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衞生督察工會嚴正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 就前線員工工作時所需的保護裝備提供清晰指引

自1月下旬香港首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個案，疫情在港已醞釀近兩個月，確診個案亦已超過一百宗，加上有數以千計曾與病患接觸的市民需要接受隔離或醫學監測，及社區已可能出現「隱形感染者」，足見新冠肺炎疫情於香港已陷入失控的邊緣。

食環署作為抗疫前線的重要部門，前線同事不但要到患者居所甚至大規模的隔離營協助消毒工作，更要到懷疑受感染患者的家中進行家居消毒及收集正進行家居隔離的人士之垃圾。前線衞生督察工會（本會）早前已聯同香港衛生督察會與食環署總部聯繋，要求其就前線員工於抗疫期間的工作安排及工作時的保護措施作出跟進（當中包括要求提供相關指引及召開會議面談），同時本會亦正式發出書面陳述要求署方：

（1）除緊急及必要的服務外安排減少值勤人員於辦公室工作以減低職工感染風險；

（2）提供足夠及能達至有效保護程度的口罩、頭套、護目眼罩、防護衣物、鞋套等個人保護裝備給所有需要上班的人員，如未有足夠防護及指引，必須停止派遣同事外出工作；及

（3）就著部份需和社區有緊密聯繫的高風險工種(例如環境衞生組、聯合辦事處、潔淨組 等等)作出適當評估，提供清晰合理的防護指引及相關的防護裝備，否則應局部暫停其公衆服務。

遺憾的是，署方對兩個衞生督察工會的訴求一直置若罔聞，一方面聲稱未及安排與工會代表會面，另一方面卻於2月4日在沒有邀請工會代表出席的情況下自行召集分區環境衞生組及聯合辦事處同事出席會議交流意見。就署方如此漠視工會訴求，我們提出強烈的譴責。

此外，署方一直拖延給予前線衞生督察有關工作時的個人保護裝備（PPE）指引。本署同事，特別是處理樓宇滲水投訴及上門監督家居消毒工作的衞生督察人員，可謂站在全民抗疫的最前線，在處理個案時更可能會面對正進行家居隔離的人士，甚或是「隱形感染者」。

在未有配備足夠保護裝備及有關的清晰指引下，同一班剛接觸到被隔離人士的衞生督察隨即不停進出各高危處所繼續進行例行食肆及衞生巡查（包括人流密集的商場店舖和食肆﹑內藏隱形感染者的家居，以及環境衞生惡劣的非法劏房等），其身體或制服上可能已沾上病毒，當繼續到其他單位或處所工作時，前線同事不但會成為傳播病毒的流動媒介，更會提高市民在社區中被交叉感染的機會。同事更有機會在保護裝備不足的情況下感染新冠肺炎，禍及家人及其他市民的安全，署方的粗疏安排可謂妄顧同事及公眾的性命安全！

分區環境衞生組的衞生督察人員已經在督導消毒工作上疲於奔命，署方實應該將資源集中在相關的抗疫工作上，而將其他非緊急和與抗疫無關的例行巡查及處理投訴工作暫緩。可惜，署方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仍強行要求所有衞生督察同事如常處理在疫症發生之前一樣的非緊急工作，這不但會增加同事於辦公室內交叉感染的風險，還會大大增加同事對保護裝備如口罩﹑手套及保護衣物等的消耗，直接令政府已經捉襟見肘的衞生防護裝備更為短缺。

作為衞生督察，緊守崗位與市民一同抗疫是我們的責任，與此同時我們亦應盡力減少公眾包括自身傳播病毒的機會。本會強烈要求部門在沒有增加人手的情況下，應重新制定各公共服務的緩急先後，因應疫情的迫切性集中人手處理有關環境衞生的防護工作，包括上門消毒及處理隔離人士的家居垃圾，避免浪費資源於非緊急服務上之同時，盡量減低病毒在社區中廣泛傳播的風險。

本會期望食環署署長能從善如流，在與疫情相關的額外工作及部門的恆常職責之間取得平衡，為員工制定合情合理的工作及保護裝備指引。本會亦希望公眾在此非常時期，明白我們必須就各項公共服務作出取捨，以協助全城抗疫之餘，亦保障前線衞生督察同事的個人安全。

[草根．行動．媒體］特約記者：落草 / 圖：shing及怡

《麵包與玫瑰》: 三八抗爭的起源

現今的三月八日婦女節，起源是因為美國女工的抗爭。那是美國還承認自己是「新世界」，自豪於自己是世界各地移民（尤其是歐洲移民）的熔爐的時候。移民往往都是做基層工作，美國的建立都是以此為基礎。那也是工業開始發展，有人發明了番工，將工人一日十幾小時困在工作地點瘋狂勞動的經濟和社會模式，而紡織業中普遍聘請童工和女工，並給予她們遠低於男工的薪金。工廠裡危機重重，工傷不斷，當然亦沒有任何勞工保障。有關三月八日的起源，有點眾說紛紜，有一說是1857年3月8日，紐約州有大量紡織女工出來街頭爭取合理的工作時間，3月8日大家被警察武力驅散，之後兩周，美國成立了史上第一個工會。之後數年，每年3月8日都有工人走上街頭爭取合理的生活。亦有說是1908年3月8日，15000位女工走上街頭，要求合理工時、合理工資和女性選舉權。在抗爭中，更曾有這一幕：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工，輪番用自己母語高唱自己的歌曲，互相確認。這一年，她們也叫出了經典的口號：「麵包與玫瑰」，代表基本生活權以及自由與尊嚴。後來又有人以此為題寫了一首歌曲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 這首歌後來亦成為美國民權運動與性別平權運動的重要歌曲。還有其他說法，也都與女工有關。1975年，聯合國正式確認這天為國際婦女節，可是，也好像從此略去了［勞工］的內涵。

(廿世紀初的民權概念，不只是選舉，而是人應可以有合理分配的時間，去為社會工作、去休息和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

香港三八多年未聯合行動 今年由移民家務工重啟連結

香港的各個婦女團體，已有多年未跨團體聯合慶祝／持續三月八日的抗爭精神。在港的移民家務工各個自發組織，多年都面對很多困難，亦很希望與本地有抗爭意識的團體連結。今年，終於成功邀請到不同的團體，把三月八日的不分國界的抗爭精神重提。今年共同行動的團體計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Gabriela – Hong Kong (菲律賓婦女組織香港分會)、國際移民聯盟 － 香港及澳門分部、亞洲移住人士聯盟、女人節香港、移工共行委員會 － 自治八樓、新婦女協進會、女影香港、移工驕傲遊行籌備委員會。

疫情下唯有分散舉行　無阻強調：「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因此無法進行大型的集會和行動，於是，分散於中環遮打道、大會堂外、郵政總局外、維園草地、新界各地各自一起舉行，共同的主題為「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在她們的聯合聲明中，她們強調了疫情下的照顧者（多為女性），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照顧者：「冠狀病毒疫情開展之後，草根基層婦女備受嚴重沖擊。這可見於，她們因如口罩的防護物資的價格飛升及供應短缺而導致的恐慌，以至家中病患所需的照顧、在家中及工作場所中(清潔工)需加強的潔淨要求、因學校停課而增加的照顧孩童的需要、因消毒衛生而增加接觸有害化學品的需要、以至備受削減工資或裁減解僱的威脅，就像在經濟危機時經常發生的常態)。移民家務工更被歧視性地針對，她們離開僱主家中（職場）外出享受休息日的權利被間接地禁止。

「香港政府更使社會性歧視及剝削行為更為惡化，就如；鼓勵僱主把他們的移工在休息日留在家中、向香港市民發放經濟舒援金，只以永久居留權身份為準則，而忽略移工對香港的照護及勞動的經濟貢獻及對19年冠狀病毒戰疫的辛勞。」

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與國際勞動女性日

億萬人起動的源起是婦女反性暴力和一切針對弱勢性別的暴力，定於每天的西方情人節，即2月14日，現已發展為全球性的行動。每年2月14日，世界各地都會有人在公眾場合行動，以快閃群舞為主，按各地不同的情況而由主辦者加入不同的元素。香港的億萬人起動亦是由移民家務工團體發起，有約200名移工參與星期日的活動，肇因是因印尼移民家務工Erwiana的被虐事件。隨後這幾年，香港一直由移工團體主動發起這個國際性的反性暴力行動，不過因移工的工作限制，主要都會在2月14日最近的周日舉行。今年，移工與本地團體共同商討把億萬人起動的行動與三八一起聯合行動。今年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中環行動

