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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員工:公司內有人確診,同一樓層同事要繼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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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在屈臣氏工作的其中一名員工,希望能代表一班屈臣氏同事,說出一些心底話。對於屈臣氏的確診個案、對於公司的態度,我們都有點話想說。

首先,在第一名女同事確診的晚上(18/3),公司同事內部已經有消息流傳。當晚有在該樓層工作的同事收到訊息,指由即日起在家工作;其他樓層的同事卻連發生什麼事情都也不知道。翌日(19/3),中建電訊大廈(CCT)的其他樓層同事繼續上班;直到接近中午,公司才發出電郵通知同事有確診個案,當日提早放工,公司將會安排消毒。換言之,大部分同事都已經有機會成為病毒帶菌者。其實該確診同事之前一直有上班,病毒亦早已傳翻開去,但確診後公司的反應如此慢,實在令許多同事感到非常失望。

該名確診的女同事除了在CCT上班外,亦有傳曾有到屈臣氏中心跟其他同事開會,但公司卻隱瞞消息,整座屈臣氏中心只有安排到其中一樓層消毒,而直至20/3,屈臣氏中心的所有同事仍在上班!至今,公司從沒交待過,確診的2位同事在過去14日與公司那些同事有密切接觸、2人曾到什麼地方開會、以及是否確保所有密切接觸者已經隔離。

數日前,許多新聞報道忽然寫道:「屈臣氏安排CCT的800名同事在家工作」。

「屈臣氏集團火炭總部共有 1,900 名員工,當中中建電訊大廈辦公室共有 800 位員工,按照衛生署指引,集團已追踪和通知與受感染員工有密切接觸的員工,即時安排緊密接觸者在家隔離 14 天,中建電訊大廈辦公室所有樓層的員工亦會在家工作。」

(編按:大部分網上報導均以「屈臣氏安排800名同事在家工作」為題。部分報導於內文中註明「屈臣氏已安排800名員工於周四及周五在家中工作,下周起實施輪流上班制」,亦有報導如上文般未有指出「800名同事在家工作」只會維持兩天。)

其實17樓和25樓(確診兩位同事樓層)的同事只是即日在家工作兩日(19-20/3),只有跟確診同事相處在同一房間內的人才會隔離14日。而星期一(23/3)起,全公司(CCT和屈臣氏中心)開始實施輪流上班,包括該兩樓層的同事。

猶記得2月底,調景嶺Fusion內有兼職收銀員確診,該分店就即日起關閉,所有員工隔離14日。為何到今日在同一座大廈內有2宗確診病例,員工卻仍然要繼續上班?公司是否只擔心公眾的看法?因為大眾看不到後勤員工,公司便可以當沒事發生?

我們只是一群在屈臣氏工作的普通員工,對於今次有員工確診公司反應如此緩慢,感到十分憤怒和無奈。我們一再要求公司立即全面實行在家工作,讓同事隔離14日,減低染病和傳播病菌的機會,公司卻視而不見。但當公司一邊忽視員工的意見,卻在回覆記者的新聞稿內,說到所有員工都有即時隔離14日。這做法和香港政府在玩文字遊戲又有何分別?

我們只希望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內工作,同事在公司每日提心吊膽,到底有沒有其他同事已經成為隱形帶菌者?自己會不會被傳染?對於今次公司的政策,同事們都感到十分失望。眼見公司對外聲稱重視員工的健康,對不起,我們看到有關報道時只有更加生氣,也是令我們最終要發信到各大機構的原因。

我們知道公司對外的公關一直做得很好,甚至只要是對「誠哥」不利消息,都不會有傳媒或者網民會報道。公司同事因此都覺得求助無援,只希望借外界渠道,為我們發一句聲,給公司一點壓力,對所有同事都要交代清楚。

在這次抗疫路上,辦公室內的每位同事都一直好努力,我們不求什麼,只希望在一個安全環境內工作,令大家都能安心。

願在疫情過後,大家都能除罩相見。

祝各位身體健康。

屈臣氏內一位小小員工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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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醫院建完了 農民工的工錢及時拿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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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農民日報
日期:2020年2月18日
記者:李飛,鄧莉

2月17日下午3時許,記者在湖北武漢火神山醫院外的臨時建設工地採訪時,從正在做病房防水工程的湯斌等十餘名農民工處獲悉:他們於14日經工程發包方辛某組織來此務工,來時得到承諾,工資按天結算,當日工資次日結付,白班600元/天,晚班1200元/天。

湯斌等人此前曾在雷神山醫院施工,後經辛某介紹轉到該處。第一天施工結束後,湯斌等人向辛某索要工資,但對方讓等消息。此後三天,均是如此。

  「今天晚上找他談談。」一位農民工說。
  「再不給錢,明天是肯定不能再乾了。」湯斌說。
  「你們再往上找過沒有?」記者問。
  「那沒有,我們也找不上啊!」湯斌答。

除工資無人兌付外,湯斌等人施工所必須的防護口罩數量也遠達不到需求。按照防護要求,在火神山醫院施工需每4小時換一個口罩。「一天就給我們發一個,又沒地方買,我們是想換,用什麼換呢?」湯斌告訴記者,不僅口罩數量無法保障,就連礦泉水也自施工以來只給每人發了一瓶。

由於需要著防護服工作,出汗量大,飲水補給十分重要。「上午在房頂掃雪,我的鞋都汗濕了,沒辦法,我自己去買了幾箱水。」湯斌說。記者看到,不遠處一雙鞋子上搭著雙潮濕的襪子。

記者瞭解到,湯斌等人吃飯和住宿均有保障,施工進度正常。

當日22:46分,記者聯系湯斌時,他與其他十餘位工友正在加班,把活全乾完至少要到凌晨兩點多,發包方於早些時候承諾當晚即支付工資,但湯斌等人尚未接到任何人給他工錢的消息。

2月18日早晨,記者再次聯系湯斌時得知,他與工友們已經足額領到了工錢,施工也將繼續下去。但口罩、飲用水等問題仍未解決。

當前,湖北多地疫情形勢仍較嚴峻。疫情防控工作越是千頭萬緒,越要做細做實。在醫院建設過程中,農民工冒著一定風險,做出巨大貢獻,其切身利益,特別是必備的防護,於法於情都應充分保障,否則不僅寒了人心,也會影響工程進度和疫情防控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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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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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日經過某個市區公廁,與清潔工雯姐(化名)傾偈。雯姐駐守的公廁,不僅人流多、用戶衛生習慣欠佳,甚至會有道友躲在殘廁「放飛自我」,堪稱市區最惡做的公廁之一。有時辛辛苦苦清潔了一個廁格,不到半日便打回原形。每當抽水系統損壞,工友便要手動倒水沖廁。工作量之巨大,普通人難以想像。疫情期間,公司表示不能用水喉射地,避免濺起病毒,增加感染風險。非常時間需要加重工作量,也沒甚麼好說,但政府及外判公司又是否關心清潔工人的職安健?雯姐獲發的口罩,依然只得每日一個。

其實,政府外判工人裝備不足問題,並非疫情期間才出現。雖然政府標書上圖文並茂列明,外判公司須向工人提供合格裝備,但根據過去多年工會探訪工友所知,很多工友往往須要自備遮陽帽、防滑鞋、手套等等裝備。這日雯姐便向我抱怨,「公司又唔畀水鞋,但又成日話我哋啲鞋唔合規格,一係公司就畀我哋報銷返買水鞋嘅錢,咁先公道嘛!」雯姐很想向食環署投訴,但又怕得罪公司,敢怒不敢言。

於是,我們以工會名義向食環署投訴,表示收到匿名工友求助,要求食環署「執行巡查工作時,不只檢視前線清潔工人的裝備是否符合標書規格,同時主動調查外判商是否有向員工提供裝備」。想不到發信幾日後,雯姐告訴我,管工問「食環話收到你呢面投訴喎,係咪呀?」雯姐當然答沒有。管工又向她說:「你快啲搞掂對水鞋呀。」我們知道後十分憤怒,告知食環署情況,並要求署方以「簽收」方式確認外判公司已向工人提供裝備,「派口罩都會簽收啦,水鞋點解唔得?」食環署負責人口頭答應。

幾日後,食環署通知我「件事已經搞掂」,但拒絕實行「簽收」機制。雯姐也說,公司向她表示可以實報實銷買鞋支出,「水鞋已經買咗啦,你睇,買咗三十蚊」。$30。一對水鞋$30,假如全區食環外判的「廁所事務員」有100人,支出也不過是$3,000。對上市清潔公司來說,$3,000連蠅頭小利也談不上,對基層工人來說,卻是尊嚴的肯定。

外判制度美其名為靈活及彈性,實際上卻是以寬鬆的監管制度,放任外判公司剝削工人權益。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外判公司,發放所有裝備時均須工人簽收。政府拒絕這樣做,是不能,還是不想?

【武漢肺炎】親人離世無法回國奔喪 菲傭:感到難過,但也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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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昨日起禁止公眾地方進行四人以上的聚會,在中環一帶外傭經常聚集的地方,人潮明顯疏落。不過,在俗稱「小馬尼拉」的環球商場內,昨日仍有不少菲傭趁着星期日的假期來此匯錢和買日用品。而在天橋及商場內,可見她們一個個舉起手機、戴着耳筒,與來自遠方的家人通訊。

來港4年的Joy亦正與家人通訊。和大多數外傭一樣,她贊成政府的新政策,認為能預防病毒傳播。她強調僱主很照顧她,會給她口罩和消毒酒精,即使上周日她應僱主要求留在家中,偶爾要做家務、煮飯等,她也很樂意,覺得勝過無所事事。那僱主有補發薪水嗎?Joy說沒有,但她並不介意。「我並不期望什麼(I did not expect anything)」,她輕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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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昨日要匯錢回家鄉,Joy特地出門到環球商場。她指,今年80歲的父親因糖尿病引致多種併發症,剛過去的星期五在菲律賓驟然離世。離鄉別井打工使她無法親睹父親最後一面,但此前她和父親一直在網上通訊,「我掛念他,他也掛念我」。

Joy原本想回去奔喪,可是現時入境菲律賓和香港都要接受14天檢疫,加上馬尼拉封城,她也無法經馬尼拉回鄉,「太困難了」,她嘆道。而她的兄弟一個在荷蘭,另一個在菲律賓的其他城鎮,也因封城無法回鄉,於是一家人便決定透過即時通訊軟件舉行喪禮,儀式在記者上前搭話的時候剛剛完成。

因為疫症而無法回鄉奔喪,Joy略帶黯然:「我感到難過,但也得接受」,「太多人已因為疫症而死了」。過去放假習慣跟朋友相聚,但今日大多數朋友都被僱主要求留家,問到獨自一人的Joy還有什麼安排,她吐出一句:「等到時間夠了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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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六天需要抖氣:不止是為了錢,也要照顧好自己

來港分別10年及6年的Dai和Lee,剛匯錢回國,正倚着環球商場的欄杆聊天。Lee說,她們都收到政府的英文短訊及菲律賓駐港領事館的通知,得悉政府的最新政策,也認為措施能保障她們健康。

