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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奴」工:廿一世紀初的香港故事》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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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2010年初,香港一班左翼人士決定成立一個叫「左翼21」的組織。當時正好是反高鐵運動落幕之後,香港社會輿論正就香港年青人的「激進化」爭論。我無意在這裏就當年的爭論做一次完整的回顧。但那時的其中一個說法,是將所謂「八十後」(大概指八十年代所出生的人)活躍於社會運動歸因於香港的向上流動機會不足。另外,也有人提出「後物質主義」才是「八十後」社運青年冒起的主因,而且批評「向上流動」論這種經濟解釋不妥。

左翼當然不反對、也不輕視文化價值。但經濟結構還是左翼分析的核心。所以在這一場爭論中,左翼的身位有些尷尬。因為平等、團結、民主本應就是支撐左翼運動的價值。而我們批判資本主義的主因之一,就是這套體制與這些價值背道而馳。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正是資本主義愈走極端的惡果。但我們追求的,又不是純粹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如果只追求向上流動,其實也是在認同一套將人分為贏家和輸家的制度。而且就算向上流動的機會回升,也不代表社會上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會大幅減少。在這個背景下,我覺得如何在介入青年激進化的討論時,讓人注意到香港經濟結構對青年的壓迫,是有必要的事。

但要令更多人關心這個角度,也不容易。二零一二年,我讀了由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和張烽益所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出版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該書在2011年出版,內容重點是台灣年輕人的經濟困局。《崩世代》一書似乎在台灣引起了一些討論。於是我就覺得出版一本香港版《崩世代》也應有意義。事實上,就算撇開香港令人難以樂觀的政治環境不談,單是看失業率,就可知道香港青年勞工近年過得並不容易。

先談表1顯示的失業率。一九九八年,香港受到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整;下同)由一九九七年的2.2%升至一九九八年的4.7%。二零零三年的SARS疫症只令情況雪上加霜,失業率一度飆升至7.9%。要到二零零七年,香港的失業率才跌回比一九九八年低的水平。但很快世界金融危機又令失業率於二零零九年回升至5.3%。及至二零一一年,香港的失業率才回落到4%以下,一直到二零一九年。而在這二十年間,無論整體的失業率是高還是低,年青人失業率都是明顯高於全港失業率。

收入方面,從表2可見到,15至19歲的男女的入息中位數不但一直都遠低於全港(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下同)水平,而且這個年齡層在二零一八年的入息中位數比起二零零一年的數字更低。這現象很可能與近十多二十年香港的大專學位大增有關。隨著大量中學離校生進入各樣的大專院校,現時15至19歲、有就業收入的男女,當中必然包括了大量做兼職的大專生。至於20至29歲的男女,他們的收入當然不會像15至19歲的組群那麼低。二零零一年時,20至29歲的群組,無論男女,其每月入息中位數均為一萬元正。這金額為全港數值的90.1%。到二零一八年,20至29歲男女的每月入息中位數雖然分別升至$15,500和$15,000,但卻「跑輸大市」:男的數字為全港數字的86.11%;女的數字為83.33%。

要解釋青年失業率偏高和工資增長低於平均值,實非易事。但社會起碼應該要知道這些青年勞工的經歷是怎樣的。

二零一三年左右,左翼21會內有人提出要培育出一些具左翼視野的寫作能手。於是當年左翼21就搞了一個青年工人訪談計劃。參與計劃的朋友在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訪問了十多位青年勞工。這些青年勞工中,沒有一個是經會考和高考升讀大學。而且他們在被訪時也不是從事主流社會認為的「好工」。這是刻意的安排。因為青年之間也顯然有階級差別。訪談計劃想集中記錄的,就是那些非「順風順水」的故事。而且不少香港市民都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前,進入工廠打工是不少學歷不高年輕人的主要工作經驗。但當香港過去三十年經歷了極快的去工業化,服務業成為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後,學歷欠佳的年輕人又如在職場打滾?如不去嘗試探索他們的經驗,我們又如何提出適當的政策和對策以改善他們的處境、減少他們面對的壓迫?

本來我是希望能以這些訪問為基礎來出版香港版的《崩世代》。但整個出版計劃因為種種原因(我負的責任最大)而拖延到二零二零年才能完成。而這本書也無法如《崩世代》一書般,為香港青年人面對的各種經濟壓迫做一次完整的整理。但我仍然希望,訪問的內容和最後一章的總結對關心青年勞工的人會有點啟發。

這本書絕大多數的訪問都是在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爆發前所做的。本書卻要到二零二零年始能出版。或者你覺得內容已不合時宜。不過,香港的政治環境在過去幾年無疑有急速變化,但經濟結構卻似乎沒有明顯轉變。

這本書也有部分訪問不是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訪談計劃的一部分。零售業篇中Hinson的訪問,是二零一九年才做的。另外,這本書也刊載了一篇二零一六年原刊於左翼21刊物《左岸》的文章。該篇文章的主角是兩位年青而積極的工會理事。二零一七年,《中大學生報》曾刊出過一系列有關實習的文章。經《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同意後,本書亦刊出其中兩篇文章。

為了本書到二零二零年始出版,我必需要致歉。我當然要感謝各被訪者和訪問者。由當年的青年工人訪談計劃到今天這本書的完稿,我亦要向以下人士致謝:溫柏堅、劉家樂、何宇霆、李維怡、黃永志、梁淑美、謝馥盈、李劍明、江貴生、譚健宗、連福、王曉君。

以上名單應該是有遺漏的。讓我向被我遺忘的人致歉!
最後,感謝社會發展中心撥款支持是次出版計劃,亦感激獨立媒體(香港)承擔出版之責!

李峻嶸
二零二零年初夏

《青年「奴」工:廿一世紀初的香港故事》
編輯:李峻嶸
設計:周鈺婷
校對:何嘉茵
攝影:陳世浩
出版:左翼21
2020年9月初版1刷
國際書號:978-988-74997-0-1
定價:100元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編者序
零售業篇
零售業可長做嗎?阿安談零售業 (訪問、撰文:楊家賢)
在零售業內遇上十字路口的阿國 (訪問、撰文:楊家賢)
追求自主的Hinson (訪問、撰文:徐曉嵐)
建造業篇
從阿漢阿業看建造業的「學徒」制 (訪問、撰文:馮志強)
金仔:地盤雜工的怨言 (訪問、撰文:馮志強)
社福界篇
Ivan和A:社福界的理想與現實 (訪問、撰文:鄺翠儀)
酒店業及飲食業(和其他)篇
阿明和阿勤:走進酒店業(訪問、撰文:馮婉雯)
Sylvia:酒店業內的困局(訪問、撰文:馮婉雯)
P小姐:酒店內的廚房生涯(訪問、撰文:陳穎欣)
H先生:飲食業的長散工 (訪問、撰文:陳穎欣)
M小姐:在連鎖咖啡店當前線的大學畢業生(訪問、撰文:陳穎欣)
J先生:追尋工作意義 (訪問、撰文:陳穎欣)
Alex的步兵生涯(訪問、撰文:黎恒珠)
大專生實習篇
實習生與老闆的博弈—勞而不應求獲?(撰文:K)
Shit! This is internshit! (撰文:梁家豪)
年青人組工會:佔領運動後、反修例運動前(訪問、撰文:李峻嶸)
跋:紙上談兵


照顧者系列之 SEN家長的高山低谷(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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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協力:影行者

照顧者系列特輯由第十一屆草根行動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製作,
分別訪問了一位熱心照顧區內其他有需要長者的長者照顧者,
及訪問了其中一女兒有SEN(特殊教育需要)的在職媽媽照顧者。

是次參與製作的其中一位草根行動媒體學員本身也正正是一名照顧者,
於是其就讀初中的兒子亦加入了這個系列的製作。

這集受訪的在職媽媽除分享她如何兼顧照顧與工作外,亦會分享發現女兒有SEN(特殊教育需要)時的苦惱。

去片:https://youtu.be/Z3ea3qKwM5E

鳴謝: 受訪媽媽

音樂演奏(kalimba姆指琴):臻臻
訪問:玫瑰、小江、善怡
繪圖:玫瑰、臻臻、小江、善怡
共同創作:玫瑰、臻臻、小江、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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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相關資料:

協康會回應2019年施政報告:
未解特殊幼兒評估服務輪候問題;服務場地及人手極需改善
https://www.heephong.org/whatsnews/media-release/detail/response-to-poli...

立法會十八題: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2020年2月26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495.htm

上集:照顧者系列之 愛·延·續: https://youtu.be/PY2V2NOMY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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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行動.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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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泰裁員傳聞之工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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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公佈不會申請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後直至近日,再傳出國泰及港龍將向機師、國泰城、機艙服務員等逾千名員工派發「大信封」,使員工人心惶惶。我們再次呼籲國泰及港龍積極考慮以其他可行方案代替裁員行動,裁員絕不應是首選方案。

勞聯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下稱:空運工會)認為,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作為龍頭企業,倘帶頭大規模裁員恐成為其他公司仿傚對象,對社會亦影響深遠和廣泛,期望國泰及港龍作出任何行動時,務必將對員工的影響和衝擊減至最低,包括可先行推出自願性離職計劃,同時給予優於法例或合約的補償。

另外,勞聯及空運工會要求政府盡力協助本地航空公司開拓及恢復航班路線,令航空業營運商及其員工渡過疫境難關,從而減少職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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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設勞工小組 印勞法小冊子、辦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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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新一屆區議會有不少過往較少見的工作小組,在屯門區議會,今屆設立了勞工法例及政策工作小組,32名議員中有5人加入,成員之一、工黨屯門區議員林明恩表示,希望能宣傳勞工法例,實質幫助「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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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本港失業率持續上升,屯門區議會勞工法例及政策工作小組昨日(10月5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工作小組主席為梁灝文,參與議員包括張錦雄、工黨林明恩、民主黨黃麗嫦及民協周啟廉。

屯門區議員林明恩表示,小組期望能實質幫助「打工仔」,令居民被解僱或受到工傷時,能認識勞工法例以保障自己。張錦雄則指不少市民對勞工法例缺乏認識,不清楚無薪假及颱風假等安排,期望透過印刷淺白易明的宣傳品,讓居民認識勞工法例,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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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亦預計於區內舉辦兩場大型招聘會,同時開設講座教授面試錦囊及技巧為畢業生提供職涯規劃等支援。