今年主題：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幾位講者就著大會主題及主要訴求，分別就照顧者（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主婦）平時及在疫情下面對的困難、女性一般在職場的被差別待遇及政府欠缺性別視角的問題，一一闡述。代表菲律賓移工團體gabriela的sheila表示，移民家務工恆常面對超長工時、失去假日、無合理休息空間、僱主的暴力、精神、甚至性滋擾、種族歧視等問題。在疫情下，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導致移工的工作量大增，而政府更加作出歧視性的呼籲，建議移工假日留在家中，但香港人卻可以自由出入，她直指這是不可接受的歧視。在每天高壓和長工時工作下，禁止外出等於禁止休息，反會令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和身體狀況也會變差。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對移民家務工的處境深表理解。她表示聽到不少個案被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又要照顧平時上班上學的僱主，又或者，因學校和老人中心都暫停服務，因此重擔都落在移民家務工身上。同時，有僱主不許工人外出放假，並有多宗因此解僱的個案。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則表示，政府是「性別盲」，政策缺公性別和照顧者的視野。例如女性中層管理人員受高等教育、人工高，但只要一想生小孩，晉升就沒她的份。連她們都要面對歧視，基層婦女條件更差，例如基層的全職、院舍照顧者的工資僅比最低工資高，每日工作10小時，薪金不足1.5萬。另一方面，社區嚴重缺乏托兒服務，政府推出的所謂社區保姆政策，其實是叫人做義工。連本地的照顧者都不受重視，更何況是移工？基層婦女一直受貧困和雙職（外出工作都一樣要回家做家務）的壓力，她形容這會迼成惡性循環，而全社會都要承擔這個後果。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明白疫情之下婦女首當其衝，同時譴責政府做事缺乏性別視野，她指民主黨提出政府發放$5000的照顧者津貼，去支援因停課和社工中心停開下承擔照顧責任的婦女。長毛梁國雄也到場，他強烈指出身為男性被養育成長，的確會有很多事情未必明白另一個性別的人的思考和需要，但特首身為女性，性別視野卻比他還差。300億的抗疫基金中，完全沒有提及長者、女性和勞工。而移工的待遇更加差，既無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保障，現在更被政府歧視。//

發言之後，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現場有許多年青女性一起參與，齊高舉訴求。//

[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集會最後各講者及團體代表，一起表達今次聯合辦三八的主要訴求：

1. The HK government should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implement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verty which do not exclud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1. 香港政府須處理貧困狀況的根本原因，及推行並不排拒移民家務工的有效舒解措施。

2. Implement a living wage for all; review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and extend the labour policy to protect part-time and casual workers.

2. 推行全民生活工資政策，檢討法定最低工資及擴闊勞工政策保障兼職及零散僱員。

3. Recognize home carers by providing social protection and accessible and 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for all people of Hong Kong

3. 確認家庭照僱者，為全香港人民提供社會保障及易於獲得和足夠的公共服務。

4. Protect women and girls; provid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e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4. 保護所有婦女不受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對待，提供易於獲得的資訴及服務。

5. Recognize domestic work as work; scrap all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against migrants; establish a migrants’ committee and; set up regula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migrants’ unions.

5. 確認家務勞動；取消所有針對移工的歧視性措施及政策、設立包括移工代表的委員會、定其咨詢代表移工的工會及相關組織。//

維園行動

在維園草地，也有數個印尼移工團體連合舉辦了國際勞動女性日活動。團體包括：
jbmi（印尼移工網絡）、atki（印尼移工協會）、imwu（印尼移工工會）、lipmi（印尼移工聯盟）、gammi（印尼穆斯林移工聯盟）、pilar（印尼移工反超額收費聯盟）、wanodya indonesian club（印尼女性會社）。//

兩位主持風趣幽默，不時惹得圍觀的移民家務工們大笑。//

不少印尼移工團體都喜歡在行動中加入傳統藝術元素。不同種類的印尼傳統舞蹈，時常在集會中出現，也許是一種身份的確認和對故鄉的懷念。//

這位移民家務工在等待出場時聽到主持人喊叫關於勞工權益的口號，顯得很開心。//

在印尼移民工的團體當中，許多事她們都會親力親為，自我組織之餘，在現場也可以同時是表演者／行動者／紀錄者。//

在印尼移民家務工的集中中有許多形式，舞蹈、歌唱和反映現實的小劇場都是常見的表達和溝通方式。而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break the chain，與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也必不可少。//

行動劇場往往會出現，並通常會回應近期她們面對的議題，演出以外更是宣示。昨日的行動劇場，主題都圍繞老闆因新型冠狀肺炎而不准她們外出，或者變相扣假……//

還有一招表達訴求：在被蓋起的咀上，放著不能說又不能不說的話語。//

最後各團體一起發出呼喊，呼籲維園的印尼姐妹一起爭取合理工資和工時、反對官商勾結超收仲介費。在疫情之下，她們認為，香港政府刻意允許公司和僱主通​​過實行無薪休假、裁員、削減工資、不提供補貼和賠償金，去剝奪工人的權利，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移民家務工更可能因此面臨裁員和裁員的威脅。她們更呼籲各印尼姐妹注重保持健康，並須直接參與對抗所有傷害窮人和婦女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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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行動.媒體] 綜合報導

今年國際勞動婦女節前夕（3月7日），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發表一份〈基層家庭照顧者：面對疫症的生活調查〉結果，顯示沒有政策支援和社會對照顧工作的漠視下，基層婦女在家庭內外的工作壓力爆增，隨之而來的情緒困擾也令人憂心。

調查訪問了210名家庭照顧者，均是女性，反映即使疫情下多了家庭成員留在家中，照顧工作仍多是由女性承擔。當中超過六成需要照顧在學學童，其餘則是長者、幼童、特殊需要孩童、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更有些照顧者需要照顧不同住的家人。

缺乏防疫物資 照顧工作不能停

口罩成為奢侈品，政府不作為，只呼籲市民如非必要不要上街。但身為照顧者，上街才是必要。調查顯示，幾乎所有受訪者出門都是為了買餸，其次是買日常用品和防疫物資。還有三成需要出門照顧不同住的家人。因此，幾乎所有訪者過去三個禮拜都曾出門，最多的是每個禮拜出三次，佔近二成半。

然而，防疫物資緊拙，又無可能任由家裡沒糧食，照顧者唯有自己想辦法。超過一半受訪者會在口罩內加塊紙巾，令內層不易濕潤，藉此延長一個口罩的壽命；也有不少照顧者選擇用布口罩。大家都知道不應重用口罩，但實在不夠，有照顧者唯有出此下策：在露台掛起曬乾、老公戴完自己再重用。會重用口罩的受訪者之中，大多會重用2至3日。更有超過一成照顧者冒著風險不戴口罩出門，有的只用頸巾遮掩口鼻。

家居照顧的工作量更因應防疫而大增。大多數受訪者都展示了以下幾方面的重擔：清潔和消毒固然多了；因為家庭成員長時間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全盤負責；子女停課，變相要全日在家照顧；每人的個人衛生也要把好關：出入消毒、每天清洗衣物等。

「困獸鬥」心力交瘁

由於不少受訪者都是照顧孩童，和精力充沛又無處發洩的小朋友困在家，地方又狹窄，很多照顧者都表示家人之間的磨擦增加。子女「扭計」想出街，就算陪伴的時間多了，還是出現更多負面情緒和行為。而當媽媽見到子女沉迷遊戲，又忍不住發脾氣。這時候，在家工作或沒有工開的丈夫或會「嫌煩」、「不習慣與小朋友的相處」，令獨自承擔家務的媽媽更大壓力。對於照顧者自己來說，因為磨擦、工作量大，她們時常感到疲倦和緊張，又少了休息和喘息的時間和空間，焗在家中自然多爭拗。不過，無奈之下，一位受訪者亦提供有趣的舒緩方法：「與家人嘲笑一下官員或疫情底下的荒誕」成為帶來家庭歡樂的來源。

根據蘋果新聞和香港電台網站報導，女工會的調查發佈會上， 有單親媽媽阿媚講述自己照顧兩個女兒的經歷。學校停課，分別就讀中五和小三的女兒都應學校要求進行網上學習。但家中只有一部電腦，兩姊妹時常「爭電腦用」，除了讓家姐讓著妹妹外，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患有長期病的她，還時常病痛而睡不好覺。事實上，就算本身沒有病痛在身，調查亦發現一些受訪者因家庭壓力和情緒困擾，身體狀況也差了許多，像頭痛、肚痛或其他不適。

沒有經濟支援 照顧者的「疫境」雪上加霜

受訪者中，全職無薪家庭照顧者佔大多數，還有一些需要兼顧兼職工作。由於多數兼職照顧者從事的都是零散化的工作，沒有勞工保障，疫症下近一半受訪者被逼停工；即使有工開，也需要減少返工次數。

所以，整個家庭只能靠其他家庭成員來維持收入。但受疫情影響，家人的工作也進入寒冬，尤其是基層工種。工作不穩定、被放無薪假甚至停工，而購買防疫物資的支出又大增，日用品和糧食的價格都升了，基層家庭一籌莫展。像蘋果新聞報導裡的劏房戶阿嬋，老公停工，每月要交6千租金和水電費，還有一個3歲的兒子，只得向親戚借錢維生。

