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更多【照顧者的日常】系列文章：

前言
之一：〈移工姐姐：僱傭關係、種族分野之下的照顧工作〉
之二：〈兩次疫情、四任僱主：移工「媽媽」在香港的二十年〉

---------------------------------------------

受疫情影響，香港已持續停課多月，照顧者壓力亦苦不堪言。有調查發現過半受訪婦女需要全天候照顧子女和長者，更有四成多的受訪婦女因此被迫停工；受照顧者有特殊照顧需要，他們的照顧者壓力更加大。停課不停學下，不少家長連天叫苦，不同智力人士*（註一）和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家長又過着怎樣的生活？我們透過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嚴協）找作為媽媽的雪，聽她說近日的生活。

訪問當天，雪帶着細仔、我和嚴協的李芝融，到住所附近的兒童遊樂設施一帶坐下，讓活潑獨特的細仔自己獨個兒玩耍。梳馬尾的雪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大仔是早產兒，出生時因罕見病患而擁有不同智力特色，如今年齡將近15歲；細仔則讀小四，有輕度自閉及專注力不足。疫情之前，細仔每天上學，大仔則住在學校宿舍，逢星期三、四才回家，又有之前聘請的移工*（註二）姐姐幫忙照顧，作為媽媽的雪可以上班工作。

為照顧兩兒辭去工作 大人細路各自「坐監」

「其實疫情嗰時有返工，反而開心些，不用這麼辛苦。」疫情爆發之初，學校宣佈停課，恰逢新聘請的移工才剛到步，對照顧兩個孩子的工作還未上手，思前想後，雪辭去原先的全職秘書工作，以便照顧兩個孩子。雪是能幹的員工，公司曾提出讓雪在家工作的可能性，但她知道自己無法同時顧兩個孩子又繼續處理工作，不想影響公司的生意，還是決定辭職。雪坦言，自己辭去工作，加上丈夫原本不時需要回大陸廠房從事調機的工作也因疫情而暫停，經濟困難將會是家裡面臨的最大挑戰。雪的僱主着她疫情過後可以回去工作，但沒有人知道疫情何時完結，雪亦只能見步行步，到時再打算。

雪現在的生活是這樣的：每天，大仔六點半便起床，而雪每隔三四天會和工人姐姐外出買餸，然後便開始一整天照顧及教兩個小朋友做功課的生活，到九點趕小朋友去睡覺，每天循環不息。「現在這樣，真是坐監！日日沒有出街，好辛苦架湊住。」

細仔（中）與雪（左）外出賣餸回家。

有時，細仔知道媽媽外出買東西，也會嚷着要跟去，雪得叮囑他戴好口罩，每兩小時帶他洗手或用酒精搓手液捽手。大仔卻沒那麼好運，自農曆新年以後疫情爆發，便沒有踏出過家門，雪形容大仔彷彿就是在家發霉。問到大仔沒有機會出街，會不會有什麼情緒反應？雪告訴我，他也會煩躁起來。雖然大仔不懂得把不滿說出來，但見媽媽帶弟弟外出，一聲不響便把房門關起來，透過表情對媽媽暗示：「你為什麼不帶我出街？你帶弟弟出去，為什麼不帶我出去？」雪語帶焦急表達，自己也很想帶他出去走走，但大仔身高1米78，雪又怎夠力獨力帶他出去？雪也想過讓丈夫帶大仔外出，但丈夫始終認為現時危險，要大仔留在家中。雪也擔心，如果全家一起外出，就只有大仔一人不戴口罩，又會被人打量、招人話柄，種種因素下只好作罷。

停課不停學遺漏SEN孩子 媽媽身兼老師職責

「樂樂今日唔洗返學，樂樂會喺屋企做乜嘢呀？」是留在家裡的大仔最喜歡重覆聽老師配音的圖書內容。他也喜歡聽兒歌和英文歌，要拉着媽媽唱給他聽，媽媽一唱他便把耳朵湊向媽媽身旁。而他日常做最多的事情，便是坐在客廳玩ipad和手機。雖然特殊學校有給他簡單的功課，但有些功課已經從外面的言語治療訓練學懂了，對他來說過於沉悶；就算是新學習的東西，有時實在太過容易，第一次學他還有些興趣，重覆第二次便求其起來，第三次自是不願意做。雪曾向學校要求：能否給他調深一些程度？老師說他們會處理，但收到的功課還是沒有改變。雪說，大仔現在懂得數字1至100，以及一些英文拼字，反而是因為他在旁邊偷看弟弟用ipad學習，無意之間學習到的。

疫情期間，大仔學校的功課

照顧大仔之外，雪還要教細仔做功課。細仔尚且還有課要上，生活比大仔「充實」，不過在家學習，卻令做媽媽的更辛苦，雪有時勞氣得幾乎要爆血管：「我知道他很不想做功課，但回到學校（復課時）點算呢？」沒有實際的環境學習，要一個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孩子透過電腦螢幕聽書做功課談何容易？加上功課比起以前的難度更深，讓雪着實頭痛：「小學就要學孔子曰，我以前中學才要學，中文理解能力好的小朋友都未必明白，何況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她向學校老師反映，遇到不懂的就打電話給學校問老師，有時要等幾天老師回校才有答覆，終於聯絡上了卻只得到老師回應：「媽媽你試下」，其實媽媽已經嘗試廿次以上還是教不到。雪擔心細仔復課後追不上學校進度，到現在停課已兩個月，雪心裡已打定輸數，一切只能等再正式上學時再看着辦。

殘缺的院舍服務政策：親身照顧以外的「選擇」？

雖然壓力大，雪經常形容自己照顧孩子的生活「So far都OK」。在大仔就讀的特殊學校，雪擔任家長學校之間的聯絡角色，跟很多家長都認識，有空餘時會問候其他家長及各人孩子的情況。她與其他家長互相傾談後得知，新年後停課至今，已有12個同學回到學校宿舍生活，因為家人真的照顧不來。這些同學當中有輪椅生，也有「高張力」的孩子。我問：什麼是「高張力」？在旁的李芝融解釋，人的身體運用是由大腦的運動區域控制，不同智力人士的腦部發展狀況會影響他們的肌肉張力，高張力的孩子肌肉和關節經常拉扯在一起，十分繃緊，而低張力的孩子肌肉運動能力較弱。肌肉高張的孩子可能會因為很小的外界刺激導致整個人變得緊張，甚至突然縮起來或抽筋，這些動作的力量通常很大，而且難以預計甚麼時候發生這種情況，所以照顧者在照料其間需要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自己或孩子受傷。可以想像，這些孩子的媽媽每天在家裡獨力全天候照顧，要抬上抬落，必定非常吃力。

雪坦白說，自己也想過送大仔回學校宿舍。然而，若回到宿舍，疫情期間大仔就不便再回家，因現時大部分院舍皆採取封閉措施，每次從家裡返宿舍時，都要先隔離觀察14天才能返回原有宿舍。李芝融告訴我，早前甚至有成人院舍不准探望之餘，更以私隱為由拒絕讓院友及其家長提供視像通話服務，家長完全無從得知子女情況。相較之下，特殊學校尚且容許家長探望，但學校位置較偏遠，家長想見子女得要舟車勞頓，也是費力。有些家長逼於無奈送子女回去，少了照顧壓力，卻要與子女長期分隔，時常擔心。雪說他們一聽到子女有什麼身體不適，又會想把孩子接回家照顧，「尤其得一個小朋友嗰啲（家長），始終得一個（小朋友），會更加緊張」，心理壓力也不輕。雪更形容，小朋友「在學校冇啖好食」，怎麼說還是住在家裡比較好食好住。李芝融在旁解釋，學校宿舍餐單由營養師嚴格設計，飯餸的確較為沉悶清淡。種種考慮下，雪選擇再辛苦仍然讓大仔繼續留在家裡自己照顧，「即是捱囉」。

不過，無論有沒有這次疫情，雪都一樣盼望大仔未來能獲派一間配套較好的成人院舍。在香港，不同智力的成年人士照顧方案和生活選擇其實十分之少。他們若留在家中由原生家庭照顧，無疑使家庭照顧的壓力大增，畢竟不同智力人士往往有多重障礙，有更複雜的照顧需要，而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實在少之又少。更何況，就算不考慮本身難以同時兼顧養家及照顧這兩項工作，父母也總有年老的一天，到一天他們無法再承擔照顧工作時，不同智力人士的生活要怎麼辦？因此，申請輪候政府資助的殘疾人士宿舍是這些家庭必然會做的事情——能入住這些宿舍的話，至少能滿足最基本的起居飲食照顧需要。但是，不同智力人士輪候院舍的平均輪候時間動輒超過10年，現有的宿位根本追不上需求；就算家庭的經濟條件較好，能負擔起每個月收費$5,000到$8,000元不等的低收費私營院舍，但質素參差，幾年前曾爆出康橋之家性侵事件及有自閉特色的不同智力院友墮樓死亡的事件，叫家人怎麼放心？

輸入移工作為照顧政策 家長與「姐姐」成為磨心

於是，聘請移民家務工來分擔照顧工作，幾乎成為了唯一的出路，卻也並非「易事」。雪前後總共請過四個移工，當中有「姐姐」不只能夠好好照顧大仔，更會用心牢記言語治療師的吩咐，回家與大仔繼續練習，即使放假回鄉也會跟雪交待接續的練習；但是，也有「姐姐」不知道怎樣和大仔相處，未能分擔到照顧兩個兒子的工作。現在新聘請的「姐姐」是印尼人，來工作時剛好碰上疫情，為雪一家帶來了幾盒口罩，但照顧大仔的工作則未上手，有時令雪頗為激氣。雪的媽媽曾在印尼生活，能與「姐姐」用印尼文溝通，不時都會聽到「姐姐」抱怨大仔晚上不睡覺，令她也無法入睡，導致頭痛。

我曾聽過很多移工姊妹說，在本國的中介訓練中心向她們收取很高的費用，訓練內容卻十分兒戲，更別說接受過照顧特殊需要人士的訓練了。而且，照顧壓力和技術要求轉移到每個月收入$4,000元的移工身上，難道她們就能吃得消嗎？多年來，政府巧妙地以移工作為照顧者的選擇，把本來應該承擔的完善照顧政策責任側側膊卸走，也令僱主和移工獨自在名為「家」的地方角力。不同智力孩子的家長承擔了昂貴的中介費用，卻不一定能找到合適的移工，雪認為，政府至少可以為移工提供相關的訓練和認證，等家長有途徑找到能夠照顧特殊照需要人士的移工。

但對於很多照顧不同智力人士的基層家庭來說，沒有充足的經濟條件，可能連請「姐姐」的機會都沒有。雖然政府與關愛基金合作推出「特別護理津貼」計劃，以協助他們購買護理用品及服務，或作其他與護理照顧有關的用途，但申請人必須為領取高額傷殘津貼者及低收入家庭，而不同智力人士就算符合資格取得高額傷殘津貼，若入住政府資助的特殊學校宿舍，則只能領取普通傷殘津貼，於是連帶也不能申請「特別護理津貼」。

其實，如果能夠負擔或有選擇的話，雪也希望大仔未來能夠留在家裡或有自己的獨立生活，無奈社會上有的支援實在很少，根本看不見前路。

家長組織成為平台 團結為小朋友爭取福利

訪問期間，雪不時會提到其他家長的名字，熱心地告訴我和李芝融，她可以試着邀請她們接受訪問。雪參與的組織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嚴協），便是90年代一群不同智力人士的家長不辭勞苦向不同政府部門反映意見，為子女爭取權益而成立。到現在，嚴協仍然繼續對社會推廣不同智力人士的服務和需要，向政府反映意見，跟進服務發展及質素，支援他們的家長。近日，組織發揮其中一個最大的功用，便是把從不同渠道取得的成人及兒童口罩等物資，送到全港各區的家長會員手中，以解燃眉之急。

我問雪參與像嚴協這些家長組織社群，對她而言是怎樣一回事？她爽快回答：「開心囉！可以識到不同的人，幫助家長團結，（一起思考）如何幫到這班弱勢嘅小朋友爭取福利」，而這些社群也讓家長能夠互相支援。在大仔的學校，她也樂意擔任家長聯絡的角色，平日也會見面交流。不過，現在疫情衛生考量，加上家長大都不能甩身，聚會變少了，多是透過網絡通訊軟件交換近況，互相支援。

雪與大仔的合照

*註一：社會一般稱呼智力上達不到某個社會／醫學上標準的朋友為智障人士，是一種以健全人士為中心出發的描述，強調他們的殘缺特點。而另一種理解角度是：人類的能力是豐富多樣的，這些朋大擁有的能力與大部分人不同。我們選擇以不同智力人士作為稱呼，以表尊重多元差異的能力及共行之志。

*註二：港人慣稱不同種族移民家務工（移工）為外傭，港府則慣用外藉家庭傭工，然而我們認為，他們不少為香港辛勞服務多年，對香港的社會以至經濟發展，功不可沒，更是香港勞動人口的重要一員。而這些稱呼帶有不必要的內外區間及排拒性，所以我們選擇了以不同種族移民家務工（移工）的稱謂，以表勞動者共行之志。特此說明。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按慣例，申請在五一勞動節舉行集會和遊行，遭警方以「限聚令」為由禁止。職工盟提出上訴，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下午舉行聆訊，駁回其上訴。在聆訊後，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警方借限聚令無所不用其極，「已淪為萬能key」。職工盟將在後日下午三時，聯同工會及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在全港舉行50個街站，呼籲港人加入工會戰線。

街站在當日下午5點01分，將會高叫口號，喻意毋忘五一勞動節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吳敏兒質疑借限聚令盡禁遊行

