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肆虐，中、小學及幼稚園復課無期，不少私立幼稚園不勝經濟壓力相繼結業，但有部分幼稚園為求削減開支，借上課「托頭」等無理指控即時解僱老師，但卻未有支付代通知金及遣散費。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元朗區議員張秀賢聯同三名失業本地教師召開記招，要求涉事幼稚園給予被無理解僱的老師合理待遇，並促政府發救濟金及加強監管。

上課「托頭」被指嚴重違反職業操守 遭即時解僱

原任職於心怡天地國際幼稚園的本地老師藍小姐及Sarah，本月初突遭校方解僱，並被指因違反職業操守，不但未獲發待通知金及遣散費。藍老師表示，自己於4月1日如常到校上班，課後突然被校長召見，以其上課期間「托頭」、於課室繞圈及當值時間喝咖啡等為由，指她嚴重違反職業操守，須簽署自行離職。藍老師質疑校方指控不合理並拒絕簽署，校方即發出即時解雇信，並沒收其學校通行證、公司電腦及電郵，要求她在一小時內離職。藍小姐稱，自己其任職期間從未獲發警告信，並已通過試用期，不解為何會突然被無理解僱。

藍小姐

任職另一分校的Sarah表示，公司早在三月時突然發解僱信，通知合約將於五月提早結束，並容許其選擇自行即時離職或待至合約完結。她堅拒自行離職，四月初遭公司Whatsapp通知，以其網上教學時未能令學生集中為由即時解雇。

Sarah

二人亦指，公司在二月曾要求她們提早放七月的兩星期有薪假，但兩人離職後公司卻以「無薪假」為由拒發工資，更以其未有完全任職一年為由，倒扣工資取回原本有薪假期工資。兩人稱雖已尋求勞工處協助，惟疫情下有所延誤，較原定一個月內遲一倍時間。

外籍幼教遭無理解僱須申請破產 朱凱迪憂情況屬「冰山一角」

另一幼稚園，英藝幼稚園外籍教師亦投訴，早在二月初已被迫要求領取三分之一薪水，四月更被安排放無薪假；教師不滿幼稚園安排，最終有五人被解雇。來自美國的Barry表示，自己自二月起被要求簽署《休假聲明》，須待復課才能獲發上月薪金；他概嘆需要依賴妻子才能維持生計，惟最終仍被解雇，但不獲發2萭6千元遣散費，現時須申請破產。Barry質疑機構僅為了利用他們（take advantage of them）繼續工作，但未有給予合適合約（correct agreement)。

外籍老師 Barry

朱凱迪斥責上述兩間機構「夾硬要員工接受（被解雇和未獲合理薪金）」，質疑此舉有違勞工法例。他指另有失業教師出現相關情況，礙於不想出面未有求助，擔心情況只是「冰山一角」。朱促教育局除了處理文憑試外，亦需正視其他由停學導致的問題。

立法會議員 朱凱迪

張秀賢批評幼稚園的做法「唔正當、唔道德」，又質疑勞工處「攤慢板」處理，未能及時保障失業教師生計，促政府應儘快制訂失業救濟金，並加強監管相關行業。

記者：陳世浩

係唔係以為頂得到六月，就可以拎到抗疫基金嗰9000蚊？SORRY喎，原來唔一定有你份架。

今日我地秘書長李卓人人哥同羅致光開過會，發現SORRY呢個基金僱員唔一定分到錢，詳情請耐心觀看︰

首先，呢個基金對僱主薪金出糧有兩個原則︰
1. 六月申請後不准裁員
2. 收到資助要用喺員工開支

然後，有以下嘅BUGS︰
1. 只係不裁員，無要求僱主確保員工維持收入水平
2. $9000係補貼僱主上限，無話過一定要俾員工

所以，係可以出現以下情況︰

假設A公司1月份有10個人，可呈報計算津貼嘅總工資支出合計150000元，僱主可獲50%津貼，所以係75000元。

3月份，A公司人手減少3人，剩下只得7個人手，但僱主仍可向政府申領75000元工資津貼。

6月份，僱主拎咗呢筆75000元，到底要點樣分配呢？政府無規定，亦唔會監管，條件只係要僱主承諾6月份人手唔少過3月份（即係7個人），同埋75000元全數用於員工開支。

呢間公司決定作如下分配：1個經理可保留自己份高薪厚祿，一毫子人工都唔駛減，獨得60000元，其餘6個人被瘋狂減薪及放無薪假，每人只分得2500元（合共15000元）。

按羅致光所講，因為僱主6月份總薪金支出不少於75000元，而且係全數用喺員工身上（經理都係員工），基於政府只睇大數唔睇細數嘅最高原則，呢個情況，係無，問，題！

喂羅致光你諗住交個咁嘅方案上財委會？比你用香港人嘅錢，大拿拿成八百億，比你去同啲僱主買票？你IQ高得濟SHORT左？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及中大基層關注組發起聯署，反對中大外判廁所清潔服務。

數十年來，政府把清潔服務外判，招標時以「價低者得」的原則來遴選承辦商，外判商為了中標、賺取中間的行政費用，必須盡量壓低成本，用各種手法剝削工人。這風潮亦席捲大專界，除中大以外，七間資助大專院校的清潔服務早已外判，工人時薪大部份低於40元；浸大更曾爆出外判商完約後拒為工人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校方拒絕承擔監察責任。

鑑於以往大專院校外判的惡果，請中大教職員、同學、校友聯署反對中大外判決定！

[聯署全文]
反對外判校園清潔 要求檢討工友待遇——中大教職員、學生及校友聯署

政府多年前開始把清潔服務外判，招標時以「價低者得」的原則遴選承辦商。此風氣也席捲大專界 — 除中大以外，七間資助大專院校早已外判清潔服務，故中大員生一直以校方直聘的清潔及保安制度為傲。惟中大物業管理處（EMO）於今個學年，把校園多間廁所的清潔服務外判，地點包括范克廉樓地下及地庫、鄭裕彤樓、羅桂祥生物醫學綜合大樓、科學館煲底和苗圃路等，而校方批出合約前技巧地繞過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審批。此外判合約將於本年6月完結，4月27日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即將開會，商討來年是否繼續或擴大外判。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中大基層關注組及一班關心勞工權益的中大同學極度關注是次事件，反對大學外判清潔服務。

過往中大亦曾多次意欲外判物業管理及清潔服務，在職員及學生一片反對聲下，校方在2003年承諾「恆常物業管理服務永不外判」，並於2012年與職員及學生代表組成大學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Monitoring Group on CUHK Outsourcing Matters），訂立了外判原則，以監察高風險外判項目，例如長期服務合約、清潔或保安服務，以及僱用模式較易出現剝削情況的行業。中大基層關注組亦於去年10 - 11月期間向校方查詢是次外判的資訊，包括外判原因、招標準則、外判工友工作情況與待遇，並比較EMO庶務、清潔及樓宇管理組待遇。物業管理處是次外判理由為「人手不足」及「招聘困難」，但調查發現EMO庶務組工友工作待遇欠佳，他們要從事厭惡性勞動（特別是廁所清潔工）、工作要求高，但相比校內其他職工薪酬更低、升遷更慢，編制上沒有替更制度致使工作量很大，處方卻沒有作出檢討，只打算透過外判解決問題。

我們現邀請職員、學生及校友聯署，嚴正反對校方是次外判廁所清潔服務的決定，並要求校方取消外判、檢討外判政策及EMO清潔工友待遇。

我們有以下訴求︰

1）基於校方2003年「永不外判」恆常物業管理服務的承諾，加上以往大專院校外判商惡名昭彰的表現，EMO及大學各部門必須停止將廁所清潔服務外判，本次外判合約完結後重新改用直聘制度。

2）EMO應詳細解釋「人手不足」的原因，公開EMO庶務組招聘人手數據，包括每年聘請多少人手，人力資源成本等，以及交代流失率數據。

3）EMO亦須檢討直聘廁所清潔工的聘請流程、工作編制與待遇，包括：a) 交代EMO庶務組工友職級較低的原因，公開EMO庶務組工人的薪金表，並盡快展開檢討，調整EMO庶務組職級、薪酬、工時、福利、升遷等條件，並簡化年度評核程序；b) 獨立聘請廁所清潔工並提高薪金待遇，或為他們提供額外津貼；c) 針對工作量過大的問題，應引入替工制度，並檢討加班費用。

4）大學在聘請清潔全職工友時，應優先考慮聘用曾為中大服務但受聘於外判商的工友。大學亦應鼓勵現時有聘請外判工友的部門，吸納外判工友為恆常崗位。

5）EMO外判恆常物業管理服務時，必須交代外判招標的準則，外判合約批出後亦應公開招標公告，列出外判項目與公司名稱，提高資訊透明度和公眾監察。

6）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須檢討其外判政策，以後不論任何金額和合約年期的清潔和保安服務合約必先經過委員會審批。

發起人：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中大基層關注組

聯署連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X9lSnuuEUcekzZQpDMr6AckbAWTyu...

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VlKLKLqgy8MbXc6P_OB6LEfEPXk6x73/view?f...