三八婦女節不是母親節或女神節，而是重申女性爭取經濟權利和生活尊嚴的日子。透過是次調查，女工會呼籲社會重視照顧者的工作，承認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從而讓照顧者奪回生活的時間和空間。他們要求政府改革照顧者津貼，降低申請門欄並提高金額，同時增加社區配套，如將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社區保姆）正規化、增加長全日學券名額。另外，女工會亦建議改變「四一八」條款（根據《僱傭條例》附表一，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便屬「連續性合約」，享有法例勞工保障），以照顧照顧者的兼職需要，令他們受勞工法例保障。

〈基層家庭照顧者：面對疫症的生活調查〉全文

圖片提供：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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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

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衝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污染的工作環境裡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伙裝備上班。政府及僱主缺乏支援之餘，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僱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僱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僱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有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症中捍衛勞權。

自農曆新年起，醫管局的醫護人員便忙於「排隊」，因為他們將要參加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戰。他們「排隊」加入醫管局員工陣線，長龍由位於威特大廈九樓的學聯綿延至旺角道街頭，逾二萬人加入工會。他們「排隊」投票，四小時之內有三千多人通過罷工議案。他們「排隊」點名，連續五天罷工，持續有逾七千人「罷工救港」。上醫醫國，醫護人員為香港人打響了工會抗暴的首場戰役，展示了罷工作為抗爭手段的可能性，更在社會政治運動中顯出其角色。

醫管局員工陣線（下稱「醫管陣線」）平地一聲雷，成立僅幾個月，連銀行戶口也未及啟用，便要披甲上戰場。在時代革命脈搏中成立的工會，最能緊扣戰鬥的時機。醫護界在2019抗暴運動中，早就是「核心職業」之一。醫護人員將一個個被黑警暴打的手足送入醫院，下班後又參與走在前線的急救工作，中港政府暴政對港人的壓迫以最血腥的手段呈現在他們眼裏。「醫護界」在運動中從不缺席，分別在八月、十月發起集會譴責警暴，又於九月與「跨界別」聯合發起罷工集會。這段時間又有在各醫院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時代革命裏，醫護人員訊速政治化。到了十一月，部分「醫護界集會」的組織者發起組織工會，意圖將零星的醫護力量匯集成為組織，成立了醫管局員工陣線。

時代革命錘煉出戰鬥工會

2019抗暴運動啟動了香港人勞工身份的主體意識，「大三罷」成為了運動中最終極手段的想像，「為何無法大三罷」也成為了很多手足心中急於解決的難題。TG 頻道「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為這個問題提出的答案，便是「組織工會，全面罷工」。一時之間，成立工會成為了運動的「支線任務」，而「主線任務」自然是「入工會，大三罷！」（元旦遊行工會旗隊的口號）

「組織工會」是為「大三罷」找答案；「醫護界telegram」轉化為醫管陣線，則是為醫護人員發動工業行動的權利找出路。醫護界基於對病人照顧的責任和職業倫理的約束，一般都難以用罷工的手段爭取權益。即便是抗暴運動中的醫護界別，也基於同樣的倫理﹐需要「先旨聲明」醫護人員難以與其他行業同時罷工。然而，醫管陣線的成立，打從開始就要挑戰這樣的價值觀，拒絕醫護人員繼續被道德綁架。早於12月，醫管陣線對工業行動的立場，便引起醫管局主席范鴻齡的注意，公開聲明「不接受醫護工罷工」，更聲言「嚴肅跟進」。

醫管陣線的鮮明立場，令他們在云云醫護界工會之中別樹一幟，也令他們在這次「時代抗疫」之戰中，掌握到醫護人員的憤怒和能量。可以想像，在醫院資源與人手嚴重不足、政府在1月底仍遲遲未有任何跨境人流管制措施之下，不論有沒有工會，醫護人員的憤怒必然會激起。在醫管陣線正式發動罷工之前，多間醫院的醫護人員分別已發動集體請病假等前哨式行動。然而，正因為「時代革命」期間，醫管陣線成立了，他們為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合理性提供了論述和方法，在武漢肺炎爆發的一刻，工會把握到機會，令醫護人員的憤怒注入工會，用新的形式再度爆發出他們對制度的不滿。五天罷工令醫護人員的炮火不止於零星出現的兩格新聞，而是匯集為香港史上未見的「罷工核彈」。

這一場「抗疫罷工」不只有醫管陣線在奮戰，同時也有各大工會的參與。早在1月23日，醫管陣線就召開記者會，向政府「下戰書」，要求1月28日前封關，否則發動工業行動。翌日，各大工會召開記者會，發表「防疫五大訴求」，同時表明支持醫護罷工。由各工會的「防疫五大訴求」到醫護罷工的「五大訴求」，都將要求政府封關防疫的政策訴求，與僱員在職場的職業安全綑綁在一起。一方面，這使得工會的工業行動是「針對僱主」，更加出師有名，亦符合法例上對於「罷工」須與勞資糾紛相關的定義；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場針對政府的政治罷工－－因為若果政府不封關將病毒源頭堵截，無論醫管局再提供幾多防護裝備、幾多隔離病房也是枉然。由此，「五大訴求」將罷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員工的實際需要扣在一起，罷工因此既是政治罷工，也是經濟罷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借用，更加強化了新工會「不忘初衷」的政治色彩。

是勞資糾紛，也是政治罷工

醫護罷工展示了「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的可能性，同時亦為香港人演練了一場政治罷工。在醫管陣線召開會員大會動議罷工之後，不少新工會都同時召開會員大會，號召罷工。同為醫療界的工會如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物理治療師總工會都先後通過罷工動議。而白領同行工會、資訊科技界工會亦在醫護罷工期間發動罷工。在罷工五日之後，各行業的新工會都繼續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議案，推行進一步防疫工業行動。整個工運形勢也影響到既有的工會，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便於2月8日通過動議，要求港龍全面停飛中國航班，否則有機會發動罷工。新、城巴職工會也躍躍欲動，試著在會員間收集「投名狀」，按形勢發展發動罷工。

由宣布罷工計劃到罷工的一周，各界別工會在香港各區帶動「與醫護同罷」的訊息，在各區擺街站、派發白絲帶。工會理事和義工設立了長長的罷工物資生產線，撐起罷工的聲勢。工會之間的串連與團結，在「罷工首戰」中得以建立，將會是工會戰線日後重要的基礎。

醫護「罷工救港」和新工會戰線所展現出的的「新」，並不在於其鮮明的政治立場，而在於其介入政治矛盾的方式。「防疫罷工」的思路的重要性，在於工會介入香港當前最重大的政治矛盾之中，並以工業行動為手段回應暴政。由是，工會在這次「封關之戰」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而不止於「就議題作政治表態」。工運的（再）政治化，亦應循此路往，時刻介入到當前的政治矛盾，並時刻將之連結到職場議題，加以發揮，令兩者互相結合。

新工會戰線的發展，將會填充香港人主體身份當中過往被忽略的政經議題；勞工主體的形成，將會豐富主體性的內涵－－「命運自主」的意思，將不止於爭取一人一票雙普選，也在於我們生活上、職場上的「命運自主」。工會的權利之戰，亦將成為香港人的主體之戰。

醫管陣線主席余慧明在罷工最後一天如此說道：「未來，我們更會紮根於每一間醫院，發展每個地區的工會分部，於每一個聯網、每一個部門建立代表性，繼續為醫護人員的安全而努力。」讓我們期待一個富有戰鬥力、更具組織性的醫管陣線。

作者：鄧建華｜節錄版刊《工盟團結報#164》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制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志，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扎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僱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草根.行動.媒體]特約記者：偉、落草

上月廿一日清晨四點，已被迫離佔領地20次的鷺梁津水產市場商販們，又遭到政府的強硬迫遷。商販們以身體成為路障，抵抗第21次清場。該市場水產市場於1927年成立，成立時位於首爾站附近中區的義州路，名為京城水産市場。1971年，市政府建造第二代的水產市場，該建築能容納近600名商販，水産市場遂搬遷到現址，即首爾銅雀區的鷺梁津洞，是市內相對著名的大型魚產市場，亦是旅遊熱點之一。香港旅客或許很熟悉鷺梁津水產市場的水產，但或未想過每次去旅遊見到的商販，都可以是堅挺的抗爭者，而號稱民主政制的南韓政府治下，一樣有不民主迫遷和暴力對待示威者的行徑。

(圖: 截自Liberation film)

韓式迫遷：警察站後排 惡霸「用役」站前線
最近不少香港市民的韓風吹到政治層面，相信不少人都看過「逆權」系列電影和爭取民主的1980年代的南韓電影。因此對於南韓警民衝突的場面都可以想像。不過，當牽涉財團收地時，往往財團就會聘用一些惡霸流氓做臨時「管理員」，站在抗爭最前線指控抗爭者佔用私人土地，繼而打人、武力驅趕，而警察就團團圍住在後面圍觀。南韓人叫這些人做「用役」。

