若僱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意外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僱員能否獲得補償？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將具有舉證責任，證明他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意外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包括因為接觸病人或顧客。

然而，僱員在上班或下班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來居所及工作地點的交通時間，一般不會被視為「受僱工作期間」。因此，僱員若是在往來居所及工作地點期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一般不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未必可向僱主追討補償。

5. 如果在社區發生大型疫情，僱主可否指令僱員「留家工作」（Home Office）？

視乎情況而定，僱主可根據僱傭合約指令僱員留家工作。如果僱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並且為了「保護公眾健康」而合理地使其遠離工作場所，則僱主可以指示該僱員留家工作。

6. 僱主可否強制要求僱員「停薪留職」（Suspension from Duty without Pay） 或「放無薪假」（Unpaid Leave）？

根據《僱傭條例》，所有僱傭合約必須經僱主及僱員雙方同意才可以進行修訂。因此，除非僱主及僱員均同意「放無薪假」或進行「停薪留職」，否則僱主不應單方面要求僱員作上述安排。

7. 僱主可否指令僱員去看醫生或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查？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檢查可能屬一種入侵性身體檢查，僱主應在為了「保護公眾健康」理由及在僱傭合約中有明確訂明時要求僱員去看醫生或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查。如屬上述情況，僱主可要求僱員在進入辦公室前獲得醫學許可。

8. 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僱主「停業」、僱員「留家工作」或「停薪留職」，僱主是否必須繼續提供勞保、支付工資及提供相關僱傭權益？

無論是僱主「停業」、僱員「留家工作」或「停薪留職」，根據《僱傭條例》，除非獲得僱主及僱員雙方同意，否則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僱傭合約將按照原有條款仍然繼續。因此，僱主必須繼續提供勞保、支付工資及提供相關僱傭權益，而不能因為僱員「留家工作」或無法上班而拒絕提供相關僱傭權益。

9. 僱主可否指令某些從武漢、內地或海外返港僱員在家「自我隔離」，或到辦公室的特定部分「隔離工作」？

僱主必須避免觸犯《殘疾歧視條例》。該條例禁止僱主在提供商品、服務、設施以及「就業方面」對「殘疾人士」的歧視。

擁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僱員或懷疑患有該病毒的僱員有可能乎合「殘疾人士」定義。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如果殘疾是一種傳染病（包括新型冠狀病毒），並且為「保護公眾健康而合理地採取歧視性措施」是一個法律訂明的例外情況
。因此，如果從武漢、內地或海外返港僱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並且有危害其他僱員的風險，僱主可要求僱員在家「自我隔離」，或到辦公室的特定部分工作，以確保其和/或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10. 僱主可否指令僱員報告疑似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徵？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僱員的身體狀況屬於僱員的個人資料私隱，受條例所保護。除非獲僱員同意，否則一般而言僱主不能強行收集。然而，「公眾利益」是該條例訂明的其中一種例外情況。

因此，在保障其他僱員（或客戶）的情況下，僱主可指令僱員報告疑似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徵，但僱主須妥為保管有關資料。

（獨媒特約報導）近日武漢肺炎肆虐香港，相關防疫物資並告短缺。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今日到醫管局請願，提出多項支援職系人員的訴求，包括要求改善前線員工防護裝備不足、解決新舊員工「同工不同酬」、彈性處理僱員因隔離檢疫而缺勤等問題。工會主席邱麗萍指，醫管局過往會提供「全面罩」予員工工作時使用；惟局方現時僅會提供一副「比泳鏡還細、無法綁實」的眼罩和每天兩個口罩，直斥：「（現時）防疫措施比17年前『沙士』仲要差！」

於瑪嘉烈醫院任職24年健康服務員的邱麗萍指，醫管局過往會提供覆蓋整個面部的面罩予員工，作個人防護之用；惟局方現時僅會提供一副「比泳鏡還細、無法綁實」的眼罩和每天兩個口罩，供員工於執勤時及下班使用。邱麗萍批評，現時醫護支援人員因為缺乏防護裝備，工作時受感染風險大增。立法會議員、街工梁耀忠亦指，現時醫管局對防護裝備的管制比過去嚴格，過往前線員工從事高危險性工作後，能立即更換口罩，但現時卻因口罩不足而無法更換，令員工感到擔憂。他期望局方能夠完善使用防護裝備的指引及供應，保障醫護支援人員及病人安全。

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主席邱麗萍

新舊員工「同工不同酬」 接受隔離檢疫需扣年假

同於瑪嘉烈醫院任職24年健康服務員、工會理事馮月嫦指出，前任香港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曾於去年年初承諾，所有新舊制的醫療支援職系員工將劃一加薪8%，但結果今年舊制員工「一亳子都冇加」。馮月嫦質疑局方因舊制員工人數只佔少數，故意忽視舊制員工。

葵青區議員梁靜珊則指在現時醫管局政策下，員工若要接受隔離檢疫，會被視作年假；若員工沒有足夠年假，須於該段期間領取無薪假或補回年假。梁靜珊促局方効法政府處理員工接受隔離檢疫時，不扣減員工有薪假的方式，給予更具彈性的安排。她指，若果醫管局能提供足夠防護裝備，相信能夠有効降低社區爆發的機會，亦可減低啟用各間肺炎指定診所的機會，減少社會上的反對聲音。

葵青區議員梁靜珊

醫管局辯解：防疫物資貨源不足、下單時差點被騙

工會與醫管局管理層會面後，工會引述局方說法，指現時防疫物資貨源不足、局方更稱曾於下單時差點被騙，但承諾會更新防疫指引。邱麗萍直言對局方回應失望，指醫管局已於17年前已有沙士抗疫經驗，不可能現在才開始研究對策：「宜家防疫措施比17年前『沙士』仲要差！」她又指沙士抗疫時，局方對於防護裝備的使用有清晰指引，但現時醫護支援職系竟要「看上司面孔使用口罩」，邱表示對此感到「不舒服」，亦亳無保障，希望醫管局更新相關指引、改善現況。

疫情持續擴大，馮月嫦坦言擔心會因防疫裝備不足而於工作時受感染，又指自己的孫子剛出生，故她每天回家後總是「偷偷雞咁」儘快清潔全身，才敢接觸家人。若局方未能回應相關訴求時，馮月嫦表示不排除會提早退休，以免受感染。至於舊制員工不獲加薪的問題，局方僅指現正考慮及研究如何實行加薪方案，並沒有明確答覆何時能確切回應工會訴求，馮月嫦表示工會會繼續跟進。被問到會否有罷工或其他工業行動等後續行動，馮月嫦表示需和工會會員再作商討。

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理事馮月嫦

記者：何嘉茵、林逸朗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肆虐，政府早前宣佈設立250億「抗疫基金」，發放津貼予低收入家庭、大型食肆、旅行社、學生等。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批評，政府的抗疫基金只針對僱主援助，而「打工仔一毫子都冇，當佢地透明」。職工盟提出一系列支援就業人士的政策建議，包括把武漢肺炎列為訂明職業病、為接受隔離檢疫的僱員提供現金津貼等，促請政府盡快支援受疫情影響僱員。

證明「因工染病」過程繁複 促列武漢肺炎為職業病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指，現時受感染僱員要證明自己「因工染病」的過程繁複，導致申請工傷賠償往往花費不少時間，促政府參考2003年沙士時的做法，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加快僱員申請工傷的賠償程序。蒙又指，至今仍未見到勞工處對僱員提供任何實際援助，更缺乏指引說明疫症期間僱主的責任和僱員的權利，例如在職場上提供的防疫措施等。他批評勞工處「好似仲未開工咁」，促政府盡快落實有關政策，「唔好當打工仔冇到。」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指，現時內地疫情持續擴散，故僱主應避免派遣僱員到大陸工作：「依家仲返去會好大獲。」他續指，若然情況無可避免，僱主應確保為僱員提供足夠防護裝備，亦制定僱員返港後須強制檢疫的有關工作安排，確保員工受到足夠的合約保障。

吳敏兒批政府「淨係識照顧老闆」 促設立強制檢疫缺勤津貼

現時不少從內地返港人士或確診患者的親密接觸者需接受隔離檢疫，惟僱員若沒有確診染病，並不符合領取疾病津貼資格。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政府做法荒謬，指現時大部分受影響僱員均「手停口停」，接受強制檢疫期間不會獲發薪金及任何福利津貼，令一眾「打工仔」生活百上加斤、蒙受重大損失：「佢地仲要生活架！」