挺身抗議同工不同酬 天晴邨清潔工:只想拎返自己應有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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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政府於2019年4月1日起推出新的外判評分制度,增加工資所佔比例,以改善工人被剝削的情況。惟天水圍天晴邨清潔工的合約訂於新制推行前,令他們的月薪與其他屋邨的清潔工出現差距。天晴邨清潔工不滿同工不同酬,早前向房屋署遞交請願信,又發起聯署行動,以示抗議。

50多歲的清潔工容姐和詩姐,自2008年開邨便在天晴邨工作,一直辛勤盡責,今次毋懼秋後算賬,堅持出來發聲,只是想爭取應有的權益。她們批評外判商雅居漠視工友苦況,又斥房屋署推卸責任,要求盡快落實劃一工資和提供補貼,以及改善防疫裝備。元朗區議員郭文浩指,工人和工會將會於本月約見房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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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工作量大增 「一磚一瓦我哋都要洗」

清潔工們昨日於天晴邨擺街站,收集街坊聯署及派發單張。不少街坊停下聆聽她們的現況,也願意簽署支持爭取同工同酬。

容姐是邨內60多名工友的「大家姐」,「每日要安排人手同工作,基本上咩都做,唔夠人就自己上。清潔唔係咁簡單,有好多繁複嘅嘢,例如垃圾機會壞,就要叫師傳去整。」詩姐則表示,每天早上6時半開工,下午休息幾個小時,晚上再開工,每日工作8小時。

在疫情下她們的工作量大增,容姐大嘆辛苦:「做到冇停,疫情之前一個月洗兩次樓,而家一個月四次,上個月晴雲(樓)就因為(有)確診洗咗四次,啱啱洗完都係要重新洗。」詩姐也指疫情期間的垃圾量多了一倍,「天晴邨一梯24伙,比其他邨多三倍人,平時一晚倒15桶(垃圾),而家最誇張有30桶。倒樓唔夠時間做,有啲工友自己下午返嚟做咗先。」除了洗樓和倒樓,整個屋邨範圍也要清潔,例如抹窗、升降機和遊樂場、打蠟等。「每一塊瓦每一塊磚頭,都係要我哋做。」容姐也會親身上陣做「dirty team」,清洗確診單位或有死者的單位,「驚啲細嘅唔敢去,都係自己去。」郭文浩也表示衞生署沒有調配人手處理,全都要工友自己做。

詩姐(左),容姐(右)
(左起)詩姐、元朗區議員郭文浩、容姐

工作量增加,也導致她們身體上出現勞損。詩姐指因步行太多而令大腿抽筋,而屋邨垃圾桶都比較高,令工友倒得很吃力,有時垃圾桶太滿就要彎腰撿起地上的垃圾,日積月累令全身痠痛不已。她笑言:「我哋阿姐買膠布比任何人都叻,膊頭貼兩張,膝頭又兩張,腰貼一張,五、六張一日,咁就冇咗五、六十蚊。」每逢大時大節時,垃圾也特別多,比平常要用多4小時倒垃圾,凌晨2時才能收工,容姐指有工友「執到坐喺後樓梯喊,喊完再做過」。她也表示有時要出動家人幫忙才能完成工作。

裝備不足仍緊守崗位 冀獲保護物資及勞損津貼

她們表示,疫情剛開始時並沒有任何裝備,只得每日一個口罩,詩姐說:「上次去房署嘈完先有4個口罩,其他邨都係得1至2個。其實口罩我哋都買得起,但係係一種關心囉,睇到對員工嘅態度係點,員工應該係公司資產嘛。」容姐也指防護衣太厚太焗,「未做都焗死,有啲人咪寧願唔著。」她們都希望可以有輕便透氣的保護衣。郭文浩指,這體現到房屋署無任何機制去補貼工友,「物資支援同勞損津貼係最基本保障,口罩呢啲應該唔使拗都有㗎嘛。」

即使裝備不足,她們依然緊守崗位,全因「責任」二字。容姐回想:「初時好驚,個個話有菌,冇人做,唔想傳染家人。」詩姐認為自己對工作有份執著,「係責任,拎咗份人工,就要比人做得更好,做好啲人哋就唔會染到病,咁自己都唔會染到。我唔做邊個嚟做呀?都係第二個上,人哋家人都會擔心。我做咗咁耐,知道點保護自己,如果新人咩都唔知仲易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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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差距達3000元 「佛都有火」

然而,辛勤工作卻遭不公平對待,容姐和詩姐都很憤慨。詩姐指她們的合約由2019年4月1日至2022年,月薪為10,197元,同屬外判商雅居的天耀邨清潔工,在新制下月薪比她們多約3,000元。她們原以為外判商會調整,怎料只是根據房署機制加了270元,加完才僅僅過萬,外判商漠然推說是「合約問題」,叫他們找房屋署。詩姐感到不解又憤怒:「點解對啲員工咁樣?咁冇良知,佢哋賺十幾萬,幾千蚊對佢哋嚟講只係百分之幾,濕濕碎,對我哋嚟講個比例係三、四成,一年就少咗4萬。我哋冇要求多過人哋,係而家相差太遠。」她們質疑外判商「食水深」,大罵「佛都有火」。詩姐又批評房屋署推卸責任,完全不顧慮清潔工的苦況。

街坊情誼非金錢可衡量

在人情如紙薄的商業社會,工友們卻建立起深厚的情誼。詩姐指,外判公司經理曾對她說「呢度少錢咪轉去第二度囉」,但由開邨至今12年,工友之間以及和邨內街坊的關係,非金錢可以衡量。「我離鄉背井,同兄弟姐妹都冇咁親,我哋仲好過姐妹情,十幾年嚟日日見面傾偈,得閒又會幫手照顧小朋友,呢啲唔係錢嘅問題。」容姐也指曾想過走,「但係有班好姐妹,都係唔捨得。」

工友堅持發聲 要求房署劃一工資

她們都表示很想爭取到新舊約劃一工資,詩姐說:「我哋要求好低微,好多工友都自力更生,唔想拎綜援,唔想小朋友被標籤。而家物價、通脹咁高,出嚟幫補家計,政府應該鼓勵呢班人,政府負擔輕咗,我哋仔女又會開心,覺得媽咪好叻賺到錢,我哋只係想拎返自己應有嘅嘢。」

她們指,街坊經過工友街站,都會送上鼓勵,也會為她們感到忿忿不平。協助組織行動的郭文浩表示,希望有更多街坊關注和支持,也希望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他期望在10月內聯同工會和工友,以及區內其他屋邨面對同樣情況的工友,一起約見房屋署,要求他們回應工友的訴求。他也指有工友擔心被秋後算賬,但認為「工友只係講真相,而且佢哋企出嚟係幫埋其他舊約工人發聲,我哋都會齊上齊落,一齊開會一齊行動。」

【聯署信】新型肺炎下的應對:要求勞工處增加透明度,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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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署連結

新型肺炎在本港肆虐,市民生活大受影響,打工仔女面對的風險尤其高,我們一眾團體十分關注疫情下的勞工權益,因此聯署向勞工處提出建議,要求處方保障工人,特別是因工感染新型肺炎的工人之工傷補償權利。

據悉,截至8月底,僅124宗僱員或僱主向勞工處作出工傷呈報,人數偏低,相信有大量個案並未呈報。據工會了解,很多工人、僱主都未必清楚應如何處理懷疑因工染病的個案,即使僱主想負責,亦不清楚應如何呈報。因此,我們希望勞工處可以仿效其他國家,增加透明度,令僱傭雙方有據可依,更容易呈報工傷個案,及時處理個案,保障雙方權益。

我們一眾團體在此向勞工處提出以下三項要求:
1.定時公佈正在跟進的懷疑工傷個案數字,與及案件進度;
2.公開懷疑因工感染個案的行業分佈;
3.向公眾披露,處方是根據什麼準則來跟進個案;

關於第3點,我們參考其他國家的規定,結合本港實際情況,建議勞工處採用以下準則跟進個案及判斷工傷:

「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的,即為身處於較大機會感染的環境中工作:1.因為工作須接觸確診者;2.因為工作須接觸大量人群;3.同事之間有一個或多人感染;4.因為工作而要前往疫情嚴重的地區。滿足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的個案,應該被列為懷疑工傷個案作出調查。

在這些個案中,如果未能找出確切的感染途徑,亦沒有其他因素可能引致感染,例如是曾經到高確診率的地區外遊、居住地方有大量社區感染、身邊有家人或其他密切接觸者先發病等,則應該判定為工傷。

如果有其他因素可能引致感染,亦應比較其他因素的影響是否明顯大於工作環境的影響,作出具體的調查後才判斷是否工傷。」

以上就是我們一眾團體對勞工處的要求。目前,多個國家已經就著新型肺炎作出應對,例如是日本已公佈跟進情況及準則、台灣亦明文對特定行業作出保障、馬來西亞亦將新型肺炎納入職業病,本港勞工處實在不應落後於國際形勢,我們強烈要求勞工處盡快行動,作出回應。

其他國家跟進新型肺炎之手法:
香港勞工處嚴重落後 透明度遠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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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場策劃公司攞完保就業即炒人 勞工組上門成功追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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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政府早前推出兩輪保就業計劃,「創領餐飲業巿場策劃有限公司」在領取補貼後炒人,更拖欠一名員工的代通知金和10日有薪假期,共42,738元。勞工組今日下午和遭解僱的事主到公司抗議,要求老闆彭晉彥賠償,最後成功追回拖欠的款項。

勞工組和事主 Maybo 上門後,公司報警處理,警員到場後,稱不是要處理勞資糾紛,只處理「有人找麻煩」,「你哋唔好多事啦,事主都搵咗勞工處,你哋嘈到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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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原任職「銷售經理」的 Maybo,在去年5月23月入職,職位為「市場策劃主任」,負責替公司的客戶作網上推廣。她在入職後三個月,即8月5日後便升為「銷售助理經理」,今年2月再升為「銷售經理」。她在今年6月14日,收到上司陳先生的 WhatsApp 通知,凌晨被召到其居住屋苑樓下宣布解僱,理由為「工作表現不服從及不尊重上司」,並表示不會賠償代通知金。她在一星期後到勞工處申訴,僱主及後透過勞審主任表示,只會賠償約兩萬元。

