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組八月中收到事主求助，遭到僱主「即時解僱」，被僱主即炒但無補代通知金和3日大假錢。

事主由去年5月23日入職，職位是sales，負責幫餐廳做推廣和宣傳，工作上因為要隨時follow客戶的要求，個人需要管理近300多個whatsapp群組，安排唔同blogger試食做網上推廣等。事主不單是一名sales，入職至被解僱從未加過人工，工作量不斷以倍數上升，更曾被減薪$2000，公司申請「保就業計劃」、網頁設計、埋數、人事管理等等均由她包辦，很多時候放工後仍要回覆僱主的whatsapp或跟進客戶。至今年6月14日，公司以「不服從及不尊重上司、行為問題、上班遲到，嚴重到即時解僱」等理由即時解僱事主。事主當然不同意，指出按勞工處指引，公司需支付代通知金和大假錢，但上司無理會。只係以上述理由為名即炒而咩都唔補，仲話「有咩問題，可以直接聯絡勞工處」。按事主計算，公司尚欠她3萬8千多元代通知金和大假錢。

及後勞工組致電僱主查詢，僱主聲稱冇解僱事主（但事主已收到即時僱主發出的解僱信），仲話已補足所有野（解僱補償），然後就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對白：「直接係法庭（勞資審裁處）搞」。

勞工組再次重申，僱傭條例第9條（俗稱「即時解僱」）並非僱主可以隨便引用。好多僱主望到個條例以為執到寶，求其出封警告信、搵過理由就諗住即炒員工而咩都唔駛補。事實上，連最保守嘅勞工處都強調「即時解僱是嚴重的紀律處分 ，只有在僱員犯了非常嚴重的過失或經多次警告仍不改善的情況下才採用」；

有人番工為咗生活，有人番工搵到成就感，有人番工識咗班好同事。身體情緒有問題都照撐落去、甚至僱主平時無跟足勞工法例都忍氣吞聲，結果為公司勞碌多，換來被老細即炒，然後一句唔尊重上司、遲到就話係嚴重過失即炒冇賠...

從網上所見，公司客戶也不少：太興集團、蘭桂坊集團、和民集團、椰林閣集團、牛角、牧羊少年、亞玉豆腐花......為何解僱員工連少少的代通知金也要走數？

==============================

以下係事主想同大家講嘅話：

打工仔嘅我同大家一樣，只係打份工搵錢，受到無良僱主打壓都只係換黎一句”有問題就去勞工處告我”。

當然法律程序已經進行中，但亦因為我係呢間公司已經做到Sales經理嘅我，無數咁多次睇住其他同事被炒，甚或至老闆無良到連大肚婆都炒，我都已經好明白呢個世界公義係靠我地一群人去維護，只靠一般途徑僱主根本就吾驚您。

係2020年6月14號放假當晚我收到上司whatsapp叫我去佢屋企樓下傾野，傾左四五個鐘，話要即時炒我，計糧計到14號，我話即炒要出埋代通知金，到最後只係留一句叫我去勞工處。

我都只係打份工，工作量已經比其他同事高好多倍，成日叫我開會開到凌晨，連我病左都唔比我請病假，到最後我都只係淪為即棄用品。我相信有好多無良僱主都會用唔同既方法不停打壓勞工，但單靠勞工處根本一啲阻嚇力都冇。

我公開呢件事係因為唔想再有更多受害者，呢個老闆同上司只會不停咁去壓榨員工，只係在職嘅唔想冇左份工，已經走左既好多都被迫要走。我已經係疫情下冇左份工，而呢間公司申請左保就業都照炒人，不斷再低薪請新人，希望唔好再有人被呢間公司既表面呃左，千萬千萬要保障好自己嘅權益🙏

2018年年宵後垃圾站情況，回收桶塞滿大量一次性餐具和食物包裝
（圖片來源：Facebook「結束一桶專棄」專頁）

減廢、廢物回收與再造，只有針對整個現行體制，才有長遠效果。「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臺（IPBES）」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制定的一個框架，其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值得注意。該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對海陸空的破壞正在加速摧毀地球支撐生命、自我復原的有效機制。據估計，全球870萬個動植物物種中，超過100萬個正面臨滅絕危機。該報告呼籲，人類必須對生產及消費模式做出「徹底改變」；要達到該平臺提出的生物多樣性、氣候、海洋、衛生、經濟及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轉化全球金融和經濟系統，構建社會和環境能夠承受的可持續經濟。」

但改變的阻力在哪裡呢？環保人士Naomi Klein在《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一書中提出了「容易摘到的果子」理論：「策略上，說服政治人物和約束世界最強大的企業，是困難而昂貴的。為避免非常艱辛的戰鬥，就從容易的事情入手，例如說服消費者購買比較昂貴但沒有毒性的洗衣劑。」她批評環保團體只願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卻不願推動制度上的改變——例如推動政府立法、控告大企業違法等。香港一些環保團體也往往放過閻王、專抓小鬼。只從消費者行為入手，因為這顯然比向商人及政府施壓更容易。例如，關注大型活動後產生大量一次性垃圾的環保團體，不批評食環署熟食牌照只允許使用外賣餐具裝載食物，反而向環保署申請基金資助「綠色年宵」——在年宵場地提供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務，意圖改變消費者行為。這就是摘果子而非斬草除根的方法。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成效很低：2019年政府把「綠色年宵」擴展至所有年宵市場，新增免費租借餐具服務，但一次性餐具依舊氾濫成災；維園年宵餐具租借攤無人問津，首日半小時內僅有一兩個人租用。綠色和平年宵首兩日觀察推算，平均每日丟棄超過30萬件一次性餐具，塑膠垃圾產生量比去年上升約6%。

要減少香港廢物量，保持社區潔淨，減緩全球暖化，我們必須向以下4項目標進發：

1.源頭減廢，立法限制一次性產品

政府應立法規定生產商必須回收50%以上的產品包裝。立法限制使用一次性產品包裝、用具，也已經得到香港市民普遍認同。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去年公佈的一項調查，近八成受訪者支持立法規範餐飲業的一次性塑膠餐具。一刀切要求禁止所有一次性產品固然是不可行的，故政府更應積極考慮從個別行業或產品包裝入手，再逐步擴大監管範圍。

世界各國已有許多限制一次性產品的立法。例如歐洲議會去年通過法案，將於2021年起全面禁止歐盟國家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香港也應跟隨世界潮流，從商業源頭入手減少廢物。同時，針對廣告商濫用市場力量鼓勵浪費以及製造商「故意短命」的經營策略等，都應立法監管，源頭減廢。

滙豐銀行於香港地鐵投放的廣告
（照片來源：全球化監察）

2.積極介入回收業

本地回收業在地產霸權、土地不足的情況下經營艱難，所以政府支持回收業是必要的。香港廢物三大來源（廚餘、廢紙、塑膠）都極需要本地回收廠接納，轉廢為能，否則會給堆填區帶來沉重負擔。官員常說，政府沒有理由補貼私人企業。其實，政府經常這樣做，不過不是補貼小企業，而是補貼大企業，迪士尼就是例子之一。事實上，政府不一定要靠補貼私人企業來達到目的，也可以自己經營回收再造工廠。如果政府可以全資擁有海洋公園，為何不能全資擁有現代化循環回收工廠？如果公營回收紙廠製造紙張供給全港政府及教育機構，豈不是一項有益師生、教育及地球的公益事業？

然而現實是，政府不但沒有帶頭發展回收產業，投入的資源也相當缺乏。

在回收紙業方面，雖然去年有些進展，但政府的支持仍然不足。全港首家紙盒飲品包裝回收商「喵坊（Mil Mill）」於2019年10月底開始運營，其經費包括企業投資和政府回收基金。然而，喵坊仍面臨很多困難：回收技術仍在測試，連月虧損，需達到產量等目標才能收到政府資助。假如政府在紙廠啟用之始便提供充份補貼，不僅能讓紙廠在各區更多地方設立回收試點，提高紙盒飲品包裝回收率，亦能加強紙廠處理能力的利用率，對於紙廠乃至整個回收產業的發展來說，百利而無一害。

3.取消前線工人外判制度，阻止外判商剝削工人牟取暴利

清潔工身為前線工作者，付出努力最多，但報酬卻完全不對等。外判制度無疑是導致眾多惡果的制度。其一，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下，清潔工待遇會遭剝削。其二，承辦商與清潔工定期重簽合約，令後者無法通過累積取得相應的年資和年假。其三，由於成為承辦商的門檻偏低，外判商的質素一般較低；外判商不受政府嚴格監管，工人就會失去就業保障。根據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9年發佈的《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逾七成外判工表示承包商僱主沒有安排合適的地點供其用膳，逾四成的值勤室沒有風扇或抽氣扇等通風設備。從上可見，從待遇到工作環境，工人都因外判制度而受到不容忽視的剝削。

尊重前線工人勞動價值，是環境正義的必有之義。外判制度乃萬惡之源，惟有取締之，才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令廢物管理不再是厭惡性行業。

4.全面普選，促進公民社會

欠缺民主政治下的公眾參與，就難以形成長遠的環保運動。香港自回歸以來，在環保政策及環保運動上屢屢舉步維艱，實際上源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欠缺民主政治，就意味著欠缺公眾參與，從而導致欠缺約束權力的機制。市民普遍沒有對公共事務的監管權力，不受約束和限制的政府就容易倒向權貴與大財團，最終輕視環境保護。

日本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因工業污染導致熊本水俁病、富山痛痛病等環境公害事件，卻在此後十年間逐步成功防治環境污染，關鍵就是其民主制度及公眾參與。譬如說，自六十年代起，受環境公害事件影響的公民不斷發起大規模請願、遊行和法律訴訟運動；同時間，媒體一直在查證和公開報導環境公害事件；更重要的是，當時執政的自民黨所獲選票從1960年的58%下降至1969年的48%，令自民黨政府不得不正視環保議題。

由此可見，要改變環保政策長期偏袒大企業、欺負小市民的狀況，既需要環保運動的壯大，也需要爭取全面普選，以糾正官商勾結，促進真正的環保大業。

本文摘自全球化監察報告《兩岸三都垃圾圍城的對策（香港、廣州與臺北減廢經驗之初步報告）》，如果您對這個議題感興趣，歡迎查看全文。

上市時裝品牌Bauhaus被揭刻薄員工黑幕，大批員工喺佢個fb官方專頁留言，控訴公司管理手法刻薄（獎金target搬龍門、單方面減薪及限制員工食飯等等），最離譜係實行「負鐘」制度，夾硬迫員工拖欠公司大筆鐘數，離職前還唔清，就要被尅扣工資同削減年假。

申訴嘅員工話，去年發生社運期間，喺一啲日子商場唔開門，或者黑警周街亂放tg，店舖要關門或早收，員工因此每日返唔夠9小時，剩低嘅鐘數就會通通入落「負鐘」，員工要孭住條數做人，仲會好似雪球，一路帶落去愈滾愈大。

後來公司更加改變每日經營時間為8小時，但係每周合約維持54小時不變，令到「負鐘」變成恆常化，變相每人每日就算按編更返足晒8小時，都會硬食1個鐘負鐘，成個月會欠成十幾廿個鐘。

點解上市公司嘅管理層可以咁變態？員工每日努力返工賺番份糧，天經地義，點解反而會搞到自己周身債咁慘？日日做到唞唔到氣，但係睇住自己條「負鐘數」，舊數未清，新債又嚟。

離職前都還唔清條鐘數咁點算呢？公司竟然間夠膽死尅扣員工離職前薪金嚟抵償負鐘數，隨時要補番幾千蚊俾公司，更有員工連自己未放嘅大假都要奉獻埋。

呢種惡劣行為擺明係違反勞工法例，法例話僱主可因「缺勤」而扣除工資，但依家係公司未有按合約提供工作俾員工，責任在公司身上，「僱傭條例」中有關「扣除工資的限制」無一條係話老細可以用「負鐘」扣人工。即係話，公司所做嘅嘢，根本就係違法尅扣薪金!!!