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在港澳辦和中聯辦的隔空喊話之下終於倉促通過，無論勞工界與民間如何呼籲政府直接保障打工仔女，政府就是不理。「撐企業、保就業」，最後都是只實現撐住企業的那一半，能不能保住打工仔女的飯碗，就只能看僱主的良心了。

政府與資本家同心抗疫，打工仔靠自己渡過難關

香港政府一路以「小政府」著稱，回歸以後亦因保住香港「世界第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沾沾自喜。現在雖是因去年的「修例風波」失去了「第一自由」的名號，但在執政理念上卻絲毫不改「大市場、小政府」的作風。

「大市場」，並不是政府不干預市場，而是政府大力撐市場。在如今經濟「奄奄一息」的情況下，政府撐市場的力度更是空前：第一輪300億防疫抗疫基金最大筆的56億開支是用於支持零售商戶，新一輪財政預算案除了每人一萬元。最主要的「紓緩措施」不是減免業主和商戶租金等費用，就是為企業開水喉擔保低息貸款。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打工仔女總該分一杯羹，卻還是要看僱主「面口」：由僱主出面申請薪酬補貼；政府只限制僱主不能裁員，卻不限制僱主降薪，這意味著僱主大可以用政府的補助請僱員免費給他打工；不僅如此，只統計僱用人數而不落實僱員身分，僱主還可以用他的親朋戚友頂替原本的員工。而政府對於總總漏洞只有一句回應：「好過被人炒」。

統計處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香港失業率達到3.7%，其中零售業與餐飲服務業失業率分別達到5.2%和7.5%，隨著疫情擴散，失業狀況亦只會越來越嚴重。職工盟對400名來自各行業僱員的調查中，有半數人表示被僱主減工時或工作日數，有七成人表示因疫情影響，上月起收入減少一半。樂施會對基層家庭的調查報告顯示，本港失業人數從農曆新年前到3月中急升進四倍（32/324至161/312），更有近七成受訪者（236/330）表示需要減少日常/食品開支以應對疫情。

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基層正在受苦，而政府的抗疫基金「撐企業」是已經「撐」到盡了，「保就業」卻著實沒見到影子。

「綜援」是救濟，失業保障是權益

一邊廂是各式行業協會喊苦，另一邊廂基層工友的苦楚無人掛牽。對於勞工界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以應對疫情的要求，政府的回應是「程序太過複雜，失業可以申請綜援」。「綜援」與失業保障完全是兩個概念，「綜援」是對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提供援助，附帶嚴苛的資產和入息審查制度，並對15-59歲身體健康者強加所謂「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在「綜援」制度設定中，失業是勞動者個人的問題，失業是因勞動者缺乏動機或技能不足，因此單純失業不是「綜援」的救濟對象。「失業保障」則是每一個打工者應該享有的權利，它不附帶除了「失業」以外的任何條件，在許多國家以失業保險形式提供的失業保障是由打工者自己供款，它是以集體形式應對市場風險的一種手段。

港府口口聲聲要堅持「一國兩制」，事實上在民眾的民主訴求面前，則強調「一國」，在勞動權益保護方面卻堅持「兩制」。內地從1986年就已經建立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障涵蓋所有簽訂了勞動合約的工人，根據工人繳費時間的不同，失業保險為失業工人提供12-24個月的失業保險金，失業工人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亦享受醫療補助金和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補貼。許多人稱不願香港變成「大陸的一個城市」，而在失業保障方面，香港卻遠遠不如大陸的任何一個城市。難道香港的失業保障制度要等到2047才能建立？

更多文章：
網站：https://squatting204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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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多個工會包括職工盟、工業傷亡權益會、醫管局員工陣線、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聯同九十多個不同行業的團體發起聯署，要求將「武漢肺炎」列作法定職業病，保障因工作而確診的工人。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指「患病不等如受傷」，質疑現時的《僱員補償條例》難以處理因工而確診武漢肺炎的僱員。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引述現時確診個案數字，有75宗疑因工作感染武漢肺炎，當中只有12名僱主按《僱員補償條例》向勞工處呈報，其中10名僱主無明確表示承擔補償責任，至今沒有任何一宗個案成功索償。

團體批港府「慢幾拍」

在記者會上，吳敏兒提到，因工作而確診武漢肺炎的僱員不但收入受影響，而且工傷爭議一般持續數年，倘能列為職業病便可「一對表就知」，建議將追索期訂為兩個月，「越遲立法，越難保障已確診的僱員！」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

蕭倩文引述外國例子指，加拿大、德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無分工種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比利時、意大利及南非亦有針對醫護提供補助；韓國則有為勞工加快申索補助程序，狠批香港政府「慢幾拍」。她向懷疑因工感染的僱員呼籲，應時刻保存好上班的證明文件及紀錄，並留意公司是否提供足夠防疫裝備，如有需要需可自行向勞工署呈報及向工會求助。

蕭倩文又引述統計數據指，75宗個個可分成四大類別，包括因工接觸大量人群、因工前往疫區、因工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及工作間有同事感染。她認為，數據反映武漢肺炎波及不同行業，有接觸人便有感染的風險，必須列入法定職業病才能保障僱員權益。

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因工接觸大量人群」的工種有外籍家庭傭工、司機、美容師、健身教練；「因工前往疫區」的工種有空中服務員、導遊、外籍家庭傭工；「因工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工種有餐廳及酒吧服務員、保安、醫護、機場地勤和清潔工；而「工作間有同事感染」則涉及早前「邊爐家族」等6宗個案。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批評，政府對工會的要求沒有任何正式回覆，如同將責任推卸到工人身上。余慧明指，武漢肺炎猶如重症，可經多種途徑傳播，舉例指有機場衛生署醫生替隱形患者檢疫時染病，反映署方對醫護欠缺足夠指引及保障。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陳佩妍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的陳佩妍則提到，空中服務員為「第一防線」，但至今只有三宗懷疑因工作而確診的呈報個案，航空公司更稱需要追溯源頭。吳敏兒指，如僱主向勞工署申報會收到書面問卷，要求僱主回答是否承擔補償責任，但公司「一直唔答」如同卸責。她重申，僱員不論染病或受傷均是僱主責任，並需要提供足夠的防疫用品。

物業管理連線籌委會代表姚先生

物業管理連線籌委會代表姚先生表示，早前收到個案指有法團懷疑物業有單位確診，為了核實情況而致電衛生防護中心及民政事務總署，但兩部門相互卸責推搪。他指出，民政事務總署及後雖有派員查詢該大廈消毒情況，但相關職員只顧影相打卡，未有就大廈全面清潔消毒給予清晰指引，沒有考慮清潔工、保安同事在該環境的工作安全，對此表示十分無助。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羅智偉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羅智偉指，清潔工在最前線，但津貼卻十分微薄，一旦有工人受感染而被隔離，只能被迫放無薪假或用年假代替；促請政府儘快立法訂明武漢肺炎為職業病。

記者：何其志

中大今年起外判廁所清潔服務，中大員工總會和基層關注組發起聯署反對，要求校方在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但到底甚麼是外判，為甚麼我們會反對？

甚麽是外判？

外判是有別於直接聘用的商業模式，簡單而言是指公私營機構將部份服務合約委託予第三方，由第三方承辦商負責辦理服務並聘請員工。機構一般會就外判服務作公開招標，根據既定的招標準則遴選承辦商。

外判制度美其名是為了妥善管理資源和提升服務質素，事實卻是利用市場競爭邏輯來節省成本，結果引致各種剝削問題。數十年來，政府和中大以外的大專院校均把清潔服務外判，招標時以「價低者得」的原則來遴選承辦商，外判商為了中標必須盡量壓低成本，而為了賺取中間的行政費用，外判商往往會用各種手法剝削工人。

外判有甚麽問題？

1. 價低者得

僱主在遴選投標承辦商時往往以「價低者得」為原則，承辦商為了牟利，壓低成本，必定會從勞工權益著手，工人工資被壓價、外判商拒絕提供用具和保護裝備等問題早已為人詬病，工人在「價低者得」下成為被壓榨的工具。

八十年代，政府以「專門化」和「高效率」為由帶頭外判，但標書評分準則中價錢和技術的比例卻多年維持在七三，即著重低價而非服務質素和工人待遇（包括工資工時），在民間團體多年的爭取下，直至2018年才調整至五五比，但工人工資只佔「技術」中的25%（整體佔12.5%）[1]，外判制度根本鼓勵外判商漠視工人的待遇，更遑論會提供優質的服務質素。

市面的外判工友待遇已足以證明勞工權益不被重視，根據勞工及福利局2018年12月向立法會交代的四個部門（食環署、康文署、房屋署和產業署）的外判非技術員工統計顯示，94.4%外判清潔工的時薪介於34.5元至38.5元之間[2]，工友長年從事厭惡性勞動，工資卻一直維持在最低工資的水平。

根據中大人事處數字，中大清潔工友起薪點是$11900，以每日工作9小時、一個月工作22日計，工友平均時薪約60元，比外判清潔工的時薪高20多元。

2. 工人合法權益被剝奪

外判商每兩年更換一次合約，令工友失去連續受僱的福利，如有薪年假及長期服務金。

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12個月，便可享有7天有薪年假，有薪年假日數按僱員受僱年資逐年遞增至最高14天。但外判合約每兩年更換一次時，工友未能累積應有年假日數。

而外判商逃避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更是經常發生。外判商與政府的合約完結時，外判商需要為工友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但有很多工友在不知情或拒絕調職的情況下簽署了公司的「自動離職書」，被逼當為工友自行辭職，外判商因此能節省大筆款項。2013-2016年間，逾500名清潔工就拖欠遣散費問題求助，涉及金額達800多萬。[3]

中大的外判工未能享有直聘制的員工福利，如每月的4日病假、可累積年假、免費的醫療服務等，外判商和中大因此逃避了外判工友應有的勞動保障。

3. 外判責任

外判服務往往意味著連同責任外判出去，在拖糧欠薪等事件，原僱主并不會主動介入調停，甚至不會監察外判商，令工人求助無門。

2011年，7名負責善衡書院陳震夏館改建工程的建築工人，過年前夕被外判商佳運工程的判頭拖糧兩個多月，因此在善衡書院對開發起罷工堵路行動，要求即日取回應有的薪金。工友和聲援的同學跟校方和佳運周旋了半天，最後晚上6時多佳運的支票才送到，事後校方並無追究佳運的責任。同學更加揭發，原來以前工友曾向校方求助，但未獲受理。[4]