二人坦言較幸運,僱主容許她們放假外出。但她們也知道,不少僱主會因疫情要求外傭留家,並乘機佔她們便宜,要求她們工作,「所以我們都不願意留在家」。Lee也試過放假留在房間時,僱主仍不時敲門請她幫忙,她又不好意思拒絕:「這令我覺得很煩擾,你根本不能休息!」所以她堅持放假一定要外出。

左起:Dai、Lee
(左起)Dai、Lee

不少僱主擔心外傭會將病毒帶回家,Lee強調,她們每次出門都很注重衞生,也會戴口罩及隨身攜帶酒精搓手液。她又坦言,其實疫情以來她的僱主也沒有停止外出,更會在街上脫口罩抽煙,「如果有患者經過他,他也有機會感染啊!」她不禁笑說:「(僱主感染的機會)Just the same!」

有僱主會為假期時留家工作的外傭補發薪酬,問到二人寧願留家受薪工作還是放假,她們即毫不猶豫答道:「一定是假期!」Dai說,星期一至六、由朝到晚的工作令她身心俱疲,星期日是她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也是信奉天主教的她返教會的日子。現在教會的彌撒因疫情而取消,但她仍習慣到教堂內祈禱默想,每個星期日從不止息。她們異口同聲說,絕對需要星期日來「抖氣」:「不止是為了錢,你也要照顧好自己」。

皇后像廣場有保安呼籲聚餐人士保持距離
於皇后像廣場,有保安呼籲聚餐人士保持距離。

皇后像公園有外傭脫罩勁舞
有人脫下口罩起舞。

記者:黃蕊獻

來港18年嫁港男 疫情下菲裔婦與兩歲女分隔、周末難與同鄉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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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前日起禁止公眾地方進行四人以上的聚會,又籲群組之間要相距1.5米或以上。周日在中環一帶,經常有外傭聚集的地方人潮明顯疏落,外傭也自覺四人一組圍坐,並與其他人保持距離。在愛丁堡廣場通往皇后像廣場的行人隧道,記者遇到戴上兩個口罩、身穿紅色花衣的Kim,她正拉起軟尺,笑着向同鄉比劃適當的社交距離。「我特登買㗎!」她向記者展示軟尺,「如果捉到我哋(違規)呢,要罰錢,二萬五啊!」,「佢咁講我哋咪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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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垃圾膠袋和紙皮上,很容易以為Kim就是近40萬外傭的其中一員。但其實從菲律賓來港18年的Kim,在4年前已脫離家傭行列,與香港人丈夫阿聰結婚,並生了一個約兩歲的女兒,平時會做兼職幫補家計。

過去一個月的周末,Kim都有與丈夫來行人隧道找朋友相聚,十幾個人一起席地而坐,分享食物和聊天。問她會擔心感染嗎?Kim即有信心地說「唔驚,佢哋老細都好奄尖」,指僱主會幫外傭探熱、提供口罩和消毒用品等。

不過,政府周日起禁止公眾地方進行四人聚會,Kim不少外傭朋友也被僱主要求留在家,甚至要在假期繼續工作。這天直至早上11時許,Kim的朋友也只來了兩三人,而觀乎整條隧道,不少外傭也是獨自一人守着空紙皮。

對於不少僱主怕外傭將病毒帶回家,Kim不同意:「我覺得唔係喎,(確診菲傭個案)係僱主傳染佢哋喎!」她又代朋友吐露心聲:「(假期要留家工作)佢哋梗係唔鍾意啦!日日都咁樣冇得休息!」但她也明白,疫情嚴峻,僱主不讓菲傭外出「都係為咗佢哋」。

Kim又分享,她有兩個妹妹在香港做外傭,也因害怕感染而自願留在家。她笑說被妹妹罵:「你真係唔聽話,你又出街!」說罷她從袋中掏出三大支酒精搓手液,笑道「我出街都唔驚㗎,因為我有呢啲」,並即時倒出消毒液,搽滿雙手和手臂。她還說,搭電車的時候,每隔15分鐘便搽一次,有時更會搽滿全身。

Kim預備了兩支新簇的搓手液供有需要的朋友使用,訪問期間有人經過,以菲律賓話問她幾多錢,逗得Kim哄堂大笑:「佢以為我賣啊!」
Kim預備了兩支新簇的搓手液供有需要的朋友使用,訪問期間有人經過,以菲律賓話問她幾多錢,逗得Kim哄堂大笑:「佢以為我賣啊!」

Kim的小心翼翼不無道理。2月以來,她在蘭桂芳一間餐廳做兼職,其後出現蘭桂芳感染群組,令她很擔心,自行做足防疫措施。後來餐廳生意慘淡,不少全職員工都要放無薪假,她也沒有再工作:「Full time都no pay leave,咁你part time都更加冇啦!」她遂去其他餐廳求職,因為「要好多錢㗎養BB!」

快到兩歲的女兒早已不是嬰兒,但Kim總愛親暱地以「我個BB啊!」來稱呼囡囡。她向記者展示女兒扮鬼臉的影片,笑說「好曳啊佢」,但原來1月尾至今,她只見過女兒一次。Kim說,肺炎疫情爆發初期,老爺奶奶已把她的女兒接走照顧,「我奶奶唔比我過去,驚我帶啲細菌過去」。雖然她很掛住女兒,「但係冇辦法啦」,而且萬一染病,「BB睇醫生都要500蚊、有時1,000蚊,唉啊唔好攞啲錢較飛啦,好驚㗎」。從前阿Kim平日工作,周末會帶女兒出街玩,女兒也很喜歡她,但現在多日不見,只靠老爺奶奶傳話,「個BB唔鍾意我啦!佢都冇見到我好耐囉!」

肺炎來襲,Kim失去了工作、不能再與一大群同鄉相聚,連女兒也不能見。但言談間絕少聽到她的抱怨,只有她率性而響亮的笑聲,不絕於耳。「冇辦法啦!因為有呢啲病毒嘛!」談到困難處,Kim總是顯得從容。在最壞的時候,隔着兩層口罩,彷彿也能看到她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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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蕊獻

無奈何與無間斷--從文職到照顧生涯 (女工口述史系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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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撰文:曉欣、椰青(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實習生)
協力:維怡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媒體伙伴)
圖:phoebe

從少時經歷與家人一起做外發手工,到文職人員再轉照顧員,阿花(化名)的打工涯,可謂不少同代進入職場的基層文職女性的寫照,也見證了香港由輕工業、貿易港、工業北上、前店後廠三角製造,到金融與服務業的時代。同時,她與家人的經歷,也見證了香港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老化下,安老政策嚴重不足的困境。人生,充滿了各式各樣不可控的因素,一件微小且偶然的事件,便足以改變命運;更有大量事情,或者在我們意識它存在之前,它已強烈地影響著我們每個微小生命的走向。在社會變遷的鴻流裡,阿花如何蹣跚而堅定地走著自己的路呢?

「咁大個都未試過唔番工」

阿花(化名)小時家住雞寮徒置區,家中的事,她已不太記得,只知道屋租、家頭細務,父母都會打點好,所以對屋租、消費水平等等,她一點記憶也沒有。不過,六十七十年代乃是香港輕工業的全盛期,香港有許多電子、玩具、成衣等等的工廠。工廠下班後,更有大量外發工可以讓勞動階層當成兼職拿回家,一家大小一起做。六十年代出生的阿花,小時候亦經歷過一家大小一起做外發工,她舉起手給我們看:「啤手錶膠圈,啤到宜家手上都有個印!」回憶中,除了在家中做手錶的工序,她再年長一點時,也有做暑期工,做過包括生產手套的工廠。阿花笑說:「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唔番工!」


「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

七十年代末,香港已成轉口港,貿易公司發展蓬勃,股票市場亦已成形,需要大量文職勞動人口。阿花完成中五課程後,因未能升學而選讀為期半年的秘書班,及後在啟德機場的空運貨站公司(Hactl)當文員,負責輸入一些貨運資料,薪酬為每月$1,200元左右。阿花指,以剛畢業的學生及當時的物價指數來説是相當不錯:「同期畢業嘅同學仔,嗰時每個月都只係拎緊$900-$1,000蚊,所以我覺得呢份工嘅人工幾好,而且都只係入吓資料咁。」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升遷機會,而且需要輪三更,包括通宵更:「屋企人唔鍾意,話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因此只工作了三個月便離職。阿花表示很可惜,問及她為何接受家人的說法,她笑說:「嗰時懶係乖嘛!」這個年代通宵更並不盛行,一般為主流所接受的工種之中,也沒有沒有像711這類通宵營業的店舖,夜歸少年往住會被視為不良青年,更何況是通宵達旦的工作,容易令人產生遐想。

「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

此後,阿花有一段長時間不在香港,她亦不願談及。當她再次回到香港,已經踏入千禧年,不少境況與過往大有不同。隨著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香港不少工廠因而北移,工業逐漸式微,風光不再,香港經濟亦逐漸轉型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

「走之前都仲係雞寮徙置區,一番到嚟已經上咗公屋,雞寮都變咗翠屏邨。」當筆者問及回來後變化這麼大,而且又上了年紀,會否感到徬徨時,阿花則答:「唔徬徨,嗰陣失業率都只係3.8%,唔算好高,都容易搵工,差在人工高低咁解,而且我相信總會搵到,差遲早問題姐」。「但都心急搵工嘅,會有壓迫感」阿花形容母親從小到大都很勤奮,星期一至六早上在工廠工作,晚上有時做住家工,及一些工廠外發工,又去賣菜,近乎沒有停過手,是典型透過工作建立自己的人。亦因如此,為阿花帶來些許的壓迫感,不敢停下來或停太久,想早點找到工作。「嗰陣媽媽見我仲未搵到工,就同我講不如去揸巴士啦」阿花見筆者大感驚訝,問她是否有駕駛執照,她笑說:「哽係無啦,嗰陣邊有女人揸巴士㗎,全部男人嚟,而且我又咁細粒!」

而此時的阿花已經四十多歲,想找文職工作,但基於年紀問題,不少公司都不會聘用,遭受市場排擠。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失業問題的根源》(2004年6月)報告顯示,2000-2003年期間30至49歲的女性勞工是失業率最高的一群。而且當時許多文職都開始轉型,需要一兼多職甚至有些許體力勞動,例如在緊急情況下需要「出街」:去銀行入數、送文件等,因此他們多半都會聘請相對年輕的員工。阿花指:「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因此,她當時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得到兩份文職的回應,一份是塑膠玩具承辦商文員,另一份則是某科技公司聘請秘書,兩份工作的薪酬相約,每月有$8,500-$9,500元左右,然而前者的工作地點離家甚近,後者則在現時離家遠一點,她説:「媽媽叫我做玩具廠呢份,因為近屋企,而且又包伙食包午餐」,她指出當時父母皆已退休,家中經濟就靠她一人,最後因地理因素及福利待遇而選擇了玩具廠文員的工作。