吳敏兒續指，政府做法亦可能增加員工逃避檢疫的誘因，影響防疫成效，促政府盡快修改法例增設檢疫津貼，亦提醒僱主「你都賺左咁多啦，唔該諗下自己啲員工。」她表示，僱傭雙方現時應共渡艱難，「大家都係想香港更加安全健康，中咗（肺炎）自己都唔想」，促請政府及僱主為僱員提供更多財政支援。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服務性行業現裁員潮 酒店員工批勞工處欠防疫指引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指，酒店業員工受感染風險不但不亞於醫護，疫情亦令酒店業生意大受打擊，現時已有約17間酒店出現職員放無薪假及裁員的情況：「好多同事依家都好驚（被裁員）」。他促酒店業僱主應與僱員同舟共濟、另覓渠道開源節流，「應坐低一齊傾下，唔好一嚟就話要炒」，並呼籲僱主承擔社會責任。徐亦批評，現時政府欠缺措施通報酒店懷疑受到感染的旅客數量，「要啲遊客自己去同酒店講」，做法令人難以理解。此外，勞工處亦欠缺指引說明酒店前線員工的防護措施標準，形容員工「每日返工都係搵命搏」，促請政府正視有關不足。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

曾任職酒樓點心師傅一年的「阿通」表示，自己於2月7日被公司裁員，其後找了5至8份工作，但都沒有回音。他稱對政府無意幫助及僱主裁員做法表示憤慨及無奈：「都唔知仲要持續幾耐」。他表示自己暫時能夠依賴家中兄弟姊妹的幫助捱過難關，但「始終都想靠自己」，批評政府及勞工處「佢哋真係瞓咗覺，做嘢又離地。」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副主席張燕歡亦指出，疫情亦令一眾家務助理工作量大減，「由原先6至7份，減到得返2至3份。」她指出，因不少僱主擔心聘請家務助理會造成交叉感染，最終令到自己收入大減八成，「又要供樓又冇工開」，生活無疑百上加斤。她促請政府能夠為他們提供些少津貼，「唔該幫下我地呢啲小市民。」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副主席張燕歡

記者：黃鐙嶠

（獨媒特約報導）新公務員工會週三晚上於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舉辦集會，抗議政府一直未正面回應公務員對特別上班安排、防疫配給及政府部門物資分配的不滿。近千人參與是次集會，當中包括不少非公務員。有參加者認同工會主席顏武周的說法，指「不能夠被疫情淡化之前的訴求」，籲同路人「齊心撐過呢一關」；亦有參加者批評政府打壓醫護員工，又指若公務員發起罷工，自己必定會支持。

從事銀行業的鍾小姐表示，今日特意下班前來是除了表達訴求，更希望支持一眾公務員、甚至在疫情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她表示，自己雖然不是公務員，但在發生疫情之前，已加入銀行業工會及參加相關活動。鍾小姐表示，過去因大部分同事的政見與自己不同，所以甚少在辦公室談論政治；但經歷這次疫情後，大家頓成「同路人」。她又寄語所有「同路人」：「一定要齊心撐過呢一關，不能夠被疫情淡化了之前嘅訴求，依家正缺少咗關注」。

鍾小姐

並非公務員、於金鐘工作的簡小姐表示其工作的公司「藍到爆」，但她從Facebook的直播中得悉是次集會後，即馬上趕來支持。簡小姐表示，自己從雨傘革命開始便一直支持各式各樣的民主運動，是次參加公務員集會是因為工會的訴求與醫護相關。她認為醫護罷工是「很大的付出」，雖成功為香港爭取了大部份封關，現時卻面對嚴重打壓、防護裝備亦完全不足，因此對醫護是「２００％支持」。簡小姐亦表示，明白罷工的決定必然艱難，倘若日後公務員有罷工行動，她亦必定會支持。

簡小姐

銀髮族郭伯伯今日亦專程來到金鐘參加集會，並上台呼籲眾人關注政府以駿洋邨等公共屋邨作隔離營一事。郭伯伯直言自己不相信政府，他又指自己生於香港，長於香港，親眼目睹政府自回歸後制度的崩壞，故希望以自己「出嘅聲，為社會出到一分力」。

郭伯伯批評政府「一心以為市民是蓄意對著幹」，又指自己熟悉相關工程構造，認為以市區的密集高樓作隔離之用「十分危險」，難以避免病毒經喉管傳播開去。對於粉嶺居民成功阻止暉明邨作為隔離營，他表示慶幸：「否則一樣死好多人」。在隔離營選址上，郭伯伯指港府應更審慎，在作隔離前應先為樓宇作詳細評估，而非待感染爆發後才作檢查。亦同意坊間提議以較偏僻的軍營或迪士尼荒地建隔離營，認為更安全及可取。

郭伯伯

記者：倪嘉俊、林逸朗

最近好多人都問，腦細逼大家放No Pay Leave (NPL) 點算好，我地決定制作呢個三步曲攻略，等大家懂得保障權益。

第一步︰要懂得拒絕NPL

除非你死心塌地想幫公司賣身賣命，否則僱主要求大家放取NPL時，作為僱員絕對有權拒絕，因為僱主有責任向月薪員工支付完整工資。

因此，當僱主用任何方式，包括電話、電郵、公司通告等方式要求員工放NPL時，我地就需要非常清晰地向僱主提出反對 （拒絕放取無薪假通知書範本） 。

＊＊＊＊第二步＊＊＊＊

第二步：不要輕言放棄，爭取日後補償！

係嘅，依加有唔少僱主都話，唔放NPL就要裁員，大家手心又係肉手背又係肉，咁都有可能逼於無奈，無法拒絕無薪假安排，但係不代表我地要放棄所有權利，所以當你見到如果僱主要求你簽署一啲同意文件時，而呢啲文件上寫有「我願意放棄日後追討權利」時，你就要考慮清楚，大家可以考慮求助工會，團結同事與僱主協商日後「好景」時能以其他形式補償，並且進入第三步協商！

＊＊＊＊第三步＊＊＊＊

第三步︰商討條文

好多公司與員工安排無薪假，只派店長或分店經理通知無薪假安排，運行細節上並無任何跟進。然而進行無薪協議，是一項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協議」，因此假如雙方在放假安排，協議補償等重要議題並無文本證明，最後只會帶來更多「口同鼻拗」的爭議，因此，逼不得已黎到呢一步，我地會同大家分享幾個協議必需要留意嘅事項。

法定假日

－僱主如安排無薪假是跨越法定假日，需額外補回薪金或日後補假，因為－

－《僱傭條例》 第17條 【休息日的給予】 內已明確指出：僱員除有權享有法定假日、另定假日或代替假日外，尚有權享有休息日。因此假如無薪假橫跨法定假日，僱主需視當天為無薪假，並且把該假日在無薪假完結後補回。

秘撈權

－有些僱傭合約限制了員工兼職或從事其他職業的權利，僱員在被停工的同時，可以要求僱主放寬相關條款，以讓僱員可以從事其他崗位，賺取收入。

補償

－僱員可以爭取僱主書面承諾，當業務回復穩定，或盈利到達一定程度時，以特別津貼或花紅補償僱員無薪假的損失。

期限

－大家需要在協議中，與僱主協定無薪假的期限，例如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千萬不要同意沒有限期的無薪假停工安排。

－因為僱傭條例保障僱員如被單方面停工四星期工作日數只得正常的一半 ／ 廿六星期工作日數只得正常三分一，僱員就可以行使停工引致變相解僱的權利，追討僱主代通知金及年資補償。

＊＊＊＊總結＊＊＊＊

以上，希望有助大家保障自己的權益，許多人都一定會講「老闆邊有咁好死同你傾咁多野」，坦白講，身單力薄，團結就是力量，組織工會永遠都唔會遲。

其他勞法Q&A：

抗疫期間，僱主想八折出糧可唔可以？

僱主可否要求僱員以放取年假方式停工／隔離？

僱主係咪有權單方面要求停工或放無薪假？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外送平台工人應該要組織工會

受訪者：LALA外送員工　潘建丞

這份工作的待遇雖然看起來只要勤勞跑單，是不會太差的，但如果扣掉加油錢、換機油換輪胎，以及維修，就差強人意了。而且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例如車禍。我認為公司不應該以承攬制來規避應給予外送員的勞健保、勞退與職工福利等必要人事開支。

團結才能改變

在上個月，我在外送期間被一輛車撞倒，雖然只有擦傷，但如果是嚴重車禍，我可能連小命都不保。其實我也怕擦撞到超跑。而且萬一在送貨的途中把貨品弄壞了，或是運送到違禁品，到時候麻煩會很大。而上述各種倒楣狀況，作為員工的我卻只能自求多福，公司一點責任都不用承擔。簡單來說，錢公司賺，風險我扛，太不合理了！