如果你也反對中大外判，請聯署
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

參考文章
[1]政府新聞網：致力改善外判員工待遇，2018年10月24日
[2] 勞工及福利局的外判非技術員工統計
[3]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25999/%E5%B7%A...
[4] 血汗校園

今年起，中大校方外判廁所清潔服務，我們與中大員工總會發起聯署反對，要求校方在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

在外判浪潮席捲各大專院校的情況下，中大至今仍大致維持物業管理服務的直聘制度實屬可貴。大學作為教育機構理應樹立保障員工權益的模範，但在這間自詡具備「人文精神」的大學，聲稱自己非常關懷弱勢的校方，卻在員生不留意的時候偷偷引入外判制度，例如2003年的EMO外判及2012年的圖書館清潔服務外判。

現在，讓我們看看以往員生反對校方外判的事件：

1）2003年——肥上瘦下事件

2003年的沙士令經濟低迷，政府為減輕財赤削減教資會（UGC）一成撥款。中大面對削資的危機，提出多項「開源節流」的措施，當中包括大幅削減基層員工的薪金（清潔保安減薪20-30%，但高層只需減薪2-3%）、削減福利及將整個物業管理處（EMO）以價低者得的方式外判，由於基層員工承受的減薪幅度比教學及行政人員高，事件因此被稱為「肥上瘦下」。

面對如此巨大的轉變，員生群起反抗，包括撰寫文章、發起聯署、召開記招及於烽火台集會。在多方壓力下，基層短約員工跟隨公務員減薪6%，但需要再選擇額外減薪或無償加班。外判計劃亦被校方剎停，時任校長金耀基更承諾「永不外判物業管理工作」。

延伸閱讀：肥上瘦下

2）2012年——圖書館外判清潔工事件

由於「三三四」的學制改革，大學認為需要更多工友以應付新增的學生及設施。2012年5月，員總收到消息指校方為了「提升管理效率」，欲外判所有圖書館的清潔服務。經過查證後，發現校方已暗中與外判商「惠康清潔公司」簽訂合約，並於7月1日起實施。不過，此公司在勞工問題上惡名昭彰，例如在最低工資實施前夕更改屬下員工的合約，剋扣員工的飯鐘錢及休息日薪，更多次被勞工處票控。容許這外判公司存在無疑是助長及增加其剝削工友的機會。

其後，員總及學生組織（如幹事會、學生報及基層關注組）發表反外判聲明，同學更組成「中大反外判戰線」，出版號外及收集聯署。最終迫使校方在6月25日叫停外判及取消合約，館內清潔服務將交由大學員工負責。唯校方至今仍未向全體學生和員工公開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亦仍未承諾不再外判恆常服務。

延伸閱讀：反對外判圖書館清潔工號外

以上只是校方剝削勞工的冰山一角，日常還有形形色色的辛酸不被發現。中大早已有外判的前科，如今校方又一次打破承諾、得寸進尺地踐踏勞動者的尊嚴。在大學龐大的官僚體制下，我們更要聚合反抗的力量，即使面對艱難的情況，亦要捉緊改變的機會。

如果你也反對中大外判，請聯署
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

今年起，中大校方外判廁所清潔服務，我們與中大員工總會發起聯署反對，要求校方在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但今次外判具體有甚麽問題？

1. 合約未經大學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審批

大學外判合約本應由大學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審批，但是次外判並無經過討論。我們向商務組查詢，對方回應指：

「鑒於大學每年採購的服務數量及種類繁多,要全面及明確地界定「外判服務」有一定困難,大學應集中監察高風險外判項目，例如長期服務合約、清潔或保安服務以及僱用模式較易出現剝削情況的行業，下列外判合約將會經由一般大學採購程序和指引處理，而毌需預先審查以簡化安排：非清潔和非保安服務合約；或不超過一年的一次性合約；或不超過15萬港元的合約；或因服務範圍不在大學主校園而未能由校內相關單位提供支援服務」。

商務組的說法是指只要符合任一條件，相關合約便不需經過委員會監察。我們認為，這說法正正違反政策監察高風險外判項目的原意，校方如物業管理處及個別部門或能利用此漏洞，繁密地批出短期、金額少的外判清潔和保安合約，不是真正監察「較易出現剝削情況的行業」。

2. 消失的學生委員

我們發現大學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本應有2名本科學生代表 [1]。但就我們所知，去年和今年的會議中都只有1名學生代表，向幹事會臨政查詢後，得知校方僅通知臨政提名1名同學。我們已向吳樹培副校長查詢，惟未得回覆。

3. 外判工友待遇欠透明

我們要求EMO公開外判工友的薪酬福利資訊，EMO回應指「會不定時引用投標條款，要求承辦商提供有關工資紀錄並作查核。按資料顯示，有關承辦商均提供反映市場情況的合理薪酬以及符合法例規定的勞工福利予其員工，但由於承辦商的員工薪酬及福利屬敏感商業資料，請恕我們不能公開」。

我們亦要求EMO公開是次合約的招標準則，處方沒有仔細交代，僅指「在招標過程中，除考慮承辦商的技術配置水平及收費等因素外，其承諾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完善僱員福利亦是重要考慮之一。」

處方拒絕交代外判準則和薪酬福利資訊，拒絕公開外判承辦商的名稱，我們從觀察才得知承辦商為明生專業清潔及管家服務有限公司（Ming Sang Professional Cleaning And Housekeeping Services Limited），亦沒有完整列出所有已外判服務的廁所，剝奪員生監察校園外判情況的權利。

如果你也反對中大外判，請聯署
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

[1]：Monitoring Group on CUHK Outsourcing Matters Terms of Reference and Composition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CUHK Student Union (CUSU) One representative of full-time postgraduate students nominated by the Director of Student Affairs” ,

（中）志豐工程有限公司東主 張志偉

（獨媒特約報導）在志豐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的顏先生，在去年11月30日因工受傷，其左手拇指遭玻璃割傷，傷及其神經線。東主張志偉在其受傷後提出「私了」，稱只會賠償8,880元和一個月代通知金。顏先生拒絕接受，勞工組早上和他到志豐工程有限公司，其位於深水埗北河街24至26號的地舖，追討約48,250元的工傷津貼及醫療費用。張志偉斥對方「扮傷、好返」，更卸責發難報警。在警察到場後，張志偉對警員稱，對方已違反限聚令，「我係藍嫁，拉晒佢哋啦。」

在行動期間，張志偉突然衝出門口，對記者高呼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語帶恐嚇「搞大佢」只會影響追討程序，更對記者高呼，「你影呀，你影呀。」他指顏先生曾稱已完全康復，質疑對方講大話。顏先生不同意，稱「我隻手指都仲痛緊呀。」

（左）顏先生

東主先發制人 促警以違限聚令拘捕

張志偉及後先發制人報警，期間更「教警察做嘢」，稱在限聚令下，不得有超過四人聚集。他大聲對警察高呼，「唔係唔做嘢呀嘛，限聚令呀。」張志偉多次拒絕承認顏的工傷，又稱「法庭話會俾就俾」。

在警察到場後，張志偉又對他們「大吐苦水」，稱「佢好返哂嫁啦。喂，我有哂record嫁啦，違反限聚令呀，嚟我門口搞！你stop佢哋啦。」警察最後聯絡勞工處。張志偉再對警察稱，「我係藍嫁，我撐你哋嫁。」

張志偉不滿警察不執法，更稱要投訴對方。但警察不賣帳，警員編號9197的警長對張志偉稱，「你無嘈啦，記者係採訪、職業性質，你係咪要投訴呀，投啦。」，「我已經勸籲咗啦，你收聲啦，藍咩呀。」

東主前年曾提「私了」

顏先生一直從事工程工作，他在2018年9月1日入職「志豐」，月薪約18,500元，負責倉務工作。他在去年3月在執貨時扭傷，東主對他提出「私了」，要求他簽署協議，稱會報勞工處及賠償醫藥費用，但最後只作八折賠償，「未好返就叫我返工。」

勞工組成員、民主黨元朗區議員郭文浩到場聲援，指老闆要求員工「私了」的情況屢見不鮮，實際卻是呃住和氹住先，斥志豐的做法無理。他提到，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多個政府部門停止運作，勞工處在有限度運作下，受影響的工人更是求助無門。

（左一）勞工組成員 區先生、（左三）勞工組成員、民主黨元朗區議員 郭文浩

勞工組成員區先生表示，工人如果遇上工傷，絕對不應和老闆私了，指工傷可大可小，「手尾可以好長」。

記者：麥馬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4月19日）在「局長網誌」上發表了對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法定職業病的看法，當中有不少邏輯上的矛盾和誤導公眾的成分，本會逐一拆解。

參考國際準則？香港彈出彈入

羅局長：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就職業病所訂定的準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職業病是指某種疾病與特定工作環境或工作活動中，接觸或暴露於某些危害存在着因果關係，同時該疾病在從事有關工作的人員中出現的風險顯著高於一般人士，因而當有這類工作人員患上這疾病時，可合理地推定其疾病是源自其職業。

局長甚麼時候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甚麼時候不參考，由政府說了算。國際勞工組織列有106種職業病。單單是「精神及行為障礙」，香港政府已經沒有採納了。看來政府並不認同精神壓力致病與職業有關，否則，早就應該納入法定職業病範圍了——新型肺炎亦是。

傳染病數據逐一分析？ 因執行職務所致是最大保障

羅局長：當我們考慮應否把某種疾病列為法定職業病時，例如氣壓病與深水作業的工作便表面上有明顯的關係，但還需要看其它客觀數據，否則我們便應將所有傳染病（如各類病毒所引起的流感）都列為在工作上有和人接觸職業（如醫護）的職業病，不過明顯的是世界各地和香港都沒有如此做。

