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政府於去年改革外判制度，增加工資於投標評分中所佔的比例，惟新制度令新合約與舊合約的工人的工資出現差距。於新制度實施前簽約的天水圍天晴邨清潔工及保安，月薪約1萬元，比鄰近的天耀邨及天慈邨的少逾3,000元。天晴邨清潔工9月底已向房屋署請願，要求檢討工資差距的問題，惟房署仍未回應訴求。清潔工今日聯同保安再向房署請願，要求盡快重新批出合約，劃一新、舊約工資。

區議員：3月已去信房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及元朗區議員郭文浩，上月與天晴邨清潔工一同遞交請願信，要求房署檢討舊約工資水平。房署發新聞稿回應指，在新舊約交接後已作出安排，但安排只包括約滿酬金部分和颱風假等，未有檢討工資。房署亦以合約精神為由，表示不會要求外判商增加工資。

郭文浩指，元朗區議會早於3月已去信房屋署要求檢討問題，但到了今天，合約仍未更新。上月請願後，房署稱會盡快開會，郭文浩批房署「拖到今日拖咗成個月！」

對於房署以合約精神為由拒絕要求外判商加薪，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斥「呢啲係廢話嚟嘅！」他強調工友只是要求補貼工資差額，並不會違反合約精神。杜又指，天晴邨的服務合約於2019年4月1日生效，屬最後一批舊約，至2022年3月31日才約滿，若屆時房署與所屬外判公司續約、不重新招標，有可能出現「三年又三年」的低薪問題。他促請政府堵塞政策漏洞，以行政方式劃一新舊約工資。

清潔工詩姐

疫下工作量增 保安亦須清潔

郭文浩辦事處幹事何正男指，武漢肺炎疫情下，房署頒布了新指引，令清潔工的工作量倍增，但人手無增加，連保安都要擔任清潔工作。他提到，如保安當值的大廈有人確診，要第一時間穿上保護衣，清潔大堂、升降機、門閘、信箱等，「呢啲唔係保安本來要做嘅，但疫情下做多咗。」

清潔工詩姐指，工友面對武漢肺炎疫情「無退縮過」，又強調從來沒有要求工資比其他人多，「無要求佢哋（房署）加任何嘢」，只想房署回應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保安蓮姐表示，「保安都做好多嘢」，望能填補工資差額。

保安員蓮姐

尹兆堅同批房署「已經拖咗好長時間」，指新舊約工友間薪酬有落差是新制度的缺陷，「既然改革制度係想保障工人，點解唔去補齊佢？」尹盼房署「貫徹做想改善工人待遇的良好僱主」，令舊合約工友都能得益，否則是「搵石頭打自己腳」。

房屋署代表到場接收請願信。天晴邨清潔工及保安今日亦會與房署會面，要求檢討舊合約工資水平，並在完成檢討前提供工作補貼，以收窄工資差距；繼續發放清潔工防疫津貼，直至疫情完結；因應工友勞損情況發放一筆過9,000元津貼，及檢討清潔工防疫物資問題。

（左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元朗區議員郭文浩

（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大半年，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今日（10月29日）發布疫情對保單持有人及保險從業員影響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七成受訪者認為疫情影響續保意願，有58.8%保險從業員表示收到客人停止供款或遲交保費的要求，影響從業員收入。分會促請政府立即設立免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失業援助金，並建議保險公司於疫情下提供更長的續保寬限期。

近七成從業員稱收入減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於7月初至9月於網上發放問卷，以了解疫情下保單持有人削減保單開支的情況、對保險從業員的影響及從業員對政府支援業界的需求，共收回496份，當中有37%為現職保險從業員，63%為保單持有人。

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認為疫情會影響續保意願，近八成受訪者知道停止或延遲供款會影響保單價值。打算停止或延遲供款的原因中，有56.7%為疫情導致被減薪或失業，而有58.8%保險從業員表示收到客人停止供款或遲交保費的要求。接近七成（68%）保險從業員表示因客人停止供款或遲交保費而影響收入，更有一成表示收入減少超過50%。

四成從業員無法申「保就業」 斥保監局「睇住大家死」

調查結果亦顯示，有59.4%從業員有申領自僱人士「保就業計劃」津貼；而四成沒有得到「保就業」支援的從業員中，59.2%表示與強積金賬戶有關而無法領取資助。曾領取津貼的從業員當中，也有67.3%認為政府在是次疫情對保險業界的支援不足。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會長蔡英豪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會長蔡英豪指，根據保險業監管局於2020年9月30日的統計數字，持牌保險代理及經紀共有123,908人，批評政府「漠視對香港經濟有建樹嘅一班人」。

保險從業員須提供指定的強積金帳戶，才能得到保就業計劃中7,500元的一次性資助。蔡英豪批評做法「多此一舉」、「麻煩」及「費時失事」，他指從業員必須獲得保監局的發牌及註冊方可在業界服務，已能證明身份。他又斥保監局自疫情以來沒有為保單持有人及從業員發聲及提供支援。他指，保監局根據《保險業條例》向全港保單持有人收取保費徵費，「錢就收咗，有無為保單從業員做啲咩？」，批評保監局只是「睇住大家點樣死」。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總幹事張麗霞批評，政府在打工仔收入大減時，不但不打算推行第三期「保就業」，更只顧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宜家打工仔魚都無得食，仲講大嶼！」

疫情下保單減 憂「唔夠數」被炒

蔡英豪指保險從業員被視為自僱人士，政府統計的失業人數並不將他們包括在內。他稱，內地訪客新造保單業務因疫情而全面停頓，今年上半年整體下跌七成，保險從業員「無單簽」，收入大減。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副會長鄭禮蓬指，保險從業員亦受限聚令及禁餐廳晚市堂食影響，客人擔心疫情傳播，都是約在港鐵站簽保單。他指此做法對新入行的員工影響大，因保單需要時間解釋，但若時間倉促，解釋不足，客人會「唔係好信」便不簽保單。他又表示，「我哋都係呢一行嘅專業，好難話轉去做其他嗰啲（行業）」，坦言不少行內人「捱得好辛苦」。

張麗霞補充，很多新入行的保險從業員往往會因為「唔夠數」而面對公司終止合約的壓力。她指雖然疫情下公司「網開一面」，暫時未有大規模終止合約的情況，但根據合約或已「炒得」，新人仍會擔心公司何時會把（終止合約的）刀砸下來，強調保險業是「自己搵自己食，搵唔到就無得食。」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總幹事張麗霞

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促政府立即設立免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失業援助金、直接資助「在職貧窮」勞工階層、保險從業員有「持牌保險中介人登記」即可申領經濟支援、提供適時稅務扣除及將武漢肺炎納入為職業病。他們亦建議保險公司於疫情下提供更長的續保寬限期、保障不減的服務，讓保單持有人可安心繼續享用保險服務。

上圖：外賣員和他的電單車。圖片來源：ChinaQNA

作者：晉普
來源：全球化監察
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上個月，《人物》雜誌發表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引發熱烈討論。

儘管當代的企業家老爺們愛用那些潮流詞彙——演算法，AI，眾包（crowdsourcing），彈性，積分等級，五星好評——來把古老的惡行包裝一番，但稍微讀過點馬克思的中學生都可以看出這之中最本質的問題：資本對工人的剝削。

譬如，文中這樣寫道：

「金壯壯做過三年的美團配送站站長，他清晰地記得，2016年到2019年間，他曾三次收到美團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離的最長時限是1小時，2017年，變成了45分鐘，2018年，又縮短了7分鐘，定格在38分鐘——據相關資料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

大老爺會說：啊，我們用那高深莫測的（獨家）演算法，讓騎手每天可以多送幾單，多賺些錢；又可以讓消費者等待更短時間。庶民們，快來謝恩，唱起新時代的謝飯歌！

但這是騙人。

讓我們回顧一下初中政治課本上的剩餘價值公式：

m（剩餘價值）=W（商品價值）-c（不變資本）-v（可變資本）

在外賣行業的例子裡，c是辦公場所和開發高深莫測的（獨家）演算法的成本，v是付給送餐員的薪水。但外賣公司除了向消費者收取配送費外，還會向商家抽成（有時高達菜品標價的20%），二者共同組成W。很明顯，送的單越多，美團收割的m就也多。縮短每單配送時間，表面上送餐員每天獲得更多送餐費，但其實是外賣公司剝削了更多剩餘價值：

「根據美團公佈的資料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美團外賣的訂單量達到25億，每單收入比2018年同時期增加了0.04元，而與此同時，每單成本則同比節省了0.12元——這也幫助美團在2019年Q3，多賺了整整4億元。」

這和1844年曼徹斯特的棉紡廠，或者1932年天津的毛紡廠，如出一轍。

信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聰明人會說，大鬍子這一套是詭辯啊，資本家並非無償佔有剩餘價值，他們在創業過程中還須負擔各種生產風險！

但新時代的資本家更聰明啊，他們把風險轉嫁給了送外賣工人：送外賣工人要自備生產方法（電單車）；送外賣工人要自己買保險；送外賣工人沒有勞動合約；送外賣工人為了按時送達要冒著交通事故的風險；消費者不滿意外賣員要扣錢……

效果如何？正如文章所揭示的：

「只是，在平台巨額盈利的背後，是騎手個人收入的減少。小刀說，每當系統導航出現逆行路段時，他都會面臨一種無從選擇的困境，要麼放棄逆行、跑更遠的路面臨超時的風險，要麼跟著導航承擔安全風險，只是，無論哪種選擇，錢都實實在在地少了。

……

「每一個騎手要自己在安全和收入之間衡量。作為一個臨時參與的局外人，曹導點出了騎手們的困境，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最後，它們都把風險轉嫁到了最沒有議價能力的騎手身上。

……

「不久前，美團和餓了麼先後公佈了2020年第二季度財報。在這一季度，餓了麼實現每單盈利轉正，而美團則完成了了22億人民幣的淨利潤，同比增長95.5%，其中，外賣業務是美團實現盈利的最大功臣。

……

「2020年8月24日，美團股價也再創新高，市值突破2000億美元，成為港股第五大市值公司。」

但惡行卻不只是剝削，大老爺們還讓工人們互相憎恨。那些為演算法寫代碼的程式師（可能還要996），那些催單的客服人員，那些無償加班只能把怒火發洩給晚到的外賣的打工人士，都被「系統」安排了「幫兇」的位置。

