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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外判清潔工新舊約薪酬差距大 民協促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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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現時新舊合約的屋邨外判清潔工,每月薪酬最大差距高達4,500元。民協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下午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劃一新約和舊約的屋邨外判清潔工薪酬,並在過渡期間向舊約工人補貼差額。

在2017年年底,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爆發工潮。政府在2019年良心發現,提出改善清潔工待遇,包括6%的約滿酬金、假日薪酬和改革投標評分制度,工人薪酬所佔的比率上升。然而,新評分制度只適用於去年4月1日後招標的政府服務合約。

民協早前透過《公開資料守則》索取外判清潔工的合約和工資等資料,並透過訪談收集了200名清潔工的工作情況。資料發現,全港的外判清潔工平均月薪為10,617元,其中天水圍天耀邨和水邊圍邨的外判清潔工,月薪已達13,801元,屬全港較高水平,葵涌石蔭東邨每月只僅得9,300元;差距達4,500元。

在利瀚庭選區,即元州邨的外判清潔工為舊合約,月薪為9,865元,一街之隔的長沙灣邨為12,400元。利瀚庭提到,元州邨多達13幢樓,長沙灣則只得2幢樓,工作量顯然有不同,批評政府漠視改制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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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為元州邨清潔工Eva

高危工作清潔工 月入低於同公司普通清潔工

在長沙灣元州邨工作的的外判清潔工Eva,在平台清潔。Eva 的月薪為13,100元,因為打掃平台屬高危工作,人工較其他清潔工為高,但對比同屬領先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建生邨,一般清潔工已月入13,200元。

在元州邨工作了三年多的Eva,早前在平台工作時曾跌到,幸好當時清醒,不然會失救致死。早前懸掛九號風球,Eva基於安全理由沒有上班,卻遭公司借故扣減人工。她有時需要倒樓,慨嘆疫情下的垃圾量較平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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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彧、利瀚庭(左至右)

楊彧質疑同工不同酬影響士氣

在記者會上,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彧提到,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為舊合約,月薪只有9,422元,他指常常聽到有清潔工反映同工不同酬,認為對工作士氣有一定影響;加上在武漢肺炎疫情下,清潔工的角色更重要,「士氣咁低,我都好懷疑清潔質素會係點。」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徐溢軒指出,區內的長沙灣邨和幸福邨的外判清潔工分別是新約及舊約,前者的月薪為12,400元,後者則只有9,865元,「呢二千五百差距,仲會影響清潔程度,同有幾大動員能力去為確診大廈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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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溢軒、郭文浩(左至右)

僅四成外判工人受惠新制度

現時的外判工人即保安員和清潔工中,只有四成即5,309人受惠於新制度,仍有六成即7,966屬舊合約;新約清潔工平均時薪為47.86元,較舊約的39.35元高8.5元,即每月相差2,110元。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趙偉豪要求,當局應劃一新舊約的薪酬底線,並參考樂施會的生活工資水平,指外判工人今年的時薪應為48.2元,「新約清潔工平均時薪係47.86元,其實好接近,政府要做嘅就係將佢劃一。」

區議員轟房署一味拖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早前發現,屬於舊合約的天晴邨外判清潔工,月薪較鄰近屋苑相差逾3,000元。民主黨當區區議員郭文浩斥房署滿口歪理,只喚工人等下先,「房署一味拖。」他強調,房署在2018至19年間便曾實施過渡安排,令舊約工人能享有新約的福利,開支差額由政府承擔,「一味講合約精神,政府咪補貼過囉。」工會又要求,房署應停止與舊約續約,並縮短新舊合約的過渡期,期間應對舊約工人補貼平均數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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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明、趙偉豪(左至右)

何啟明促政府補貼差額

多名區議員出席記者會,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批評,政府帶頭搞外判造成今日的惡果,絕對有責任彌補無良的產物,「政府應該要做,立刻補貼差額。」此外,民協要求政府對外判清潔工重新發放1,000元的抗疫辛勞津貼。


寧願高價請律師都唔俾返3000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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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八十年代去電子廠做暑期工,發覺D工資好似好得意咁,無啦啦會斬開一截截,乜野底薪呀、佣金呀、勤工呀、各式各樣嘅津貼呀、獎金呀、超額獎呀……… 種類繁多,當年問D工友點解會咁樣安排,會計計糧都計到一頭烟啦,老細豈不是自找麻煩?有心水清嘅前輩就同我講,老細做野點會死錯人,搞咁多野就係為左壓低個底薪,在計算假期工資、離職補償等等時只計底薪,甚至離職前最後個糧期嘅游津貼、獎金,都話你唔做就唔出俾你都敢死。

今時今日,法例針對呢D博大霧老細,作出了一些修改,將上述大部份嘅項目納入「工資」的範圍,計全部都計算為「工資」一部份,唔可以巧立明目計D唔計D。

雖然係咁,而家仲有僱主好鍾意喺基本工資以外,整D咩膳食津貼、服裝津貼,但又唔係合約講清楚。到你離職時又話唔一定有呀咁。

最近勞工組收到一個以設計師命名的高檔女士fashion brand員工求助,她入職和Area manager 溝通時,得知不需要穿著制服,可著自己衫,公司提供clothing allowance,去到三月尾四月頭,更收到Area manager通知,一季會有$3000 clothing allowance,當時也有問怎樣claim,Area manager說交單據給老闆(?),他便會支付。

因為事主知道自己未過 probation,所以諗住等過三個月後先Claim。直到過了probation之後,大約六、七月時事主再問Area manager,他表示隨時都可以claim,也再次表示是一季$3000服裝津貼。不久之後area manager 被解僱,是在公司補足錢情況之下走。稍後事主自己8月頭遞辭職信,同時也有問公司HR consultant ,但對方説唔清楚,叫她問executive secretary(?), 事主就即時向她查詢,佢話已問老闆,佢話佢地會答我,事主見一直無答,事主便在8月18日直接by email send單據比佢地!事主一直有追問,但佢哋都無回答。直到事主離職之後公司計尾糧,仍然無出上述的服裝津貼。

稍後勞工組介入,經EMAIL聯絡後,公司卻一路透過律師事務所作為中間人與事主和勞工一組聯絡,不肯直接聯絡事主和勞工組,其實搵律師既錢貴過俾返3000蚊事主好多。

律師講來講出,指出僱主不願意支付3000元的理由就是沒有書面合約內沒有承諾有這筆服裝津貼。但衹要對法例有基本常識,都知道合約可以有幾種形式~

1.書面
2.口頭
3.透過客觀事實體現(例如你做左幾年,每年年尾都有雙糧出,便可以理解年尾有雙糧是合約內容一部分)

3000元對一些人來説,可能不是大數目,但事主就覺得僱主不能言而無信,更不能隨便揾員工笨,而更荒謬的是管理層爲了補自己的鑊,寧願付上比原本3000元多更多的律師費。
(事件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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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來鴻2】 新冠危機下的「體系攸關性工作」——對於員工是福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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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利益團體多年來抗議通尼斯公司為員工提供的差劣工作條件。圖片來源:Deutsche Welle

編按:西方發達國家的新冠疫情仍然嚴重,但危機也帶來了新的社會思考和爭取公平的鬥爭。我們將陸續刊發「勞工世界論壇」在德國的積極分子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向讀者介紹這種趨勢的發展。本篇提到的「體系攸關性工作」,其實在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疫情期間做出奉獻和犧牲的許多關鍵勞動者——比如醫護人員、物流工人、清潔工人、交通運輸工人等,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回報?其社會地位是否得到了相應的提高?如果沒有,應如何爭取?

Bodo Zeuner整理分析

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抗疫過程中重提了一個老概念:「體系攸關性」。

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起,政治家和學者就已經開始使用這個詞,但當時主要是指維持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所必需的機構,如銀行和大公司——這些機構被認為是「大而不能倒」。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體系攸關性」的語境和含義向「勞動」發生了轉變。更準確地說,這個詞轉而用來形容那些對人們生存和社會凝聚力至關重要的工作。

哥廷根社會研究所所長妮可·梅耶-阿胡亞(Nicole Mayer-Ahuja)寫到:「一夜之間,具有『體系攸關性」的不再是利潤率和金融投機,而是人的勞動。社會關注的焦點投向了那些服務於勞動力供應和保障公共生活的工作領域。而這些工種一般具有收入較低、合約無保障和工作繁重的特點。』

梅耶-阿胡亞描述的是一種國際現象。基於對巴基斯坦、荷蘭和美國的比較研究,海牙伊拉斯謨大學國際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卡琳·阿斯特麗德·西格曼(Karin Astrid Siegmann)指出:「在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英雄——關鍵勞動者。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球危機,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基本的看護和食物對人類繁榮是多麼重要。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本質上,關鍵勞動者創造的是生活,而不是產品或利潤。因此,在許多國家政府公佈的應對新冠危機的重要職業名單中,護理和食品行業從業人員都名列前茅。但是,有一個全世界都相似的情況:護理和食品行業的從業人員往往處於工資和社會等級制度的最底層。」

這些在新冠危機中從事特別重要工作的人經常受到基於性別、種族和移民背景的多重不公平待遇。近幾十年來的性別研究表明,全球普遍存在的性別等級分工對女性的歧視特別嚴重,因為她們在家庭中承擔了大部分無償看護工作,並為社會服務行業貢獻了大部分勞動力。梅耶-阿胡亞指出:「新冠危機可能會使從事『體系攸關性』工作的群體承擔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健康風險。德國的一些政治家考慮過推行強制工作義務,不過在反對的聲音之下最終沒有實施。」

某些具有意識形態的看法認為,人人都受到病毒同樣的影響,因此病毒可以促成一個跨越階級和群體的「團結」。與這種看法相反,批判型社會研究者指出,每個人所處的階層會影響到病毒對其的危害程度。來自科隆的貧困問題研究專家克裡斯多夫·巴特韋格(Christoph Butterwegge)在接受柏林《每日鏡報》採訪時表示:「在病毒面前絕不是人人平等。某些疾病的發病具有社會性因素,比如哮喘、肥胖或糖尿病。這些疾病的患者感染新冠的風險也較高。住在出租屋和集體宿舍的人——如難民和大型肉聯廠的合約工人,受到的影響也特別嚴重。由於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盡人意的住房衛生條件,貧富差距在疫情期間不斷擴大……媒體報導和網路討論往往弱化貧富鴻溝……但是新冠危機暴露了經濟收入的脆弱性:一旦發生自僱人士和小企業關門停業,或自由職業者失去訂單來源或演出合約的情況,這些群體的收入可能就會迅速枯竭。即使是700萬領取短時工作金(注1)的僱員,也面臨著收入大幅縮水。我非常震驚的看到,在我們這樣一個富裕的社會裡,有那麼多人——包括中產階級的很多人,在失去日常收入的情況下,連兩、三個月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每日鏡報》,2020 年9月19日,第16頁)