「珠三角製造」的尾水從業員

阿花指出塑膠玩具廠某程度上是擔任承辦商的角色,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搭建合作橋樑。其實她所說的,就是因中國改革開放和資本全球化轉型而成的「前店後廠」中港經貿關係。九十年代的香港,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地轉變成一個營運中心,控制着分佈廣且跨地域的生產網。讓香港從服務於海外客戶的合約生產承包商轉化為「三角製造」中的代理商,串連著「珠三角」中另外兩端的海外買家和內地工廠。

阿花任職的公司生產的玩具種類繁多,各種類型的娃娃、過山車、積木、車仔都有,而且是專門仿製名牌的:「即係個名牌改左兩隻英文字,個商標樣差唔多嗰種囉」。公司規模不大,兩位老闆加上員工:包括設計員、執板員、打雜員、會計員及兩位文員,一共只有八人。文員一位對內(本地客戶),一位對外(外國客戶),而她便是與外國客戶聯繫的那位,負責接訂單、寄出及簽收玩具樣板的快遞,每年需要到玩具展推銷產品給客人,吸引他們到辦公室下訂單。她指單是這些工作已忙到停不下來,然而老闆還會叫她做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佢有時會叫我做工作範圍以外嘅嘢,例如會叫我去執板房,但呢個其實另外有工友去做,忙起上嚟打雜嘅都要做。仲有呀佢臨放工先叫你做嘢,做多15分鐘左右啦,唔會超過30分鐘,因為超過30分鐘先計OT呀嘛!」

除了老闆無理的要求,同事針對她年紀大的刻薄的言語亦讓她不好受:「印象最深刻就係有個同事話我喺度獻世,嗰陣聽到真係好唔開心!」

「嘿!你哋都唔知啲黑暗史!」訪問到中段,阿花才提起這件事。當阿花正式就職後,才發現香港這邊的老闆,會打電話叫內地的工廠用無毒材料做「特別版」,然後拎去化驗所化驗,獲取安全認證,而她就負責把安全認證的電郵寄給外國的客戶,稱該批貨品無毒,但事實上可能真正運到外國的玩具,是含鉛超標或含有其他有害物質。當問及對這件事有何感受時,她續説:「覺得自己知法犯法咁囉,都好無奈,因為嗰陣都難搵工,呢份都搵左幾個月先搵到,而且又拒絕咗秘書嗰份,唯有繼續做。」筆者拿訪問的第一稿與阿花討論時,表示沒有想過原來在「中國製造」之下的有毒玩具,原來是香港這邊拿的主意,阿花慨嘆:「奸商就在哪裡都一樣是奸商!」

這個三角製造模式,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已逐漸式微。看來,在時間上,阿花是進入了這個模式的「尾水」,故也同時面對了這個模式失落後對其從業員的打擊。這份工她做了十年,直至珠三角製造的模式結束,玩具廠結業,帶來她的失業。

由文員轉行為照顧員 嘆未能學以致用
玩具廠結業後,適逢阿花的母親重病纏繞,面對病母,她毅然放棄重新找工作,決定全職照顧母親。不幸,阿花的母親不敵病魔,兩年後離開了她,剩下兩父女相依為命。

母親離世後,阿花也有嘗試重拾文職工作,但好景不常,壞景經常,雖找到一間考慮聘請她的公司,可是阿花形容那間公司的要求「離譜」:「份工要求我識會計、識煮飯,又要跑銀行,但淨係開價$8000(按:月薪)…連我開$8500他都不肯!」。阿花找了好幾個月只找到這份文職,懷疑因年紀被壓價,故令阿花考慮轉行。

在照顧母親的經歷中,阿花一直想做得更好,卻覺得自己不懂得去做,於是,萌生想做照顧員的念頭。阿花指,想當照顧員,多少是一份對母親的補償。再者,當時找了三個月都找不到工作,最後見到:「某社會服務機構有培訓同實習,而且仲有津貼,咁我咪去讀書囉」。課程及實習大約為期9-12個月,取得照顧員牌照後,阿花便在工作了一年。她續稱從文職轉行或多或少都有點不甘心:「讀咁多書要幫人執屎執尿,都要用啲時間適應架。」,她坦言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當問及為何不甘心仍繼續做,她無奈笑道:「咁都好過無工返㗎。」受訪時已從事護老服務多年的阿花,同時也覺得照顧員的社會貢獻也不可忽視,因為厭惡性行業,就如護老和清潔工,都是無人想做,但社會又非常需要,否則長者和他們要上班的兒女都會好徬徨。同時,市場對於中年女性的排擠也是個問題,文員職位替代性高,市場一直傾向聘請資歷短的年輕僱員,薪津較低容易控制,反之,擁有多年文書工作經驗的阿花便因年紀及資歷受市場排斥:「當年一齊讀秘書班嘅同學仔好多都轉咗行」。

於是在2011-12年,阿花就在報讀照顧員的機構處工作,做的是離院服務,即是長者剛離開醫院的短時間內,提供的日間上門服務:「一般會做陪診、送飯、上門打掃、沖涼、協助長者做運動…舟車勞頓好辛苦囉」。原來中心服務範圍囊括整個觀塘大區,由秀茂坪到九龍灣都在服務範圍內。「我上下午各做一個家居服務,中午時候要做埋送飯」。身體有舟車勞頓的苦,心底有新人入行的不忿:「做得耐啲嘅人會恰新人,叫你走多一轉派多個飯」阿花也有自己的傲氣,同時也有點泄氣,最終做了一年就轉工。

安老政策嚴重不足 長者、護理員皆叫苦

隨後,阿花又做了一個月政府資助的老人院,但卻只做了一個月。她自言,看不慣同事對待老人家的方式:「朝早要叫老人家起身食早餐,有個做得耐嘅同事見個老人家唔肯起身,就摑佢一巴」、「佢哋仲會偷老人家嘅尿片」。她認為那些護理員都是新移民:「佢哋有啲講普通話、或者有大陸口音嘅廣東話」、「佢哋好多都做咗幾年」。阿花就著她認為有問題的情況向上司反映,上司卻選擇相信年資更長的同事,於是她便灰心離場。

由於筆者對安老政策並不熟識,因此找了些相關資料及訪問了一位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工。2016年政府中期人口統計中,單是觀塘區有111,259名長者,而觀塘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截至2019年3月)卻只有407名,即每1000名長者只有3.6個名額,服務名額少得可憐。根據網上資料,現時全觀塘區,連資助及私營護老院,共有40間,共只有1682個位置。

此外,安老服務人手極度短缺。撰文期間筆者上網搜尋,輕易便搜尋到某招聘網中的相關護理員工作空缺多達三萬多個。受訪社工亦表示,護理員的工作量大而辛苦,他直言:「香港人唔會肯做。」根據《安老院規例》,照顧員與受照顧長者的比例,日間(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期間)為1對20;午間(下午3時至下午10時的期間)為1對40;夜間(下午10時至上午7時的期間)為1對60,加上護理員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當中不少為體力活動,如幫忙洗澡、上下輪椅、處理排便等,還要處理長者的情緒,無論體力勞動還是情感勞動的工作量均大得驚人。

香港人不肯做,唯聘用新移民及外籍勞工以緩人手短缺問題。根據民政事務局的數據顯示,低技術工人就業人口中,單程證持有人(即新移民)佔了82.1%;而在「補充外勞計劃」中,發現政府在2013-2017年間,每年輸入外勞為安老提供護理員服務。根據政府的「補充勞工計劃」所示,外地勞工其工作時間應為每天9小時,而標準合約是以24個月為限,輸入勞工所得的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的每月中位工資。然而,2018年的宏光護老院工潮,卻展示了故事的另一面。事件當中年資由九個月至九年不等的九名外勞照顧員,均指出,合同列明每天工作九小時,然而多年來每天都是工作十二小時,更表由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另一方面,雖然出糧紀錄上,是出了九千七百多元的薪金,但僱主威迫她們,每個月都要自己去銀行提款,回水三千元給僱主。扣除回水的三千元,她們每月的薪金實為六千七百多元,低於本地工人擔任照顧員的每月中位工資。而《僱傭條例》所講的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更加沒有,甚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都沒有。由於被要求做工作範圍外工作的外勞(例如叫護理員洗衣、洗碗、清潔等),屬違反逗留條件,僱主與僱員同犯法,故在政策上便令到外勞不敢向入境處或勞工處告發僱主剝削。曾有同事提出反對意見,馬上被解僱,兼院方怕她向勞工處告狀,故馬上由護老院其他職員脅持她回大陸。

筆者把安老服務人手不足的情況及相關資訊告知阿花後,她才想起百本(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這是一間護理中介公司,負責提供全面的醫療及護理人手方案,在其登記的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可為醫院、診所、院舍、醫療機構、公司及個人提供多元化的醫療護理服務,如病房及院舍人手替假服務、臨時醫護人手輪替服務及陪診服務等。「日間中心等人用嘅時候會搵百本,中介公司嚟,抽水都幾勁下,之後就會派人嚟幫手,多數派醫管局退咗休嘅護士或其他醫護人員好多都超過65歲。」筆者得知後,不禁慨嘆人手短缺的情況,竟嚴重至需要以老護老的地步。

由此可見,安老服務真是嚴重不足,而阿花乃少數仍願入職的本地護理員,除了因為工作難求以外,相信亦是照顧母親的遺憾所致。後來,她找到一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月薪為$1,5000-$2,0000,一做便是六年。她以「小朋友番學放學」作比喻:「呢間中心嘅服務包埋暫託一共64人,會跟車接送長者。早上接過黎,最早兩點半就走,有段時間我地做埋延展服務,中心會延長開放時間,等佢嘅家人接佢返屋企。」對比老人院的工作,她認為老人院會較辛苦。日間中心每日工作流程—為長者安排早餐,然後是做運動的時間,接著午餐後安排午睡,他們醒來以後參與一些休閒活動,最後是離開或逗留。阿花輕描淡寫,描繪出一群年長的幼兒園生活畫面。

阿花直言長者很依賴照顧員:「佢哋好依賴我哋㗎!有個好有錢,住彩頤居嗰啲富貴老人院,成日拎住一包二包行上行落,唔肯俾屋企人㗎,但就肯俾我哋同佢擺係櫃到。我哋拎到之後,其實係同佢清潔個袋,袋裡面全部都係嗰啲舊報紙呀、老人院啲匙羹同橙皮咁。聽聞佢哋喺屋企同日間中心兩個樣,喺屋企好曳,嚟到就好乖!」說著說著,她便想起了以前一位已離職的年輕同事:「以前都有個後生嘅嚟做,廿歲出頭,做左一個禮拜就冇做」問及離職原因時,她回應:「人工少呀嘛,又辛苦,仲要冇晉升機會」對此,她認為新入職的起薪點略低,只有$9000幾,更指政府應對照顧員加薪,以吸引新人及年輕一代入行。


勞損無法報工傷 有苦自己知

日間護理的工作量雖然較老人院輕鬆,但長期做照顧者,其實阿花也需要人照顧。問及照顧長者的工傷問題,阿花道:「勞損囉,腰酸背痛,無得報工傷架,自己睇醫生,食止痛藥囉!」筆者問及,讀護理課程時是否有教正確扶抱姿勢,是否能減少勞損,阿花嘆:「正確姿勢都無用啦!好多同事都是自己貼膠布!」(按:即坊間的震痛貼之類)

護理員平日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腰酸背痛這種勞損無疑是職業疾病。然而,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當中48種指定職業病以外的疾病,均不會視作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在政府的角度,認為病跟職業一定要對等,即完全由職業引起,才可定義為職業病。可見現時的工傷制度未夠完善,即便因工受損亦難以獲得補償。

阿花的觀察和親身體驗,呈現了護理員日常的辛勞,面對着沉重而龐大的工作量,確實即便使用了正確姿勢也沒用呢!