譬如，《人物》雜誌的文章發表後，餓了麼增加了「願意多等5分鐘/ 10分鐘」的小按鈕（哈！仁慈的小按鈕！），消費者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如果不是很著急，可以點一下，多給騎手一點點時間，餓了麼會為用戶提供紅包或者吃貨豆作為回饋（消費者們，你們是要做逼人在大雨中闖紅燈的惡魔還是做願意多等五分鐘的吃貨豆天使？你們那「神聖」的「選擇權」喲！）。

外賣員冒雨送餐。圖片來源：ChinaQNA

《人物》雜誌文章的結尾隱晦地提到了誰才是真正惡魔的問題：

「作為系統的短期體驗者，曹導提出了一個建議：可以讓外賣平台所有的產品經理和演算法工程師都去當一個月騎手，這樣。他們才會知道這個系統對人的壓迫有多麼嚴重。

……

「加強程式師的培訓和價值導向很重要。但目前國內的情況是，程式師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線性思維，很少有社會科學的這種思維，所以，他們對於公平和價值的這些問題，理念上都比較欠缺。

「在調研的過程中，孫萍也與一些參與演算法的程式師有過交流，她發現，程式師們有自己的邏輯，也會考慮到各種突發事件，但是，程式師只是執行者，並不是規則的制定者，規則的制定者是外賣平台，而程式師也只是在履行平台的決定。」

我來幫作者說出來吧，那些規則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才是大反派。他們躲在演算法、消費者需求、五星好評身後，賺得盆滿缽盈。

但吊死演算法最冷酷的外賣公司的老闆就能解放送外賣工人了麼？顯然不能。沒有甲老闆，還會有乙老闆來做這件事情；不去送外賣，一個工人也得做別的職業來讓人剝削剩餘價值——不打工，就沒法吃飽穿暖，頭頂就沒有屋頂遮雨。

外賣行業只是統治這個世界的龐大系統的小小部分，這個系統如此荒謬：它吸收了人類數百年來最偉大的科技和勞動成果，卻令世界上大部分人仍過不上有尊嚴的生活——勞動者竟然要卑微地畫甚麼麼小豬佩奇來乞討狗屁「好評」！

要我說，這個系統，連同它之中無數可惡的演算法，都該砸個稀爛——然後再由勞動者編寫新的演算法。

但包括外賣公司老闆在內的少數人，卻大大受益於這個系統。他們人雖少，但強大得很——掌握著大部分財富、資源、權力、話語權……兩者已經形成共生關係：他們維護、加固、升級、統治系統，後者則繁衍這些寄生蟲。

所以，不要奢望他們改變系統，不要相信他們會成為正義的夥伴。他們或許會做一些迷惑人心的小修小補（譬如仁慈的5分鐘小按鈕！），但要讓他們真正屈服，我方必須展示出強大的力量。

回到標題那個「怎麼辦」的問題，一夜之間把系統粉碎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做些甚麼。譬如促進團結，認清誰才是敵人，誰可以是盟友——團結起來一起抵制敵人，而不是盟友之間相互競爭；譬如揭露敵人的謊言，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系統是必須徹底改變的——小修小補的改良只能是西西弗斯式的努力。

另外，也要燃起希望，告訴別人不要在系統中絕望，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究竟駛唔駛做到咁絕，你要喺一個社工放假期間，EMAIL佢表示已經「即時解僱」，並因犯嚴重過錯而代通知金也不賠，只付當月薪金就幾年工作關係結束。而高層所講的「嚴重過失」並未有內部調查，僅僅通過督導會議（約莫三小時）就敲定罪名，沒有給予事主上訴的機會。更甚者，高層竟下令事主如果自行回機構就要報警處理，如需執包袱要經約定時間回機構，結果執嘢全程有保安望住，真係唔知自己做錯咩事要俾你咁樣侮辱…

以下文章有點長，事主將難過的經歷投稿給我們，同時事主亦已循勞工處提出申索，然而機構拒絕主任安排的調解會議，故事主亦已預約勞審處落案追討代通知金、假期薪酬等項目，事主希望透過以下投稿，提醒其他社工在社福機構的不公義，打工仔不要再縱容高層惡行，事主亦希望機構懸崖勒馬，尊重一下程序和同工，馬上啟動調查與上訴機制，以及與事主展開對話，正面解決問題，不要將事件推給勞審處，否則拖到2021年都未必解決得到！

*****

事主投稿：

機構用下三流手段裁員

上級為左報仇，見盡機構陰險狡詐手段。

上級同你開會，會預先將你所有文件拿走，原來是想睇下你既文件有冇錯漏，遂粒字同你計。你可以突然收到公司唔用你的消息，禁止你到公司然後番去想了解咩事，就話要拉要鎖，仲有咩錢都唔賠番比你。

#件事係咁的

我在公司工作幾年，公司本身有個好好既老闆。有愛心對Client好，又體恤員工，工作環境十分良好，直到近年，公司人事大變動，上級換曬人，連臉口都轉埋，日日响度捉錯處，用埋d莫須有罪名去屈人，連問問題都是錯。老闆走左，個個都好似想做話事人咁。日日俾唔同人喺度攪攪陣。

以前上司俾人攪走左，想問一些重要的決定，上頭永遠話唔到事，日日俾埋d垃圾建議。

有天突然叫你開會，問你文件有錯可以點，我話我會改善，佢就幾條幾友圍住曬逼我認錯。

然後逐張紙問你，說話侮辱你既人格，講到你一無事處，同你講以前上司已經唔喺度，呢度我們話事，而家要慳錢，如果你有任何錯處咩都無情講，以前果套是過時，做錯野就是罰，幾無理都要接受。

過幾日，又俾人捉入房，又以文件有錯漏作罪名砌人入罪，上級既標準日日不同，鐘意你就咩事都冇，其他人有錯就冇問題。行政亂到爆。 就是咁突然收到書面的文件，寫曬我既錯誤，逼我簽名，我最後以書面覆公司不接納此書面文件，因公司人事規定，講明有投訴機制，上級認為同事做錯事，是可以用口頭、書面、警告信，一級一級上，不能只是一張書面文件，就等於同事犯下嚴重錯失之罪名叫人走，仲要咩野都唔賠，通知期、假期咩都冇賠。

疫情初期，加上政府政策打擊，唔少打工仔被逼放無薪休假，僱主要求僱員共渡時艱，打工仔頓時醒悟，原來一份穩定工作並不穩定。

無薪休假，從來不存在勞工法例當中，沒有具體法律指引，更加從來不曾由僱主向僱員提出！勞工處到目前為止都扮睇唔到！打工仔要承擔僱主營運風險？話來就來，話無薪就無薪，咁仲係咪打工仔？定係持份者？賺返多啲錢時係咪有得分返多啲？

有啲叻唔切嘅僱主更加係合約寫到明係可以隨時要求一個月薪員工放無薪假！

即使雙方同意，執行細節當中都可以有好多糾紛，例如有薪休息日仲有無薪？仲洗唔洗在家check emails? 放到幾時？

#唔同意又點

今次事主係一位生產主管，月薪萬六蚊，放左一段時間無薪假，僱主多次承諾指定日期復工，但多次落空，由於事件發生係早期疫情時間，眼見有部份員工可復工，而且要轉工都仲有一絲希望，所以事主就唔同意繼續放無薪假！

點知僱主就命令咁唔滿意就辭職！原本諗住可以復工，又或者拎番7日代通金就了左件事，一個咁良薄嘅回應，就同佢講番道理，勞法係唔可以咁樣，你同炒我無分別。

最後老闆就話因爲事主態度差，不服從命令即炒！

事主就經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追討代通知金，再要求刑事追究不合法無薪休假（為求討回公義，日後多個案例參考）

#以下係事主記錄當日小額薪酬追討情況

上庭當日傾左好耐，個官係想我地和解，set左個價錢俾僱主賠償俾我，但個金額比原本索償金額少，明明我係根據勞工法例爭取自己權益，唔明點解要拎少d金額去同一個無良僱主和解。

仲有個無良僱主係庭上講「俾左成萬蚊律師費問左大律師意見，唔會賠多一分一毫，又話呃錢會告到我破產，佢係有限公司唔怕輸，我就慘一輸就會問我賠更多」

前提係佢俾律師費都成萬蚊，但我索償都係4千幾蚊！

最後我拒絕和解，要跟番我要求嘅數！個官亦判左我贏！

而個無良老闆仲恐嚇話要上訴搞到我破產為止！

最後過左上訴時效我先可以安心番！
係咪打工仔好蝦d？覺得我地唔識法律捍衛唔到自己既權益？

（獨媒報導）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將於本月21日舉行。勞方代表過往多由建制派出任，今屆則有5名民主派角逐。他們宣佈於本週六起，發起為期兩星期的「象徵式公投」，籲市民以行動表明「打工人希望一人一票選代表」的意願。

5名出戰的民主派包括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嘉榮、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顧問兼沙田區議員李志宏、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理事雷謙凱、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以及教協理事文浩然。

設街站及網上投票 料過萬人參與

郭嘉榮指，為反映真實民意，他們將於各區設置街站，讓市民把支持5人的「選票」投進投票箱，另外亦有網上投票系統，呼籲市民以行動表明「打工仔希望一人一票選代表」的意願。本月7日至20日期間，街站將設於銅鑼灣、旺角、觀塘、沙田及荃灣，詳細地點及時間將在「狙擊勞顧會」Facebook專頁公佈；7日至21日的街站則會設於美孚社區會堂外。他預計，參與街站和網上投票數字，分別可達一萬及五位數。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理事 郭嘉榮、香港職工會聯盟執委 文浩然

指參選重點非輸贏 盼號召港人守護職場政治權利

徐考澧強調，今次參選的重點不是輸贏，而是號召港人守護職場上的政治權利。他指，現時各行各業均面對著政治清算，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故大眾應繼續組織民間力量，推動工會戰線，在職場上抵擋政權，打破建制派壟斷話語權的情況。