我認為公司既不給我們投保勞健保與提撥勞退，也不承認我們是員工，哪天如果公司倒閉，肯定更不會付我們資遣費。

這讓人想起當初我還在上大郵政的時候，上大不斷跟別人削價競爭，把郵務士的收入一減再減，最後關門大吉，把苦果留給員工！

我認為外送平台工人應該要組織工會，爭取勞權、改善薪酬條件與職安保障，也要防止企業間的削價競爭導致員工背負更沈重的工作壓力，收入銳減。外送員還可以跨企業的團結起來，守護勞權與職安、反剝削壓榨，而且其實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外送平台服務的使用者得到優質的消費體驗。

圖片來源：風傳媒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份科技進步不是為了提高普通勞動者和群眾的生活

文：洪守裕（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八月底的UberEATS外送員罷工，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外送員所受的剝削與不公待遇。外送員控訴公司「獎勵新制」實際上是壓低外送員收入。過去外送員接一單平均70～80元；改成新制後一單平均40～50元，要連續工作12小時以上才能得到獎勵金。

誰的共享經濟？

即便是舊制，全職UberEATS外送員每日工作約10小時，每月最多也僅賺3萬，這還沒算上自己負擔的車輛保養、折舊費用。這也是整個外送業的普遍情況。資本家和媒體聲稱「平台經濟」讓勞動者能「彈性」決定工時，但其實相當一部分外送員是全職工作，且許多兼職外送員每日也需長時間工作。「平台經濟」主要是讓外送平台公司更「彈性」使用勞動力，假借「夥伴關係」名義規避應擔負的外送工人職災保險及勞健保、退休金、資遣費等，並利用兼職勞動力來壓低工資水平，而且更容易將市場波動的風險轉嫁給外送工人。

為了在指定時間完成訂單，外送員經常被迫超速、闖紅燈或違反其他交通規則，因此車禍頻發，而外送員只能自己負擔工傷休養期間的收入損失以及車禍賠償。Foodpanda一名外送員說：「如果不缺錢不建議來，因為我們常在大貨車
旁，一沒注意就掰了。」

另一方面，與平台合作的餐廳，有部分是很小的自營業者，他們不像餐飲集團有籌碼向平台公司談條件。平台公司會要求店家在不能提高售價的情況下付給平台方三成的營收額，而這可能是自營業者僅存的利潤。這讓自營小店更難生存，連帶惡化小店員工的勞動條件。

「平台經濟」確實便利了生活，也讓生產更有效率。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份科技進步不是為了提高普通勞動者和群眾的生活，而是為平台業者及背後金融資本的利潤來服務，同時犧牲受雇工人（包括外送員與平台公司職員）、小業主和消費者。

建設外送工會

外送員必須組織自己的工會，跨平台聯合起來組織下一波罷工，要求平台公司負起法定保障一切的職工福利和權利（無論全職還是兼職），大幅提高趟次佣金，保證所有外送員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也可得到每月三萬元的基本工資。這場抗爭可以爭取自營業者、消費者為盟友，以工人階級為核心力量，挑戰掌握平台來謀利的財團。

唯有將科技產業、金融業及其他大公司實行民主公有化，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才能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終結對工人的剝削，以及對消費者和小業主的壓榨，讓現代科技不只用來打造便捷的公共飲食服務，也讓勞動者真正彈性選擇工作時間和消費生活！

自農曆新年起，醫管局的醫護人員便忙於「排隊」，因為他們將要參加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戰。他們「排隊」加入醫管局員工陣線，長龍由位於威特大廈九樓的學聯綿延至旺角道街頭，逾二萬人加入工會。他們「排隊」投票，四小時之內有三千多人通過罷工議案。他們「排隊」點名，連續五天罷工，持續有逾七千人「罷工救港」。上醫醫國，醫護人員為香港人打響了工會抗暴的首場戰役，展示了罷工作為抗爭手段的可能性，更在社會政治運動中顯出其角色。

醫管局員工陣線（下稱「醫管陣線」）平地一聲雷，成立僅幾個月，連銀行戶口也未及啟用，便要披甲上戰場。在時代革命脈搏中成立的工會，最能緊扣戰鬥的時機。醫護界在2019抗暴運動中，早就是「核心職業」之一。醫護人員將一個個被黑警暴打的手足送入醫院，下班後又參與走在前線的急救工作，中港政府暴政對港人的壓迫以最血腥的手段呈現在他們眼裏。「醫護界」在運動中從不缺席，分別在八月、十月發起集會譴責警暴，又於九月與「跨界別」聯合發起罷工集會。這段時間又有在各醫院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時代革命裏，醫護人員訊速政治化。到了十一月，部分「醫護界集會」的組織者發起組織工會，意圖將零星的醫護力量匯集成為組織，成立了醫管局員工陣線。

時代革命錘煉出戰鬥工會

2019抗暴運動啟動了香港人勞工身份的主體意識，「大三罷」成為了運動中最終極手段的想像，「為何無法大三罷」也成為了很多手足心中急於解決的難題。TG 頻道「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為這個問題提出的答案，便是「組織工會，全面罷工」。一時之間，成立工會成為了運動的「支線任務」，而「主線任務」自然是「入工會，大三罷！」（元旦遊行工會旗隊的口號）

「組織工會」是為「大三罷」找答案；「醫護界telegram」轉化為醫管陣線，則是為醫護人員發動工業行動的權利找出路。醫護界基於對病人照顧的責任和職業倫理的約束，一般都難以用罷工的手段爭取權益。即便是抗暴運動中的醫護界別，也基於同樣的倫理﹐需要「先旨聲明」醫護人員難以與其他行業同時罷工。然而，醫管陣線的成立，打從開始就要挑戰這樣的價值觀，拒絕醫護人員繼續被道德綁架。早於12月，醫管陣線對工業行動的立場，便引起醫管局主席范鴻齡的注意，公開聲明「不接受醫護工罷工」，更聲言「嚴肅跟進」。

醫管陣線的鮮明立場，令他們在云云醫護界工會之中別樹一幟，也令他們在這次「時代抗疫」之戰中，掌握到醫護人員的憤怒和能量。可以想像，在醫院資源與人手嚴重不足、政府在1月底仍遲遲未有任何跨境人流管制措施之下，不論有沒有工會，醫護人員的憤怒必然會激起。在醫管陣線正式發動罷工之前，多間醫院的醫護人員分別已發動集體請病假等前哨式行動。然而，正因為「時代革命」期間，醫管陣線成立了，他們為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合理性提供了論述和方法，在武漢肺炎爆發的一刻，工會把握到機會，令醫護人員的憤怒注入工會，用新的形式再度爆發出他們對制度的不滿。五天罷工令醫護人員的炮火不止於零星出現的兩格新聞，而是匯集為香港史上未見的「罷工核彈」。

這一場「抗疫罷工」不只有醫管陣線在奮戰，同時也有各大工會的參與。早在1月23日，醫管陣線就召開記者會，向政府「下戰書」，要求1月28日前封關，否則發動工業行動。翌日，各大工會召開記者會，發表「防疫五大訴求」，同時表明支持醫護罷工。由各工會的「防疫五大訴求」到醫護罷工的「五大訴求」，都將要求政府封關防疫的政策訴求，與僱員在職場的職業安全綑綁在一起。一方面，這使得工會的工業行動是「針對僱主」，更加出師有名，亦符合法例上對於「罷工」須與勞資糾紛相關的定義；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場針對政府的政治罷工－－因為若果政府不封關將病毒源頭堵截，無論醫管局再提供幾多防護裝備、幾多隔離病房也是枉然。由此，「五大訴求」將罷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員工的實際需要扣在一起，罷工因此既是政治罷工，也是經濟罷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借用，更加強化了新工會「不忘初衷」的政治色彩。

是勞資糾紛，也是政治罷工

醫護罷工展示了「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的可能性，同時亦為香港人演練了一場政治罷工。在醫管陣線召開會員大會動議罷工之後，不少新工會都同時召開會員大會，號召罷工。同為醫療界的工會如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物理治療師總工會都先後通過罷工動議。而白領同行工會、資訊科技界工會亦在醫護罷工期間發動罷工。在罷工五日之後，各行業的新工會都繼續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議案，推行進一步防疫工業行動。整個工運形勢也影響到既有的工會，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便於2月8日通過動議，要求港龍全面停飛中國航班，否則有機會發動罷工。新、城巴職工會也躍躍欲動，試著在會員間收集「投名狀」，按形勢發展發動罷工。

由宣布罷工計劃到罷工的一周，各界別工會在香港各區帶動「與醫護同罷」的訊息，在各區擺街站、派發白絲帶。工會理事和義工設立了長長的罷工物資生產線，撐起罷工的聲勢。工會之間的串連與團結，在「罷工首戰」中得以建立，將會是工會戰線日後重要的基礎。