遭解僱後患抑鬱症及焦慮症

在遭到解僱後,Maybo 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並向精神科醫生求診,並有失眠和自殘傾向。此外,她早前替公司申請了兩期「保就業計劃」,公司共取得近100萬元補貼,透露公司在領取「保就業」期間至少解僱四人,她同時要求公司對其前同事,即一名孕婦作賠償。她批評「根本保唔到就業,好大漏洞,我又檢舉無路,啲錢根本落唔到員工手。」

Maybo 有長期病患,患有先天性甲狀腺萎縮,需要定期食藥和覆診,她已在早一個月前通知公司需要入院做手術,「我做手術前仲做緊嘢,做完手術後仲同客傾緊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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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要求做完手術即日上班

在去年8月21日,Maybo 入院做手術,公司要求在其手術完成後當日繼續上班,「我出院流緊鼻血,第二日都要繼續返工。」

在三日後,Maybo 因為發燒,被迫再次請病假,僱主更在公司的WhatsApp 群組指「有責任係身,病都要番,請假同番工你簡請假 代表公司係都唔係甘重要 你著緊 嘔住血都要返」和「唔好L比我再見到請假有你個名」。

Maybo 表示,在入職一年多期間,從未收過公司的警告信,反而獲得老闆的表揚。她提到,工作量越來越多,如要監管公司帳目、內部資料、公司公關及宣傳、網站設計和招聘工作等。她慨嘆,任職期間常常要加班,並要開會至凌晨。

公司員工共有11日有薪假期,包括10日年假和1日生日假期。Maybo 苦笑說,入職一年多來,「無放過一日有薪大假生日假,但無嘅,自己揀嘅。」

Maybo 又提到,在去年11月14日至16日,公司曾宣布「全員停工,直至另行通知」。她解釋,由於公司負責邀請博客前往餐廳試食,在反送中運動下無法前往試食,遂喚員工先暫停工作,更扣起員工三日的有薪假期。

勞工組成員和 Maybo上門追討,到達公司位於屯門德榮工業大廈的辦公室,老闆彭晉彥的弟弟表示已通知勞工處,將會作調停和商討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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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彭晉彥的弟弟(左)表示已通知勞工處,將會作調停和商討賠償金額。

勞工組批濫用即時解僱

勞工組成員譚亮英批評,公司濫用即時解僱,逃避支付代通知金。他重申,除非員工犯下嚴重即不可彌補的過失,才可作即時解僱,「而且事前無任何警告,有咩過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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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成員 譚亮英

警員登記身分證 斥「你叫咪嘈到隔離呀」

公司最後報警處理,六名軍裝和一名便裝警員接報後到場,先截查記者和勞工組成員身份,並向 Maybo 了解和作登記,「你總之就喺度等,你叫咪嘈到隔離呀,唔好又叫又舉牌,唔好騷擾到人啦。」警員又要求在場人士出示身分證,並作登記。

在警員到場後,公司立刻關上大門,最後即時出票,但陳先生拒絕理會 Maybo 的要求,即處理其前同事的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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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o 前上司陳先生拒應 Maybo 要求賠償其他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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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投訴無獲發水鞋遭報復性解僱 工會轟食環署坐視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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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兩名廁所清潔工向食環署投訴,外判公司耀發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沒有向工人派發水鞋,公司更要求他們簽署已領取水鞋的簽收紙。二人事後遭外判公司作報復性解僱,職工盟屬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批評,食環署不但坐視不理,更將工人投訴的內容公開,令二人遭外判公司解僱。

58歲的李國添是今次事件的苦主之一,他原為日更的「廁所事務員」,他先後在深水埗和油麻地做了七年清潔工。今次是他首次在簽署領取後沒有獲發水鞋,李國添遂自行花了50元購買水鞋,「投訴就預咗會炒我。」管工陳炳南及後斥李國添的工作欠佳,並辭退了他,又喚其上班至8月4日便不用上班。

79歲的黃汝權為另一名苦主,他在旺角和油麻地先後做了20年的清潔工,他對記者說,「我做咗20年未收過警告信。」

管工喚工人講大話敷衍食環

事緣食環署職員在6月巡查油麻地街市街公廁時,黃汝權向對方反映,二人沒有獲發水鞋。管工陳炳南後來喚工人要對署方回答「有」,並要求他們簽收,更稱「你哋都著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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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汝權當時穿上前外判公司所派的水鞋,「我心諗,你咪即係呃食環錢。」陳炳南及後買了兩對水鞋,並呼喝二人「著啦」,又促他們在印有上款為「耀發環境服務有限公司」的文件上簽收。

一晚收三封警告信兼遭解僱

李國添其後在8月4日離職,黃汝權則在8月6日起被調至夜更。但在工作了僅三天,便有管工斥黃汝權沒戴好口罩,對其發出警告信,他在簽名後,管工再斥其沒有戴上手套,再派出第二封警告信。管工再作狙擊,指公廁內的6個洗手盆中,其中一個盆內有兩條頭髮,黃汝權最後在一夜間收到共三封警告信。

陳炳南當晚更通知黃汝權已被解僱,並指其最後上班日期為8月12日。但黃汝權拒絕簽署,「我到今日都唔簽,我都無錯,點解要簽!」

在翌日,陳炳南更指責黃汝權在用膳後遲到,要求其再簽署解僱信,「佢捉實拳頭,凶神惡煞,仲有四個紋身管工想郁我。」陳炳南在8月11日再次警告黃汝權,明天便不用上班,「公司叫你唔洗返就唔洗返。」

黃汝權批評,「真係屈得好離譜,所以我唔搵工至,我點都要攞返公道。」二人接受獨媒訪問,均表示在失業後,加上疫情,生計均大受影響。

工會:屬不合理和不合法解僱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在9月28日去信食環署投訴,食環署在9月29日回覆稱,已展開調查,及後又表示將轉介至勞工署。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對獨媒指,耀發的做法屬不合理和不合法解僱,斥公司有欺詐成份。他稱,常常有聽聞工人在簽名領取水鞋或裝備後,卻不獲發裝備;質疑公司存心詐騙,認為要拘捕控告和作刑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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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 杜振豪

工會幹事轟食環欲小事化無

杜振豪斥道,食環署沒有將投訴的內容保密,更「隻眼開隻開閉」,在工人投訴後卻依然「唔做嘢」,不但沒有即時處理問題,更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點解可以簽咗文件但唔俾鞋?」他炮轟食環署沒有作出即時調查,直接令兩名工人遭外判公司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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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草民烈傳|二】小小騰雞抗爭者英姐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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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把街坊全部驅逐後,便開始謀劃和發展商建豪宅。英姐為留住熟客,便忍住肉痛拎一筆錢出來租個舖位,名[英記小食],主要做小食,有時也兼賣菜。店就開正在以前自己檔口旁邊,換言之,她就成了重建地盤的「周邊社群」。

英姐小食檔,當年在興華街是很多師奶和老友記心頭好,送了子女上學或買餸番屋企,倦了經過可以買點小食,有時還買到新鮮蔬菜,又可以同英姐吹兩句水,交流一下教仔和煮飯心得。旁邊重建地盤工友,下午茶三點三,也必定來光顧英姐。英姐會持續在店面掛橫額表示對房協不滿,又在義工協助下,把她的撚手小食全部改了抗爭性的名字,去向不同的客人介紹重建對不同街坊造成的問題。

英姐記得,有些街坊曾不同意,覺得她搞事,但在每日的溝通之後,有部份也能被她說服,了解情況後改變看法,尤其是,在重建地盤的滋擾到達一個難以忍受的點時。

英姐把她的生意變成英記小食後,她同時也變成了監察重建地盤的一個活生生的閉路電視,同時也是地盤必然的噪音和污染的第一個受害者。

在英姐與重建地盤之間有條巷,這條巷是公家的,但重建地盤經常會過界,並在她旁邊燒焊。曾有數次,工人燒焊的火屎把她的菜燒燶了不能賣。不過,別以為這樣她就與地盤工友交惡。實質上,她每天賣三點三給工友,也聽到他們談到好多地盤辛酸。更曾有一次,她親眼見到有工友血淋淋地出來,知道是工傷,但判頭不上報工傷,只叫的士把工友送院。無他,因為一工傷,就有人來巡查,一巡查,整個地盤就要停工。為了趕進度,公司不會報工傷,這個工友啞仔吃黃蓮,英姐也不懂,只覺得好陰公。辛苦人心疼辛苦人,大概是這樣吧。

就此,她除了繼續不斷對房協進行煩擾行動之外,更要經常投訴地盤和監察地盤對周邊社群造成的滋擾有無違法之處。一間普通的小食店,除了做餅做粽做糕點,還要做重建監察中心和另類社區重建教育中心,實在是忙不勝忙。

間中,英姐也會搞些小活動,呼朋喚友高呼「未解決」,又成天寫信打電話給房協的職員煩到他們頭暈暈。如此這般,搞了個十年,終於,煩到房協把她本身應得的補償還給她。

之後,英姐繼續參與關注各區重建和社區發展的基層團體,去將抗爭知識傳遞給其他人。可惜,近年因為要幫女兒湊孫,搬了去好遠,路途遙遠年紀又大,已經無法常常出來開會或行動。不過,如果有不用真身出現的工作,她還是能積極參與的。

深水埗草民烈傳|一
小小騰雞抗爭者英姐之一:shorturl.at/ayAL0

元朗山水盈拖糧過百萬 工人示威、一度攔紅Van:還咗錢先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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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13名元朗新樓盤「山水盈」油漆工人,遭拖欠至少過百萬元。他們今早8時半到「山水盈」地盤抗議,高呼「山水盈、閂水喉」。期間總承建商「Buildking」的保安到場要求工人離開,又稱會報警處理。工人組封鎖線,阻止紅Van進入樓盤,「還咗錢先入得!」經商討後,工人決定留守至獲發工資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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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志噴漆由5月拖糧至今 有工人被拖逾十萬元

十多位油漆工人自5月起受僱於運志(噴漆)工程有限公司,於元朗山水盈新樓盤工作。惟運志由5月拖糧至今,有部份工人更被拖欠逾十萬元。

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幹事王宇來稱,得悉總承建商「Buildking」與運志發生合約糾紛,疑因而不斷拖糧。他指,總承建商「Buildking」曾到訪勞工處,勞工處亦向其解釋作為總承建商須代償工資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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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king職員情緒激動,稱要報警處理。