李志宏亦指，勞顧會選舉採取「一工會一票」及「全票制」，以致99%打工仔都無法為自己投票。他提到，今次有27人出選勞方代表，但當中不少候選人或工會從未公開自己政治立場，又指兩個新成立的工會「文職職工會」和「秘書協會」，使用同一地址卻派出合共9人參選，形容情況奇怪。他坦言，現時尚有大量工會的申請程序被政府拖延處理，雖對選情不樂觀，但仍希望「企出來」。

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顧問兼沙田區議員 李志宏、香港酒店工會主席 徐考澧

（獨媒報導）最低工資委員會上月未能就最低工資達成共識，意味着2021年最低工資水平將可能凍結。工聯會權益委員會與數名清潔工代表今午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要求政府按通脹增幅，調整最低工資至$39.3。由於有關決定將交由特首和行政會議發板，有清潔工勸喻林鄭月娥「攞出良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則稱將向立法會提出要求，為最低工資作「一年一檢」。

最低工資水平或遭凍結 工聯會斥涼薄

最低工資委員會於10月完成檢討2021年最低工資水平，據悉商界委員及學者贊同凍結最低工資於$37.5水平，3名勞工代表則堅拒簽署該報告書。由於未能達成共識，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將就最低工資水平作出最終決定。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委員丘燿誠提到，過往兩年通脹升幅為4.8%，如今傳言當局有機會凍結最低工資，是變相減薪，只會加重底層勞工的經濟壓力，籲特首「林太」調升工資以追上通脹。

丘又批評，商界以疫情為由要求凍結最低工資的行為非常涼薄，而且不合理。他指即使根據通脹升幅作出調整，最低工資也只是$39.3元，「（增加）$1.8啫，其實連長者兩蚊乘車優惠都唔夠畀」，又言「就算乘8個鐘，都係多$14.4，可以做到啲咩？」他期後拿出一個麵包，稱希望當局能幫助這群基層勞工。

特首辦代表到場接收請願信。（右：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委員丘燿誠）

陸頌雄斥部分商界趁火打劫 將提草案盼「一年一檢」最低工資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形容，按通脹調整工資的要求卑微，「加$1.8，凍飲都畀唔到啦！」他又提到，如今只有不足兩萬名服務業基層，即不足1%的勞工還在收取最低工資，斥責部分商界趁火打劫，不願多付工資予勞工。

陸指，將向立法會提交私人條例草案，要求當局修改法例，由「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又會建議政府完善調整機制，將最低工資的升幅與工資中位數掛鈎。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清潔工代表籲林鄭及行會成員「攞出良心」

出席請願行動的清潔工蔡女士指，疫情持續下，工友的口罩嚴重不足，甚至許多時候欠缺食飯和休息地點，工作很辛苦，時薪維持$37.5非常不合理。

王先生

同為清潔工的王先生則認為，凍薪對他們業界極不公道。他指出清潔工既無固定薪金，亦無假期福利，「做8個鐘都唔夠食啦，莫講話養家，食個晏晝都唔夠！」他認為清潔工在疫情下有很大功勞，「如果邊到有疫情，我哋一定第一時間就去消毒」，籲林鄭月娥和行政會議成員「攞出良心」，不要再剝削他們。

一場新冠病毒病疫症，徹底改變了市民的生活，令本已疲弱的經濟進一步下滑，打擊企業以至打工仔的「飯碗」。疫情下不少公司和店舖因為經營困難而倒閉，市面減薪和裁員的聲音此起彼落。根據特區政府的數字，本港於2020年7月至9月的失業率達6.4%，失業人數接近26萬人，創16年來新高。

面對惡劣的經營環境，企業節省成本、縮減開支，甚至裁掉員工，被看似理所當然。但事實上，疫情下不少機構仍致力保障員工的福祉，說的不只是大企業，還有小本經營的公司、商戶和非牟利組織。例如有公司為員工提供防疫用品、身體和心理健康諮詢。亦有公司延長員工的彈性上班安排，減少員工受感染的風險；還有企業表明不會裁員，堅決與員工共渡時艱。這些感動人心的故事在無情的疫症下為社會帶來絲絲溫暖和希望，當中的好僱主更是值得表揚。

員工乃企業寶貴資產

這些機構和僱主都把員工放在中心位置，珍視員工的貢獻。的而且確，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員工的滿意度與其生產力和流動率、顧客的忠誠度以至機構的獲利能力有著緊密關係。試想想，大部分僱員平均每天用上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上，若工作間不友善、員工感到不受尊重或不公平對待，導致士氣低落，他們又如何能施展所長，發揮最大的工作效能？

有見於此，平機會多年來一直倡議僱主建立平等共融工作間，採納平等機會僱傭政策，確保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士不會基於性別、懷孕、殘疾、照顧家庭的責任或種族等特質或因素而受到不平等待遇和歧視。多年來，平機會透過不同途徑和活動宣揚平等共融工作間的重要性，包括最新推出的「平等機會僱主嘉許計劃」。

平等機會政策有實際益處

採納平等機會僱傭政策、建立多元共融工作間不止是為了符合反歧視法例的要求，更是對所有機構有實際好處。除了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啟發員工創意思維，這些政策更有助提高業務的多元化，建立良好機構形象，開拓新的顧客群或服務對象，創造更大競爭優勢。顧問公司麥肯錫過去便曾多次就美加、英國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發現種族多元和性別多元的公司比一般公司的獲利都為高。

可能有人會認為，今時今日能夠在市場生存已不容易，還談甚麼平等、多元共融，浪費無謂資源。至於打工仔，只求保住飯碗，即使受到歧視或不平等待遇，也只能忍氣吞聲。這些觀念可謂錯誤，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及經濟不穩為各行各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機構必須持續而非停止推行平等、多元共融的理念。

多元共融可助抗疫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多元共融的公司在經濟衰退期間有更好表現。例如美國的Great Place to Work®與財富雜誌在挑選100間最多元工作場所時便發現，那些專注於推動共融的上市公司在2007至2009年經濟衰退期間較其他公司有更好表現，而衰退過後股價的反彈亦更高。由此可見，多元共融的管理模式可加強機構的抗逆能力，為復蘇作好準備。

至於僱員方面，亦不應啞忍不平等或歧視性的待遇，應向機構內的有關單位或人士申訴，或尋求外界協助，例如就歧視行為向平機會提出投訴。面對不平等待遇的還有本港的外籍家庭傭工。有工會調查顯示，逾8成外傭在疫情期間遭到歧視，甚至無理解僱。勞工處近日便發出新聞稿，呼籲僱主不應因外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解僱外傭，或拒絕履行與外傭的合約，必須遵從《僱傭條例》及「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事實上，僱主若因外傭或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將其解僱或給予較差待遇，有可能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在目前艱難的環境下，僱主與僱員最重要的是互助互諒、坦誠溝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爭拗。疫症雖然衝擊社會環境，引發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但也帶來了新的機遇，例如市民更關注衛生和環境保護，便創造了綠色商機。

創造共享價值

要把握這些新的機遇，克服當下的困難環境，企業和機構也許需重新檢視和改變經營模式。當現今顧客及受眾不只注重產品和服務的品質，還關注機構為環境、僱員、社會等多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時，多元共融已不再是機構可有可無的選項，不止是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上的「剔」號，而是機構長遠發展的關鍵因素。哈佛學者Michael Porter和Mark Kramer在2011年便提出了「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指企業在擴展市場和提升盈利的同時，亦應同時促進其身處的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達致創造社會價值，共享成果。

「創造共享價值」的經營模式將商業發展與社會發展連繫起來，而平等、多元和共融正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因此，企業和機構在發展的同時，亦應擁抱平等、多元和共融的價值。香港有不少機構包括一些初創企業已實行「創造共享價值」的模式，例如聘用殘疾人士、新移民婦女和年長人士。他們這樣做不只是慈善行徑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還為機構開創商業價值。平機會舉辦「平等機會僱主嘉許計劃」，就是為了嘉許採納了平等、多元和共融僱傭政策的機構。我們希望可推動更多僱主加入行列，為廣大打工仔建構平等、多元和共融的工作間，讓每個人都可安心工作，各施所長。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朱敏健

政府昨日宣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委任議員」資格，民主派其餘議員亦隨即宣布總辭。事實上，從當日政權以「疫情」為籍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一刻起，所謂的議會已經毫無認受性。「議會戰線」，亦不過是苟延殘喘。政權決定進一步撕破「法治」面具，逼使原本決定「留守」的溫和民主派亦決定總辭，當日民主派內部所爭論的「去、留」問題，其實已有定論。此刻我們真正需要警醒的問題是：政權消滅了議會後，下一步會是甚麼？

回想不過數個月前，民主派成功舉行初選，參與人數超過六十萬人，大有「光復立法會」的聲勢。結果政權強行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取消選舉，邀請原有立法會議員「留守議會」，將選舉「延期一年」，結果引起民主派內部間就「去、留」問題的爭論。另一邊廂，政權在這數個月間連番出手，針對不同界別、組織、工會進行清算、批鬥。政治打壓愈演愈烈，抗爭形勢急轉直下。政權如今再出手直接打碎留在立法會中的政治花瓶，其藍圖已經昭然若揭。政權的目的，就是在這一年之間，將香港的公民社會連根拔起，不論是議會、工會、專業界別、民間組織統統被視為「反對派溫床」，在一年之間將其逐一擊破。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無須再解釋「委任議會」的荒謬，更無謂再以法理角度理解「取消議員資格」的不合理。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並非僅僅決定總辭的民主派，也不是淪為真正橡皮圖章的立法會，而是整個社會正在面臨的「鉅變」。過往的常識、邏輯、法理正在急促地被清洗、轉換，而且不單是在立法會內發生。當小學教師因為一份教導學生何謂「言論自由」的工作紙而被釘牌、港台記者因為調查7.21事件而被拘捕，可見不論是議會、教育、傳媒，還是司法系統、工會戰線，統統都是政權會在這一年間統戰、攻佔的陣地。

這就是我們在這一個月間，不斷強調「專制取代專業」，不同界別間唇寒齒亡，必須互相支援的原因。參與罷工的醫護，同樣正在面臨醫管局的秋後算帳。在議會被消滅之後，在抗爭運動中誕生的工會戰線，絕對可能成為政權的下一個目標。我們必須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因為剩下的時間、空間，可能不多了。