在聆訊上，吳敏兒表示，《基本法》第27條和人權法第17條賦予港人和平集會的權利，質疑警方以限聚令為藉口，禁止一切遊行和集會。她批評，警察以保護公眾健康為名，辯稱要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實際卻已違反《公安條例》的原意。

吳敏兒更炮轟，警察僭建《公安條例》，重申基層工人希望上街表達對防疫抗疫基金的不滿，「水深火熱就無得表達，警察就藉疫情打劫剝奪表達自由的權利。」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李卓人：懷疑依加香港憲法第一條就係限聚令

秘書長李卓人則稱，禁聚令的立法原意為防止緊密接觸，而當中設有包容度，即保持1.5米距離，「你就所有嘢都屈哂入去公共衛生，你覺得遊行保持1.5米唔夠，咪施加條件到2米、3米囉。我懷疑依加香港憲法第一條就係限聚令。」

李卓人引用終審法院的梁國雄案中的判詞，指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統稱為「法定合法目的」，當中並不包括公眾健康。

警務處的代表律師陳嘉恒表示，今次決定是按《公安條例》作反對，指公眾秩序和限聚令環環相扣。他表示，曾諮詢衞生署的意見，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為對抗病毒的方法，「今次病毒有幾恐怖，大家都知道呢！」

警引衞生署意見促禁止 指「工聯會都已撤回」

陳嘉恒反駁李卓人指，公共衞生一詞應包括性命和健康，而公共安全同包含公共衞生，稱施加條件亦難以去除對公共安全的隱憂，「對於咁恐怖嘅病毒有無得施加條件呀？」他質疑，職工盟申請的人數即3,000至5,000人，已會增加人流聚集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吳樂俊表示，職工盟過往的五一遊行和集會申請均獲批准，但今次的情況太特別，表示已參考衞生署的專業意見，認為絕對有責任禁止和反對今次的申請。

港島總區總督察（行動）鄺浩銘搬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指引，指武漢肺炎為高度傳染性的疾病；防護中心稱，市民減少社交接觸和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指不建議舉行大型人群聚集的活動。

在聆訊中，鄺浩銘引用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的意見，認為不宜在現階段作大型聚集。他又引用確診感染武漢肺炎患者的數字，稱在推行限聚令後，本地及其密切接觸者的個案已大幅減少，「其實工聯會都已撤回申請。」

李卓人斥警方立心不良，藉疫情禁止所有遊行，濫用公共衞生的概念，「講到咁高危，應該全香港lock down。」

林新強：判詞無講公共衞生，但唔代表唔可以考慮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副主席陳耀莊為今次聆訊的主席，委員兼律師林新強問到雙方對梁國雄案的補充陳述，陳嘉恒重複稱公共衞生已包括性命和健康，李卓人質疑警方的說法是「公共安全就乜都包哂」。林新強表示不反對李卓人的說法，但認為終審法院在該案的判詞中沒有包含「公共衞生」，但不代表警方不能考慮。

委員陳建強是牙科醫生，他稱「香港咁好彩，之後可能正常返」，指自己的想法較保守，正在思考如何做到吳敏兒口中的保持安全距離。

在雙方陳詞完成後，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經考慮維持原判，駁回職工盟的上訴。主席陳耀莊只稱，委員會認為，申請會對公眾人士及公眾安全及秩序構成嚴重威脅。

在聆訊後，港島總區行動部警司張志偉見記者，表示歡迎委員會決定，認為遊行和集會會增加其他市民感染武漢肺炎的風險。他警告有人如果參加該不獲批准的集會，即已違反《公安條例》及限聚令。

港島總區行動部警司張志偉

記者：麥馬高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如果說今年的五一有什麼特別，那是因為自上年的反送中運動，社會整體上政治化了，尤其是一輪新工會運動，增加了五一的能見度，這對於香港的勞工運動應該是一個好消息。2014年雨傘運動後，市民對運動和傳統政黨組織滿心失望，關心勞工的政黨組織被認為是行禮如儀，勞工運動被理解為「毫無寸進」。本身已經是極其去政治化的五一勞動節，進一步消失在主流視野，想想每年有多少人會在這個「假期」去五一遊行？

五一勞動節需要被政治化；社會運動需要勞工本位出發的經濟分析。或許在反送中運動開頭，社會是抱著一種工具意識去搞工會，講罷工。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發現一方面罷工受公司打壓，例如國泰工潮被秋後算帳、醫護罷工被多方譴責；另一方面要團結同工亦不容易，特別是對那些相對對政治沒有興趣，或者經濟負擔很大，怕被秋後算帳的人。不過再仔細想想，各行各業本來所面對的剝削和壓逼，最廣泛而又簡單的形容就是「長工時、低工資」——這不單發生在傳統的低下階層勞工身上，一些新興的創意產業、數碼產業也越來越感受得到——而五一勞動節的起源，1886年的美國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當時的人正是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八小時工作」，134年過去，這依然是很多人的奢望。

香港政府呢？單就這十年而言，勞工處在2012年發表《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政府於翌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跟進。不過兩年後就談不攏，勞顧會六位勞方委員退出杯葛諮詢，自此標準工時立法遙遙無期。歸根究底，港府就是用一種去政治化操作去處理勞工問題，委員會中勞方資方各佔一半看似公平，政府自己則做一個超然物外的最終決策，實際上卻是無視勞方在經濟結構上的不平等，總是以「香港整體競爭力和營商環境」為依歸，處處向資方既得利益者傾斜，這也正正是民主運動需要打破的權力不平等。

順著這個理路，我們特別推出五一專題，用三篇文章梳理香港現時面對最逼切的勞工問題，以致勞工和民主運動如何結合。〈麻木與忑忐之間掙扎——一位註冊護士的工作〉記載了一個年輕護士面對疫情和本來的疲勞勞動的感受。面對醫護長期人手不足，醫護只能淪為替病人的治療機器，疫情是「日常危機」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醫護罷工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能否種下醫護的權利意識，市民大眾對醫護的關心又能否「不只片刻停留於這疫情之上」？〈失業！原來政府需要你〉指出失業本身是一個社會產業轉型造成的結果，更為資本提供後備勞動力，但政府施政卻強逼個人承受，用綜援的污名和極低的金錢為失業人士「續命」，而被羅致光形容數量如「海嘯式」增長的新工會在勞工權益面向有否推進？〈都是為了人的正當權益——五一話工會〉以設計職人工會開展工會工作的故事講出，工會的政治抗爭和爭取勞工權益任務並不是各自獨立，它們都是為了人身為人的正當權益。

閱讀更多
Matters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是設有學生代表之大學委員會，主要功能是監察大學外判政策，並檢視外判合約。會議一年召開一次，於本星期一（27/4）舉行，主席邀請了物業管理處（EMO）處長和助理處長列席講解恆常廁所清潔服務事宜，並接受委員質詢。委員包括1名教師協會（教協）代表、2名職員協會（職協）代表、2名員工總會（員總）代表及2名學生代表（當中一名代表是基層關注組成員），會議主席是吳樹培副校長，另加2名分別來自商務組和人事處的秘書。

會上，基層關注組成員向各委員、主席及EMO處長遞交了我們就是次廁所外判的調查報告以及過往一星期收集的聯署，表達師生校友對處方外判決定的異議。

【委員會職能是監察而非審批 吳樹培：我會remark你嘅意見】

會議開初，委員先就大學外判政策文件提出修訂建議。我們詢問委員會的具體職權範圍，如能否直接動議投票修訂政策文件。吳副校長指委員會的職能是監察，而非審批，備註了的意見會轉交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AAPC）（註一），如果高層接受了委員意見會再向委員反映。

針對大學外判政策文件的漏洞，委員提出修訂建議。根據條款5（註二），

//鑒於大學每年採購的服務數量及種類繁多，要全面及明確地界定「外判服務」有一定困難。大學應集中監察高風險外判項目，例如長期外判合約、清潔或保安服務以及僱用模式較易出現剝削情況的行業。根據上述原則I(3)，下列外判合約將會經由一般大學採購程序和指引處理，而毋需預先審查以簡化安排：

(i) 非清潔和非保安服務合約；或

(ii) 不超過一年的一次性合約；或

(iii) 不超過 15 萬港元的合約；或

(iv) 因服務範圍不在大學主校園而未能由校內相關單位提供支援服務。

除上述外判合約外，其他合約一般會先交由將成立的外判監察小組提出意見，再由大學作出最終決定。//

由於清潔、保安是高風險、容易受剝削的行業，我們要求恆常清潔、保安合約無論年期、金額、範圍，都必須經委員會審批。職協代表亦建議要設一個合約金額上限，超出上限就一定要經委員會監察。吳副校指委員會的職能是監察而非審批，但表示收到我們和職協代表的建議，會備註（remark），再交由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tender board）（註三）決定是否修改。

除此以外，由於目前只有委員會成員才能查閱大學外判合約資訊，即使是委員亦無法得知合約金額，我們提出提高外判資訊的透明度，應參考政府發出招標公告，向公眾公開外判項目、承辦商名稱、年期、金額、合約批出日期（註四）。財務處秘書Dominic Ho指金額不能公開，因為大學與政府「未必一樣」，公佈敏感資訊未必對大學有利，如有些承辦商會給大學特別優惠，因此不願公開資訊，而且委員得悉金額亦無助監察。我們回應指，即使金額不能完全公開，至少亦應向公眾公開外判項目、承辦商名稱、年期、合約批出日期，金額則要讓委員會查閱。吳副校長僅指收到意見，會備註考慮。

另外，職協代表提出委員會應該派出獨立人手監督外判商，在外判合約中段派發問卷給外判工，調查工作情況，吳副校、教協代表指這樣會耗費頗多人力，不同部門可以自行監察。職協、員總代表回應指部門未必懂得監督，堅持要聘請獨立監督。吳副校再一次指收到意見，會備註考慮。

【拒增直聘人手　拒提供津貼　拒為外判工提供防疫保障】

討論完外判政策後，委員就本年的各項外判合約提出查詢，其中包括廁所清潔服務。EMO解釋，決定外判是因為24小時開放的廁所工作量大，以往需要工友星期日輪班。EMO清潔工平常是一至六上班，但輪班變相是加班，對工友身體不好，而且星期日不用上班是EMO的優勢。另外EMO清潔工有自然流失，處方未必能適時填補，令工友工作量增加，外判之後可減輕工作量，令人手安排更彈性。此外，部份廁所比較偏遠（如39區），外判商有交通工具，可更方便安排工作。

處方亦向委員交代他們近月就外判合約的檢討結果，指外判出去的廁所格數會由本年的7.5%變為下年的3.5%（註五）。檢討過程中，處方有與監工和以前負責清潔公共廁所的工友溝通，他們都認同外判決定。處方指，如果同事不接納決定，又或整合到人手，同事願意做回公共廁所的清潔，便可停止外判。

我們則再一次重申反外判的立場，包括外判招標會造成價低者得的情況，外判工時薪比起直聘工友低，亦沒有直聘工享有的醫療、病假等福利，當有危機發生時亦難以監察等。回應EMO的說法，我們提出工作量增大就應該直接聘請更多人手，若工友不願意星期日加班，應做好輪更，並提供足夠誘因，如提供更優厚的加班費用或補假。如果處方如此關心工友，又為何接受外判工外判工長期面對工作量大、星期日工作等問題？另外，即使外判商能提供交通工具，但處方仍指有外判工友要從科學館步行到營修樓（善衡對面）。看到如此情況，處方更應增加直聘人手，讓工友有固定的工作崗位，並可乘搭校巴上下班。因此，管理層應做好人手編制，不是外判出去便當作問題解決。而且直聘工友不足亦反映處方需要檢討工友待遇，如安排替更、為廁所清潔工提供辛勞津貼等。

職協、員工總會代表亦同意EMO應聘請更多人，而不是外判了事。即使所有EMO工友不願輪班，亦可以聘請一個特別小隊負責清潔公共廁所，並為他們提供較優厚的待遇。

一如既往，EMO依然堅持拒絕委員的建議，首先，處方指下年外判只涉及3.5%廁所，若改回直聘，便同時需要增聘額外替更人手、要求其他直聘工友一起輪班，並不可行，但承諾以後招聘人手時可以問求職者是否願意星期日上班。至於為星期日輪班工友提供津貼，處方則指員工薪酬待遇是由大學而非處方決定。回應辛勞津貼的建議，處長更說出：「課室清潔都厭惡性，每個崗位都有難處」。最後，處方指可以透過招標準則保障外判員工福利，令外判和直聘工的薪酬「大致相若」。他們指現正草擬標書，會「考慮」大學外判政策要求，如將技術和價錢準則比例調整為五五比，勞工薪酬福利佔總體26%。

我們亦有質問處方，若外判工意欲求職成為EMO直聘工，處方能否優先聘用他們，取消外判。處方回應指需要公開招聘，外判工意欲入職可以遞表，處方亦會考慮他們曾為中大工作的經驗，但拒絕承諾一定會聘用他們。

現時疫情下外判工仍要每星期回來工作6天，直聘工友則可輪班，每星期工作2天。我們要求處方向外判商反映問題，保障外判工待遇，惟處方指外判工清潔的是公共廁所，性質與EMO直聘工友不同，難以有一致的工作安排，只答應於未來標書中加入條款，要求外判商因應當時情況作特別工作安排。我們則認為要真正解決公共廁所的工作量問題，要增加直聘工友、做好輪班。外判招標「價低者得」時，根本難以保證它會請多些人手輪班而不扣工資。