政府的資助措施對各個階層的力度也不同。在德國,對具有「體系攸關性」工作的工資資助一直都很低,而且僅僅是一次性資助,並沒有帶來任何持久的改善。即使是同樣的工作,不同的機構——比如在國家機構和協力廠商機構之間,給予勞動者的資助也不相同。同樣是護理工作,醫院護士和長者護工,拿到的資助也不一樣。對於私營企業,國家一方面給予較高的資助以維持其生存,另一方面卻不要求以此換取對公司政策的影響力,從而放棄對這些企業的環境和社會目標施加影響。

大公司和企業協會有他們自己對「體系攸關性」的詮釋。對它們來說,「體系攸關」意味著維持自身地位,彌補損失的利潤,避免在員工工資、稅收和利潤之間實行再分配。它們堂而皇之地要求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暫停企業負擔」。

將具有「體系攸關性」的勞動者美化為英雄的做法不僅虛有其名,甚至給護理和食品行業的勞動者帶來更多危險。但新冠危機也蘊涵著一些根本性改進的跡象。梅耶-阿胡亞評論說:「疫情期間,社會對福利國家制度下公共設施服務的『體系攸關性』有了新的認識。一個增強團結的勞動政策應該從這個認識出發,加強公共設施服務的完善並推進重新公有化(注2)……如果我們最終認可勞動本身的『體系攸關性』,那麼就需要緊迫地重新考慮怎樣民主地對『如何生產和服務、生產甚麼以及為甚麼而生產和服務』作出回答。」

朝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便是最近公共服務部門250萬員工的集體談判。服務業工會(ver.di)要求僱主加薪4.8%(如4.8%的薪金不足每月150歐元,則至少每月加薪150歐元),並為醫院和養老院的50萬名員工提供永久性的特別待遇。僱主方認為這將帶來國庫空虛以及給後代帶來國債負擔。但ver.di對此予以反駁:通過重新分配財富,例如對富人増稅、嚴格查辦逃稅行為和關閉「避稅天堂」等,可以解決國家額外舉債的問題。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很多城市的市民都會每天在固定時間聚在露台上,為醫療系統的工作人員鼓掌致敬。秋季,工會提出了口號:「僅僅露台上的掌聲是不夠的——英雄們值得更多的回報。」

10月25日,談判有了結果。目前,談判結果還只適用於聯邦和州政府僱員,但這向ver.di負責的服務業內的其他僱主發出了信號。資薪表格低層員工的薪金將在2年內上漲4.5%,表格高層的員工則上漲3.2%,護理行業的員工薪金將額外再增加8.7%。這個結果低於工會最初的要求。原本工會希望薪金增幅能夠在一年內實現——最終的談判結果是2年內。儘管如此,這仍是工會的一次成功鬥爭。工會在談判之前和之間共舉行了31天的警告性罷工,參加人次約為17.5萬。

注1:德國的「短時工作」制度由來已久。但為了應對本次由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機,聯邦政府在2020年3月通過一項臨時性危機應對法案(KugV),來規範「短時工作」制度在疫情期間的實施。在新規定下,企業只要有10%的員工工作和月收入受到影響就可以申請實施短時工作方案。臨時法案還規定臨時工也可以獲得「短時工作資助」,政府亦會全額返還企業需要繳納的社保金。當一個企業獲准實施短時工作方案時,僱主可以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或者讓員工完全休工,而企業則從聯邦就業局獲得「短時工作金」——對於完全不工作的員工,由政府支付這類臨時「下崗」員工原薪金的60%;有子女的臨時「下崗」員工則可以獲得原薪金的67%(4月23日德國政府又通過了一項資助計畫,將員工薪金支付比例依據情況提高到77%至87%不等)。就業局也會通過企業為員工支付「短時工作」期間的社會和醫療保險。在臨時「下崗」期間,員工和企業的勞動關係依然維持。

注2:「重新公有化」是指將交通和公共設施、醫院和學校等機構的所有權歸還公有。

註腳修正:上一篇文章(【德國來鴻1】新冠病毒下的外判工人待遇:肉類加工業和通尼斯公司——情況介紹和分析)的注1應為「引自Labournet.de,201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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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月員投稿—陪月有價母親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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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陪月員都曾經都是一位母親,她們的存在往往是另一位母親最軟弱的時候,這份職業既是照顧新生嬰兒,也是協助產婦盡快復原。然而此時此刻,陪月員本身也是一位母親,同時也是一個僱員。

同樣地,當一個家庭選擇不用顧問公司,而直接與陪月員協議,他們同時由一對新手夫婦成為僱主。

在勞工法例下,僱主必須替僱員購買勞工保險。這是僱主責任,沒有任何討論空間。

陪月員的日常就是使用刀具利器、爐火及搬運滾燙熱水從廚房到浴室,如僱主沒有替我買勞保,假使在工作中不幸遇到意外,會有何保障?我的家人又誰照顧?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大概是上年7月21日元朗恐怖襲擊時期,一單為期26天工作,其間,陪月員得悉僱主沒有替其購買勞工保險,所以陪月員提出必須立即購買勞保,否則基於安全即時終止合約。而當時已完成20天陪月工作,僱主卻沒有立即購買勞保打算,反而質疑勞保有無咁重要?!

終止合約第二天,僱主致電介紹人數落陪月員如何工作不稱職,但同時又要求該陪月員回去工作,卻未能提供購買勞保證明。

其後,經介紹人暗示:如果不回去工作,僱主會比教訓該陪月員,會在網上「唱衰」,並勸喻返執做埋餘下日數。

陪月員感到僱主借介紹人威脅,要求無勞保情況下回去元朗工作,當時隨口回應介紹人話辛苦作理由婉拒了。

奇怪的是,既然覺得陪月員的工作不稱職,為何還堅持陪月員回去替她工作呢?

原本一心只想好來好去,大家計算好工資及買餸餘款,簽妥合約便好了。現在卻被暗示會有不可理喻的「後果」,為了保障自己便去了勞工處視察科舉報僱主沒有購買勞保。

由於有備妥每天上班出勤、買餸、照顧嬰兒、工資收款,雙方簽名合約等資料給勞工處視察科作舉報資料,很快便成立個案。

隨後就收到勞工處視察科信件,內容為前僱主因沒有替僱員購買勞保事宜,已被定罪及罰款。

但舉報完後不久,收到勞資關係科的信,原來僱主去勞工處告陪月員,要求陪月員賠償7日代通知金。調解不成後,再轉往小額仲裁處作判決。

更奸詐的是,僱主在不同網上平台抹黑該陪月員。目的是想藉着網上抹黑行為令該陪月員聲譽受損,務求令陪月員不能再做陪月員工作。

然而,該名陪月由於不精通使用網絡,在受到不公義的對待後更被人抹黑攻擊,受到極大精神壓力,有冤無路數,已經心淡不再做陪月工作。

陪月員也是一個母親,雖然職責是協助產後新生父母過渡新成員滿月,但實際上也有自己家庭,作為家庭一份子,確保工作安全也是一份責任。

網上一般只有陪月黑名單,又有沒有無良僱主黑名單呢?

陪月員,是否應該得到勞動認可,工作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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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

職場上,打工仔都可以即炒僱主唔洗比面!通常都係面對自身安全下,留多秒都可能出事!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40條,所有僱主必須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承擔僱主在法律(包括普通法)之下的責任,否則不得僱用僱員從事任何工作,而且是不論合約期或工作時數長短、全職或兼職。

根據《僱傭條例》第10條:如有以下情況,僱員可無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而終止僱傭合約
-僱員合理地恐懼身體會遭受暴力或疾病危害
-醫生紙證明永久不合適現時工作
-僱員受僱主苛待
-僱員因任何其他理由而有權根據普通法無須給予通知而終止合約

另一方面,多謝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 Hong Kong Domestic Workers General Union 提供意見:

好多人以為陪月員係自僱,所以咩都無,但你識唔識得分咩情況下係自僱?

最簡單就係管理權,姐係只提供服務,但可以除時搵替工唔需要其他人同意,什至可以二判,三判比其他陪月員,咁就真係自僱。

所以直接招聘情況下,通常都係受僱而唔係自僱就咁解。

【德國來鴻3】短時工作制和短時工作金——情況介紹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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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德國工會。來源:The News Lens

Bodo Zeuner整理分析

「短時工作」(Kurzarbeit)是通過暫時減少工作時間來讓企業在短期經濟下滑中平穩過渡的政策。在德國,工人減少工時引起的薪金損失部分由社保資助(短時工作金)。短時工作和短時工作金,目的是避免因工作減少而引起裁員,並對相應的薪金損失予以較大比例的補償。這對於企業節約裁員補償金以及在危機後留住核心員工很重要。它也保護勞動者免於更大的收入損失,降低由失業引起的社會地位下滑的風險。除了廣泛的經濟危機,單個企業在遇到暫時性經濟下滑時也可以使用短時工作制。短時工作金的成本,由法定社保的集資部分承擔,也有一部分由國家預算承擔。企業職工委員會和工會對於企業施行短時工作制擁有共同決定發言權。在中國,有很多人認為工會和職工委員會的這種參與權有很大借鑒意義,2019年4月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除了政府資助,這項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是,企業並不能單方面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實行『短時工作』方案。企業必須獲得員工方面的同意。有些企業和工會簽訂的集體合約裡已經約定了實行短時工作方案的適用情形和執行原則,有些企業則需要和職工委員會協商確定執行方案。(注1) 」

在新冠病毒危機前,短時工作金承擔工人原來實得薪金金額的60%,有孩子的家庭則提高到67%,最長支付期限為12個月。2020年6月,短時工作金的承擔比例提高到80%至87%不等。10月,聯邦政府又決定將短時工作金的最長支付期限延長到24個月。

2020年10月11日發佈的政策說明指出:「此規定旨在促進短時工作制的應用並提高短時工作金的補償標準,把短時工作金的期限從2020年底延長至2021年底。」國會提出了一整套相關政策。聯邦勞動部長休伯特斯·海爾(Hubertus Heil)解釋道:「短時工作制是我們的成功模式。它是我們保障數百萬受僱者和他們家庭生計的重要方法。我們會繼續這一模式。」他強調短時工作制對企業投資未來職業培訓的激勵作用——這不僅僅是一種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法,還是一條面向未來的路徑。

政府補貼的短時工作制被認為是德國在經濟危機中保障就業和收入的成功模式。 它從2009年開始實施,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用來保住德國的就業職位,尤其是對於其出口行業。它也確實成功保住了大部分職位。

不過,哥廷根社會研究所(SOFI)所長妮可·梅耶-阿胡亞(Nicole Mayer-Ahuja)指出,目前的危機與十年前的雷曼危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2009年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嚴峻之時,德國的短時工作者數量達到了150萬。然而,在新冠危機的高峰期,約有700萬勞動者進入短時工作狀態,幾乎平均分佈在所有經濟部門,與此同時失業率也在上升。德國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嚴重和廣泛的憂患局面。新冠病毒讓各種社會地位的僱員群體面臨相似的危機,在同一時間受到同一套勞動力市場政策工具的保護。然而這裡有值得一談的大範圍團結的新經驗嗎?可能並沒有——因為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因短時工作進一步分化。行政人員在家辦公,領取全額薪金,而生產工人領取短時工作金則意味著損失部分薪金。許多臨時工和小微工作工人失去了工作,後者 (比如自僱人士和自由職業者) 並沒有享受短時工作和失業福利的權利。」