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於二戰過後的懺悔文，相信大部份人都有看過。但在此刻，仍然不妨重溫以作警剔：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2020年的香港，無疑正在一片焦土之中。政權借助疫情帶來的「黃金機會」，發動逼令「人心回歸」的總攻勢。各政策局爭相在自己的領域「交人」，向中共「證明」有違「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的確散佈在香港各界別，因此港版國安法的聖諭來得及時，教人明暸解決反極權浪潮的正確之道。不少評論仍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共的舉措是「愚蠢」的，因為這只會加速斷送香港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有害無利。他們同時也會指出，香港高官會成為斷送香港的劊子手，也是「愚蠢」的。然而，持此論者，似乎仍未接受到，向中央「交人」以證明聖諭英明的「政策」，正是今目的為官之道，屬其掃黑除惡，保家衛國的「政績」。

處身於「加速」之下的香港，我們正付出龐大代價，同時心情也好予盾。一方面，我們有份主張攬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現在藍絲也正在問：「你們豈非求仁得仁？」是的，某種「求仁得仁」，正是「加速」和攬炒。若民主自由不可得，我們也拒絕一切虛擬的「制度」。與對手一起直面活在極權下的真相──我們一直以來的「制度」都是立在極權恩典下的浮沙──所謂「自由」的空間，乃是在上者予取予攜的。

後極權下必要的道德生活

然而，攬炒與疫情夾擊之下的情況下，我們卻不得不承認，此局之下，個人的渺小。移民的人不在少數，民間動員力大大減低，政權大力「整改」「四座大山」，直接將壓力施加在個人身上，同時直接把恐懼輸送到每個人的眼前。

我們既明白在大勢之下，「加速」是無可避免，同時也忍不住看見「制度」消逝，想要「守住」甚麼，然後更感無力。不少人只能「望天打卦」，期望國際線的中美角力可以為香港捉到一線生機，也有不少人主張「活出磊落真誠」引哈維爾的話，引導大家在極權下，如何思考自己「可以做甚麼」。

然而在兩個方面，總有空泛的一面：那我現在好好活裝備自己，靜候時機？還是在漫長的黑暗期裏，只能活出自己？正如很多極權研究者所指出的，現在中共擺出的「局」也很清楚：不單要以高壓手段令香港的反抗噤聲，更要令此地變成一個人民自求多福，篤灰為樂，得過且過，道德淪喪的社會，唯其如此，才便於極權的統治。在恐怖政治的手段下，目前的戲碼多為由上而下的打壓。然而下一步，即為多數普通人與政權的「合作」，包依照劇本行事的人們「明知或無意」地在不同領域「揪出敵人」的篤灰者……最後使人陷入「原子化的孤獨狀態」（亞倫特），惶惶不可終日。

正當我們過渡到後極權的處境，當務之急，是既要維持士氣，同時創造條件，避色人們在社區、職場、學校、生活圈中，跌入這種孤獨狀態，使不甘為奴的人們有建立互信的可能。

也就是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維繫，安徒引哈維爾主張的「平行國度」，指出民間應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功能在於維繫真正的社會團結，也讓人們進行自助自發的行動，互相保護，免受極權政府掌控社會的工程所傷害。」普通人之間要過外於政權的道德生活，持守記憶，追究真相，維持士氣，便需要這樣的社會空間。

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

過去，香港的公民社會活在自港英起的虛擬自由主義的時空之中，各自尋索自己的空間，各種團體依據議題分類，如性別、勞工、土地、政治議題等，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分工」。個別議題倡議的模式，在我們所熟知的公民社會大行其道，亦各在斬獲。在主權移交以來，似乎十分有效。這些板塊之間的連結並不深，雖然組織者之間可能相識，但沒有形成跨界的政治連帶（或者嘗試但失敗），同時亦可能由於議題劃界太過「專精」，導致這些議題與民主運動的思潮改變，民情改易相脫節。更加談不上板塊之間的「群眾」互動了。

然而，過去一年的反抗是一場社會矛盾的綜合爆發（而不是某些「左翼學者」所主張的「狹義政治議題」），並不能在「社會議題分類」中切開一個「分工」來。當然，既存的以議題為本的民間團體仍能在不同程度上，以自身的資源介入到運動之中（例如媽媽集會／#ProtestToo紫光集會等，不贅。）但此中的介入已跟議題倡議的模式有所不同。而運動本身產生的能量，亦衍生出多元的行動主體和不同板塊，堪為一種新的公民社會。

議題倡議式的公民團體過去在某些時空下，與政府形成某種官民互動，透過深耕某些議題，達致政策改變。可以預見，今日香港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將會越走越窄，而「分工」式的倡議亦容易與「加速」中的形勢脫節。繼之，不少議題所援引的「國際標準」，亦在變化中的國際形勢中遂漸瓦解。

若果今日須重提「公民社會線」，其重點應在於建立在同路人之間一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安徒）。很多關於其他國家民主化成功的專訪和文章，側重於「光復」一刻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在黑暗時代中，如何從個人層面堅持良心、心性，以待天明。然而公民社會的質地對「贏」的影響，甚至甚麼是真正的「贏」有所影響，則是少有論名。韓國和印尼分別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末完成民主化，但兩地的轉型正義進程，則是差天共地。韓國不但在歷史上「平反」了光州民主運動，將之寫入正史，全斗煥更經歷了公開審訊定罪，成為少數受現世報的獨裁者。而印尼蘇哈托時代的軍佬們，染指對學運的屠殺，至今仍是一大勢力，甚至有官做。韓國民主化後，對全斗煥罪行的追究，要到他上庭定罪為止，這並非國際標準的執著，而是當地人民和公民社會在「民主派」執政之後，仍窮追不捨的結果，令所有政客難以與權貴階層輕易妥協。由是觀之，這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不但是各領域「守」的戰場，更是形塑抗爭陣營價值觀，持守記憶，滋養行動的關鍵。

至為崩壞的時刻，新的勞工主體

筆者讀到劉俊平先生《新工會浪潮可以是一個怎樣的角色？》一文，當中提出新工會應建立「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正切中今日運動之所需。劉提出這個工會網絡可與社區網絡（主要為區議會）相輔相成，並在行業的宏觀社會議題與民眾連結。也就是說，要建立工會與會員在行業上的關係之餘，不忘建立行業課題與「群眾」的關係。

按此發展下去，容筆者作幾點補充討論。「以行業為本」的意思，當可指行業從業員之權益和行業之發展，在疫情之下，向大小新工會其實亦埋首於有揭露疫情下打工者面對的問題，以立於政府政策下的不足，可算一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天職」。而有趣的是，在運動中產生的組織之中，「需要」進行這種雙線發展的，並不多見。

另一方面的「行業為本」，則在於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包括行業的（本土）發展，專業標準的維持，職場中的自由空間（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凡此種種，皆為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可建立到工會與群眾、非從業員之間的關係，產生更多社會予盾。

更進一步，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網絡」，這個網絡亦應該「離開行業本身」，安徒將波蘭團結工會形容為「綜合的文化、社會、教育及行動的中心」。也就是說，「工運」並不應處於核心位置，重點應在於建構「空間」讓「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連結起來，他們不但在進行有關行業的運動，同時也「綜合」地處理整體運動的各種問題，而非作以工人權益為中心的「公民社會分工」。

考察現存的新工會之間，可以見到實際上各工會本身已呈現這種形態的雛型。「醫護罷工」既是勞資糾紛又同時是充滿政治性，不在話下，不少工會就著行業專業操守而發聲，亦有工會在疫情下大搞有關運動的展覽等，皆是以自身角色為香港共同體而努力。而620反國安法公投，更是跨動員的嘗試。

然而，要延續這樣的網絡，需要各工會之間產生更緊密的連帶。這連帶並非要建立一呼百應的大台，而是要令一個「以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網絡」在群眾眼中變行可見，繼而連結到運動中的各種板塊，在更展闊的公民社會中扮演一定角色。工會中的個人也可在這樣的網絡中，參與「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有文化生活，建立出人們可以「過道德生活」，不隨政權起舞的底氣。

當然，這種「社會空間」的角色並不止於工會之間，但工會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連繫到活在極權社會之下的一般人，令這個「圈子」不止於「塘水滾塘魚」，同時令更多人參與在改變香港的思潮討論之中。

若果我們當前的疑惑，是「活在後極權社會一個普通人可以做甚麼？」那麼我們可以判斷，「新工會」的重任並非在於傳統意義下的「搞工運」。那些主張工會們應著重爭取勞動三權以擴大工會保障之類的評論，也許並沒有錯，但卻是捉錯用神。現在正是香港「工運」某種「興盛」之時，但同時也是勞工倡議的冰河時期。正是制度至為崩壞的時刻才催生出（新的）勞工主體，而不是待得制度改善才可以「壯大工運」。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倡議，而是任何行動應按照具體的形勢分析和脈絡而決定，不能說一句「工會＝爭取勞工權利」的方程式，便得出方向。

攬抄大局之下，民眾是否真能在崩壞的前景下，在危機之中穩定心神（暫且不談「保持希望」），渡過長夜？這正是目前公民社會各板塊要處理的問題，也是新工會浪潮需要思考的。

建華 於東頭懲教所 22. 10. 2020

參考：
安徒：無法思考獨立，何能獨立思考？（11-10-2020，明報）
劉俊平：新工會浪潮可以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陳婉容：在沉默與發聲之間，掙扎在灰色地帶的多數可以沉默，但如何令沉默有價值？（16-9-2020，端傳媒）

（標題及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小薇謄稿。）

問前老細攞嘢，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如果你要問前老細攞份employment proof，你估你攞唔攞到？

事源：

一位朋友托勞工組朋友（下稱L）幫手，問佢前老細可唔可以填份employment proof，因為佢嚟緊海外就業既資歷證明，唔只係簡單一份工作證明就得，要前老細填三頁紙，內容係學校同職位既基本資料，以及佢工作內容咁。佢擔心老細嫌佢麻煩，已經自己填好晒，老細睇過如果OK，簽個名就得，有咩錯漏佢修改又得。但係其中有老細一直唔肯幫佢填。