【拒絕員生意見 堅持下年繼續外判合約】

經歷多個回合的討論，儘管絕大多數委員皆質疑處方外判決定的合理性，並提出多個替代方案，EMO仍堅持外判是唯一辦法，來年會繼續外判。EMO承諾五月內會再相約委員及學生討論，於會上交代標書準則，亦會回覆我們會上的提議是否可行。

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則會於7月再開會。我們於會上亦建議委員會應該每年開四次會，加強監察，去年大學都臨時外判了文宣清潔和保安服務，委員會一年一次會難以及時監察。吳副校承認現時會議頻率稍低，會考慮意見，並承諾以後起碼每年開兩次會，若出現突發事件，委員也可以提出加開會議。

整個會面中，EMO明顯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委員會更是無牙老虎，名義上是做監察，但連外判合約金額也無從得知，委員只能提交意見，最終決策亦是高層說了算，甚至連能否備註都由吳副校決定。我們不敢説對EMO的運作瞭如指掌，但我們至少願意坦誠和工友溝通，了解他們的處境，而這班「善於管理」的高層，掛著關心工友的嘴臉，卻不把他們的辛勤放在眼内，更可以一邊説著「我們是合理的僱主」，一邊把職位外判出去。處長，你到底情何以堪？事實上，處方連人手編制也做不好，按照EMO對成本效益的追求，最應該外判的崗位不正正是EMO的管理層嗎（尤其是處長）？

我們對EMO的決斷表示極度遺憾，亦對會議欠缺實權感不滿。未來我們將與員工總會合作，與工友溝通，展開更加深入的調查，整理外判資訊，提出更具體的方案。如員生有任何意見，或是想參與我們的調查，歡迎inbox 中大基層關注組。

註一：香港中文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委員包括校長、副校長、書院院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財務長及大學輔導長。
註二：香港中文大學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大學外判政策，2014年6月3日，頁7
註三：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內只有4名委員。
註四：政府物流服務署，已批准訂立的合約招標公告，2020年3月

註五：本年合約共有 8 個外判地點，包括羅桂祥樓、賽馬會研究宿舍的學生中心、海洋中心、范克廉地下及泳池、科學館中座、苗圃徑、EMO 大樓（善衡書院對面）的廁所，以上廁所佔中大廁所總格數的 7.5%。經過處方檢討後，羅桂祥樓及賽馬會研究宿舍學生中心的廁所清潔來年將交回 EMO 處理，但處方欲新增一外判地點——富爾敦樓地下廁所（百佳旁邊）

按：香港打工仔長期面對工時長、時薪低和過勞的職場死症，2月的醫護罷工將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前線的醫護的在疫情下特殊工作狀態上，蹲點「五一專題」第一篇〈麻木與忑忐之間掙扎——一位註冊護士的工作〉記載了一個年輕護士面對疫情和本來的工時過長的疲勞勞動的感受。
面對醫護長期人手不足，醫護只能淪為替病人的治療機器，疫情是「日常危機」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醫護罷工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能否種下醫護的權利意識，市民大眾對醫護的關心又能否「不只片刻停留於這疫情之上」？

文／梁嘉豪

疫情之下，社會對醫護的工作環境多了不少討論。大多數都圍繞住防護裝備是否足夠、近距離接觸肺炎病人、醫院的隔離措施等等。坊間亦有不同的大小商戶推出針對醫護人員的優惠、折扣、贈送。似乎是想要對工作勞苦的醫護聊表心意。先不論這是否倒頭來是為了吸引消費，心意的確是收到了。只是如若大家對醫護的關心不只片刻停留於這疫情之上，而是真心想要多藉此了解更多醫護背後的辛酸，其實一些長久以醫護所面對的「工人權益」也值得大家去討論。譬如職場欺凌。譬如人手。譬如工資工時。適逢五一勞動節將近，身為一位剛入行不久的護士，想在麻木與忑忐相持之下，分享一下香港醫護所甘之如飴的工作環境，並對這種詭異的舒適，問一句：「應該是這樣嗎？」

在分享之前，希望大家有一個預想：醫護是個很龐大而且復雜的界別。公私營已經很大分別，再者不同工種、不同職級、不同部門、不同醫院也有自己一套風氣。因此，在不能一概而論之下，我所說的大多是自己或他人的片言隻語。然而，我相信即使是管中窺豹亦有其意義，因為這一直是我每日面對著的「生活」。

我在工作，在麻木，在忑忐

早上6點，鬧鐘響了。很想再懶床多5分鐘。昨晚工會開會，3點才到家。對，5分鐘就好了。我如此安慰著疲累不堪的身體。再起床時已經6點半。明明是為了多睡1小時，想節省車費，才花上每月1萬的月租，搬到離醫院只有15分鐘車程，不足300呎的蝸居。最後還是要坐的士，真是失敗。我坐在的士上一邊埋怨著自己，一邊整理著昨晚9點下班後衝去開會的會議內容。不行，都忘記得七七八八了，還是一會兒看會記。再睡多5分鐘好了。5分鐘⋯⋯

早上7點，我踩點到達病房。頂著Senior失望的眼光，我對夜更同事欠了欠身，道歉了一下，阻人收工始終不太好。草草地交了一下更，就要開始派藥。內科病人每個也有十多種藥，還要幫病人塗藥膏、滴眼藥水、噴氣管藥。勉強撐大眼簾，機械式地拿藥袋，過機，取藥：痛風藥、糖尿藥、止痛藥、抗生素、維他命、去水丸、血壓⋯⋯血壓⋯對了，忘了量血壓。雖然有學護幫手，但他們要先照顧Senior，而且學護也好辛苦，還是不要麻煩他們了。我放下藥丸，急急忙忙的去量血壓。

「阿sir，我想痾屎。」「你唔好落床，我一陣比架大便車你。」「嘟⋯嘟⋯嘟⋯」「阿伯，我求下你唔好落床，喺床邊用尿壺啦，廁所冇氧氣」「我要打比我個女！我今日要出院！」「阿伯，唔係我決定你可唔可以出院，你問醫生啦！最多我一陣打比你囡囡。」「阿sir，有早餐未？」「快了！日日都係嗰個時間來㗎啦！」「我⋯我要換⋯」「等一等！前面換緊，等多陣到你！」

阿伯們，其實我也不想罵你，但你可否容讓我先派完藥。

風風火火量好12個病人的血壓，隨口膚衍一下他們一切非緊急的要求。終於可以派藥了。看了看鐘已經快20分了，我還未派藥、餵藥／飯、打針、檢查牌版（病人住院治療記錄），剛剛還答應阿伯打電話給他女兒⋯⋯要快點了，不然又會阻住同事放早餐了。時間緊迫之下，學院學到的技巧和程序都濃縮成一句口號和心訣，默念一下就好。終於，我放下了電話，已經8點10分了。雖然原本應該是第一輪，但遲了只好食第二輪早餐，希望不會被人揶揄手腳慢。唉，還是趁醫生未來巡房，快點和學護一起把全病房的傷口給洗好。一想到要洗那個全身都是水泡爛肉的天皰瘡，胃有點痛，還是先來一劑嗎啡好了。好不容易洗完，脫下保護衣，全身都濕透了。

終於可以食早餐。現在才9點15分，已經有點暈。看著面前十年如一日淡而無味的雞排通粉，那杯熱華田淡得像奶水：為何大家樂可以用如此質素壟斷成個醫院市場？有一啖，沒一啖，吃了一半。下次還是早點起床煮早餐好了。還有一點時間，小瞌一下，還是看一下會記好呢？「你會唔會罷工？」看著Senior銳利的眼神，我微微點了點頭。「唉，都唔知你地點諗。口罩唔夠咪慳住用囉！當年SARS都唔夠，我都冇事！」正想開口，一旁的同事卻搖了搖頭，示意我不要說，我只尷尬地笑一笑，默默的把早餐食完。真的好難食。

10點，忙碌的一更才剛開始。上到病房，同事卻告訴我皮膚科醫生剛剛拆開了天皰瘡病人的敷料，檢查傷口。唉，又要再洗過，明明昨天才檢查完傷口，還說今天不來的說。默默準備好敷料，穿上保護衣，又洗了近一小時。這次沒有嗎啡的支援下，被病人罵了個狗血淋頭：「你地玩野啊！洗完又洗！」剛脫下保護衣，又要跟牌版，營營役役地完成醫生的指示：減氧氣、照肺、預約超聲波、出院、抽血、補藥⋯⋯一一妥善安排好。這就是一個護士實際花最多時間的工作內容。啊！還有，一大疊paperwork：轉身紙（記錄長期臥床病人的轉身時間以預防壓瘡）、careplan（每日護理計劃）、I/O chart（記錄病人intake/output）、出院的護理總結、維生指數記錄、傷口記錄、值更報告⋯⋯不是說這些不重要，只是如此數量，的確有些瑣碎麻煩。當一切做完已經12點多。看著5張空床，我知道15分鐘的休息時間又沒了。病房的電話響個不停，單是我一個人就已經收3個stepdown（由重症／隔離病房下調到普通病房）。他們大多是在隔離病房做完測試，然後落來跟進的個案。一邊收症，一旁的同事不斷冷嘲熱諷著隔離病房的同事：「咩treatment都唔跟就落來，血又唔抽、藥又唔派、X光又唔照⋯⋯淨係撩一下鼻水，就推落來！上面得8個case，我地就30個。」其實，隔離病房的同事都叫冒住生命危險工作，無謂計較啦！

1點半，快收工了。應付完來問病情的病人家屬，我坐在椅子，祈求病人們平安無事，不要有突發情況，我今晚還要值夜。終於，安然來到交更時間，作為一個Junior，交更一定要鉅細無遺，特別是交給Senior，而且還要快，不要長氣。交了半小時，見Senior好像有點不耐煩，「交重點可以了」，我加快速度。最後，又是踩點完成，安全下班。心中卻總有些空虛：除了派藥，我好似沒有到過病人床邊，問一句：「你還好嗎？有咩幫到你？」有時真的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權力幫到他們。

回家，食個午飯，洗個澡，4點了。想著再做一下會務⋯⋯睜開眼，已經是 7點半。又要值夜了。聽說今日加入工會的人排到落學聯地下，還打蛇餅。心中有點高興。希望這次行動會有點成果。

值夜的工作沒有早更的忙碌——如果病人們都沒有突發狀況。我習慣放一杯橙汁在護士站，算是一種風水，希望大家都平安無事。派完藥、換完片。阿爺（APN，資深護師）突然湊過來：「做左大半年，開唔開心？」突如其來的問題讓我打了個突，尷尬地笑了笑：「還可以啦！我地ward已經算幾好，幾自由，同事又相處得幾好。只係好似唔應該只係咁？」阿爺詭異的一笑：「唔知你點諗。但係咁㗎啦！呢個係風氣問題。當年我仲係學生嗰陣，人手好多，一個30人嘅病房最少有一個NO（護士長），4-5個RN、EN，2-3個姐姐阿叔，一大群學生。然後，NO帶住RN、EN，RN、EN帶住學生一齊做。真係會做nursing care：同病人剪指甲、剪頭髮、陪病人去廁所、搣橙比病人食。係NO都會做呢啲細野，會同醫生bargain啲treatment應該係點。而唔係好似宜家咁，淨係做treatment，事事都睇住條數，fall rate（每月病人的跌倒率）、prssure injury rate（住院後引致壓瘡的機率）、病人投訴⋯⋯搞到啲人個個自保，咩都唔敢做。最後，就變成treatment-orientated care，多過patient -orientated care。其實，唔止護士，醫生都係：宜家邊有人仲敢講一句「有事我孭」，個個都唔想上身，咩都要照左先敢做，好少相信自己PE（physical examination，體格檢查）嘅clinical judgmnet。醫生都唔孭，你想護士孭咩。所以呢，風氣問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做得開心，開開心心一日就好啦。」其實，我不太清楚應該如何回應：「阿爺，我始終覺得唔係風氣，係制度問題。如果制度上病人少啲，人手多啲，大家自然有機會重拾翻啲care⋯⋯」「咁你睇下上個月病房得18每病人，每人睇4個，時間夠啦。啲人咪又係做完啲treatment就坐喺度。除非管理上好強勢，逼啲人做care，你睇下對面ward咪係咁囉，之前我地ward都係，做唔足就鬧。最後，咪搞到大家都做得唔開心，個sick leave囉。」「所以我先覺得係制度問題，人手夠，工時自然夠用去處理工作量。只要比多啲時間，大家發覺有時間有空間實踐自己學到嘅嘢，自然唔會坐喺度。」阿爺搖了搖頭：「就連坐左上經理個位都做唔到啲咩。你連坐都唔坐上去，又點去做改變？」

第二日，我睡醒，去了工會第二次會員大會，醫護界的工業行動正式開始了。五日後，這埸行動又以一個極其糟糕的姿態完結。甚麼也沒有爭取到就完了。

請容讓我再忑忐多一會

工資、工時、職場欺凌。這些問題單獨抽出討論，可能並不嚇人，甚至遠遠沒有其他基層工種般惡劣，但集合起來，箇中壓力亦確實難以對外人喻。就工時為例，大家覺得工時幾多才算是長工時呢？10個鐘、12個鐘、16個鐘？護士每一更工時其實不長，上下午更大概是7.5小時，夜更就10小時。當中有1小時為飯鐘。某些病房實行5天工作制，每更會多大概1小時。總括而言，護士的工時在數字上並沒有很誇張的超時，起碼沒有飲食、會計、老師般惡劣。但「PAN」的編更模式，加上職場的層級壓力和長期緊張、接種而來又琑碎的工作量，對一個人的負擔就很大。RN以外，醫生的on call制（36小時工作狀態）和實驗室的兩更制（朝8晚8、晚8朝8）更是不人道。再者，其他職位如EN、PCA（patient care assistant）、抽血員等，也是輪更制但假期和人工也不如EN。