批資源配套不當  盼老父獲適切照顧
有主見的阿花還觀察到安老服務安排不善的問題,由於觀塘區服務涵蓋秀茂坪到九龍灣,縱然同屬觀塘區,但不少服務使用者仍然須「跨區」使用服務。就像有長者住秀茂坪區,但申請到的服務只有牛頭角中心;又或住在牛頭角的長者,卻被送去九龍灣的中心。阿花觀察,其實應該為長者安排「原區安置」,除了長者來去比較方便,也少些交通擠塞的時間,大家都不用那麼辛苦。對於這個問題,受訪社工認為機制本身有問題,亦側面確認了阿花的觀察:「本身個機制就係咁:排位嘅時候可以揀區,你可以揀哂所有區,亦都可以淨係揀你住嗰區,有位就入,入咗之後冇得再轉。」即是,申請者若派往不理想的地區,他可以選擇接受該額位,一旦接受就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他亦可以選擇拒絕,繼續等待其他地區的空缺,但等待時間亦會因而增加,對長者和家人(尤其是經濟狀況不佳,需家中多人出外出工作賺錢的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壓力。

阿花又指「有啲家庭有(編按:外藉)工人,都照送佢黎,唔知政府申請門檻係點,資源點解咁用?」按照現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申請門檻,只要長者「年滿60歲或以上,在社區內居住並無接受院舍服務;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並適合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和未能獲得護老者全時間照顧」。申請日間護理中心無須入息審查,但需要健康評估。阿花之所以有這個看法,或多或少是參考了個人生活經驗:阿花做一份全職,下班還要做家頭細務、執屋煮飯、照顧年邁父親。以年屆90父親為例:「前排佢跌親,搵唔到人幫手,佢要自己去醫院覆診。只可以申請到3個月離院服務,其他服務仲輪候緊」。阿花自己任職安老服務,照顧別人的父母,但自己年邁的父親卻無人照顧,情況猶如離鄉別井的外藉家務工,照顧別人的父母子女,卻無法照顧自己的父母子女。由於安老服務的不足,導致沒有離鄉別井的阿花,竟也承受著同樣的遺憾,事實上,希望年邁的父親同樣擁有適切的照顧,是個多麼卑微的要求呢?

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

阿花在照顧母親期間認識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最初參加手工藝班如環保皂,放鬆一下,後來也不時參加中心時事討論活動,間中若能暫時放下工作和老父,更會跟女工會一起去示威遊行。她笑言較少與朋友聯絡,希望女工會開放時間延長或開放禮拜六日:「放假日子,食完飯都可以落黎坐下,休息下…不過,都應該係無乜可能架啦呵!」她笑道。

對於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筆者再追問下去,發現阿花年青時也喜歡看一些流行小說,就是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衛斯理和亦舒,也會看李碧華。她坦言以前小時候比較喜歡聽收音機,並早在學生時期就養成了聽新聞的習慣,也喜歡留意時事:「住喺香港都要關心下我哋呢個家發生緊啲咩事」;連對國際新聞她也會注意:「到最後都會影響到我同家人,都要關心下啦!」

其實,從阿花對每份工作的工作環境和老闆的評論,可以見到,她對身邊的不平事也有些敏感度。對阿花而言,上班是有償長者照顧者,回家是無償長者照顧者,其實根本工作無間斷,自己的思想、感受都不太有空間可以抒發。因此,位於自己家附近的女工會,對阿花來說,就是一個又可以坐一坐,放空一下,又可以與人聊上幾句的社區中心,彌足珍貴。問及在同區的多個社區中心之中,為何揀選了女工會,阿花坦言,能討論社會時事的女工會,比起其他社區中心,對她而言更有吸引力。事實上,市面上同時搞婦女活動與社會事件探討分析的中心,的確不多,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性別定型的想法:中年基層婦女或多自我認定,或多被認定不會關心社會大事。故而,對少數想離開這種性別定型的婦女來說,便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容身的社區參與空間,這一點,或許也值得社會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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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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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津貼僅不足三成僱主申請 前線保安未受惠 團體促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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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總幹事李靜敏、政策研究幹事羅佩珊、天主教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助理程序幹事冼志文(受訪者提供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於2月推出「抗疫辛勞津貼」,透過合資格的物業管理公司向前線員工發放每人每月1,000元津貼,規定每幢大廈最多6個名額。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調查發現,只有不足三成受訪前線保安員的僱主已申請津貼,與政府預計受惠人數差距甚遠,建議政府放寬規限,讓更多合資格人士受惠。

每幢大廈限6名額 僅27受訪者已申請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3月20日至3月27日訪問了108名前線保安人員,分別受聘於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立案團及保安公司,當中分別只有不足三分一人知道僱主已申請津貼(27.3%)或尚在申請中(24.2%);27名已申請津貼的受訪者,全部均表示尚未收到撥款。委員會幹事羅佩珊指,政府截至3月21日僅收到761份申請,獲批核的有50宗,只佔預計受惠物業數目的0.25%,及預計總資助金0.125%。

政府透過合資格的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向每名前線員工提供每人每月1,000元抗疫辛勞津貼,稱5月將完成首輪派發。然而,並非所有合資格員工均能獲得津貼,因每幢合資格樓宇只有6個名額,停車場、商場或其他非住宅物業亦不計算在內。羅佩珊指,條例令很多工友感到有心無力,她又質疑有物業管理公司會將撥款攤分,對工友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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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華哥(受訪者提供圖片)

保安嘆防疫裝備不足 僱主稱屬替工拒申津貼

調查結果又顯示,超過七成受訪者(74.1%)的僱主要求員工工作期間配戴口罩,但當中超過五成(55%)未獲提供足夠防禦裝備。華哥任職保安員超過30年,現時為替工,不定時穿梭港九新界上班,他每日工作14至15小時,但僱主指他為替工,未有為他申請抗疫津貼。疫情之下,他的工作量大增,每兩個小時便須監察大廈清潔,但保安公司並沒有提供充足裝備,僅稱「安排緊㗎喇,你等吓啦」,他須自行購買價格高昂的口罩。華哥亦不滿申請資格未明:「大家都係保安員,點解要分你我?」羅佩珊認為,保安員每日面對不同種類的人士,有一定安全風險,強調管理公司及政府必須提供充足保護裝備,以鼓勵及答謝員工的辛勤。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建議政府於第二輪資助,延長申請期至至少兩個月,予工友充足時間遞交證明文件,並擴大資助範圍至所有員工及不限名額。他們亦要求政府改為讓工友自行申請津貼,直接發放到個人戶口。

記者:湯璧瑜

【武漢肺炎】空姐接觸病患後仍需出勤 交通酒店服務業工會促增防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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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肆虐,本港上月大批市民由歐美返港,新增大量輸入性確診案例。除了醫護行業,航空、公共交通、酒店業等前線員工亦「首當其衝」,容易接觸隔離人士和患者。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主席陳佩妍指,曾有空姐接觸過確診乘客,但不獲公司安排隔離十四天:「只可以硬住頭皮去第二個國家」。多個工會促政府及公司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改善檢疫地點、強制公共交通工具乘客戴上口罩、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改善現時「檢疫手帶」並加強警方巡查和保障各業界的防疫裝備。

空服海外出勤後不獲安排隔離 出勤如「玩俄羅斯輪盤」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主席陳佩妍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主席陳佩妍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主席陳佩妍指,現時空勤人員從海外工作回來後無須隔離14天,有如「玩俄羅斯輪盤」。陳透露,有空姐曾在出勤後得悉自己服務的航班有乘客為確診者,但衛生署及航空公司拒絕向她透露確診者座位編號,僅指她屬於「非密切接觸者」。公司原指該空姐能夠繼續出勤下一天的航班,故她只能「硬住頭皮去第二個國家」;惟13日後,公司再度通知她,指她確實曾接觸該名確診乘客。

陳佩妍批評航空公司及衛生署處理粗疏,令空姐有機會成為傳播病毒到海外的「真正幫兇」。她又指,空勤人員工作時沒有保護衣,僅得眼罩和口罩作防禦,且須在狹窄機艙內派餐及收垃圾,工作存在極高風險,促航空公司及政府提供更多防疫裝備予空勤人員。

航空同業陣線理事及公關池耀崙
航空同業陣線理事及公關池耀崙

航空同業陣線理事及公關池耀崙指,在上月14至29日期間,由倫敦返港的41班國泰航班中,超過7成航班出現確診個案;他又指除了空勤人員外,機場內其他工作人員如衛生車操作員、機艙清潔員、航班廚餘回收人員等均長期暴露病毒之下,促政府向上述人員提供全套防護衣物及應對培訓。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指,國泰航空現已進一步削減班次,深信航空公司有充裕人手,應盡快空排空勤人員出勤後進行14日隔離。

酒店隔離欠支援 員工接觸確診者後被迫放無薪假自我隔離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灃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灃

政府近日以「無床位」為由,未有即時將確診者送到醫院,更要求酒店負責「唔好俾住客周圍走」。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灃批評做法荒謬,指酒店員工並無執法權力,即使發現隔離人士離開酒店,也無力即時阻止,離開後通報已經為時已晚。他強調政府應派紀律部隊巡查各酒店,並派醫生駐守有關酒店。

徐考灃又指,政府決定以酒店作隔離居所的安排倉促,未有先查詢職員意願,亦有部分酒店要求員工接觸病患後以無薪假作自我隔離,欠缺勞工保障。他指政府應優先考慮使用旗下設施,期後才選用酒店,並「包起成間酒店」接待隔離人士,而非像現時般讓接受隔離者和普通旅客同處同一酒店。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指,現時的安排或會與暫住在酒店的醫護人員與接受隔離者「溝埋一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則建議應效法其他歐美國家,將亞洲博覽館、灣仔會展等大型場地,暫時改建成臨時醫院。

返港旅客自行乘車回家隔離 司機促立法強制乘客戴口罩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副主席林乃華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副主席林乃華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副主席林乃華指,現時返港旅客接受亞博檢疫後,需自行乘搭交通工具到隔離住所,容易引致其他乘容及車長感染,建議政府應自行安排專車接送返港旅客到檢疫地點,減低病毒傳播風險。他指,早前有城巴車長確診,但衛生署卻未把曾接觸確診者的同事列為密切接觸者,故一眾車長無需隔離14天並繼續通勤,增加病毒傳播乘客的風險。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副主席、新巴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亦質疑,接受家居隔離人士的「檢疫手帶」成效成疑,一旦隱形患者「唔自律周圍走」,公共交通上的司機即會首當其衝,極易受感染。林乃華指,早前有車長自發在車門貼上告示,要求乘客戴口罩,其後隨即被公司召見,促政府立法要求乘客佩戴口罩,減低傳播風險。他又指,公司現時每天只派發一個口罩予員工,根本不足以應付整日工作,促公司增加派發數量。