L的紀錄：

其實我唔熟教育界，所以問咗幾位教師朋友，佢哋主要講法都係老細唔肯既話亦無佢符，其中一位朋友直頭講，學校唔俾就唔駛旨意搞掂，無乜方法。

咁所以打去學校之前，已經期望唔大，但姑且一試，因為呢位事主其實本身係同路人，而且過去喺自己職場都幾敢言，曾經為自己權益親身出頭，呢類打工仔好少有，佢想有援手時值得幫手。

打去搵校長，傾偈過程約莫都有30-45分鐘咁，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大部份時間都係聽校長講呢位老師壞話，例如佢好煩
2. 校長覺得老師draft既employment proof唔符合實情，所以拒簽
3. 佢唔係唔肯幫前老師填，但不滿老師既手法
4. 問我哋係乜水，appreciate我哋肯幫老師，但要睇幫緊咩人

咁我也表達咗以下幾點：

1. 睇返份表，佢其實唔係要校方去推薦佢，只係因為該處理資歷既機構有自己既form，所以一般離職時攞到既工作證明才不適用，而呢份employment proof內容亦主要係學校資料以及老師既職位要求等等。
2. 雖然校長對老師相當不滿，但似乎係佢同校長喺相處問題，多於佢既教學資歷上有問題。
3. 老師已經離開咗學校，而且可能離港，需要一啲援手，呢類情況唔只事主，其他老師學生亦可能有需要，校方既做法一般係點呢？點決定邊啲幫、邊啲唔幫？
4. 據老師提供既一啲對話資料，老師早前請求校方幫忙時，已經多次為過去一啲衝突道歉，既然佢已經多番講對唔住，係咪可以一人讓一步？
5. 假如校方唔同意老師draft既內容，咁不妨老師send份blank form俾學校，校方按自己說法填寫？

咁經過大半小時既聊天，最後校長話考慮下先，但可以照send blank form過來，咁再過咗一陣，老師來訊表示學校約佢即日下午可以回校取呢份employment proof，最後佢亦真的如願以償攞到手了。

最後，之所以促成我想寫呢篇紀錄出來，係因為我唔係教育界，份表雖然三頁，但要人填既空位其實唔多。所以都有啲感概，個感概既地方係......我有諗返起細個讀書時幾敬仰既一啲老師.......我希望如果佢哋有需要請學校填呢啲employment proof時，唔會遇到太多障礙。

始終我唔知佢哋雖然受學生歡迎，但喺校長、教職員之間係咪如魚得水，我希望老師們有需要時，可以順順利利。
並祝老師們生活順心、身體健康。

（獨媒報導）63歲跟車工人阿俊（化名）在今年8月工作期間，遭貨車尾板劏開肚皮嚴重受傷，更要切去整隻左腳。傷者女兒 Emily（化名）接受獨媒訪問，哭訴公司「祥利運輸」卸責拒絕賠償。她強調只想取回應有的賠償，「工傷你買咗保險，咪 claim 保險賠錢。呢個老闆一蚊都無賠過，仲話可以借一萬五糧俾我，叫我簽借據。」

阿俊在意外後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Emily 在事發後趕到醫院，醫生喚要有心理準備，指傷者未必能捱過48小時。阿俊在兩星期內，做了多達13次手術，大腸和小腸嚴重受創；因為血液未能流到腳部，左腳更要截肢，現時亦未能正常大便。

阿俊當日在停車場工作期間，疑有人按下尾板，在司機倒車後，他「硬食一刀」遭劏開肚皮。阿俊已在「祥利運輸」工作了十多年，每週六天工作，近年的月薪約兩萬至兩萬六千元，但僱主指阿俊屬於自僱的散工，拒絕溝通和賠償。

聲淚俱下嘆公司無情 指父原不欲公開事件

在事發後，「祥利運輸」在9月時還好聲好氣，曾稱保險公司在處理中，及後卻360度轉變，表明拒絕溝通。Emily 要求對方在10月24日前作賠償，但「祥利運輸」一拖再拖，更出爾反爾，稱她沒有資格查詢和追討賠償。Emily 遂要求父親簽署授權，勞工處亦發信促「祥利運輸」解釋，表示不排除轉介調查科作刑事檢控。

「佢話我哋唔會同你個女溝通，想要賠償你親自嚟同我講，唔係唔會俾任何賠償。」「爸爸喺醫院，點同你簽文件？講緊無咗隻腳，點會有時間同心情處理？」在訪問中，Emily 聲淚俱下，指父親不欲她見傳媒，更從沒有責怪公司和該名司機，並不欲因此令公司倒閉和影響其他員工生計。

「如果唔係迫到咁樣，真係唔想搵記者。既然佢都咁對我哋，點解唔公開件事呢？你唔俾我好過，我都唔會俾你好過。」

女兒出事前喚退休 「避得過疫情，避不過意外」

在發生意外前的兩天，Emily 對父親說，「不如退休啦，疫情好嚴重，返大陸養老等我照顧你。」阿俊當時安撫女兒說，希望做多兩年，但避得過疫情，避不過意外。

由於疫情期間禁止到醫院探病，Emily 在意外後只見過父親一次，「佢瘦咗好多，隻手得返排骨。」Emily 無奈稱，對追討賠償感到無能為力，只能透過司法程序追討。她在父親出事後，三日間瘦了六公斤，更未能入睡，每晚以淚洗面。此外，Emily 從姑姐口中獲悉，父親曾哭泣，「點解臨老先嚟無咗隻腳？以後點算？」

她每日風雨不改，到醫院為父親送上飯餸和湯水。Emily 透露，父母已分居十多年，和父親每年只偶爾見面，但今次意外令家人無比擔心，她更辭去美容的工作，全力照顧父親。

法例規定須工傷後須每月支付八成薪酬

現時法例規定，僱主在意外發生的14日內，須主動向勞工處呈報，在呈報後如承認意外，須每月支付員工原來薪酬的八成，並支付每日上限300元的醫療費用；至傷勢穩定後，勞工處再作「判傷」，判斷失去工作能力的百份比再作賠償。

假如僱主呈報後拒絕承認工傷，勞工處將會查詢不承認的理據，並會作中間人說明理據，最後對僱主發出調查結果；但調查結果只屬建議，僱主可不作理會，傷者只能透過司法程序追討。

（左）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 余嘉浩、（右）傷者阿俊的女兒 Emily

工權會批勞工處無牙老虎

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余嘉浩批評，勞工處是無牙老虎，甚少會對走數的僱主作檢控，只建議傷者從司法程序追討，「2018年得64宗成功檢控僱主唔出糧，工權會一年都接6、700單工傷，講緊香港每年係有3萬單工傷，有幾多僱主唔出糧無被檢控？呢個數字應該好大。」

余嘉浩又質疑，成功檢控的案例中大多罰款2至3萬元，對僱主欠缺阻嚇力，「工友休息一年都講緊十幾廿萬。僱主成日拖住先，搏家屬頂唔住就私了，求求其其俾筆錢。」

獨媒曾致電「祥利運輸」負責人黃小姐查詢，她獲悉來意後，隨即大喝稱，「我唔會講啲咩㗎啦，呢件事交咗俾律師處理。」

（獨媒報導）職工盟早前向旅遊、運輸、美容等業界人士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人有就業不足情況，其餘近兩成人則面對失業情況。有富臨酒樓職員稱由3月起被逼放無薪假至今，亦申請不到綜援，一家六口數月零收入，積蓄已經「見底」。亦有失業10個月的興趣班導師稱，自己在積蓄耗盡後申領綜援，但與社會福利署以文件往來5個多月仍未獲批。職工盟重申，「保就業計劃」及綜援未令惠及大多數失業人士，促政府即時設立失業援助金。

八成受訪者面對就業不足 近半人出現抑鬱症狀

職工盟於9月28日至10月19日期間，向航空、旅遊、運輸、美容、文藝等較受疫情影響的業界人士發放問卷調查。在280份回應中，超過八成受訪者面對就業不足情況，當中七成人稱家庭收入損失一半；近兩成受訪者面對失業情況，近九成人表示損失一半或以上的家庭收入。

在家庭收入入不敷支的受訪者中，近一半人出現抑鬱症狀，四成人與家人間的磨擦增加。整體而言，九成受訪者表示對未來感憂慮，和不滿意政府對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支援。此外，逾六成受訪者表示，因失業或開工不足的經濟損失而需要申領綜援。但在需要申領綜援的受訪者中，逾六成半人因自身已有保險、住屋租金過高、家庭成員仍有工作收入等原因，不符合申領資格。

富臨酒樓職員放無限期無薪假 一家六口數月零收入

富臨集團酒樓職員朱小姐表示，自今年3月前起被要求放無薪假，惟一放便是九個月。期間，朱小姐曾嘗試尋找數份飲食業的工作，全部皆無回音；她稱，一家六口的經濟支柱是自己和丈夫，惟任職地盤散工的丈夫在疫情後亦完全停工，家中已有數個月「零收入」。朱小姐在4月期間曾到社會福利署申領綜援，但遭社署職員即時拒絕，指其戶口仍有積蓄。

朱小姐

朱小姐回答途中一度哽咽落淚，表示以僅餘積蓄苦苦支撐家庭開支：「去（街市）買餸，都係揀啲10蚊三份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補充指，由於朱小姐家庭再無收入，積蓄亦將近耗盡，唯有在各方面「慳到盡」，如趁街市檔口關門前「大平賣」的時候才去買餸，「見平買平，填飽肚就好」。朱小姐鎮定過後，坦言家庭的積蓄已經「見底」，將在一星期內耗盡，屆時亦不知道如何是好，批評政府支援不足。

繪畫班導師失業10個月 申綜援5個月仍未獲批

55歲的麥先生稱已教授繪畫興趣班十多年，正常月入約1,2000至1,3000元，惟自今年一月起一直零收入，積蓄至6月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故只好申請綜援。但他批評，申請過程中難關連連，「我由6月開始申請到而家，足足五個月都未獲批。試過畀福利官要求銀行月結單內每項同其他人有關嘅存款同支出都要解釋，就算一百幾十都要，仲要搵返朋友同家人嚟簽名，聲明每個細項。」