其實工時長短，可以是十分模糊的問題。甚至我覺得理想之下，工作可以就是你想花時間去經營、研究的「興趣」和「理想」。問題是工資追不追得上，休息時間夠不夠，工作內容又是否如你所願。工作不如你所願，我們又可以做甚麼？我不其然想到阿爺，上一代努力進入建制，爬上去，想要改變，最後卻詭異地安於現狀。原本不太明白，一直覺得工業行動是改變的方法。然而，這次完美的失敗，確實令人氣餒。這種安於現狀的誘惑很大，但我始終希望自己在麻木與忑忐之間，可以繼續忑忐多一分一秒。

更多文章：
matters
網站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作者按：在反修例運動和疫情影響下，香港的失業率不斷上升。失業本身是一個社會產業轉型造成的結果，更為資本提供後備勞動力。但政府施政卻強逼個人承受，用綜援的污名和極低的金錢為失業人士「續命」，以並不能夠保就業的抗疫基金搪塞社會對恆常失業保障的需求。

文／洛石

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病毒帶來的生產和消費停滯亦帶來了更廣泛的危機。

四月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表示，全球經濟「幾乎肯定已經進入了衰退」，伴隨著衰退而來的是破產和失業的大潮。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報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了全球81%的工人，並將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減少6.7%的工作時數（相當於減少了1億9千5百萬個全職工作崗位）。

經歷「反修例風波」和肺炎疫情爆發，香港的失業率已經從2019年初的2.8%上升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4.2%。若考慮到大量被減少工作時數或被迫放無薪假等未被納入失業數據的情況，香港實際的就業狀況實則更加嚴峻。

雖然目前香港不算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亦不是封鎖政策最嚴格的地區，但香港的打工者必然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最無助的一群：當美國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一再突破新高（近2650萬人登記失業），香港的失業者只能指望綜援救濟（詳見蹲點關於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評論）。

失業：是資本主義的陰謀，不是個人問題

失業在香港一直被視為「個人問題」：如果被人炒多半是個人工作能力不足，如果搵唔到工亦應該是個人「不夠quali」，或是懶，或是眼高手低，「人人有工返，點解你冇？」既然失業是「個人問題」，那麼應對方式也想當然是個體化的：你應當勤力，要不斷提升自己，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則應當接受現狀，不可好高騖遠。

但只要不面臨危機事件，失業就只是「個人問題」嗎？

事實上，即使在經濟騰飛的黃金年代，香港也不是「人人有工返」（香港在1989年錄得的最低失業率為1%）。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香港的產業結構調整，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從80年代初的40%左右降到2019年的2.3%，而服務行業的就業人數則持續增長。一個長期存在的「產業後備軍」（reserve army of labour）服務於這樣的產業結構轉型，被排斥在就業市場之外的一批人被用作「蓄水池」，以保證永遠有勞動力可以被隨時調配到不同的行業位置。「失業」對個人生活而言也許是災難，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流暢運行而言卻是必須，換句話說無論個人是否甘願，「失業」總是無法避免。

在自動化和科技化的背景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縮小反而是不斷擴充這個勞動力的「蓄水池」：一方面去技術化使大多數工人的可替代性越來越強，另一方面，零工經濟（gig gconomy）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從穩定就業驅逐到零散就業。除了少部分的技術精英，越來越多的工人淪為可以被資本隨時取用亦可以被用完即棄的「剩餘勞動力」（surplus labour）。
疫情，或是其他社會或者經濟事件，並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罪魁，它們只不過是將原本就蘊藏在這套系統之中的危機暴露出來，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工人被剝奪的狀況。

以救濟支援失業：污名化失業勞動者

失業既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那麼就需要制度性的應對方式。然而，香港政府和商界一直極力反對建立恆常的失業保障制度，堅持剩餘型（residual）的福利模式，以救濟而非福利提供定位社會保障系統，認為政府只有在市場和家庭都未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才能介入並提供最低保障程度的「安全網」，「慷慨」的福利只會減弱基層的工作動機，浪費公共資源並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政府的這種福利觀念亦進一步影響社會觀念，進而使「失業」在作為勞動力「蓄水池」發揮作用的同時，進一步污名化失業勞動者：配合嚴苛的入息審查制度和就業培訓計劃，大多數的救濟政策都帶有強烈的社會污名，而這樣的救濟政策在社會研究者看來是在製造一個「被遺棄」的階級，將一小部分人設為樣板以警示社會大眾，使工人甘於接受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高強度的剝削，因為總有比艱辛的工作更糟糕的生活。

在香港，綜援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樂施會在2009年開展「香港市民對綜援態度」意見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4.9%）認為大部分申領綜援的人士都是失業人士，有近七成受訪者（69.3%）認為「綜援會減低受助人的工作動力」。而事實上，失業綜援的申領人數僅佔整體申領綜援人數的5%左右，綜援的保障程度（單身健全人士每月2525港幣）亦遠不足以保證受助人的基本生活，削弱其就業動機。

疫情之下，失業率上升，政府先後出台兩輪「防疫抗疫」計劃都以「撐企業、保就業」為基調，無論民間呼聲如何高漲，政府仍一味拒絕推行失業援助計劃，將失業人士推給綜援。然而，無論政府官員如何虛偽地辯稱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同樣「有手有腳、有骨氣，更是能屈能伸」，暫時放寬資產審查標準並不改變綜援作為一項救濟政策的本質。綜援提供的微薄資助以及其對失業人士連帶的所謂「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本就暗含了對失業人士的歧視，政府不對綜援的制度設計反思，卻呼籲社會大眾應對綜援「去污名化」是何其偽善。

說到底，政府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承認失業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這背後不僅體現政府不願意突破「小政府」的作派，更反映它保持「港式新自由主義」，使「失業」持續發揮起「蓄水池」和「警世鐘」的作用，削弱工人面對資本的談判能力的意圖。

失業保障靠什麼建立？

失業率上升暴露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並引發廣泛的社會危機，這誠然為社會變革帶來契機，但就此坐等政府「紓困」，自動自覺出台有利勞工的政策，未免太過天真，尤其當這個政府是回歸後亦不改「殖民政府」作派的香港政府。

03年SARS和08年金融海嘯之後都曾有勞工團體呼籲建立恆常的失業保障制度。

近20年過去，特首換了幾輪，而政府對於這一制度的回應卻保持了令人驚嘆的一致：失業援助金涉及大量行政程序，政府需建立新的系統、招聘新的人員、建立新的機制方能處理，屆時事過境遷，「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如「罷就」。

二十年，高鐵建得起，跨海的大橋修得起，移山倒海的工程都做得，唯獨勞動保障的工程做不得，甚至連藉口都懶得換個新的！

兩輪「防疫抗疫」措施涉及2000多億公帑，香港政府儼然認為自己已經躋身「最進取」政府行列，然而「大市場」的施政邏輯不變，多少億公帑花下去也不過是「撐企業」，這樣的政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去解決最基礎的民生問題。

回頭看看，香港政府但凡出台影響民生的社會政策總是被動的。社會通常認為「六七暴動」是香港政府介入社會福利的轉捩點，當時的罷工和示威運動暴露出了社會不平等和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反抗運動進而迫使70年代的殖民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民生措施，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基礎勞工保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甚至成立廉政公署等。亦有研究者指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當時的殖民政府本就有意有限度地推進福利政策，「六七暴動」只不過是為政府平息來自本港工商界的反對意見提供依據。而到七十年代，殖民政府之所以有動力增加開支、改善福利則是因為受到來自於英國工黨的壓力（香港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壓低了產品價格，提高了香港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相對應的則是英國工業陷入低谷）。

無論原因為何，香港政府在這些政策的推行過程中都被認為是被動反應型的。

回到當下，既然寄希望於一個「進取」的政府是幾乎不可能的了，那麼改變的動力又可以來自哪裡？香港基層勞工組織化程度不高，雖然一直有爭取改善社會保障的社福團體和工會組織，但一方面工會有「去政治化」的取向，另一方面社會動員又面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力挑戰，組織的動員力量始終有限，在政治上難以施加足夠的壓力。

2019年年尾以來，因支持「反修例運動」出現了一大批的新工會，2020年1至3月即有1578宗新工會登記。這場因政治運動而蓬勃起來的「工會運動」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勞工運動的一線生機，2019年六月以來這場尚未結束的政治抗爭是否能通過這樣的「工會運動」找到新的抗爭領域，「海嘯式」成立起來的工會在爭取失業保障（以及其他勞動權益保障）的領域亦發揮出「海嘯式」的動員力？

關注我們：
matters
Facebook

圖片：Getty Images

（獨媒特約報導）在工傷期間遭MOS burger（摩斯漢堡）無理解僱的阿Wing繼去年到公司總部抗議後，今早再聯同勞工組到康怡分店外派發單張及講述自己遭解僱的經過。她指﹐摩斯漢堡一直未有跟進她的追討﹐並在她向勞資審裁署提出賠償申索後，才透過保險公司向她表示，希望以5,000元和解「私了」，並不再作出任何追究。阿Wing批評公司從未有就解僱作出合理解釋，意圖迴避責任，拒絕「和解」要求，表明將繼續從法律途徑申索。

Wing

分店私下WhatsApp炒人 總公司不知情

阿Wing去年3月入職MOS Burger，並安排在康怡分店任職副店長。她在試用期間清潔牛扒爐時不慎跌倒，導致左手手腕永久性創傷。她隨即向上司報告傷勢，並申請病假休養。惟上司之後沒有再跟進事件，公司亦沒有為其申報工傷。直至去年6月4日，即阿Wing試用期完結前5日，在沒有合理理由下遭到解僱。

阿Wing續稱，公司起初只是透過分店經理在WhatsApp 通知她遭解僱。她曾再三追問分區經理的直屬上司，但均不獲回覆。之後分店經理再於WhatsApp 向她發出一封解僱書，但文件沒有公司負責人簽署。至同年7月，阿Wing接獲MOS Burger人事部的來電，詢問她為何沒有出勤記錄，更指並沒有終止她合約的通告。阿Wing批評MOS Burger 內部溝通混亂，質疑有人偽造公司文件，意圖隱瞞事件，斥做法非常不負責任。

受工傷及無理解僱的影響，阿Wing坦言感到非常困擾及無助，更因為精神狀況不穩導致於路上跌倒，並證實左腳膝蓋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一個多月。身為家中的經濟支柱的阿Wing因長期的康復過程及精神困擾，令她壓力大增。

勞審署裁定傷勢與工傷有關 MOS burger倡以5000元私了

她早前已向勞資審裁署提出向MOS burger賠償，包括支付代通知金及因精神不安引至受傷而不能工作的薪金賠償共13萬元。MOS burger 事後透過保險公司向她表示，希望以5,000元和解「私了」，並要求阿Wing 不再提出申索或採取任何法律行動。阿Wing 認為MOS burger 沒有對解僱作出合理解釋，意圖迴避責任，因此拒絕「和解」要求，並將繼續從法律途徑申索。勞資審裁處已裁定相關傷勢與工傷有關，並認為工傷屬於MOS burger的責任，案件現正排期於區域法院審訊。

勞工組批法例落後 造就無良雇主

勞工組與阿wing曾於去年8月15日到MOS Burger總部抗議，營運部經理楊先生曾承諾與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及人力資源部商討後，會親自跟進事件，惟之後一直沒有回音。勞工組成員阿英表示，僱主在僱員工傷期間解僱已屬違法，並批評香港勞工法例落後，造就無良僱主，呼籲市民「更加要企出嚟維護會勞工權益」。阿Wing 更在場踢爆Mos burger 背後經營不善，浪費食物，「踐踏工人尊嚴」，呼籲市民罷食無良商店。有經過市民接過單張後，亦對阿Wing 表示支持，在抗議行動期間，MOS burger的人流亦明顯減少。

記者：施穎諺、何嘉茵

工黨今早11時聯同社會民主連線由金鐘海富中心出發，四人一組到政總請願，抗議政府以防疫之名打壓五一遊行。警方當時在海富橋上阻止工黨及社民連成員前進，工黨提出參與行動的人士已保持社交距離，亦有戴上口罩，基本法亦保障市民遊行集會的公眾權利，質疑警方執法的合法性，但警方隨即惱羞成怒，票控工黨及社民連共八人，其中更以「阻差辦公」之名，將工黨副主席、東區區議員麥德正「阻差辦公」拘捕並帶入政總！

尤記得4月4日《基本法》頒布30周年時，林鄭在多份報章撰文，聲稱市民享有言論、新聞、結社、集會、遊行、示威、通訊等等的自由都不是「空談」，又聲稱「公眾遊行和集會，只要是和平、合法地進行，特區政府都是尊重，警方亦會給予適當的協助。」但事實證明，政府和警察講一套做一套，警方將「限聚令」變成打壓公民社會的「萬能KEY」，只要不合警方心意，就可肆意發出告票甚至濫捕市民。

參考新訂立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559G章)中，「羣組聚集」指多於4人的聚集，而並非警方口中所指有「共同目的」即等同違反限聚。事實上，早前親政府陣營到警總聚集支持警察，參與人數違反限聚令，警察沒有制止之餘，反而接信歡迎。相反，警方接連違反限聚令為由，禁止示威抗議，甚至只是在商場唱歌的活動。警方毫不專業、親疏有別和選擇性執法，正是為政權打壓異見聲音之證！

《基本法》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惟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工黨重申，我們絕不會向警惡勢力低頭，警方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麥德正，撤回所有不合理的限聚令票控！