所以對僱員最大的保障應該像台灣那樣——把職業病列表以外的病患都一律以「#執行職務所致」為僱員獲得補償的準則。這樣就皆大歡喜，不止新型肺炎，就連勞損、過勞等等都成立。

就算有些國家不把新型肺炎納入職業病，也會協助患者取得證明，使工傷申請得到盡早的處理或批核。請問香港政府也會這樣嗎？

需分辨是否社區傳播？只要返工接觸人　就有機會被感染

羅局長：香港至今錄得一宗涉及醫護人員並可能是在工作期間受感染（確實的感染途徑仍未證實）的確診個案……當疾病在社區廣泛傳播時，我們便不可以假設受感染的醫護人員是在工作中感染，這是應否將一個傳染病列入職業病的重要考慮。

局長，我們要求的是除了醫護以外，所有僱員只要是工作期間感染的就應該被納入保障範圍。你再跟我們說醫護感染如何如何少，沒有意義。而事實是新型肺炎傳播之廣，只要工作是需要接觸人的，就有機會患上。

引用第36條追討？患病不是意外！

羅局長：2019冠狀病毒病現時雖不屬於《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但《僱員補償條例》第36條訂明，僱員若染上疾病，縱然不是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如符合該條例所指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或死亡，則該僱員仍可根據條例向僱主追討補償，而僱主在一般情況下須負起該條例下的補償責任。而重要證據之一便是衛生當局傳染接觸者追踪的結論。

請解釋法例弔詭之處，新型肺炎如何符合36條的訂明？患病如何說成是「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或死亡」？患病是患病，怎會變成發生意外？如無法解得通，僱員如何追討？

現實是，今天有至少75宗個案懷疑在工作期間感染，但只有12宗呈報上勞工處，而當中只有2宗的僱主承認責任。局長，你如何協助其餘73人根據你所說的條例追討補償？

懷疑個案的追討困難重重，大部分工友需要進入法律程序，動輒數年，對患者絕對造成極大困擾和壓力，影響其個人生活和家庭關係。

參考沙士經驗？酌情處理非正途　全面保障勞動者

羅局長：香港在2003年出現沙士疫情時，該病仍未屬於《僱員補償條例》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根據勞工處的資料，在處方收到共415宗呈報感染沙士的僱員補償申索個案中，約九成經勞工處處理後獲得解決，有關僱主均承認僱員補償責任而沒有提出爭議。一些曾在早期出現爭議的個案中，大部分僱主考慮衞生署擬備的接觸者追踪報告後，確認僱員是在受僱工作期間感染了沙士。

415宗的10%個案並不是醫護或相關人員，那麼他們的賠償最終如何解決？再者，沒有呈報上勞工處的個案呢？往往僱主認為不是指定職業病，僱員認為不屬於工傷而沒有呈報給勞工處，而最終沒有獲得賠償。這批人怎麼辦？當時的個案均酌情處理。我們要求的不是酌情，而是合法地保障打工仔女！

政策的制定應更具前瞻性，必需把影響減至最低，而不應後知後覺，補救處理。如拖延立法，只會白白犧牲已確診僱員的利益。

工業傷亡權益會蕭倩文
2020年4月20日

參考：
局長網誌：把2019冠狀病毒病列為職業病／羅致光
【新冠肺炎】懷疑工作期間感染　請即向本會求助
【新聞發佈會】要求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 附：本地個案詳考及各國情況參照
【一圖看懂】點解要將新冠肺炎納入職業病？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講述了外判的問題、中大外判（被駁回）的歷史。在這次中大外判中，外判清潔工的待遇是怎樣的？

中大這次的外判清潔合約由上年9月直到今年6月，承辦商為明生專業清潔及管家服務有限公司（Ming Sang Professional Cleaning And Housekeeping Services Limited）。

據我們向外判工友了解，現時中大清潔外判商共僱用5人，其中1人是司機，4人是清潔工（兩人全職，兩人炒散）。他們一星期休一日（星期六或星期日），每天0800-1730上班。兩名全職的廁所清潔範圍包括Franklin（G/F 及泳池）、科學館、花圃路、教研樓2座、EMO寫字樓，兩名炒散的工作範圍是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39區）、賽馬會研究生宿舍3樓。

外判全職工友的薪金是一萬三千多，這薪酬看似比EMO入職（11900）高，不過計算時薪則發現不是如此。中大EMO的入職月薪是$11900，但每週工作45小時，以每日工作9小時、一個月工作22日計，工友時薪約$60.1。有些EMO工友每週工作48小時，入職月薪變為$12614，以每日工作9.6小時、一個月工作22日計，工友時薪約$59.7。

假設全職外判工的月薪是$13000，每天工作9.5小時、每月工作26日，時薪約$52.6。即便假設全職外判工的月薪是$14000，時薪約$56.7。炒散外判工友則是每日約500元，以9.5工時計算，時薪約$52.6。

所有外判工友（不論全職或炒散）亦沒有醫療福利、每月2-4日病假等EMO工友享有的福利。另外我們從EMO處得知，疫情下EMO工友每星期返2日，月薪不變。不過外判工友指他們要返六日，否則扣錢。

外判商有替工，兩名全職工友如果有一人放假，另一人便不能放假，要教替工。

中大外判工友的待遇基本上比EMO工友差，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也講述了外判制很多時會導致工人工資較低、合法權益與福利被剝奪等問題 [1]。

我們正與中大員工總會發起聯署反對校方外判，要求校方在今年6月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

如果你也反對中大外判，請聯署：https://forms.gle/JGnzYq3Ed3AunYuw6
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VlKLKLqgy8MbXc6P_OB6LEfEPXk6x73/view?f...
[1] 【中大反外判 ・ 一】外判有甚麼問題？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2615

[草根．行動．媒體]綜合報導 2020年4月21日

今年年初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由於政府呼籲大家不上街，市民亦有所懼怕而令致許多行業停擺。這種情況在二月尾的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頒佈後，不單未見好轉，反而更形惡劣。其後，由於開始有酒吧感染群組，政府甚至在四月初為遏止疫情而下令部份行業停業兩周(已知還會再延長兩周)，又頒佈限聚令，結果自然更形百業蕭條，而特區政府為處理失業、無薪假、減薪這些嚴重的經濟民生問題，就在四月八日再次頒佈了防疫抗疫基金2.0。最近頒佈以「保就業」作為口號的抗疫2.0。

政府公佈抗疫2.0當中的保就業計劃引發巨大爭議。政府方案中的支薪補貼方案，工資參照期為本年一至四月，僱主可選擇其中一個月作呈報，政府將以這一個月的薪金的五成作為發放標準，該薪金上限為$18000，為期六個月，分兩期付予僱主，第一期為六月。同時，不論是僱員或自僱人士，政府方案均以強積金（或公積金）戶口，作為發放薪金津貼的準則。申請成功後，所有金額都必須用於發放薪金，而非交租或其他用途。政府方案要求領取津貼的僱主承諾不裁員，並表示監察計劃實施情況要倚靠僱員舉報。另外，會向25萬過去15個月有供款入強積金戶口的的自僱人士，發放一筆過$7500的補助。至於已失業的人士，政府則稱會降低綜援門檻，讓失業人士申請。次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接受訪問，表明就算僱主只出一成糧，政府都會出足五成薪金予僱主作為薪金資助，並指若有65歲以上的僱員沒有強積金戶口，可以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此言引起勞工團體嘩然，此舉被各行各業紛紛批評該計劃為救市不救人、「堅離地」、漏洞多、保財團不保僱員。

2.0前：被自願減薪、無薪假、失業持續發酵

在政府頒佈抗疫2.0之前，職工盟曾就就業情況作出調查，發現大量僱員其實在放無薪假。同時，若有停工解僱者，其情況通常已持續超過一個月，當中更有七成已失業兩個月。

同日，4月6日的記者會上，調酒師工會主席候翠珊表示因為禁止酒吧開業，行內已有七成人事實失業。她表示聽到會員講無薪假的情況，由三月的7日，到後來14日，更有大公司叫員工放25日，與失業無分別。她表示，很多會員發現，由於市道差，

自己沒有議價能力，原來為了保住份工，真的會不敢發聲。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的黎老師則表示，聽到有會員被要求簽自願減薪的文件，否則可能工作不保。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的籌委stacey則表示，由於自由工作者被視為自僱者，根本就沒有人視他們為僱員，而他們服務的公司或者介紹工作的中介公司，本身都已停工，更不會顧及這些自由工作者。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主席羅鄧敬表示，行內有大量無薪假以致失業，大酒家富臨迫員工放無薪假更口氣大，叫不滿的員工「去勞工處告我」。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離地支援漏洞處處

4月10日，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率先就政府措施發聲明，指政府2月24日公佈的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的「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推出逾月，工會卻收到大量工人查詢及求助，發現當中許多不完善的問題。4月8日，政府公佈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支援措施，但卻未有考慮修補第一輪措施的漏洞，令人失望，並指兩輪計劃為「離地支援漏洞處處」。例如，第一輪基金津貼範圍僅包括私人住宅和商住兩用物業，加上資助金額只計算每住宅用途的樓宇，造成大量前線保安及清潔人員未能受惠。至於津貼名額的計算方法，是每幢大廈6名保安及清潔員工，工會指這會有大量員工未能惠及。這當中，自僱工人又不受惠，且即使非被指為自僱，許多在康樂場館工作的都是日薪制員工，由於薪酬綁定工作日數，僱主更加振振有辭拒絕支薪。

航空業：如被解僱，援助已不關我事

從事航空業的emily指，航空業蕭條，她本人所屬公司於三月尾向員工表示，如果不放無薪假就解僱，如果此刻被解僱，到六月這個援助已與她無關。況且，要六月才能申請，還有四、五月要靠儲蓄，而空服員的收入也不可能申請緩援。最後，主動權在僱主手上，如僱主不申請該計劃，僱員亦無計可施。