醫護「罷工救港」和新工會戰線所展現出的的「新」，並不在於其鮮明的政治立場，而在於其介入政治矛盾的方式。「防疫罷工」的思路的重要性，在於工會介入香港當前最重大的政治矛盾之中，並以工業行動為手段回應暴政。由是，工會在這次「封關之戰」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而不止於「就議題作政治表態」。工運的（再）政治化，亦應循此路往，時刻介入到當前的政治矛盾，並時刻將之連結到職場議題，加以發揮，令兩者互相結合。

新工會戰線的發展，將會填充香港人主體身份當中過往被忽略的政經議題；勞工主體的形成，將會豐富主體性的內涵－－「命運自主」的意思，將不止於爭取一人一票雙普選，也在於我們生活上、職場上的「命運自主」。工會的權利之戰，亦將成為香港人的主體之戰。

醫管陣線主席余慧明在罷工最後一天如此說道：「未來，我們更會紮根於每一間醫院，發展每個地區的工會分部，於每一個聯網、每一個部門建立代表性，繼續為醫護人員的安全而努力。」讓我們期待一個富有戰鬥力、更具組織性的醫管陣線。

作者：鄧建華｜節錄版刊《工盟團結報#164》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市民「一罩難求」。工黨以網上問卷訪問了約900名香港市民，發現僅有少於一半的受訪者獲僱主提供口罩，亦有兩成受訪者過去一星期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僱主將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責任「轉移到僱員身上」，逼使他們「自己搵嘢保護自己」。工黨促政府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並促勞工處制訂職安健指引，要求僱主為需接觸公眾的僱員提供口罩。

兩成人過去一周用逾12小時買口罩

工黨於2月以網上問卷訪問了934名香港市民，發現最多受訪者（22.2%）過去一星期用了2至5小時購買口罩，也有達兩成受訪者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不少人會委託同住的家人買口罩，有21%便表示其家人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反映購買口罩的困難。工黨主席郭永健指，購買口罩影響市民作息，造成精神壓力，有受訪者表示每天「基本上乜時間都搵口罩」。而以每人一日使用兩個口罩計算，近7成人家中儲貨不足4星期，逾3成則不足2星期。

44%受訪者需自備口罩上班 吳敏兒轟僱主卸責

在職的受訪者中，只有46.5%獲公司提供口罩，另外44.1%需要自備。有受訪者更表示，公司提供「不合格無用的廢口罩」、「只有在自己沒有的情況下才可以攞」。調查亦發現，不獲公司提供口罩的受訪者，較獲公司提供口罩的人需用更多時間購買口罩，中位數為每星期5至8小時。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怒轟，在現時法例下，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予僱員，惟不少僱主卻將責任轉嫁僱員，要求他們「自己搵嘢保護自己」，致使他們在兼顧工作及家庭外，仍要花額外時間「撲口罩」，並花錢購買難以負擔的口罩。她續指，清潔工、保安等行業往往不夠口罩，也有酒店業人士反映「一星期得兩個」，航空公司一班機亦只得40片口罩供所有機組人員及有需要乘客使用。

（左起）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工黨主席郭永健

區內「走鬼店」售來源不明口罩 市民「明知假都買」

工黨副主席、西灣河區議員麥德正則表示，西灣河現時已有4宗確診個案，全區居民「人心惶惶」。他指出，區內曾多次出現「走鬼式口罩店」，售賣來源不明的散裝口罩，聲稱99%防病毒及有證書，惟有街坊發現所售口罩是「淘寶貨」，上前質疑時便起衝突；也有店家售賣的口罩價格比原裝低出很多，海關調查卻諸多掣肘。麥續指，因為口罩不足，有街坊「明知假、明知有問題都去買」，亦有街坊因缺口罩現情緒問題，打電話來哭訴，又日日催促區議員購置口罩，他強調一切問題根源在政府沒提供足夠口罩予市民。他又指，區內有保安獲公司派發標有簡體字、以透明膠袋包裝的口罩，惟由於材質太薄，似是不合規格，「保安員都唔敢用」。西貢區議員何偉航則指，近日多了市民行山，大量口罩及紙巾棄置於西貢山頭，區內清潔工亦被逼「晾乾重用」口罩。

（資料圖片）

要求政府配給口罩、全面封關

疫情嚴峻，超過9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8成5要求「全面封關」，也有逾7成受訪者認為應提供口罩以外的防疫用品予市民及訂定口罩的價格。工黨要求政府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訂定口罩價格、全面封關、提供口罩以外的防疫用品包括酒精搓手液及漂白水予市民，又促勞工處制訂職安健指引，要求僱主為需接觸公眾的僱員提供口罩或支付相關費用。吳敏兒指，仍堅持全面封關是由於「一日唔封關，再多檢疫措施（疫情）都唔會完」。

被問到防疫抗疫基金資助商界在港建口罩生產線有否幫助，郭永健稱對政府採購口罩無信心，又指若政府仍抱持價低者得的心態作採購，將會失敗。他又指「工聯會竟比政府更快建立生產線及派口罩」，質疑抗疫工作實為建制派助選。

記者：黃蕊獻

（獨媒特約報導）《都市日報》在去年停止運作，勞工組接獲至少六名替公司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及攝影師遭拖糧達9個月，涉及金額至少13萬元。獨媒曾致電《都市日報》集團會計部主管何雄安查詢，他拒絕回應，聽到涉及欠薪一事後立即稱「依加忙緊，唔得閒，我唔知道。」

苦主梁小姐在2012年入職《都市日報》，在副刊工作。上司在2017年要求她改以自由身工作者繼續供稿，每星期提供一至兩份稿件，一份約600元。梁小姐一腳踢採訪、寫稿和安排攝影師，通常在遞交發票予公司後，在三個月內收到薪金。

梁小姐

《都市日報》在去年出現財政問題，梁小姐遭拖欠2月至10月的工資，多達36,000元。她曾聯絡公司會計部，要求出糧和交代。她在去年11月致電會計部時，對方稱「無跟開」，12月更開始無人聽電話。

其上司在去年10月同遭公司解雇，梁小姐曾致電予何雄安，對方多次推搪，並一度拒絕再接聽電話。勞工組及後介入事件，何雄安曾提出分三期出糧，又辯稱要再查數。「我知道有好多實習記者都拖緊車馬費，《都市日報》最近先走找數。呢啲係詐騙。」

《都市日報》在去年10月停止在港鐵站內派發，12月更停刊，網站更今年年初關閉，旗下雜誌《metro Pop》仍然運作。梁小姐稱，公司曾在12月13日對員工稱提前放聖誕假，並同時解雇多名員工。她透露，據了解《都市日報》在去年原獲日本集團收購，對方已撻訂，但公司目前仍有3至4名員工。她批評，《都市日報》拖糧令人非常失望及離譜，「冇諗過原本喺地鐵會派嘅報紙都搞成咁，我依加淨係想攞返我啲錢。」

攝影師遭拖欠約一萬元感絕望

另一名苦主是攝影師阿麟，他遭《都市日報》拖欠近一萬元。他在1998年入行，替潮流及醫療雜誌作攝影工作。他在2016年開始以自由身工作者身份替《都市日報》工作，一直準時出糧。

阿麟

但自去年8月，《都市日報》開始拖糧，負責聯絡他的記者又同遭公司解雇，令阿麟投訴無門，「覺得好絕望，條氣好唔順。有諗過上門追返，但連公司地址都唔知。」

勞工組批可恥 籲自由工作者需「白紙黑字」

勞工組成員小菁為自由身工作者，她同曾被《都市日報》集團的雜誌《metro Pop》欠薪，去年10月踩上公司位於新蒲崗的總部，成功追回3萬多元的款項。

小菁

小菁批評《都市日報》集團欺壓基層員工，十分無恥，質疑「高層就照出糧，仲夜夜笙歌」，「一個咁嘅媒體做嘅新聞仲可唔可信呢？」她在追糧後加入勞工組。勞工組去年曾呼籲其他《都市日報》苦主一起追討欠薪，小菁原以為事件告一段落，「點知原來仲有至少六個苦主，《都市日報》係惡名昭彰。」

「出咗稿先計糧？件貨買咗返屋企，你用唔用都要俾錢啦。」小菁建議媒體應參考合約模式，應至少有白紙黑字作記錄，「唔可以淨係口頭，至少有 WhatsApp 或者電郵做記錄。」

記者：麥馬高

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眼觀各國推進民主之路，由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到韓國工人運動等，民主路上工會從不缺席。