港鐵新動力主席陳凱暉
港鐵新動力主席陳凱暉

港鐵新動力主席陳凱暉指,仍有不少乘客在車廂內拒戴口罩,再加上返港旅客需自行回家檢疫,批港府檢疫措施只是「一紙空談」。他建議港鐵更改「要求員工速戰速決處理」指引,並提供充足保護衣及時間,讓員工應對緊急事件時仍能受足夠保障。

記者:陳世浩、何紹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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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聚令】外傭團體旺角天橋派口罩 批政府宣傳防疫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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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3月29日起禁止公眾地方進行四人以上的聚會,群組之間要距離1.5米或以上,為期14日。以往周末擠滿外傭的旺角行人天橋,今日明顯疏落。工黨主席郭永健聯同外勞事工中心及亞洲移居人人士聯盟,沿行人天橋向外傭派發搓手液、口罩、外賣餐廳菜單及外語防疫單張,有外傭熱情接收,並回應「多謝晒!」。亞洲移居人人士聯盟主席Eni Lestari強調,政府有責任向外傭加強宣傳防疫,認為「保障外傭亦是保障僱主家庭」。

國際移民工聯盟主席 Eni Lestari
亞洲移居人人士聯盟主席Eni Lestari

團體:僱主不應要求假日留家外傭工作

早上11時許,有勞工處職員沿天橋以中、英、菲、印尼、泰的語言廣播禁止四人聚集的訊息,亦有其他團體自發向外傭派發宣傳單張。

郭永健指,擔心外傭不清楚新措施,故印製英語及印尼的單張到場講解,並向外傭派發口罩及消毒洗手液。郭永健認為,大部份外傭是因言語不通,而造成防疫資訊隔膜,而今天外傭群聚人數亦只有平常的一成。

外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昕稱,疫情至今收到不少外傭求助,有外傭沒有獨立房間,假日留在家中會被僱主要求工作,未能「真正休息」,倘若僱主強行要求外傭留在家中,屬違反僱傭條例。她強調,外傭有放假及決定是否出門的權利,呼籲僱主不要剝削外傭的假期。

派發口罩

面對疫症,唐曉昕指政府部門給予僱主及傭工的指引不足,勞工處沒有實際措施保障外傭權益,亦不願意承諾處理外傭團體訴求。唐表示曾多次就外傭求助接洽勞工處,惟職員多番推搪卸責。

唐曉昕又引述案例指,有僱主強迫生病外傭放無薪假十數天,兼在外居住,更有僱主為逃避一個月代通知金,要求外傭就工作失誤及不放假作書面承諾,有外傭「驚無咗份工唔敢投訴」,而有僱主最終亦會作出不合理解僱。她明白僱主緊張疫情,故鼓勵僱主與外傭溝通,亦呼籲所有在港外傭,如遇到不合理對待,一定要紀錄僱主一言一行,以保障自己權益。

旺角橋席地而坐外傭工

記者:何其志、梁芷晴

【武漢肺炎】勞工變相失業 有案例一個月被放25日無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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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持續肆虐,本港各行業亦出現「失業潮」,勞工被放無薪假,有案例一個月被放25日無薪假,職工盟促政府參考英國,向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勞工,支付80%薪金。

調查揭八成五受訪者工作受影響 近兩成半受訪者「零收入」

職工盟針對疫情對勞工影響,於3月23日至4月3日收集400份問卷。調查顯示八成五受訪者的工作受疫情影響,當中有近九成受訪者被解僱或停工超過一個月;七成受訪者於過去一個月損失超過一半收入,當中近兩成半受訪者更表示自己過去一個月「零收入」。調查亦指出有近七成四受訪者對未來感到憂慮,當中更有近三成受訪者更出現抑鬱症狀。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指,現時不少勞工「半天吊」,被迫放無薪假,有工作但沒有收入,而要在現時百業蕭條的情況求職更是「難以登天」亦形容現時失業問題是「無間地獄」。

蒙兆達 職工盟總幹事

調酒師工會主席怒轟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垃圾」

受「禁酒令」影響,酒吧及酒館等宣布全面停擺14日,調酒師行業首當其衝。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表示,自己收到來自不少調酒師求助,表示被逼放無薪假,當中更有案例被僱主要求放25日無薪假,變相失業。侯翠珊亦指,「禁酒令」帳面上只影響約3,000間單純持有酒吧牌的酒吧,但實際上為數不少持有食肆牌的酒吧亦受影響關閉,實際數字遠超帳面數字,批評政府「俾人開舖唔俾人做生意」。侯翠珊又點名批評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作為勞工界代表,卻忽略勞工議題,怒轟陸頌雄「垃圾」。

候翠珊 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

酒樓員工八折支薪 富臨迫員工「停薪留職」

於富臨集團旗下酒樓工作的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主席羅鄧敬,表示其工作的酒樓於早前停業重開後大減人手,當中洗碗工更是全面停工。富臨管理層要求樓面侍應兼任洗碗,並在員工不知情下扣減兩成薪資。羅鄧敬亦指,不少員工處於「有份工冇工開」,被迫「停薪留職」。員工要求管理層解僱自己以獲取賠償,惟管理層拒絕,更向員工表示:「你咪去勞工處告我囉。」

羅鄧敬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主席

自由工作者全面停工 政府零支援

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代表黃凱珊表示,自由工作者是「失業潮」中第一批受波及。自由工作者由一月開始已經逐漸停工或失業,到現時仍有工作的「只佔極小數」。黃凱珊更透露早前申請成立工會時,被政府人員反問自由工作者是僱主還是僱員,批評政府「連定義都唔識點定義我地」,自由工作者更因此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措施的支援。

黃凱珊 市場營銷顧問 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

幼稚園現退學潮 幼教導師生計受影響

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代表黎嘉惠表示,因疫情影響,本地幼稚園出現退學潮,幼教導師被機構要求減薪、放無薪假或停薪留職等,更有個別導師被無理解僱。黎嘉惠促請政府提供第二波紓困措施,支援幼兒教育界僱主及僱員。

黎嘉慧 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促請政府於疫情下應改善協助就業措施,並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為受失業、開工不足、放無薪假、強制檢疫的勞工提供過去12個月的平均薪資80%的財政津貼、為企業提供員工開支津貼、為受禁令影響的僱主以貸款形式支付員工開支,及開設臨時職位等。

吳敏兒 職工盟主席

記者:麥倩怡、林逸朗

【武漢肺炎】活動展覽從業員零收入 工會促政府發放年半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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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多場活動及展覽延期或取消,香港活動專業人員工會主席溫志寧指,大量從業員現正「手停口停」、生計大受影響。她建議政府向從業員提供每月1萬5千元或達原來收入8成的資助金額,並向散工每月發放6千元資助,為期18個月。

香港活動專業人員工會主席溫志寧批評政府不了解業界,首輪抗疫基金的資助只涵蓋公營團體,卻不包括業界其他工種及散工,個人資助亦嚴重不足:「$7,500係今日嘅香港可以生存到幾耐?」她指工會近日收到大量同行求助,表示自己已「手停口停」,亦有多人被迫轉行以當外賣員、清潔工維生。她憂慮疫情無了期,令越來越多公司裁員或倒閉,致行業被「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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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香港活動專業人員工會主席溫志寧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批評,業界停工的情況是由政府政策導致,惟政府卻未有任何支援,促政府在第二輪抗疫基金正視業界訴求。溫志寧其後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促政府在下輪抗疫基金中為業界提供足夠支援。

記者:麥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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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COVID-19可能導致全球失業人口增加近2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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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際勞工組織
日期:2020年3月18日
翻譯:全球化監察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最新評估,由於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和勞工危機可能會使全球失業人口增加近2500萬。

但如果能有像2008/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那樣的國際協調的政策響應,那麼病毒流行對全球失業的影響可能就會大大降低。

一份名為《COVID-19和世界就業:影響和響應(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Impacts and responses)》的初步評估報告指出,現在應該從三個方面採取緊急、大規模和協調一致的措施:保護工作場所的工人,刺激經濟和就業,就業和收入支持。

具體措施包括擴大社會保障、支持崗位保留(如提供短期工作、帶薪休假和其他補貼)以及財政和稅收減免(針對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此外,該評估還提出了財政和貨幣政策措施,以及對特定經濟行業的貸款和金融支持。

根據COVID-19對全球GDP增長可能影響的不同情況,在2019年1880萬全球失業人口的基礎上,今年失業人口的增長估計為530萬(最低情況)至2470萬(最高情況)。相比之下,2008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失業人口增加了2200萬。

如果從工作時間和工資減少的經濟後果來衡量,病毒爆發帶來的就業不足也將大規模增加。在發展中國家,轉向個體經營通常是工人面對變化的緩沖,但由於人員(例如服務提供者)和貨物的流動受到限制,這次可能起不到作用。

就業下降也意味著工人會損失大量收入。上述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損失將達到8600億美元至3.4萬億美元之間。這將轉化為商品和服務消費的下降,進而影響企業和經濟的前景。

有工作的貧困者預計也將大大增加,因為“經濟活動下降導致的收入壓力將壓垮收入接近或低於貧困線的工人”。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世界將增加880萬到3500萬名有工作的貧困者;而今年年初的估計則是全球會減少1400萬有工作的貧困者。

國際勞工組織總乾事蓋伊·賴德(Guy Ryder)指出:“現在不僅是全球性的健康危機,也是會對人們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危機。”他還說:“ 2008年世界各國結成統一戰線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使最壞的情況得到了避免。我們現在也需要那種領導力和決斷力。”

國際勞工組織還警告說,某些群體在就業危機中受到的影響會更大,從而加劇不平等。這些群體包括受保護程度較低和低薪的人,尤其是年輕和老年的工人。婦女和移民也是如此——移民由於缺乏社會保護和權利而易受傷害;低薪工作和受影響行業則主要雇傭婦女。

賴德總結說:“在當前這樣的危機時期,國際勞工組織有兩個關鍵工具可以幫助減輕損失和恢復公眾信心。第一是工人、雇主以及雙方代表的社會對話,剋服危機的措施想要得到公眾信任和支持,這點至關重要。第二是國際勞工標準,它們為著眼於可持續和公平的復蘇的政策響應提供了久經考驗的基礎。在這一艱難時刻,世界需要採取一切措施來最大程度減少人們受到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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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工人控制下工廠為抗擊疫情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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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Left Voice
作者:威廉·劉易斯(William Lewis)
日期:2020年3月20日
翻譯:全球化監察

對於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說,有件事越來越明顯:我們社會的領導人——總統和總理,億萬富翁和跨國企業董事會,明星和主持人——對冠狀病毒和經濟放緩的雙重危機幾乎沒有解決方案。在大多數國家,對疫情大流行的反應太少、太遲,群眾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與統治階級的無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工人的英雄主義和創造力。在許多非必要工作場所關閉或人們居家工作的當下,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許多對醫療、服務、衛生、運輸、零售等行業工人的贊譽——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砥礪前行,冒著風險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務。