至於用「負鐘」扣年假，同樣係無視勞工法例，法例已寫明僱主不可「以薪代假」，更何況員工根本無放過年假，又無收過年假工資，僱主巧立名目扣假，一樣係違法行為。

Bauhaus現職員工個個月被「負鐘」壓榨，好多員工離職時更係遭到尅扣薪金同假期，條數都拖左好耐，你地假假地都係上市公司、知名品牌吖，唔係仲要等員工上門追數，先至肯還錢吓嘛？

職工盟聯絡方法：
熱線：2770 8668
網址
Telegram

[草根.行動.媒體]
文：阿晴、karena、維怡/圖：牛一

1970-80年代，是阿荃（化名）的童年和少女時代。這廿年，鄧小平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勢力也經歷著頻繁的權力鬥爭。由1973年鄧被復職，重上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到76年天安門四五事件後二次被打倒，到77年四人幫被打倒後第三次復出，到1978年鄧小平提出農村個體戶、經濟特區試點等政策，正式啟動改革開放路線......這一切為阿荃及她的同代人，劃下了生活的基本背景。

無憂時代：歷史旅遊景點導遊   有娘家看顧的生活
阿荃初中畢業，成績未如理想，要準備入中專，但選擇不多：「當初不想做護理，不想做會計，才去學藝術專業。」阿荃口中，畫畫好容易：「光呀影呀，對住畫，好簡單。」對沒有畫畫的筆者來說，聽著只有滴汗的份。然後，筆者之一記起幾年前，在一次活動中遇見阿荃，並向阿荃和其他工友介紹了一首有關女性權利的歌曲，之後請大家寫一句代表自己想法的標語，阿荃便選了歌詞中的一句：「我們都是美麗的」。問及讀藝術專業有何出路，她認為好少，或許可做廣告，但畢業後真的做廣告的，好多時是男孩子：「因為要自己接單自己做，要做好多事。」感覺好似覺得能幹的往往是男生，阿荃不經意道來一句，也許道出了男女遠未平等的社會狀態和感覺。

1992年，阿荃十九歲，這年鄧小平南巡，中國與多個國家開始建交，中國於七十年代末開始大力推動旅遊業發展。到了九十年代，中國新建了不少歷史旅遊景點，國內外航空航線被優化，政府亦開始注重旅遊業人才培訓。

同年，阿荃中專畢業，開始在中國南方某省擔任導遊工作，工作需要接待貴賓到國家級景點，逐一介紹各項文物古蹟。「要考牌的，不過合格就得，就好似香港考導遊牌一樣，要很熟悉地區景點才考到。」阿荃說，這份工作算是優差，雖然人工只有千多元，但一日只需工作8小時，一周五日，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四時就能下班，吃飯時間由員工自行安排，飯堂要自己付費，又或員工自己帶飯。無事可做時她就會看看相關的旅遊書進修景點知識，而政府亦會安排他們每年到培訓中心上幾小時的進修課，確保專業。

「但這份工我做了一年就沒有做了，轉了同一單位的文職工作。」阿荃解釋道，導遊工作總要到外面風吹雨淋、拋頭露臉，轉做文職就不用這樣了。雖然轉職，但由於是同一單位，新工作照樣都是朝八午四，因為工作地點偏僻，專車接送員工上下班。下班後，她會抽空到大學上夜校。那三年，她修讀秘書專科，原是想在內地考一個更高的、做人力資源管理的職稱，因為內地的公務員制度中，公務員的職稱和人工掛勾。即使同一個單位做同一樣的工作，職稱不同，薪金就高些。報考時她仍未打算來港，但臨到要考時，人生已發生變化，正好準備到香港，考試準備不足，但既然讀了這麼久，她也有去考，只是沒有考到。

「那份工作我做了十一年，一直做到我來香港才無做。」她由二十歲的少女一直做到三十多歲變成一女之母，移居香港，才從崗位中離隊。

她將近三十歲的時候，在內地認識到香港的丈夫，兩人婚後仍然分居兩地，年多後在內地生下了千禧年出生的長女。到香港之前，阿囡曾在內地讀過一年幼兒班。內地的幼兒班是全日制，早上她總會在上班之前把女兒送到學校去，下班之後再到幼兒園去接放學。在內地雖然要上班，但人在娘家，母親和祖母都可以協助照顧女兒，因此幼兒照顧還算不上吃力。

阿荃指雖然他們一家工資不高，在內地只算是一般人家，但至少夠食夠住。讀書時，每日放學就回家吃飯，看看書，聽聽歌，一家人吃完飯，就到外婆那邊睡。家人的安排，也就是希望外婆在晚上有需要時，有個人看顧。談起這個生活安排，阿荃忍不住笑。她非常樂意這個安排，因為老人家早睡，她一個少女自由自在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沒父母在管。長大去上班後，除工作外，她還有私人時間和金錢去交學費讀書進修，一個月下來也還有錢剩。她指當時，自己完全不知物價，因為家人總為她安排得熨貼。結婚前的生活，也算是無風無雨，無憂無慮。也怪不得她拖到近三十歲才結婚——在內地，快三十歲才結緍就會被理解為「好老」。

阿荃年青時雖不算富貴，但家庭經濟生活還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父母都是公務員，於是她從小就住在由政府分配的房子中。直至今日，中國公務員在住屋上仍享有不同的補貼和福利，同時亦有內部集資房提供，如以「公務員社區」名義集資建房，房價只有周邊樓房的60%至70%，甚至更低。直到現在，內地的年輕人仍然大批大批的擠破頭投考政府單位，因為內地公務員雖然平均工資只有二千多元人民幣，然而除卻收入外，福利五花八門。政府會補貼各種生活資助，如住房補貼、交通補貼、帶薪休假等，甚至有防暑降溫費（如北京市截至2020年防暑降溫費標準規定，企業在崗職工夏季防暑降溫費標準為：從事室外高溫作業人員每人每月為180元，從事室內高溫作業人員每人每月120元）。

華人傳統上大家都覺得女人嫁了必定從夫居，來香港是遲早的事，而當時的阿荃，雖是個導遊，但自己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很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同時，當時為了給阿囡有更好的教育環境，自己也一定要跟著來了：「囡囡直到零三年才到香港讀幼稚園，那年剛好是沙士，都幾煩。」阿荃回憶，初到香港，當時找到的幼稚園只有半日制，因為全日制要早好多好多報讀，且要夫婦二人都上班才可申請，阿荃初來乍到未有工作，根本無法申請。然後，又因為女兒來港時間已趕不及申請上午班，只能讀下午班，阿荃最記得是，女兒怎樣叫都不醒，常常睡到下午，上學非常趕忙...

延續導遊生涯落空　來港竟是苦日子開端

問及當年離鄉別井跟丈夫遠嫁香港，阿荃的回應很簡單而直接：「無，(香港) 自由啲囉。」

因阿荃來港時正值沙士，那時的市道不好，難找工作，連丈夫原本的酒樓長工也被改為散工，阿荃當然也要找工作。當時她與女兒住在丈夫父母的公屋，一家七口，與丈夫的父母、祖母、哥哥擠在一間屋，家人之間沒有擠出太大的磨擦已算萬幸。一起住也有個方便，她讀再培訓、上班期間，女兒上學就由婆婆接送，丈夫的祖母又會煮飯。於是她想，自己在內地的經驗會幫到她在香港做相關工作，於是很快就去報讀了僱員再培訓局的導遊課程。阿荃一來港就如好多其他基層婦女一樣，與再培訓計劃結下不解之緣，一生人讀了又讀......

她回憶，她第一個報讀的課程，是由一間旅行社出錢與再培訓計劃合作培育人材的課程。說是「培育人材」，課程期間包括在該旅行社做無底薪工作，但她人生路不熟，見到什麼就「做住先」。

於是阿荃在這間旅遊公司工作了幾個月，做「駁腳」，即是在訪港旅行團的行程之間，接送遊客及安排交通。她的工作流程是：早上5時出門，大約6或7時到尖沙咀或中環，接客人去上船過澳門；然後，在街上百無聊賴地逛，等到晚上5-6點，又去某處接一批客人遊船河。遊船河期間，真正的導遊就不上船，她負責陪伴，要上船陪至晚上10時遊船河後，接客人回酒店。總之，最後她要11時才回到家。這份工作本身沒有底薪，阿荃要透過賣紀念品抽佣賺錢。一個紀念品賣100元，荃可收佣金20多元。這份工作不是日日有工開，所以她的收入並不穩定，一個月大約有幾千元，如忽然生意特好就一日有一千多元。

可是，阿荃暗自認為紀念品「流流地」，而且工時「天地更」，實難滿意，但她都「做住先」，因為終究是自己賺錢，可以有自己的財政，不想靠丈夫、被夫家看不起。可是，幾個月後，有次遊客買完紀念品後，覺得不滿意，要求退貨，但公司不允許，並全部抗議留在車上不肯走，氣氛鬧得很僵。阿荃夾在中間，自覺好難做，無法處理，便離開車子留給司機處理。阿荃在此事後辭職 ，向我們道：「一次都夠啦。」

不過，問題是，這似乎就嚴重影響到她的導遊牌考試。考試分為面試和筆試，而面試由公司負責人主持。她思疑過，是否因為她拒絕處理公司與遊客之間的爭議，又辭職，所以在考試的面試當中，她的努力也白費，直接影響了面試的成績，搞到雖然筆試通過了也拿不到導遊牌？可是，始終一個打工仔都不會得到這類問題的答案。在香港的工作生涯以這份工開展，令她覺得頗受挫折，對將來，也感到十分無安全感。可以說，到了香港，她才知道生活艱難，令人嘆道當年選擇移居香港，原來竟是一個苦日子的開端。

「工廠北移」故事裡一個無法憶記的角落
稍微知道香港大歷史故事的人，都會聽過八、九十年代的工廠北移和北上風潮。因大陸改革開放，設大量經濟特區，人工低成本低，故大量港資和外資廠便關閉香港的工廠，連帶技術工人一起北移。這個狀態到了九十年代，便產生了「珠三角製造」的生產鏈模式，即香港接單，中國製造。香港這個金融最自由的地方，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或大品牌，搭建了穩妥的橋樑。

在這種情況下，剩在香港的廠不多，而阿荃在2004年暑假，經女兒同學的媽媽介紹，去了一間在荃灣區的工廠做品質檢驗(QC)。她對這份工作的記憶很模糊，開始時，只記得她必須仔細看清楚電子版上的零件有否焊錯，而工時是從下午3時至晚上11或12時，除了吃飯及去廁所，根本是不停工作。每天要檢查大量的細小零件，阿荃直指「好攰」、「睇到眼都花」，非常不想做。由於那時丈夫有工作，而娘家及夫家在經濟上也不用她支撐，經濟壓力不太大，所以當感到無法忍受，她還是有條件選擇辭職，在這間廠做了一個月都不夠。她記憶裡，工友當中有頗多師奶和做暑期工的學生。不過，據她記得，大家都有簽僱傭合約，至於合約內容，是否會令她符合連續性僱傭合約（俗稱418或4118，即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四星期，每周十八小時），以致是否能享有病假年假等員工福利，已一概不記得了。