相信經歷多月反送中運動，香港人早早就將靈活變通的生活哲學發揮的淋漓盡致。即使以往在非建制陣營的政治人物，亦學懂了於制度中發揮最大的效用。

上善若水，Be water。

沈教授在民間記者會中，強調在制度內抗爭。

舉一例說，非建制工會因工會數目不足，在組織票的制度下無法突圍下，而選擇杯葛勞顧會選舉，令作為勞工權益的主要諮詢組織長期充斥政權鷹犬，連主流傳媒都不屑一顧。社政工會在明知無法突圍的情況下，選擇參與小圈子選舉，提醒大家勞工權益長期「被代表」的實況。

這僅僅是一小步，但在過去大半年不就是每個「同熱愛這片土地」的每個香港人一步一腳印，互相扶持下的成果嗎？

工會就是工會，工會就是要以爭取勞工權益為根本。在這時空，我們或會將眼光聚焦在全力爭取民主與自由，然而，請各位不忘：「民主不只是選舉」，而是在社會整體制度上，各人皆獲機會，皆獲公平對待。工會最大的價值，就是為保障弱勢勞工權利，讓弱勢的聲音聽得見，這就是民主制度的一部份，就是各位的主線任務。

現時新工會抗爭運動是職場抗爭與社會抗爭的結合，沒有可靠的工會，豈能實質上在職埸中建立罷工抗爭力量？七人成行組織工會為了選票，雖是政治手腕，但我們絕不反對。正如我們所講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關係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疫情嚴竣，但政府近乎消失。

去年十二月各界與全港不站就清潔工處理催淚彈問題向陳肇始發公開信，一月政府信面回覆，內容竟然與之前戰友以個人名義查詢的回覆如同倒模。政府錄音機式強調有向外判清潔公司發「指引」、外判商需「自行」安排裝備及評估風險。

咁，政府角色何在？

直至政府間接加劇疫症，外判清潔工仍要清潔被家居隔離者住所，署方再次一招「指引」推御責任，再次置工友於險地。

咁，政府角色何在？

百業蕭條，有僱主利用法例灰色地帶剝削員工。港台「議事論事」報導，勞工處一直只「鼓勵」僱主「體恤諒解」僱員，但《僱傭條例》卻對疫情案例完全措手無策。《職安健》亦無力規定僱主為員工提供口罩，手停口停的基層打工仔有何保障？

咁，政府角色何在？

政府應管的放任不管，應予自由的則極力打壓，無限官腔回應訴求甚至置之不理，那麼到底我們交的稅去了哪兒？

（獨媒特約報導）醫管局員工陣線於本月初發起一連5日罷工行動，要求全面封關堵截新型冠狀病毒源頭。醫管局人力資源部今日向參與罷工的員工發電郵，指會就缺勤作出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今日於新型冠狀病毒病例行簡報會上，四次被問到是否追究罷工員工，均拒絕回應。

記者四度要求醫管局回應事件，何婉霞四次均拒絕回應。她指記者會是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手頭上沒有資料」，僅稱人事部會按既定程序會跟進，「無嘢可以補充」。

醫管局員工陣線則發電郵回覆醫管局，強調罷工不是缺勤，罷工權利獲《基本法》保障。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醫管局人事部昨日去信參與罷工的員工，稱員工罷工的日子屬「缺勤」，局方會保留追究權利。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今午到醫管局大樓外抗議，斥局方在防疫的緊急關頭，仍秋後算帳曾參與罷工的員工，等同「把罪狀加諸於七千前線員工」。他又促局方收回要求主管級下屬提交罷工員工名單的決定，並為此致歉。郭稱短期內會約見醫管局高層，要求對方交代事件。

郭家麒表示，昨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雖然增加了醫療撥款，醫管局卻在同一時間，暗中對參與罷工的醫護「秋後算帳」。郭家麒引述醫管局人事部的電郵內容，稱局方現時不會扣減罷工員工的缺勤日薪金，但不代表局方會就「未獲批准的缺勤」，放棄追究權利。醫管局九龍西聯網總監謝文華更要求下屬「篤灰」，促瑪嘉烈放射診斷科部分門主管馬嘉輝交出罷工員工名單。

郭家麒直斥范鴻齡、高拔陞二人為「懦夫」，不但未因考慮前線醫護安危而要求全面封關，更於罷工後揚言保留追究權利。郭批評，局方做法是「把罪狀加諸於七千前線員工」，強調醫護罷工並非是為了個人，「無一句係話要升職加人工」，而是為了爭取全港市民希望「全面封關」的訴求。

對於馬嘉輝寧願辭職都不肯「篤灰」，郭家麒表示十分支持，促醫管局收回要求下屬「篤灰」的決定並為此並致歉。郭譴責醫管局此舉傷害員工，稱局方需為此負上責任。郭最後在高喊「醫管局打壓員工可恥」口號，並將請願信交予醫管局高層。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左）與醫管局高層

記者：陳世浩

（獨媒特約報導）在去年反送中運動浪潮下，多個行業的市民自發籌組工會，希望能透過工業行動，向政府施壓回應政治訴求，並為業界爭取勞工權益。香港貿易推銷及採購職工會繼元旦大遊行後，昨日在旺角一間餐廳門口設立街站及派發傳單，呼籲更多人加入工會壯大力量，並聲援遭打壓同業。

工會主席陳小姐表示，工會在兩個星期前曾舉辦會員大會，但只有60人出席。他們遂決定親自落區擺街站，讓更多會員能到場與同業交流。她解釋，選擇在旺角擺街站是因為較「就腳」，而且人流較多。副主席黃先生則指，街站的反應不錯，陸續有市民報名加入，更有已入會的會員到場和同業交流意見。

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有前線員工遭政治打壓，包括醫管局對罷工醫護秋後算賬、Circle便利店母公司利亞零售更解僱罷工。陳小姐表示，即使和其行業無關，但不可以獨善其身，「遲早會面對」，所以參與「強烈譴責醫院管理局及OK便利店打壓工會」的跨工會聯合聲明。她昨日曾參與多個工會的聯合記者會，表示正準備就打壓罷工情況以問卷收集會員情況，並透過問卷結果，與會員清晰溝通，才決定後續行動。

左起：陳小姐、黃先生

在經濟及市道不景下，貿易及採購等行業首當其衝受影響。黃先生指出，收到有會員指開始出現放「無薪假」等情況。對於會員遭到僱主剝削，黃先生指出，工會不時協助發譴責信予僱主，但現時影響力仍然有。陳小姐解釋，採購行業很多時候來源與大陸廠商有關，疫情讓生產有拖延問題，但確實數字需要之後才能得知。 面對「口罩荒」的問題，雖然他們任職採購業，並非從事醫療用品推銷，但會從中會向其他相關行業會員了解「偷師」。

陳小姐、黃先生二人都是籌辦工會的「新丁」，先前並無任何籌辦工會經驗。陳先生承認，籌辦工會過程「好多嘢要學」，但表示沒有壓力，「知多啲都無妨，最緊要幫到其他打工仔」，又指現在各行各業籌辦工會，讓她能夠在不明白時向其他工會查詢和交流意見。二人又指籌劃工會期間所屬公司亦未有特別阻止。

行業幅員較大，令他們在招募會員和收集意見上較其他工會難。黃先生坦言，貿易及採購這行業的勞工受眾接近五十萬，業內存在不同類型、規模的公司。陳小姐指出，行業的勞工狀況有太多定義，比起新公務員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等範疇更廣，會員亦投訴差異大。

黃先生又承認，在號召工業行動時亦相對較難，但二人期望先做好與會員的聯繫，而並非單向溝通，才能為社會帶來影響。黃先生展望，工會能盡量擴大，「增加返個力量，希望做到業內每間公司都有至少一個會員」。黃先生指業界涉獵的範圍較大，以往難有工會能覆蓋；現有工會亦甚少與勞工接觸，未能代表其發聲，笑言有會員讚嘆：「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行業工會誕生」。

記者：陳世浩

（獨媒特約報導）清潔工人職工會昨日facebook專頁表示，食環署職員勒令前線清潔工，不准配戴非懲教署（CSI）生產的口罩。食環署回覆獨媒表示，不會因清潔工配戴非CSI口罩懲處承辦商，但未回應是否曾發出指令，清潔工必需配戴CSI口罩。

政府自2月17日起，向前線清潔工提供每更一個CSI口罩，但由於清潔工作容易弄污口罩，每更一個並不足夠，不少團體及義工均有自行向前線清潔工捐胉口罩。清潔工人職工會昨日facebook專頁表示，食環署職員指令前線清潔工，不能配戴非CSI口罩，有清潔工需暗中配戴，或以CSI口罩遮蓋其他口罩工作。