阿根廷2001年的經濟危機產生了工人控制工廠的傳統。在那一年,隨著很多公司關閉,工人控制了200家工廠並重新開始生產。在隨後的幾年中,各行各業的工人都採納了這個方法,以應對關廠和裁員。這些鬥爭不僅意味著本來要失業的工人可以繼續就業,還證明瞭工人管理可以代替老闆。現在,許多這樣的工廠已成為其社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冠狀病毒流行的當下,這些“重開”的工廠正在盡力阻止病毒大流行。他們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是“為人的需求而非資本的貪婪去生產”。

縫制口罩

塔弗里(Traful)紡織廠位於內烏肯(Neuquen)。2017年的一個深夜,廠主韋爾塔兄弟(Huerta brothers)在深夜裡拆除了大部分機器。工人隨後控制了工廠。老闆搬走機器並不像聽起來那樣容易——得到關廠消息的工人阻斷了進入工廠的道路,又得到了自2001年以來一直占領工廠的扎農(Zanon)廠工人的支援。經過數小時的對峙,老闆才在警察護送下於凌晨3點左右搬走了機器。

工人繼承的工廠幾乎是空空如也。盡管很失望,但他們並沒有消沉,而是去向社區求助。他們用剩下的工業洗衣機開展洗衣服務。工人還帶著標語和橫幅去街上游行募捐,並獲得了人們的支持——有人捐贈了縫紉機。

現在,他們通過生產口罩和洗手衣來回報社區。盡管社區實行了隔離,但他們仍冒著感染的風險在生產急需的物資。他們在聲明中解釋說,他們“堅信,面對這場危機,工人必須採取具體的健康和經濟措施來應對病毒大流行。”他們要求政府為生產計劃提供資金,同時讓非必要崗位的工人留在家中並獲得報酬。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表明,良好的健康不應成為投機和牟利的代價。

這家工廠曾為省政府生產警服,在工人的控制之下,它生產的是阻止冠狀病毒傳播所需的物資。

生產消毒劑

工人控制的實驗室和食品加工廠則正在生產急需的消毒劑——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法馬庫普(FarmaCoop)工廠和門多薩省的拉特雷(La Terre)工廠。

即使在尚未由工人控制的工作場所,工人也正在生產重要的物資。國有的里約聖地亞哥(Astillero Río Santiago)船廠的工人宣佈,他們將使用廠里的實驗室生產消毒劑。

在羅薩里奧市,聖何塞(San Jose)技術學校的老師們利用學校實驗室生產了40多公斤消毒劑。可惜當地政府不讓他們去分發。

門多薩的技術學校也以聖何塞為榜樣。在胡胡伊,第11高等教育學校的師生正在生產急需的口罩;而當地政府卻只是頒布懲罰措施,並沒有健康和福利方面的應對計劃。

資本主義產生了使許多事情變得容易和有效的手段。然而,這個系統在一些簡單的事情上卻遇到了困難:例如如何將口罩分配給醫護人員,如何將消毒劑分發給正在盡力制止病毒大流行的人們。

失業水深火熱 林鄭見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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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首林鄭月娥公佈「抗疫防疫基金2.0」方案,提出「保就業計劃」,卻完全不見有任何支援失業人士的措施,實是見死不救。

武漢肺炎肆虐香港以來,各行各業相繼出現結業裁員潮,本港失業人數急增。面對百業蕭條,失業工人搵工「難過登天」。不少被裁員工已經持續失業整整兩個月,手停口停,家庭生活極度拮据,入不敷支食穀種。即使放寬領取綜援的資產上限,資格仍然十分嚴苛,絕大部份失業僱員也會被排拒在外。政府至今仍然拒絕訂立失業援助金,完全無視工人死活。

至於政府推出的支薪補貼方案,也是「嘆慢版」,要延至六月才發放款項,並且不設追溯期。由現在起計,四、五月份由於沒有任何支援,令人憂慮會成為僱主裁員、減薪的高峰期。事實上,很多僱員在疫症之初已被迫放取無薪假,已經歷兩個月的經濟困苦,政府還要他們多等兩個月才能領津貼,生活必然無以為繼。

林鄭表示,領取津貼的僱主要承諾不裁員,僱員發現未有收取款項亦可作出舉報。然而,政府卻未有交代將如何作出監管,確保僱員收取支薪。政府不應將監管責任推卸在僱員身上,特別在經濟差、失業高企的情況下,僱員普遍議價能力薄弱,更容易遭受剝削。政府必須設立機制監察領取津貼的僱主如實支薪,並引入具阻嚇性的懲處制度,嚴懲違例僱主。

政府建議的津貼額訂於18000元的50%,領取金額上限為每月只得9000元,亦是與市民生活需要嚴重脫節。這與外國政府以正常工資70至80%作為補貼標準,顯然存在很大差距,反映一個坐擁萬億儲備的政府,政策是何等落後。我們建議,津貼金額應以正常工資80%計算,每月領取16000元為上限。

對於受禁令影響關閉的行業,政府方案只支援十萬元,企業又是交得租就未能出糧,最後又是僱員被迫放無薪,承受所有困苦。禁令由政府發出,政府卻未有承擔責任處理禁令所引伸的困難。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20年4月8日

工會轟政府抗疫津貼遺棄清潔工:唔知政府係咪嫌佢地唔夠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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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前日(4月8日)宣布第二輪總值1,375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多個職工會今早舉行聯合記者會,不滿政府於兩輪的措施中都未有支援物業管理業員工,商場及商廈基層員工完全被遺棄。有工會理事直言商場清潔人員面對極高感染風險,但卻未能獲得津貼,「唔知政府係咪嫌佢地唔夠辛勞,想佢辛勞啲。」

黃逎元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黃逎元

政府津貼遺棄清潔工 工會:好似畀政府摑左一巴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黃逎元指,現時商場清潔人員的感染風險很高,「因為冇辦法知佢地係邊嚟。」而洗手間的情況更甚,因洗手間每日都有很多排泄物,而且「唔會想像到尿兜同尿兜之間有1.5米距離。」但商場清潔工卻未能獲得津貼,形容「好似畀政府摑左一巴咁」。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袁思桐亦擔心商場洗手間前線清潔工人的感染風險,因為「冇辦法睇住你點沖廁」、「唔知政府係咪嫌佢地唔夠辛勞,想佢辛勞啲。」

袁思桐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袁思桐

物管工友防疫物資不足: 有工友一個口罩戴十五日

袁思桐表示,物業管理人員的職安健保障亦不理想,很多工友每日工作只獲發一個口罩,不少人「更一個都收唔到」,因此工友很多時候都只能自備口罩。他又指由於有不少家居隔離的人士確診後,仍需要在家等候送院,前線保安及清潔人員所面對的風險極高,防護裝備不足令感染風險增加。他指,武漢肺炎仍未被納入職業病,員工因養家被迫從事高風險工作,建議政府確保工友口罩供應,並將武漢肺炎納入職業病。

同為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的陳秋成亦指,很多單幢式大廈的小型物業管理公司未有提供任何防疫裝備,包括口罩及酒精搓手液,有工友更要「一個口罩戴十五日,仲要自己畀錢去買。」

陳秋成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陳秋成

政府物管津貼得6個名額 促放寬津貼要求

政府於2月24日公佈「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向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的保安及清潔工人提供財政支援,包括向前線保安及清潔人員提供1,000元的「抗疫辛勞津貼」,惟計劃需由物業管理公司申請,每幢合資格樓宇最多僅有6個申請名額,商場、娛樂場所等更不計算在內。

陳秋成表示,政府部門如醫管局、水務署、房屋署及政府合署的工友均未有獲得津貼,質疑政府「補漏拾遺去到幾時呢?」他又不滿工友未能自己主動申請津貼,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都可以自己申請啦,點解呢個又唔得呢?」

他又透露,現時全港9,000幢單棟式大廈中,不足一成有為員工申請津貼計劃,批評計劃屬自願性,亦沒有誘因,「(管理公司)又要搵一兩個行政人員,冇可能紙筆墨都蝕埋畀你。」他又指,曾向於公共屋邨的外判保安及清潔工人了解 ,他們的物業管理公司亦一度因「唔想做」及「怕麻煩」未有為工友申請。

袁思桐則指,每棟大廈僅有6名津貼名額是嚴重不足,指目前大型屋苑的每棟大廈通常已包括一名「在頭」及一名「巡樓」,三更制下人數已達6名,仍未計算外圍的清潔及保安人員。他又稱,若物業管理公司為員工申請的話則要煩惱「筆錢畀邊個好」,而三無大廈(即無業主立案法團、無業主委員會及無物業管理公司)的工友更不能申請,因此建議將原為4月15日的津貼申請期限延後,以解決物業管理公司內部爭拗問題,他又建議政府放寬津貼名額及範圍,讓工友可以自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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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吳敏兒斥羅致光未訓醒 批政府教僱主減人工拎津貼

政府前日宣布的第二輪防疫抗基金,包括向僱主補貼每名僱員月薪五成,上限9,000元,為期半年,並要求僱主不裁員和全數用於支薪。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商台節目中表示,僱員若被減薪30%,獲得50%的津貼變相是「加人工」。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直指羅致光「一係未訓醒,一係冇訓過。」她表示此項政策有極多漏洞,未能阻止僱主領取資助後減薪,形容政府是「教僱主減人工拎津貼」。

記者:何紹軒


【照顧者的抗疫日常之二】兩次疫情、四任僱主:移工「媽媽」在香港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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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Written by: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autonomous 8a

三月頭的一個禮拜日,我去了中環想了解移工在疫情下的工作和生活。一出地鐵站,原本水洩不通的遮打道冷清了許多。穿過行人隧道,來到菲律賓移工組織在大會堂外的聚點,他們正在開國際婦女節的籌備會。雖然放假外出的移工少了,工會照常擺了諮詢站,也籌得了一些口罩,派給現場有需要的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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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熟的菲律賓姊妹聽到我想聊聊,伸手一指:「你去找Nanay Nida!」Nanay在他加祿語中是「媽媽」的意思,是移工社群裡年資較長的姊妹才會有的稱號。身為菲律賓移民工會(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的成員,Nida剛開完會便利索地搬來一張摺凳——她說自己以前有關節炎,站不久。聊天的時候,路過的姊妹朝她打招呼,或彎下身和她商量當天的組織安排。Nida接過姊妹手中一片全新的口罩,嘟囔著沙士時期也沒有像現在一樣鬧口罩荒。我才意識到,她對沙士的記憶比當年還在讀小學的我要深刻:那是她來香港的第四年。

三個兒子的媽媽

本來想談談疫情,Nida卻說起她的大半生。二十年前,Nida擁有大學學位,正在菲律賓伊莎貝拉省的金融公司做會計。因為不是註冊會計,那也只是一份僅夠裹腹的工作,月薪不到港幣二千元,是當年來港做移工的一半。她的小兒子才7歲,二兒子在讀中學,大兒子剛剛踏入馬尼拉的大學。城鄉差距在這個大家庭裡,集中體現在教育質素。大哥去了馬尼拉,回來和媽媽訴說省裡的大學沒有教的東西、城市的人脈。媽媽聽在耳裡,暗自下了一個決定。1999年9月9日,45歲的Nida離開菲律賓,來到了香港。