廚房員工：俾哂啲大財團，我哋食風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的成員wing則表示，自己行業內很多人放無薪假或被裁員，自己也於4月 1日被裁。當時餐廳生意跌3成， 三月尾突然向員工表示要八折出糧，但工時假期不變，好多人不滿，嘗試過集體與公司商討，另覓方式例如減工時，或一周一日無薪假，或公司承諾何時補償欠薪。這些都一一被否決，只能接受或被解僱。另外公司也不顧勞工合約，很多人的合約寫5日工時，但卻被減至2日，等於放無薪假，人人收入減半。更有一個部門被認為無用，部門被關閉，全員被解僱。wing表示2.0對行內這種狀況一點幫助也沒有，更指6月才拎到錢才不准炒人，公司「要炒的2-4月都炒哂啦!」至於失業綜援，她指就算降低綜援門檻，就算自己過到這個門檻，但單人綜援只有兩千多，「夠交租定夠食飯？」她表示，好支持成立失業援助金，應該參考員工未被裁之前的八成薪酬來計算，這樣才有用：「唔係俾哂啲大財團，我哋食風！」她更指，現在根本無法找到工作：「宜家大家唔消費，一間餐廳明知自已無需咁多人手點會因為你派錢而請多啲人?」

家務助理：無強積金戶口不受惠

家務助理總工會成員鄧女士從事家務助理13年，因為疫情，許多僱主不放心，又問她有沒有去過大陸，即使她沒有，仍然不放心讓她入屋工作。同時，有外藉僱主因避疫而回國，又令她失去工作。結果，工時與收入因疫情同時下跌五至六成。她指自己已不是狀況最慘，有些姐妹損失超過八九成以上。鄧女士表示，家務助理的工種，根本無法符合勞工法例的4118(即連續四周為同一僱主工作每周不少於18小時)的要求，本來已沒有任何的勞工保障，收入不太穩定，亦沒有強積金戶口。這種狀況下，根本無法受惠於政府的援助計劃。同時，鄧女士是基層家庭，丈夫也是自僱人士，現時每周只有10-20日開工。她十分認同應該成立失業援助金協助失業工友，並應將政府為自僱人士提供的$7500資助，擴大範圍至家務助理的工種。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羅致光未做局長還是立法會議員時，也曾就就家務助理無法有強積金在立法會提出質詢，指羅無可能不知道這事，但今次政策的設計，明擺著是明知而不理。

音樂人工會：只資助大劇團和樂團

從事音樂導師的Mavis和胡先生分別表示，自2月開始已經停課，除了部份學校有協議補堂外，大部份學校也未能有任何課堂安排。同時，校際音樂節、音樂考試都已取消，令導師們收入大減。而且因行業聘用模式不一，包括學校聘用或中介聘用，因此大多音樂導師收入不穩定外，更須主動追討欠薪。

工會主席黃穎之表示，於近日收到不少音樂人查詢，開始有音樂中心結業欠薪。她表示，音樂界過去有很多行業問題，主要涉及拖糧問題，疫情下更加嚴重。同時，限聚令下有不少婚禮取消或酒吧停業而影響婚禮樂手，政府第一輪基金的一筆過$7500的資助，對由二月開始受影響的音樂人來說，可說是杯水車薪，更可能因未有強積金戶口而未必受惠。工會批評過去政府推出抗疫基金中，其中有1億5千萬作為援助文化藝術界，但最後交由藝發局的5千5百萬中，藝發局卻為申請設下極高門檻，令很多私人教授的音樂導師或並非在康文署場地演出的樂手不能獲得資助。工會發聲明批評藝發局只資助大劇團和樂團，但對業界的自由工作者置之不理。

職工盟：倡成立失業援助金　加強監管僱主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於4月15日的電視節目中表示，政府讓失業人士拎綜援，是偷換概念。蒙指政府平時指綜援是社會安全網，只是幫貧窮人士，但疫情任何階層都受影響，無一倖免。他指出，薪金補貼方案有好多漏洞，僱主大可先領補助，再迫員工減薪，或放無薪假。他認為政府不應將監管的責任卸責於廣大僱員身上，既然政府規定呈報指定月份的薪金資料去計算獲得多少補助，那麼若有僱主於領補助之後減人工，理應視作虛報，應予刑責。他指出，一個普通員工，不可能知整間公司整體開支和僱員數目，根本無從監察資方是否有中飽私囊。況且，在市道差之下勞工比以往更難有議價能力。因此，政府應規定，僱主每月呈交僱員支薪紀錄，由政府監管。蒙亦指，若以強積金作為發放薪金補助的準則，就會遺漏許多無強積金戶口的人，包括家務助理、自由工作者、零散工、未滿18或超過65歲的僱員。他批評這是雙重標準：對僱主寬容不經審查，對僱員就多加限制，其實可以容許沒有強積金戶口的勞工提供工作證明、僱員合約、入息紀錄的方式去領得補助。蒙亦指出，政府無視高失業率和可預計的長時間的失業，拒絕成立失業援助金，情願豪拋幾百億去幫財團出糧，連無受疫情影響的行業都受惠，但對已失業之人卻全無協助。

除了以上的論點外，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亦於記者會上，補充了工資參照期應包括去年11、12月。根據政府方案，工資參照期為本年一至四月，但新冠肺炎肆虐，始自本年一月，其後持續惡化。不少行業僱員除了底薪以外，收入亦相當倚賴佣金及獎金等浮動收入，薪金基數必定會受疫情拖累。為了客觀反映員工正常收入，政府應該將工資參照期延長，將去年11、12月也包括在內。同時她認為應落實集體談判權，要公司與工會簽定承諾不裁員不減薪不放無薪假，而不是個別僱員去監察，因為僱員為保住工作，在公司處於弱勢。而所謂的監察，必須要加入刑責，僱主才會自律。

最後，各工會代表都認同，政府必須立即設立失業援助金，免除入息及資產審查，發放為期六個月、金額相當於正常工資80%（以16,000元為上限）的緊急失業津貼。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HKC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o1zYqKWM

https://www.facebook.com/hkbmswgu/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9%9F%B3%E6%A8%82%E4%BA%BA%E5%B7%A5%E6%9C%83-Hong-Kong-Music-Industry-Union-614172378793653/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9737-20200409.htm

https://www.swd.gov.hk/oala/#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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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於本月8日推出，社會福利署放寬適用於健全申請人的資產限額一倍，為期六個月。今午，民協到社署請願，要求再進一步放寬綜援資格及設立失業援助金，惟社署態度「扭扭捏捏」，只派職員表示「落緊嚟，你等多陣」。拖延近半小時後，民協企圖改以信件封著正門代替交信，社署職員才現身接信。民協副主席、 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批評，「政府做野就係咁，唔理你」、「淨係放寬綜援當做咗野」。

批綜援程序難為巿民 促放寬申請門檻

民協副主席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黃大仙區議會主席許錦成、深水埗區議員李庭豐、利瀚庭和譚國僑今午到社署請願，要求進一步放寬綜援多重申請門檻，包括取消租金限額，避免劏房住戶因租金太貴而被取消綜援資格和容許個人為申請單位，避免當失業人士的同住家庭成員仍有工作，入息超出標準而令整個家庭無法申請。

深水埗區議員李庭豐

李庭豐批評綜援程序麻煩小巿民，指「大企業就可以方便網上申請抗疫基金」，小巿民申請綜援時卻被要求提交過去一年銀行戶口紀錄，「交租錢都欠緊，仲要俾錢銀行去查紀錄」。他直言綜援不只門檻高，程序上更難為巿民。

失業人士冇工資補貼又冇綜援 冀設短期援助金

許錦成亦表示，不少街坊向他求助時表示，他們雖有為強積金供款，惟因已經於1至2月失業，不但無法受惠於「保就業」工資補貼，亦不合資格領取綜援，情況「兩頭唔到岸」。何啟明則稱收到求助個案，指老闆同時放員工無薪假及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保就業」工資補貼，但未有向員工發放工資：「老闆食員工夾棍，錢俾晒老闆但唔會落到打工仔袋」。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許錦成

許重申，政府須急需設立失業援助金作短期紓困措施，幫助被放無薪假員工、失業人士和自由工作者。許表示，將聯同24位黃大仙區議員，於下星期的區議會大會提出議案，審視防疫抗疫基金成效，並討論設立失業援助金。

記者：梁嘉浩

今年起，中大校方外判廁所清潔服務，我們與中大員工總會發起聯署反對，要求校方在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

中大基層關注組曾去信中大物業管理處（EMO），要求解釋為何外判廁所清潔，EMO去年 10 月 18 日的電郵回覆指：

「由於校園內需要清潔服務的範圍日漸擴大，而庶務組內卻因職位出現空缺令其他同事分擔不少額外工作量，所以 EMO 正積極研究各種可行方案，以回應這些運作上的訴求及維持校園的整潔衛生。」

但這「人手不足」的原因是什麼？外判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

現時中大外判清潔工的時薪、醫療福利、疫情下工作安排比EMO直聘工友差[1]，但以入職月薪計，外判工的薪金（$13000）比直聘工友（$11900／$12614）要高。直聘工友工時較短少，但一個人工友應聘時還要考慮每月收入是否足夠，中大直聘工的薪金非常不理想，這很可能是招不到人的原因。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12月《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2]，許多基層工種的平均薪酬均超過$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員$13,647、侍應生$14,818。雖然市面上清潔工的平均薪酬（$10,046）比EMO低，但當有其他基層工種的待遇更優厚，自然不選擇中大。我們訪問過10多位EMO工友，不少工友皆表示EMO好處在於較穩定，病假、醫療福利較完善，但薪酬並不理想。再者，現時中大宿舍工友是以「二級工人」的待遇聘請，起薪點是$13,200，EMO工友卻是「二級校役」，薪金低了一大截，更顯這個職位的待遇差。