食環署回覆獨媒表示，署方自2月17日起向有關承辦商負責清潔街道、公廁及垃圾收集站，收集垃圾，以及清潔公眾街市的工友提供口罩。工友上班簽到時可獲發一個口罩，署方會派員突擊巡查。署方重申為清潔工提供足夠及合適的防護裝備是承辦商的責任，指不會因清潔工人佩戴非CSI口罩而對承辦商作出懲處。

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指，食環署並未正面回應是否曾發出不准配戴CSI口罩的指令。她表示工會探訪前線清潔工時，曾有清潔工向工會表示上班6日但只獲發四個口罩，亦有食環署職員要求清潔工配戴CSI口罩以作影相「交差」。

梁芷茵亦表示，署方對「前線清潔工」的定義，只包括洗街、公廁及收集垃圾的工程，但其他多項同樣涉及環境衛生的工種，卻未獲發口罩，例如駕駛洗街車的司機、清潔管工、外判蟲鼠組員工及康文署轄下的花王等。她重申每更一個口罩，並不足夠清潔工使用，清潔工容易弄污口罩，每更應至少提供兩個作更換。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蘋果日報》報導，清潔工人職工會指有外判清潔工，被食環署職員下令不准配戴非由政府提供的口罩，食環署回覆獨媒表示不會因此懲處承辦商。灣仔區議會食物及環境衛生委員會昨日通過動議，促食環署保障清潔工人有足夠裝備，每更提供至少兩個口罩，容許工人使用「私伙口罩」並檢討外判制度。

在會議上，灣仔區議員梁柏堅提出臨時動議，促保障清潔工人獲提供口罩以及容許工人配戴非由政府提供的CSI（懲教署生產）的口罩。區議會主席楊雪盈提出修訂，修改字眼加入需同時保障蟲鼠組員工，以及全面檢討外判清潔工制度，動議獲在席議員全票10票通過。

動議全文：「食環署應保障清潔工人（包括負責清洗街道的工人及司機、垃圾站管工及蟲鼠組工友等）有足夠裝備工作，包括每更向工人至少提供兩個合乎規格的口罩，亦不應限制清潔工人使用私伙口罩，並全面檢討外判清潔工制度。」

食環署灣仔區環境衞生總監劉志強指事件是溝通上的誤會，又感謝市民捐贈口罩予工友。他重申提供口罩予工友是外判商責任，但明白是非常時期，故由2月7日起提供政府口罩予工友。他重申不會因為清潔工使用非政府提供的口罩，對承辦商作任何懲處。梁柏堅則指，因為清潔工不敢使用非CSI口罩，自然無人受到懲處，促總監將訊息傳遞至啦前線管工。

劉志強又指，如清潔工配戴口罩上班，卻要強迫他換上CSI口罩，指是「唔忍心」，在資源及環保角度來說亦是不合理。劉志強表示，同事亦向他表示沒有作出這個不合理要求，承諾會再一次向食環署前線同事講解。

楊雪盈同時關注清潔工其他防護物資包括保護衣及手套，劉志強表示區內確診大廈當中，已完成8座中的6座清潔，外判商及灣仔區食環署均不缺乏裝備。

昨日灣仔區議會選出三個工作小組及一個委員會主席，跟進「一億社區重點計劃」的灣仔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小組，由楊雪盈及麥景星出任小組主席及副主席。灣仔區社區安全工作小組方面，麥景星提名梁柏堅出任主席，梁不同意。張嘉莉則提名邱汶珊出任主席，但邱汶珊事前獲提名為副主席，如當選主席則副主席便需重新選舉，結果邱汶珊當選。選舉小組副主席時，在席未有人提名，需待小組舉行會議時再選舉。

開放灣仔區議會工作小組方面，邱汶珊本是自動當選主席，但她表示因私人理由不出任主席，需重新選舉主席。梁柏堅提名張嘉莉出任主席並自動當選，副主席則由梁柏堅出任。

食物及環境衛生委員會主席則由李永財出任，副主席則由邱汶珊出任。

記者：黃鐙嶠

［草根.行動.媒體］特約記者：落草

「阿嫲因為阿公的事情，很傷心，沒有注意到的時候就沒有顧到爸爸，所以爸爸就一個人，阿嫲也一個人……」

這是台灣工傷協會的秘書長利梅菊的兒子陳品彥，拿著繪本給梅菊的兩個孫兒講故事時，流露出當年做小孩時經歷父親工殤的心情。這本以黃、黑、灰三個主色調繪就的，就是工傷協會剛出版的繪本《陪媽媽兜風》。協會現正在做眾籌，準備讓工傷家庭能帶著繪本走進社區和校園，讓更多人能從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工傷」在追討公平補償的淒風苦雨之外，還有柔軟溫馨卻又並不光亮至刺眼的另一叢雲朵。

「有兩隻手是什麼感覺？」 稚童嫰問開啟繪本計劃

梅菊的孫女先天缺陷，有一次梅菊幫她洗澡，她問：「阿嫲，有兩隻手是什麼感覺？」梅菊自言實在答不出，只能說：「 你有一隻手你也厲害呀！能做很多事！」可是阿嫲心裡是想：其他小朋友怎麼看她呢？同時，當阿嫲的，發現自己當下竟無法直面孫女的問題，到底自己是擔心什麼呢？

被孫女無心詰問後，雖未能馬上回應，但梅菊終是個非常阿嫲，實踐了非常教育，經常把孫女帶回工傷協會。由於很多會員皆是工傷後剩一隻手的人，孫女從小見識許多能用一隻手做很多事的人，便學就了信心和許多獨臂功夫。現時的孫女更引以為傲，自己可以一隻手辦多事。

梅菊把這個洗澡事件的懊惱，跟工傷協會的成員討論，對話中，梅菊又想到，工傷協會裡很多會員都一隻手一隻腳，其實外人怎樣看？小孩子的家庭，若忽然變得跟別人不一樣了，忽然變成只有一個爸爸或媽媽了，孩子會怎樣？於是開始有了這個想法：「從孩子的角度看工傷這個家庭變故，會是怎樣呢？」

工傷協會的理事長林淑真亦在宣傳短片中表示，發現很多工友面對工傷或甚工殤的境況，不知該怎樣去跟孩子討論：「我們想帶著繪本，和更多人從孩子的角度，重新了解這些大人很忌諱不敢談的事。」這套繪本雖然只有一個故事，是工傷協會邀請繪本作者陳瑞秋和文字工作者陳雨柔，與工傷家庭去共同創作的故事，內容集結了28年來與職災家庭相伴的經驗，「從孩子的角度重看生命轉折處。」

創作不怕暫停發酵 一波三折不斷摸索

有了概念，不代表會有作品。工傷協會歷來的出版都是非常沉重，因為論及資本主義結構對勞動身體的剝削，不論是死亡,或是一個人身體失去什麼部份都好，皆是非常沉重的，梅菊坦言，一般的人可能不願翻開來看。現在這個主意，需要柔軟、溫馨，大概口述史的形式也不行。最後，就想到了繪本。雖然過去工傷協會對職災勞工辦過畫會，但要成一本童書，未做過，完全不知該怎樣開始。於是，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先邀請了她的老朋友，繪本作者陳瑞秋和文字工作者陳雨柔來討論，也是沒有頭緒，故計劃也停擺了好一陣子來蘊釀發酵。

一開始時，協會辦了工作坊，想像著許多老會員都在帶孫子，所以便鎖定請老會員來談談：他們會怎樣跟孫輩談到工傷的問題？工作坊的成員就是協會的工作人員，陳瑞秋和陳雨柔，及這些老會員。梅菊覆述：「有一位阿公，是積極會員，平時也能說會道，預期他很會講，誰知他卻只會跟孫子說：不要碰插頭，否則就跟阿公一樣。接下來沒有了！」

可是梅菊自己，也發現她做不到：「孫女以前看到照片，就問我阿公去那裡了，我不知怎樣回答，只能說阿公去當天使了。」她也體會到，如果講工傷、職場、死亡，覺得講了小孩子不懂：「自己都不敢講，怎麼辦？」

結果呢？念雲說：「第一次我們很挫折。」

不罷休的人們，續辦了第二次工作坊：既然阿公阿嫲不行了，就看看直接從第三代入手會怎樣。那一次活動，梅菊記憶中十分好玩。協會做了一個類義肢物體放著，讓念雲拎著，跟小孩們說：「爸爸工作時，被工廠的怪獸吃掉了手，只剩一隻手了怎麼辦？ 」初時他們都擔心孩子會不會害怕，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孩子們都十分熱心想法子幫這個一隻手的人，想法子做各種的事情。

孩子不一定只是被照顧者 也可以是有動能的角色

雖然好玩，但這次工作坊一樣沒有故事發展上的成果，只是工作坊後，他們更確認一件事，就是梅菊所講：「只要我們（大人）把心結打開， 還是可以（跟小孩）講的，孩子會想法辦幫你.。」