然後問題來了，到底在大量工廠都已北上的2004年，這是一間什麼廠？對阿荃這個在量產流水線上的工人來講，廠是做什麼產品的？她不記得了，好像當時也不太知道。

筆者就此向熟悉勞工議題的友好和老工友老街坊查詢他們這方面的口述史，大概得到的訊息如下：九十年代，雖然工廠大量北移，但因為技術尚未完全北移，所以有部份複雜的工序仍留在香港。曾做電子業QC的工友阿Wing記得，鐘錶業中，星晨錶九十年代仍在鴻圖道有廠房。而九十年代時，如果有複雜的工序，譬如「電路板有100隻腳就會留在香港做，請工人人手做，但後期這些都為機械所取代，故也沒有留在香港了。」也有勞工團體的幹事提及，現在精工錶仍有廠在香港。對於阿荃的情況，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就指出：「可能是技術要求較高，或因買家對產地來源有要求，甚至如製衣廠會在香港設廠取訂單，實質以國內貨交客。」甚至棚仔的布小販何應先生也指出：「現在深水埗還有一些規模很小，可能只有一般辦公室大的的成衣廠，做一些最靚的版給買家看了之後，才拎上大陸大量生產。」有勞工運動者指：「除了搬不遠的食品廠（有保質期），及印刷廠（政治原因及速度關係）之外，香港仍有的廠還包括中國製衣廠的製樣板/改衫生產線、水泥廠、及少量高科技廠。」另外，當然還有一些老字號香港品牌如幸福傷風素、白花油、紅A等。

再向阿荃查詢，嘗試協助她恢復那一個月都不夠的回憶，她慢慢記起了一點：「那是一幢當時算是頗新的工業大廈，公司佔了幾層，我那層全部是做品質檢測，有十幾人...」也試過一次，因包裝部不夠人用，她上過「樓上」做過包裝晶片。她最初的記憶，好像是做手錶，筆者給她看過錶的電子板圖片，她就覺得，她做的東西不是這個樣子的，好像是手機的「半導體晶片」，然後筆者再找了一幅手機的晶片圖給她看，她就說：「對了對了，就是這些。」

半導體幾乎是所有電子及電訊產品中最重要的元件。翻查資料，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手機品牌摩托羅拉(Motorola)在香港也有晶片廠。而九十年代，更有一款香港研發和製造的龍珠晶片。再找下去，原來2000年的立法會上，時任工商局局長周德熙曾就「發展半導體工業」動議辯論，當中提到「香港已有不少從事半導體業務的公司，生產應用於鐘錶、計數機、發音及音樂等產品的集成電路。雖然本地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往往要依靠海外的廠商來製造產品晶片，但本地亦有些公司正在進行高檔次的設計工作，有些公司則提供高密度電子封裝技術的服務。」周德熙更建議香港投資發展，更提到科學園的建立是想在這方面有所發展。

提到這些，阿荃又記得，公司好似是外資，大老闆好像是新加坡人，但當然不會記得名字和公司名。翻查資料，也對得上，新加坡在2000年後的半導體業務，好像發展得很不錯，根據網上文章顯示：「1990年代後期，新加坡已經是繼美日韓台之後的半導體產業重鎮...從IC（即集成電路板）設計、芯片制造，再到封裝和測試，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已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環境，來自全世界半導體大廠幾乎都已在此設廠，緊密的產業鏈條不但為企業找到了產業定位，同時也在加速產業的全球一體化進程。」這段文字和2000年立法會的文獻中都有提到，半導體整個產業鏈中有一門叫「封裝測試」，似乎就符合了阿荃對她工作的描述。

筆者好奇，追問她廠房所在地，她想了好久，跌出了記憶中三個相關荃灣的地方名，一個叫「永得利」，一個是「永順街」，另一個情感上最記得的，是廠房正對著荃灣的「華人永遠墳場」，每天下班坐公司車走，大家都心裡有點害怕，而這也是她不太想繼續做的原因之一。筆者一查地圖，叫做「永得利」的工/商廈，若不是不在荃灣，就是阿荃不記得有這個樣子的大廈。位於永順街而正面對墳場的，長久以來只有屠房和警務處的永順街車輛扣留中心。如果說有對著墳場而有工廈那邊，就沒有永順街，只有永孝、永立、永建等「永」字頭的街......再向阿荃了解每天上班的路線，才了解到，她和同事每天上班都是葵涌上公司車，一車車到公司停車場，然後上樓工作，下班也是停車場上車，直接出葵涌。對於公司來說，工人只是需要被運載到生產地點，勞動完畢原車送走，整個上下班的過程，與路上社區、地方半點關係也不可能發生。加上做電子要非常專注，正如阿荃講做到「眼都花」，精神壓力好大，那還有心情看路況？因此連地方都認不太清楚，連自己在那裡上班都不知，原來很正常。

雖然阿荃在這間廠只工作了一個月都不夠，但她和筆者都沒有想過，原來，這一個小小的經驗，追索起來，竟會告訴我們這麼多，關於勞工的生活體驗，以及香港工業發展的事情...

(待續...)

=================================

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警察連續兩星期在周末呼籲外傭保持社交距離，其中更向外傭發出「限聚令」告票。亞洲移居人士聯盟及外勞事工中心今召開網上記者會，抗議警方執法時歧視，包括多次到外傭聚會的地方大叫「social distancing」，又以手電筒照射她們。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批評警方荒謬，「警方都經常十個八個人咁一齊行，唔通佢哋又唔會令疫情擴散？」要求政府開放社區會堂，讓外傭有一個較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休息。

外傭批警阻聚會 多次踩場大叫social distancing

記者會上播放四名外傭的自白片段，外傭Ida指警方在上星期日曾有六次到她們聚會的地方大叫「social distancing」，並在約晚上七時用手電筒照射她們。另一名在場的外傭Alma亦指，警方在下午約五時左右便要求她們離開公園回家。她曾多次向警方表示她們沒有地方可以休息，但警員只是一直要求她們回家。

另外，外傭Nora講述被僱主剝削的經歷，指僱主沒有給予她足夠的假期。她曾在農曆新年要求放假但遭拒絕，亦在生日當天要求放假時，被僱主威脅要解僱她。

張超雄（左下）

張超雄轟二人限聚令無根據：警方都經常十個八個人咁一齊行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批評警方做法荒謬，認為二人「限聚令」並無科學根據，「警方都經常十個八個人咁一齊行，唔通佢哋又唔會令疫情擴散？」他要求政府開放社區會堂，讓外傭有一個較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休息。他又指，有僱主會因害怕外傭受感染而拒絕讓她們放假，強調此乃違法行為。他重申僱主因外傭生病而將其解僱亦是違法，要求僱主在外傭生病時盡快帶她們求醫。

Sringatin

移工組織倡租用閒置旅館予外傭聚會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發言人Sringatin亦指，政府及警方應停止歧視外傭，強調外傭一直有跟從防疫措施，認為政府及警方應了解她們的處境，並提供協助。她認為移工都是香港的一部份，應該受到相應的尊重，政府不應將她們排除在外。

唐曉昕

外勞事工中心代表唐曉昕批評，社會以不公平的做法對待移民家務工，指自從中介宿舍爆發疫情後，外傭便受到歧視及不公平對待。她表示有很多外傭在家中並沒有自己的房間，因此她們需要外出休息。她促請政府向外傭執法時應以勸喻的方式，甚至使用她們明白的語言溝通，並建議政府可租用閒置的酒店或旅館予外傭在假日聚會。她認為在移工條例下，外傭長期受剝削，亦沒有受香港福利保障，卻被香港政府提出不同要求及懲罰，呼籲社會各界及僱主應了解她們的需要，繼續關注她們的處境。

Bauhaus 尅扣被負鐘員工薪金，至今未見有負責人出嚟作任何交代，一直龜縮唔露面唔講嘢，但就「好積極」咁逃避苦主，連fb個official page都刪除埋（係，唔單止刪留言，係成個page都刪除咗），等員工唔可以再留言控訴，真係令人嘆為觀止！

不過無論個老細點衰點無恥都好，如果無香港奴工處完美配合，佢地壓榨員工嘅手段都唔可能咁猖獗。

有個Bauhaus員工同我地講，勞工處喺疫情期間無開門，咁佢唯有打去1823條熱線查詢，對方嘅回答竟然係：「勞工法例無寫明有負鐘，但亦無寫明唔可以負鐘扣人工。」

嘩，呢啲說話真係難聽過粗口！無寫明唔准做，咁你奴工處就由得啲無良僱主亂咁嚟啦喎？

更何況呢個講法係完全曲解咗法例，按照《僱傭條例》第32條「扣除工資的限制」清楚列明只有9種情況下（包括缺勤、損壞貨品、借糧、預支薪金等），先可以容許僱主在一定限制下扣除員工薪金。法例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除按照本條例規定外，僱主不得從僱員的工資（或到期付給僱員的任何其他款項）中扣除任何款項」（引自法例原文）。「被負鐘」既然唔係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僱主以此尅扣薪金，即屬違法，最高刑罰可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

既然已有法例清楚規定，勞工處幾時先會作出檢控，將個無良僱主繩之於法呢？勞工處處長陳嘉信係咪放緊佢嘅Long Vacation？定係繼續Work From Home？高官返緊工定放緊假，我地小市民真係分唔到囉。

陳處長咪再打官腔叫人去勞工處求助啦，既然已知道成間公司都行緊負鐘扣薪扣假，咁點解唔係勞工處主動派人去巡查Bauhaus全港19間分店，反而要員工打1823仲要隨時俾人老點呢？

我們是一群Foodpanda自僱外送員，Foodpanda自7月推出新的服務費計算方法，近日卻不斷在沒有知會外送員的情況下再降低服務費底價，令大量外送同業員強烈表示不滿。

現要求資方於2020年9月12日下午6時前回應業界五大訴求：

1. 至少提升每單服務費至2020年7月水平，即新服務費計算方法剛推行時之服務費（底價+距離）
2. 向送遞員公開每單服務費準確計算方法
3. 向送遞員公開接單率
4. 容許在等候時間達15分鐘後不扣接單率轉單
5. 如遇餐廳和客人位置（pin）錯誤，容許送遞員拒絕送遞而不影響評分及接單率、如已取餐可獲一半服務費

否則，我們將會於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中午12時開始發起工業行動，包括但不限於：拖延送餐時間、於繁忙時間拒絕送餐等。現呼籲所有外賣同業參與有關行動，亦希望大眾在此期間避免使用Foodpanda，以免受到影響，希望大眾體諒。

另外，我們呼籲與Foodpanda 合作的餐廳，如被Foodpanda 無故修改合約、無理剝削餐廳單錢、濫收服務費、客戶服務以各項藉口拖延回覆單錢等，考慮轉用市場上其他外送平台。

一群Foodpanda自僱外送員
2020年9月10日

題為編輯所擬

一位Bauhaus前員工Chris話俾我地知，日前終於收到勞工處來電，話bauhaus願意賠番啲負鐘錢俾佢，現已取回被扣薪金。

不少曾聯絡我地嘅員工亦表示，已收到公司寫字樓電話，通知佢地下星期上去拎支票。如有被扣負鐘錢員工未收通知，可聯絡我地了解。

雖然員工嘅聲討行動終令資方作出讓步，但只限賠錢俾被扣薪嘅離職員工，對於現職員工而言，佢地仍然要孭住條負鐘數，被迫以無償OT還債。我地呼籲bauhaus現職員工齊集力量，全力抗對，要繼續向不公義說不！

今次Bauhaus負鐘扣薪事件，最初係因為員工集體轟炸Bauhaus嘅官方專頁，不斷留言控訴，並且tag埋職工盟，先至揭發原來咁大間上市公司都用呢啲嗱渣手段剝削員工。

前員工Chris係喺職工盟專頁出咗post ［Bauhaus焗員工每月負鐘尅扣薪金假期］之後pm我地，話自己去咗勞工處追討，喺調解會議資方代表不單拒絕賠償，仲老屈員工同意負鐘扣薪。佢同我地傾完之後，好主動咁聯絡咗10多位嚟自多間分店嘅前同事，又開設追數群組add人入去，鼓勵佢地要拎番自己啲血汗錢。