有見及此，面對人手不足問題，EMO應檢討直聘工友的薪酬福利條件，提高崗位的吸引力，而非外判了事。再者，中大自詡具有人文關懷，且作為公營教育機構，理應樹立保障員工權益的模範，提供比市場更好的薪酬福利。

除了招聘問題，另一個嚴重問題是人手流失。其實EMO所指的人手不足歷年來一直存在，而且愈漸嚴重。自 2012 年 334 學制開始，中大校園建築數目一直擴張、學生人數亦增加不少，對服務人員（特別是職工）的需求理應增加，但翻查中大年報數字，職工數目（junior support staff）卻自 2013 年起逐年下跌，由 1174 人跌至2019 年的 1129 人，職工數目對比僱員總數的比例亦由 13 年的 16.4% 跌至 19 年的 13.9% [3]。

因此，EMO也應檢討人手流失問題。我們訪問了10多位EMO工友，發現EMO欠缺替更制度，且有新人長期做廁所清潔、決定升遷的績效評核苛刻等問題。我們接下來幾天會發文詳細說明其中情況。

我們曾於 1 月 17 日與EMO開會，處長和助理處長指 EMO 會盡量維持直聘制度（即大學直接聘請工友），外判是萬不得已且暫時做法。EMO 亦指仍會繼續招聘直聘員工，請到人便會減少外判。我們要求中大在6月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現時的外判工友，並提升EMO工友的待遇、檢討現時人手流失的原因，真正保障員工有穩定、良好的工作，校園有穩定人手。

我們在4月21日更新了調查報告（https://drive.google.com/…/1krV-5mpXoojWlsjVCFP1trTPr…/view…），補充了中大外判工友情況、中大EMO工友與市面基層工種的月薪比較，並提出廁所清潔這種厭惡性工作需要輪更制度和額外津貼。

如果你也認同我們的訴求，請聯署

[1] 【中大反外判・四】現時外判清潔工的情況

[2] 《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2019年12月，政府統計處，取自（P. 38, 39）

[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年年報，香港中文大學，取自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按照慣例，申請在五一勞動節舉行集會和遊行，但遭警方以「限聚令」禁止。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政府及警方不斷借限制令壓制表達自由和上街的權利，斥當局的做法屬政治審查，「一句限聚令就咩都拒絕，你解釋唔到我哋嘅建議有咩問題。」

職工盟晚上召開執委會商討應對，吳敏兒見記者稱，對做法感到遺憾和不滿，稱在申請期間已作出修訂，例如提出保持1.5米距離和每行不多於四人，但不獲接納。她表示，警方只以「限聚令」為由便拒絕建議，卻沒有詳細和仔細地解釋反對的觀點和原因，「感覺就係覆咗你就覆咗你」。

吳敏兒承認，在疫情期間舉行遊行和集會有難度，參與人士必然會盡量做足個人保護措施。她對警方的回覆感到失望，重申不少工人欲透過上街表達對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反對聲音。

職工盟原定計劃在勞動節當日，在港島舉行集會和遊行。警方傍晚表示，經風險評估後，集會及遊行是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動，並有理由相信有關活動，不但會增加活動參與者及其他市民感染武漢肺炎，亦對所有市民的生命與健康構成重大威脅，危害公共安全及影響他人的權利。

記者問到「後續行動」，吳敏兒表示不會採取對抗的態度，目前會集中和律師商量作上訴，強調警方必須詳細交代拒絕理由。

記者：麥馬高

中大基層關注組去年10月發現校方外判廁所清潔。外判往往造成投標者「價低者得」、工友薪酬福利被壓低、出現意外／遣散時外判商不負責任等剝削工人權益的情況。我們之後調查了中大外判工友和直聘工友的待遇，查找中大外判政策文件，並發起聯署反對外判。

今年1月17日，我們與中大物業管理處（EMO）開會，處方指由於學校大樓愈來愈多，工作量隨之增大，請人卻不容易，因此決定將清潔頻率高、工作量大或偏遠一點的廁所清潔服務外判。處方指有事先諮詢工友意見，向他們承諾現有人手不會因外判而受到影響，會盡量維持直聘制度，外判是萬得不已且暫時做法。3月時，EMO 亦會檢討，再決定是否繼續或擴大外判。試行外判的同時，EMO 仍會繼續招聘直聘員工，請到人便會減少外判。

我們認為，處方不應透過外判解決人手問題。我們的調查指出現時外判工友的整體待遇比直聘工友低。此外，中大直聘工友月薪比市面其他基層工種和宿舍工友低，亦缺乏替更制度，很可能造成 EMO 招聘困難、流失率高。於是，我們要求與處方會面，要求交代清潔工近年的流失數據，探究人手不足的背後原因。故此，物業管理處處長、助理處長、學生事務處代表於 22日與我們會面，以下為會面內容整合：

現時外判情況資料更新

EMO 首先說明有關廁所清潔工外判的基本資料。這次有 8 個外判地點，包括羅桂祥樓、賽馬會研究宿舍的學生中心、海洋中心、范克廉地下及泳池、科學館中座、苗圃徑、EMO 大樓（善衡書院對面）的廁所，而處方澄清鄭裕彤樓的廁所只是曾經考慮外判，現時則沒有此安排。以上廁所佔中大廁所總格數的 7.5%。

另外，EMO 指外判商聘請 6 名清潔工，以小隊形式為上述地點的廁所清潔，處方指 6 人皆清潔工，未有清楚説明清潔工是否兼任司機，只是表明會收到外判商的報告，了解外判清潔工的人手安排。

EMO 外判檢討

EMO 向我們報告了處方在三月尾至四月初檢討外判計劃的結果。檢討由三部分組成，分別為外判幅度、用家反映及員工意見。結果如下：由於部分大樓使用者擔心保安問題，羅桂祥樓及賽馬會研究宿舍學生中心的廁所清潔將交回 EMO 處理，來年處方欲新增一外判地點——富爾敦樓地下廁所（百佳旁邊）。外判廁所間隔比例因而將由 7.5% 減至 3.5%。員工意見方面，EMO 指中層監督人員有感工作量增大，而廁所清潔工對外判大使用量的公共廁所反應正面。

然而，有清潔工向我們表示不滿外判，認為外判影響薪酬福利，擔心處方會擴大外判範圍。

EMO指傾向將一些24小時向公眾開放廁所的清潔服務外判出去，理由是它們的使用量及衛生情況令EMO工友的工作量大增，且需要星期日清潔。

然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絕對不需要外判處理。工作量大的感受對工友無疑是真實的，但處方可以直接聘用更多EMO工友分擔工作量，並以輪更制安排工友於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上班，以維持這些廁所的衛生程度。

EMO回應指曾考慮此做法，但因負責這些廁所的工友人數少，如果只有他們需要星期日輪班，恐怕會對其他工友造成不公。EMO也斷言難以找到願意週末或公眾假期上班的工友。然而，有工友向我們表示，以往星期日加班有1.5倍人工，會願意做，也有工友指若然做好輪班、有補假便可做這些崗位。

缺人的真正原因

EMO早前指外判是因為人手不足，在是次會議亦補充，現時總共有150名清潔組工友，每月平均有1至1.2人離職或退休，即每年有近一成工友流失。助理處長指近年多人退休（但沒有具體數字），她也說填補空缺的情況尚可，但未必能短時間內填補所有空缺。

我們指出EMO需要提升直聘工友的月薪，現時市面有多個基層工種的平均薪酬都超過$13,000，如洗碗工、保安員、侍應生等。書院宿舍工友亦是以「二級工人」職位聘請，起薪點$13,200。EMO卻是以「二級校役」（起薪點：$11900／$12614）聘請。這很可能是導致EMO招聘困難、流失率高的原因，我們認為EMO工友月薪應與「二級工人」看齊，處長卻表示：「EMO員工的薪金反映市場價格，兩者嘅人工都唔係差好遠啫。」助理處長又指職位或薪酬已超出他們可控制的範圍，亦指EMO工友與書院宿工的工作性質不盡相同，不能直接比較。她又指曾了解員工離職的原因，表示除了我們提出的薪酬待遇，還有不少原因如校園環境（空間較大、戶外多蚊）、嚴格的工作要求（ISO制度、容易會被投訴）、人事關係等。不過，這不代表EMO不需要改善員工待遇問題，更不是外判的理由。

另外，我們建議EMO聘用替更。曾有工友向我們反映，一旦組內有同事請假或工傷，就要有其他同事分擔其工作量，變相增長工時。EMO回應指其工作編制一直有「預鬆人手」，指替更是由一人專去替代請假同事，不利整個團隊的合作，更推塘說「替工放假的話，其他人就冇得病」。如此荒謬的理由無疑是掩飾不願增加直聘工友數量的藉口。

處長：「外判不是洪水猛獸」

我們就EMO堅持外判提出了質疑。處方指現時外判只是輔助性質，是為了應付人手不足造成的運作問題，並保證是次外判不是大學的外判政策有變，「現階段」外判不會成為趨勢。只是，校方並無決心招聘人手、改善編制和待遇，我們自然擔憂外判將成常態。

會上處長不斷辯稱「外判不是洪水猛獸」，只要做好監察的工作，在招標的時候加入條款保障外判工友的福利及權益。處長更毫不諱言指大學並沒有無限資源，外判是一個可以利用及控制成本的制度。然而，這無視了外判的根本問題——外判比直聘整體的薪酬福利差。

另外，我們得悉大學未來會規定外判標準條件，如將招標準則的技術和價錢比例上調至五五比、「技術」中員工薪酬的比例佔25%（總體12.5%），因此我們希望知道 EMO 標書的外判標準。處長回應指未來的外判準則仍在草擬的階段，要與部門再商討。不過處長先表示：「3成價錢，7成技術，或vice versa都得」，後來又說：「技術的佔比可以去到5成或更多，肯定高過3成」。如此模糊的說辭，反映EMO對大學外判的政策毫不著緊。