Buildking 職員情緒激動 工人攔紅Van抗議

工人於元朗「山水盈」抗議期間,多名「Buildking」安全部員工從樓盤走出,要求工人離開。當有山水盈紅色小巴駛入時,又要求工人讓路。有工人不滿,高呼「出咗糧先畀入」。

一名「Buildking」職員情緒激動,呼喝問道「你哋係咪真係工人嚟㗎?」、「再唔走就報警」。擾攘多時,「Buildking」員工徐先生到場「勸交」,指「我哋幫緊你啦」,「大家勞氣冇意思。」有工人則不滿指,「拖咗咁多個月,點唔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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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

公司互扯貓尾 工人:市道差先冇得揀

入行超過廿年,李生自03年起再未遇上欠薪事件。他認為因市道差,即使被拖糧,工人亦別無選擇,只能留下,「唔係話出面即刻搵到工。」

入行12年的張生指,運志油漆的工頭不斷拖延出糧日期,總承建商Buildking又推搪要運志先付工資,「其實兩邊都扯貓尾,我哋一直講個信字」。他與其他工人曾向勞工處求助,惟得到的回應緩慢,「好似冇咩力咁。」

總承建商「Buildking」職員安排與工人對數,又要求工人與公司到勞工處對數。工人經商討後則決定留守,直至收到工資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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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張生、李生

職工盟接400多宗僱員求助 八成涉被逼放無薪假及減工資 促設緊急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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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下,6至8月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分別達6.4%及3.8%。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在400多宗僱員求助個案中,有八成是被公司逼放無薪假及減工資的求助,惟有關數字無法顯示在失業率上。她又批評,政府設立的「保就業」計劃欠監管,不少公司先申請資助,再解僱僱員,令僱員無法得益。多個關注基層組織促政府儘快設立失業援助金及緊急生活援助金。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職工會聯盟、捍衛綜援權利大聯盟、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今早舉行聯合記者會。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大量僱員被僱主要求無止境地放「無薪假」,整個月零收入,但「無薪假」員工的數字卻無法顯示在失業率上。吳敏兒表示在職工盟收到的400多宗求助個案中,有兩成是公司裁員求助,另外八成則是被公司逼放無薪假及減工資的求助;在這八成求助個案中,很多人先被公司減薪,再被逼放無薪假,最後公司才作出解僱,全數收取「保就業」資助。

20201012 失業援助金聯合記者會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吳敏兒:「保就業」資助分配欠監管 公司可先申請後炒人

她指,政府設立的「保就業」計劃中有灰色地帶,如僱主可先為公司申請補貼,再威逼利誘員工,令他們抵受不住壓力自願離職,使公司無需支付員工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吳批評,保就業計劃的資助不是直接給予員工,而是交由公司分配,當中監察獲批申請公司的分配方法欠奉,而即使發現有公司「私吞」資助,罰則只是退還資助金額,對相關公司而言毫無阻嚇性。

旅遊業界停擺 前旅行社職員被要求自願離職感不公

旅遊業總工會代表林先生表示,疫症使業界近乎完全停運,工會收到多宗被逼放沒了期無薪假、留薪及停職等的僱員求助個案。他指,不少旅遊業員工一個月只能工作3至4天,只有數千元收入,根本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業界內不少公司已表明不會申請第二期保就業的資助,預期將有新一輪的裁員及結業潮。

20201012 失業援助金聯合記者會
旅遊業總工會代表林先生

失業前從事旅遊業、年約30多歲的柯先生稱,自己於疫症爆發期間接獲人事部通知,指公司需開源節流,希望他即時簽紙即時離職,並表示若他自願離職,會給他一封沒有負評的推薦信。柯先生稱,十分確定自己從沒在工作上犯錯,對於自己在沒過失下被單方面要求自願離職,且未給予時間足夠考慮,感到很不公平。最後他在極不情願的狀態下簽紙離職,並獲一個月的代通知;他要求人事部在推薦信寫上因疫情狀況解約,但人事部答覆指未能保證。

失業前從事飲食業、年約40多歲的明姐表示,餐廳老闆在疫症期間曾提出無理要求,如員工需「跑數」,若單日營運額不足38,800元,全體員工只能以九折出糧。此外,上司曾多次跟她明示及暗示,希望她能自願離職及「清大假」:「有好路數你要行㗎啦,請唔到你㗎啦」、「你都睇到公司咁靜,而家開始七日通知。」她稱放大假後,即被逼簽了一份合約,導致「放完大假就接住放無薪假,最後被炒。」

20201012 失業援助金聯合記者會
明姐

倡設立失業援助金 斥政府不應迴避勞工權益責任

他們要求政府儘快設立失業援助金和緊急生活援助金。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認為,短期的失業援助金可設立時限性,比如半年期限作急緊援助,金額上限為員工薪金的一半,下限為9000元,以免令公帑儲備消耗太大。他指,目前的保就業計劃是將所有責任及風險推向僱員身上,建議可以成立一個勞方、資方及政府共同承擔的失業援助基金,分擔責任並減低政府承擔的財務風險。

20201012 失業援助金聯合記者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

對於政府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並打算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應對失業人士的現況,張志偉批評做法嚴重失焦,迴避勞工權益的責任。他指15至59歲的勞動人口大多認為自己「有手有腳,可以搵食」,不願申請綜援,加上申請條例包括入息上限,容易令失業人士卻步。捍衛綜援權利大聯盟成員李芝融表示,綜援系統自九十年代始被污名化及標籤化得很嚴重性,有需要的失業人士寧願向家人、朋友,甚至財務公司借錢,都不願申請綜援。

被問到若政府繼續拒絕回應相關訴求,會有何實際行動跟進時,吳敏兒答覆指職工盟會繼續連結社會各界的持份者及公民組織,不停呼籲及爭取政府部門正視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的聲音,早日制定相關政策及失業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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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 系列4】香港「繁榮史」下的打工史#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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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行動.媒體]
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
插圖:牛一
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1970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

收銀員看世界

關閉美容院後,阿娜隨家裡搬到沙田居住,她也轉行做收銀員。阿娜形容,以前性格比較沉默,但做了收銀員後,說話也變多了,反應也變快了。回想以往不斷轉工的經歷,阿娜認為自己的性格喜歡嘗試新事物,只要對家庭經濟沒有造成負擔,一旦她感到工作沉悶,便會轉行,而天天要面對不同人的餐廳收銀員,就是她做得最長久的工種。

姐姐的朋友在銅鑼灣開了地舖餐廳,她便介紹阿娜做收銀員。除了一般的收銀工作,阿娜亦負責「夜庫」,即將每日的餐廳收入結算並存入銀行,當時餐廳每日營業額約3萬元。而「夜庫」的工作也不簡單,雖然阿娜做下午五點半的夜班,但餐廳的營業時間很長,凌晨3點放工後還要去存錢,非常辛苦。

做收銀員會面對很多不同的人,營業至凌晨的餐廳少不免有不同背景的人士。阿娜亦遇到不少有黑社會背景的人光顧,不少更是熟客。她十分記得,有一個黑社會的客人,不時與他聊天,有一天看報紙從圖片看到那個黑社會,發現他酒駕車禍身亡。三年後,餐廳的舖位被地產商以重建為由收回,她便被老闆調到尖沙咀的分店當收銀員。

2000年初,阿娜轉到位於尖沙咀新世界中心的分店工作。尖沙咀是個遊客區,附近有星光大道等景點,餐廳便與旅行社合作,為來自內地、台灣、日本、印尼、法國等地的旅客提供團餐。阿娜的工作增加不少,她指自己需要「一心多用」,工作除了收現金,亦有信用卡、處理外賣電話等。以前在銅鑼灣當收銀員時,在忙碌時會幫忙樓面工作,但來到尖沙咀的「大場」時,老闆要求她不要離開收銀台,專注自己的工作就好,因為老闆擔心有人會盯上收銀台的錢。餐廳收入增加後,阿娜亦不再需要負責「夜庫」,轉由經理或老闆處理。

談到這位餐廳老闆,阿娜慨嘆了她心目中一個「好老闆」應該是怎樣。阿娜初入去做,盡責勤懇,老闆有眼見得到,懂得用人唯才,升她職後她被邀請到不同分店訓練新人及負責「夜庫」,阿娜指工作內容輕鬆了,卻多了花紅。這個老闆,平時會設勤工獎、利是、花紅及一星期一日假期,在節日時又會讓員工短暫離開崗位觀賞煙花。雖然,老闆都是一個人,想他做到基本勞工法例要求和有少少人情味,不算好高要求,不過,比起好多連法例都不遵守的無良僱主,又或用人唯親不講道理的老闆來講,議價力較低的勞工一方能遇到這樣的老闆就算是走運了。而阿娜認為這位老闆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公道。

阿娜記得老闆的女兒十分橫蠻無禮,經常在店內因小事責罵員工。有一次大廚忍受不住向老闆投訴並表示要辭職,老闆立刻來到店內處理,在眾人面前摑了女兒一巴,並將女兒送到禮儀培訓班。阿娜認為,員工是一間公司最重要的財產,只有老闆對員工好才能留住他們,而餐廳老闆正正符合這點要求。為這位老闆工作了九年,阿娜說自己學到好多。

餐廳是服務業,少不免奉行顧客至上,而服務業總會遇到一些暴發戶或認為付錢就是大王的人,也少不免有些情緒勞動。駐尖沙咀餐廳時,她曾遇到一對內地夫婦令她印象深刻:他們每年會來餐廳一次,並在午市時段霸佔12人桌子。她和經理嘗試請他們到其他座位,但都被拒絕,於是這對夫婦點了12人份量的食物,餐廳員工便不再理會他們。阿娜指他們雖然無理,但餐廳老闆教導她「客人才是老闆」,遇到這些情況不能質疑顧客。

後來,由於老闆看重阿娜,邀請她到數碼港的新分店工作,但一來地點離住處太遠,二來她也要和拍了拖十一年的男友結婚,故便選擇了辭職。婚後兩小口入住丈夫在新界的丁屋,在暫時無經濟壓力的情況下,阿娜便選擇休息和四處旅行。休息數年後,由於生活苦悶,阿娜再次投入勞動市場,於連鎖快餐店做收銀員,但餐廳再次被地產商收舖而結業,輾轉又做了另一家同在沙田區的餐廳直至現在,不用收工後長途跋涉回家。經過多年的工作經驗,阿娜指收銀員的工作看似輕鬆,但長期走動令她頸椎及尾龍骨有勞損,不時會光顧按摩店按腳紓緩痛楚。