所以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只有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受僱者,即有資格享受養老金、失業金和醫療保險福利的人,才能從短時工作制受益。沒有穩定工作的工人則無權享受——這包括德國12%的勞動人口,即400萬勞動者——而且這一比例近年來持續上升。與歐盟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情況也尤為糟糕。五金行業工會(IG Metall),集中代表了德國出口導向型行業和眾多德國著名企業的員工,稱讚聯邦政府的決定「值得歡迎」,但要求其改進政策細節,並建議將待遇期限延長至2023年中期。

另一方面,失業和不穩定就業者的代表抱怨說,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類似的福利保障。在新冠危機期間實行短時工作制的企業內部也發出了一些批評聲音,比如:企業縮短工時造成勞動強度增加;管理層要求員工在家辦公時沒有考慮他們的具體情況;工人的抗爭也由於同事們較少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工作而減少了。

注1:德國的工會為行業工會,代表所屬行業內全體工人與企業或者企業聯合會集體談判;企業職工委員會則是企業內的工人民主組織,職工委員會一旦經民主選舉成立,就會依法具有一系列影響和決定與員工利益相關的企業政策的權利。行業工會和企業職工委員會雙重代表制是德國最重要的勞動關係制度之一。

注2:IG Metall2020年8月26日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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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誕兩女逾期居港 匿藏30年 今終獲身份:最想回鄉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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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姐姐Dawn、媽媽Feli、妹妹Kaye(化名)

(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節日氣氛雖未如以往,但對58歲的菲傭Feli(化名)來說,今年聖誕節別具意義——這將是她逾期留港30年後首次回鄉和母親過節。對於Feli在港誕下的兩名女兒Dawn和 Kaye(化名)而言,最好的聖誕禮物,莫過於一紙出生證明書。

誕女後遭伴侶拋棄 逾期居港匿藏30年

1988年,出身菲律賓呂宋農村的Feli離開家鄉,到澳門當家務工。她在當地結識了一名菲籍樂手,二人隨即墮入愛河。

後來僱主舉家搬到香港,Feli發現自己意外懷上長女Dawn。一方面,她掙扎應否終止懷孕;另一方面,她不敢告訴僱主自己懷孕,於是逢週末到男友與其他樂團成員的宿舍居住。某個休假日的晚上,僱主納悶為何Feli沒有如常回家,她才告訴僱主原來自己已誕下女兒。

幸好僱主理解,允許Feli在家照顧孩子。當時孩子的生父向Feli承諾,會申請她為配偶,又會為女兒申請出生證明和居留權,就憑男友的信誓旦旦,Feli回絕了僱主邀請。

辭職後,Feli多番催促孩子生父辦理出生登記,惟被對方以「排隊隊伍太長」等荒謬理由推搪,直至一年後小女兒出生的時候仍未辦妥,最後更在女兒兩、三歲之時拋棄三母女,自此音訊全無。

憧憬著婚姻和家庭生活的Feli如夢初醒,害怕被發現逾期居港繼而要面對刑責、與骨肉分離,又因為當時缺乏資訊,不知如何求助,遂帶著兩名「無證」女兒投靠朋友。這30年間,她們輾轉寄住在9、10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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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幼社提供圖片)

姊妹從未上學 嘆落後同齡人

「無證」身份為Feli一家帶來不少挑戰,除了門禁森嚴、不能「出夜街」之外,女兒生病的時候亦不能到診所看醫生,只能到藥房購買非處方藥物。沒法打工的Feli負責在家照顧朋友的小孩,靠朋友提供的膳食津貼應付一日三餐的開支。寄人籬下,少不免會聽到閒言閒語,因此姊姊Dawn自小便知道自己身世背景,學會了小心翼翼。

這對「無證」姊妹雖然未能如同齡孩子一樣上學,但媽媽沒有放任她們的學習不管。Dawn表示,媽媽不准她們在上課時間外出,會讓她們在家看教育電視,教她們認字和基本數學概念,又會唸《三隻小豬》等兒童故事。求知若渴的Dawn借朋友的圖書證到公共圖書館借書,年少時的她總是手不釋卷。

而當放學鐘聲響起,她們便和其他小孩無異,出門到公園遊玩。加上週末姊妹倆會和其他菲籍小孩上教會,二人即使未能上學,也不缺社交生活,妹妹Kaye甚至要到11歲才發現自己的生活與朋友有異。

不過,隨著年紀漸長,兩姊妹難免因為落後同齡人而感到沮喪。健談的姊姊Dawn不禁慨嘆,一起長大的好友如今都各自開展人生新階段,擁有自己的工作或家庭,「只有我們一直在原地踏步和落後於人(stuck and left behind)」。她又苦笑道,「當你有夢想但又處處受掣肘,真的很不容易。」原來姊姊和媽媽一樣對婚姻和家庭充滿憧憬。

十年前,Dawn透過網上遊戲《英雄聯盟》結識美籍男友。Dawn固然無法離港,男友會不時從美國遠道而來,只為見Dawn一面。後來,對方更向她求婚,為她戴上紅寶石訂婚戒指,開始計劃著二人的將來。但礙於「無證」身份,二人遲遲未能實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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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手上戴著未婚夫送的訂婚戒指。

痛心15歲逾期居港菲傭女兒墮樓:我們明白她的感受

Dawn明白母親顧慮重重,但她和妹妹深諳,若要獲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終歸要主動求助和自首。她們曾向律師求助,律師費叫價港幣15,000元,沒有收入的三母女根本付不起。再者,律師表明不保證能成功辦理,二人不想鋌而走險,無奈之下打消辦證的念頭。

2015年4月,一名15歲英菲混血女生在淺水灣住處墮樓身亡,其身世因而曝光——她以「無證」身份生活15年,母親同為逾期居港的菲傭。Dawn和妹妹Kaye得悉此事後,感到驚訝又惋惜不已。Kaye慨嘆若認識逝者,「我可以告訴她,『妳並不孤單,我們明白妳的感受』。(I wish I knew her and tell her that “you’re not alone, we know how you felt.”)」二人其後再搜索更多關於此事件的報導時,發現專門為懷孕外傭及其孩子提供協助和支援的融幼社(Pathfinders),便萌生求助的念頭。

媽媽起初不願求助,因為對她來說,安於現狀比起承受刑責的未知之數,實在是容易得多。「有人說會被關上幾個星期,有些則說會被關上幾年;我的情況太複雜,不知結果會如何,想到女兒們,就更加不想自首了。」Feli說。她解釋,30年來三母女從未分離,是真正的相依為命。她又稱,當年沒有選擇回鄉,是因為她「真的太害怕回家了(I’m just too afraid to go home)」,以致大半生也活在惶恐和內疚之中。

鼓起勇氣自首 領證一刻感動流淚

在兩名女兒和融幼社的鼓勵下,Feli終於鼓起勇氣面對多年來的恐懼。去年10月,三母女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入境事務處自首。可幸的是Feli的個案獲酌情處理,毋需接受刑罰,只需在申請到旅遊證件後自願遣返菲律賓,母女可以免於分離。

不過「辦證」之路漫長,當局要求Feli提供女兒的居港證明,包括姊妹倆兒時照片,這可難倒Feli。盡力隱藏女兒存在的媽媽,又怎會為女兒留下生活痕跡呢?

找遍全屋,Feli只尋獲俗稱「打針卡」的疫苗注射記錄。三母女為了收集存在證明四處奔波,走訪所有留宿過的家庭,又向朋友搜集她們的照片。此外,出生登記處又要求姊妹倆詳盡說明她們的童年片段,包括小時候看過的電視節目、住在哪條街道、去過哪些公園等等。最終,三母女的努力沒有白費,Dawn和Kaye接過夢寐以求的「出世紙」後,感動落淚,「我們終於存在了!(We finally exist!)」

Dawn寄語有相同經歷的「無證人士」積極求助,「自首看似是可怕的事,但很多時候只是我們想得太多」。「要知道無論你自首的結果是如何,總比現狀要好」,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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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出世紙後,兩姊妹感動落淚。(融幼社提供圖片)

Feli:最想回鄉與母親過聖誕

曾經,上學對Dawn和Kaye而言是天方夜譚,現在兩姊妹終於可以開展人生的新一頁。談到離開香港後有何打算,姊姊即流露幸福的眼神。她指未婚夫將會到菲律賓探訪自己和家人,然後會跟隨未婚夫赴美讀書及生活。妹妹性格較內斂,姊姊主動向記者提及妹妹的才能,說起她有一個Instagram帳戶發表繪畫及攝影作品,並著她向記者展示。妹妹表示希望回鄉「起碼完成一些東西(at least finish something)」,例如修讀攝影課程。

未到花甲之年的Feli身形頗胖,行動不便,出入需要靠拐杖,外貌確實比同齡人要蒼老一些。她笑言,82歲的母親在家鄉日子過得很好,甚至比自己還要健康強壯,不像自己患糖尿病、高血壓等老人病。Feli續指,每次與母親視像通話,母親都會問她「甚麼時候回家呢?」,又著她「盡快回家讓我好好照顧你吧」。談到家鄉,Feli難得綻開笑顏,她表示最期待回家和媽媽過聖誕節,因為菲律賓人特別注重一家人一起過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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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e將繪畫及攝影作品放到Instagram帳戶上。

外傭、僱主欠生育權意識 融幼社:勞工處應提供指引

融幼社指出,三母女的個案較極端,但外傭在港懷孕產子的情況並不罕見。融幼社今年5至9月就港人對外傭懷孕的看法進行網上問卷調查,共訪問341人。六成半受訪者表示不能接受外傭在合約期間懷孕,當中一半人認為外傭懷孕為僱主家庭帶來不便。

過去12年,融幼社共接獲111宗懷孕外傭被終止合約的求助個案。根據僱傭條例,除非有正當理由如故意違反合理和合法的命令、嚴重不當行為、慣於疏忽職守、欺詐或不誠實行為,解僱懷孕的外傭屬違法。融幼社高級傳訊主任周翠賢稱,僱主以其他藉口解僱懷孕外傭的情況並不罕見。

周留意到,得悉外傭懷孕的僱主會先向中介公司或網絡討論區求助,而當中的建議和做法多少存在謬誤。她強調,僱主沒有法律責任為放產假的外傭提供住宿、懷孕及分娩相關的費用,又認為勞工處未有提供足夠指引,應加強這方面的資訊。

融幼社個案經理兼註冊社工Hina Bibi Ali則認為,懷孕外傭的恐懼,源自對「生育權利(maternity rights)」的意識薄弱。她舉例指,有些外傭誤以為自己不能在港懷孕、分娩,但其實受僱於連續性合約的外傭與本港在職婦女同樣享有產假。Ali強調「懷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重申外傭享有平等生育權益。