（左起）麥先生、蒙兆達、吳敏兒

他形容，社署的審批程序有如「不想申請人獲批綜援」，過程中感到極大心理壓力，「比如食餐飯啲朋友Payme/FPS我，我又要叫返啲朋友簽名、留電話俾福利官，我唔覺麻煩啲朋友都覺啦。同埋我講自己與妹妹同住，佢又要我同妹妹簽份聲明講我哋雙方係經濟獨立。」麥先生亦稱自己曾申請政府的N無人士津貼，但三個月來杳無音信；現時，他只能靠保良局的食物銀行計劃領取食物，渡過零收入的時期。

音樂導師做散工致手指受傷：「好返都未必再教到樂器」

失業前從事音樂及歷奇導師的吳先生表示，自己在疫情爆發後便接不到工作；雖曾申請政府提供的7,500元註冊體育教練津貼，但一直都沒有回音。

吳先生

他稱，自己在失業期間日間從事散工，夜間兼任的士司機。他曾於營地進行工具維修時弄傷手指，造成手指韌帶斷裂、需要即時停工，手指康復需要時間之餘，日後亦未知能否重新從事音樂導師的工作，「即使好返都無以前咁靈活，可能日後都未必再教到樂器同音樂。」此外，受疫情影響，當司機的收入亦不多，「最差試過一晚得200至300蚊生意，一個月計埋可能只係啱啱好交車租同油錢。」

九成半受訪者促設失業援助金 職工盟籲勿再漠視社會實況

九成半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設立失業援助金。職工盟倡議政府即時設立每月16,000元上限的失業援助金，領取期限為半年或180日，如就業市場情況未有改善，再考慮延長領取期限。職工盟指，假設有30萬就業不足或失業人士領取援助，每人平均領取4個月，每月15,000元，涉及的金額約180億元，亦只及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總開支的兩成。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保就業計劃」只讓企業得益，但打工仔如朱小姐面對的狀況，正正向政府反映計劃的失敗與「不保就業」的地方。吳提到，不少正面對就業不足及失業情況的香港人均對前路感到絕望及無助，批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只懂叫人申領綜援，漠視社會實際情況，「有幾多人拎到綜援？申領綜援兼為失業人士嘅人數係19,000多人，但目前官方嘅失業人數係230,000人，職工盟嘅推算係有300,000人失業。」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則批評，申領綜援的各種要求不合常理，以程序刁難申請人，「幫政府慳荷包，不斷踐踏失業人士嘅尊嚴」。

明年今日 別要再拖延 代表都改變 離職了便冇蝕
或在同伴追討中歷遍 無奈你都是要蹉跎

今年三月初，本辦事處接獲八名美孚富臨皇宮的前線工友求助，經一番直接追討行動後，雖然藍店富臨依舊無賴，拒絕支付遣散費、代通知金等拖欠項目，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多間富臨集團旗下分店的工友紛紛到本辦事處及職工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求助，當中涉及近20人及5間分店。

無薪假話放就放？

在疫情之下，不少工友都面臨被放無薪假的情況，以致大量工友前往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遣散費等項目，勞資審裁處積壓的案件越來越多。而在富臨集團的案件中，兩名黃大仙富臨皇宮的工友是最快進行聆訊的，分別於9月初及9月中進行第一次聆訊，當時審裁官表示，僱主顯然是違反了《僱傭條例》第 31E(1)(a) 條有關停工的規定，即

「31E. 停工
(1) 凡僱傭合約的條款及條件，訂明僱員的報酬須視乎他獲僱主提供其所受僱的該種工作而定，則就第 31B(1) 條而言，根據該僱傭合約受僱的僱員在以下情況須視為被停工：凡僱主未有向僱員提供該等工作的日子總數超過——
(a) 在任何連續 4 個星期的期間內正常工作日總數的一半⋯⋯
而該僱員並未獲付一筆款額相等在該僱員在未獲提供工作的日子中假若獲提供工作本可賺取的工資的款項。」

實際上，該兩名黃大仙富臨皇宮的工友分別於2月初及2月末已被放無薪假，而僱主亦一直未有安排工作，顯然是符合了停工的定義。

徵詢律師為名 拖延時間為實

兩名工友在9月進行第一次聆訊時，富臨集團派出經理吳先生作為公司代表，當時吳先生指公司需徵詢律師意見，審裁處為免富臨以徵詢律師意見為名，拖延間時為實，故准許富臨以數萬元作保證金，押後聆訊至2020年11月16日。期後在多宗案件中，富臨都以徵詢律師意見為由押後聆訊，當中有案件更被押後至2021年。

在每次不同案件的聆訊中，審裁官都有向吳先生詢問徵詢律師的進度，其中在10月的聆訊中，吳先生就曾經透露已徵詢律師意見而且是有結果的，審裁官則反問「咁仲等乜嘢？」，吳先生就表示「要等老闆決定點處理」。

黃大仙富臨皇宮的案件為首宗進行聆訊的案件，亦即表示在2020年11月16日，一眾被放無薪假而要申索遣散費的工友最快可於今天得知富臨是否願意支付拖欠項目，但今天出席聆訊的卻換成同為經理的黃先生，黃先生更表示，吳先生已於上星期離職，而他本人也因未有完全交接吳先生的工作，因此對於公司的取態，不知道，對於案情的理解，不知道，對於每月均發放的獎金是否計算為薪金內，不知道。審裁官最後只能把案件押後至2021年3月，並因富臨的惡劣態度而要求富臨即時支付今天的訟費。

一拖再拖 拖足一年

數數手指，由2020年2月被放無薪假至今經已9個月，當案件再次進行聆訊時已經是2021年3月，涉及的大部份都是年資長、年紀大的工友，部份工友幸運地已找到新的工作，勉強足以糊口，但也有部份工友至今仍未找到工作，有的因介乎退休之年，大部份僱主都拒絕聘用，有的因擔心案件未完結，若要上庭又要向新僱主請假，而決定暫時不找新工作，也即是說，或許有部份工友會面臨超過一年沒有收入、生活拮据的情況，原因卻是富臨無賴走數，多番推搪拒絕承認責任！

過去一直賺得盤滿砵滿、連續申請兩輪「保就業」計劃的富臨窮盡所有方法，保荷包不保員工就業，對長年在公司服務的工友更是話炒就炒，意圖慳盡遣散費、代通知金等，今天更是以「上一手同事沒有交接」等荒唐的理由，要工友一等再等，追討之路遙遙無期。藍店富臨過去的劣跡人所共知，不但藍，更是黑——一個剝削員工、死不悔改、逃避責任的無良黑店，今天在此記下富臨的事跡，是希望讓香港人都看到富臨的無良、可恥，也是希望呼籲香港人繼續罷食富臨，拒絕黑心藍店！

富臨集團旗下業務：
陶源酒家
富臨漁港
富臨酒家
富城火鍋海鮮
富臨皇宮
富臨粵之味
富臨
富城火鍋海鮮酒家
囍臨門酒家
正冬火煱料理
正冬魚塘公
正東燒豬料理
饕鍋物台灣手工火鍋
四季文昌
大家姐雲南米線
加多樂餐廳
新苑酒家
新馥酒家
小富臨
海里鮮蒸氣石窩
金滿會
新苑酒家
富城薈
炑八韓烤
炑八Taste
炑八韓烤親子餐廳
柞木炭家
濟州燒肉食堂
漢拏山
BANCHAN and COOK
COTI 甜舍
Foodeli

（事主投稿）

本人是一位銷售經理，除咗有基本薪金，如果幫公司搵到生意，亦會有commission。

幾經周折，於工作期間簽訂了一份大約400萬的工程合約，各自細分為三個項目，三份合約。

但當工程慢慢上軌道時候，老闆（下稱T君）於2019年3月將本人解僱！

當時我立即問咁佢佣金點計法，T君承諾會於收取尾數時聯絡我出番commission。

隨後我先後七次詢問T君佣金事宜。

第一次：19年5月尾詢問：
T君話有可能埋唔到尾，完成後會通知我

第二次19年7月中見客戶facebook相片顯示已經運作中再詢問：
T君話對方拖欠尾數

第三次19年9月尾詢問：
T君話工程仍未埋尾

第四次20年1月初詢問：
T君話預計工程爛尾，佢本人不在香港，預計農曆新年回港，3月前發給我

第五次20年3月初詢問：
T君話由於疫情不在港，未能埋數

第六次20年5月初詢問：
T君話由於澳洲lock down，未能回港，預計7－8月回港埋數settle比我close file

第七次20年9月初詢問：
T君話要等工程保養期完結才能埋數，應該蝕錢，所以沒有commission

離開公司整整年半間，本人保持最大耐心分七次聯絡（始終保持一絲希望好來好去），但一次一次的拖延，導致最後滿腦子疑問：

1. 客戶公司已經在營運，點解會一直話未收到尾數呢？
2. 當初的僱傭合約內並無講要等工程保養期後先會出commission，我只係負責銷售！如果保養年期比較長例如3年或5年，咁sales就唔洗出佣金？咁一開單就炒我係咪有心安排？
3. 公司老闆因為lock down的情況下不能埋數，咁公司點營運？
4. 一直話會埋數的情況下，突然又說要過保養期才能埋數？

而且在多次拖延下無力感愈來愈重之下，唯有找勞工組幫忙，點知發現有大話接著一個大話……

（待續）

（獨媒報導）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僱員代表選舉今日進行，5名建制派候選人大勝。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禮認為，結果證明「制度已玩完」，呼籲港人摒棄對制度的幻想，必須在制度外想方法。他希望港人能發起其他行動，絕對不要坐以待斃。

選舉傍晚進行點票，今次勞顧會的僱員代表選舉被視為勞工界立法會議席的前哨戰，投票率高達97.5%，共有847個工會授權投票；

當選的5名建制派參選人，即鄧家彪、譚金蓮、羅大智、陳耀光、梁籌庭，分別取得702、688、588、542和541票，以五至七倍之差大敗民主派。

羅大智、陳耀光、梁籌庭、鄧家彪、譚金蓮

5名民主派和獨立工會參選人包括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顧問李志宏、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司庫雷謙凱、教協秘書文浩然、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嘉榮和徐考澧；他們分別取得96、98、105、98和99票。

在公佈結果後，鄧家彪對結果表示十分開心，稱自己高票當選，代表能守住勞僱會避免攬炒。他又勞福局局長上身，稱十分關注第四波疫情，呼籲政府交出和落實有利民生的政策，如取消強積金對沖。