工黨
2020年5月1日

作者按：五一專題我們發送了醫護過勞的個人書寫，香港缺乏失業保障的討論文章。然而普通打工仔有什麼出路，正在醞釀起步的工會組織可否提供新方向？

曾幾何時「工會」在香港是個老土的名詞，直至上年反修例運動無心插柳再將它帶回廣大公眾視野。在和平遊行、勇武抗爭都做到盡以後，反修例運動在8月5日到了發動政治罷工的節點。雖然那次罷工對運動的貢獻有限，但為了發動更大的政治罷工，各個行業紛紛開始組建工會，由此，工會陣線和民主運動耦合。

在街頭運動因為疫情而轉向地下，工會的政治性面向要待今年九月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檢驗之時，中間的日子工會要做些什麼？本篇作者採訪香港設計職人工會，了解到工會在準備會章，調查會員工作狀況時，回歸到了它的基本位——保障勞工權益。值此五一之際，我們重提工會的勞工本位，期待工會靜水流深地為民主運動出力。

文／林

「等到真的落手落腳去做的時候，我們發現工會到底是做什麼的呢？」新成立的香港設計職人工會理事Austin問。

說起香港設計職人的工會，第一反應是，工會的英文簡稱「HKDIU」完全可以出街當口號表達對當下時局的不滿。原來「HKDIU」命名的原因是現在的理事們想和以前那個只關注政治罷工，不關注工會的會員基礎的舊設計師工會的名稱做一個區分。

設計職人工會剛剛成立，也常提出開頭的「除了政治抗爭，工會到底是做什麼的」的疑問，不過工會內部的成員已經討論出一個共識：用工會的政治力量關懷香港的前景，也關切工人權益。

原點——政治議題催生工會

「85之後，發現罷工如果就這麼出來嗌口號的話搞不掂，可能需要一些組織去發動。」設計職人工會理事Red說。所有新工會都必然提到8月5日的「盛大罷工」為工會誕生的原點。

在經歷了6月9日、6月12日百萬人和平上街，7月1日衝擊立法會，7月21日元朗暴力衝突後，原本白天上班，夜晚或者週末在各區開花的市民的憤怒煲到了極點。於是在8月5日星期一當天，市民自發發動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據香港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統計，有35萬人參與了這場政治性罷工。雖然當時有職工盟的參與，但多數人都是單打獨鬥。

如果說政治性罷工是要將社會生產暫停，以令政府、既得利益者有損失，那麼航空界多達3000多人的罷工導致200多班航班取消，影響了香港物流、航空業正常運作，恆生指數當日下跌，算是當時比較豐碩的成果。Austin說他當時是為自己設計師事務所的同事請了假，大家去各區開花。請一天假的人可能沒有什麼負擔，而後來國泰則突然解僱時任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令大家意識到沒有有力的工會組織的話，政治性罷工是不可持續的：罷工者有可能像施安娜一樣被公司無理解僱而沒有談判能力和公司對峙、罷工者在失業期間亦沒有經濟扶持。

「二百萬三罷陣線」在8月5號看到三罷的有效性之後希望組織工會去持續地做大三罷，8月後「陣線」上已經有按行業開不同的telegram平台想要組織各個行業發動罷工。

在線下「陣線」第一次見面時已經希望工會們儘快組織罷工，學聯亦有想要催熟「大罷工」，Austin想如果是在沒有工會保障的情況下就搞罷工，那組織工會的必要性就沒有體現。10月底，舊的設計師工會也不斷在催促發動罷工，工會運作的路線未有梳理就匆匆上路引致會員不滿進而「跳船」，轉而加入新的設計職人工會。很多同路人原本是因想發動大三罷進行政治抗爭而組織工會，但又覺得工會的功能不應僅止於此。

組成工會以後，Austin和Red卻發現和其他工會連結再參與「大三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方面不同行業、不同工會可以罷工成功的成本計算不同；另一方面，曾設想利用工會的會費、捐款匯集的罷工基金可以給因政治罷工被炒的人提供生活支援，但Austin粗略計算一下收支帳目後發現根本無力負擔。

由此，設計職人工會誕生的過程經歷了不同轉折。進而轉向探索：工會的本位是什麼？

摸索——關心勞動權益

現設計職人工會和舊的設計師工會的分野即在於對於工會運作路線上的想法不同，新工會的本位是代表勞方，工會籌辦起來以後必然要面對「工會是做什麼的」這個問題。Austin說現在所有搞工會的人都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因為抗爭出來做的工會，對於工會、勞工權益的理論部分，在工會的框架下能夠做到什麼，一切都不清晰，Red亦說「香港在運動之前，都不了解工會的」，也只有在之後才知道「7人成團」等工會知識。

大家因為抗爭聚集在一起，但討論時三句不離本行的狀況，所以如果行業的問題不解決的話，工會無法立名。在真正著手做工會以後Red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research」要做。

現在設計行業的勞動狀況的數據統計是缺失的，就算是政府的行業統計，也沒有設計這一行，所以醫護工會可以說自己的會員佔醫管局僱員的比例，但設計職人工會沒法說會員佔所有從業人員的比例。而且整個設計行業囊括的類目很多，更分事務所設計師和內設設計師（in-house designers）。

接下來工會會通過問卷、訪談的形式將行業從業員面臨的具體的問題梳理出來，然後再準備一套應對方案，以面對成員未來可能面對的和公司之間的談判，可以說是在回到「勞工本位」的路上行進。

設計職人工會的成員並不是受疫情影響最大的一批，但疫情也令他們見到放無薪假、被拖糧的設計師。同時，設計師們平日面對的普遍問題，諸如過勞狀況也打破普通大眾對他們的「小資」印象，真實工作情況是「設計師=捱夜=一遍一遍地去改說好再也不改的final versions」。

雖然過得很累，甚至OT補回來的假期可以長達一個月，Austin也覺得既然還可以忍受，就先過著：「人工又不是特別低，身為一個比較懶的人，很多東西都是ok的時候就先ok住」。專業人士的勞動狀況也許未達致如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被拖欠遣散費的境地，但創意產業的勞動者也愈發能感受到「長工時、低工資」對自己生活和工作潛力的損耗，普通的設計事務所的員工尚且如此，由於行業的嚴重零散化而變成自由職業者（freelancers）的設計師們自己接單的時候甚至不清楚行業的合理定價。

由此，他們發起了可愛的「職人報案室」，邀請同行「報案」，將在職場上遇到的不公的事寫在「報案紙」上，嘗試提供解決方案，或者轉介協助。

未來——工會如何柳成蔭？

像設計職人工會這樣正在同時將政治抗爭和爭取勞工權並舉的工會還有很多。

今年2月初醫護發動的罷工是在疫情向政府的「政治施壓」——要求封關，亦為了前線醫護切實面對的工作場合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或許就和追求政治（民主）、經濟（民生）的雙線目標一般，兩者本身就不是二元對立，非要爭出個哪條為主線哪條為副線。

如沒有民主的政治訴求，要如何政策的制定符合社會非權貴階層的利益，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被聽見；如果沒有經濟的訴求，那麼無視房間大象追求選舉政治的民主訴求也是空泛泛。

而香港的傳統工會一向被政治建制把持，沒有發揮用處。新工會所涵蓋的行業面之廣似乎真的令人見到希望：會否大家可以在同為「香港人」之外因為同為「打工仔」而團結起來？

就借Red的感性的話來結束這篇的話，他說：「其實工會一路做的兩件事其實是同一件事情來的，都是fight for屬於自己的權益。」

這次無心插柳而成的工會運動能否站好勞工本位，團結大多數市民，蔭蔽民主運動，是每一個左翼組織都在期待的事。

關注我們：
網站
matters
facebook

圖片來自：Getty Images

多謝大家關心慰問，我被捕後已保釋。

今日係五一勞動節，
香港勞工權益一向缺乏，武肺瘟疫之下，
政府所謂抗疫措施對廣大打工仔女無助，基層勞工受害尤甚。

每年五一勞動節，職工盟都有大遊行，勞工發聲，爭取合理權利。
今年有武肺瘟疫，勞動節遊行化為遍地開花街站。

而工黨及社民連亦要在今日，反映打工仔女水深火熱下的訴求，舉行一個蚊型示威。
工黨及社民連示威代表合共8人，早已預定每4人分為兩批，兩批代表保持相當距離。
但警方選擇性執法，肆意打壓，指示威人士有共同目的聚集，超出4人上限。
咁，佛誕祈福呢？太平清醮呢？參加市民唔係懷有祈求驅走瘟疫嘅共同目的嗎？

我參與工運多年，對於勞動節意義極之重視，
而武肺瘟疫爆發以來，在社區不斷收到街坊打工仔女嘅慘痛求助，
今日勞動節，工黨及社民連合理示威，天經地義，何罪之有？

我絕不接受警方以防疫為藉口票控，警方拘捕我，只顯示林鄭政權冷血不仁！

政權有心防疫，唔一早封關？點解要逼醫護工會罷工呢？
政權有心防疫，點解抗疫措施又遲又冇效呢？
政權有心防疫，點解連勞動節正日，咁少人嘅示威嘅意見都唔聽，更加要打壓呢？

拉咗我，亦鎖不住勞動節訴求！

警方禁制五一遊行示威，工黨與社民連以4人一組保持社交距離方式到政總抗議，大批特務警察持防暴槍戒備。工黨、社民連到場後警方立即宣布違反限聚令，先後向工黨和社民連8成員票控。工黨麥德正以「阻差辦公」被捕。

【五一遊行 工人權利 在職失業 同樣無助 黑警濫權 扼殺自由】
工黨、社會民主連線五一勞動節聲明

五一勞動節，源於爭取工人每日八小時工作的基本權利，但勞權運動後來演變成鎮壓、警暴、濫權及不公義的審判。諷刺的是一百三十四年後，香港不單止未有就標準工時立法，反而警察暴力、濫權的問題卻愈演愈烈。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百業蕭條，零售、飲食、旅遊、酒店、運輸等多個行業的打工仔均遭受嚴重打擊。政府調動過千億公帑，大部份卻只用來撐企業。支援打工仔的「工資補貼」措施卻漏洞百出：失業人士、沒強積金戶口的打工仔女均未能受惠；監察機制欠奉，只倚靠僱員主動舉報；又未規管僱主先領取津貼後而減薪、逼放無薪假甚至裁員等賺盡補貼之行為。林鄭政府以「保就業」之名補貼僱主，無視僱員是否實際得益，實在是「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打工仔女缺乏支援，失業者更要無奈申請金額微薄的失業綜援，進一步突顯香港失業保障的缺失。香港人水深火熱，工人、工會更加要上街發聲，實踐應有的權利，爭取應有的權益。偏偏政府在疫情大為舒緩的情況下，仍以「限聚令」拒絕是次遊行申請。「限聚令」不應成為反對各類型集會的百合匙，打壓反對聲音。這亦與《基本法》27條列明的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相違。

我們從世界各地歷史軌跡可見，工人運動與社會運動密不可分。無論是英國的「憲章運動」或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均揭示工人沒有投票權利，勞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同時，工人沒有合理的待遇、作息的空間，則無法以公民身份參與政治。罷工作為工人手上的最後武器，便是以自身力量來撼動資本家及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政權。
反送中運動讓廣大香港市民明白，只要觸及管治階層的利益，警察甚至軍隊便成為武力鎮壓的機器，任由警權不受制約。暴力執法、濫捕，槍擊巿民、毆打年輕人、胡亂使用殺人武器，在上位者置若罔聞。因此反送中運動與過去的工人運動如出一轍，乃是無權者的抗爭運動！

社民連及工黨申言，遊行乃工人權利。尤其是如此崩壞的政權，工人生活於水深火熱的時候。我們更應以行動維權，無畏無懼。

工黨及社民連要求林鄭政權停止一切侵犯人權，遏制自由的苛政，並重申：
1. 設立失業援助金，金額等於正常工資80%，上限16000元；
2. 設立標準工時及加班補水，及將法定勞工假增至17日；
3. 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平衡目前強弱懸殊的勞資關係;
4. 一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水平，為在政府部門、資助機構的外判員工，引入「生活工資」；
5.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工黨、社會民主連線
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

文／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學員：姍除線、洪水猛獸
協力／維怡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的五一遊行申請被警方以「限聚令」為由駁回。工會和區議員因此在全港各區設街站，呼籲各行工友加入工會，分享勞工權益資訊。建築地盤職工會總會於深水埗黃金商場附近擺設街站，由四名年輕的地盤工友站駐，我們訪問了街站義工及路過查詢的工友，了解行內面貌。

街站義工阿賢：官商勾結，刻扣工資

街站義工阿賢原本是釘板工人，他表示建築行業有特定的支薪方式，判頭會將薪金分為兩部分，行內稱為「大糧」及「細糧」，他舉例指若工友一日薪金為 $1800，判頭會先過數 $1500，餘下的 $300 尾數則會被拖欠。因為本來的$1800只是口頭協定，資方會刻意在僱傭合約壓低列明的工資，追糧時便能推塘了事。阿賢說大家都知道外判商的行為，但「做就要簽約啦，一係唔好做。」工友們普遍認為，建築業內工傷比較常見，若成功獲相關部門判為工傷，則資方需支付五分之四的工資，因此資方欲借此逃避賠償。另外，強積金本來由僱主及工人平均分擔，但工人的部分薪金往往在出糧時已被扣起，變相由工人承擔僱主的供款。被問及有否嘗試投訴，阿賢無奈地說：「我哋人微言輕，冇辦法。」工會幹事阿蝦補充道：「雖然我哋人微言輕，但我哋走埋一齊，有工會團結嘅力量，就有辦法fight得贏。」