此次鷺梁津水產市場抗爭也不例外，清晨四點，400名用役在大量警察和政府人員的保護下，使用武力把鷺梁津水產市場外抗議的商販和聲援市民驅趕（影片）。商販嘗試以身體抵擋，但最終一個個倒下受傷，佔領物資遭到破壞，甚至連兩隻商販收養的貓，亦未能逃離被起重機夾起的帳篷，至今下落不明。

(圖: 截自Liberation film)

水產業協會不幫水產業商販
不過今次涉事的並非名目上的財團，而是一個自稱為發展南韓水產業而努力的Suhyup(水産業協同組合, 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sheries Cooperatives)。

這個協會原初是由水產業者，為謀求共同福祉、保障業者權益的機構而成立。1971年，當市場搬遷至現址時，政府便讓這個協會管理市場。其後，水產業協同組合更成立銀行，鼓勵村落漁民自組合作社及借貨給水產業者。聽起來好像不錯，可是，謀求利益成為最高目標時，初衷的謀求共同福祉，便似乎開始不包括一些人。

在2004年，Suhyup在沒有徵詢商販意見的情況下，宣佈要對鷺梁津水產市場進行「現代化」重建。通過舊市場土地再發展，它能得到更高的土地收益。2015年，新的水產市場大樓落成，協會就要求原商戶自行搬遷。這次的用役，就是由這個水產業協同組合所聘請。

(橫額為鐵路工會反對公共事業私營化的聲援橫額)

(佔領抗爭的大帳蓬也是韓式社運的特色之一)

(照片提供：歌）

新市場貴租空間小 佔領空地繼續營生兼抗議
很多商販拒絕從舊市場遷出，因為新市場的設計並不適合商販的日常買賣，店與店之間和店面面積（店面比以往少三分二）都比舊市場狹窄。再者，新市場的租金更是比以前貴一倍。2016年開始，Suhyup開始把拒絕遷出的商販告上法庭，其後聘請「用役」，持續使用暴力恐嚇，滋擾拒絕搬出的商販。2019年9月，第二代鷺梁津水產市場正式關閉，不願搬到新大樓的商販，開始轉移到鷺梁津站外持續抗爭。他們搭建住宿和生活用的帳篷，一面做生意，一面抗議。不少民間團體加入抗爭行列，例如韓國鐵路員工工會以橫額聲援商販、Okbaraji Mission Center (Oksun)，一個反迫遷的基督徒團體，和藝術解放陣線(Art liberation front，由一群反對迫遷的藝術家組成)，不時在佔領區舉辦音樂會、集會，甚至崇拜活動。

(邊抗爭邊營生)

(被佔領的天橋)

(抗爭中的生活)

(照片提供：歌）

土地戰爭四處蔓莚 發展之名驅逐基層
水產市場的迫遷只是冰山一角，和城市長期土地金融化，偏向土地開發的策略有很大關係。作為同期登上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南韓，首爾的土地故事，香港人不會陌生：60-80年代，城市開發早期，政府實施都市化和工業發展，於是大量從國內其他地方移民到首爾的居民。這些人從事基層工種，未能在國家致富期間同時致富，卻成了現在都市內不受歡迎的、被驅離的對象。

自1984年以來，首爾市政府就不斷展開「都市更新開發計畫」，城市草根被迫遷離多年建立的家。不論是傳統市場或是住宅區，社區轉變成為一個個高級商業區和豪宅區，例如著名的旅遊景點清溪川一帶。業主、私人發展商和市政府能夠在重建過程中謀取暴利，而都市貧民和租戶因發展而失去城市居住權。回到今次被迫遷的鷺梁津水產市場，其用地早已被水産業協同組合規劃為酒店及賭場。

政商勾連變個樣 暴力循環從未停
另一例是2009年1月的龍山區發展計劃內抗議迫遷的租戶，佔領將要拆除的空置大樓，搭建臨時建築準備做長期鬥爭。1月20日，政府拒絕談判，為讓私人發展商的重建計劃得以順利進行，直接命令特警(SWAT)強行攻堅。期間，佔領大樓突然起火，火舌迅速蔓延整座大樓。慘劇引致5名居民和1名警察死亡，數十人受傷。主理的政府官員因事件下台，但居然搖身一變成為企業管理層和當選國會議員，反觀七名抗爭者，則瑯璫入獄。

綜觀多年後，似乎政府也成功把驅趕的任務完全外判化，今次被迫遷鷺梁津水產市場的，不是政府而是聲稱謀求水產業共同福利的水産業協同組合，而上前打人的也不用警方動手，由該組合在警方保護下進行。至於舊市場用地，將來成為酒店和賭場，其中的利益，丟落多少人的口袋也還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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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在武漢肺炎疫情下，飲食業市道不景，富臨集團要求旗下酒樓前線員工放無薪假三天。但獨媒發現，員工被無限期放無薪假，實際日數遠高於對外公布的3日。除了被放無薪假外，富臨更要求年資較長的員工轉為臨時工或停薪留職，並安排其他臨時工上班。獨媒曾向富臨查詢，但公關互相推搪，表示不了解情況。

富臨集團在2月19日曾發出新聞稿，指因應疫情，旗下約20間餐館將短暫休業。新聞稿提到，全體執行董事減薪一半，高級管理層則八折出糧。由於營業店舖減少，富臨的前線員工在二月則需按「既定程序」，放三日無薪假。但獨媒發現，富臨前線員工的無薪假遠多於三日，現時更復工無期。

現職部長的楊小姐，在2月28日上班時收到分區經理的通知。對方提出兩項建議，包括即時離職，及更改合約條款成為幫工，以時薪50元方式支薪。另一項「建議」則為由3月1日起停薪留職，復工需直至另行通知。

楊小姐已在富臨工作了九年，她在2011年入職成為酒樓的樓面，月薪約9,500元。一年後，她升為部長，現時月薪已加至15,000元。雖然每月只有5日例假，但楊小姐表示「做得飲食預咗」；令她介懷的是，一直努力替公司捱得辛苦，卻換來如此對待，「好無良、好衰，仆街嚟，我哋同你捱，有無諗下我哋。」

每年節慶如中秋節、端午節和農曆新年，是酒樓的旺季。楊小姐卻帶點苦笑，指每年都努力為富臨推銷餅券、糭券和盆菜券，「部長要賣至少八張，賣唔哂唯有自己買返屋企食。」

「富臨請得起幫工，都唔俾我哋復工，乜嘢公司嚟？」楊小姐慨嘆富臨不近人情，自言一直十分勤力，「上年反送中，個女都話富臨好衰，依加結果真係連工都無得返。」她指出，酒樓的店長曾對一眾全職員工稱，「請你哋貴呀，請幫工平啲。」

另一名苦主為分店的人事部經理陳小姐，她在2009年入職任部長，可說是富臨的老臣子。她在2月11日收到經理的通知，要求她即日起放無薪假。陳小姐當時有感公司處境困難，希望可以一起共渡時艱，遂同意先放20日的無薪假。

在放無薪假期間，經理「發功」致電給陳小姐，喚立即她辭職。陳小姐一口拒絕，在3月1日回到公司要求復工，但經理又要求她繼續放無薪假。

「好失望，咁多年嚟盡心盡力為公司。」在訪問期間，陳小姐一度眼泛淚光。她斥富臨做法十分過份，表明已打定輸數，「你間嘢仲運作緊嫁，大家輪流做都合理。一係你就炒咗我，賠返長期服務金同遣散費。」

記者在過去一星期曾多次致電富臨委託的公關，查詢最新情況，和要求回應員工放無薪假超過三日；但公關表示不了解情況，互喚記者向另一名公關職員查詢。

民協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彧正協助跟進個案，他在上星期和九名工人到勞工處「報案」，已安排在3月23日作調解會面。楊彧質疑，富臨要求資深員工改簽臨時工合約，是要逃避賠償遣散費。他強調，工人希望能復工復職，並不是要陷公司於不義，「如果真係想炒魷魚嘅，咪計好數通知佢哋，唔好咁不負責任。」

楊彧批評，富臨不但沒有和員共患難，竟藉經濟不景而落井下石。他呼籲，公司應立即和員工商討工作安排，不能只單方面知會員工，「富臨好明顯係無良心。」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推出防疫抗疫基金，對建築業界發放共7.1億元補助。職工盟屬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調查發現，裝修工和泥頭車司機等不符申請補助的條件。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政府和建造業工人有仇，在地盤工作多年卻不被視為其中一份子。她慨嘆，多達數千名工人未能領取補助，政府不但無視他們，更直接令工人在系統和制度內消失，「根本無誠意、無意志協助地盤工。」

在武漢肺炎疫情下，發展局建議向合資格的承建商、分包商和顧問公司提供5萬元的補助金，預計7,000間公司可取得津貼；並向每名合資格的註冊建造業工人提供1,500元的補助金，作購買防護裝備，稱有24萬名工人受惠。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共向4,128名工人作問卷調查，發現有1,629人因為沒有使用工人註冊證拍卡登記，未能申領補助金。組織幹事何天忻指出，不少工人使用公司職員證員證、平安卡出入地盤，或以人手簽到，尤以地盤的文職和管理人員最常見，所以沒法申請政府的補助。