處長指對外判計劃持開放態度，本年外判只屬試行性質，若下年要執行一整年的合約，必須跟從大學的外判指引，他下星期一（27/4 ）將會出席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委員將討論並審查EMO的外判合約，通過後才正式發佈標書。

請不要故作委屈

處方於會面中多次美化外判，指其靈活彈性，更意欲證明「外判不是洪水猛獸」，只要做好監察便可保障僱員權益。然而，外判工可以享用保健處服務嗎？可以在疫情下有合理輪班而不須扣薪嗎？外判必然比直聘薪酬福利差，處方連直接聘請多 6 個人也不願意，又有多重視員工待遇？

我們過往努力調查工友工作情況，希望嘗試探究人手不足問題的源頭，但儘管我們於會上費盡唇舌，嘗試向處方提出各種解決方法，處方依舊諸多堆塘，指替更制不符合工友意願，更厚顏說工友薪酬與市場相若，自己是合理僱主，但由始至終也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處方更故作委屈，指是次外判是萬不得已，只是想填補漏洞，沒有擴大意圖，但管理層連招聘、管理人才的基本責任也沒有做好，一旦人手不足便決定外判，實在難以得到我們的信任。處方根本是執意外判，意欲迴避直聘工友待遇欠佳、管理不善等問題。

因此，我們將繼續堅持聯署訴求，於4月27日（明天）的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要求校方停止外判，轉用直聘。如果你也認同我們的訴求，請支持我們的聯署

昨日政府公佈「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第二階段）」的申請細節，本會有以下回應：

一、工商大廈及商場清潔工種繁多，再加上保安員，12個津貼名額與現實前線工友數量相去甚遠。一些大型商場需要數十名清潔工人，名額短缺的情況更加嚴重。政府說前線員工「面臨更大的公共衞生挑戰，工作量大為增加」，但未能獲得津貼的工友，將無法體會政府支援基層工人的決心，反而將增添怨氣。事實上，工會近日收到不少工人投訴，均指向津貼名額分配不均。

二、「抗疫辛勞津貼」依然必須透過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申請及發放，前線工人無法自行申請。津貼名額僧多粥少，容易引起員工分化，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可能望而卻步。上述情況在「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第一階段）」已可見端倪，根據政府最新資料，第一階段的申請覆蓋約14,000幢樓宇，僅佔全港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總數（約33,000 幢）的四成。

三、目前公營醫院外判清潔工人，可以說承擔了極大的健康風險，用生命去維持醫療服務，卻只有微薄工資及勞工保障。本會得知一些醫院外判清潔工人，已因為擔心疫情而主動離職。但令人震驚的是，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偏偏遺漏了醫院外判清潔工人，至今未有任何支援。

四、是次疫情嚴重增加了物業管理及清潔工人的工作壓力，卻未有影響物業管理及清潔公司的盈利。政府一邊大方補貼僱主，金額高達每位員工$9000x6個月；但對於前線基層工人，卻僅僅津貼$1000x4個月，而且名額有限，漏洞多多。沒需要的人白賺一大筆，有需要的人則欲求而不得。政府使用公帑的態度，簡直是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上述問題，本會已於4月10日的記者會上提及，很遺憾政府未有聽取意見。本會重申，政府應該將津貼名額擴展至每位前線清潔工人，並且容許工人自行申請。

今年起，中大校方外判廁所清潔服務，我們與中大員工總會發起聯署反對（https://forms.gle/JGnzYq3Ed3AunYuw6），要求校方在外判合約完結後，直接聘用外判工友。

校方指今次外判是因為人手不足，但我們認為人手不足背後反映的是直聘工友工作條件苛刻。

我們曾訪問10多名EMO庶務組工友，了解他們的工作待遇，發現工友工作待遇欠佳，他們要從事厭惡性勞動（特別是廁所清潔工）、工作要求高，但相比校內其他職工薪酬更低、升遷更慢，編制上沒有替更制度致使工作量很大，處方卻沒有作出檢討，只打算透過外判解決問題。

（1） 崗位輪替欠佳、厭惡性勞動欠津貼

EMO庶務組內部的崗位輪替流動亦欠佳。EMO庶務組再細分為課室組、清潔組和廁所組，工作崗位理論上可以輪替，但有不少工友反映，由於廁所組人手長期不足，變相令大部份工友初入職時都被編入廁所組。有工友指入職後至少3年都是負責清潔廁所。

作為厭惡性勞動，廁所清潔工的薪酬應比普遍清潔工高，政府部門亦有發放辛勞津貼給從事厭惡性工種。中大應考慮獨立聘請廁所清潔工，透過發放津貼等方式提升待遇，並完善崗位編制。

（2）欠替更制度

EMO 庶務組欠缺替假制度，一旦有同事請假或工傷，就要由其他同事分擔其工作量，變相增長工時。由於人手不足，有清潔組和課室組工友表示曾被要求額外清潔廁所，有非廁所組的工友要清潔廁所長達半年。故此，處方應引入替更制度，減輕工友工作量。

（3）職位要求苛刻惟薪酬比其他部門差

一般 EMO 工種、書院宿舍及不同部門（專業進修學院、體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學系）的職工皆以「二級工人」職級聘請，惟 EMO 庶務組清潔工（包括課
室、廁所、樓宇、街道清潔工）職級上卻屬於「校役」，薪金表比「二級工人」低，升遷亦較慢。而且，相比大學其他部門的二級工人，EMO庶務組清潔工的工作要求比較苛刻，例如工友須在假日及颱風訊號懸掛期間輪班當值。

（4）苛刻的績效評核

每年為中大僱員進行的績效評核會直接影響員工的升遷。清潔工友一般要工作滿六年並在其中連續三年評分為上佳(Very Good)或以上，才有機會由部門推薦由合約轉為長工。惟中大全體非教學員工皆使用同一個範本及分數等級，評核標準對清潔工而言十分苛刻，見下：

優異(>55 – 60) 表現持恆超逾職責要求且績效超卓,亦能勝任更重要職務
上佳(>45 – 55) 表現持恆出色,經常超逾職責要求且績效突出
良好(>30 – 45) 表現持恆符合職責要求,間中亦能擔任超逾日常職務的工作要求且績效良佳
僅可(>15 – 30) 表現勉強符合職責基本要求
差劣(0 – 15) 表現不符合職責要求

於清潔工作而言，以上標準明顯過於細碎，試問如何決定一位工友洗廁所、清潔課室時「表現持恆超逾職責要求且績效超卓，亦能勝任更重要職務」？苛刻的標準不但會令工友承受壓力，更會減慢他們的晉升機會。中大員工總會多年來亦促請校方簡化年度評核程序，唯至今仍未見改善。

欲了解仔細資料，見是次外判的詳細調查報告的第二部份（訪問結果：直聘工友待遇）︰https://drive.google.com/…/1TVlKLKLqgy8MbXc6P_OB6LEfE…/view…
如果你也認同我們的訴求，要求校方停止外判，並檢討直聘工友待遇，請支持我們的聯署：https://forms.gle/JGnzYq3Ed3AunYuw6

2020年4月24日曾刊於明報世紀版
文：徐詠然（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陳敬慈（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編輯：林凱敏

病毒傳播無分國籍，本來就是常識。可惜，在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之下，排外這種將圈內人的純潔性、圈外人的侵略性視為二元對立的思想，極容易得到廣泛傳播和認同。這造成了疫症期間，將隔絕「武漢新型肺炎」與隔絕「中國（湖北／武漢）人」混為一談的集體情緒與行為。這種荒誕卻不難理解的現象，在歐美、亞洲、香港，甚至是中國湖北以外的省份都有出現。

2月初的香港醫護罷工，儘管獲得民間廣泛支持，但仍有來自社運界的疑慮，指工會訴求強調「全面封關」，忽略習慣中港跨境生活的基層需要，過度訴諸排外情緒，無視帶病者與種族的關係並不必然，有助長種族主義之嫌。本文希望分享一些對醫護罷工組織者與參與者的觀察：組織化的群眾運動，縱使難以與大眾情緒撇除關係，但民主的組織過程能重新定調抗爭，使參與者作出轉化。相比以往，工會的主導為運動帶來一定的進步性。

封關訴求　源自前線醫護

首先要認清的是，醫護罷工的訴求與行動，很大程度上是會員由下而上，向工會施加壓力而來。工會本身的路線，是群眾要求提高鬥爭強度的結果。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宣布發動罷工的發言，精準地點出了工會的處境：「我們工會其實在12月頭才正式面世，一眾理事當日匆匆成行，大家毫無經驗，所有事都是邊做邊學，本來想着可以慢慢向大家灌輸公民教育，想告訴大家：醫護人員並非不可以罷工。但沒有想過一場人禍，突然之間，如此快便要進行工業行動……」

因應前線會員的呼聲，工會在1月23日，緊急宣布一周後召開會員大會，動議發動罷工，抗議醫管局與政府抗疫不力。數天後（1月27日），工會對入會的人潮大感意外，為了向新會員發收據，還得把旺角、油麻地的收據簿全部買光。一眾理事應付突然忙亂起來的行政、傳媒工作之餘，仍要時刻審時度勢，不斷討論罷工以外的後備計劃。HAEA的五大訴求，一直隨着形勢、社會各界以及會員的回饋而調整，如後期便新增了「承諾絕不秋後算帳」的重要訴求。