阿賢去年5月於九龍灣東九文化中心地盤工作時，被判頭拖欠薪金。他曾向勞工處求助不果後，聯絡工會幫忙。他指同組有十多名工友都被拖糧，後來當中大部份決定親自行動，堵塞地盤入口，要求判頭與他們談判。另外數名工友害怕被秋後算帳，不敢站出來反抗。雖然阿賢最終成功討回6萬元，但他收到欠薪支票時被拍攝大頭照，禮頓及釘板行業因而將工友列入黑名單。阿賢現已轉行做喉管工。

用積蓄墊資的三判

麥先生為木工工人，亦是一名三判。建築業行外判制，總承建商 (大判) 投得工程後，會將工序分拆，再判給較小型的公司。在多重的外判下，工人若接了太多工作會外判給其他工人。蛇頭會一邊打工，一邊為老闆找工人，他們的薪酬亦比普通工人高。

問及拖糧的問題，麥先生說：「我自己會用積蓄墊比工友。」但確實，拖糧已是建築業的文化，他自己的三月份工資也在四月尾才收到。麥先生說都好多蛇頭都會「睇下邊個好蝦」，而工友只能根據蛇頭的信譽判斷他們是否可信，避免遇到無良僱主。

疫情下，他指自己與工友的日薪由$2300-$2500減至$1500-$1700，開工日數亦由二十多日減至十多日，因此不少工友唯有轉行駕駛的士、裝修或酒樓樓面。麥先生淡然地說，「我做咗三十幾年，經歷過好多循環」，他指也有經歷沙士和其他經濟低迷的時候，自己也會準備足夠積蓄應付日常開支。麥先生明白年輕工友的難處，尤其是剛組織家庭的同事，所以會為他們尋找工作機會。

街站義工阿盾：點都應該準時出糧！

另一名工會義工阿盾是名冷氣技工，他認為拖糧是「正常唔應該有」，即使大判不支薪給其他判頭，根據勞工法例，僱主需準時出糧，因此蛇頭應該墊上工資。阿盾指：「睇下老細平時係咪好人，係咪準時出糧， 如果真係咁啱有周轉困難，可以傾，但唔係老奉。」工會針對拖糧的問題，也有所行動，如在找工作的社交群組平台上列出蛇頭的黑名單，希望能幫助工友。但這也無法確保工人能準時出糧，曾經有工友向蛇頭抗議拖糧，反被威脅停止抗議才會出糧。工會也試過和蛇頭一起向大判頭追糧，無奈高層只會互相「踢波」，最後要到勞資審裁處才能成功追討。

訪問後記：

從不同工友口中都提到「拖糧」二字，可見行業內欠薪情況嚴重，亦是常態。雖然也曾有路過的工友指「無所謂，要體諒老闆」，但背後可能是對秋後算帳的恐懼，即使是稍有威力的工業行動，也意味着工友會被黑名單，要被迫轉行。正如街站重複播放的錄音所說，「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法律也只是官商勾結的保護傘，我們要團結起來對抗資方！」義工阿盾也呼籲大家要「出黎抗爭，對抗無良判頭同官商勾結，要改革呢種不公平制度。」只有集合工人和工會的力量，才可以改變勞工待遇，重拾勞動的尊嚴。

文：落草

五一勞動節的午膳時間，勞工組和mos burger的工傷工友阿wing到達mos burger的康怡分店，抗議該跨國企業暪報工傷、欺壓工人。

阿wing指去年三月入職mos burger的康怡分店，試用期間獲指派為該分店的副店長。及至四月，,有一天她臨收工因清理牛扒爐時滑倒受傷，當日她自己直接去了急症室。次日她向分區經理查問，分區經理說由於她未過試用期，沒有工傷假，更嬉皮笑臉叫她自己報工傷。後來，到六月，她試用期差不多到期時，她在醫院收到分區經理whatsapp，說公司已將她解僱，及後，到八月她公司人事部又問她為何無出勤紀錄。阿wing感到公司十分混亂和無理，令人無所適從。

公司告知她解僱時，阿wing已獲判工傷，而且她的手已受到永久傷害，且因爭取過程中情緒困擾而再度受傷。根據法例，工傷期間解僱乃非法行為。阿wing感到十分不公平，於是找民間團體勞工組的協助。勞工組是一個由各行業工友組成的小組織，乃因有感於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經常無法協助工人爭取權益，故會鼓勵工友親自去公司做行動，透過自己的力量去追討。在去年的八月，勞工處已有和阿wing一起去公司總部抗議。

公司一直沒有和阿wing溝通，在知道她有去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後，便叫保險公司和她「私了」，並只願賠償五千元，更要求她不可以在媒體曝光事件。

不滿公司無盡企業責任　深感指出問題反被指責
阿wing除了不滿公司無理解僱，暪報工傷剝削員工之外，更對於公司其他有失企業責任的行為非常不滿。她指公司經常倡議健康食材，時常做推廣，但，時常會把推廣期間賣不完而並無過期的食材，當垃圾丟掉。

她在任期間，曾見到三日內分店丟了超過一千個面包。她感到震驚而詢問主管，經理指食物過期。「但我每日做stocking，我知道產品幾號過期，所以是騙我的...真的很浪費。」阿wing結連在工傷時的經驗，深深不忿，感到為何見到有問題而指出問題的人，反而被指是有問題、搞事的人。

深感現有勞工法例無能　造就無良僱主
來到聲援的快馬工友組（由速遞工友組成）的阿輝指出，勞工處是十分無用，幫不到工友，因此才往往需要自己親身做行動追討無良僱主。

勞工組成員阿英強烈指出，有僱員工傷而僱主十四日內不報工傷屬違法；僱員工傷期間被解僱是違法；解僱而無代通知金亦是犯法。可是，即使這間公司已經犯了這麼多法，工友要循正常途徑追討仍是十分痛苦，並且時間上也會拖很長。「老闆往往叫僱員有事找勞工處，因為明知勞工處幫不到你嘛！」他更指出，勞資審裁處要排期無了期，僱員可能要到區域法院的層次才有機會追討到，但這就意味僱員可能要自費法律訴訟。阿英指出，這種制度明顯是助長無良僱住。

控訴五一遊行遭打壓　呼籲各階層工友維護自身權益
追討期間，還一直見到mos burger的排隊人龍，做直播的勞工組成員阿花不斷大聲呼籲人們去食黃店不要光顧有工傷不報的無良僱主，並指無良僱主往往也因顧客支持就繼續肆意妄為。勞工組阿英則發言表示，了解康怡這一帶都不是基層勞工，但涉事的阿wing其實也非基層勞工而是一位副店長。副店長也會因為公司不重視勞工權益而遭此對待，因此，阿英呼籲人人都應站出來維護自己權益。阿wing指出，什麼員工都可能受傷，所以大家要維護自己權益。

阿英進一步指出，勞動節遭政府打壓不能遊行，所以選擇今天做行動，一齊撐打工仔和呼籲大家杯葛無良企業。勞工組另一成員區刀也指出，該組成員人人都受過僱主欺壓，呼籲大家要為自己站出來。他說，站出來做些事的方法，不只是「選個區議員出來做死佢」，也要為自己爭取。他指工傷不單肢體受傷，情緒也會很受困擾，很需要其他人的支持。至於如何支持，區說，第一是認識自己的勞工權益，第二是遇上不公平就要發聲。他也呼籲當地居民和正在上班的工友收取單張，雖然希望不會發生，但日後萬一有事時，都了解相關權益。

阿wing也作出她沉重的五一勞動節呼籲：「到底自己和自己的身體，為公司付出左幾多？而公司又是否真的合理？」

（獨媒特約報導）位於長沙灣昌發工廠大廈的速遞公司「快明有限公司」，早前無理解僱四名員工，其中一名員工更被拖欠約5.2萬元的長期服務金。獨媒致電向該公司查詢時，接聽電話的職員轟記者多事，「點解要咁幫住個弱智仔」，然後便掛斷電話。

公司職員口中的「弱智仔」，是遭拖欠長期服務金、54歲的阿良。他在「快明」工作了8年多，在2011年經朋友介紹下入職。他入職時的月薪只有7,500元，那時候還沒有最低工資，「無呀無呀，但都要做嫁啦。」

阿良不願意出鏡，他說話的速度緩慢，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有點詞不達意，只能緩緩地記者講述工作情況。公司約有60名員工，阿良每天早上八點半上班，在簽到後便要分配貨件，然後外出派件。他主要到觀塘的工廠區派件，如碳粉、打印機和電子零件等。他每日派約廿多份件，在下午六點下班。

遺失電子零件 公司要求賠四千

工作看來簡單不過，但事實卻非如此。有一次他遺失了兩盒電子零件，老闆便獅子開大口，稱要扣減4,000元，更指可以作分期付款。

按《僱傭條例》，僱員因疏忽或失職而損壞或遺失僱主的貨品、設備或財產，每次只可按值扣除，但以不超過300元為限。此外，在這些情況下扣除的工資總額，亦不得超過僱員該工資期所得工資的四分之一。最後，阿良哥哥寫信予公司求情，老闆扣減了600元，他被強逼簽下悔過書。

「呢份工都幾辛苦，手痛、腳痛，腰又痛，好多毛病啦。」阿良的肌肉勞損嚴重，每兩星期會看一次中醫做針救。

突遭解僱 疑涉組「快馬工友組」被秋後算帳

公司的區長在4月3日致電予阿良的哥哥，表示不會再聘用他。阿良在翌日上班收到公司的紙條，稱不需要繼續上班。他表示非常不開心和感到愕然，「我同公司做咗咁多嘢，攞咗咁多重嘢。」

公司今次共解僱四人，疑和他們組織的「快馬工友組」有關。阿良和其他同事在去年4月成立「快馬工友組」，希望能夠為同事爭取更多勞工權益，如為日薪工人爭取大假，和要求公司對工人派發口罩。

他們在去年12月組織「和你追」行動，上門追討公司拖欠另一名員工阿輝被拖欠的強積金、法定勞工假及年假薪金。公司當時報警處理，一度更有防暴警員到場。

阿良指出，老闆對工人的待遇一向欠佳，「佢話我哋搞嘢，同我阿哥識埋呢啲壞人，我同阿哥講我哋爭取權益姐。」他在離職前的工資為8,500元，金額仍然為接近最低工資水平。在解僱後，老闆只對阿良賠償了代通知金和假期的款項，他表明，會向公司追回長期服務金約5.2萬元，「唔該仲要俾返嗰600蚊我。」

左為勞工組成員譚亮英

勞工組星期三晚在長沙灣擺街站，要求公司立即賠償長期服務金。勞工組成員譚亮英質疑，該公司的僱主有欺凌員工之嫌。他指出，速遞員的市場競爭力不足，僱主可以用盡所有方法剝削，慨嘆「行業文化如此」。他表示，不排除阿良被解僱的原因，和高調參與「和你追」行動有關，導致遭老闆秋後算帳。

記者：麥馬高、何嘉茵

四月至今，中共視未來立法會選舉有機會被翻盤為「奪權」，視之為「政變」。明目張膽地展示出一國一制的意圖，把香港判斷為「麻煩多於利益」，已徹底放棄當初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諾言。

我曾參與2019年區議會選舉，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願榮光歸香港」寫進政綱，在香港人權法案的預告下僥倖入閘，惟不幸落敗。

但在此之前，我乃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外界曾誤稱為：議員助理工會）的創會理事長，所以第一次參與制度內的選舉，是2018年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選舉。亦是當期提倡參與一切制度選舉，務求增加獨裁政府管治成本的新晉工會。（當時工黨、職工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並沒有參與勞顧會選舉，亦主張杯葛選舉。）當然，我們該次參選，是以在沉悶的政局中破局搞局為主，最後落敗。

漫長的反送中運動令曾算是新晉的社政工會都變了上世代工會，然而我相信世間總要有人在無人問津之處提燈。熟悉我的朋友，又或圈中友人得悉我落選區議會選舉後，曾積極考慮出戰2020年立法會選舉勞工界別。然而期時工會戰線之路未算成熟，故當初曾問及工會內朋友、友會勞工組及職工盟等會否考慮參選勞工界選舉－當時提倡的主軸是，即使勝算微乎其微，亦應用盡一切方法增加親中派的行政負擔。

及後步入抗疫歲月，時局亦因中共屢屢打壓而改變，此時得悉各路因反送中運動而衍生的工會戰友們，亦有意參與勞工界選舉，此刻已超過3人積極考慮出選。可是，原本負責協調民主派初選的組織，那個我曾工作兩年半的民主動力卻接近超負荷運作。

為免重現往年因民主派協調失敗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的局面，我林正軒以大局為重，在此宣佈不會出選今屆功能組別勞工界立法會選舉，亦在此希望各積極考慮出選的戰友，能協調出三人出戰此界別，即使未能誅滅工聯會、勞聯之流，亦要拖垮他們的後勤戰線。

未來勞工戰線尚未完結，在立法會選舉接踵而來將是選舉委員會選舉。故此，勞工界戰線漫漫長路矣，但願天佑我城，最後成功光復香港。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恐懼疾病、過勞、砍假

Vincent Kolo和Xiaxi Cai 社會主義行動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闆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裡，只好放棄假期。」

週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鬆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漫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僱主還威脅說要解僱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僱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弔詭地不適用了。

閱讀更多 ➳ 香港：廢除外勞「僱傭同住」條例！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隱私限制。儘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2017年社會主義行動五一勞動節示威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僱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僱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週，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僱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僱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僱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僱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僱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僱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僱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僱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僱，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亦往往會可能因此被解僱。