被問到點解咁落力幫同事，Chris話「如果個個怕麻煩，就會縱容咗啲無良老闆，唔係話幾多錢嘅問題，而係原則問題！」

Chris仲寄語同事們「希望大家日後都有呢份勇氣，如果唔係去到第二度又有機會比人壓搾。」

只要有人願意踏出第一步，將沉默打破，就係帶嚟改變嘅開始。我地出post揭發事件後，有大量市民留言關注，並表明以消費者身份抵制黑心企業，好多已離職及在職員工亦相繼pm我地，提供更多資訊，我地隨即出信俾勞工處要求部門執法（唔踢唔郁），並聯絡員工接受傳媒訪問。

我雖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呢個係過去一年香港人學到最重要嘅嘢，無論去到邊，我地都要繼續貫徹落去。

亦感謝香港黑警以及其他手足為員工發聲追擊，集結力量，對抗所有不公義。

（獨媒特約報導）明天（14日）為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全民檢測）的最後一日，至今有逾166萬人完成採樣。有區議員稱，得悉不少僱員被公司以威迫、利誘的方式參與檢測，包括小學教師和公務員；部份人不抵壓力就範，亦有試用期的員工疑因未有檢測而被解僱。荃灣區議員、新民主同盟譚凱邦指，僱主通常會以通告等形式要求員工檢驗，並以口頭重覆提醒，包括「好多人都去咗啦，你去咗未？」、「你唔去驗，咁唯有安排你返少啲工」。

資料圖片

23宗投訴涉多個行業 僱主反覆提醒向員工施壓

新民主同盟今日（13日）召開記者會，指過往數星期設「舉報僱主強逼檢測熱線」，共收集23宗個案，牽涉多個行業，包括教育界、運輸界、公務員、護老院、保安及囚友等。其中10宗為被僱主要求全民檢測，另外有5宗為指定群組檢測，即驗疫群組的相關群組，但不屬高危群組。3宗涉及中資公司，包括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及中石化有限公司。

荃灣區議員譚凱邦引述一名小學教師指，在教育局去信學校籲老師參與全民檢測的翌日，校長即要求教師登記全民檢測，稱「好多人都去咗啦，你去咗未？」此外，有紀律部隊的文職員工被部門經理要求登記檢測，亦有炒散員工被上司威迫指：「你唔去驗，咁唯有安排你返少啲工」。一名貿易公司的試用期員工稱，其公司屬指定檢測群組，自己是全公司唯一不進行檢測的人，工作表現一直正常，但數日前收到通知指他無法通過試用期，並被解僱。

譚凱邦指，僱主通常會以通告或電郵形式作出要求，再配以口頭或Whatsapp的重覆提醒，令僱員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有的僱員更無奈就範進行檢測。他稱，接到投訴後曾致電有關公司作查詢，但對方均否認曾要求員工檢測：「佢哋好多都唔係白紙黑字迫，係用口頭方式」。

荃灣區議員譚凱邦

在囚人士議價能力低 被迫接受檢驗

另外，有在囚人士家長反映其子女被迫接受深喉唾液測試，指懲教人員以言語威迫，包括「快啲吐啦，仲唔吐！」最後該在囚人士為免被單獨囚禁，選擇就範。譚凱邦形容他們情況無助，且沒機會發聲，批評懲教署應只針對曾有感染個案的監獄進行檢測，「曾有感染個案嘅監獄要強制檢測可接受，但無爆發嘅監獄迫佢地驗就唔公平！」他無奈指在囚人士的議價能力低，但他們亦有人權。

斥建制團體散播謠言 誤導大眾「驗咗可以返大陸」

譚續指，有建制派地區團體以社交媒體宣傳「驗咗可以返大陸探親及旅遊、可以拎口罩」，並以逐個致電方式宣傳游說，猶如選舉工程。他批評這些團體散播錯誤訊息，實際上全民檢測的陰性結果並不能作為進入內地探親及旅遊的依據，檢測報告必須在政府指定的化驗所發出，到內地後亦須隔離。

西貢區議員范國威（中）

批政府推旅遊氣泡 籍機扣連健康碼

商務及經濟局局長邱騰華日前表示，政府正與11個國家和地區商討實施旅遊氣泡，包括澳洲及新西蘭。惟早前澳洲外交部否認邱的說法，指目前只與新西蘭商討旅遊氣泡，並未與港府商討計劃。西貢區議員范國威批評，此計劃難以執行，政府亦未有與其他國家商討，「十劃都未有一撇」。他指，香港第二波的疫情爆發部分源自回流港人，若檢疫不慎，有來自旅遊氣泡回港的人士感染病毒，後果難以預計。

范國威亦質疑，政府籍推旅遊氣泡與健康碼扣連，指即使推行旅遊氣泡，不須用健康碼也可達至雙邊認可檢測結果，只要雙方的出入境部門認可指定的檢測報告，要求乘客在海關提供或事前電子提供，已能達到目的，無須健康碼長時間紀錄港人的健康及出入境狀況，防止監控。

劉志雄斥政府「用1億搵1宗個案」反不理被扣押港人

荃灣區議員劉志雄則不滿政府勞師動眾，花費逾29億推行檢測，但只找到20宗確診個案，「即係用1億搵1宗個案」。他對政府動員浪費資源表示感慨，又斥政府沒有關心現時仍被扣押在內地達21天的12名青年，「佢哋生死如何、身體狀況如何、有無法律資援？政府有無關心佢哋需要？」他指政府投放在兩者的資源相差甚遠，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動用資源支援12人回港。

[草根.行動.媒體] 特約報導／文：小江（ Foodpanda車手）、沙

近月疫情關係，外賣需求極大，各大外賣平台因而收入大增。然而因疫情而商機大增的外賣平台 Foodpanda，送遞員接單的服務費竟然不加反減，資方近月連續三次降低每張接單的服務費底價。

一群外賣平台 Foodpanda 的送遞員對此表示不滿，透過telegram 群組作連結，並於上周五（9月10日）發聲明，要求資方在9月12日下午 6 時前回應訴求，包括提高服務費等，否則將在周一（14 日）發起工業行動，拖延送餐時間、在繁忙時間拒絕送餐等。

去年五月，另一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送遞員因改制取消最低收入保障，亦曾發起工業行動後，今次剛是外賣平台 Foodpanda送遞員首次發起工業行動。

一群外賣平台 Foodpanda 的送遞員發出聲明的五大訴求包括：

至少提升每單服務費至2020年7月水平，即新服務費計算方法剛推行時之服務費（步兵至少底價+距離加$5.5）
向送遞員公開每單服務費準確計算方法
向送遞員公開接單率
容許在等候時間達15分鐘後不扣接單率轉單
確保客人位置（pin）正確，如遇客人錯pin，容許送遞員拒絕送遞而不影響評分及接單率

然而 Foodpanda除了在個別區稍稍加回幾毫至一元不等的接單服務費外，其餘訴求皆沒有回應。

於昨天（14/9/2020）12-2時午市繁忙時間，不少送遞員響應罷工行動，即照樣打卡取單，但一直拖延送單，或甚至不送單。

圖片轉自telegram群組

至三時起，約三四十名送遞員，包括不少南亞裔員工，陸續聚集於food panda尖沙嘴總部，而food panda亦有資方代表邀請參與行動的送遞員到辦公室會面。一位曾透過直接行動向受僱公司追討回勞工權益的速遞工人阿輝，亦有到場聲援food panda送遞員。

除了早前聲明提出的五大訴求，不同送遞員亦表達了對公司的不滿。對話如下：

一．提升每單服務費

Foodpanda 的送遞員分為步兵（即透過步行或自備單車送單）和車手（即自備電單車），現時絕大部份送遞員皆以自僱人士合約聘用，薪金只有每次接單的錢。步兵和車手表示，過去三個月內單錢在不獲通知下被多次扣減。

有參與行動的港島區步兵張小姐表示，由8月開始，距離長達1.3公里的單錢，由$38/39減至$35，即使公司已在12/9/2020星期六調整薪金，1公里以上的單錢仍不足$31，令他們十分憤怒。

而於九龍城區工作、入職已近半年的車手張先生表示，他最初入職時，每單服務費一般約六十多元，而現時已被減至只有約五十元左右。

因此，他們要求每單服務費回復至2020年7月水平，即新服務費計算方法剛推行時之服務費（步兵至少底價+距離加$5.5）

二. 向送遞員公開每單服務費準確計算方法

現時 Foodpanda 自僱送遞員的服務費是按照直線距離每單計算，送遞距離愈長則該單服務費愈高；然而，實際上走多少米能賺取多少錢計算方法則從未公開，送遞員在收到訂單的一刻只會約略知道取餐及送餐的地點以及「預計收入」，不能看到計算這個收入的方程式，不少自僱送遞員認為Foodpanda黑箱作業。

會上，有送遞員提出，由尚德的餐廳送往靈實醫院，Foodpanda只以400m 的直線距離計算出他只有單錢 $31，但google 地圖的路程則顯示為 1.1km，此路段亦為上山路段，對步兵而言極為辛勞，令他忍不住對資方代表質問：「 這樣公平嗎？」

由於服務費的計算方法以致「調整」服務費的計算準亦不清楚；今天當送遞員質問 Foodpanda 營運部職員下週一承諾調整服務費時會以什麼準則，職員只以「供應與需求」原則來含混帶過。

三. 向送遞員公開接單率

Foodpanda 營運部會計算每位送遞員的接單率，但送遞員卻無從得知自己的接單率，既沒在手機程式上顯示，亦沒有途徑向營運部查詢；而接單率卻會直接影響送遞員的收入：

以車手為例，每張單現時服務費約五十多元，但如果在一個服務周期（即兩星期）內整體接單率不足 85%，則服務周期內所有已完成或未完成的單均會降至每單三十元；而步兵更會被降至二十元一單。

這政策由 2020年7月6日起生效，每當送遞員拒絕訂單、漏接訂單、逾時未接訂單以及 (被) 轉走訂單，均會降低接單率。這幾點均變相令送遞員在服務時間內，要單方面「硬食」Foodpanda 派單組通過手機系統指派來的訂單，今天在場的送遞員均對此表示不滿。

四. 容許在等候時間達15分鐘後不扣接單率轉單

在 Foodpanda 的現行政策下，當派單組派單給送遞員，而送遞員在手機上（被迫）按下接受後，便必須負責該訂單，直至完成送遞；遇上一切意外或因在餐廳等候太久而轉單，均會扣減接單率。

但對與 Foodpanda 合作的餐廳來說，平台給予餐廳準備食物的時間亦十分緊迫。參與今天行動的工友中，有一位在 Foodpanda 合作的餐廳兼職，他表示，平台有時會一口氣傳來十多張單，但只有半小時限時給餐廳完成，「五點半收單，至少要做到六點半啦。」

花費在等候餐廳煮食的時間，往往比平台系統上顯示指定的取餐時間為多；把時間花在等候煮食，對以件計算收入的自僱送遞員來說，等於直接減少收入，因此不少送遞員均要求 Foodpanda 效法其他手機外賣平台，可讓送遞員在等候時間超過 15分鐘後選擇轉單。

五. 確保客人位置（pin）正確，如遇客人錯pin，容許送遞員拒絕送遞而不影響評分及接單率

會上，有送遞員曾試過本應送去天賦海灣卻PIN成了禾輋邨

六. 接單問題：好易miss單，應加長［不接單扣接單率］的時間

很多地方的流動網絡信號不佳，如工廈及某些位置偏僻的屋苑，這些地點的住戶用家，卻恰好多是叫外賣的常客；信號不佳令送遞員在送完一單後，常不能在平台限定的短短幾分鐘內，立即接受派單組新指派來的訂單，做成 「miss 單」，並被扣減接單率。