伍先生從事住家裝修四年，批評政府無視裝修工。他指出，工人每日開工前，通常在大廈大堂向管業處作或判頭登記，出勤記錄不會上載到建造業議會的工人出勤系統。他質疑裝修工涉及的工種如清潔工、泥水和木工等，和一般承建商的一樣，但卻無法領取津貼。

伍先生又批評，工人在申請安全卡時，已列明防護裝備需由僱主提供，「政府用呢樣嚟做津貼係誤導。」他希望政府能放寛申請資格，並認真探討推行失業和開工不足的津貼等。

工會調查又發現，接近一半受訪工人的上班地點不設拍卡機和不用拍卡，如維修、竹棚工人和司機等，導致未能申請補助。混凝土業職工會代表楊先生指出，司機擁平安卡和工人註冊證，工種列作中重型車駕駛員，負責運送石屎。

石屎公司在開工前，會向承建商提交工人的個人資料、平安卡和車牌等，由指定通道進入地盤，由承建商代為拍卡。楊先生表示，司機因此無法申請補助，同要求當局放寬津貼的申請文件，如以出勤記錄和糧單等便可領取。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理事長李志輝稱，在疫情肆虐下，內地原材料無法到港，司機輪休輪開，每週只能工作一至兩天。李志輝提到，司機和工人的出入通道不同，令他們無法申請補助金，「我哋都有工人註冊證，唔通我哋唔喺地盤工作同存在？」

此外，工會發現有417名工人指，建築公司漏報其工作記錄，導致不能申領補助金。何天忻指出，新鴻基系列的公司尤其嚴重，即怡輝、新輝和駿輝建築有限公司等，將軍澳日出康城第四期，即晉海地盤更有至少63名工人被漏報。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嚴重，飲食業受嚴重打擊。大角咀麗宮薈酒樓上月尾突然宣佈結業，解僱約全部員工並拖欠其2月薪金和通知金，總數達90萬元。近50名被拖欠薪金員工今日與深水埗區議員、民協李炯和何啟明到勞工處追討，並促政府儘快提供失業援助金。

深水埗區議員、民協李炯稱，現時共有53名前酒樓員工被拖欠2月薪金，扣除昨日成功追討的部分薪金，酒樓至今仍拖欠每名員工9千至2、3萬元薪金不等，金額總數仍達4至50萬。李亦指，該酒樓現已「執咗」，僱主亦已「走佬」，故員工只能向區議員求助。

麗宮薈酒樓前店長黃先生指，酒樓董事總經理許先生原相約員工於本月8日會面「出糧」，惟當員工到達酒樓時，許卻未有現身；員工致電給許時，許卻稱自己「唔夠錢出糧」。翌日（9日），員工前往勞工署時遇上許先生，許遂把手頭上的現金分給追討員工，惟每人所獲金額仍不足原來人工的一半，許稱「係得咁多」，著員工找勞工署支付餘下欠薪。

黃先生指，酒樓於2月期間仍正常營業，但生意額比平日大減三至四成；上月25日，酒樓突然發出裁員通知，安排50多名員工於29日離職，但僱主承諾支付員工人工至3月2日。黃先生批評，酒樓僱主在員工向勞工署求助前一直沒有現身，促僱主儘快支付餘下欠薪，保障員工家庭。

深水埗區議員、民協何啟明

深水埗區議員、民協何啟明形容，是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相信未來會有食肆會因捱不過疫情而接連倒閉，並出現欠薪潮。他批評酒樓僱主不負責任，拒絕支付欠薪之餘，更著解聘員工找勞工署「破產欠薪基金」找數。何又斥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救市不救人」，指現時市民失業後「一係拎綜援，一係食自己」，促政府盡快設立援助金，支援失業基層市民。

記者：何嘉茵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症的

大坑東　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症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症，故現時癌症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症。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症的。

係之前嘅解說，我地都提及過，月薪員工因為合約形式關係，僱主不能單方面要求員工放取無薪假，即使強制左放假，僱員都會有追討薪金嘅權利（ 解說見此），但係一路無止境咁樣放落去都唔係辦法，月薪員工，可以有最後一著，可以拎返薪金及賠償，如果經濟真係有困難嘅朋友，要留意一下。

法例保障固定月薪制員工不能被僱主單方面放無薪假，如果僱主沒有按合約支付應付薪金，可被視為欠薪。而欠薪不但是刑事罪行，在欠薪長達出糧日後的一個月（例如，2月1日的應付薪金未付，等到3月1日都未出），僱員可以動用僱傭條例10A條，行使「欠薪引致的變相解僱」的權利，要求僱主支付遣散費、代通知金等賠償，而僱員在被強逼放無薪假期間的欠薪，僱主都需要一併支付，否則將會有刑責風險。

要特別留意，如果僱員曾經同意放取無薪假，就可能意味該段時間的僱傭合約條款已經在雙方接受下更改，未必可以行使此權利。

簡單而言，僱員要行使以上權利，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1. 是為月薪制員工
2. 沒有同意過僱主無薪假的安排
3. 沒有應僱主要求主動申請過無薪假
4. 被拖欠工資時間長達一個月

如果閣下符合上述條件，咁的確可以考慮行使以上權利，以上權利一方面可以保障僱員可以拒絕僱主嘅無薪假，令到僱員可以取得年資及薪金賠償，另覓工作，但另一方面，僱員就會失去原有工作崗位。大家要諗清諗楚先好用，亦都可以諮詢工會。

最後，保障大家最好嘅方法唔係法律，係團結！團結！團結！透過集合受影響既同事，一齊向資方提出訴求！
組工會最快攻略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持續肆虐，各行各業面臨困境，當中不少僱員遭受不合理待遇。昨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發出電郵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社會服務部全體9名員工同時收到管理層通知，即日解除合約，更被要求於10分鐘內收拾所有個人物品離開。有受影響員工批評，港青作為社福機構，坐擁8億儲備，卻無視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利益，做法「絕對係錯」。

遭即時解僱 憂求助個案無人接手

港青昨午向員工發電郵指因應疫情，要求員工放無薪假，3月起管理級員工每月放2天、非管理級員工每月放1天，於4月至6月期間，管理級員工則每月放4天，非管理級員工每月放2天。

（左起）H小姐、K小姐、P小姐

被裁員工H小姐指出，港青現時有8億港元儲備，即使兩年完全沒有收入，仍可營運兩年。H小姐表示願意和機構共渡難關，但機構突然裁走所有社會服務部員工，亦要求所有員工於10分鐘內收拾所有個人物品離開，於過程中H小姐追問人力資源部員工，應如何處理手頭上個案的交接，惟員工僅答覆：「問咁多，你都執完啦。」H小姐諷刺港青以「Love & Care」為服務宗旨，卻對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如此無情。

另一名被裁員工K小姐表示，過去十年一直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自問過去工作表現良好，不理解為何突然被解僱，於解僱信上更被稱為「冗員」。H小姐指，她與同工一直思考在疫情下如何為社會作出貢獻，仍有很多求助個案尚未處理，在被要求收拾物品離開時，她追問管理層會如何處理尚未處理的求助個案時，管理層僅表示：「可能唔做（處理）㗎啦。」H小姐直言對管理層決定感到震驚，港青作為一間社福機構有社會責任，要為服務使用者負責，狠批港青做法「絕對係錯」。

被裁員工P小姐則表示，「被趕走」感到不受尊重。港青亦以求助個案是「公司文件」為由，不讓員工作整理及交接，P小姐批評相關文件在港青手中只會「淪為一堆廢紙」，質疑港青沒有為服務使用者設想。記者會上三人情緒激動，一度落涙。

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總幹事曾紀南

工會憂港青開壞先例 促收回決定

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總幹事曾紀南批評港青做法「可恥」，對社會服務部員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他憂慮港青大規模裁員，會為其他社福機構開壞先例，面臨財困就把社福服務部門作「開刀」對象，無視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利益。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理事長邱智恆促港青「以人為本」，收回裁員決定，為社會作出一個好榜樣。

記者：林逸朗

（獨媒特約報導）反送中運動期間的「三罷」，加上武漢肺炎及力爭勞工界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議席，新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截至今年2月，共有735個新工會登記成立。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獨媒訪問，認為新工會中包括了專業人士及白領階層，關注的議題亦與社會連接，本港工運已進入新階段，香港的民主運動亦擁有更大基礙。

武漢肺炎在本港爆發，令反送中的街頭運動暫止，但同時成為了香港工會運動的契機。在疫情肆虐、醫護裝備不足加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拒絕在早期「封關」的背景下，新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有逾2萬名醫護人員加入，並組織了香港史上首次醫護罷工，五大訴求中除要求醫管局提供足夠防護裝備外，更要求政府「封關」。雖然罷工行動未竟全功，但已揭開了香港工運的新一頁。