閱讀更多 ➳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着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疫症前的周日，外傭聚集在一起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採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儘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閒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徵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週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僱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是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裡的。尤其握有資源的僱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閱讀更多 ➳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政府必須廢除其吝嗇對待移工的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僱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麼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麼「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2019年國際婦女節，社會主義行動（ISA）和移工團體KOBUMI和SERPAN聯合抗議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裡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繫，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香港的ISA）與移工一起組織了許多運動，以爭取自己的權利，並為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現代奴隸制的工人階級團結而奮鬥。 在當今空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和醫療緊急狀態下，這場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如果您想加入我們，請通過socialist.hk@gmail.com與社會主義行動組織聯繫。

（左）阿丹、（中）民協 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楊彧

（獨媒特約報導）獨媒早前報導，富臨集團假借放無薪假，實為停薪留職。民協和職工盟屬會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下午到位於美孚的富臨皇宮抗議，批評政府只補貼財團，妄顧基層工人死活。在富臨工作了十多年的人事經理阿丹，在2月收到富臨的通知，被要求停薪留職，但至今仍未有復工日期。她在發言時激動落淚，斥公司不近人情，更遭公司踢出WhatsApp 群組，「又話共同時艱？我同你共渡時艱，但你點對我哋？富臨點解咁對我哋？」

他們在酒樓門外高叫口號，斥「富臨正契弟，還我遣散費」，有美孚廣場保安恐嚇已違反限聚令，並表示不排除會報警。

蒙兆達：邊放無薪假邊申津貼可恥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炮轟富臨非常可恥，一邊迫員工放無薪假，另一邊則申請防疫抗疫基金的補助津貼，而坐擁78間食肆的富臨更可申請高達1.7億元。他斥道，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只側重老闆，卻沒有確保員工能得到津貼，「想迫到員工捱唔住就自己辭職，逃避同慳返遣散費。」

職工盟總幹事 蒙兆達

民協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彧，一直協助跟進工人情況，他狠批富臨做法屬卑鄙可恥，意圖透過無薪假，迫使工人辭職，以逃避賠償遣散費。楊彧斥道，富臨不但拒絕和工人商討工作安排，更安排臨時工上班。

8名在美孚富臨皇宮工作的工人，在2月到3月初期間，收到通知，被要求放無薪假。楊彧在3月4日曾和工人到勞工處，最後在4月9日才獲公司回覆。富臨辯稱，會在一至兩星期內聯絡工人作復工，但工人至今依然未收到任何通知。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重申，當局必須設立失業援助金，令基層又直接受惠。他表示，政府只喚港人申請綜援，批評是不設實際，「你估綜援好易攞呀？」

記者：麥馬高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富臨集團早於二月中要求前線員工以停薪留職之名放取無薪假期，雖然富臨對公眾指無薪假期的日數只有三天，實際上工友復工遙遙無期。

富臨工友為何走上街頭？

三月初，本辦事處收到八名美孚富臨皇宮的前線工友求助，八名工友的年資至少有六年，最多的更達十四年，根據僱傭條例，在任何連續四星期內，僱員若不獲僱主分配工作並不獲支付工資的日數超過正常工作日數總和的一半，則可被視作停工，而只要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不少於 24 個月，一旦遭受停工，則可向僱員申索遣散費。換句話說，只要一名長工做滿兩年，不獲僱主分配工作超過兩星期，則可視作停工，亦可向僱主申索遣散費。

我們收到求助的時間為三月，但工友實際上自二月中已開始不獲僱主分配工作，他們都是一群在富臨任職長工多年的工友，顯然易見地，他們是符合資格向富臨申索遣散費的。

這幾個月來，我們曾陪同工友到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落案，希望勞工處介入令富臨盡快找數予工友，亦透過職工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代表與富臨人事部聯絡，要求富臨若不找數，便安排工作，但成功聯絡一次後，富臨人事部就潛了水，無法再次聯絡。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能否幫助富臨工友？

上月 8 日，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其中提到政府將向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以 2020 年 1 月至 3 月中任何一個月份的 50% 工資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為期 6 個月，而僱主則須承諾在補貼期間不會裁員，並把補貼金額百分百用於僱員工資。

不少工友聽到政府的消息後，紛紛來辦事處查詢他們是否受惠於這次防疫基金，富臨或會透過復工補充人手，同時向政府申請是次資助，難道不是雙贏方案嗎？當然富臨可以要求工友復工，但畢竟對無良心、想賺盡的藍色企業來說，不可裁員不等於不可減薪，更不等於不可放無薪假期。

幾個月來，不論是透過勞工處還是透過工會與富臨談判，富臨都表示「並非裁員」，而公司亦會在經濟改善後重新聘請工友，富臨亦可以理所當然地拿著正在放無薪假的工友的合約，向政府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即使富臨今天賣好心重新聘請工友，亦難保他日在補貼期的 6 個月後解僱工友。

更甚的是，所謂的「不會裁員」只是一個數字遊戲，林鄭月娥公佈將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翌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明確地表示，僱主若申請基金，就「不可以減少任何『人頭』」，而政府亦「並非檢視每名員工，因為若要檢視一、二百萬名員工的情況，計劃的申請程序及整個系統的設計都要十分之長的時間」。

以美孚富臨皇宮為例，由於長工工友的薪金開支遠遠比臨時工的薪金開支為高，因此當工友被要求放取無薪假期的時候，富臨早已聘請一群臨時工作頂替人手，因此富臨僱員的總人數在數字上並沒有改變，即使實際上內部的「人頭」由長工換成臨時工，亦符合資格申請第二輪抗疫防疫基金。

政府派錢，唔俾藍色資本唔通俾你咩？

重重漏洞不欲詳述，若要用簡單一句總結今次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就是「幫財團唔幫打工仔」，只要細心察看每一項的措施，都會發現受助的大部份都是坐擁數億的大財團。根據富臨集團最新一份的中期報告，截至去年 9 月 30 日，富臨約有 2,960 名僱員，以最高可報貼 $9,000 工資計算，富臨若成功申請基金，則最多可獲近 1.6 億的政府補助，令因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中捲入北角福建幫打人事件而一度虧損的富臨集團有機會在今次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轉虧為盈。

政府一手打救福建幫，卻無視已經面對無限期放無薪假期、甚至已被解僱的打工仔，更可笑的是，當日就是政府以「綜援養懶人」污名化綜援，今日政府卻叫失業的打工仔申請綜援，但事實上，綜援本身是為長期無法工作（如患有身體殘疾、家庭破碎的人士）所設立，而非為受到經濟、疫症等短期突發情況而無法工作的人士設立，打工仔真正需要的並不是期待政府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可以分一滴水來解渴，更不應該寄望藍色資本成功申請基金後會突然大發善心轉交給你，而是需要一份確切可以解決短期經濟困難的失業援助金。

小結

疫情之下，百業蕭條，首當其衝的就是前線打工仔女，富臨工友面對的不僅是老闆的無良，今次事件更不單是一次「放無薪假為名，解僱老員工為實」，而是反映政府在市民水深火熱之時，只救財團不救打工仔女，推出救市不救人的防疫抗疫基金，卻對真正能在短期內拯救失業打工仔女的失業援助金多番推搪，甚至借疫情乘機向效忠於政府、效忠於黨的藍店、福建幫作補償，可見真正「以政治凌駕民生」的，一直並非政府口中的「反對派」，而正正是政府自己。

（獨媒特約報導）上周五一勞動節，職工盟於全港各區擺設街站，其屬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於葵芳、深水埗和觀塘設街站派發防疫物資，其中觀塘街站遭警方多次截查，有防暴警員拉起封鎖線包圍街站，並警告義工違反限聚令。工會今早（5月6日）於金鐘再次設立街站派發防疫物資，再被警方指違反限聚令，並遭到票控。街站負責人V認為，警方做法是「政治打壓」及「選擇性執法」，強調宣傳防疫的街站獲法例豁免，他不會繳交罰款。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附表1，有12類羣組聚集獲豁免，當中包括為傳揚防疫資訊或技巧，及處理防疫物資而進行的羣組聚集。

工會成員、街站負責人V表示，五一街站都受警方無理截查，今日到金鐘政府總部外再次設立街站派發防疫物資，希望政府釐清豁免條件。V亦質疑警方沒有在建制派擺街站時執法，但就派數十個防暴警察封鎖他們的五一街站，「使唔使著晒避彈衣、揸晒槍咁嚟執法？」

警方到場命令解散 指街站僅「部份抗疫」

街站開始約45分鐘後，在場便衣警員發出口頭警告，指街站超過4人違反限聚令，並向工會組織幹事林小薇發出書面警告。

15分鐘後，軍裝警員到場錄影及再次警告。V要求警員解釋甚麼街站才符合豁免條件，但警方代表指「今日我嚟作出籲喻， 未必會同你斟酌呢啲嘢」，又指街站「有政治宣傳，屬於公眾集會的部份」，不屬於限聚令的豁免範圍，要求街站停止派發防疫物資以外的活動。

警方隨後開咪命令義工5分鐘內離開，否則會作出票控。雙方一度對罵，一名督察指「你哋而家喺到抗疫我見到，但呢個只係部份抗疫，其他人都係公眾集會。」V亦開咪向警方表示「清咗場唔代表天下太平」，指警方「冇不偏不倚地執法。」

半小時後，該名督察再次開咪，指「派發物資唔駛用咪，用咪係公眾集會元素」，要求街站停止使用揚聲器。雙方再次就街站是否獲豁免爭執，V指開咪是為了傳揚防疫資訊，並質疑「點解你哋（警方）都用咪？」警方只重申派發防疫物資無需用咪，該名督察指「咁我哋而家都冇用咪啦，你都仲用緊咪」。

PPRB調停：大家都喺灰色地帶到演繹

中西區公共關係科女警到場與工會組織幹事何天忻溝通，解釋法例原意為減少公眾聚集，街站加入了非豁免範圍的元素，「作為執法者要勸喻，話畀你哋聽你哋誤墮法網」。何天忻回應指「我哋雖然係防疫街站，但香港都有言論自由」，質疑警方為何不讓他們進行廣播。該女警回應指「 大家都喺灰色地帶到演繹」，認為違法與否重點在於「共同目的」。

工會幹事：如果我哋唔出嚟，即係向佢哋低頭

被問到是否覺得警方針對工會，工會組織幹事林小薇認為「好明顯係所有異見嘅聲音佢哋都要打壓」，認為街站「冇挑戰法律，挑戰法例嘅係警方，因為佢哋可以將有防疫嘅街站都講到唔係。」

林小薇強調「如果警察票控或者拉我哋，我哋就唔出嚟，即係向佢哋低頭」，即使今日被票控或拘捕，工會未來仍會履行宣傳教育的工作，派發剩餘的抗疫物資。有途人欲出錢支持街站，但被工會拒絕，指派發防疫物資是「與港人共渡時艱，無需收錢」。

街站原定放下午2時完結，惟警方在最後兩分鐘突上前「抄牌」，惹起工會成員不滿，要求警方亦要以同樣手法處理違例的建制派街站。警方回應指，若他們發現違法行為，可通知警方。

最後警方向所有街站成員發出告票。工會成員V強調不會繳交2,000元罰款，「因為我知道防疫街站根本冇犯法。」

記者：何嘉茵、王珮殷

編按：網購給時尚界帶來深刻的影響。從勞動的角度觀察，網絡商店的增加致使商業大街商鋪逐漸消失，曾在商業大街從事零售服務的女性因為職位的減少而失業，應網絡店舖而生的配送中心創造出的職位是低薪酬且低技能的，設計畢業生們亦不能倖免：工作漸趨零散化，甚至無事可做。這一切都反映文章作者所說的勞動降格（the degradation of labour）：勞動的低技能化。

作者／Angela McRobbie [1]

翻譯／lailai

原題：時尚界的「點擊取貨」[2]：勞動視角 Fashion’s Click and Collect: A Labour Perspectiv

對我們這樣的社會學者來說，將個人日常休閑活動變成研究項目很常見。我的例子發生在幾年前。當時是在某個深夜，我先是在約翰·路易斯 （John Lewis）[3] 女裝官網瀏覽冬靴，幾個月後，我又再次登上網站物色夏天的涼鞋。網購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有時間去牛津街逛約翰·路易斯的實體店的話，在店內我可能一次最多只能看到三十款皮踝靴，而且這些鞋還不一定有我的尺碼。

但在網上，就算篩選掉不合意的顏色，我還能找到上百種尺碼齊全的靴子。只需輕輕在網上下單時點擊門市提貨，48小時內，我訂購的靴子就在霍洛威路的維特羅斯商店（Waitrose）[4]等著我。僅在全球眾多生產中心之一，就有如此多數量和款式的鞋子正在生產出來 – Anna Tsing稱之為供應鏈資本主義(supply-chain capitalism) – 這一切令我震驚。

規模日益擴大的「點擊提貨」似乎與線上時尚的轉向同步進行。不久前，即使你一整天都在商業大街上能找到的所有百貨商店裡流連，選擇也依然有限。新的購物系統也引發新的問題：千上百雙鞋子存放在哪、可存放多長時間、從倉庫發貨所需的物流系統又是如何。在很可能位於北英格蘭的倉庫，在機器協助下，鞋子被放在傳輸帶上，被送去打包和打上條碼，被裝上大客車，再運送到位於倫敦北部的一家維特羅斯商店。再接著，這個系統不得不納入人力：一部分人作為新的算法勞動力處理訂單；另一群人，則也許在其它地方，負責收款。

當時處於一個適當的時機，我手上的研究項目 — 關於在倫敦、柏林和米蘭的小眾時尚設計師的新商業模式 — 正在最後階段。這使得我們有機會進一步調查網購對城市創意經濟工作的影響，並把我們的研究帶到更廣的領域。