媽媽不在家的日子,兩個幼子便交由丈夫照顧。相隔異地,Nida給兒子們買了一部手機,是那時最便宜的款式。自己沒錢買手機,就買電話卡到街上的電話亭,或去店鋪借電話,至少能和兒子保持聯絡。這樣過了五年,丈夫卻不幸去世。長子已經畢業,在菲律賓一間大型電訊公司工作。次子也剛上大學,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但幼子還在老家讀高中,怎麼辦?她問小兒子。弟弟想和哥哥們一起,於是便送他到馬尼拉的私立中學——這意味著一筆與大學學費相近的昂貴學費,媽媽一一扛下。三個兒子在馬尼拉的時候,都寄宿在小姑子家的一間房間,包辦伙食,Nida則每月寄一筆生活費。她形容就像是「回報時刻」:1985年,Nida丈夫去了沙地阿拉伯工作,小姑子一家都由Nida照顧,像小姑子讀大學的時候就是投靠在職的Nida(那時她還只生了大兒子)。現在輪到Nida漂泊異鄉,小姑子又擔起照顧三個孩子的任務。這個循環,我猜是歷代移工一再經驗的家庭故事。

二十年的香港打工記

Nida在香港工作了二十年,從她的中年步入退休年齡,總共照顧過四個家庭,也經歷了香港的起跌。第一任僱主是個華人家庭。在她的憶述裡,家傭的工作倒沒什麼,卻時值香港移民家務工經歷第一次減薪:1999年,政府以金融危機為由,將移工的最低工資由每月3,860元減至3,270元。600元,對於要負擔三個兒子學費和生活費的Nida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完成了兩年合約後她要求加薪,僱主不答應,她便沒有續約,來到一個加拿大家庭,照顧四歲的男孩。第二任僱主比較闊綽,一直付她高於最低工資的薪水。03年沙士在香港爆發的時候,僱主舉家回了加拿大,把Nida急哭了:疫情下找新僱主實在是一樁難事,若找不到新僱主,她就要回菲律賓啊!來港工作的中介費、兒子的學費……她想都不敢想。

幸虧在這個時候,Nida遇到了一位剛來香港的荷蘭單親媽媽,帶著一個三歲半的兒子。面試的過程她還歷歷在目:2003年5月5日,她來到荷蘭女士在荔景的辦公室——那是她第一次到荔景。一坐下,女士看著她的履歷,沒有多問工作經驗,反而聊起各自的孩子,又給她看自己兒子的照片。「他真的很可愛!」Nida巴不得馬上給我看照片。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們三人相約太古廣場的星巴克吃早餐(Nida認得太古廣場,因為以前加拿大男僱主在這裡工作,她常來送西裝)。兒子很快就喜歡上她,拉著她反覆坐扶手電梯玩。玩累了,抓著她的衣服說:「我們一起回家吧!」就這樣,在第三任僱主家一做就是十三年半。

回想起沙士,Nida說好像沒有這次新冠肺炎般嚴重。雖然人人都戴口罩,但物資還算充裕,每個禮拜日去的教堂也照常開放。疫情持續了半年便開始受控,因為她記得上一任加拿大僱主又在當年9月份回香港,想重新聘用Nida。有新合約在身,她當然不能答應,但還是去拜訪了他們在薄扶林的家。她還記得,當年荷蘭僱主是因為沙士租金下跌,才租得起陽明山莊的豪宅。

後來她又隨荷蘭僱主搬到堅尼地道、清水灣。荷蘭女士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常常去尼泊爾靈修,又帶蠟燭、香和各種首飾回家,所以Nida還要幫她準備簽證。那個和她在太古廣場玩電梯的小男孩,轉眼就升上了國際學校,又一晃便17歲,不再需要Nida照顧了。離開那一天,荷蘭女士開車載著行李送她到新僱主家,臨別前還和新僱主握手:「請好好照顧Nida!」十三年的僱傭情誼,Nida現在還維繫著:男孩已經20歲,在阿姆斯特丹上大學。月頭看見新聞報導北角一間佛堂有新冠肺炎的確診者,Nida馬上打給荷蘭女士慰問。知道她現在自己一個人在香港,Nida怕她沒人照顧。

大屋的家務工作

Nida在現任僱主家工作了三年。剛任職的半年他們住在東涌的住宅,半年後搬到大嶼山的村屋。一說起搬屋,她有點沮喪。問她為什麼喜歡公寓,她毫不猶豫地說:「方便打掃啊!就算都有三個廁所,但至少在同一層,不用爬樓梯,也不用打理花園。」僱主現在的房子是一棟典型的三層村屋:底層是花園,種了羅勒和蔥,還有一棵棕櫚樹;天台用來曬衣服,有個沙發可以坐著看山看海。要我打掃這幢大屋,光是想想都頭大。

家裡有兩位家務工,Nida負責清潔、打理花園、看貓和遛狗,另一位負責買菜做飯。打掃房子以外,照顧寵物也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兩隻貓不需要太多時間照顧,但一隻14歲的老杜賓犬和一隻小狗可讓人費心得多。小狗尚可在花園玩耍、解決大小便,大狗則必須外出散步。Nida每天要遛它四次:清晨6點,先餵他吃藥,然後帶出去走一個小時(Nida笑稱,一隻老狗和一個老婆婆,走得慢嘛);早上11點和下午四點,出去15至20分鐘小便;晚上8點,再遛一個小時。此外,因為杜賓犬年紀大病痛多,她還得不時去沙田的寵物診所拿藥,或帶狗狗到梅窩的愛護動物協會做檢查。兩位移工輪流放假,Nida放週日,另一位逢週六休息,不過她會在週五就準備好第二天的飯菜,貼好標籤、放在冰箱裡,好讓不諳廚藝的Nida翻熱給僱主吃。連同僱主,三人各自的工作時間表和行程都寫在家中的白板上。

比起我們之前訪問過的幾位移工和許多姊妹,Nida疫情下的工作條件要好得多。僱主為她準備口罩、酒精搓手液,甚至更高規格的N95(但Nida說戴起來「像個太空人」,假日只把它放在包包裡,戴普通外科口罩)。每個禮拜日還可以照常放假,回家時把鞋子放在屋外,馬上洗澡、洗衣服就可以了。她認識的不少姊妹,尤其是和僱主一起住在公寓的,往往還沒進門就被全身上下噴酒精。Nida也不需要加入「搶米、搶紙潮」,只是有一次週日離開中環前,看見超級市場有廁紙賣,就順便搬了兩條回家。不過,清潔的工作當然繁重:床單、枕頭套換勤了,熨燙衣服的次數也多起來,每天更要換洗三間廁所的毛巾。早前有寵物松鼠狗確診新冠肺炎,Nida的僱主特別交代要好好看管兩隻狗,一看見它們在家流口水或打噴嚏就要馬上進行消毒。僱主還常問她有沒有忘記換洗洗浴室的擦手毛巾,她會嘟囔:「你看,昨天那塊是藍色的,今天是綠色的,我每天都換呢!」Nida解釋,為了讓僱主安心,她從來不在浴室掛白色的毛巾。

即使有時也是工作的一部分,Nida和僱主的日常互動還是很有意思。因為去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加上現在新冠肺炎,僱主每晚7點半會叫她到一樓的客廳,準時收看電視上的英文新聞。後來發展成,僱主不在家也會發個信息來問,今天看了新聞沒有?她苦笑,就算沒看電視,現在臉書上的新聞也夠多了吧。僱主招待家人來吃飯,會讓她介紹菲律賓美食。雖然Nida不會做飯,平常買菜做飯的工作都由另一位移工負責;但她還是很了解僱主一家的口味。女士不喜歡甜食,她爸則喜歡吃sinigang(一種傳統菲律賓燉菜,混合羅望子醃製的肉,嘗起來較酸),這些飲食習慣她都清楚得很。

遇上支持移工運動的僱主

Nida的現任僱主是一位50歲的美國女士,有一個13歲的養女。談起她,Nida向我提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很理解我們的組織工作。」菲律賓移民工工會成立於1998年,組織在港移工社群爭取自身權益,與不同國家的移工團體一起做政策倡議,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Nida在2003年左右加入工會,是資歷豐富的成員之一。由於每個禮拜日要投身於組織工作,她應聘前就已告訴現任僱主自己的參與,僱主並不介意。2017年是她任職的第一年,那年五一勞動節遊行,移工團體一如既往加入遊行隊伍,爭取移工和本地勞工的待遇改善。Nida的僱主和她的養女一起現身,兩人跟著移工隊伍從銅鑼灣起步,遊行至政府總部。「她(僱主)想告訴養女,移工(假日)在做什麼。」

除了支持移工遊行,僱主還每年參加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的慈善步行;兩年前,香港唯一一間民間移工庇護所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陷入財困,僱主更在同事間宣傳,籌得一筆捐款。平日工作時,僱主也會讓Nida隨時接電話:「可能是有人需要幫助呢!」的確,Nida不時接到姊妹的求助電話,有些可能突然半夜被僱主解約、趕出家門,她必須馬上找組織協助。所以僱主甚至會和鄰居的移工說:「有事找我們家工人吧!」

抗疫時期的社區組織

移民工工會的組織工作大多只能在週日進行,方便他們擺街站、為移工提供諮詢、舉辦大小活動,也是工會成員每個禮拜唯一能夠見面開會的時候。現在,因為僱主擔心移工放假聚集時染病(按:但事實上,至今確診的移工大多都被僱主傳染),很多姊妹不能放假,組織工作難以展開。為了更好地抗疫,原本計劃的活動,像二月的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和三八國際婦女節,都縮短了時間(以往的活動通常晚上6點才結束,現在下午2點就要叫停),也只能以小組形式進行。剛過去的國際婦女節活動,單是在中環,移工就分散在遮打道和大會堂,以免聚集太多人。政府禁止四人以上公眾聚集的第一個週日,他們則分散在中環各區向菲律賓移工宣傳並派發防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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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移民工姊妹在國際婦女節當日的活動合影。橫幅上的標語有:「結束現代奴隸制」、「爭取生活工資」、「停止針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圖片來自:菲律賓移民工會臉書專頁