工會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互相呼應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認為，在專制統治下的施政失誤，與「反送中運動」對民主的渴求互相呼應，而政治結構上的不平等會一直存在。新工會的出現，已令港人建立新的政治意識，他認為即便疫情結束，或反送中運動減退，亦不會令新工會運動減弱。

蒙兆達分析指，一些舊工會大多以廠房組織為主，較難走出以企業勞資爭議為主的框架，而部分以壓力團體形式發展的工會，由於工人組織力量較弱，故角色十分被動，兩者皆不能連接社會力量。

新工會推動傳統工會革新

反送中運動催生的工會，第一波的推動力為組織「三罷」作準備，第二波推動力則為部分行業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清算」，以及力爭在勞工界功能組別有突破。

蒙兆達表示，以往不少專業人士和中產階層均會認為成立工會與他們無關，但反送中運動令市民政治覺醒廣泛提高，出現大量「白領」行業的新工會，工會出現專業化的革新。他坦言新工會的出現，對固有工會的組織方式造成衝擊，但從正面看待，則能促進傳統工會，提升對會員的政治意識和民主教育。

正正因為有反送中運動背景，蒙兆達指新工會連結到更多的社會力量，甚至對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他指波蘭的民主化運動、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政策運動及南韓1980年光洲事件後的地下工會組織，同樣是工會聯合社會力量後，成功推動民主化的例子。

2019年8月5日七區三罷集會，圖為沙田新城市廣場外

他認為香港工會進入新階段後，令民主運動有更強大的社會基礎，配合黃色經濟圈及社區革新兩條戰線，將職場、社區、消費者力量甚至國際公民社會連結起來，形成一個活躍和富生命力的公民社會。

與公民社會有更強的連結，正正是令工運成敗的重要元素。蒙兆達以2007年紮鐵罷工及2013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兩場運動正是倚靠廣泛連結社會團體與民間組織，成立罷工基金和杯葛無良僱主，才令工人能夠與大財團角力。蒙兆達解釋指，在過去二、三十年新自由主義下，國際上工會整體組織不斷步向衰落。職場零散化，亦令工人階級的身份變得糢糊。不過新工會的出現，令工會及工人階段跳出廠房甚至企業的框框，朝向社運工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2013年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

「政治罷工」？

醫護人員罷工被人抹黑為「政治罷工」，形容他們的訴求具政治目的，而非傳統爭取個人待遇。

蒙兆達不認同「政治罷工」的定義，認為是將政治與民生「假對立」。他指即便是「六七暴動」，雖然明顯受到中共操縱，但當年明顯出現社會民生的矛盾，重申不能以狹義理解何謂「工人利益」，政治權利乃至民主政制同屬工人利益的一部份。

突破「廣場政治」

新工會的出現對本港民主運動的另一重影響，便是突破「廣場政治」。蒙兆達指，2014年的夏慤道與1989年的天安門是「廣場政治」的典型，被清場就意味運動減退。這種地理視野令抗爭者對運動理解失焦，忽略在廣場外不同生活領域的抗爭。不過反送中運動正正相反，「佔領」並未主導運動，而是運動後期逐步組織多條戰線，包括國際戰線、「黃色經濟圈」、區議會選舉，而新工會亦是其中之一。

蒙兆達認為，新工會這條新戰線，能避免重蹈以往「廣場政治」失焦的覆轍，同時凝聚社會力量，製造更多出路對抗威權。

攝影：Manson Wong

記者：何嘉茵、鄒樂瑤、何紹軒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民間、醫護界及勞工界一直要求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但勞褔局局長羅致光一直置若罔聞。

2月9日，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呼籲，政府應緊急修例，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列入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附表中，關乎人士範圍可以參考條例中當年對應沙士的做法。

2月10日，工權會強烈建議勞工處處長盡速發出命令，將武漢肺炎列入職業病補償。

2月13日，我在食環署清潔員工的記招上，亦指出清潔工在抗疫前線工作，有可能不幸染病，勞工處應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

2月2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求在立法會大會中提出緊急質詢，討論將武漢肺炎列為可補償職業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竟配合政府，於2月25日回覆稱，此事於是次大會上並無急切性而拒絕。

2月24日，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去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要求盡快修改法例，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為職業病。

3月14日，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余德新建議，港府應把新冠肺炎納入《僱傭保償條例》中的職業病，保障在工作崗位受感染的僱員。

以上訴求簡單、清淅、合理，為何羅致光一直迴避？

事實上，羅致光在2月15日表示，政府正在探討，但修例工作涉及疾病定義、病情描述和勞工保險賠償等，因此討論需時。他又說根據過往經驗，若以立法方式修改職業病的範疇，需待有關疾病在各種技術上的細節確定後才可進行，也牽涉勞工保險賠償和再保險的安排，故需要時間討論。

翻查 《僱員補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附表二，有關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的條文為如下：

「任何涉及因為受僱從事以下工作以致緊密並經常接觸一處或多於一處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源的職業——

(a) 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患者醫治或護理，或提供該項醫治或護理方面的附帶服
務；

(b) 照料因身體或精神虛弱而致令需要照料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患者；

(c) 識別、探查、追查、隔離、扣留、監督或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患者；

(d) 從事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有關連的研究工作的研究工作者，或從事該項研究
工作方面的附帶服務；或

(e) 擔任實驗室工作人員、病理學家、驗屍工作人員或殯殮服務工作人員，而該項工作
涉及處理屬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源的任何人體或其他物料，或從事該項處理
工作方面的附帶服務。」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以上條文並不複雜，並且可用附屬法例中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訂立。羅致光可直接把武漢肺炎套入條文，先行保障醫護及相關行業，甚至擴闊涵蓋範圍至其他職業。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便指出，保險業早已把新冠肺炎確認屬於勞工保險的保障範圍，但政府未修改法例，公務員一旦在工作期間感染可能會有問題。因此問題不在於保險業界，但政府卻拖延至今。

那麼，由立法會議員提出修訂又是否可行？ 《僱員補償條例》第35條：「（勞工處）處長可不時藉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附表 2 。」即是只有政府才有權修訂！羅致光除了連續22 天未用過一片口罩外，還對疫情做了甚麼工作？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為何會難過登天？

（獨媒特約報導）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市民四出搶購防疫物資，亦有不少熱心市民關心清潔工及拾荒者，為在前線的他們送上口罩、防疫用具等。關注拾荒者的「拾平台」平台收集到逾三萬個口罩，甚至獲影星古天樂及鄭中基捐贈口罩，目前已向清潔工及拾荒者派發一萬多個口罩。

拾平台接獲大量市民查詢，希望成為義工落區派口罩，拾平台同工鄧永謙（阿謙）指，樂見大眾主動關心清潔工及拾荒者，但考慮到是次疫症傳染力強，故未有招收新義工落區，「唔希望義工有感染嘅風險，都要保護嚟嘅人。」而且，相比一次性派發服務，他更希望有時間了解每個服務對象，「單對單先傾到計」，從而推動政策改革，「要將成個制度推倒重來」，「光復香港都係咁嘅意思。」

紀錄故事 「由外而內」影響政策

記者跟隨阿謙在旺角街頭派口罩，每碰到清潔工及拾荒者，阿謙都會衝上前向他們遞送上口罩，噓寒問暖，「邊度執嘢？下次嚟探你！」，「個口罩記得包住塊面同個鼻呀！」阿謙毫不吝嗇關心的說話，又會慰問其生活。

「享受喺過程度聽故事，可以俾我紀錄低。」阿謙會不斷紀錄服務對象的故事，再放上Facebook專頁，笑言是另類手法增加曝光率。他說，「嘈得多就自然會多關注」，「我覺得唔一定要直接攻入去政府，反而由外而內去做，靠外面力量（公眾）去影響。」

（左起）華哥、阿謙

清潔工防疫意識薄弱 外判唔做嘢

阿謙跟進露宿者華哥6年多，對他的了解絕不亞於家人，華哥現居的街道、「家」中的「傢俬」等，阿謙都清楚知道。他對著華哥尤其「長氣」，不斷提醒華哥要戴好口罩及做好衛生，華哥則只回應「呢隻嘢（指新型冠狀病毒）對我冇咩作用！」阿謙只好拍拍華哥膊頭再次提醒，猶如父子般的交流。

湯姐則是阿謙剛認識的清潔工，派發口罩後阿謙便隨即「抄牌」，方便日後跟進湯姐的狀況，因為湯姐及丈夫年過65歲仍不知道可領取「生果金」。湯姐指，外判商每日只會派發一個口罩予當值清潔工，「濕晒咪照戴」，「有咩擔心，最多咪洗多啲手，買就唔捨得！上午一個（口罩）、下午一個（口罩）緊係好啲啦！」阿謙稱，清潔工本身工時長，根本沒有時間排隊搶購口罩，亦沒有閒錢，「佢地推完車個口罩就濕晒又污糟晒，但唔通叫佢哋唔戴咩？」