另外，亦有車手表示，如果在收到訂單時，剛好在公路上騎車，更沒可能在幾分鐘內立即接單。因此工友向 Foodpanda 要求加長確定接單的回應時間，以免接單率被無理扣減。

七. 增設本地直接聯絡熱線

有南亞裔車手表示，他曾試過有朋友路上遇上車禍，需被送往急症室，當趕至協助，嘗試協助朋友聯絡客戶服務員，已經把其朋友的單號、朋友電單車車牌、早前朋友受傷的相片等都傳給客戶服務員代為跟進時，客戶服務員亦只回覆請其受傷朋友儘快直接聯絡客戶服務員。

不少送遞員皆表示，公司找你你就必須馬上回覆，遲一分鐘也會被罰（扣接單率），然而你有什麼問題，要透過程式的message系統找到客戶服務員（CS）就十分艱難，基本上至少也要等上半小時。

而即使聯絡上客戶服務員（CS），不同問題，例如自己已接的訂單突然被轉走，或是查詢關於接單率的問題，客戶服務員也會稱無法處理，要你自行聯絡營運部。而營運部本身並沒有公開的電話可打，只可發電郵，可能再等上幾個星期也不獲回覆。

也有送遞員表示多番嘗試問客戶服務員問題，無端被系統罰停單三日，當然也投訴無門。

八. 舊制員工被強制扣錢

會上，亦有送遞員皆表示，自從去年開始，Foodpanda便陸續要求舊制員工(直接聘用員工)更改合約條款至新制（自僱合約）。

由於舊制為「底薪加佣金制」，亦有薪假期、強積金、勞工保險等保障，而轉新制後就會失去所有保障，當然很多舊制員工也不願意轉新制。

於是Foodpanda就以停單停佣金作要脅，迫使舊制員工轉新制，有舊制員工已被停單達7個月完全不獲派單，完全沒有佣金。

Food panda 營運部代表在昨天的會面中，多番重述公司與送遞員簽訂的合約內容，如「本公司保留因情況調整服務費之權利等」；在場不少送遞員對此表示不滿，表示上周五已書面傳達「五大訴求」給 Foodpanda 營運部，但今天公司卻沒有準備任何回應。

而公司除了表示下次改服務費會一星期前通知，及會研究如何避免派上山路段給步兵外，便沒有其他回覆。

在場送遞員多次催迫不知名的營運部員工不要再遊花園，要不立即回應，要不也至低限度給予一個期張作回應；營運部員工才表示會於下周一晚上6pm前於送遞員的telegram群組作回覆。

送遞員同時亦表示，是次會面完全感受不到公司有任何誠意，是次會面有任何意義，雖然其不可能代表所有其他送遞員，但在此情況下，工業行動必然也仍會持續。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上圖：一個典型的電子垃圾回收站，工人暴露於重金屬當中。研究顯示垃圾撿拾者血液中鎘含量很高。版權：Baselactionnetwork. (CC BY-ND 2.0)。該照片在刊載本文時經剪裁過。

來源：SciDev.net

記者：Washington Castilhos

日期：2020年9月3日

翻譯：全球化監察

一項研究發現，經常接觸廢棄電子產品、鋁罐和金屬罐的垃圾撿拾者，血液中有毒重金屬鎘的含量比一般人群高出四倍。

巴西的研究人員發現，垃圾撿拾者，即拾荒者和垃圾回收站的工人，如果以前從事別的行業，體內鎘含量則會較低。這一發現意味著接觸時間長短和體內重金屬濃度水平有密切關係。

該研究的對象是來自聖保羅（São Paulo）大都市區內四個垃圾回收分類合作社的226個工人，以及653位沒有從事該行業的人群。科學家們比較了他們血液中的鎘、水銀和鉛的含量。

這些合作社在當地屬於垃圾管理代理商，市政府或公司會把垃圾分類的工作外判給他們，例如塑膠、玻璃、紙張、鋁或其他金屬罐的分類。研究人員表示，這些回收分類站處理的垃圾也包括電子廢物。

該研究發現，垃圾撿拾工人體內每升血液中鎘含量為0.47微克，而其他行業的工人則為0.12微克。垃圾撿拾工人的鉛含量則比另一群組高出約10微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另一項研究則指出，垃圾撿拾者的孩子們同時也暴露在鉛等重金屬當中。

從事電池回收工作的父母會通過衣服、頭髮、手和鞋子，把受污染的灰塵帶回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三分之一的兒童，即全球有約8億的兒童，血液中的鉛含量很高。

鎘、鉛和水銀是毒性很高並容易致癌的金屬。高含量的鎘和鉛對人體的神經、消化系統和心血管有不良影響；而水銀則與腎臟和中樞神經系統的全身性中毒有關。

巴西國立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健康與人類生態研究中心的Maria de Fátima Moreira （瑪麗亞·德·法蒂瑪·莫雷拉）指出，他們的研究突顯了垃圾撿拾者日常面對的危險。但她也提醒說，該調查結果可能無法反映整個巴西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垃圾撿拾者的情況。

聖保羅的一個垃圾回收站。如果長時間處理大量紙張垃圾，工人可能面臨健康風險。
（圖片來源：Marina Ferron）

Moreira表示：「巴西境內外的垃圾撿拾者群體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特別是合作社內外的工人是很不一樣的。」

「最理想的比較方式是，兩個研究對象的群組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工作過程應盡可能相似。」

可變因素

坎皮納斯大學（University of Campinas）的毒理學家Eduardo De Capitani（愛德華多·德·卡皮塔尼）指出，研究人員也需要考慮職業以外其他可影響血液中重金屬濃度的因素。

並未參與該研究的De Capitanize（愛德華多·德·卡皮塔尼）在另一篇報告中表示：「評估時不能只考慮研究對象從事的活動。在垃圾撿拾者體內發現的金屬含量表明他們暴露於一個失控的環境當中。但是，暴露的後果是不可預測的。」

Moreira同意De Capitanize的說法，她表示：「在長期接觸中，人體內金屬含量會隨著時間累積，但有害影響要多年後才能看到。」莫雷拉還說，檢驗體內鎘和水銀含量的最好方法是驗尿，因為「尿液更能反映吸收情況。」

根據全球垃圾撿拾者聯盟（Global Alliance of Waste Pickers）的數據，拉丁美洲有超過200萬垃圾撿拾工人，僅在巴西就有60萬。中國約有250萬垃圾撿拾工人，印度則估計有多達400萬人從事這一工作。

De Capitanize認為，如果存在相似的因素，例如飲食習慣和垃圾種類，那這項研究的結果就可能適用於其他背景。他說：「將聖保羅城的研究結果與垃圾種類相似但量少的小城市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於去年4月起改革外判制度，增加工資於投標評分中所佔的比例。然而，新評分制推行後，新約與舊約工人的工資出現差距，天水圍天晴邨舊約清潔工月薪為10,197元，比鄰近的天耀邨及天慈邨的清潔工少逾3,000元。天晴邨清潔工今日（9月23日）到房屋署示威，要求劃一新舊約工資，及改善疫情期間的支援，包括提供勞動津貼及防疫裝備。

工會：不須重新招標 工友或多年未能新制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指，事件不只牽涉外判清潔工，也涉及保安員，兩者共有約三萬人，推算若三分之一為舊合約，便涉一萬多人。他指新舊約薪酬不一，出現嚴重的同工不同酬，「隔條邨就多3,000幾蚊，大家都係做8個鐘，呢個明顯係政策漏洞，政府就視而不見。」

杜振豪亦指，房屋署與食環署和康文署不同，外判服務可以不用重新招標，繼續續約，而天晴邨舊約清潔工的合約於2019年4月1日開始，「三年又三年，可能2028年都未能受惠到（新約薪酬）。」

民主黨立法會尹兆堅指，同工不同酬導致「有啲邨就唔夠人，我係工友我都去隔離做啦。」他促請房署正視問題，可以派發額外津貼，拉近新舊約員工待遇。

元朗區議員郭文浩（右一）

區議員：疫下工作量大量 促提供防護裝備及津貼

民主黨元朗區議員郭文浩指，2月起一直要求提供防疫津貼及足夠防護裝備予前線清潔工，惟外判商總以「我唔係房署」來推卸。他指天晴邨於2月至9月共有7宗確診個案，清潔工工作量大增，「倒樓」由每次10至15桶，增至25至30桶，又要每月「洗樓」一至三次，每次須洗三日，「每日返工就係洗樓」；有些屬「dirty team」的清潔工，更要到確診單位清潔，他們都表示擔心會傳染家人。郭文浩斥政府不封關令病毒傳播，卻嫁禍於前線清潔工，「天晴邨得50幾個工友，人手冇加、錢冇加」。他促請政府將「防疫抗疫基金」的1,000元津貼延長至疫情後，提供一筆過勞動津貼，亦要提供足夠口罩及防護衣給清潔工。

清潔工慈姐指疫情期間「洗樓」次數大增，由以往每月一次，增至兩至四次。另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清潔工指，月薪是同區最低，「工作量咁多，人工就咁低」，感到不勝負荷，希望政府派發津貼，以及劃一薪酬。

清潔工慈姐（右一）

今日有消息指出，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在草擬報告書，建議明年五月一日凍結現行最低工資水平，維持時薪37.5元。職工盟認為建議不可接受，在疫症下不少基層工人已經飽受失業及開工不足煎熬，凍薪對他們簡直是落井下石。

自去年五月最低工資調整以來，本港通脹持續有升溫，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至今升幅接近2%，凍結最低工資必然會令低薪工人購買力下降，變相等同「減人工」。

我們亦不認同資方代表以經濟環境變差為由，肆意壓抑薪金水平。目前本港經濟不景，凍結最低工資不但無助刺激經濟，相反只會減弱基層工人消費力，引致內部需求進一步萎縮，令香港經濟更難復甦。

最低工資制度存在極大缺陷，過去一直每兩年才檢討一次，假如今次決定凍薪，意味著低薪工人最少要等4年才可以加人工，在現今香港物價昂貴的生活指數下，低薪工人的工資與市場狀況將出現嚴重脫節。

政府推「保就業計劃」豪花逾800億公帑，慷慨補貼企業財團，但卻要帶頭刻簿最低薪工人，讓議價能力最簿弱的工人忍受剝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便是香港今天的現實寫照。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20年9月24日

有消息指由於最低工資委員會未能達成一致共識，最低工資水平很大機會將被首次「凍薪」，於未來兩年維持每小時$37.5，不但令數以十萬計基層工友「四年無得加人工」，凍結最低工資水平將令工資不能追及通脹，基層工友變相「減薪」。樂施會對此表達强烈不滿，本會認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以民爲本｣，行使最終決定權，就最低工資進行合理加幅，保障基層工友的福利。

在疫情及逆市下，基層工友處於弱勢，被迫大減工作時數或是轉為散工，散工的工資也一路受壓，是最受打擊的一群。政府推出的「保就業計劃」被批評「只保僱主，不保僱員」，僱主遊走「灰色地帶」及「法律隙」的情況屢見不鮮。許多工友仍要被扣減工時及薪金，更有機構因疫情關係暫時停業，工友雖能保留職位，卻被迫放無薪假，導致出現「零收入」的情況。基層工友生活百上加斤，更需節衣縮食。

樂施會總裁曾迦慧批評：「在經濟不景時，基層工友往往成為出氣袋，凍結最低工資美其名是『共渡時艱』，實際上是『壓榨基層員工』，最低工資已是基層工友的最後防線，若最終真的被凍結，我們估計會令更多基層工友跌入綜援網，社會將承受更大代價。」