不過周翠賢坦言,現實中外傭要放產假並不容易,因為僱主面對不少實際困難,例如家中有老幼需要照顧、沒有足夠時間和資源請替工等。她認為,有關部門應該改善家庭支援服務斷層,讓僱主和懷孕外傭得以協調。

周翠賢又認為,要阻止悲劇重演,首要任務是向外傭灌輸正確的性知識。她指,外傭在家鄉未必有接受性教育,因此不懂得採用避孕措施,也不知道意外懷孕的後果和選擇。

「強制留宿」不便 籲彈性處理豁免申請

融幼社的調查亦顯示,近七成半受訪者認為外傭在懷孕期間不應留在僱主家中,當中分別有逾兩成人認為「強制留宿」安排對外傭及其孩子、僱主及其家庭帶來不便。根據外傭僱傭合約,除非外傭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休假,否則在產假期間也要按規定留宿僱主居所。雖然僱主可以向勞工處和入境處申請特殊許可,讓外傭在其他住所留宿,但極少獲批。

《獨媒》向勞工處查詢批准豁免「強制留宿」的準則,獲回覆稱勞工處處長會考慮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除非情況特殊,否則不會批准申請;處方沒有回應放產假的外傭是否屬於特殊情況。

Ali相信,在「不要懷孕」和「終止合約」之間,一定有出路讓僱主和懷孕外傭磨合。她指,兩地的強制檢疫亦令外傭媽媽真正放產假的時間更短,呼籲當局應該彈性處理想留港放產假的外傭的豁免「強制留宿」申請。

FADWU促請政府在病毒檢測計劃中提供更多語言選項予外籍家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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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起政府向全港外籍家務工提供免費一次性檢測,但香港亞州家務工會聯(FADWU)會發現檢測文件和預約網站只有中、英文,對一些英語程度較低的外籍家務工有障礙。本會更發現檢測結果竟是以中文短訊形式發放,漠視了一眾外籍家務工的語言需要,可見政府在是次大型檢測的配套不足。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offered free COVID-19 testing service to all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but FADWU found that the documents and booking system are onl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hich is a barrier to thos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with low English proficiency. FADWU also found that the test results were released in the form of Chinese SMS, ignoring the language needs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which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his large-scale test is inadequate.

本會發現病毒檢測的網站和文件只有中、英文兩種語言,如果工友不諳英語,有機會在檢測期間遇到困難,例如不知如何在網站登記、不懂填寫健康申報表等等。工會理事在檢測中心發現,一些來自印尼的家務工因為不懂英語,她們在填健康申報表遇到困難,需要職員在旁解釋才能完成申報。

If workers do not understand English, they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testing process, such as not knowing how to register on the website, or how to fill out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etc. At the testing center,our union members found that some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had difficulty filling out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because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English.

本會一直關注疫情下外籍家務工疫情下的權益和資訊問題。根據我們於2020年5月至6月初進行的一項調查,FADWU收集到了四百多份匿名問卷並了解更多關於外籍家務工疫情下在香港的處境。超過80%的受訪外籍家務工指他們沒有收到任何以其母語提供的政府的防疫資訊(包括歧視條例與肺炎的關係),又或是收到的資訊不足。

FADWU has conducted a survey in May to early June 2020, with a total of 427 respondents from four nationalitie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ore than 80% of interviewed workers do not receive any and or enough information regardi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ir own languages.

其實現時有不少政府醫院有提供多種語言版本的文件,衛生署的防疫網站上亦提供多種語言選項,包括菲律賓語、印尼語、泰語、尼泊爾語等,方便不同國籍的市民求診和接觸疾情資訊。

In fact, many hospitals and the COVID-19 Thematic Website are now providing documents in multiple languages, including Tagalog, Bahasa, Thai, and Nepali, to facilitate ethnic minorities to seek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access health information.

我們認為,網上預約系統和社區檢測中心理應提供多種語言版本,尤其是次檢測涉及超過39萬名在港外籍家務工,規模龐大,政府有必要協助外籍家務工參與計劃。

We believe that the booking system and the community testing centers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in multiple languages, especially since this testing scheme involves over 390,000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抗疫期間,工友能夠接收到一些正確的資訊是至關重要的。這不但能夠讓他們能夠保護自己,也對公眾健康有正面作用。政府應該為在港的少數族裔提供不同語言的資訊。

Access to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crucial under the pandemic. It does not only help workers to protect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the sak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fo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Hong Kong.

【武漢肺炎】基層染疫淪落人 清潔工康復後失工作能力 公司拒認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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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政府一直拒絕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疫情下的基層工人一旦感染,近乎零保障。71歲的機場廁所清潔工張先生,他在今年7月確診,康復後盡是後遺症。他現時連行路乏力,更常常氣喘,早前被迫辭去工作。公司拒絕承認工傷,而政府5,000元的恩恤津貼亦不能申請,獨居劏房的張先生,將要被迫申請綜援。此外,下次前往公立醫院的覆診日期更是2022年6月⋯⋯

71歲的張先生是第三波疫情的受害者,他在機場離境禁區內的廁所任清潔工,在今年3月中入職,月薪為15,346元。在疫情下,機場的人流減少,工作量卻沒有因而減少。新公司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對員工的要求頗高,清潔工在完成清潔後,必須站在廁所外打招呼。張先生表示,有同事不理會公司的要求,「講真,要企九個鐘,都幾辛苦。咁大年紀,俾人鬧都無面。」他提到,公司未有對清潔工提供眼罩,在洗廁所時只能「自己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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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深切治療部 曾昏迷十多日

在7月時,衞生署為機場員工作檢測,張先生在7月17日交回深喉唾液的樣本瓶後,當晚證實確診。他在翌日被送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初時沒有任何病徵。在三日後,張先生呼吸有困難,轉送至深切治療部,期間曾吐血及昏迷。當再醒過來的時候,已是8月2日,張先生足足昏迷了十多日。

將經歷說來時,張先生顯得輕描淡寫,過程卻盡是驚心動魄。「我連自己喺邊間醫院都唔知,醫生問我姓乜,我都答唔到。」在醫院內,有護士對張先生稱,他曾兩度瀕臨死亡邊緣,「佢話我差唔多走咗啦,有次我仲自己拔喉,好彩有人發現先搶救得切。」

在8月12日,張先生轉到大埔那打素醫院治療,醫生在八日後對張先生表示可以出院,醫管局給他的醫生紙亦僅至8月11日,「你知唔知?我嗰日連返屋企都行唔到,成身都無力。」他勉勉強強買了些麵包、公仔麵充飢,「下面嗰幾級,我都幾乎行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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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後高血壓 行路都無力

「下面嗰幾級」,說的是步出大廈電梯後的梯級,張先生出入都需要依賴雨傘支撐,「都幾辛苦。」在出院後,張先生一直過得不太好,身形魁梧的他,頭上多了不少白髮,他在9月中向公司遞交辭職信。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張先生在10月中曾到醫院覆診,發現有高血壓的情況。「從來都無試過,我覺得自己唔係幾好,行路都唔係行得好耐。」

政策公布前染疫 未能申請恩恤津貼

政府在11月底宣布,向11月22日起在本地感染武漢肺炎的基層市民,發放5,000元恩恤津貼。然而,張先生在7月確診,未能申請津貼,「點解個政府咁?好奇怪,錢要俾有病嗰啲呀嘛。」

「我淨係識少少俄文,你幫我睇下寫乜?」恩恤津貼拿不了,衞生防護中心前後亦只給了他一紙隔離令,但張先生對英文一竅不通,「記者哥哥,我連自己號碼(個案編號)係咩都唔知,無人同我講。」

原來張先生是上海人,讀書時唸的外語是外文,他在1990年來港;2000年曾回流上海,兩年前再回到香港。張先生在上海替朋友打理工廠,多年來一直無病無痛,「以前通常兩、三年先有感冒,身體無大病。」

今次的武漢肺炎,卻幾乎要了張先生的命,他邊說邊嘆氣。記者再細看一下,張先生的下次覆診日期已是2022年6月,「係咩?22年?都無咩好講啦,希望慢慢好返,唔好病。」

在接受訪問時,張先生的聲音沙啞,他自言從前說話較高音。今次染疫,他疑已失去工作能力,康復後在走路時乏力,和出現氣喘。

獨居土瓜灣劏房 將「符合」申請綜援

張先生在土瓜灣的一個劏房單位獨居了兩年,單位不足100呎,月租4,000元,需要共用廚房和廁所。該幢大廈近日更再次出現確診個案。他表示已準備申請綜援,「你問我之後會點,我真係答你唔到,都唔知以後會點做。」

申請綜援人士設資產限額,健全成人為33,000元,兒童、長者、殘疾或經醫生為健康欠佳人士則為50,000元。張先生亦開門見山,「下個月就可以,就嚟得返4萬8。」

公司拒認工傷 工會批勞工處調查嘥氣

此外,張先生曾向勞工處呈報工傷,但公司 ISS 拒絕承認。職工盟屬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跟進張先生的個案,組織幹事杜振豪批評,在公司拒認工傷下,員工難以自行證明是在工作中感染,「勞工處嘅所謂調查係嘥氣,連無牙老虎都不如,只係小貓一隻。」

喪失工傷補償估計達81萬元

按張先生的月薪即15,346元推算,工傷病假錢為月薪五分之四即12,276.8元,如按最長三年計算,即為441,964.8元。假若張先生的後遺症嚴重,並永久喪失工作能力,56歲或以上的補償金額為48個月收入,假設判傷百份比為50%,即368,304元,合共金額為810,268.8元。

杜振豪呼籲,高危行業工人即在高風險感染環境下工作的市民,如有疑難可以聯絡工會。他指出,當局一直未有暫停旅客在港轉機,而張先生在禁區工作,正正屬於最高風險,「仲要無提供眼罩,細菌好容易彈入眼。」杜又提到,張先生的後遺症有機會造成永久傷殘,感染可能來自工作環境,但工人卻沒有任何保障,「無工傷都唔知點算,覆診都講緊一年幾之後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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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臨員工放9個月無薪假、失業人士申綜援5個月未獲批 職工盟轟政府欠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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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職工盟早前向旅遊、運輸、美容等業界人士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人有就業不足情況,其餘近兩成人則面對失業情況。有富臨酒樓職員稱由3月起被逼放無薪假至今,亦申請不到綜援,一家六口數月零收入,積蓄已經「見底」。亦有失業10個月的興趣班導師稱,自己在積蓄耗盡後申領綜援,但與社會福利署以文件往來5個多月仍未獲批。職工盟重申,「保就業計劃」及綜援未令惠及大多數失業人士,促政府即時設立失業援助金。

八成受訪者面對就業不足 近半人出現抑鬱症狀

職工盟於9月28日至10月19日期間,向航空、旅遊、運輸、美容、文藝等較受疫情影響的業界人士發放問卷調查。在280份回應中,超過八成受訪者面對就業不足情況,當中七成人稱家庭收入損失一半;近兩成受訪者面對失業情況,近九成人表示損失一半或以上的家庭收入。