阿謙指，清潔工及拾荒者「平時掂開污糟嘢，冇咩戒心，又覺得自己戴緊口罩」，欠缺抗疫意識，故需要花時間反覆教育他們。日前，他聯同相關工會向外判商申請前往垃圾站，替清潔工友作防疫講堂，惟至今仍未收到回覆。

此等情況正反映外判制度下，清潔工的工作環境不受保障。阿謙提到，清潔工工資不合理，而工友又對自己的權利毫不知情，但工友依賴工作糊口，面對剝削都唯有逆來順受。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及300億防疫抗疫基金均有派錢措施，阿謙認為「街坊嘅角度睇，有錢一定好開心」，但無助改善清潔工或拾荒者的工作狀況。他批評，政府一直拒絕檢討外判制度，長時間工作、規劃垃圾站休息空間等問題一拖再拖，至今仍未解決。他稱自己作為倡議者，必須「諗多一步」，「基層唔會諗長遠，錢俾咗你今次又點呢？外判制度係人血饅頭，是剝削勞工，點改善先係問題。」阿謙渴望將整個制度推倒重來，政府在訂立政策時「更有人性」，「光復香港都係咁嘅意思。」

盼增社會關注 拾荒者是「環保先鋒」

阿謙及拾平台對香港的願景，是更加多人重視、尊重工友及拾荒者的權益。他指出，拾荒者不被社會認同，被視為「過街老鼠」，但其實是「環保先鋒」，回收業必須有拾荒者才得以運行。他亦覺得政府必須首先認同拾荒者在回收業的角色，日後才可以在政策規劃上作出支援 ，「甚麼都不是嘅時候，好難實際爭取啲咩。」阿謙慨嘆，從來只有極少數人關心拾荒者，盼增加討論熱度，加深社會認識，「如果唔係佢哋，你有個咁乾淨嘅香港咩？」

記者：鄒樂瑤

“You don’t work for us; you work with us. “You don’t drive for us; you perform services. There’s no employment contracts, there’s no performance targets, you meet delivery standards. There’s no wages, but fees.…no clocking-on, you become available.”

《對不起，錯過你》最近上映，83歲的Ken Loach老而彌堅，今次擺明車馬針砭新興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可說捉緊了時代脈搏。英國衛報報導，2019年英國有470萬工人參與零工經濟，即是每10個英國工人便有1個參與零工經濟，數字比起三年前增長逾倍。零工經濟的增長是全球趨勢，近年香港社會愈來愈多人討論Freelancer及Slash族，Ubereat、順Phone車、Foodpanda、Deliveroo愈來愈普及，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電影尾聲Ricky帶著滿身傷痕上班，看著那副明知捱不下去卻不得不如此的神情，不禁悲從中來：故事主角面對的困境，將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嗎？

（劇透慎入）

零工經濟的悲歌

相比起上次痛批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I, Daniel Blake》，今次批判的筆觸同樣辛辣，但感覺更加灰暗及壓抑，我們就像逐步見証一個好爸爸走向末路。主角Ricky是一個貌似莫耶斯、生活在紐卡素的獌迷，本是多才多藝的地盤佬，但因為失業被迫轉行，往「天使速遞公司」求職。好笑的是，Ricky解釋轉行時信口胡謅一堆原因，甚麼監工盯著不自由，甚麼同事偷懶，甚麼寧願自己做老闆，但老江湖的主管根本不信，直接就問Ricky有沒有拿失業救濟。然後，就是文首主管解釋自僱工作的說話。Ricky沒有甚麼選擇，最後決定賣走老婆返工用的車，買新貨車工作，每月供款盛惠400英鎊，從此泥足深陷。

「天使速遞」的工作模式，今天看來已經不新鮮。貨物、客戶、路線由公司提供，其他閣下自理，但求準時交貨使命必達。如果不能按時完成工作，公司就會警告，甚至撤換你的路線。如果想放假，就要自己搵人替工。找不到替工，一律警告加罰錢。初時Ricky奢想只要辛苦一年，每天工作14小時，償還按揭貸款後便可以過好日子。但畢竟人不是機器，有家庭生活，有七情六欲，不可能長時間極限壓榨自己的勞動力。當Ricky的子女出現問題，需要時間溝通及照顧，他的工作及家庭也開始逐步崩潰，而且走向惡性循環。

Ricky太太Abby任職私人看護，每天到不同地方照顧行動不便的長者。Abby的工作屬於「零工時合約」，僱主不保証最低工作時間，純粹按件支薪，OT無補水。「零工時合約」的邪惡之處，在於僱主可以隨時減少工作而無須任何補償。假如僱主因為任何需要（例如肺炎疫情）而縮減業務，工人就會即時進入無工作無收入但「在職」的狀態。不過導演對此著墨不多。因為私家車被賣走被迫搭巴士，Abby的工時變得更長。夫妻二人早出晚歸，更少時間與兒子Seb及女兒Liza相處。貧賤夫妻百事哀，面對種種困境，Ricky逐漸變成躁漢，Abby卻展現出難以想像的溫柔和堅強。

香港人說「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Seb卻是看穿現實荒謬的年輕人，覺得讀書改善生活只是謊言。他們都找不到方法改變，Seb及Liza希望回到從前。但還要每月償還貨車按揭貸款的Ricky一家，已經回頭太難。故事結尾導演開估，寫在「到訪不遇」卡上的Sorry We Missed You，是指主角為了生活只能「錯過」家庭，但也許還有第三重意思：整個社會都「錯過」了這些工人階級。假如電影故事繼續發展，Ricky可能因為超長工時而出現交通意外，家庭關係也可能因沒有溝通時間而分崩離析。電影貌似沒有出路，但真的沒有出路嗎？

組一個屬於自己的工會

毋須多說，只要看過電影就會明白，甚麼「做自己的老闆」、收入可觀、彈性工作時間、自主規劃工作，都是騙人的修辭。從事這些平台經濟的「自僱人士」，或許收入比打工仔稍微高一點，但代價卻是失去勞工保險、有薪假期、收入穩定性等等勞工保障，賺埋唔夠蝕。電影中Ricky被劫受傷後依然要勉強工作，正是這類工人的常見問題。寫到這裡，大家便不會奇怪，為甚麼商界會認為零工經濟是振興經濟的靈丹妙藥。

資本家美其名「彈性」、「靈活」、「自由」，實則省去了勞工保障的開支及管理成本，彈性、靈活、自由都是屬於僱主，工人只負責被奴役的部份。當然，現實情況總是難以用三言兩語概括，例如Gogovan草創階段，服務收費的確廉宜，司機確實享受過一段自由的蜜月期；但當Gogovan取得壟斷地位並提高收費後，司機根本沒有任何議價能力，他們便唯有在利潤的縮減下被迫不斷跑單，逐漸進入Ricky的處境。

無論在法律上我們屬於「僱員」還是「自僱人士」，單獨面對大公司都沒有議價能力。2018年1月Deliveroo車手近百人罷工，便是源於公司單方面更改報酬的計算方式。要增加工人的議價能力，唯有集體反抗集體談判。2018年的Deliveroo車手罷工是一例，2019年中國大陸Lalamove車手，更加展開了跨省跨市罷工，反抗公司下調司機運費。尤其是運輸屬於勞力密集的行業，只要工人團結齊上齊落，不說徹底扭轉行業生態，至少也能在某程度上抵抗資本家的剝削。

香港社會的個人主義觀念根深柢固，遇有困難往往傾向用個人方式解決，東家唔打打西家。但如果剝削手法已成為行業常規，東家西家又有多少分別？數碼平台愈來愈多，零工經濟大勢所趨，可以預視未來十年二十年，將會進佔愈來愈多的勞動市場，尤其是各式各樣的個人服務業。若然無法以集體方式介入，電影描述的處境，很快就會成為我們大部份人被迫面對的現實——對不起，我們將「錯過」本來可以生活得更好的你、你、你以及自己。

如果每個人都願意，每個月花一天時間及人工，組織屬於自己的工會，就可以集體制訂有利於工人的行規及協議，甚至推動政府修訂法例。目前新工會運動方興未艾，一些針對非正規勞工（Non-standard Employment）問題的工會，例如「香港自由工作者工會 」，也在籌組當中。這些工會當下開拓的道路，除了指向一個沒有專制野蠻政權的國度，也劃開了一個扭轉工人命運的未來。你願意加入他們嗎？願地球上所有非正規勞工，都能得享真正的自由。

參考資料：
1. Gig economy in Britain doubles, accounting for 4.7 million workers，2019/6/28
2. 恒聲集——零工經濟利應對困境，2019/12/6
3. Deliveroo 假自僱真剝削 車手罷工爭合理權益，2018/1/23
4. 香港自由工作者工會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清潔工作為最前線，經常接觸細菌和垃圾。清潔工人職工會近日落區向清潔工派發口罩，獨媒跟隨工會一起前往，有清潔工收到額外的口罩不禁「勁開心」。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慨嘆，令人十分唏噓，批評政府無能，令清潔工缺乏足夠保護裝備及保障。