事實上，有零售商表示，在店舖每月固定成本中，最大部分為租金，佔63%；相反，工資佔不足三成。由此可見，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並非減成本的重點。而最低工資水平自去年四月落實至本年六月，甲類消費物價已累積上升2.6%。而在同期的相關指數中，食品由113.4上升至120.9（+6.6%），住屋由115.0上升至116.7（+1.5%），雜項物品由108.4上升至111.2（+2.6%）。數字反映社會仍面對通脹，當中食品升幅更見顯著，基層市民難以負擔。因此，凍結最低工資水平變相令基層工友工資未能追上通脹，削減他們在疫情下的購買力。

就此，樂施會強烈要求：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使最終決定權，就最低工資水平增加至不低於每小時 41.4 元。有關計算方法為考慮「一養一」的重要原則，及高於平均綜援 水平，以保持基層工友的工作意欲；以及
2. 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以確保最低工資升幅追上通脹，保障基層工人及其家庭可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

（獨媒報導）7名在建造業議會工作的技術助理，遭外判公司拖欠近17萬元薪金，其中5名工人今早到位於香港仔漁光道的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抗議，炮轟「咁大間嘢都咁對工人」。

工人指大判「WeDo Contracting Ltd.」拖欠7月和8月的工資，又斥老闆「玩失蹤」。5人收到公司的支票後，到銀行入數時「彈票」，曾用WhatsApp聯絡公司，但遭到對方多番推搪。

5名工人中，有4人在去年8月入職，當時由二判「港昇建築有限公司」出糧，一直均準時，但在今年4月突然改由大判出糧，二判沒有交代原因。5名工人在上星期二曾和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的經理開會，要求跟進和給予交代，但對方只喚工人自行承擔風險。他們遂在本周聯絡勞工處，處方建議即時終止僱傭關係。

陳先生（面向鏡頭者）

大判走佬 工人無錢俾家用

遭拖欠薪金的陳先生，一直在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上班，屬油漆科，負責還原考試後的場地，及替考生在試前作準備。技術助理的日薪不足1,000元，陳先生在3個月下來共遭拖欠3萬多元。

陳先生昨天到大判位於觀塘的辨公室追糧，但發現已人去樓空。入行僅一年的他慨嘆，明白市道環境較差，「但做咗嘢，就一定要出糧」。陳先生對獨媒表示，「建造業議會作為龍頭，發生咁嘅事真係好失望。」他表示，欠薪對生活有很大影響，「你都知依加啲嘢幾貴，唔係個個有積蓄可以捱過呢段日子。」

彭先生

另一苦主彭先生則在去年10月經朋友介紹下入職，遭拖欠約4萬多元，「唔好話欠薪，拖糧都唔會啦係嘛，咁大個『建造業議會』喎。」他早前在港鐵車廠任散工，同樣負責維修工作，「好老實講，今次真係咁大個人，第一次俾人拖糧。」彭先生又想了想，才苦笑說，已有數個月沒有給家用予太太，「老婆實詐型啦，無錢點生活？」，「返嚟自己做嘢嘅地方追糧，感覺好難受。」

劉經理

區議員促先墊支：法定機構應有社會責任

南區區議員陳衍冲及黃銳熺協助工人追討欠薪，陳衍冲認為，建造業議會在情理上應先墊支償還欠薪，以解工人的燃眉之急。二人在建造業議會外和劉經理交涉，劉稱深表同情，表示會向公司反映，更稱「作為用家，我哋都係苦主」。

黃銳熺批評，建造業議會作為法定機構，卻拖欠員工薪金，「法定機構就應該有社會責任，你哋嘅做法令人好難接受。仲話咩初步階段？差人兩個幾月人工呀。」

工人原要求今日將到訪的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親自接收請願信，但有建造業議會職員要求工人將信件轉交他們。經商討後，工人要求建造業議會在10月15日前給予明確答覆，否則將行動升級。

（左起）南區區議員黃銳熺、陳衍冲

建造業議會對獨媒回應指，位於香港仔的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今早收到外判公司旗下八名建造業工友及兩位區議員求助，表示其大判失蹤及拖欠薪金。議會已向有關工友了解情況，將會協助跟進事件。」

新工會運動的中堅力量，都是那些來自不同界別，教育水平不低，甚至具備專業資格的年輕世代。工會對他們來說，本應是老餅的同義詞。一場徹底地改變很多香港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的反送中運動，亦同樣靜靜地顛覆了工會的固有形象。

縱然與很多「傳統工會」一樣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期待的大三罷仍未成事，6.20罷工公投亦未能成功動員足夠的打工仔女參加投票，但新工會所迸發的熱情、能動性和犧牲精神，的確是瑕不掩瑜。上文對言語治療師工會、新公務員工會和醫管局員工陣線對訪談和介紹，相信會令讀者產生一定同感。

無論如何，不論是新工會抑或舊工會，都必須嚴肅地面對擺在眼前的課題──工會運動在全新的社會與政治形勢中應如何走下去？既然社會運動及議會鬥爭都出現了無法被否定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或許工會運動都需要有自己的範式轉移。

首先，以追討欠薪及其他法定權益作為核心工作的傳統組織手法──外國工會稱之為服務手法，明顯不太能為工會吸納行內對現況感到不滿、有能力和視野的有志之士，從而鼓勵他們投入參與，激發他們的熱情，推動壯大工會和行內從業員的團結性。要超越既有範式中，以問題解決者的角色，向一堆原子化地存在於社會不同角落的工友提供支援，並以此作為主要招募會員的模式的局限，就要發展出一種嶄新的組織手法，真正地把職場中對現況感到憤怒，並希望作出改變的人連繫成真正團結的命運共同體。

其次，在政治體制存在嚴重缺憾，政權又只能依賴親政府商家維持立法機關的主導權這個大格局中，倡議改善勞工政策的路明顯只會愈走愈窄。從另一個角度說，經反送中一役，在可見的將來，各行各業的打工仔女更熱衷於投入政治運動的鬥爭，多於改善勞工權益的工作。 固然，在國安法造成的寒蟬效應下，迴避政治問題的確會成為部份社會團體的選擇，但卻無可避免地同時令他們失去意識最進步、最有行動能力的活躍活子的參與，因而只會停滯不前甚或逐漸凋零。

革命時講求勇氣、觸覺、敏銳，但運動戰一旦轉為陣地戰，就需要擁有歷史感去分析形勢及部署持久抗爭。不少新工會組織者都抱著發動大三罷的初衷去成立工會，經歷半年至一年的工會生涯後，不少開始體會到「傳統工會」面對的難題：少數理事獨力支撐、動員欠反應、招收會員困難，以及勞資糾紛求助人純粹獲取服務的心態......可幸的是，上文幾個新工會都未有被這些困難扳倒。但單靠主觀意志恐怕不足夠，更重要的或許是發展出一套「新工會運動」論述，持續壯大工會的隊伍，吸收年輕有幹勁的新血為工會效力，令這些新工會不會久而久之失去激情和動力，甚至變得犬儒。筆者相信這是工運積極份子當前急須形成的問題意識。

工會運動要成為民眾生活和抗爭的一部份，就要更新工會的論述，革新工會的組織手法和抗爭模式，以發展與不甘受強權宰制的抗爭主體的連結。以國安為名，全面打壓表達自由為實的國安法的實施，正式揭開赤裸裸而不加任何修飾的極權統治的帷幕。可以預期，政權為了全面收緊社會控制，將在各行各業散佈白色恐怖，企圖逼使大眾以政治正確取代專業標準和倫理。作為不同行業／職業的工人團結組織，擔起專業精神和操守的保衛運動的領軍角色，或許會是新工會運動的時代任務。

文：水工部／插圖：小江

晚上十點，當Food Panda外賣員的Steve 接到一份晚餐的訂單，要把一盒焗豬排飯跟一盒黑松露野菌意粉送到一個位於新蒲崗的工廈單位。Steve（化名）心裡不禁納悶起來，誰還會在正常人糖水都吃完的時間叫晚餐外賣？

＊＊＊

晚上十一點，在新蒲崗一個佈滿昏暗黃色燈光的工廈單位內，有兩個人仍在對著電腦瘋狂剪片。「Ruth，妳可以去食飯未呀？」我問。「未呀，你等等，腦細又打嚟催喇，你食先啦！」「我都未食得，啱啱佢先打嚟催完我！」話剛說罷，我的手機震動起來，收到腦細的 whatsapp 語音信息：「你ren 完條片未呀咁即係？同埋你ren 完睇下Ruth 嗰堆野你有冇D野係幫到佢嘅，即係D effect 你好熟悉嘅就幫下佢唔該。你都可以同佢傾下佢手上嗰條片，因為我地聽日都要傾佢手頭上嗰條片點改。」作為有點經驗的影片製作者，想不到腦細的口吻跟一些以往接觸過的客戶，如出一徹，他們的一項絕技，就是從來不會清楚告訴你自己想要甚麼，卻不斷告訴你自己對成品不滿意，叫你回去再修改。

我說 :「你部電腦頭先ren 緊片時 hang 左機，而家要再ren 過！」

「笑左。」他說：「okay，咁你ren 埋好send俾我喇。同埋I mean你係睇吓Ruth(化名)條片，你唔使俾到啲咩佢，因為今晚個cut 係佢自己負責番。」「Ok~~」我回應了他一下，就繼續工作。二十分鐘後，又再收到腦細的信息：
「Still?」五分鐘後，我把ren 好的影片上傳到公司的Google Drive，再回應他：「有喇。」「Ok thx，咁你收得工未？」他說。「未，你開唔開到條影片？唔得我再ren 條容量細啲嘅。」

五分鐘後，我見他沒有回應，正打算下班回家，此時，電話響了起來。「喂，我睇完條片，真係唔明你搞咩搞咁耐喎。睇完我又唔覺得你加左好多野落去咋喎。點解你要剪咁耐？我地聽日要研究下呢個問題。同埋你條片而家好唔夠野，唔該你走之前同我加多堆effect 落去。」我心想，三分鐘多些的網絡影片，已經加了二十多個特效，即是每平均十秒就有一個特效彈出，到底你想要再加多少個特效？也罷，唯有回應事實：「咁因為部電腦ren 得慢喎。」「冇可能，公司部電腦應該十分鐘可以ren 完呢條片，一定係有啲野有問題，你提我，聽日我要睇一次你剪片，睇下你點解剪得咁慢。我本來應該可以去瞓覺，但當我啲員工仲做緊野而我去瞓覺，我就會覺得好唔舒服，你而家同我搞埋呢條片佢好即刻走喇。」「哦，好啦。」我回應。剪片的特效都是費時工，所謂的「加多堆effect」，至少又要折騰多至少一小時。唉，還是繼續工作吧。

十五分鐘後，又收到腦細的信息：「唔需要怕咗呢份工，但我需要你諗下，究竟出左咩問題，你會容許一部電腦咁玩你，而你唔到最後都唔出聲。」此時我心中已有一堆黑人問號，但為了能快點下班回家，我只好回了他一句：「係我未睇清楚啲性能啫。」「唔係。你即時預覽冇問題，render 有問題，明顯不關性能事。」「係setting 錯左。」我嘗試找出我的錯誤以回應他。「是。請別重覆犯錯就可。大家都係聰明人，你明我不滿咩。」「明。」回他一句後我繼續剪片。

凌晨一點，我估計腦細已睡了，把修改好的影片上傳到Google Drive後，我打算騎電單車下班回家。「你走得未？」我問Ruth。「未呀，你走啦，我今晚應該走唔到架喇。」根據腦細的邏輯，剪接並沒有標準工時說多長的影片就要用多少時間完成，而你要加班，代表你做得慢，能力不足，所以理應額外抽出私人時間來完成自己的責任，那麼，加班當然也不會有加班補水或補假。