鄧家彪（右）

李志宏則表示對結果沒有感覺，指鄧家彪的702票全屬工會票，不能反映民意和勞工政策的看法，稱從沒見過建制派在街上收集市民意見，「咁又點能達到反映民意呢？」徐考禮對獨媒表示，已對選舉無任何寄望，「港人要靠自發組織，你參選佢DQ，連選舉都DQ埋，再唔係就種票。」

徐考澧

郭嘉榮則批評，鄧家彪在上屆取得約350票，今屆的得票則大增一倍，質疑建制派操縱選舉，和不斷種票。他斥責勞工處在註冊新工會上針對民主派，「民主派同獨立工會申請就話要用50年處理？」

在點票開始前，民主派公布早前進行的民間投票結果，5名民主派參選人獲4,972張選票支持。

身兼沙田區議員的李志宏讀出聲明，斥勞顧會屬小圈子選舉，保皇黨多年借空殼工會種票，委員會只由政府和老闆話事，質疑有名無實。他強調，今次選舉為工會戰線的試金石，和港人反擊戰線第一步。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秘書長李卓人和總幹事蒙兆達等人前來支持。

此外，四名自稱勞工界維護國家安全關注組的成員，不滿勞工處沒有DQ民主派參選人，抗議勞工處違反港區國安法，要求政府及國安處立刻介入。他們批評港獨份子滲透勞工界，認為不應讓他們參選。

文：余德寶（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尼奧（時事評論員）

在上月《施政報告》宣佈延期前，有消息表示政府將公佈勞工假和銀行假看齊的具體建議，稱由明年起，逐步自12天增加至17天，期望在2030年完成，預料超過100萬勞工受惠。然而，作為全球最富裕經濟體之一，勞工保障落後世界，權利匱乏，勞資關係長期資方獨大，毫無寸進。政府不但未有做好殖民地年代的球證平衡勞資的角色，更制度性地與商界合作剝削工人，可謂不知羞恥。

追本溯源，銀行假和勞工假屬歷史遺留問題，前者最後一次修訂乃1967年的《假期條例》，後者則在1999年增至12日沿用至今。20年來，歷四任特首，大家由撥號上網到5G，自大哥大到智能手機，毫無改革，一班基層工友仍為二等公民，喪失應有權利。而支持假期看齊，相信早已是社會共識，前後用30年加五天假期，任一人均會認為貽笑大方，說到底，人生又有幾多個十年？政府講了多年的以人為本純屬托詞，口說支持平權，實質支持剝削，究其原因，還不是因為「何不食肉糜」的高官有商業模式思維，萬事以錢為本、衡工量值，加上有商界同流合污，形成天然同盟，龜縮在勞顧會制度下不負責任。

勞顧會商界代表之一的郭振華認為在疫情下經濟低迷，假期看齊增加經營成本，難以找到替工，需要「越長越好」的適應期，另一代表施榮懷認為必須有理由去說服商會增至17天。一如既往，商界代表在勞顧會上扮演爛頭蟀，以「公我贏、字你輸」的方法來演繹何謂一毛不拔。當經濟好時，商界認為勞動力不足不可增加；經濟差時就成本高，總之多一分一毫也不能接受。事實上，勞工處曾作研究，得出增加一日假期，僱員成本會多出百分之零點三七，即五天假期只多出不足百分之二，每年成本不足四億，絕非不能負擔。國際均不乏證據證明長工時與高生產力不成正比，國際勞工組織表示，長工時會令每小時生產力下降，日本微軟亦發現四天工作周的生產力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但在真金白銀面前，社會責任和企業形象當然是要拋諸腦後。

政府完全掌權竟推不了政策

而觀及政治可能性，更顯得今次討論是場浪費工友光陰的鬧劇。現時立法會由建制派掌握，由政府提出的議案，他們自然會乖乖投下贊成票。一直以來用作擋箭牌的勞顧會，本身不是法定組織，只是諮詢作用，成員均為親政府工會和商界人士，要達成「共識」易如反掌。上述的構成代表甚麼呢？親建制勞方代表要求的三年過渡方案，也屬過於保守，一刀切睇齊，不設過渡期和其他方案的可行性沒有半點分別。十年前的最低工資立法，最終亦是直接呈上立法會，難道今日的環境，會比當年的曾蔭權艱難嗎？

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羅致光三年前斬釘截鐵拒絕看齊，對政策玩泥沙、朝令夕改的態度，形成一個「球證、旁證、足協、足總、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亅卻一直毫無寸進的公共行政奇觀。即使成功立法，基層工友仍要等多十年才能平權，可悲可嘆。已故中央政策組顧問顧汝德曾提及「官商共治」乃本港社會不公義的根源，歷任特首都將商業模式引入公共行政，不願改善社福政策，他的研判固然屬實，而觀及林鄭各方面的政策，也將定必和今次一樣，每下愈況。

上圖：孟加拉的製衣工人也參加了此次「黑色星期五」抗議。（圖片來源：孟加拉服裝工人聯合會）

綜合編譯：全球化監察

一個由環保積極分子和亞馬遜倉庫工人組成的國際團體，發起了一項名為「讓亞馬遜解囊」（Make Amazon Pay）的線上活動，敦促這家科技巨頭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減少其不斷擴大的碳足跡。《紐約時報》報導稱，這家總部位於西雅圖的公司今年大量招聘，正在擴大其全球員工隊伍。

該活動在其網站上這樣寫道：「新冠大流行期間，亞馬遜成為了一個市值萬億美元的公司，其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積累2000億美元個人財富的人。與此同時，亞馬遜倉庫工人冒著危險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服務；但一旦他們要爭取公平的工資，就會面臨威脅和恐嚇。」

「黑色星期五」是近年來興起的感恩節促銷日，該活動選擇在這天發動，提出了一份對亞馬遜的要求清單。其中包括提高亞馬遜倉庫工人工資，延長帶薪病假，允許工人組織工會等；還要求亞馬遜「承諾到2030年實現零排放」，「結束與員警和移民當局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合作關係」，以及「在真正經濟活動發生的國家裡全額納稅」，從而實現回報社會。

各種各樣的國際合作夥伴都參與了該活動，包括進步國際（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亞馬遜工人國際聯合會（Amazon Workers International）、350.org（譯者注：關注氣候問題的國際環保行動網路）、綠色和平組織等。參與者還在世界各國舉行一些示威活動。進步國際的傳播總監詹姆斯·施耐德（James Schneider）告訴記者：「今天是全球行動日，五大洲都有罷工、抗議和抵制行動。」

上圖：環保組織「Extinction Rebellion」的積極分子于11月27日在德國慕尼克舉行示威活動。
（圖片來源: LINO MIRGEL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全球行動日由澳洲悉尼的罷工拉開序幕——澳洲運輸工人工會（TWU）和零售、速食與倉儲業工會（SDA）參與了這次行動。

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名工會官員表示：「亞馬遜是一家零售業巨頭，在疫情期間取得了創紀錄的利潤，但其對工人的惡劣待遇卻舉世聞名。亞馬遜對運輸和倉庫工人施加的危險條件不能成為全球行業標準，也不能成為澳洲的標準。」

「事情非常清楚，亞馬遜和像它一樣的公司正試圖用創新的手段將剝削工人正常化。在過去的三個月裡，有五名零工送餐員死於送餐路上。這些工人在沒有任何權利的情況下死去，他們的家人也沒有得到賠償。除非聯邦政府緊急出面監管這個行業，否則這種《零工經濟模式》將殺死更多工人。」

線上和線下的抵制行動還在菲律賓、孟加拉、印度、德國、波蘭、西班牙、盧森堡、法國、希臘、英國、美國、墨西哥等地舉行。

在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組織七個亞馬遜倉庫的工人舉行了罷工。Verdi一直要求亞馬遜為工人提供與其他德國零售商待遇相似的合約，為此自2013年以來就一直在舉行罷工。工會發言人安德列·謝爾（Andre Scheer）確認了罷工正在進行中，預計大約會有2500名工人參加。

在孟加拉，服裝工人在達卡的亞馬遜供應商廠外舉行了抗議（題圖）。

組織者還在倫敦、柏林和海德拉巴（譯者注：印度第四大城市）的亞馬遜大樓上投射出「讓亞馬遜付錢」的口號。支持這一倡議的人們也可以在活動網站上簽署請願書，「直接告訴傑夫·貝佐斯」。

上圖：倫敦的抗議者用投影器把活動口號投射在亞馬遜英國總部的大樓外牆上。（圖片來源：英國總工會）

施耐德說：「我們請求人們在這些共同訴求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並為亞馬遜工人的罷工基金捐款。所以，今天只是活動的開始。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罷工基金，以便能夠支援進一步的罷工和抗議活動。」

總部位於瑞士的全球工會UNI也宣佈支持該活動，並發表了一份關於工人、全球氣候和進步組織共同參與的聲明。聲明第一句話就指出了亞馬遜的幾個弊端：反工會、氣候影響、不關心工人安全、避稅。他們的要求清單包括，改善亞馬遜工人工作條件，承諾尊重工人的普遍權利，更大的可持續發展力度，以及對社會的回饋。

疫情剛剛爆發時，亞馬遜工人就舉行了抗議活動，試圖讓公司重視新冠病毒。亞馬遜今年10月透露，已有19816名一線員工感染病毒。感恩節當天，亞馬遜表示將為員工提供節日獎金，全職員工可獲得300美元，兼職員工可獲得150美元。

但一位英國亞馬遜工人向記者透露，光有獎金是不夠的：「自從許多高檔商店關門後，亞馬遜就獲利頗豐。亞馬遜所有員工在這次流行病期間都格外努力工作，也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所以亞馬遜當然應該拿出更好的回報。」

「疫情暴露了亞馬遜是如何將利潤置於工人、社會和我們的地球之上的，」該活動網站這樣寫道。「亞馬遜拿走太多，回報太少。現在是時候讓亞馬遜解囊了。」

（獨媒報導）疫情持續將近一年，近日再爆發第四波，清潔工一直肩負防疫前線的重任，但當中不少只領取法定最低工資。關注生活工資聯盟發佈一項研究調查，發現香港常見午餐平均價格為44.2元，比現時最低工資37.5元要高。職工盟幹事黃傑業形容，最低工資其實「連一餐飯都食唔起」，促請政府提升至57.4元，讓工友應付生活開支。