在家庭收入入不敷支的受訪者中,近一半人出現抑鬱症狀,四成人與家人間的磨擦增加。整體而言,九成受訪者表示對未來感憂慮,和不滿意政府對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支援。此外,逾六成受訪者表示,因失業或開工不足的經濟損失而需要申領綜援。但在需要申領綜援的受訪者中,逾六成半人因自身已有保險、住屋租金過高、家庭成員仍有工作收入等原因,不符合申領資格。

富臨酒樓職員放無限期無薪假 一家六口數月零收入

富臨集團酒樓職員朱小姐表示,自今年3月前起被要求放無薪假,惟一放便是九個月。期間,朱小姐曾嘗試尋找數份飲食業的工作,全部皆無回音;她稱,一家六口的經濟支柱是自己和丈夫,惟任職地盤散工的丈夫在疫情後亦完全停工,家中已有數個月「零收入」。朱小姐在4月期間曾到社會福利署申領綜援,但遭社署職員即時拒絕,指其戶口仍有積蓄。

苦主朱小姐
朱小姐

朱小姐回答途中一度哽咽落淚,表示以僅餘積蓄苦苦支撐家庭開支:「去(街市)買餸,都係揀啲10蚊三份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補充指,由於朱小姐家庭再無收入,積蓄亦將近耗盡,唯有在各方面「慳到盡」,如趁街市檔口關門前「大平賣」的時候才去買餸,「見平買平,填飽肚就好」。朱小姐鎮定過後,坦言家庭的積蓄已經「見底」,將在一星期內耗盡,屆時亦不知道如何是好,批評政府支援不足。

繪畫班導師失業10個月 申綜援5個月仍未獲批

55歲的麥先生稱已教授繪畫興趣班十多年,正常月入約1,2000至1,3000元,惟自今年一月起一直零收入,積蓄至6月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故只好申請綜援。但他批評,申請過程中難關連連,「我由6月開始申請到而家,足足五個月都未獲批。試過畀福利官要求銀行月結單內每項同其他人有關嘅存款同支出都要解釋,就算一百幾十都要,仲要搵返朋友同家人嚟簽名,聲明每個細項。」

20201116 職工盟開工不足及失業調查報告
(左起)麥先生、蒙兆達、吳敏兒

他形容,社署的審批程序有如「不想申請人獲批綜援」,過程中感到極大心理壓力,「比如食餐飯啲朋友Payme/FPS我,我又要叫返啲朋友簽名、留電話俾福利官,我唔覺麻煩啲朋友都覺啦。同埋我講自己與妹妹同住,佢又要我同妹妹簽份聲明講我哋雙方係經濟獨立。」麥先生亦稱自己曾申請政府的N無人士津貼,但三個月來杳無音信;現時,他只能靠保良局的食物銀行計劃領取食物,渡過零收入的時期。

音樂導師做散工致手指受傷:「好返都未必再教到樂器」

失業前從事音樂及歷奇導師的吳先生表示,自己在疫情爆發後便接不到工作;雖曾申請政府提供的7,500元註冊體育教練津貼,但一直都沒有回音。

苦主吳先生
吳先生

他稱,自己在失業期間日間從事散工,夜間兼任的士司機。他曾於營地進行工具維修時弄傷手指,造成手指韌帶斷裂、需要即時停工,手指康復需要時間之餘,日後亦未知能否重新從事音樂導師的工作,「即使好返都無以前咁靈活,可能日後都未必再教到樂器同音樂。」此外,受疫情影響,當司機的收入亦不多,「最差試過一晚得200至300蚊生意,一個月計埋可能只係啱啱好交車租同油錢。」

九成半受訪者促設失業援助金 職工盟籲勿再漠視社會實況

九成半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設立失業援助金。職工盟倡議政府即時設立每月16,000元上限的失業援助金,領取期限為半年或180日,如就業市場情況未有改善,再考慮延長領取期限。職工盟指,假設有30萬就業不足或失業人士領取援助,每人平均領取4個月,每月15,000元,涉及的金額約180億元,亦只及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總開支的兩成。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保就業計劃」只讓企業得益,但打工仔如朱小姐面對的狀況,正正向政府反映計劃的失敗與「不保就業」的地方。吳提到,不少正面對就業不足及失業情況的香港人均對前路感到絕望及無助,批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只懂叫人申領綜援,漠視社會實際情況,「有幾多人拎到綜援?申領綜援兼為失業人士嘅人數係19,000多人,但目前官方嘅失業人數係230,000人,職工盟嘅推算係有300,000人失業。」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則批評,申領綜援的各種要求不合常理,以程序刁難申請人,「幫政府慳荷包,不斷踐踏失業人士嘅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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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要求政府立即將武漢肺炎納入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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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聯合醫院懷安科及內科病房爆發武漢肺炎院內感染群組,令政府仍未將武漢肺炎納入職業病之問題再度浮現。今年四月及八月,醫管局員工陣線(下稱本會)聯同香港職工會聯盟、工業傷亡權益會及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已分別舉行兩次聯合記者會,認為現時勞工法例對僱員在武漢肺炎上保障不足 ,強烈要求政府將其納入為法定職業病。 但直至現時為止,勞工及福利局仍未就此作正面回應或與我等組織作諮詢及跟進。

現行法例對僱員保障不足

根據現行勞工法例,若僱員不幸因工染病,可循兩種途徑向僱主追討損失:普通法民事疏忽索償或《僱員補償條例》工傷索償。以上索償,僱員均要負起舉證責任,期間或會出現爭拗以及僱主不願承擔責任等情況,對染疫僱員作出二次傷害。上文提及之聯合醫院群組,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共有七名職員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包括四名護士、一名抽血員、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及一名外判清潔員工。醫院管理局聲稱調查工作尚在進行中,仍未能確定僱員是否於工作期間受到感染。假如僱員將來欲向醫管局索償,便需自行舉證自己是工作時感染而非社區感染,因此現時的法例並不足夠保障僱員。

個人防護裝備使用指引及最新情況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於12月28日記者會上提到現時有足夠個人防護裝備庫存,呼籲同事可「應用則用」。可是,醫管局不斷強調個人防護裝備有六個月庫存量,但實際情況卻是管理層仍然限制前線醫護人員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例如,是次爆發可能於向病人進行餵食時受到感染,當局雖於記者會上鼓勵員工認為有需要使用護目鏡時就應取用,但根據現時的感染控制指引,餵食並不屬於產生氣霧化程序(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s, AGP),部門管理層便不會容許僱員使用保護性較高的護目鏡或全面罩。本會一直強調,醫管局高層只著眼於向外公布漂亮的庫存數字,卻忽視實際庫存是否能夠分發至前線醫護手上。

另一方面,本會對醫管局一直強調員工有所謂「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的說法多次提出質疑:

1. 指引說明肺炎確診病人需要入住負壓病房及於病區使用N95呼吸器。可是,於普通病房(如是次院內爆發為例)員工進行非AGP的護理程序時只會佩戴外科口罩;而於普通病房的病人只要與確診者有15分鐘或以上面對面接觸 ,或與確診者同處於同一病格超過2小時,無論是否戴上口罩,都會被視為密切接觸者。

2. 同樣是佩戴外科口罩,為何同事與病人在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的標準可以如此不同?醫管局至今仍未於任何途徑回應此問題。

3. 本會留意到當局現時提供的N95替代品納米口罩出現嚴重品質問題,容易移位、鬆緊度每款批次不同、甚至在隔離病房照顧病人期間斷裂,擔心因此感染。當局卻只回應會為員工安排面形測試及向供應商、生產商反映情況,卻不會正視此問題所帶來之存在風險。

促請醫管局與政府協商加快進程

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在2020年4月17日發稿,指出由於有院內感染的證據,各國政府應將 2019 冠狀病毒病列作職業病,以保障照顧者的勞工權益,讓他們獲得應得的治療和賠償,但香港政府則倒行逆施。 香港抗疫近一年,醫管局與政府只懂得迎合上意、清算醫護,將時間心神都放在打壓港人權利之上。林鄭月娥口口聲聲要支持醫護人員和前線抗疫人士,但實際上妄顧前線醫護人員權益,由當日堅拒封關、豁免檢疫導致社區爆發,至今本港出現院內爆發,仍堅拒將武漢肺炎列為法定職業病,前線醫護不但疲於奔命,更是為政府的失職負責。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已有多名前線醫護受感染,但按照現時條例,他們需要證明自己是工作期間因工染病,方可獲得賠償。而醫管局及政府則往往推卸責任,將醫護受感染的責任歸咎於受害者之上,完全不理解前線醫護所承受的風險,更毫不尊重前線抗疫人員的付出。本會促請醫管局盡快與政府協商,將武漢肺炎納入《僱員補償條例》附表2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附表2作為職業病,肩負僱主的責任,保障前線人員的權益。

【新年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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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世界正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然而氣候變遷可能是更大的危機。圖片來源:The Economist

2021年即將開始,很多人跨年的時候說「希望新的一年會好」,但這種盲目樂觀的話我們說不出來,因為一掃2020陰霾的跡象看不到:病毒依然在世界肆虐,甚至有在中國捲土重來的跡象;文化、政治、經濟、物理和人性意義上的禁錮依然頑固,唯一被允許的恐怕只有消費主義的自由(對窮人來說未嘗不是另一種枷鎖);氣候崩潰的未來繼續逼近,但面對近憂人類已經不太有遠慮……

是的,這確實是一個充滿「負能量」的帳號,會告訴讀者:西藏最後的老虎因為水電站在劫難逃,德國的資本家一樣用血汗工廠來剝削,亞馬遜毀林在製造新的瘟疫,臺灣香港的垃圾政策也諸多弊病,塑膠回收只是看上去很美,全球變暖正在殺死無數人和動物,民工的境遇依然糟糕,全球年輕人將越來越難以找到工作,環衛工人(亦即清潔工人)常常缺乏基本的防護用品,野生魚類即將捕撈殆盡,女性不平等在氣候變化面前更加凸顯,世界上每九個人就有一個吃不飽……

有兩種人應該不喜歡看這些文章:一是寧願醉生夢死來逃避者,二是真心相信現在還是歌舞昇平時代者。

但我們就是要做「派對破壞者」,要發出「噪音」,要「冷水澆頭」。我們是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不好說,但絕對不是孤掌難鳴,就像我們分享過:百萬青年為氣候危機走上街頭,奈及利亞少數民族爭水權對抗大企業,女工參加環保交流學習低碳生活,學生自發給環衛工人捐贈口罩,阿根廷工人接管工廠生產抗疫用品,上世紀的集體行動拯救臭氧層,跨越五大洲的「黑色星期五」抗議……

也許很多東西這裡不能多說,但還是要能說多少說多少,然後在黑暗中等待共鳴。會有迴響麼?也不好說,但至少不能拱手把美好的東西給他們摧毀:潔淨的空氣和水,奔流的大河,雪山和冰川,草原和森林,野生動植物,為人的權利和尊嚴,安全的食品,自由,平等,適合後代生活的地球……

同樣,我們也不會盲目樂觀地認為能打敗他們。按目前的趨勢大概率會輸,輸成一個《瘋狂麥克斯》那樣的未來都不奇怪——資源耗盡,浩劫叢生,文明凋敝,人性泯滅,苟且偷生。

對這種未來的恐懼應該成為動力,去喚醒、團結更多人——包括醉生夢死的逃避者和真心相信歌舞昇平者——來集體避免最糟糕的未來。

我們最大的樂觀,就是相信如果多數人願意團結起來去改變,現在還為時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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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反抗!]2020勞工反抗回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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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草全部都係草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除了擔心染病,打工仔女都面對很大挑戰:老闆如果唔炒你,咁你就放無薪假,或者勁被剝削都要接受......不過,問題不只在香港,地球上的打工仔女,都一樣面對。年尾通常各媒體都會為大家回顧大家已知的中港台和第一世界國家「大事」,今年[草根.行動.媒體]便為大家回顧一下,好少人關心,同時又好多人受害的勞工問題,兼且當然,因而反抗的各種小故事。事情太多,總有漏網,永遠歡迎大家補上......