念雲也說：「小孩其實有能力成為伙伴，可以有個角色，可是大人們往往因自己的困難而讓孩子無法發揮這方面的能力，而這反過來會令本來已很煩惱的爸爸或媽媽，更加辛苦。 」可是在故事的發展上，還是不知該講什麼——講單親狀況還是怎樣？有需要凸顯工傷的特殊性嗎？之後，出現過幾個版本的故事，但大家都不滿意，於是計劃又沉了一年之久。

第三次工作坊，協會找來了第二代，包括梅菊的兒子和其他會員的孩子。這些第二代，都已經三、四十歲，已為人父母的一代。梅菊和念雲笑稱這是一個「吐嘈、吐苦水大會。」

梅菊第一次聽到兒子對當年的自己的描述：「本來爸爸在的時候，兒子已會晚歸，爸不在以後，我覺得他…為什麼不早點回家?我常罵他：你想氣死我嗎? 經常把死掛在口上， 媽媽沒有顧到他。他那是第一次告訴我，當時那個壓力很大，不知怎樣面對我，自己也壓抑，就去找朋友的支持。」另一位工殤家的女兒，也描述當時的難以面對，因為母親「發起脾氣來烏雲密布、閃電打雷」，經常半夜沒人時開著車到丈夫出事的地方繞圈……

凡此種種，孩子們長好大了才能講得出來。這次，工作人員們更確定：孩子是主角，是有動能的主體 。繪本作者陳瑞秋在宣傳短片這樣說：「家庭遭遇變故的小朋友…我要一夜長大，就突然變得很乖巧懂事…我也可以任性，可是我有我的方法，去陪媽媽走過這一段…」

於是，大家重拾動力，不斷討論畫面、文字、故事的走向， 將多個家庭的故事揉合成一個故事。念雲認為繪本畫面會有細節，她希望這些細節，能讓更多工傷者和家屬在這個作品中找到共鳴， 比如說，為了和更多人共通的處境相連結，雖不想特別強調工傷，但黃色的工地安全帽經常出現，媽媽的烏雲也是。另外，書的蝴蝶頁，在繪本而言是視覺的導引和總結。開首蝴蝶頁，是一個還在建設中的城市的樣子，有好多怪手； 最後的蝴蝶頁中，這些房子都蓋完了，建築物旁都有木棉花。木棉花是工傷協會的會花，木棉開花就是在國際工殤日前後，鮮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犧牲。念雲表示，他們很注重怎樣既把這些符號放進去，又不太說教。

孩子不一定只是被照顧者 也可以是有動能的角色

雖然好玩，但這次工作坊一樣沒有故事發展上的成果，只是工作坊後，他們更確認一件事，就是梅菊所講：「只要我們（大人）把心結打開， 還是可以（跟小孩）講的，孩子會想法辦幫你.。」

念雲也說：「小孩其實有能力成為伙伴，可以有個角色，可是大人們往往因自己的困難而讓孩子無法發揮這方面的能力，而這反過來會令本來已很煩惱的爸爸或媽媽，更加辛苦。 」可是在故事的發展上，還是不知該講什麼——講單親狀況還是怎樣？有需要凸顯工傷的特殊性嗎？之後，出現過幾個版本的故事，但大家都不滿意，於是計劃又沉了一年之久。

第三次工作坊，協會找來了第二代，包括梅菊的兒子和其他會員的孩子。這些第二代，都已經三、四十歲，已為人父母的一代。梅菊和念雲笑稱這是一個「吐嘈、吐苦水大會。」

梅菊第一次聽到兒子對當年的自己的描述：「本來爸爸在的時候，兒子已會晚歸，爸不在以後，我覺得他…為什麼不早點回家?我常罵他：你想氣死我嗎? 經常把死掛在口上， 媽媽沒有顧到他。他那是第一次告訴我，當時那個壓力很大，不知怎樣面對我，自己也壓抑，就去找朋友的支持。」另一位工殤家的女兒，也描述當時的難以面對，因為母親「發起脾氣來烏雲密布、閃電打雷」，經常半夜沒人時開著車到丈夫出事的地方繞圈……

凡此種種，孩子們長好大了才能講得出來。這次，工作人員們更確定：孩子是主角，是有動能的主體 。繪本作者陳瑞秋在宣傳短片這樣說：「家庭遭遇變故的小朋友…我要一夜長大，就突然變得很乖巧懂事…我也可以任性，可是我有我的方法，去陪媽媽走過這一段…」

於是，大家重拾動力，不斷討論畫面、文字、故事的走向， 將多個家庭的故事揉合成一個故事。念雲認為繪本畫面會有細節，她希望這些細節，能讓更多工傷者和家屬在這個作品中找到共鳴， 比如說，為了和更多人共通的處境相連結，雖不想特別強調工傷，但黃色的工地安全帽經常出現，媽媽的烏雲也是。另外，書的蝴蝶頁，在繪本而言是視覺的導引和總結。開首蝴蝶頁，是一個還在建設中的城市的樣子，有好多怪手； 最後的蝴蝶頁中，這些房子都蓋完了，建築物旁都有木棉花。木棉花是工傷協會的會花，木棉開花就是在國際工殤日前後，鮮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犧牲。念雲表示，他們很注重怎樣既把這些符號放進去，又不太說教。

勞工組織新面向 看到會員的另一面

念雲坦言，這樣的畫面安排，暗藏了城市經濟發展底下的脈絡，如果沒人講可能就會看不出深意，所以要巡迴講演。而繪本這個新媒材，不單是向外宣傳，更透過這個過程，「出口轉內銷」：「工傷協會已經28年了，有很多老會員，如果我們再辦法例班，對他們已經很遙遠了，而且他們要帶孫子也不容易出來，我們也要思考第二、三代的組織工作怎樣發展…當我們招募講故事的會員辦工作坊，才發現原來很多人都本來就在社區或學校裡當講故事爸爸或媽媽了，以前都不知道他們有這個面向…繪本這個媒材，帶我們完成了我們之前未完成的組織面向，也就是我們過去沒有關顧到的，職災家庭相關的面向。」

現時協會正在眾籌，讓工傷者跟家屬一起帶著繪本進入社區、學校、工會，暫時先以十二個試點為目標，累積這些講故事經驗，作一階段性檢討，再思考下一步。

嘗試突破同溫層 烏雲數月變兜風

訪問尾段，念雲忍不住道出心結：「定立這個劇本，結尾最困難，即便好看但是太沉重的不行。一般人看繪本都會想有光明的結果，面對這個期待，我們沒辦法…總不能一下便跳到從此幸福快樂地過日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很陽光。 」

可是他們必得頂住這個壓力：繪本還須成人去閱讀給孩子聽，太沉重的，很多成人自己拿不起，消化不了。 「我們有給朋友試讀，大人都受不了，覺得這個太可怕了。」同時又來了書名的問題：「開始時我們想了一大堆不知哪裡來的烏雲系列的書名。我們就是不服氣啊，我們就是要烏雲，有什麼不滿意嗎？」念雲自嘲道。

面對這個心結，早有經驗關注勞工主題童書的小兵出版社提醒，，這不單是銷售上的問題，而是第一步必須讓人拿起這本書。梅菊認為這是突破同溫層的過程，如想去接觸以前接觸不到的人，就要轉化自己的語言。出版者也很溫婉地向他們提出，現在當媽媽的都很辛苦，同時被好高的標準要求和自我要求著，她們會希望自己的辛苦可以被看見，標題或可召喚辛苦勞動的媽媽為主角。出版社知道工傷協會硬，也幫忙做讀者投票看什麼書名更受歡迎。最後，協會的工作者們自行四處找當媽媽的朋友查問，發現意見是相似的，就是認為繪本應有輕鬆的主題。

最後，不服氣了一兩個月，工傷協會還是放棄了烏雲的堅持，並決定了現在的書名：《陪媽媽兜風》，而故事，也有了一個不太亮也不太暗的結尾。是什麼？當然不能劇透了…….