這個故事當中,沒有被阿娜提及又著實影響著她的事情,又有什麼呢?2001年,政府成立市區重建局,賦予收地大權,加快了全香港舊區重建的速度,也間接推動了地產商以更快速度在舊區進行收購重建。2003年沙士後,中國與香港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當時因沙士後的經濟衰退,許多香港人拍手歡迎CEPA的到來。2004年,政府修改《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全面撤消了租金管制和租住權保障,推動住宅連帶舖位的租金的瘋狂颷升,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香港地產業也成了某些跨境不法錢財「洗錢」的投資方式......這一切的加乘效應,及後來引發了連串的社會問題,並非一個小小收銀員能預料。不過,她做餐廳收銀員的時間點,正是尖沙咀處於這個旅遊業過盛的時代;而幾次工作地點因地產商收舖而結業,明顯是因為工作地點身處舊區,而無論老闆是租舖或是舖的業主都好,都未能抵抗收樓重建的浪潮,引致她要轉換工作地點或直接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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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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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4】香港「繁榮史」下的打工史#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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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
插圖:牛一
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1970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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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緊要係自由!」:遲婚的旅行者
由中三到現在,阿娜轉換工作至少10次,轉工原因各式各樣,但幸運的是,她沒有遇過很糟糕的老闆或人事問題。上述很受她稱讚的餐廳老闆,曾希望她出任部長及經理,但都被她婉拒。阿娜認真盡責的態度確實得到賞識,但對她而言,責任增多未必是好事,就正如她情願打工都不願意做老闆,就是不想工作佔據生活的全部,當生活背負太多工作的重量,她也沒有選擇「拼搏到底」。在工作上,她無法忍受重複的工序,較喜歡可以看到人生百態的工作,就如桑拿和餐廳的收銀員。

唔番工,最鐘意做咩呢?喜歡看人生百態的阿娜,選擇「多去旅行,見識世面」來滿足生活的另一個部份。她由年輕開始已經喜歡去旅行,尤其是在任職桑拿收銀員時收入較多,可以一年2-3次頻密地去旅行,對於九十年代的勞工而言,算是很新潮和富裕的娛樂活動。直到現在,旅行已成為不少人負擔得起的興趣,她仍每年都總會去一次。她時不時會在網上瀏覽其他國家的景點,旅行對她來說是增廣見聞的機會,她經常會叫現在的同事「多去旅行,見識世面」。她也不是景點打卡的熱愛者,去到外地她最喜歡到市場觀察商家與客人互動,及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習慣。阿娜最喜歡到日本及澳洲旅遊,目前想去美國及加拿大,但因為妹妹現在不能去長途旅行而一直沒有實行。問及她為何不與先生去?她卻認為,兩公婆已「日對夜對」,去旅行就是從「日常」休息一下,因此喜歡找妹妹作旅伴,只有去泰國還神會兩夫婦一起去。

其實阿娜是一位頗為獨立的女性,從她年青時不顧世俗眼光與男性朋友無戀愛關係都可以一起旅行,可見其「信自己」的態度。阿娜說,母親也較開明,年青時有教她,女人要有個錢傍身,不用靠老公,才不會被看低;而女性也不一定要生孩子,只是按阿娜自己的意願。對於母親說,女生要經濟獨立,阿娜十分認同,指以前男主外女主內,丈夫不會讓妻子工作,以免被人誤會養不起老婆,沒有面子。不過,阿娜認為依靠丈夫給家用生活的話,就需要看他的面色,花自己的錢會開心一點。講到結婚,她愛情長跑了十一年,覺得可以定下來才結婚。以七十後來講,都可以算是遲婚一族。

「最緊要係自由!」第三次見面時,阿娜大方地講到,其實遲婚是一個自主的選擇,因為不想太早被家庭綁住。有趣的是,阿娜認為自己是很長情的人,她指出長情不等於要結婚,這個說法可能打破了不少人以為不結婚就等於不長情或無責任感的感覺。

雖然如此重視自由,但結婚初期,阿娜也只好順著社會期望,希望「盡妻子的責任」,留在家中當家庭主婦,平日會每星期打掃。不過,阿娜的先生也不算傳統,會做一些簡單的家務及煮飯,阿娜還會笑說先生煮飯技術不算很好,「投訴」中見甜蜜。兩夫婦不特別喜歡小孩,覺得「二人世界較好」,因此沒有生小孩,反而養了隻心愛的小狗;但幾年前家裡養的狗離世,痛失愛犬不免傷心,令她至今不敢再飼養。不過,舒心的婚姻生活,可能都是要靠力量平衡,承母所教,都是覺得有自己錢,經濟獨立,生活會比較有尊嚴。

一個關於「自由」/「自主」的小誤解,可能彰顯了一個時代?
訪問者問阿娜是不是覺得自由或自主很重要,出發點單純是她看待工作或家庭的態度,阿娜以為是指當下社運或香港社會,她說:「你們年輕人為未來去衝、去示威,我是支持的,我也覺得政府做得不對。但我就未必會參與,始終快退休了,現在平平穩穩的生活也足夠了。」

經歷八九民運時代的阿娜,當時覺得運動與她毫無關係。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她雖同情運動,但不會奮身投入。有些人會說這些中年人是「收成期」,而事實很可能是環境決定了人的意志。七十至九十年代是現時許多年青人懷舊的目標年代,可是,那些時代正是經濟繁榮,紙醉金迷,大部份人不關心政治也能好好生活。尤其是九十年代,工廠北移,工人失業之餘基層工種開始外判化,但最上層的人移民又造成中產上流的大好機會。珠三角製造的模式(國際訂單,香港接單,廣州/深圳生產)令香港生意人大大吃香,帶動消費。加上當時仍有租管,房署的商場還未私有化被領展壟斷,劏房還未盛行,樓價還未瘋狂颷升。言論自由,仍在可以隨便罵政府的程度。所以整個社會除了最最基層的人,大家都過得不錯,即使不滿也有渠道宣泄(雖然一樣不會改變)。當時的確有很少數的人站出來指出社會貧富懸殊,反對瘋狂搶地或者政治制度不民主,但當時的比例可能是幾百人幾千人對幾百萬人,而不是今天的二百萬人對七百萬人(而二百萬人中有關心基層處境的也不是全部)。一個人,要超越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時代,要有極多機緣,又談何容易呢?在這種沒有遇過太糟糕的老闆和工作條件,沒有遇到太糟糕的社會環境,也沒有什麽大風浪的青春當中,阿娜,就如好多同代人一樣,選擇了非常「平民自得」的方式去體驗如何掌握生活。三十年後年過半百,退休在即,縱使覺得政府不對,要忽然拿出力氣來做「反對派」,也確實不易。事實上,仍會「覺得政府不對」,就已有異於很多同代人了。

或許,阿娜的故事,更能引發的思考是,大家今日談懷舊的那個時代所牽涉的,其實同時也是一個生活富足可以亂罵政府,但社會不公卻非常少人關顧的時代(七十年代所謂火紅年代也不過是少數的學生和激進份子而已)。如果我們活在她青春的時代裡,大家今天談的「覺醒」、「自主」又需要何種條件才會發生呢?

在社會大浪中嘗試掌握「自己的生活」
從山寨廠到大廠到股票經紀到桑拿收銀到餐廳收銀,換句話說輕工業、工廠北移、轉型金融和服務業、移民潮帶來的太空人經濟、CEPA來到當年全港拍爛手掌……阿娜可以說是經歷了整個香港 1970年代至今的經濟模式轉變。也許很多人提到1984、1985,就會想起中英談判香港前途;1988就會想起直選;1989就會想起六四;1990年代會想起北上;1997就想起回歸;2000年代初會想起沙士和CEPA…..不過對於許多眼睜睜看著巨大的權力在描劃自己生活可能性的人來說,能夠自主選擇的能有信心去掌握的,又到底會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阿娜在個人生活中,相對同代人來說,她堅持遲些做家庭主婦的自由;在好多人都認為替人奴役的那份工作的起跌就代表住自己人生意義的時代裡,她沒有被「老闆升我職」這種「榮耀感」迫使自己再去挨一份辛苦的工;在早期香港旅遊業養出大量只看景點打卡和消費的遊客的時代裡,她選擇了去認識當地的風物人情,做人性化的交流……這一切,也許這些都是她在社會大浪中嘗試掌握一種「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雖然屬於基層員工,但阿娜過著算是安穩不錯的生活,工作以外會有些與我們聊天的時間,閑暇時去去旅行消遣,在經濟繁榮的八九十年代分得一杯羹。可是,大歷史論述中所講的「發展」、「繁榮」當中,完全抹去了這些人的面貌和軌跡,那麼,這些「光輝歷史」到底意味著誰的歷史?(系列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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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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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即是開端:給工盟獄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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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上見到九月六日巴士車長被捕之事,喜見新成立的巴士聯會進入公眾視野。雖未能激發集體行動,但可以見到一年下來巴士工會的發展。巴士工會正在不自覺之中,進入範式轉移的階段。「憤怒的巴士佬」漸進入公罪視野。「巴士佬」的「抗爭潛力」本來是被定義出來的,人們總在想像「如果巴士佬_____就掂喇」。然而,當這些「巴士佬行動者」主動出場,巴士佬本人就不再只是被定義者。而工會正是應以此為目標行事。試想像,假如那位憤怒的巴士佬並非偶然遇上警暴,而是早有預謀,結果可以很不一樣。

工運的變革,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範式轉移的問題。不是用甚麼 app、Facebook 上面有幾多篇文,電話簿入面「有冇20個積極分子」的問題。而是由政治分析,形勢判斷意識形態,做事習慣開始,一個整體的轉換。