一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校教師抗爭 既保職位亦保公共教育

早於2019年,安大略省政府宣佈一連串教育「改革」,當中包括撤走3475名公校教師職位,於是4月,全省大量學生進行了罷課抗議。政府與教師工會一直談判未果,結果於今年一月,全省有十處爆發大型罷工,亦有家長及學生參與,為的是維護政府對公共教育系統的付出及中低收入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權利。由於省政府企硬,工會升級行動,一月中後便輪流罷工,之後連綿數月,連學校的文職人員和助教亦參與,一直團結抗爭到4月,政府總於肯與工會達成協議。

香港醫護罷工 要求封關防疫

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於1月26日提出五個訴求,表示政府若不允諾便於2月3-7日罷工。最後陣線通過會員投票罷工。再之後的結果同發展,全香港人都知,盡在不言中。

津巴布韋總工會呼籲總罷工 政府瘋狂打壓
津巴布韋本身已在經歷嚴重經濟衰退,但政府仍要大幅加油價200%,使該國成為全球油價最貴之地,引致民憤爆發。1月13日,總工會主席馬杜沙在社交媒體發放影片呼籲總罷工,因為單一的行業罷工會被政府針對。同時,政府想靠承諾加薪140%來保住公務員的忠誠,但遭到公務員工會拒絕。1月14日-16日,津巴布韋發生總工會並未呼籲的大型群眾自發示威,政府出動荷槍實彈對付,造成12死數百人受傷。政府指馬杜沙犯顛覆國家罪,他的家隨即被警方破門而入,但據稱他不在而他弟弟被打致遍體麟傷,之後馬杜沙行踨成謎。而在呼籲罷工和示威期間根本不在國內的工會秘書摩右,卻在飛回國時在機場遭遞捕。不同的國際勞工組織呼籲津國政府停止打壓工運。

二月
英國醫院職工罷工 抵抗醫院將底層工種外判化

早於2019年11月,柏丁頓的聖瑪利醫院的搬運工、看護工和清潔工,已呼應世界聯合聲音[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 (UVW)]的呼籲,曾罷工九日,更去醫院老闆們開會的地方示威,抗議醫院將底層工種外判化,變相令他們失去勞工福利和薪水面臨削減。就如許多第一世界發達城市一樣,這群私家醫院的底層工人做著很少英國人願意做的工作,但卻是英國最低薪的工人之一。因此,這群行動起來的工人,大多是移民。因為他們的堅持,導致院方結束了與該院的外判公司關係,重新聘請他們為正式員工。同時院方亦同意在另外五家同一基金所營運的醫院中,底層外判工與直接聘約工將享有同等的福利與權利。這系列罷工行動可謂非常成功。

伊朗全國多處示威 亦政治亦工運
2020年2月2日是伊朗自2019年開始全球不同地方就不同事件爆發示威的第八十天。單是2月2日,就有2場反政府示威和5場在不同公司和地方發生的勞工抗議行動。自全國爆發示威以來,計有爆發示威城市共有191個,示威者死亡有1500人,示威者受傷4000人,超過12000人被捕。示威似乎仍有延續的趨勢。

英國大學職工罷工14日 獲學生及社會支持
此次罷工獲廣泛大學生及社會以行動支持,主要圍繞大學職工的退休金計劃變得供款提高,獲利減少,同時間又無合理加薪、外判化和工作量過重等問題。

英國Bromley外判圖書館員工 近年最長罷工成功

英國政府奉行私營外判,減少公共開支的信念,但其實這種政治信念對打工仔女來說不是什麼好事,皆因公共服務若私營化,空間燈油火蠟器具成本可減空間都不多,最易減的就是人,同時也會影響公共服務的質素。英國Bromley的私營圖書館員工,就為此進行了一場近年最長的罷工。w罷工職工指,外判公司GLL不願意多請人手,結果讓一般職工做埋經理果份,大加工作量之餘,又沒加人工,而且更計劃再裁減人手達三十人 。於是,由去年六月採取工業行動,同時工會與老闆談判,到今年二月三日,談判成功,大家才復工。

倫敦地鐵職工罷工
倫敦地鐵職工認為鐵路公司沒有合理加薪去符合地鐵職工每日的辛勞工作、地鐵設施老舊及地鐵內人們日益升級的暴燥情緒和暴力程度。 工會秘書長指倫敦作為一個富裕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對於令它每日如常運作的工人理應有合理對待。

三月
印度銀行職工罷工 抗議2012年以來未有薪酬調整

印度銀行職工自2012年來竟未曾調整過薪酬,工會由2017年開始連續三年組織五次罷工,終於今年3月獲薪金調整。

美國多個服務業工業行動 抗議疫情下保護不足

顧名思義,疫情下老闆要你開工又沒有足夠防護,番工啫唔洗搵命搏。送貨平台Instacart 和阿馬遜都面對工業行動,亦有醫護和清潔工工業行動。三月開始,美國全國多個相關行業都有各式野貓式罷工或工業行動,要求僱主提供適切防護措施,及提高風險下開工之薪金增長。

四月
英國演員工會成功爭取新冠肺炎下津貼

新冠疫情下,不少演藝人員無工開,生活忽陷入困頓。英國的演員工會equity成為為肥皂劇演員及劇場工作者持續向不同僱主爭取財政支持。

五月
美多個水果包裝廠及農場罷工 大量移民工抗議 大企業企硬

美國Yakima Valley是水果工業的重鎮,不少拉丁裔移民工人在此做著美國人不喜歡做的低薪包裝工和農工。五月,多間跨國企業的水果包裝工採取工業行動,指公司沒有提供足夠防護和清潔,又沒有讓工人遵從應有社交距離,而且在高風險下開工又人工奇低。可惜,這些工業行動在美國社會無法得到足夠的支持,且工人亦指公司實行各種恐嚇手段,包括去罷工隊伍中拍照。可是事實上,在該地區不斷有確疹人數,而工人也堅持罷工,終於部份公司讓步,而政府衛生部有鑑於該地區有大量確疹,為安全起見亦要求農業企業做好防護措施,工會表示,至少在這一點上,工人算是小勝。

六月
美墨邊境自由經濟區工人罷工保命

美墨邊邊的自由經濟區,薪酬低,僱主又不提供防護用品,亦不在乎工人間的社交距離,於是在新冠疫情中該地區有許多工人喪生,為墨西哥全國之冠。而由於無法有廣泛的檢測,事實上染病人數無法確知。於是許多工人開始罷工或採取工業行動。可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在明知有肉食包裝廠有工人死於肺炎後,卻仍堅持要這些工廠開工。原因無他,皆因大量美墨邊境的工廠,都是由美國企業擁有,且亦是生產出口至美國的貨品。可是,作為超級大國的緊鄰小國,經濟命脈都捏在美國手裡,墨西哥政府一方面不積極,另方面是積極也無法子。美墨邊鏡的自由經濟區,貧窮指數極高,大多數工人未必可以為保命持續罷工,曾有照片流出指成排工人無戴口罩開工中,但公司照樣否認更指工人不高興隨時可以走,因此現時這大批墨西哥工人疑仍處於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中。

加拿大Manitoba法庭裁定凍薪法案違憲

麥卡維法官指政府的公共服務可持續法案(亦即要公部門工作人員凍薪兩年)是違憲,是大量削減工會公平議價能力的法案。公務人員工會對此次裁決表示歡迎。

荷蘭塔塔鋼廠罷工 抗減1000職位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世界許多汽車廠停產,對鋼材的需求大減,因此令鋼材的運送成本亦大增。荷蘭塔塔(Tata)公司,想趁機大減職工,估計將令致千人失業,工會抗議,談判不成,故引致罷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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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識字閣 /一/ 泰文篇(一) octagon language corner--Tha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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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欄[八方識字閣]會和影行者合作,找來不同族裔街坊,以短片教大家簡單語言。

第一擊,我們找來重建區泰裔街坊教簡單泰文~
In the first episode,Thai residents from redevelopment district would teach us simple Thai~

去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oEy70hAc8

泰文教學:Malee、Miu
主持:小歌
短劇演出:小歌、小吉

第二擊,重建區泰裔街坊會繼續教簡單泰文~
In the second episode,Thai residents from redevelopment district would continue to teach us simple Thai~

去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fNLEkuNEY

泰文教學:Malee、Miu
開場:Dang
主持:小歌
短劇演出:小吉、善怡

鳴謝:九龍城重建關注組、泰國友誼菜館
製作:影行者、草根.行動.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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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裁員 關注組轟壓低遣散賠償 少付3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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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重創航空業,香港航空去年12月裁減250名空中服務員。香港航空被裁員工關注組今日(1月4日)代表超過100名被裁員工召開記者會,控訴港航只提供最低遣散賠償,估計總共少付至少340萬港元。關注組要求與港航會面,及要求勞工處介入。

遣散費以疫情爆發後工資計算 差額以萬計

香港航空被裁員工關注組代表Apple指,港航提供的遣散賠償金額以過往12個月的平均工資計算,惟航空客運因疫情接近完全停擺,空中服務員每月只有數千元港幣底薪收入,金額更被強積金完全對沖,港航毋需支付任何金額。

Apple稱,遣散費及一個月代通知金應以經常性正常收入計算,以一名年資5年的艙務長2019年平均月入計算,其遣散費為接近6.7萬元;若以2020年平均月入計算,即港航現時採取的計法,遣散費只有3.7萬元,兩者相差3萬元。Apple續稱,年資更長、職級更高的員工,涉及的遣散費差額可高達8萬元,推算港航少付至少340萬港元。

港航被裁員工關注組代表Apple、Mary
(左起)港航被裁員工關注組代表Apple、Mary

質疑港航「報復式裁員」 大多被裁者無參與兼職計劃

是次被裁的員工當中,Apple指大多表現良好、曾受公司表揚,但大部分「恰巧」沒有參加公司所推出的兼職計劃,質疑是次為「報復式裁員」。兼職計劃於去年11月至今年2月舉行,為期4個月,期間底薪需扣減三成至5,460元,而其中兩個月為正常執勤,另外兩個月則不獲編發飛行工作,容許員工經申報後進行其他兼職工作。