調查：最低工資買不起一碟肉醬意粉

聯盟於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期間進行研究，調查全港13區3間主要連鎖快餐店（大家樂、大快活及美心MX）的食物價格，以比較領取最低工資的清潔工的時薪與食物價格的距離。調查以常見的午餐款式為對象，包括肉醬意粉、燒味飯與咖喱牛腩飯；結果發現，常見午餐平均價格為44.2元，比現時最低工資37.5元高6.7元。其中，北區、中西區及東區的午餐更昂貴，平均達46.7元。

職工盟幹事黃傑業指，現時大部分以最低工資過活的勞工，逾半從事保安及清潔服務。他指，工友每日只獲300元薪金，既要工作，又要擔心染病連累家人，工資卻少得無法換來一餐午飯，「唔計嘢飲，最平嘅肉醬意粉都要$40.9，同最低工資比都仲爭$3.4，基本上揀食咩都有困難」，「連一餐飯都食唔起，叫嘢飲都要諗過度過」，遑論承擔生活開支。

黃又批評，現時最低工資下，工友每個月只有7,800元生活，是對前線「抗疫英雄」極不尊重，薪金根本無法應付疫情下的開支。他續指，據國際間以年薪化最低工資與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為指標，香港2019年的工資比例只有20.4%。相比其他發達地區，如南韓的56.4%及英國的53.2%，香港的工資少得可憐。因此，他提議政府分享經濟成果，將最低工資上調到57.4元，「先至係可以生活嘅水平。」

天主教勞工協會幹事羅佩珊（左一）、職工盟幹事黃傑業（中）

商界提議凍結最低工資 聯盟斥「赤裸裸的劫貧濟富」

最低工資委員會於10月完成檢討2021年最低工資水平，其中商界委員及學者贊同凍結最低工資於37.5元水平，3名勞工代表拒絕簽署該報告書。由於未能達成共識，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將就最低工資水平作出最終決定。

天主教勞工協會幹事羅佩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拒絕凍薪的提議，應尊重清潔工的辛勞。她形容不同工友在疫情間「一直企喺最前線」，須長期負擔疫情所衍生的額外開支，有時更因僱主提供的防疫用品不足而要自費應對。她又斥責，商界代表以經濟不景為藉口是「赤裸裸的劫貧濟富」，非但不仁不義，更損害基層勞工的尊嚴。

容姐（化名）（左）

清潔工嘆疫情間「做到痴肺」 收入不夠應付開支

港鐵外判車站清潔工容姐（化名）表示，因應疫情持續且反覆，她需要加緊進行清潔工作，來回月台和車廂不斷清潔，「基本上一有車入就要入去抹，冇得停落嚟。」然而，她指即使自己「做到痴肺」，仍僅有最低工資的收入，不足應付生活開支，「我一日嘅交通費要成30蚊，如果前一日冇時間煮飯整飯盒，就要食公仔麵。」為了賺多點生活費，容姐不止每日工作8小時，還要求額外加班4小時，「咁低人工點夠洗？要多少少錢食飯㗎嘛」；她甚至曾連續工作30日，亦鮮會告假，「對上一次放假，已經上個月23號。」

政府曾先後於防疫基金向政府外判清潔工，以及工商業大廈的清潔勞工，提供為期7個月的額外津貼，每月補貼1,000元，惟並不包括港鐵站清潔工。容姐嘆「做足一年一毫子（津貼）都冇」，亦對港鐵站上蓋大廈的清潔工受惠，站內員工卻不能受惠表示失望。她希望政府一視同仁，「公平啲咁對我哋呢啲清潔工人。」

蘭姐

現時於屋邨任職清潔工、70歲的蘭姐表示，外判公司近兩年在審批機制調整下加了人工，現時時薪50元，較以往鬆動，「不過其實都勉勉強強」。她提到自己一個人住，開支並不大，惟許多工人要養家活兒，「為咩原因而家要凍結工資？」，又形容清潔工須在「最污糟邋遢嘅地方（工作），而家疫情仲要畀多啲力，如果唔係邊有咁乾淨！」她要求政府關注並尊重清潔工的付出，按要求提升工資。

羅佩珊補充指，外判清潔公司因應經濟情況許可，透過審批機制提升蘭姐的工資，惟若然往後經濟持續不景，外判商有機會按機制下調工資。因此，她重申政府須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才能保障勞工。

上圖：通尼斯公司。圖片來源：Fleischwirtschaft.de

編按：德國肉聯廠爆發的新冠病毒聚集感染，讓該國的外勞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身為發達國家的德國，仍存在血汗工廠，東歐工人的境遇也讓人想到中國的農民工——付出辛勤勞動，卻不能享有和本地人同樣的權利。但這封致勞動部長的言辭犀利的請願書，又讓我們感受到了工人超越民族和國籍的團結力量。

新冠病毒下的外判工人待遇：肉類加工業和通尼斯公司——情況介紹和分析
Bodo Zeuner 整理分析

2020年6月中旬，北威州（North Rhine-Westphalia）東部的雷達-威登布呂克市（Rheda-Wiedenbrück）和居特斯洛市（Gütersloh）附近發生了新冠病毒的聚集感染。

在企業家克萊門斯·滕尼斯（Clemens Tönnies）名下的通尼斯肉聯廠，7000名員工中有15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當局實行了封鎖和14天的隔離。爆發原因疑為不遵守距離規定、工人過度勞累（大部分工人來自東歐）、輪班車間的低溫環境。在工會和民間社會對東歐勞工受到極端剝削的不斷強烈抗議下，北威州和聯邦兩級政府和責任人盡力用嚴格的防控措施來控制局勢，口頭上也同意永久性徹底改善工人的法律地位。

然而，一些政客很虛偽。例如，社民黨前主席、聯邦經濟部長西格瑪·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曾稱通尼斯公司的工作環境是「德國的恥辱」，但同時又暗中與其簽訂了一份任期到 2020年的高薪顧問合約。

法國記者辛蒂·湯梅里爾（Cindy Thommerel）早在2014年就曾報導，德國之所以能崛起為全球肉類產品出口大國，靠的就是來自東歐的奴隸式勞工。

「在法國，政府和農業產業代表很在意德國農業、特別是肉類產業的競爭力。2012年，德國大約屠宰了5800萬頭豬、300萬頭牛和6.28億隻雞……德國的肉類工業效率之高，可以說是歐洲的屠宰場，且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肉類出口國。為此付出代價的是許多工人，特別是來自東歐的工人。歐洲關於勞務派遣的鬆散法規容易讓不誠實的承包商濫用勞務派遣……德國作為歐洲農業的領頭羊，以社會和生態為代價取得的經濟成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數年來，上萬的工人一直受到黑心承包商的壓榨。依據『服務合約』，他們將工人出租給德國通尼斯、丹麥皇冠、海德馬克（禽類肉聯廠）和Vion（肉聯廠）等大型企業集團。借著這類『服務合約』，承包商和企業可以規避德國的勞動法規，大幅降低工資和勞動標準 (例如工作時間、假期以及工傷的規定)。這使德國境內的工廠獲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工人們深受其害。這些外判工大多來自東歐 (羅馬尼亞、波蘭、保加利亞)，每天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之所以願意接受此種奴隸式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工作，沒有錢回家。他們對德國依法應當享有的工作條件知之甚少……而且他們經常是中介機構或大公司用虛假的薪金承諾引誘到德國的。這些欺騙冰冷地利用了外國工人語言不通的弱勢。

「如今，幾乎所有肉聯廠都將其核心業務——如屠宰、切割、深加工等，外判給承包商。後者又將部分工作再次分判給其他承包商，然後其他承包商又將工作再次分判。在這條污濁的產業鏈最底端，是一個個形單影隻的工人，他們是被剝削者。在肉聯廠工作的他們，有時每天工作14到16個小時，薪金很低，有時16個人住在一間四房公寓裡……每人每月要交200多歐元房租。他們還要向承包商繳納交通費。有時候，承包商還會對工具和工作服收費。」(注1)

2020年9月11日，通尼斯工人的支持者聯盟在北威州首府杜塞爾多夫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並向州勞動部長卡爾-約瑟夫·勞曼（Karl-Josef Laumann）遞交了以下請願書：

親愛的北威州勞動部長卡爾-約瑟夫·勞曼！

您對待通尼斯及其同夥的舉動讓我們非常疑惑。您是打算解決問題，還是打算成為問題？

打擊非法用工行動在過去已經多次發現存在違法行為，比如違法徵收高價房租、虛假外判合約。您主管的勞動部很清楚這些，為什麼你們至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 通尼斯長期大量使用非法外判工——即未經必要許可的派遣工。不幸的是，儘管這只是一種行政違法行為，卻導致了強扣工人薪金、騙社保和逃稅——金額達數百萬歐元。

• 有組織地經營高價出租屋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通尼斯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您真的就僅僅廢除肉聯廠的分判合約？而繼續無視肉聯廠利用法律漏洞經年累月的大規模違法行為？

就這樣吧，興許以後會更好？簡直做夢！

給那些虛假外判合約換個牌子，變成勞務派遣或者無正當理由的定期合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求企業跟員工簽訂長期合約，舉行職工代表委員會選舉，並簽訂集體勞資協定。

我們提醒您，在北威州，少數人因為沒錢而去商店行竊或者乘車「逃票」，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其中很多人因為無法支付罰款而入獄。而政府對企業家們的違法行為卻視若無睹。

勞曼先生，您必須現在就做出決定！您是想決問題，還是想成為問題？

我們要求：

• 盡一切努力查處虛假外判和違法高價房租的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強扣薪金、騙社保、逃稅等違法行為。

• 掐斷公司犯罪的源頭，不要再讓他們逍遙法外，不要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合法不合法都無所謂」)!

• 對各種違法行為零容忍——不再無視執法隊伍的人員和資源匱乏問題。

• 民主的勞資關係！立即終止奴隸制般的僱傭關係!

• 積極維護職工代表委員會對抗不公正的權利!

• 補發扣壓的薪金!對工人多年來遭受的不公正與損失作賠償！（注2）

注1：引自Labnet.de，2014年6月27日。

注2：引自Labournet.de，202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