新工會在延續運動上的潛能

過去一年的情況已清楚讓我們見到,在「身份政治」的認同運動之中,「勞工主體」伴隨著香港人主體出現,並以工會這種組織延續。由政治訴求到各種議題的展現。這種勞工主體正在實踐一種新工運的範式的雛型。香港共同體與這種勞工主體相結合,並沒有困囿於個別議題,為香港人主體增添了更多政治經濟內涵。當運動進入抗疫階段,各工會在與各行業公司交涉的過程中,產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由是而逐小改變了僱傭關係的內容。而醫護罷工則是不用贅言。而更重要的是。是勞工主體令整體運動中增添了組織化的選項。

在變革的過程中,要觀察的不止是「事件」本身而是「關係」的轉變。因此,甚麼行業有甚麼工會成立,並非重點。「新工會」本身也不是重點所在,而整個浪潮帶出了怎樣的關係轉變,才是我們要考察之處。

醫護罷工是事件,其訴求將封關與裝備結合,並以勞資糾紛為掩護,則是關係的轉變。群眾動員是事件,而其受網絡式號召動員,還是「成為會員」參加罷工則是建立了「另一種」動員關係。酒店工會揭露無牌免檢疫醫護入住酒店,發表住酒店注意事項等,則又建立到自身與群眾的另一重關係。在公投一役中,H&M工會同時將員工手冊修訂的公投與大圍公投並置,並衍生出與資方的談判,則又是重塑既有的僱傭關係。

由是而觀之,「新工會」運動的重點,並非「組織新工會本人」,而是從這些轉變中的關係之中,找出延繽整場運動的潛能,令整場運動的身份、政治、經濟內涵更加豐富,因而有更多元化的矛盾產生出來。當我們在說「延續運動」,說的並不是「延續工運」,而是「整場運動」。當我們在討論範式轉移,必須擺脫既有問題意識,避免既有的、來自既存意識形的疑問,困囿當下的思考。

甚麼是既存的問題意識?諸如「工運在2020年如何走下去?」,「左翼如何延續」、「民生問題為何總被政治議題掩蓋?」之類,便是屬於這一類。這類問題一般基於某些先驗立場,例如左翼有自然的道德優先性,工運不能不存在等,作為出發點,因而得出離常識好遠的推論。但實情是,由於這些假問題本身並沒有群眾意義,使分析上,令工運離民情,或者「整場運動」脫節。

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新」工運,才是對「整場運動」和它的支持者,具有「群眾意義」?現在是否具有這樣的意義?如果還沒有,缺乏甚麼?要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避免將「新工運」理解為「工運」。

對,「新工運」並非「工運」本身。儘管其組織形態相似,表面的操作相近,看起來也好「社運工會主義」,但兩者在實際上有不一樣的基本性質。一旦「新工運」成為「工運」,就是「新工運」壽終正寢之時。

工盟的確生於憂患,亦屬於政治化工會。九十年代初,基於八九民運而獲民意;又受惠於港英民主化,一直在議會佔一席位。在主權移交之前,更有不少「成功爭取」的案例,使工盟在成立之初,已奠定了政策倡議-議會工會的模式。即便去到最低工資,仍然顯得這模式非常「有用」。

如何「起家」,基本上決定了該組織的發展路徑。加以政府與民間的互動,令像工盟、退保聯席等團體,可以透過官民互動「摸索」自己的政策目標。「公民社會」亦以不同議題主打,而發展自身的路徑。各家各門,用看似是分工的形態,各自為政。

由於這種所謂「分工」,工會一直在「民主派」這概念之下「扮演」打工者的角色。每逢有政治議題,便樹立起民主工會的旗幟,展示「打工仔(也)佔中」/「打工仔(也)反送中」的形象。然而,在政治上,由於缺乏內部有意義的路線分歧和辯論,又沒有介入到廣大支持民主群眾的主流辯論之中,加上「代表人物」又是公認的「民主派代表」,令工會在實際上,並不存在「政治路線」。「民主派」這概念自2008年起,出現裂變,政黨路線和群眾盡皆分殊,但工會卻自外於這些轉變。自五區公投起,到佔中和2019,都是模糊地參與或不參與,又沒有強調自身與泛民之別,更沒有清理泛民過去的是與非,令工會之間停留在「勞權」的領域,而沒有政治辯論。一旦工會自己「主動入戲」擔演「民主派工人聲音」的主角,便注定會被實際上已官僚化的泛民代言。

崩壞的時刻,我們的角色

2019香港,則是正值制度,法治盡皆坍塌之時。民眾被迫而又主動地以完全體制外的方式,亦是最符合現實需要的方式對抗。民眾依據五大訴求,作出的所有決定,目標是「贏」—— 一個泛民數十年來不敢達成的目標。

由是而生出來的勞工主體,其衍生並不是為了「在運動中(也)有勞工聲音」,而是啟動上班日為武器。嘗試擺脫勞資的宰制關係,以貢獻於「整場運動」,這便是「群眾意義」。這段時間成立的工會,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可以「參考」既存「工運」過去的倡議方式。可以令他們「成功爭取」。今日今日的官民互動,亦不見得能引導出像「最低工資」那樣的拉鋸。

更進一步,在完全體制崩塌, 人人都有朋友被拉/坐牢的當下,群眾自然對既存泛民式政治感到厭倦。對既存政客的語言和方式感到厭倦,是全世界的現象,為此「感到不值」,是沒有現實意義的。自己甘願跌入這明擺着的牢籠,則是自己的問題 —— 尤其是,當自己內心也不願當「民主派」的時候。

運動走到此刻是範式轉移幾近完成的時刻,而運動的每一部分,不得不面對範式轉移的問題。這並非表面上是否激進/保守便可以量度。但完全有客觀的指標可以量度 ——「新」工運是否囿於「扮演勞工聲音」的角色?工會之間是否正衍生出路線分歧?有否體現在工盟之中?這些看似是「非勞工議題」的問題,將會形塑「工運」的基調。假如沒有擺脫既存泛民政治的範式,或至少出現活躍的政治分歧。那麼「新工運」好快就會變成「工運」。

跨工會連帶在公民社會

話說回來,儘管上文正在吹噓「新」勞工主體的性質,並嘗試論述成「範式轉移」。然而,實話實說,無論我們再多「工會戰線」的論述,這些一切尚未進入到有充份「群眾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為工會之間尚未有充分條件建立起可有機地帶動跨工會運動的機制或方式。多數工會着眼於與業界和會員的關係,而未有建立「群眾意義」的意識。更有甚者,傾向於依賴既存的路徑。這正是需要着力經營之處。

關於產業圈構想等,同事間已多有討論,不贅。下面略談談運動中的「跨工會連帶」,可以在公民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活躍的工運,本應海納百川,乜人都有。各種政治路線、策略如能運用這些連帶/聯會機制交流辯駁,其實相當於一個小公民社會。而工會之間沒有像選舉那種簡化而零和的遊戲,政治討論則不會有傾軋之嫌。若這網絡廣而活躍,甚至在公民社會中,長遠敢於作為各板塊的交流平台,而以工運作為一種縫合的介質。另一方面,這些工會又能在公民社會各板塊發揮同樣的作用,但已非在單純「爭取各板塊的人支持勞權」,而是強化網絡和人際關係,建立有分歧但不軌的空間。

這種看似社運工會主義的形態,其實已非既存的路徑。香港式自稱的社運工會主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 連結各界以社運方式支持工運,如碼頭工潮;
  2. 以「打工仔身份在政治發聲」的角色扮演;
  3. 連結各界聯席爭取政策改變

新的範式並非內置於新的勞工主體之中,恰恰相反,若沒有對既存範式的考察,根本未必能作公允評價。因此,所謂的建立/進入新範式,並非像「全盤西化」那樣全然摒棄被標籤為舊的東西。目前是「集體談判權」在體制上最沒有可能實現的時刻,但吊詭地,也是三十年來最多香港人注意的時刻。然而,假如我們足夠清醒,會知道得到一個可以通過法例的議會,並不比連結到一群為此而付出的人更有意義。

在觀念認識、客觀考察之外,由於我們的工作不是學術研究或者寫夜貓,而是將事情落實。我們須注意到,最大的障礙往往來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在做「有意義的工作」時,我們慣於遊說自己,日常的工作充滿意義,而忽略了當中是否具有群眾意義。在「整場運動」而言,又是否有真確,而不是自稱的角色。真正有意義,而有群眾意義的工作,必定可以連結到群眾的網絡和資源。在變革的過程,孤芳自賞,先驗地以為自己工作意義非凡,本身就是一種阻力。而檢驗由經驗、既有範式、例行公事、安份守己而來的習慣,正是營造「關係」轉變所必須。

變革的時機只有當下,但時間不會好長。既存的範式已經失效,但並未逝去,而新的範式並不穩定。假如「路徑依賴」成形,則新人也未必走新路。

我有信心,現在是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事刻,亦只有這個團隊少有這種可能性。《暴政史》中引阿倫特一段,且斷章取義引錄如下:

「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着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

現在即是這開端。

2020年9月13日 於荔枝角拘留所
鄧建華

註:文中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小薇逐字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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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職工盟執委會候選新工會聯合宣言——工會革命 燃起工運新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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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希望發動「大三罷」對抗極權。因此各行業手足在職場中組織業界從業員,成立工會,因而催生了新工會運動。抗暴運動下組成的新工會,除了捍衛業界權益外,更重要的是連結公民社會的力量,在對抗暴政的共業上,與香港人同行,為公義發聲。這無疑是香港新一代工會運動的形態。

在港共政權及保皇黨護航下,中共繞過香港的立法程序,強行訂立「港版國安法」。極權更利用疫情為借口,延後立法會選舉,剝奪港人選舉權。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下,中共魔爪滲入各行各業進行政治打壓,教師因課堂教授言論自由而被釘牌、清算年初以罷工要求封關的醫護、延長多次於政府記招積極追問官員以及提出尖銳提問的港台記者利君雅之試用期,以及公務員需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而即使私下聊天違反宣誓內容,亦可能違反國安法要求的擁護效忠。香港已步入極權時代,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無法獨善其身。因此,面對政權的打壓,我們更需要壯大工會力量,不止是團結爭取勞工權益,更重要是在生活、在職場中累積政治能量,對抗無處不在的紅線。

過往,職工盟傳統工會在公民社會亦有其重要之處。其透過不同勞資糾紛的集體行動,讓打工仔在職場中重奪話語權,例如紮鐵罷工、碼頭罷工、海麗罷工等。但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把打工仔的力量,由勞工權益的層面更進一步滾動成重要的政治力量。我們需要的不單在職場中重奪話語權,而是在極權手中,重奪香港人的話語權。因此,新工會運動需要的正正是結合新興工會的政治觸覺及魄力,以及運用傳統工會多年來累積的政治能量與工運經驗,發展出香港的新工會運動的道路。