Apple不滿港航裁員並非以工作表現為準則,「請問我哋同事之前所申請嘅無薪假,為公司節省近190萬嘅薪金支出,係咪已經唔當一回事?有冇諗過同事參加咗多個月無薪假,而再無力承受底薪被扣減?」港航於2020年分階段要求員工參與自願無薪假計劃,為時超過半年。

斥港航領逾億保就業資助 隨即裁員

關注組代表Mary批評,港航於12月初領取了政府保就業計劃資助接近1.54億港元,但隨後馬上裁員,認為違背計劃原意。Mary又提到,港航裁員後,服務部經理至少三次要求現職員工取消休假執勤,顯示裁員後港航多次出現機組人手短缺。

Mary指,關注組於12月18日發信要求與港航會面商討細節,要求對方於12月23日下午5時45分或之前回覆,惟港航在限期兩分鐘後方回覆,下款署名更非「香港航空」名義,關注組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斥港航「趁疫打劫」、「無恥到一個點」,扭曲勞工法例,壓榨給予員工的賠償,指其沒有盡僱主應有的道義,領取1億多元的保就業資助,卻以「最慳」的方式「了結」員工。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要求與港航會面 不排除提訴訟

關注組表示願意派出代表與港航會面,望能解決賠償爭拗,並提出五項要求,分別為以2019年平均月薪計算一個月代通知金及遣散費、取消以強積金對沖遣散費、要求公司承諾將來優先聘用是次被解僱之員工、退回先前涉及無薪假期之薪金予相關員工、發還兩期共6個月保就業計劃所獲的金額。

關注組同時要求勞工處介入協助,稱若事件不得以和平形式解決,不排除以法律形式對港航進行訴訟,以爭取合理勞工權益。

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上)——政策介紹和相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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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廣州環衛工人工作場景。(攝影:孫近德)圖片來源:苦勞網

2018年7月,廣州市政府制定《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用以推動強制垃圾分類。

《條例》提出了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全流程」模式,簡而言之即:源頭分類——收集清運——壓縮中轉運輸——分類處置。本部分將重點針對全流程各環節的規定細則和本次調研區域[1]相應的實踐情況進行討論。

1)源頭分類的政策規定和部分實踐

廣州《條例》針對源頭垃圾分類政策有3個要點。

首先垃圾分為4類:a)有害垃圾,b)餐廚垃圾,c)可回收物,d)其他垃圾。[2]其中社區中的垃圾增加額外分類,為大件垃圾(如家庭產生的大件垃圾,如廢棄床、床墊、沙發、辦公桌椅、茶几、書櫃、健身器材等)和年花年桔類(如家庭棄置的年花年桔)。源頭垃圾遵循「能賣拿去賣、有害單獨放、幹濕要分開」的分類原則。

其次是容器標識:可回收物為藍色,餐廚垃圾為綠色,有害垃圾為紅色,其他垃圾為灰色。大件垃圾和年花年桔沒有單獨設立標識,而是由居民自行投放或預約服務企業上門收集。

第三是設定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制度。責任人負責轄區垃圾分類管理,對居民和保潔人員宣傳培訓並指導,同時推動垃圾分類制度的落地。

針對《條例》的批評,首先是制度設計上仍存在缺陷:1. 在分類處理上側重餐飲行業、集貿市場、超市等,但是針對設備和人工成本卻未談及,商家執行的積極性成疑。2. 針對源頭減量和生態屬性的規定不夠,基本思路仍然停留在廢棄物管理鏈條的後端管理。3. 《條例》中多數條款——如管理責任人制度,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增加的分揀規劃,針對電子企業的回收要求——都沒有相應的執行設施,最終落地將存疑。

其次,在實際操作上,效果很不明顯。

根據相關的調查[3],超過8成的廣州市民知曉垃圾分類的好處和必要性,並支持立法推行;居民對廣州垃圾分類的知曉率達到91.5%,但對於分類的具體政策知曉率卻很低。據受調查社區居民和環衛工人反映,廣州中心城區的居住區絕大多數僅有兩種顏色的垃圾桶,分別用來處理乾濕垃圾,並無《條例》所規定的四色桶;社區居民不會分類,工人也沒有職責協助二次分揀。

至於餐飲垃圾的分類,負責轉運的環衛工人反映,餐廚垃圾僅針對大型商場中的酒店、飯店,由街道辦與商家簽約並收費——商家提前做好分類,工人每日定時收集。但實際大部分商家餐廚分類做得很差,基本不願意投入人力提前分類。而領導則會要求負責收集的工人當場徒手分揀出非廚餘垃圾——工人會帶著手套,把廚餘垃圾翻遍,挑選出其他垃圾。針對分類不到位的問題,環衛管理者一般也只是簡單提醒,商家短期稍有改善,但幾天後又會恢復原樣。再者,商家只需要分揀出指標合約所要求的廚餘量即可,因此大部分廚余依然混合處理。工人表示,一般50、60桶的垃圾中僅有4、5桶餐廚垃圾,不到10%。另外,小檔口商家和社群居民的餐廚垃圾都按「其他垃圾」處理。

關於大件垃圾的處理,現階段所調研的區域城管部門會安排環衛工將沙發、樹枝、泥土等大件垃圾分類,並由專門的電瓶車每天沿街收集,統一運送到街道辦指定的臨時放置場。針對節日期間的年花年桔,政府會在過年期間公佈市內統一收集點,再按照三分離(盆、泥、花樹)的要求分類。

2)垃圾收集的政策和實踐

《條例》指出,餐廚垃圾、其他垃圾應當每天定時收集;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應當按照收集單位與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約定的時間定期收集。區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建設有害垃圾集中點臨時存放有害垃圾,集中點應當符合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制要求。有害垃圾除直接交由具有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單位處置外,應當及時移交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部門設置的危險廢物貯存點貯存。

實踐中,針對餐廚垃圾,基層政府在與大型商家簽約後,會安排對應的環衛工人每天定時上門收集,並由專門的餐廚車運走。針對其他垃圾,一般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針對固定商家或居住區會每天定時收集,另一種是針對從馬路、街巷等處收集的垃圾,包括以「定點」和「樓層收集」方式收集的垃圾,會有環衛工不定時處理,基本當天處理完。而針對有害垃圾,上述規定迄今並沒有相應的落實細則,本報告認為暫時未有具體執行。針對可回收物,執行上是依照有害垃圾收集,但一部分則為拾荒者和環衛工自發收集變賣。

3)垃圾運輸的政策和實踐

《條例》關於垃圾運輸有3個主要舉措:1. 生活垃圾分類運輸單位若發現不符合標準的垃圾,可以拒收並須上報政府部門。2. 運輸車輛實行密閉運輸,並在車身清晰標示所運垃圾的類別;運輸車輛需安裝定位和監控;轉運站的生活垃圾存放不應超過12小時。3. 針對餐飲垃圾、廢油,建立網路管理系統。收集轉運中,若餐飲方拒絕按照實際情況確認資訊的,接收方可以拒絕接受並上告上級部門。

實際操作中,社區混收混運現象非常普遍,只有極少數社區做到了分類收集和分類運輸[4]。此外,環衛工人若發現其他垃圾中含有過多餐廚垃圾或餐廚垃圾中含過多其他垃圾,並沒有拒絕接收的權力;工人有時候亦會被要求做臨時二次分揀,增加額外工作量。垃圾處理單位或者負責轉運的環衛工人有時會將情況上報給上級,後者後續會約談餐廚方並要求改進,但基本都是短期改善後又回到不分類或分類欠佳的狀態。

4)垃圾處理的政策和實踐

《條例》中關於垃圾分類處置的具體措施包括:1. 有害垃圾由具有危險廢物許可證的單位無害化處置。2. 可回收物由回收企業或相近企業迴圈利用。3. 廢油由特許經營企業處置。4. 餐飲類垃圾由特許企業處置或按規定就近處置。5. 其他垃圾由具有許可證的處置單位無害化焚燒或應急衛生填埋。此外,《條例》規定廣州市不得新建、擴建生活垃圾臨時堆放點和簡易填埋場;已經建成的應當按照規定關停,不得繼續運行。

在實踐上,針對其他垃圾,廣州仍然以填埋處理為主,未來趨勢朝焚燒發電方向推動。廣州在建資源熱力電廠有5座,若全部建成投產,廣州市每天的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將達到1.4萬噸,意味著全市焚燒處理率將從 15% 提升到70%。此外,還計畫新建3座資源熱力電廠,新改擴建5座戰略儲備(應急)填埋場。預計2022年到2023年,焚燒處理能力將達到3萬噸/ 日,生化處理能力將達到4800噸/ 日。中國2015-2020年的垃圾分類計畫提出,廣東焚燒和填埋合計末端處理設施規模將由2014年的6.11萬噸/ 日,增加到2020年的10.54萬噸/ 日,增長率為 72.5% ;而其他垃圾處理方式則繼續維持在極低水準,從2015年的 4% 減少到2020年 3%。

針對餐廚垃圾,廣州市已經投入使用的處理設施僅有大田山餐廚垃圾處理廠,可日處理200噸,僅佔總量的19%,因此更多是依賴興豐填埋場簡單填埋。廣州市政府曾購置廚餘處理機,但在使用上存在相當大的弊端——耗能高、使用率低,造成了浪費。廣州民間餐廚垃圾處理漸興起,但數量少,力量尚不足,並且沒有得到太多經費上的支援。

針對可回收垃圾,垃圾回收行業的利潤不足,低值再生資源回收率較低,政府補貼也未能很好落實。對比廣州當地近幾年的廢品價格,可回收垃圾中除紙皮價格上漲外,其他如鐵、鋁、礦泉水瓶的價格一直下跌[5]。商務部流通業發展司也指出,低值再生資源利潤低、成本高,導致投售者和回收者收集、交售的積極性不高。2015年6月起,廣州政府對廢玻璃類、廢木質類等低價值可回收物,按照90元/噸價格補貼回收。[6]但這個補貼政策亦未能很好落實,多數回收企業未收到補貼,而處於垃圾處理末端的垃圾焚燒廠卻能領到政府補貼[7]。

5)小結

隨著2018年7月《條例》施行,廣州正式從法律意義上進入了強制垃圾分類的時代,但在實踐上仍然處於非常早期階段,很多制度的設計和落地細則都不完善或不存在。本次調研主要發現如下3點問題:

一、整個制度並非以垃圾減量為核心,而是仍然側重於末端治理。在政府的末端處理方案中,強調提升處理能力,以焚燒為主,填埋為輔,未考慮其他處理方式,旨在通過不斷興建熱電廠作為根本措施來解決垃圾圍城問題。

二、《條例》中規定垃圾分類需要多部門協作和推進,但具體的實施細則、分工及時間表並未明確制定。落實中將存在過多的制度漏洞和缺陷,垃圾處理全流程管理的運作效率將是個大問題。