春天近了，你今天兜風了嗎❓

媽媽頭上為什麼冒出了一朵烏雲❓

城市裡為什麼開了一朵朵木棉花❓

陪媽媽兜風，會兜到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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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行動.媒體]　特約記者：落草

疫情之下，家中有人手可以去排隊的，就可以排隊買口罩及清潔用品；有餘錢又敢上網賭一番的，就上網訂口罩的就訂——那麼，兩樣都無的人，該怎樣生活呢？

阿君（化名）是一位家庭主婦，家中有一名女兒就讀幼稚園K2，有語言障礙；大女小學二年級，被確診為讀寫障礙和過度活躍，丈夫在汽車維修公司當司機，家住唐五樓劏房，月租六千多元。

丈夫因疫情被公司扣薪三分一　家庭經濟頓陷入困境
疫情之後，丈夫任職的公司要求僱員「共渡時艱」，將原本由底薪和花紅所構成的整體薪金，扣去花紅的部份，減少工時，變相扣人工，結果家庭收入一下不見了五千至六千元，亦即，差不多等於房租不見了。
阿君指，現時家庭收入扣除租金只剩三千多元，幸好農曆新年時長輩的利是未用，加上之前申請低收入津貼，所以才叫做未到絕境。
由於不用上學，學校暫時未收學費和校巴費。如果四月復課，學校一開始收就接近一千。只是即使政府真的四月叫大家復課，阿君指一班家長都不會想讓孩子上學。因此，很有可能，學校照扣錢，但自己沒有使用服務。

口罩荒基層無奈　幸親友互助
「現在存貨有3盒，爸爸上班要用一盒；我和兩個女兒共用2盒，1盒大人我和大女合用，1盒小童細女用，而大女面形可以用我的或妹妹的都可以。」可是，這個數量，一上學就明顯不會夠了：「一上學就起碼一個女一日用3個：上學1個，吃飯後換1個，一個備用以防跌了，總共6個，加我接送至少用1個。」
阿君嘆家中沒有人手可以去通宵排口罩，實在無辦法。丈夫上班一般十二小時，而且是駕駛工作，必須要有足夠睡眠，不可能去排通宵隊。阿君自己也不放心丈夫睡了，自己一個出去排隊留兩個小孩和熟睡的丈夫在家；但若要帶兩個孩子出去排，那就是口罩大消費，且不一定買得到。再者人多聚集，也容易傳染各種病。至於網上訂購，她見到許多人被截單，且又有人被騙的消息不斷傳出，她知道家庭經濟沒有多餘的錢可以上網「博一舖」，也沒有嘗試。
「幸好女工會（即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有送菜過來，送了4次，每次連帶5個口罩，共20個，給爸爸上班用。」至於其他口罩，是妹妹給她的。

至於早前的廁紙荒，則幸好她在廁紙荒前剛好入了兩條，被友人戲稱為「廁紙富戶」，她也有分享一些給朋友。同學的家長又住得近的人，也有時誰出去買菜，也互相幫忙買一些東西。阿君嘆非常時期，只能靠互相幫助：「唔通等政府做咩？！」

（女工會的幹事和街坊義工發揮互助精神，送菜和口罩去困難家庭）

孩子不上學　無口罩少外出　媽媽變恐龍
口罩不夠，不敢留幼年孩子在家，於是問題就多到一籮籮。小朋友不能上學，沒有去公園玩，只能每周帶她們上天台曬太陽和跑幾圈。小朋友年紀小，即使為她們戴上口罩，她們會覺得呼吸困難很想脫，很難勸喻。然後由於小朋友無機會「放電」，在家極小的空間裡跳來跳去跑來跑去，空間缺乏跑兩步就撞到東西，說起來阿君也心驚。兩姐妹在家時間長，地方十分容易就被弄髒弄亂，家務量大增。兩姐妹一起多也磨擦多，常打架吵架。阿君坦言，如果當自己正在多功能做著多種家務時，她們打架，自己就會變「恐龍」。

以前小孩上學了，她可以做家務，買菜。另外，她會去附近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坐一下找人聊聊天，這就是自己的時間，可以從日常的繁忙中休息一下，脾氣也會好點。現在，這個做自己的時間都沒有了，只能全天候地做一個妻子和一個母親，事實上就是廿四小時候命無休止，有壓力。

另一複雜事就是：如何買菜和日用品？小朋友在媽媽在家時已很活潑四處跳，如果沒有大人在家又會如何？於是為了節省口罩，便只好由丈夫下班時去買，又或丈夫放假在家時她出去買。然而，這又出現其他問題了......

夫妻困獸鬥　爭執易生
「老公不懂如何買菜。叫他買瘦肉，結果買了貴很多的腱肉回來；試過同時買菜心和豆苗，但又無處理就扔進冰箱，第二天壞了一半，菜心的花還盛放！但你不能夠說他買錯喔，會發你脾氣，不肯做的......」

由於自己不能時常出去買，丈夫有時又買得不恰當，家中又沒有空間可以囤積長時間食糧，於是，就唯有採取非常政策。一條魚分五份，每份份量少些。早餐在網上學習用麵粉來做麵包和蛋糕，也省回早餐錢；午餐母女三人吃粥；晚餐爸爸在才會吃飯。她笑稱曾有中產友人問她：「為何不可早些起床去買？」她聽了沒好氣：「小朋友爸爸要上班的，爸爸上班前有什麼人開門做生意啊？但爸爸上了班後，難道留下兩個小的自己在家？如何放心？」

（事實上，根據香港法例，十六歲以下的孩子若被獨留在家而出意外的話，負責照顧的大人是要負刑責的。）

丈夫被公司要求減薪和減工時，不上班的時間多了，但為節省口罩，變相多了時間在家。丈夫不懂如何與小朋友長久相處，遇到不滿意就只會罵，女兒又不習慣讓爸爸罵，便常生出緊張氣氛。雖然阿君都明白，經濟緊絀的關係，丈夫已將僅剩的月薪全拿了回家，自己已停止任何洗費，甚至上班時在外邊有時也沒有吃飯，可是，見到丈夫兇女兒，她還是受不了要出聲。夫妻二人對教養小孩的態度和方法不同，一起的時間多了，也容易生衝突。不過，阿君也指情況有改善：丈夫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明白主婦不易做，所以在家有時也會幫忙煮飯和洗廁所。

不同住長者　無法照顧
阿君還有一個雙腳有毛病，不能經常上街，又有長期病患兼要去精神科覆診的母親，住在不算近的地區。由於看到疫情新聞，病毒對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影響較大，故她和姐妹都想幫母親買菜，但因為口罩不夠，自己買菜都有困難，更無法跨區去幫母親。於是，協助她母親買東西的任務，又落在丈夫身上，丈夫下班有時就變相幫外母買物資。
對於母親的覆診問題，阿君也認為醫管局實在處理不當：「精神科又不是很急要覆診，為何不能延遲？我們幾個人無人出到門陪她怎辦？結果阿媽去了覆診，見醫生只一陣子，等藥卻等了好久！打去問醫院只說精神科藥物不能隨便開，也不能讓人代領！」阿君認為疫情時期還要長者去醫院看一個不急的病，很不合理，醫管局應該可以變通，而非這樣死守程序。

「多謝林鄭讓我們都要坐監」
被問到有口罩的話會最想做什麼，阿君說：「帶兩個女去公園囉！」
由於口罩不夠不敢帶她們外出，家中空間不大，跑跑跳跳少不免但又危險。再者，她眼見孩子實在情緒很差，只能有時開視像電話讓她們跟同學見面，這時會聽到孩子對同學講：「好掛住你！好想攬下你！」

對於政府的抗疫表現，她非常不滿：「多謝林鄭讓我們都要坐監！」

團體籲關注基層照顧者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在這次疫情中收集了許多物資分發，平時也有關注基層照顧者面對的各種難題，亦吸引了一些對討論時事有興趣的社區婦女。今次疫情，由於女工會同時有協助清潔工工會的組織工作，這方面的工作也較為人知，故有許多人都指明捐助口罩物資給清潔工，但女工會一直在做的調查發現，基層的照顧者在疫情被困家中期間，也面對其他會發生後遺症的問題，如因缺乏口罩不敢外出，物資和食糧缺乏的情況下，孩子營養和情緒問題、與丈夫及家人的關係；及由於無法外出而照顧不到不同住長者而衍生的問題等。

幹事黃樂容亦提及：「有些丈夫由於無工開，又不方便時常外出，有壓力心情不好，便對太太教養孩子和做家務的方法提出諸多挑剔，而口罩不夠，這時太太和孩子無法外出大家冷靜一下，基層家庭居住空間又有限，令家中的氣氛十分緊張。也因為不用上學，平時趁孩子上學去做兼職幫補家計的婦女無法上班，令家庭經濟陷入短缺，同一時間又要支出更多去買防疫物資，一時間便面對很大的困難。」

總幹事胡美蓮嘆道：「捐贈者未必如此容易地掌握到基層照顧者面對的問題，一方面因為社會一向忽視家務勞動的性質和工作內容，二方面正正因為家務勞動的內容都比較瑣碎，又經常要多功能運作，不易講清楚，不及清潔工的難題易懂。

「不論家中關係如何，居室的衞生清潔工作量大大增加；平日上班上學時，婦女自己午餐簡單食個包，但現在一日三餐都要煮給全家人......照顧者的擔子在疫情間只在不斷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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