不過也正因社交隔離,Nida在大嶼山的社區組織反而更加蓬勃。這些年來,Nida平日外出遛狗時認識了不少鄰居姊妹。知道Nida是工會成員,她們會來諮詢工作、中介等問題。於是,Nida也開始把改善移工待遇的聯署、針對移工工作情況的調查問卷之類的組織文宣帶回大嶼山。在新冠肺炎爆發前,姊妹們不時相約在大嶼山燒烤或慶祝生日,她則一點也不浪費等人的時間,把移工權益小冊子拿出來,向她們解釋什麼是合法的假日和工作範圍、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僱傭合約的細節等等。她還毫不忌諱和姊妹談論菲律賓的政治議題:本國的失業率、當地政府粗暴徵收農地;自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她和工會也持續關注並譴責政府打壓異見人士的行為。姊妹之間當然也有支持菲律賓政府的,立場堅定的她也會和她們討論:「來,告訴我你們的好總統為移民工做過什麼。我們在菲律賓找不到工作,受過教育的人都要出國做家傭,還要接受各種歧視性的政策。菲律賓政府做過什麼嗎?」無論在解答姊妹的疑難或理論時政,「媽媽」的氣勢都表露無遺。這陣子,Nida便忙於在社區裡派發防疫資訊,隨時在社交軟件和姊妹分享香港最新的疫情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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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組織因應疫情製作的他加祿語單張。右圖是抗疫須知,包括呼籲移工不要聚集、自備餐具、緊記戴口罩和使用酒精消毒液等。左圖是一系列網上活動,要求菲律賓政府為移民工提供防疫協助。圖片來源:Migrante - Hong Kong

移工「媽媽」即將道別

「我再過兩年就要回菲律賓喇。」活力十足的Nida,原來已經65歲。她的三個兒子如今事業有成:長子已經38歲,主修廣播的他離開了電訊公司,來到一家大型企業工作;二兒子在菲律賓綜合醫院的眼庫任職專業護士,為視障人士做角膜移植;幼子則是註冊護士,疫情之下正在菲律賓衛生署負責新冠肺炎的檢測。Nida每次談起她的兒子都難掩驕傲,臉書頭像更是三個兒子的合照——畢竟是她二十年的汗水所養育出來的啊。「我當然有犧牲,難道他們就沒有嗎?」我想,Nida說的大概是失去的時間吧,隔著海的聯繫始終沒辦法代替陪伴,兒子成長的階段不在身邊,錯過了也只能錯過。

至於自己的將來,Nida倒很放心。雖然有低血壓,需要每年抽血、做身體檢查,但所幸僱主的醫療保險都能覆蓋。兩年前患上關節炎,痛得彎不了腿,現在也好了很多,「我還可以跳One Billion Rising呢!」回國後,她會和小兒子一起住在馬尼拉,社會保障服務能讓她拿一筆退休金,加上自己多年來的積儲,雖不多但也夠養活自己。時不時和朋友、舊同事相聚,享受退休生活。她最捨不得香港的,大概就是這班愛稱她為「媽媽」的移工姊妹。還在香港的日子裡,她想讓姊妹們知道:「只要你被苛待了,我都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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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調查指三成家務工收入下跌九成 工會要求政府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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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當局早前第二輪公布「防疫抗疫基金」,但方案側重大企業和僱主。職工盟屬會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早前進行調查,發現家務助理及陪月員的工作時數大減,有三成受訪者的工作下跌高達九成。工會今早舉行記者會,要求當局向全港的家務工及陪月員發放一次性的7,500元資助,為開工不足及失業工人提供失業津貼,津貼額為每月收入與該月實際收入差額的80%,以16,000元為上限;及為因檢疫原因而被放無薪假的工人支付八成薪金。

梅錫志
職工盟組織幹事梅錫志、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基金中,政府向有為僱員供強積金的僱主提供津貼。職工盟組織幹事梅錫志斥道,強積金制度多年來已一直將家務工和陪月員排斥在外,政府無視該行業的訴求。他表示,7,500元的金額是參考早前首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的被遺忘行業數據而訂。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副主席張燕歡指,在疫情下,不少僱主停止僱用家務助理,寧願親力親為做家務。她指出,現時全港有約1萬名家務工,但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卻未有涵蓋家務助理,「明顯係唔公平。」

林笑玉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司庫林笑玉

調查又發現,一半受訪者表示家庭的收入已入不敷支,近九成人希望當局能提供財政支援,七成人對未來感到憂慮。工會司庫林笑玉表示,關注家務助理及陪月員情緒問題,呼籲政府關注從業員心理健康。工會秘書吳燕珍表示,在一般情況下,陪月員會先在半年前與僱主洽商,並預先收取服務訂金,但受疫情影響,不少僱主遲遲未能作出決定;指情況對依靠訂金為的陪月員是一大打擊。

此外,工會接獲不少求助個案,不少僱主害怕被交叉感染而對家務工諸多要求。除了工作量大增,家務工更被要求入屋前以消毒酒精噴灑全身,和必須更換口罩和自備衣物,甚至要立刻洗澡。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則指出,外國有完善社福制度幫助失業人士,香港卻沒有設立「失業援助金」,批評政府決策離地,尤其在疫情高峰期,對需要即時經濟援助的基層視而不見,更以諸多理由推搪卸責。

吳敏兒批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僱主能以員工薪金資助出「花紅」的說法,「咁沒工開的僱員又有無花紅?」她炮轟政府「益僱主就益到僱員」的思維荒謬。

李女士

從事家務助理的李小姐表示,疫情令其收入大減一半,指1月之前的工作日程緊密,每日平均工作8小時,每月收入最高可達2萬元。其的士司機的丈夫收入亦受疫情影響,日均收入由700元大幅下降至100元不等。李女士慨嘆,丈夫因為經濟壓力而變得浮躁不安,但表明不會考慮申請綜援,「自己有手有腳,唔想抬不起頭做人。」

文女士

同為家務助理的文女士,指疫情令自己收入下跌8成,現時更是「零工作、零收入」。她早前曾受聘於一個醫生的家庭,指「連醫生都排斥(不僱用)我!」她批評政府及僱主漠視家務工權益,指自己曾因工作造成腿傷,但卻投訴無門。

記者:何其志

民主黨批政府叫打工仔攞綜援侮辱 促設失業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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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佈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細節,加碼至超過1,700億,其中將35億2,000萬元注入綜援資助,基金撥款將於本周五(4月17日)立法會財委會上審議。民主黨批評兩輪抗疫基金「重富輕貧」,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斥政府著打工仔申請綜援做法侮辱,自僱人士亦未能受惠,要求盡快設立失業援助金。

胡志偉斥,兩輪抗疫基金中,被選擇的行業一次又一次受惠,「但冇被佢選擇的行業,卻只能僱員薪金到得一次支援」。胡批基金未能支援到部份僱員面對的生活困難,被迫放無薪假的僱員亦未能申請綜緩。胡強調疫情並非兩三個月能完結,香港政府有能力向市民提供更多援助,倡議政府把將發放的一萬元擴大到18歲以下市民。

林鄭月娥昨晚於記者會上表明不會設立失業援助金,胡志偉形容「未討論就閂門」的做法荒謬,「社會上咁多訴求,依家一口拒絕搞到冇彎轉」,促林鄭收回言論。他預計星期五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就失業援助金進行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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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莫建成、立法會議員胡志偉、觀塘區議員尹家謙

民主黨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莫建成指出,政府雖已放寬綜援審查,但綜援是以家庭為申請單位,若二人家庭的其中一人失業,已未能申請綜援。莫要求政府設失業緩助,以個人為單位發放資助。

民主黨觀塘區議員尹家謙表示,綜緩對於打工仔而言有很多限制,如會被標籤。尹批政府沒有考慮周全,又指出自僱人士被遺忘,沒有受惠。

記者:何嘉茵、麥倩怡

職工盟批防疫基金縱容僱主剝削 促禁津貼期內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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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職工盟批評當中的「保就業」措施未能惠及基層工人,更縱容僱主剝削,建議政府不准僱主在津貼期內任意減薪,而在實施無薪假前,必先經過集體談判達成協議。職工盟又建議政成立失業援助金,即免除入息和資產審查,發放為期6個月及金額等於正常工資80%的緊急失業津貼,以16,000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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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倡延參照期 設失業援助金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多個行業的僱員被迫放無薪或遭解僱。政府向立法會申請810億元,用於補貼僱主支薪一半、以9,000元為上限的「保就業」計劃。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出,款項要在6月才開始發放,加上不設追溯期,憂慮4月至5月將成為僱主裁員和減薪的高峰期。她要求當局提前發放津貼,並設追溯期至不遲於4月,令更多已被放無薪假的僱員能夠受惠。

職工盟又要求延長工資的參照期,吳敏兒解釋,香港的經濟環境在今年1月開始轉差,應以去年11月及12月為參照期,因為不少行業的僱員在農曆新年後僅獲得底薪。她又希望設立機制,監察領取津貼的僱主是否如實支薪,如違反規定,需要以刑事罰款和設立罰款機制。

吳敏兒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死不救,強調應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她指,綜援難以和失業援助金相提並論,質疑政府混淆概念,「竟然叫失業人士領取綜援,綜援要入息同資產審查,點比?」吳敏兒炮轟政府及勞福局任由工人自生自滅,「從來弱勢勞工唔會選擇弱勢,係制度缺失令佢哋被迫進入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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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服務員Emily

僱員:基金係廢嘅

多名受疫情影響的僱員出席記者會,不滿政府無視工人死活,要求立刻設立失業援助金。Emily為透過中介公司聘請的空中服務員,她於3月尾收到公司通知,要求立刻放假三個月,期間停薪留職或立即解僱。

家務工鄧女士指,收入在疫情下大減一半以上。她慨嘆,家務助理不符合「連續性合約要求」,未能受惠基金的津貼。鄧女士在發言時一度哽咽,指在收入大減下,「要慳啲洗,夜啲先去買餸,買啲平啲嘅嘢囉」,加上丈夫為自僱人士,兒子亦要考大學,財政更是捉襟見肘,「覺得好徬徨,希望政府可以幫下我哋」。

從事飲食業的Wing在3月時,被公司要求八折支薪,她和同事向公司「講數」,要求八折支薪並同時減工時,或每週一日無薪假等方案,但遭拒絕。她批評政府沒有關顧基層工人,「基金係廢嘅,打工仔其實乜都無」,對已被裁減的僱員見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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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鄧女士

記者:麥馬高

當高官變得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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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班家務助理姊妹同埋自由工作者都變咗大眾嘅焦點,因為佢地響呢個抗疫基金2.0入邊,好多人都係0受惠。

勞工及福利局已經變成大財團福利局,有啲大型嘅連鎖快餐店,可以獨得接近五千萬津貼,錢就照收,但佢地一樣照叫打工仔放無薪假,而係唔需要受任何懲罰。

另一方面,一班家務助理,自由工作者又因為「無供強迫金」,而拎唔到一筆過援助。

有部份人,又覺得原來無供強積金,就等於一定無報稅。唔講仲以為積金局做埋稅務局果份。

明明呢一班自由工作者、家務助理都係處於弱勢,但係而家又有一班人將個矛頭指向返打工仔。

新一輪嘅抗疫基金,引用返羅致光咁講,真係「奇形怪狀」,大財團資助放題,中小企就「夠交租但唔夠出糧」,前線打工仔更加要老闆唔炒先得一半人工津貼。

被人裁員嘅打工仔,羅致光就叫佢地去申請綜援,但佢有無諗過申請時間、資格、手續等等?

當剝削變成習慣,當高官變得瘋狂,呢個社會就係比呢個政權搞到「奇形怪狀」。

只要政府出一個失業援助金,起碼大家可以撐得到呢一兩個月,至少,可以捱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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