＊＊＊

回到家樓下，停好電單車後，拿出手機一看：「可以收工未？」腦細在凌晨一點十分時說。「收左收左。」回覆後，我把電話關掉，從袋中拿出一根香煙，深深地抽了一口。

今天是我第二天在這家影片製作公司上班，明天早上十一時又要回去再上班。

＝＝＝＝＝＝＝＝＝＝＝＝＝＝

【腦細怪談】／採怪談者言

香港地除非含金出世，唔係都好難唔番工。啊，唔係，係含金出世都要扮番工，因為番工，係一種道德，係山竹打到嚟你都一樣要好乖咁去番工。世上的腦細，俾左錢你當你可以洗盡的不在話下，洗盡人仲要扮好老細的都不少。

有時腦細當勞工法例無到（咁又真係用處唔大的），蝦你唔敢告佢，就算告完都唔會賠幾多；有時，根本係個制度縱容腦細買起人命，於是就有人見風駛盡利啦，唔犯法架嘛；

有時腦細唔犯法，但捐窿捐罅剋扣你，又或者每日搞到你情緒勞動200%，呢啲無勞工法例可依，一係單打獨鬥一係自己認死狗一係聯合同事諗偈……

職場看似正常，事實古靈精怪，百鬼夜行，十足怪談，故有此系列，收集各位打工仔女的《腦細怪談》，係咪可趨吉避兇就唔知，但至少可以知多啲怪招，諗定偈仔，又或者，呻下都好過屈住！
本系列其他文章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文：水工部／插圖：小江

「走得喇，走得喇！啲野聽日先執啦！」

晚上九時三十二分，我、Y和T三人一起把新蒲崗內一個工廈單位的門大力關上，快步走向電梯。不到一分鐘前，單位內三台電腦仍在昏黃色燈光下忙碌工作，用了一個半小時把我們今天拍攝的毛片抄寫進硬碟。三台電腦，六張64GB的記憶卡，加起來十多小時的毛片，工作了十五小時的一天。

「其實個 job 條片都係要十分鐘啫，真係要拍咁多？」我不禁問。「佢唔識咋嘛，如果俾我導演，幾個鐘拍完啦！」T說：「我頭先嬲到想扔部機落地下呀，邊有人咁拍野法架。如果係拍電影，今日至少收佢六千蚊人工！」我說：「哈哈，佢咩都想拍嘛。」「係佢根本唔知想要拍咩！」T回應：「不過算啦，佢係腦細，佢鍾意啦！」T將近三十歲，畢業於電影學院，專攻攝影，確實有過人的攝影技術，手持攝影機拍攝十分穩定，能徒手做到像用了軌道等輔助器材拍攝般，在這家小公司工作了大半年。他常說：「其實我半年前想走架喇，不過而家個市咁樣，做住先啦。」

「Y，你得未呀？」在抄寫影片時，我又問。「吓，你同我講野？我啱啱恰着左。」Y說：「就得喇。」二十多歲的Y，在大學主修多媒體，懂很多後期製作的技術，是目前在公司工作了最久的員工，因為畢業後整整有一年也找不到工作，然後才進了這家公司，所以一直也競競業業，雖然有想過但也不敢貿然轉工。

***

今天是公司外出拍攝的日子。

早上六時多，我到達金鐘的麥當奴跟同事會合，而其他人原來已吃完早餐。今天我們要去田灣拍攝一家食品工場，是一家中式麵店的工場，其運作方式是先在工場煮好食物，然後再運送到各區門市，在門市加熱和煮麵；我們的拍攝計劃是：早上到工場拍攝，下午再到麵店門市做訪問，全程會有一位節目主持人作介紹。

我們坐計程車到達田灣的工場時，腦細已經在那裡，正在和委託我們製作這支短片的客人方代表聊天，而腦細則是短片的導演。「快D開始做野啦！」我們立即開始準備機器，T和Y負責攝影，而入職不久的我則負責其他雜務。很快地，工人們開始煮食物，並將會在下午把食物運送出去，腦細希望能全程拍攝所有步驟。

公司兩台攝影機，T跟Y一人用了一台，雙機一直拍到十時多，我見在拍攝方面沒甚麼可以插手的空間，便站在一堆拍攝物資旁看顧物資，以及整理東西，以防阻礙工場的工人們走動。突然，腦細走過來對我說：「你都企左喺度幾個鐘架喇喎，我公司冇奢侈到可以請個人番黎企喎！你係…觀察緊？你嘅價值呢？唔識自己搵野做？我而家俾緊助導嘅人工你架喎，唔係低架喎！助導應該做D咩，自己諗下啦！你咁樣我轉你做 intern 都仲得！」我聽他一口氣說完一輪後，呆了一會，心中不禁充滿黑人問號，我在入職時，職位明明說是攝影及剪接，甚麼時候變成助導了？好吧，我也懶得跟他爭論，還是東找西找找點事來做吧，於是我臨時又當起了燈光、提場等工作。

根據原定的拍攝計劃，在工場內會有示範煮食環節，拍完後，已經一時多了。工場的老闆說：「哈哈，反正煮了，你們吃些吧。」此時，我們仍被腦細要求補拍工場內的每吋細節，包括冰箱的溫度計等鏡頭。「好啦，你地快D食啦！」腦細也知道，人是要吃飯的。用了約十五分鐘，快速吃了幾口剛才示範時煮的麵，腦細又捉了我們去重拍主持人介紹工場的片段。

不久後，食品工場的貨車到達，腦細希望拍攝全部食品運送的過程。另外，節目主持人跟食物工場的老闆也會跟貨車一起到位於灣仔的門市，腦細希望可以在車上拍攝他們兩人的交談片段。

車程大概半小時，當然，我們在乘車時也得繼續工作了。

在抵達門市的店家後，立即又要拍攝一輪飲食節目常見的煮食、很誇張地進食、上桌的食物… 等鏡頭；原本安排在下午的訪問，一直到約下午六時半才開始，而此時，我們已經連續工作了近十二小時，大家都累得說不出話來。用一個多小時完成三段人物訪問後，已經將近晚上八時。

「好喇，今日辛苦晒你地喇，我有事走先，你地執埋啲野搭的士番公司，開公司數啦。」

我們三人把一大堆器材收搭好後，在灣仔的大街截了的士，「XYZ…」，上了的士後，我們癱在座位上一輪髒話。

***

工時長，對影視行業來說並非第一天的事；外景拍攝的時間特別緊張，也是常態；但連正式午餐的時間也欠奉，還真的比較少見。不過在疫情之下，連大公司的影片製作工作也大減，有工開總比沒工開好，看來大家也只得暫時忍受這樣的工作環境吧。

＝＝＝＝＝＝＝＝＝＝＝＝＝＝

【腦細怪談】／採怪談者言

香港地除非含金出世，唔係都好難唔番工。啊，唔係，係含金出世都要扮番工，因為番工，係一種道德，係山竹打到嚟你都一樣要好乖咁去番工。世上的腦細，俾左錢你當你可以洗盡的不在話下，洗盡人仲要扮好老細的都不少。

有時腦細當勞工法例無到（咁又真係用處唔大的），蝦你唔敢告佢，就算告完都唔會賠幾多；有時，根本係個制度縱容腦細買起人命，於是就有人見風駛盡利啦，唔犯法架嘛；
有時腦細唔犯法，但捐窿捐罅剋扣你，又或者每日搞到你情緒勞動200%，呢啲無勞工法例可依，一係單打獨鬥一係自己認死狗一係聯合同事諗偈……

職場看似正常，事實古靈精怪，百鬼夜行，十足怪談，故有此系列，收集各位打工仔女的《腦細怪談》，係咪可趨吉避兇就唔知，但至少可以知多啲怪招，諗定偈仔，又或者，呻下都好過屈住！

本系列其他文章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
插圖：牛一
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1970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阿娜在1970年出生，家住上環，家中排第四，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及一個妹妺。如其他香港家庭一樣，為了應付生活，姐姐和哥哥要一邊讀夜校，一邊工作，以幫補家計。在70年代，由於人口增加，約70多萬大量適齡入學的學童需要接受教育，港英政府在1971年全面實施六年免費小學教育，並發出強制入學令，規定家長若沒有合理理由，不能拒絕讓6至11歲的子女入讀小學（註1）。因此阿娜和妹妹讀小學時有政府資助，無須依靠家人供書教學。

父親的活字印刷時代

中環是政治經濟中心，這樣一個中心需要許多支援的行業，而這些支援行業及其從業人員就往往集中於鄰近的上環、西環和下環（亦即灣仔）（註2）。1950-70年代，香港很多報館設於中環，加上政府部門及港英政府眼中最重要的培育統治層的大學等機構集中在中上環一帶，對印刷的需求很大，因此上環這一帶的印刷業十分蓬勃。

阿娜的成長時期一直都在上環居住，而因為父親也曾在活字印刷業興盛時期與友人合資開設印刷廠，故阿娜也曾身處於這個印刷業歷史中小小的一頁。1970年代，香港經濟仍以工業為主，當時的工廠規模大小不一，仍未有現時的壟斷經濟，員工超過100人已算是大廠。香港工廠接到外國訂單後，為加快生產效率，會分判到其他較小型的工廠。這些俗稱「山寨廠」通常以家庭為單位，以低薪酬及成本來推動香港的手工業急速發展（註3）。阿娜父親的小小印刷廠，雖然不是接外國訂單，但都是屬於這個時代的產物。

阿娜記得父親的廠空間不大，而廠內設備，都是較便宜的二手機器。小時候，父親還曾教她執字粒，不過就沒有實際操作過。父親的工廠主要業務是為政府合署印公文袋，阿娜猜測此訂單是由在考評局工作的叔叔所引介的。就這個小小的生意，老闆、老闆家人加兩個伙計開工，便能讓養活阿娜一家七口及兩個伙計連家人。收到大量訂單時，阿娜一家會幫忙泵釘、黏合、摺疊等工序，有時更會外判給想賺外快的鄰居。可見山寨廠模式，除了是自己的生計，也是街坊間實際的互惠互利的一種社群經濟模式。

可惜，好景不常，為了經濟不斷高速增長而發生的科技發展，往往會在社會下層丟棄許多人的生計。70年代，也正是柯式印刷漸漸興起的時候。柯式印刷，又名「膠印」，是將排版的圖像轉移到橡膠版上，再用大型印刷機印刷出來（註4）。這種印刷方式，速度較快、變化較多，因此迅速取代了活字印刷。對當時的活字印刷廠來講，柯式是一種全新的技術，也是全新的機器，如果轉型，並不輕易，因為重新買機器也需要手頭有一筆資金，但活字印刷的機器即使再賣亦賣不到什麼價錢，而且，技術上無論老闆員工都要從頭學起….幾十歲人沒有大量資金在手，這樣的從頭開始談何容易？

雖然當時年紀還小的阿娜不清楚為何父親的印刷廠倒閉，不過筆者查找歷史後發現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況，且現實是當時不少活字印刷廠都因此而消失。很可能因為這樣，父親也放棄做老闆，而隨他的弟弟（即阿娜的叔叔）到考評局打工，做文職。父親後來患癌離世，阿娜記得：「好多記者！有明星！」原來父親出殯的日子與自殺身亡的明星翁美玲一樣，是1985年5月14日。

不到長城非好女：從學生變打工女的過渡

在父親離世前一年，阿娜一家住在月租$1000的私樓，單靠父母的工資並不足以應付生活，加上她自稱「唔係讀書材料」，於是就讀中三的她就決定輟學投入打工行列。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跨國速食連鎖店做暑期工。阿娜十分強調自己是合法打工，不過筆者翻查法例發現政府在30年代規定的法定工作年齡為16歲(註5），而她當時只有14歲。不過，其實許多飲食業財團都有一種實習生的制度，藉此以較低工資聘請學生做散工、暑期工。阿娜很可能就是被跨國公司以實習生的名義來聘請。每天勤懇工作，過了一段時間，加上媽媽給的零用錢，阿娜便存到$2000。