今年是梁芷茵入職工會的第三個年頭，工會幾乎每季都會為工人的裝備不足，作問卷調查和舉行發布會，「清潔工」已是老生常談的議題，但情況自去年年底開始有點變化。

去年爆發反送中運動，清潔工首當其衝，硬食警察狂射催淚彈的後遺。年尾再爆出武漢肺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令，增產70萬個CSI口罩予政府外判清潔工，清潔工每日可獲分發一個。

清潔工的境況，看似真正成為社會關心的議題。但梁芷茵批評，特區政府經歷了沙士後沒有絲毫長進，口罩供應不足、拒絕對內地全面封關，導致人心惶惶。她提到，有清潔工連續5日重用同一個口罩，更試過有清潔工口罩的鐵線飛脱仍繼續使用。

部分清潔工未獲分發CSI口罩

政府不作為，港人只能自救。在星期三的下午，梁芷茵便和十多名義工，分別到葵芳葵順街和永建路垃圾收集站，對清潔工派發口罩。有永建路垃圾收集站的清潔工對記者表示，已有一個多星期沒有派發CSI口罩，「開始都有，最近無了」。葵青區的清潔街道外判承辦商公司為羅氏清潔工服務公司，管工帶點無奈地表示，「公司有俾就有得派，無俾就無啦」。

在永建路垃圾收集站外，盡是泥頭和附近工廠棄置的廢物。71歲的黃伯居住在將軍澳，每朝乘坐港鐵的頭班車上班。值勤時間由早上七點開始，下午四點半收工。黃伯看到工會和義工前來，一度以為是「食環查牌」，遂立即戴上CSI口罩。對於口罩不足，黃伯有點處之泰然，「有一個已經好好，以前無添呀。」疫情大爆發，黃伯表示，「驚唔到咁多」。

60歲的林女士是夜班清潔工，住在葵涌石籬邨。她今年剛剛職，負責掃街。她表示，在街上看到不少市民遺棄的口罩，「無得驚啦，戴手套清理囉。」

食環署早前曾要求，外判清潔工只可配戴懲教署的CSI口罩，不能配戴私伙口罩。梁芷茵提到，清潔工日常工作需要配戴口罩，因為外判合約中列明，口罩屬整齊制服的一部分。她批評食環署沒有跟足合約條款，即要求供應商給予足夠裝備，但卻限制員工配戴自備的口罩。

爭取全面派發口罩予前線工人

梁芷茵表示，工會不能無止境派發物資，透露已和職工盟和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等；要求當局全面覆蓋，即對所有清潔行業的工人派發CSI口罩。她指出，政府的70萬個口罩並不涵括所有前線清潔工，「滅蟲、滅鼠，垃圾車同水車司機全部都冇。」

在訪問過程中，不少清潔工收到口罩後十分開心，表示感激捐物資的人。梁芷茵表示，「口罩其實係好基本，工友得到咁基本嘅嘢都咁開心，令人好難過。坦白講，應該係公眾感激清潔工。」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肆虐，港府早前宣布任何從中國以外地區入境者需接受強制隔離。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今午舉記者會，指香港現時確診個案中有七名為家務工人，斥政府對僱主及外傭的隔離檢疫欠缺清晰指引，促請政府立刻回應多個訴求，包括取消強制留宿、修改職安條例訂明僱主的責任、將武漢肺炎定為職業病、教育僱主及家務工防疫措施、設立失業保障、公開檢疫隔離資訊。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秘書Shiella Estrada

工會批政府隔離措施欠指引 外傭憂即時「被解僱」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宣布所有外傭抵港後均須接受14天家居檢疫，並需居於僱主的住所或僱主提供的住宿以進行強制檢疫，否則需被即時遣返。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秘書Shiella Estrada (斯娜）指有外傭因僱主未能提供隔離住所而被即時遣返，變相「被解僱」，擔心措施會觸發大規模外傭遭解僱潮。斯娜續指，曾就解僱個案接洽勞工處，惟目前仍未收到任何答覆。

斯娜強調，僱主及家務僱傭理應享有同等保護，她批評政府欠缺機制以處理外傭的隔離住所，以及隔離期間的薪資及食物安排。她反映，有外傭擔心與僱主洽談隔離安排反招致「被解僱」，斥指政府欠缺協調及投訴機制。她表明，工會日後會繼續向有關部門表達訴求，甚至安排與官員會面。

聯會主席Phobsuk Gasing（阿釘）補充，現時不少外傭僱主亦陸續外遊返港，亦須進行強制檢疫隔離。惟外傭與僱主同住，平日亦需外出買餸。有會員更被迫在廚房席地而睡，衛生情況惡劣，更甚者要與僱主家庭成員「瞓埋同一張床」、貼身照顧小孩及長者，易造成交叉感染。她斥政府對此類同住非檢疫人士欠缺指引及教育，未能確保外僱的職業安全，漠視外傭權益。

本地家務助理兼聯會理事Judy Lam（右二）

檢疫名單資訊不足 本地家務工憂「撞正」檢疫單位中招

本地家務助理兼聯會理事Judy Lam稱，工會二月曾就本地家務助理情況進行電話調查，她指有本地家務工會員求助表示疫情期間「收入少咗一半」，加上不少家務工因需照顧停課子女而未能工作，她狠批政府防疫基金「無為我地諗過」，未有覆蓋外傭及本地家務工。

Judy Lam 續指，現時官方公怖的強制檢疫名單資訊不足「唔講邊個單位」，難以確保本地家務工不會誤入隔離人士處所工作而中招。她亦擔心進出家居隔離人士住所會觸犯強制檢疫法例。Judy要求政府就著檢疫隔離個案的資訊增加透明度，如僱用人的住址詳情及外遊紀錄等，方便尋找工作的外傭及家務工篩選，保障她們的健康。

記者：梁芷晴、何其志

（獨媒特約報導）日前，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財困」為由解僱28名員，包括2名YMCA工會籌委和整個社會服務部的9名員工。2名被解僱員工今日召開記者會，透露YMCA總幹事何慶濂早已不滿員工成立工會，質疑YMCA藉是次裁員，對員工進行政治打壓，製造「白色恐怖」。

YMCA總幹事不滿工會成立 被解僱籌委批「白色恐怖」

（中）YMCA工會籌委之一、前港青社會服務部主管K小姐

YMCA工會籌委之一、前港青社會服務部主管K小姐稱，自從其部門於「反送中」運動中積極表態和她透露想成立工會後，她在工作上已「處處有微言」，上司亦曾透露YMCA總幹事何慶濂對成立工會感到憤怒。K小姐稱，社會服務部曾就成立工會一事，與管理層進行會議。她引述，何慶濂於會上表示：「成立工會就唔係同機構（YMCA）同行」，質疑員工成立工會是有政治目的；何又指工會成立後應以「幫機構」為目標，如阻止員工索償工傷，以免「呃公司錢」。

K小姐稱對何慶濂的言論感到莫名其妙，強調成立工會是希望成立一個勞資雙方溝通的平台，質疑何慶濂對工會的功能有所誤解，又批評何把社會服務部的員工全數解僱是要營造「白色恐怖」。

高層稱支持「五大訴求」等同和YMCA作對、拒接受年青抗爭者求助

（左二）前社會服務部員工H小姐

另一名前社會服務部員工H小姐指，何慶濂曾明言員工若支持「五大訴求」，便等同「和YMCA作對」；她又指，曾有學生表態支持「反送中」後被何譴責：「若果你唔係同港青同一陣線，請你離開。」部門曾要求管理層針對受「反送中」影響的年青人求助個案作適當的輔導工作指引，惟管理層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指：「出面有人做緊，點解我地要做？」

H小姐指，YMCA的宗旨是團結及服務年青人，質疑何慶濂所謂的「同一陣線」是YMCA的陣線，還是何慶濂自己的陣線；她亦表示，對YMCA不願服務有需要的青年感到沮喪。

YMCA解僱工會成員涉違勞工法 邵家臻揚言追究到底

（左二）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

職工盟組織幹事曾紀南指根據《勞工法例》，僱主不得以員工成立工會為由解僱員工，故YMCA必須讓解僱員工復工。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亦斥YMCA打壓工會的做法「罕有」，揚言將追究到底，何慶濂必須辭職負責。工黨主席郭永建指資方應了解工會真正用途，否則打壓工會只會招來怒火。

香港白領行政及文職同行工會理事尹志超批評，資方對工會的打壓「無處不再」但指工會的成立對資方亦有利，呼籲資方了解工會真正作用。醫管工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則表示支持被解僱的YMCA員工，呼籲勞工階層連成一線、面對打壓。

社會服務部仝員被炒 張超雄質疑慈善機構身份「踩界」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亦質疑，YMCA的業務主要由「住房及餐飲」和「會員及社會服務」組成，解僱整個社會服務部後已由社福慈善機構「踩界」成為商業機構，但仍然享有多項慈善機構的優惠，如免稅及旗下酒店地段象徵式收費，做法破壞先例。

記者：林逸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