在1月29日起短短5日間，多間醫院員工分別向醫管局發出公開信，最為團結的訴求就是「全面封關」。逾2000名九龍東、港島西及普通科醫護，要求「接納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建議，加強邊境管制防控，全面封閉所有接壤中國關口 ，只批准香港市民及持有效工作或升學簽證的內地人入境本港」；逾100名律敦治醫護，要求「全面關閉所有中國旅客入境通道」；威爾斯深切治療部及手術室醫護，要求「禁止所有內地旅客通過所有邊境管制站入境」。

面對質疑　工會態度開放

業界的訴求一致，同期外國亦陸續落實類似措施，不少醫學權威又強調源頭防疫的迫切性。工會認為，源頭防疫不成功的話，再多的防護裝備、設施都不能應付過度負荷的問題。因此，當時「全面封關」的訴求，自然成為醫護罷工五大訴求之首。

面對政府公開質疑「封關」有違世衛指引，有機會造成歧視，工會多番澄清封關訴求不止針對內地旅客，而是所有經由中國入境者，並不帶有歧視成分。工會在2月5日的〈罷工第三日總結〉再次重申對「全面封關」的定義：
1）本港永久居民經由中國內地進入香港境內，需要進行隔離令14日；
2）拒絕任何非香港永久居民，經中國內地進入香港；
3）容許日常生活物資及抗疫用品照常以運輸物流的方式進入香港，惟需加強檢驗有關運輸車輛司機及工人的健康狀况。

不過，同根社等基層新移民團體很快提出，非永久香港居民應該不能被禁止入境，因為沒有「三粒星」（永久居民身分）的香港身分證持有者也是香港居民。這包括了學生、持單程證者、有工作簽證但未住滿7年者，以及菲傭。據了解，起草聲明的工會成員對「本港居民」和「永久居民」之間區別的理解不是太透徹，但他們對這些建議都持接納和開放的態度。

合理化排外傾向？

不少團體覺得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下，提及較常往返內地者的權益無疑是「政治自殺」，因此只能私下表達不滿。然而，據我們了解，工會成員表示理解團體的憂慮之餘，也說其實一直都很歡迎民間團體主動邀約討論，為急忙發動的罷工「補位」。罷工第四日，工會發起的「社區健康教育講座」上，成員也有親身接觸來往中港生活的邊緣劏房戶，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處境。

事實上，以民主組織為基礎的工會，本身就很需要會員、民間團體的意見與聲援，才能推動議程，因此他們對公眾的意見抱持開放的態度。真正令部分社運人士質疑的，不一定是封關措施本身，而是論述上，醫護罷工「全面封關」的訴求，沒有對抗「香港人要與內地人割席」的說法，甚至合理化了當中的排外傾向，未能客觀地聚焦公共衛生的問題。

然而，在群眾對內地人的確存在普遍偏見，而從內地疫區來港求醫者，又再次「佐證」了「內地人搶資源」之說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問的是：沒有這場罷工運動，又會有什麼群眾運動出現？

相信很多人都忘了，2019年1月31日曾出現過一場聯署：人口政策關注組、新民主同盟、區議員鄺葆賢等逾50個團體及個人，要求政府減少一日150個單程證限額，以紓緩公院牀位使用率長期過100%、各項公共服務及資源「爆煲」的問題。有關聯署在3天內收集了逾1.2萬個簽名，2月18日亦有過千人參與「香港超負荷、醫療爆煲、削減單程證」遊行。

投放資源不足轉嫁中港矛盾

2019年2月的行動、論述方向皆由右翼本土派集會召集人界定，醫療問題的焦點，由政府投放的資源不足，被直接轉嫁至中港矛盾上。事實上，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2.8%，一般發達國家如英、美、法、日統統都比香港多2至3倍，有議員就曾公開指摘開支水平之低「相當羞恥」，可見問題根源並非新移民。然而，「新移民搶資源」的說法在醫護界有一定的支持。有出席這次遊行的公立醫院員工，表示不少病人操不純正廣東話，相信是新移民，容許持單程證人士來港，就等於罔顧港人權益。

可以想像，沒有新工會，醫護人員不會有足夠勇氣罷工，更沒有面向問題的根源——即醫管局與政府的政策——的直接工業行動。民間更易將責任推向個別內地來港人士，將輿論與民情帶向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影響力不足，又會強化業界與群眾的憤怒與無力感，讓排外本土派能藉疫症期間的恐慌與潛在傷亡，在醫護界再進一城，使主流運動愈走愈右。

文：徐詠然（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陳敬慈（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作者按：作者回望2月一場醫護由下而上的罷工行動，因訴求強調「全面封關」引來社運界質疑是過度訴諸排外情緒，有助長種族主義之嫌，希望分享一些對醫護罷工組織者與參與者的觀察：組織化的群眾運動，縱使難以與大眾情緒撇除關係，但民主的組織過程能重新定調抗爭，使參與者轉化。相比以往，工會的主導為運動帶來一定的進步性。

可以想像，沒有新工會，醫護人員不會夠勇氣罷工，民間情緒更易帶去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影響力不足，又會強化業界與群眾的憤怒與無力感，讓排外本土派能藉疫症期間的恐慌與潛在傷亡，在醫護界再進一城，使主流運動愈走愈右。

反觀HAEA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的領導層具有一定進步性，並沒有將議題拉向種族矛盾、身分政治的方向。工會提出了具體的訴求（尤其是罷工第4天，HAEA提出了11項仔細訴求，包括爭取指定型號及數量的防護裝備 ），也有聚焦的談判對象（即政權與醫管局）、清晰的計劃（談判對象回覆的期限、行動升級日程、參與罷工的方式等）。這種手段、目標與對象明確的集體行動模式，對實際上推動公共衛生與醫療界變革，至為重要。

過分強調政治正確 不利群眾運動開展

大社會本身一定有某些種族歧視情緒，但醫護工會運動是要將之重新理性化、組織化，調和民粹化的傾向，讓運動重回正軌，對準有權勢的資方與政權。回歸民主工會主義（democratic unionism）的框架，工運有兩大目的：

1）得到行業大多數會員的支持；
2）得到公眾的支持。

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訴求應是理性人所能同意的，一般都能避免由種族歧視主導的情况。

不過，民主的訴求不一定進步，進步的訴求也不一定民主，這是組織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就算工會領導者有多進步，若號召的行動沒有工人基礎，只能淪為邊緣的呼聲；反之，在一場群眾基礎足夠紮實的運動裏，早已滲透日常的性別、種族主義，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以2007年的紮鐵工人罷工為例，時任議員「長毛」梁國雄為鼓勵士氣，提着代表商會主席的布公仔，號召罷工工人「揸爆佢春袋」（將他的睾丸掐碎），行動不無性別主義成分。又例如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我們聽到一些分享，在前線抗爭的勇武派年輕女性，談起性別問題，會認為香港的男女已經平等，性騷擾的起源是女性的衣著不檢點；抗爭者又會嘲笑警員為「毅進仔」 ，語帶學歷歧視。

這是一場素人的運動，參與者不一定有社會科學的訓練，也沒有經歷過社會運動組織的洗禮，帶着是一般社會大眾的主流意識。工會運動的意義在於，可以透過組織化和未來的工會教育，提升會員的社會意識。但是這是長遠的工作，假如在運動的起點，過分強調政治正確，雖可以滿足知識分子浪漫化的想像，卻不利於群眾運動的開展。

作為長期觀察和參與社運組織的人，我們並不願意以一句「無傷大雅」，蓋過歧視用語本身能造成的傷害與分化，亦認為對主流的反思與批判很重要。但我們也不願意因為一句引起共鳴的口號，抹殺運動訴求本身所具備的進步意味。對於「全面封關」的訴求被指訴諸歧視情緒，我們的看法亦如是。

重奪運動主導權 轉化情緒排優次

公共衛生與醫療制度改革，需要大量公共資源及長遠規劃。若社會大眾誤以為排拒外來者，就能解決問題，將錯失推動真正變革的機會。因此，退一步來說，新工會運動即使政治並非完全正確，但卻是很少有的機會，令中左力量可以重新取得運動的主導權。機會一過，右翼民粹派又會回來，佔據壟斷地位。要取回運動的主導權，就無法不回應群眾情緒。組織者首先需要接受並適應這些現象。欲進而轉化之，就必須先努力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並對自身的議程排下優次。

以美國的左翼為例，2020年民主黨初選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代表民主社會主義左派，他不會高調譴責白人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對LGBT的議題也或者沒有自由派候選人般敏感。文化主義新左派強調政治正確的小眾身分政治，偏好支持LGBT候選人，經常對白人至上意識提出批評。然而，他們為個別選民的政治取態成熟程度，設下頗高的門檻，在彼此日常的溝通與理解並不充分的前提下，並不利於建立廣泛的工人階級團結。這變相將「未被啓蒙」的群眾，拱手推向特朗普的極右陣營。

一個較好的示範，可參考「師奶反送中」組織者黃彩鳳的做法：「具體來說，如何去做那個（坊間中港矛盾的對立的）融解呢？我們有一位殘障的師奶，他很討厭大陸人和新移民。那時有一個新移民來（街站）寫東西，這個師奶說自己本來很恨他們，但如果他們都有站出來，那又不同……其實沒有一個人天生就會有什麼政治立場或感受，但你只是否定他的話，就沒有話聊了。要熟悉那個人，有基礎之下才可以對話，否則就是一種對立……在共同之下，我也會強調有什麼差異被邊緣化了，例如殘疾、男師奶（男性家庭照顧者）。人們常常說：『你們媽媽要出動了！』我要不斷提，不是呀，我們還有男師奶！」

社區和職場的組織化和民主化，有利營造一個更理想的共同體。要爭取大多數的群眾力量，首先必須找到對方最切身面對的壓迫，建立信任與對話的空間，聆聽他們想法的由來，在日積月累的磨合裏，尊重差異，建立共識。如果一開始就否定群眾情緒，長遠將是對進步議程的打擊。

原文刊在明報世紀版（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