多年來保皇黨工會借親共之便坐享「政治免費午餐」,甘願為政權出賣香港人。保皇黨工會不單在政治議題上對政權阿諛奉承,對香港人的勞工權益更是視若無睹,跟進工作更加可謂乏善足陳。在其眼中,港共政府以及親中商家的利益先於香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紅色資本滲入各行業,中資公司收購不同行業的公司、專業資格或專業標準未來可能更進一步淪陷,如輸入大量大陸醫護或金融從業員。我們需要在職場中,抵抗紅色資本的滲透,發展一個脫離建制及紅色資本魔爪的經濟動力,令香港人免受不義資本所掌控。因此,我們更需要建立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工會聯盟,與行業工會手足共議行業、甚或整體政策方向,在制度外團結打工仔的力量,抵抗「政權、保皇黨和紅色資本聯盟」,展現「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力量以及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香港。

在整場運動中,我們看到「連結」不同群體的重要。因此,除了團結組織內的屬會外,我們更需要加強與工會戰線中的各工會手足溝通以及合作,例如本年初支援醫護罷工的聯合行動,以及今年6月的反國安法公投等,都是工會團結,眾志成城的實例。

我們希望藉著以上工會浪潮的新方向,可以在國際戰線、街頭戰線、 議會戰線之外,開闢出一條革命性的工會戰線,與香港人齊上齊落,打一場硬仗。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政府非公務員職工總會
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資訊科技界工會
香港旅遊業革新總工會


民主派5人參選勞顧會:爭取勞工表達政治立場權利、保障罷工不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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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兩年一度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下月換屆,過去僱員代表一向由建制派工會出任。民主派將派出5人參選,當中包括沙田區議員李志宏及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徐考澧指各行各業均遭強烈政治打壓及白色恐怖,「唔好以為呢刻未到你就無視」,坦言要爭取勞工在職場上表達政治立場的權利。李志宏則指最關注恢復集體談判權及保障罷工不被清算。

徐考澧:爭取在職場表達政治立場權利

跨工會的5位參選人今早一同到海港政府大樓報名,當中包括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理事兼沙田區議員李志宏、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嘉榮、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司庫雷謙凱、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以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秘書文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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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考澧(中)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提到,現時各個專業界別均受到強烈政治打壓。他舉例,老師被指宣揚港獨;醫護人員因要求政府封關而罷工,遭秋後算賬;記者採訪權利被「暴力執法團體」阻止,以及公務員被迫簽署承諾書等等。他認為,職場的白色恐怖滲透至生活不同階層與行業,「唔好以為呢刻未到你就無視」。他又表明,參選不是為了勝出,而是為了揭露制度的瘡疤,勞工得不到保障,僱主為所欲為,稱不可相信制度內的方法。

徐續稱,不只為了爭取實際的勞工權益,更是為了爭取勞工在職場上表達政治立場的權利。他指不少手足被捕,「為公義企出黎」,打工仔亦「唔好忽視返工期間表達政見的權利」。

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嘉榮則指,參選是為了爭取打工仔應有的勞工權益。他批評過去由建制派把持的勞顧會「不作不為」,不但未有為勞工爭取權益,更與政府、資方私相授受,令勞方與資方一直處於不平等狀態。他強調,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不可坐視不理,要還香港打工仔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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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宏

李志宏:參選為彰顯制度不公

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理事、沙田區議員李志宏上屆亦有參選,他強調參選是為了彰顯制度不公。他批評政府於九月利用疫情作政治打壓,延後立法會選舉,但如今卻「放行」11月21日的勞顧會選舉。

李志宏指,過往民主派杯葛勞顧會選舉,今年參選不為席位,只為了突顯不公義的選舉制度,故亦「無去考慮成功率」,以及望能透過不同方式延續抗爭。李稱,最關注的勞工政策為恢復集體談判權及保障罷工不被清算。

勞顧會一直由建制派主導,現屆僱員代表分別是工聯會鄧家彪、勞聯周小松、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陳耀光、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李國強及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梁籌庭。李志宏批評為「不折不扣的假選舉」,斥選舉沒有開支上限,亦沒有任何選舉論壇。他稱經歷去年反送中運動後,不再容忍荒謬不公的勞顧會制度,盼能透過跨工會參選,抗衡建制工會壟斷。

在五人的參選宣言亦批評,勞顧會一直淪為專制政府壓制勞工權益的政治花瓶,指過往勞工階層一直渴求的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但政府一直以勞顧會未達成共識為擋箭牌,無限期拖延。他們鼓勵勞工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真正的勞方代表,主張統一17天勞工假、標準工時44小時、廢除4.18限制,保障兼職工、14天全薪男士侍產假、罷工保障、抗衡職場政治打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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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空運員工協會就國泰及港龍裁員事件發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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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下稱:國泰)正式公佈裁員方案,一刀切裁走香港5,300名員工,數字十分驚人,同時對國泰不採納工會意見先行推出自願性離職計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下稱:勞聯)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下稱:空運工會)十分難受及深表遺憾。

勞聯及空運工會要求國泰:(一)全力協助受影響員工,包括太古集團盡力吸納部份員工轉職;(二)要留職員工簽署新的服務條款,措施應屬臨時性質,待業務復甦後即應恢復員工原有服務條件,不可任意踐踏當初為公司貢獻和共渡時艱員工的尊嚴;(三)設立優先「重新聘用條款」及機制,一旦業務恢復要優先聘回舊有員工。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

醫管局清算罷工 員工陣線交5,800會員回信:行動合法 促停止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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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醫管局人事部於10月9日向2月參與罷工的員工發信,要求解釋「缺勤」原因。發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今日(10月23日)遞交逾5,800名會員的集體回覆,重申罷工是合法行動,要求局方停止打壓,立即與工會展開集體談判。

醫管局回應指,正在整理有關回覆,暫時未就回覆數目、員工提供的缺勤理由及跟進程序作結論,會按照法律意見及相關人事條例,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公平處理,並會透過不同平台繼續與員工溝通。

罷工受法律保障 非「缺勤」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指,截至今午2時,已收到超過5,800回覆,授權工會處理一切罷工相關事宜。

工會指出,2月的罷工行動是由會員投票通過,是具正當性的合法行動,亦合乎《職工會條例》下的定義,斥局方將行動矮化為「缺勤」。工會又指罷工權利獲《基本法》、《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保障,批評醫管局無視市民的合法罷工權利,清算打壓參與罷工的員工,如局方展開下一步清算行動,工會不排除發起集體行動對抗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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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余慧明指自2月8日起,已收到會員求助,指上司要求將參與罷工改為放年假,但工會指如轉為年假,就會失去法律保障,更易受打壓,而據工會所知,這些個案最後都沒有轉為年假。

余慧明指罷工行動期間,每日都將簽到名單交予醫管局,以確保所有參與罷工行動的員工獲保障,因此局方早已掌握罷工名單,根本沒需要發出要求解釋「缺勤」的信件。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批評,醫管局發信是分化會員的手段。

據工會紀錄,有逾8,500人參與罷工,現時只有5,800人與工會集體回覆,余慧明指不排除有人自行回覆,亦知道有不少員工已離職。

對於下一步行動,羅卓堯指暫沒有打算,因醫管局的清算也只是「第一步」,須視乎局方具體有何處分,再作相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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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

多個工會聲援 職工盟:清算醫護 即與社會對著幹

多個行業的工會到場聲援。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指,疫情初期政府不作為,不肯封關,因為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才「死死氣」關閉四個口岸,及要求內地來港人士隔離14天,強調這些措施不是「林鄭開恩」,而是醫護罷工爭取回來,如果清算醫護,就是和整個香港社會對著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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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主席張志偉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主席張志偉指,作為公共服務專業人士,醫護人員背負弱勢社群的福祉,走到罷工很困難,他批評醫管局不承認罷工行動的合法性,現時秋後算帳,嘗試瓦解工會力量,唯有團結一致,才能保障員工的罷工權益。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禮指,早前有小學教師被打壓,今日醫護人員被打壓,「下一個呢?」,不知道何時會到自己的行業。徐強調對抗極權最重要的是團結,呼籲不同行業的港人都要一同面對。

社會及政治從業員工會理事、沙田區議員李志宏表示,醫護罷工爭取全面封關,是合情、合理、合法,斥政權「口口聲聲要守法」,卻帶頭打壓合法罷工行動。

就豚道樂事件最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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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蚊對好多人嚟講都唔係一個大數目,揾日下晝由荃灣搭車去黃埔拎張票,十幾蚊來回個幾鐘,都唔知有咩咁難做到。係咪?