一位年輕有前途的設計師為了資助自己的品牌，可能持續數月或每周幾天在柏林的Zalando或倫敦的ASOS這類大型時尚公司的工作室裡做副業。或者由於軟件安裝和平台訂閱費用尤為高昂，年輕獨立設計師被迫考慮關掉實體零售店，就只僱個時尚科技程序員，而無需花錢聘請看店的店員。但不管是以上何種原因，很清楚的是，產業變化已然改變了整個時尚領域。

儘管時尚議題近來高調出現在新環境保護激進分子關注的領域，勞工行動者和學者依然不太重視時尚。時尚是短暫的、稀奇古怪的，不僅與女性特質相關，也和流行文化中的膚淺部分相關，這導致時尚在政治經濟中的角色更不可見，只有當發生類似2013年熱那大廈[5] 這樣巨大的悲劇發生時，時尚才引起關注。

歷史上，大多數時尚記者為了能在秀場上獲得坐席，都熱衷於與時尚巨頭保持緊密關係，而對批評絕口不提（在學術界，研究時尚的學者大多來自藝術歷史背景）。The Business of Fashion網站（簡稱BoF），一個近來獲得巨大成功的提供時尚新聞報道和分析的線上平台是以公司邏輯運作的，原本它的作用是作為給業內人士提供CEO跳槽動態的聖經，只在最近才偶爾增加了對一些有爭議話題的報道。

過去一年裡，BoF增加了與時尚軟件工程相關的新廣告，時尚軟件工程這一職業的出現，也折射出消費文化發生的巨大變化。現在被稱為「時尚科技」(fashion-tech)的這類工作，薪資特別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時尚科技為了解「勞動降格」中的決定性時刻提供了一個觀察入口。除了那些長期依賴妻子採買襪子、衣服和褲子的年長的男性公民，沒有誰會意識不到消費已經從櫃台後進行的零售交易模式正轉變成點擊提貨的模式。

最近幾年，在英國政治議題中，商業大街的消逝及相應的服務職位（大部分為女性從事的職位）的減少是政客們的燙手山芋。僅在2020年的第一個月，就有一萬名零售業工人失業，而在2019年一整年，這個數字約為85,000。

有四點內容值得注意。首先，隨著時尚產業內零售服務職位的減少，那些留下來的人的工作變得越發零散化，與以往相比，穩定的勞動力也越來越少。

零售曾是較體面的工人階級工作，主要從事者是那些具有市場前景技能的和參加過基礎管理職位的脫產學習（day release course）的女性。但今天，只需隨便到訪本地一家優衣庫，或去任何一間百貨公司的專櫃區，我們就能看到勞動力情況如今大不相同：等著開辟新的職業道路的畢業生、學生、選擇間隔年（gap year）的年輕人和六年級的學生都想著申請時尚設計學院。雖然學歷不好的畢業生還是能在零售業裡找到工作，但僱臨時合同工更便宜，所以（零售業）能為這類畢業生提供的工作機會日益縮減；同時，在零售業工作裡年長一些的工人，則不斷被解僱，從一條商業大街流動到另一條。

第二，被裁掉的女性無法在幾條街開外再次找到類似的零售工作。零售業方便通勤的工作崗位已經干涸，現在很難再找到。如今能找到的工作，條件和情況反而都很糟糕，這些工作要麼是零時工作（zero hours）[6]，要麼是在基本不需要專業知識的零售商店裡，這些都導致進一步的勞動降格。對那些在時尚配送中心[7]工作的人來說，他們的工作也同樣是去技能化（deskilled）的，他們在城市郊區的巨型倉庫裡，打包，堆貨，打碼。傳統上，一直是男人從事快遞服務。

第三，這樣的轉變意味著離開後福特主義的基礎原則。後福特主義發源於1970年代中後期的英國，其根本邏輯是通過擺脫昂貴的倉庫，避免庫存積壓，增加利潤。在即時交付（just-in-time fulfilment）和定制化生產出現後，衣服幾乎可以按照銷售時點情報系統[8]獲得的訂單及時生產；短期內，對高級時裝消費者來說這也意味著衣服變得更有價值。

新的「超越後福特主義」模式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數碼模式的生產，在車間裡，數碼化生產的主要特點是物流（降格）勞動，時空擴展和加速（從集裝箱、貨船到白色的送貨車和自行車），重新回歸倉庫，依靠泰勒主義（Taylorist）[9]的某些最根本的時間和移動管理原則，數碼監控（由代碼控制）著從下至上各類勞動力。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是國家入侵數碼勞動領域。這一信號出現在幾年前，據媒體報道，英國城市的繁華區開始出現Doddle[10] 提貨點。英國就業中心（Job Centres）給依靠福利且照料學齡前兒童的媽媽安排工作任務，包括為因工作而無法在上班時間從附近Doddle提貨的鄰居代提貨，然後把貨放到自己家中，等附近的人下班後去她們家裡提貨。這些媽媽從每個代提包裹中獲得最多約50分的酬勞。

這樣的情況持續出現著，隨著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11] 的施行，從政治層面來說，如果這意味著英國從福利促進工作制（welfare-to-work）[12] 轉向扶持「工作享福利」（welfare-in-work），在配送中心裡低技能、低薪酬的工作與受制於各種條件的工作中福利（in-work benefits）聯系起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新的政治經濟？

點擊取貨經濟與快銷時尚產業鏈有關，快銷時尚的末端，有像ASOS和柏林的Zalando這樣的公司， 其終端有如Farfetch，及YNAP（前身是Net-a-Porter）。如果ASOS的成功在於抓住了青春期少女和那些想要在大學圖書館裡用有限預算訂購聚會衣服的大學生的心，那Zalando能成功登頂德意志交易所（Deutsche Börse），則是因為吸引了沒有消費習慣的德國男性。此後，Zalando持續擴張商業版圖，成了有成千上萬家時尚美妝品牌入駐的重要平台，最近它也為像阿迪達斯這樣的競爭對手提供運送服務。亞馬遜當然是站在這類服務之巔的龍頭老大，但在時尚領域，亞馬遜模式依舊無法應對一些重要的風格問題。

與硅谷經濟類似，許多這類公司現今無法盈利，他們瞄準的是金融化資本主義的期貨市場（futures markets）。Net-a-Porter曾籌到上千萬風險投資，但因為用黑色名牌車輛為有錢的客戶運送高級時裝單品，其資金管理不善導致了嚴重損失，直到該公司前CEO Natalie Massenet被踢走、跳槽到對手公司Farfetch（最新報道稱，Farfetch已募到兩億五千萬美元資金）之後，情況才有所改善。雖然一些報道擔心Zalando的運營策略過於擴張，但相對而言，它的金融狀況已經算是波動較少的。

從勞動角度看，要了解日常工作實踐，我們依然有很多東西要了解，不只在打包、打碼和快遞層面，也在於與之相關的整個新的勞動生態。

設計系畢業生通常與那些媒體藝術、攝影和平面藝術的畢業生肩並肩工作。對較高級別的工作職位，最近許多年裡Zalando一直在英國整個時尚和紡織專業裡挖設計師。我們的研究發現級別較低的工作大多是臨時的，一般是短暫的打零工，跟正在消失的時尚零售工作很相似。在柏林，我們看到時尚設計畢業生做著打包的工作，能往上爬的話，做的也只是給成千上萬在售中的衣服或鞋子寫三、四個詞的描述。Zalando在柏林也跟磁鐵一樣，吸引了許多app設計師和時尚生產者。在這個層面，我們看到，時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科技、工程和物流/算法勞動為主要增長力的知識經濟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穩定的投資資本注入，小型的時尚科技公司，包括那些為剛剛冒起的設計師或獨立設計師提供平台的時尚公司，很難存活下來（一家參與了我們研究的公司，Not Just A Label，最近離開了位於倫敦的總部，轉而去洛杉磯找了一個更便宜的場地）。同樣的，獨立品牌也面臨線上銷售這一艱巨難題，特別是與平台合作所需的支出和回報的問題（Farfetch收取所有銷售額30%的回報）。總之，雖然整個時尚產業規模如此巨大，但相應的有關這個產業內工作和僱傭情況的研究並不多。為了更多了解情況，需要社會學科和批判時尚研究的幾代年輕研究者來完成這個任務，否則我們不得不依靠BoF，《金融時報》偶爾的報道，和那些由管理學學科主導的教條式研究。

物流勞動？

至此，通過在全國各地配送中心裡存在的國家支持的勞動降格，我們看到工作技能降低普遍存在。從事這類工作的勞動者很少有機會能接受進一步技能培訓、提升或參加提高技能的脫產學習。需要做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媽媽也許會選擇工作時間不定的彈性工作，但這樣的工作實際上甚至剝奪了上夜課提升自己的機會。低薪工作的新時代到來，導致女性的被束縛。這些大型倉庫常常建在失業率高的地區。技能較低，同時又無法搬離配送中心所在地的工人階級婦女會受什麼樣的影響，我們還難以下定論。

暫且，我們或許可以猜測，這類女性或將移動到低薪的社會照顧中心或去超市的收銀台工作。

對年輕的畢業生來說，隨著高端零售工作日益減少，競爭也越發激烈。我們發現對少部分參加了我們在三個城市的研究（倫敦，柏林和米蘭）的獨立時裝設計師來說，他們普遍要承擔各類風險，同時做幾份不同工作。在柏林，政府為微型時尚企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補助，減少運作良好的商鋪和工作室租金，但即便如此，僅靠從時裝設計工作賺取來的一份收入存活下去也是不現實的。在倫敦，獨立設計師的出路似乎只有那麼幾條 – 要麼與已成熟的公司合作，轉租，重新抵押貸款，教書，要麼搬去馬蓋特（Margate）或里斯本（Lisbon） – 不管哪條出路，工作者都會因要跟上時尚科技的快節奏而被榨干。

所有這些都導致工作從根本上被重新校准。即使僅從時尚這一個特定領域看，工作的重新校准可被看成是似乎無法被阻止的勞動改革。

內德·羅希特（Ned Rossiter）對數碼勞動的研究，使得我們注意到勞動的空間演變，這種演變把人力勞動重新放置在港口，站點和移動集裝箱。「物流控制生活，勞動和物品」。從女性主義角度來看，在傳統上是女性化的產業裡（比如時尚）工作的大量女性勞動力如何受這些變化影響？為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思考代碼的影響，思考軟件工程對各類勞動力的影響 – 從在越南的傳統工廠裡操作機器的工人，到因「點擊取貨」而需要徹底改變對時尚的想像的現在被稱為創意總監的設計師們。

批判性勞動政治認為應當要為那些在生產鏈末端工作和那些在零售業裡被裁員的工人提供提高技能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機會。而年輕一代的創意畢業生，他們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組合型自由職業（porfolio career）[14]背景下，為有組織的勞工動員起來。

時尚產業轉變背後不僅以算法倉庫的幌子讓人們返回工廠車間，帶來新的勞動大眾化（massification of labour），更意味著在後福特主義發展出Lazzarato及其它相關後工人馬克思主義（post-operaismo Marxism）所設想的「社會大腦」（social brain），或「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前景不容樂觀[15]。

由算法控制的勞動降格如果不是徹底阻擋了、也至少是減少新的組織和反抗的到來。

註釋：

[1] Angela McRobbie是金匠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此篇文章是其2020年1月30日在由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大學舉辦的「Digital Economy and Spatial Refiguration」會議上的發言內容。

[2] click and collect ：點擊取貨，是指在線上購物下單後到就近取貨點/門市取貨的消費行為。

[3] John Lewis是一家英國高檔連鎖百貨商店。

[4] 維特羅斯（Waitrose）是英國連鎖超市，隸屬於John Lewis公司。

[5] 熱那大廈（Rana Plaza）制衣廠事故發生在孟加拉國薩瓦區，是孟加拉國死傷最嚴重的工業事故之一。2013年4月24日，八層樓高的熱那大廈倒塌，導致至少1127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

[6] 零時工作（zero hours）：指僱主僱佣員工卻不保證給其安排工作的合同情形，員工只在有工作要求時干活，需隨叫隨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報酬。

[7] 配送中心（Fulfilment centre），即電商的出貨中心，在顧客下單後承擔倉儲、揀選、包裝和出貨功能。參考網頁。

[8]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EPOS，electronics at the point of sale）指的是用於統計商品銷售、庫存和顧客購買行為的電子系統。

[9]泰勒主義（Taylorist ）：是指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在20世紀初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原則包括：1.管理的原則在於提高效率，2.指定工作定額，3.選擇最好的人等等。

[10] Doddle是英國一家物流公司。

[11] 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英國自2013年起在各地逐步施行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統一福利救濟金整合了包括失業補助金、租房津貼、低收入戶補助、兒童津貼在內的6項福利，利用新的計算公式，來決定能領到的金額。

[12] Welfare to work 指的是政府為暫時失業者提供福利，以此促進失業者找新的工作的政策。

[13] in-work benefits：welfare in work/in work benefits意思是你有工作，但工資低不足以生存，所以政府給你一些工作，讓你增加收入，參考網頁。

[14] porfolio career：同時做幾份不同的兼職而非一份正職，亦即零散化工作。

[15]譯者按：作者在批評lazzarato為代表的post-operaismo marxists所認為的後福特能發展出social brain和general intellectual的看法，她認為她們的看法過於樂觀。她覺得恰恰相反，算法勞動和勞動降格使得福特主義的原則，比如工廠，重新變得重要。

（圖片來源：alamy）

更多閱讀：
網站：https://squatting2047.com/
matters：https://matters.news/@squatting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