讀書時學到一句「不到長城非好漢」，阿娜其實一直嚮往去遠方旅行。好不容易存了錢，阿娜就毅然與朋友跳上火車北上自助旅行，沿途經各大城市到絲綢之路。她特別記得在蒙古，在一輛正在移動的火車上看到了海市蜃樓，大開眼界：「見到城市的幻象，不斷在空間裡郁下郁下，好想拎相機拍下來，但同一個硬臥舖的北京阿叔說，那是無法拍下來的，是沙和風形成的，一下子就會消失，果然沒有三分鐘就消失了……」

當時那位一起旅行的朋友是男生，阿娜強調他們並非男女朋友關係，但是會住同一房間、幫他洗内褲的好朋友。面對父母，阿娜當然不敢直接告訴他們事實：對嚴厲的爸爸說是有老師帶一大班同學旅行，就算媽媽比較開放，也說是和有男有女的朋友一起。雖然八十年代大量旅遊社湧現，旅遊也開始普及化，但當時去旅行亦遠非今日之容易，去自助旅遊的更少，且能不避男女之嫌，毫不忌諱地結伴旅行，阿娜的思想也算是相當開放前衛。

經歷了第一份工作、第一次旅行和海市蜃樓，阿娜展開了她的打工生涯。她找到一份時裝店售貨員的工作，月薪大約是$1500。翻查1984-1986年三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一般家庭的支出，也不過是 $1000-$3499(註6)。阿娜憶述，這份工作要應付當時的生活是綽綽有餘，物價都只要幾毫子，沒有現在又多又貴的水電雜費管理費等瑣碎費用，所以工資通常是上繳$1000給媽媽，剩下的自己用。阿娜形容店裏沒什麼客人，總是行行企企，於是她發現自己不喜歡打閑工，做了不久後覺得好悶，雖然物質生活有餘，但都決定轉工。經朋友介紹，阿娜就經歷了人生另一次山寨廠經驗。 (待續…)

註：
（1）https://app4.rthk.hk/special/hkhistory2019/episodes.php?mid=3
(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7%92%B0%E4%B9%9D%E7%B4%84
(3）http://www.stc.edu.hk/2005/subjects/rs/2000/Stories/stc_yc/answer1.asp?i...
(4) https://www.e-print.com.hk/blog/%E5%8D%B0%E5%88%B7%E7%9F%A5%E8%AD%98-%E3...

(5）https://wknews.org/node/322
(6)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70_tc.jsp?productCode=B1060001

=================================

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
插圖：牛一
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1970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

山寨廠和流水線：兩種生活模式

二戰後世界經濟復甦，歐美國家對消費品的需求急速上升，香港開始發展輕工業。因此，山寨廠除了像阿娜父親經營的印刷外，更多是輕工業消費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有內需也有出口，香港的輕工業就以電子和塑膠業聞名。而對於山寨廠的社群生活和工作模式，阿娜第一次有真切感覺的，是當她小學時期，母親在上環一家遮廠打工時。母親的老闆沒有特別規管員工，亦容許員工在工作期間照顧子女，因此阿娜及妹妹放學後會到工廠做功課、躲在雨傘的紙盒裡睡覺。試過一次媽媽下班後找不到阿娜，幾乎把整個工廠找遍都看不到她的蹤影，原來她跑去了老闆房間的床下底睡覺。這是現今工作環境下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可見當時的山寨廠的人事管理概念，是不會完全強制員工跟隨老闆的規矩，而且有相當大的彈性和人情味。也不只阿娜和妹妹，她當時見到遮廠裏有不少女工都會帶子女上班，組長很有人情味，當時的工廠彷彿就是托兒所，比現時的職場更家庭友善。

1986年辭去時裝店工作後，阿娜的鄰居介紹她到西營盤的自家工廠生產錶帶，這是她唯一在山寨廠的工作經驗。

阿娜覺得該廠要求頗高。她當時的月薪只有$800左右，原因是沒有相關經驗，製作錶帶的工序繁複，是一項專門技術，要懂得剪皮、駁皮，又要用機器壓、膠水粘……阿娜只得慢慢學，她還記得不喜歡工廠的臭真皮味，不過因老闆對她不錯而留下。

阿娜提起錶帶廠時，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與同事、老闆的關係。錶帶工廠是自家工廠，規模很小，只有5-6名員工，而且大多是隔離鄰舍或朋友，老闆和員工關係很親近。工廠平時會包午飯，老闆是潮州人，經常會煮潮州菜分享給員工。雖然老闆沒明確說會包晚飯，但她也經常會邀請員工吃晚飯，阿娜也會看當晚有什麼菜、好不好吃再決定是否吃晚飯。當時有個她認為「唔太正常」的同事，但老闆也對她不錯。工廠沒有硬性制度，什麽遲到罰錢、休息時間限制，都沒有硬繃繃的規定，自由度較大。

可惜，做了一年後，老闆的丈夫在澳洲另有生意，也可能如不少資本家一樣，對1984年的中英談判沒有信心，因此成為了移民潮的其中一員，阿娜也就失去了這份生活與工作合一的工作。

之後，阿娜在黃竹坑的維他大廈裝嵌家用電話的零件。黃竹坑自1960年代開發，政府興建廉租屋黃竹坑邨，內灣被填平發展工業大廈，遂成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輕工業區（註7）。雖然阿娜不記得公司名稱及規模，「但能在維他大廈租廠，應該是大財團吧」。阿娜形容工廠裏有流水線的運輸帶，她負責為電話零件燒焊，一直重覆做同一個工序，沒有什麽技術要求，只是手板眼見功夫。

電話工廠的經驗真是完全不同，雖然月薪較錶帶工廠高，但工時更長，且大工廠的規矩明顯嚴格很多，朝九晚五，吃飯時間都有限制，員工和老闆關係明顯疏遠很多，惟同時也有財力為員工提供車費津貼等福利。

阿娜怕悶，極厭倦重覆性工序，後來再沒有找工廠、手工業或電子工業工作。不過，即使想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因為八十年代香港工業已開始北移。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設立近乎無勞工保障的「經濟特區」，工人多、薪水低、地方大且物價平，大量外資和港資工廠都大規模北移，丟棄香港服務他們多年的勞動力，導致香港工業在九十年代走下坡。據統計，1985年香港約有超過47000間工廠，而在1995年，香港的工廠已減少至30000間左右（註8）。當時製造業萎縮，服務業逐漸興起，失業工人大量投向服務業。有趣的是，訪問者印象中與阿娜年齡相近的女工大多做過車衣，她聽後反問「點解係車衣？」她的同學大多是做快餐店收銀員，亦不認為車衣女工在她的年代很普遍。或許，「工業就是車衣女工」這種大眾普及文化所留下的社會記憶，始終與不同人的生活經驗有出入。不過，經過兩次的工廠打工經歷，阿娜肯定了自己不適合、也不會再涉足任何工業工作。

轉型：進入金融業、服務業

1989年，北京民運揭開了冷戰格局改變的序幕。1992年，東歐局勢劇變，各國的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蘇聯解體倒台，冷戰因此結束。以美國為首、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香港遂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阿娜當時的男朋友的朋友做金融業，公司剛好想請經紀，阿娜又想嘗試新事物，便成為了在中環上班的金融經紀。今天而言，要進入金融業，要先報考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資格考試，通過後再向證監會申請相關牌照才可執業，大學學歷是必不可少，但在九十年代初，就沒有這種要求。

阿娜當時要畫公司的股價圖，上手後就要開始對著厚重的電話簿打cold call找客人，但比起其他年資長的前輩有上百個客，阿娜沒有人脈，除了一個靠打電話找到的熟客，其餘都是同事轉介的。雖然當時不用追生意額，但如果3個月内沒有生意便會被辭退，身邊的同事流動性都很高。阿娜找不到客人，多少有點壓力，加上每天畫圖打電話也頗為無聊，雖然賺到的錢比之前的工作要多好多，但她還是決定不做了。這算是她賺得最多錢的時期，熟客會推薦股票讓她買，時不時能賺到兩三千，但始終炒股的門檻高，最低消費要$5000，阿娜也沒有資本靠此發達。

在阿娜做經紀的同時，她想學個技能旁身。剛好姐姐是美容顧問，加上「女孩子貪靚」，就推薦她學美容。而經紀的工時固定，朝九晚五，所以她工餘自修並考了美容牌。

做了至少5份工後，阿娜也不過是23歲，她和今天的年輕人一樣，又趁空檔去旅行，這次是搭飛機去菲律賓，回港後休息一年，沒有工作。休息過後，1994年，是阿娜認為工作最快樂的時光。她開始在尖東的桑拿做收銀員，為方便工作，她和朋友搬到紅磡合租。當時樓價租金都不如今天的瘋狂，且仍有租金和租住權保障，故青年人即使學歷不高，如果肯打工的話，搬離原生家庭，數人合租一個單位（而不是今天的劏房），也頗為普遍。可見九十年代，對中產未到，又非草根的階層而言，生活的壓力之低遠非今日可比。

尖東一帶是有錢人的聚集地，阿娜指不少商人會在這一帶的酒樓邊用餐邊談生意，娛樂場所亦應運而生，附近有很多夜總會、桑拿、卡拉ok等。夜總會通常有色情成分，而阿娜做的桑拿只招呼男賓，但她強調桑拿是按摩放鬆的地方，是正經地方，不少明星如譚詠麟、曾志偉等都曾光顧。客人中也有很多「太空人」，即是「太太位置空了的人」，當年是指太太被安排去了坐移民監（如加拿大，美國之類），而丈夫就留在香港「搵真銀」的人。老婆和子女不在身邊，這些「太空人」便無聊得每天流連桑拿K房打發時間。老闆們非常闊綽，在維他奶只賣3毫子的年代，豪客可以給每人$500小費，又經常會帶他們吃宵夜、唱k，阿娜連當時全港最貴的日本餐廳水車屋都吃過，一份刺身船都叫價$2000。

阿娜做的桑拿是「大場」，樓面的男女比例一半半，大多是年輕人，但按摩師才是吸客來源。大場會有50個以上按摩師，他們通常是兼職，有熟客點名才會上班。由於桑拿實行輪牌制度，即生客會按當日上班次序分配，按摩師變相要等生意，所以已有熟客的按摩師平時大多於自己的店舖工作，不會在「大場」白等。

九十年代香港工業衰退，工廠北移，生意人沒有這麽多生意好傾，同時正值移民潮，阿娜印象中都有客人說過「覺得香港玩完」，有不少人移民，雖然有「太空人」的存在，但娛樂場所也在逐漸減少。但對於年輕的阿娜而言，與許多香港人一樣，政治根本與她無關，工作和玩樂已佔據了她的生活。

1996年，阿娜之前考的美容證書派上了用場，曾在舒適堡工作的姐姐邀請她一起開樓上美容院，更聘請了一名員工。美容院的主要顧客是有錢太太，每次療程收$300-500，但她們並不是太賺到錢，一來是租金高昂，加上專門訂購法國出產的護膚品成本頗高。忙了一年多都沒有什麽成績，阿娜覺得浪費時間，又轉了工作。當了一年多老闆的阿娜認為，自己開舖與打工十分不同，做老闆壓力大、很辛苦，要兼顧不同事務，做員工做好份內事已經足夠。

註：
(7)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7%AB%B9%E5%9D%91

(8)https://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sec/library/989c01.pdf

=================================

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