但如果你無家可歸、傷患要覆診、之前仲「坐咗半年」,出嚟要搵工交租,經濟拮据,身上嘅錢夠返工唔夠收工。咁嘅情況下,九百蚊就好係嘢。我哋借錢俾佢有幾難,但佢想攞返自己打工嘅錢,希望公司通融下出糧方式,行個方便。

好難想像?但件事就係咁。應該唔駛額頭貼證明先明。

最後要釐清兩個事實。勞工組並唔係一嘢就踩上門,亦唔係冇向資方了解過件事。喺星期六朝早(10月24日),我地嘅義工已經致電豚道樂提出支票交收事宜,並且提出一啲建議可以點處理。但溝通不果。而十幾分鐘嘅電話入面,公司完全冇提過同合約有關嘅嘢,仲講到事主好煩,又堅持要事主下午3:30至5:00去黃埔分店親自簽收支票才出糧。多次要求通融不果,僱主講電話態度同出post態度好唔同,所以勞方先返荃灣舖頭開live攞糧,咁先肯即晚現金出糧。

既然講起,都可以講下過去我地見過嘅解決方法:由於金額上冇爭議,當面現兜兜,擺張支票喺分店,甚至係俾張支票一個雙方同意嘅中間人,就搞掂。其實真係可以好簡單。

***

講完同件事直接相關嘅嘢之後,我地想再講我地對幾樣嘢嘅睇法。

搞好黃圈嘅勞資關係,有助黃圈走落去

由膳心事件開始,不時有人將我地嘅追討行動spin做鬥黃。完全係混淆視聽。直接追討早過黃圈出現,亦都唔會因為間舖係黃係藍而選擇追唔追。早在黃色經濟圈出現之前,我地已經搞緊直接追討。嗰陣當然冇咩藍店黃店之分。去到上年6月之後,街頭抗爭最如火如荼嘅時候,我地喺唔係發夢嘅日子,除咗搞十幾次「黑警暴行錄」街頭放映之外,一樣抽時間同遇到問題嘅打工仔踩上門。嗰陣黃色經濟圈先啱啱成形。

如果唔清楚我地之前搞過啲乜,可以睇下以下追討行動:

趁佢病、炒咗佢 大埔浸信會苛待工傷社工
一時停薪留職一時話解僱 MOS Burger涉病假期間炒副店長
長沙灣和你追 速遞手足上門追糧
富臨解僱唔賠錢 長沙灣街站
追返嚿錢唔係靠勞工處係靠呢班義氣手足幫拖

香港嘅勞工待遇實在太差,勞資雙方嘅權益意識普遍都好薄弱,好多習非成是嘅做法會被認為理所當然。黃店有呢類問題完全唔出奇。既然有問題,就要改,而唔係打算用一句「唔好鬥黃」嚟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啱啱相反,作為黃圈嘅消費者,你更加應該留意你洗嘅錢係咪用得其所,係咪令社會變得更好。否則黃圈就唔係黃圈,同普通嘅飲食指南冇分別。

另一種附帶嘅spin,就係講到我地嘅要求難過登天好唔合理要做就做唔成生意,一睇仲以為係張宇人講。大佬我地宜家唔係叫你加一倍人工,係要求按返《僱傭條例》設下嘅低到冇得再低嘅底線嚟做嘢咋。呢個標準已經超低,黃唔黃都必須做到。咁都覺得唔合理嘅話我就會問對你嚟講「撐手足」究竟係咩意思。不如開個價睇下?

如果黃店keep住有勞資糾紛,其實會令抗爭聲譽受損,令去打工同幫襯嘅人失望,件事就無以為繼。黃色經濟圈唔係淨係有黃店。仲有去黃店打工嘅人,同埋幫襯黃店嘅人。呢個圈點解會組成,係因為大家認同抗爭,認為黃圈係一個有效嘅抗爭方式,令各種抗爭者互惠互利。而搞好黃店工人權利,係搞好互惠互利必不可少嘅一環。如果你係黃店持份者而希望喺呢方面作出改善,我地樂於提供意見。

我地有冇「幫錯人」?

年中不時有人會指責出嚟追討嘅事主本人「都有問題」,「唔抵幫」,甚至post啲關於事主嘅流言出嚟。然後下一句就會質疑我地「幫錯人」。我地要強調,我地唔會考慮個事主係唔係一個合乎所有「完美受害人」嘅條件嘅人。只要佢肯追討,我地就會同行。權益還權益。工作表現還工作表現。私德還私德。模範員工無故被炒可能比較會得到同情,但一個做得差又人緣唔好嘅員工,一樣有佢應得嘅權利。

好多人淨係幫老闆搵理由,從來唔肯幫打工仔搵理由

成件事最令我地忿忿不平嘅係,好多人平時口口聲聲話撐手足,去到手足有事就完全唔理手足難處,講到完全係佢個人有問題。好多人幫老闆諗理由,責怪手足唔體諒唔配合公司,得幾個會肯了解手足嘅處境。

搞大佢都唔係為咗解決件事!

尋日個義工下個月就結婚,忙到雞毛鴨血,但因為事主急,就即刻一齊去追。為乜?

好多嘢其實一個電話就解決到,你估我地好得閒咩?包括今次在內,絕大部份個案我地都會先聯絡資方,聽一次對方講法,提出我地嘅睇法同埋建議點解決。溝通無果先會直接上門或網上聲討。大部份情況下,打幾個電話,甚至聲都唔駛聽,只係電郵來往,件事就解決到。呢種大家見唔到就完咗嘅個案,係大家喺呢個page見到嘅公開追討嘅十倍有多。

快手搞掂係好呀,但唔得,就唯有再進一步行動囉。正如我地一直講,勞工處反應慢,效率低,最弊係唔會企喺打工仔嗰邊。經過過去幾年嘅實踐,我地越嚟越發覺,由打工仔直接上門,同佢嘅(前)老闆、(前)同事,甚至公司嘅顧客或其他持份者對話,係最有效嘅方法。由事主自己追討自己嘅權利,唔駛依賴嗰啲玩鳩佢嘅政府程序。我地就一直協助、陪伴、同行。有啲時候,事主幾乎唔駛我地「幫」,自己已經準備晒所有嘢,我地只需幫佢post,或提供少少意見,講下條例細節之類。

喺香港,呢種做法最常見就係地盤工友被拖糧,封地盤半日就拎返錢嗰種,一年起碼有十幾廿單。但除咗地盤工友之外,各行各業嘅人都可以咁做。只係少見,但唔奇怪。

再重申一次,我地真係唔係中間人嚟。我地同出嚟追討嘅事主企埋一齊。視乎事主嘅意願同需要,有時做多啲,有時做少啲。但幾時都係勞方。

任何嘢都係唔抗爭就唔會有

經過超過一年嘅時代革命,大家一定明白,抗爭唔一定成功,但唔抗爭就乜都唔會拎到。大家亦肯定體會到,要企出嚟行動並唔容易,總有風險。就好似我地今年好多單追討都俾黑警滋擾。可能你覺得勞資關係應該和諧,唔應該搞到決鬥咁。又或者你自己同公司有商有量,唔明點解事主要搞到咁。但你同公司關係好真係只能夠話係你好彩,實情就係好多人唔係。亦有好多事主本身就係最希望勞資和諧嗰個——直至佢自己瀨嘢,先覺得唔可以再客氣。

如果你對於藍屍廢老話你搞事反感,當你覺得追糧嘅人搞事嘅時候,就真係要諗諗係咪自相矛盾。

齊上齊落,即係點?

可以肯定,好似事主嘅狀況嘅手足絕對唔止佢一個。過去一年,大家身心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創傷。全港二百萬手足,個個唔同,互相可能好難想像或理解各自咩處境。但如果講到齊上齊落,齊上,我地都喺街頭努力咗一年,做咗喇。齊落,宜家街頭抗爭沉寂,「手足」變返一個一個單獨嘅個人,難以相認;去到知道手足需要嘅時候,我地真係準備好撐住佢地未?好難做。一齊做。

最後再一次多謝勇於追討嘅事主同義工,以及一眾網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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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考澧:香港400萬打工仔由5名建制派代表——從勞顧會看港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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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簡介」

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是香港的勞工諮詢機構,負責就勞工事宜的法例、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建議書,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勞顧會由勞方、資方及政府三方分別透過少數人選舉及委任組成。

香港勞工法例立法前必須經過勞顧會的三方協商程序。

「勞顧會的組成及選舉方式」

由勞工處處長出任主席,勞工處代表出任祕書,加上勞方及資方各有6位代表,共14人。勞方及資方代表中各有一位由政府委位。剩餘的5位資方代表由香港五大商會各自推舉一人產生 ; 5位勞方代表則由工會透過「一會一票」產生,多年來由「專門出賣工人」的工聯會及其傀儡工會壟斷5個代表席位。

簡而言之,400萬打工仔就由5名建制派代表。

「勞顧會權力凌駕立法會?」

勞工處聲稱:勞顧會是一個非法定組織,就一般勞工事務,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但當有民選議員爭取勞工權益,政府便會以「勞顧會未有共識」阻撓立法。

最明顯例子莫過於侍產假一役。政府向立法會提交3日侍產假的法案,被社會批評太過孤寒,有議員因此提出修例改為7日有薪侍產假。政府一如既往搬出「勞顧會共識」,宣稱若然立法會通過修訂,便會收回草案發還勞顧會再議。

勞顧會跟立法會一樣是殘缺不堪的制度,是極權及傀儡工會壓迫香港人的手段。

「個個都係港奴,唔通個個都想做港奴咩」

香港人工時世界第一,勞工權益卻只得零分,勞工法例保障比第三世界更差,在武漢肺下情況更為明顯。國泰宣佈炒5,300人,多間商舖結業,失業率創16年新高,裁員、無薪假、減薪等各種無理剝削接踵而至。

被「法律保障香港人」此等美麗的謊言暪騙多年的香港人,過往以為跟著「制度」走,香港發展就會機遇處處,自己就埋頭沉醉於追求高薪厚祿,當大難臨頭才漸漸覺醒,面對職場不公如是,面對社會不公如是。

除了缺乏法律保障,香港人在職場最缺乏抗爭意志,面對剝削大多選擇沉默、逆來順受、去旅行離開吓呢個世界、為求升遷獲利甚至甘於被剝削,真係頂唔順就轉工。

某程度上香港人在職場面對壓迫的態度,也反映著香港人在社會面對壓迫的態度......

「四大行業面臨政治清算」

教師:小學教師被教育局標籤灌輸港獨思想

醫護:決心罷工救港,卻面臨醫管局秋後算帳

公務員:被迫宣誓效忠極權

記者:記者身份由黑警話事

去年中國民航處要求香港空勤人員社交媒體「乾淨」先准入境,FB、IG、Whatsapp的任何反對政府言論也可以成為被炒原因,引起一連串篤灰事件;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師分析03年沙士經濟打擊大於反送中後被離職 ; 有服務業職員戴黃色口罩後被顧客投訴至被炒 ...... 類似的政治清算會擴散到各行各業。

你以為自己距離政治清算很遠嗎?

「你的沉默等同選擇坐以待斃」

現在,政權所清算的並不是單單是某一行業的人,而是所有香港人。我們沒有一個人能獨善其身。極權把其爪牙延伸到不同的機關,在各方面壟斷話語權。而勞顧會正正是其中一個極權壟斷打工仔話語權的機關。

過去一年,香港人忍受著極權的打壓,由街頭伸延到職場。現在我們更需要「走出來」,建立各種民間組織平台,囤積在職場上、在政治上的反抗勢力。

壓迫源於沉默。

今日醫護、教師被清算,你沒有為他們站出來;

明日記者、公務員被清算,你沒有為他們站出來;

他日你被清算時,再沒有人為你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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