三、執行效果上,「全流程」方案並沒有真正落實分類原則,垃圾混扔、混收、混運、混合處理。《條例》規定了一定的懲罰原則,但並未真正落實。垃圾收集到處理的整個環節,環衛部門也未真正落實分類原則。本質上垃圾分類僅停留在宣傳口號上,實質效果非常有限。

[1] 本次重點關注區域為廣州中心城區天河區和越秀區。

[2] 各類垃圾具體定義為:a)有害垃圾:是指對人體健康或自然環境造成直接或潛在危害的生活垃圾;b)餐廚垃圾:是指餐飲垃圾及廢棄食用油脂、廚餘垃圾和集貿市場有機垃圾等易腐性垃圾;c)可回收物:是指適宜回收和再利用的生活垃圾;d)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廚垃圾以外的混雜、難以分類的生活垃圾。

[3] 廣州日報。「對垃圾分類立法,樹『廣州樣本』」, 環保網,2018年1月2日,https://ecep.ofweek.com/2018-01/ART-93011-8120-30185634.html

[4] 宜居廣州。「廣州市社區垃圾分類調查報告(2013-2014)」,2014年7月20日。報告指出,僅 39.2% 社區做到「乾濕垃圾」分類收集,僅 14.7% 的社區做到分類運輸。同時能做到的社區僅佔 7.8%。

[5] 梁宙。「廣州垃圾分類立法進行時」,介面新聞,2017年11月3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720776.html

[6] 《廣州市購買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服務管理暫行辦法》。

[7] 同注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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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反抗!]2020勞工反抗回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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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行動.媒體]/文:草全部都係草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除了擔心染病,打工仔女都面對很大挑戰:老闆如果唔炒你,咁你就放無薪假,或者勁被剝削都要接受......不過,問題不只在香港,地球上的打工仔女,都一樣面對。年尾通常各媒體都會為大家回顧大家已知的中港台和第一世界國家「大事」,今年[草根.行動.媒體]便為大家回顧一下,好少人關心,同時又好多人受害的勞工問題,兼且當然,因而反抗的各種小故事。事情太多,總有漏網,永遠歡迎大家補上......

七月
美國工人為黑人的生命而罷工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對美國人來講,其實遠多於上層總統爭位惡鬥,是真的生死猶關的問題。在地的美國人明白,包括工人。支持運動的最大型的罷工,是在七月二十號,呼籲全國25個城市一起罷工。這次罷工沒有為香港媒體廣泛報導,但在工會傳統仍不算弱,工會仍有集體談判權的美國(就至少強過香港好多)來講,透過罷工表態並不是稀奇的事。

澳洲交通工人工會挑戰美資
新冠疫情期間,許多人都從事送貨送餐的零散工。世界各地都對零散工組織極頭痛之際,澳洲交通工人工會成功踏出一步,向美資公司DoorDash成功爭取公司免費向車手派發防疫用品,以及在因疫情無法工作時能獲得薪酬。在澳洲,派送工業仍是由Uber 及Deliveroo主導,DoorDashamyo一間2019年才進駐的美資公司,工會決定由這間外資公司做起,希望打響頭炮,為零散化下的派遣工爭取更多權利和保障。

八月
白俄羅斯政治性罷工 要求26年總統盧卡申高下台

白俄羅斯的民主運動成功與工人運動連結。在威權統治下的白俄羅斯,獨立工會是被視為犯法的,因此,更容易官商勾結,打工仔女生活不獲保障。獨立的工會皆認為,國家貪腐,工人是受到系統性壓迫。因此,隨著大型公民街頭運動要求做足26年的總統盧卡申高下台,工人運動接下這道力,發生罷工浪潮。

九月
泰國派送工大罷工

新冠疫情下,其他各行各業挨不過這個經濟難關的不少,失業工人大增,打工階層剩下的選擇不多,自然像世界很多地方一樣,成為唯一大盛的派送工業大軍一員。在封城的三至五月期間,更加一度路面除了派送員之外,幾近沒有其他車輛。
然而,疫情開工,四處派送,風險高,人工低,沒有勞工保障,老闆聲稱員工自僱,卻是這行業的最大特色之一。Grab是一間新加坡資金的跨國派送公司,在夏天,Grab在已經惡劣的勞工條件之上,還要再加:人人都事先被指派一個地區,只能接那一區的單; 許多無理解聘等,引發大家憤怒上街,以罷工來抗議剝削。

愛爾蘭建築工人準備罷工支持醫護
2020年新冠疫情下,公共醫療系統的所有醫護人員的付出,世界共睹,其所冒風險亦極高,但愛爾蘭政府居然在這種情況下打算修改法例,令到公共醫療系統的加薪變得困難。在工會強大的愛爾蘭,超過20000名不同工種的建築工人投票贊成罷工,去聲援醫護工會與政府的談判。談判一直僵持到十二月,醫護工會表示可能要於2021年1月進行罷工。

德國運輸業驚告性罷工 超過十個城市停擺
德國運輸界的大工會Verdi代表超過87000名來自超過130間運輸公司的工人。由於與老闆談判不順,於九月中後期召集了一天的警告性罷工,顯示實力,令超過十個城市停擺。

十月
波蘭婦女罷工 抗瘋狂反墮胎法

10月22日,波蘭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女性未來以「胎兒有缺陷」為由墮胎,引發長達一週的大規模示威潮。波蘭婦女更發動罷工,上萬人在波蘭首都華沙等各城市走上街頭,示威者高聲抨擊法院的決定是「向人民宣戰!」
這次的裁決,表示未來只有在受到強姦、亂倫或性命危急的情況下才能終止懷孕,被認為是全歐洲最嚴格的墮胎規定。

南非礦工罷工 爭取合理待遇
南非出產大量煤礦和鑽石,不少跨國採礦公司都在南非地底挖著寶藏。不過挖地當然要有礦工,礦工工作辛苦而且危險,但賺大錢的採礦公司在薪酬待遇方面卻是非常吝嗇,導致今次罷工爭取。

十一月
南韓通用汽車廠罷工爭合理待遇

南新新冠疫情嚴重,但打工仔女一樣要上班,家庭經濟也更加困頓。美資通用汽車廠的工人決定舉行部份罷工,於周五每人停工四小時,在周末亦拒絕加班,堅持爭取合理待遇。

澳洲垃圾車司機罷工三周 勞資糾紛仍在談判中
十一月,垃圾車司機決定罷工三周,去要求未來三年每年加薪4%。三周後,公司開出條件是加薪8.3% ,但薪酬要維持三年。工人商討過認為不合理,追不上生活指數,故決定繼續罷工。工會仍與公司談判中。

全球:阿馬遜倉庫工跨國連合 決定丟給阿馬遜黑色星期五
由全球超過39個團體聯合組成的#MakeAmazonPay運動,當中包含了、倉庫工人、氣候環境活躍份子、一般市民所。他們決定於2020年給予這個全球最大網購平台迎頭一擊,將會聯手在澳州、孟加拉、比利時、巴西、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盧森堡、墨西哥、波蘭、菲律賓、西班牙、英國及美國,在聖誕前生意高峰期同時進行罷工。抗議的其中一項重要問題是,不同地方的工人都指阿馬遜在倉庫內完全不提供防疫物資、又不顧社交距離地要求工人工作,令工人們置身高風險工作環境,同時又沒有補償制度。即使將工人們置身高風險環境,更連加薪都嫌多。阿馬遜的另一個壞紀錄,就是一向打壓工會,因此11月27日星色星期五的行動另外一個訴求就是停止打壓工會,容許工會與倉庫工人接觸。面對此次罷工行動,阿馬遜出動不少公關,指各地工會誤導,不過這無阻工人繼續反抗。

十二月
英國巴士司機罷工爭取合理待遇

十二月倫敦的巴士司機和利斯的巴士製造工人都分別投票決定罷工及繼續罷工。司機的罷工是抗拒兩間外資巴士營運公司在疫情的經濟困境中還要減薪,而巴士製造工人則是追討公司實踐2019年八月承諾的加薪。

英國醫院保安罷工爭取合理待遇
在利丁(Reading) 地區的醫院有許多低薪保安員,是由醫院外判給一間Kingdom Services Groups聘請和管理,薪金待遇都差,於是保安員們投票進行罷工。第一輪罷工已於12月14-18日完結,第二輪將於一月至二月間連綿超過二十天。工友們形容自己是「大衛與哥利亞之戰」去比喻自己跟大公司間強弱懸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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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疫情下收入大減 增消毒水喉隔氣服務盼獲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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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近一年,各行各業員工皆面對開工不足,家務助理在疫情下收入亦大減逾半。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與職工盟續合辦「歲晚大掃除搵工互助計劃」,為吸引市民聘用進行大掃除,今年家務助理將額外為僱主清潔及消毒水喉隔氣(U型管),盼能吸引更多僱主聘用。

僱主憂交叉感染停聘家務助理 大掃除預約大減

有18年家務助理經驗、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副主席張燕歡表示,疫情爆發前一星期工作七天,每月收入約$16,000,但疫情後一星期僅工作兩、三天,每月收入減半至約$7,000。張燕歡指,不少僱主擔心疫情期間家務助理上門清潔會導致交叉感染,故寧願自行清潔。她表示情況比起2003年沙士時更差,形容是「天淵之別」,指當時「仲有好多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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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指往年一般在12月,已開始有不少僱主預約新年大掃除,「以前聖誕之前(預約)已經密晒,宜家到咗1月都未有好多查詢。」工會有逾300個會員同受影響,張燕歡未有透露有多少家務助理已轉行,但指這些行業較「困身」,不少家務助理因需要照顧家庭,難以轉工。

大掃除包清洗水喉隔氣吸引市民聘用

過往家務助理大掃除清潔服務不包括清洗水喉隔氣,僱主須另外聘請水喉匠。今年工會為吸引市民聘用家務助理,除了清洗廚房、廁所、抽油煙機等之外,更會額外為僱主清潔及消毒水喉隔氣。工會表示,只要僱主能幫忙打開喉管,就可幫忙清潔。她在記者會上示範以清潔劑及牙刷,清潔喉管內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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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強調家務助理入屋清潔時會做足防疫措施,著僱主放心,包括入屋前會先消毒雙手、全身以及鞋底,入屋後會換上乾淨的工作服,全程佩戴手套及口罩,清潔完成後亦會再次消毒全身及雙手才離開。

大掃除服務今年收費與去年相同,1月19日前建議每名家務助理時薪$130,1月20日至2月4日則$150,2月5日(年廿四)後時薪由$150起。工會建議500呎的清潔面積,聘用2人清潔4小時,600至1,200呎則聘用3人清潔4至5小時。

職工盟組織幹事梅錫志指,大部分家務助理為兼職散工,未有受惠於政府的抗疫基金。他又稱大掃除需在短時間內清除堆積已久的污垢,需要極高勞動力及技巧,呼籲有能力的香港市民聘用家務助理為家居進行大掃除,同時促進家務助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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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GENCY——10月份糧拖到依家、仲利用小額錢債審裁處反屈員工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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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Media @thesetagency

近日勞工組義工收到幾名嚟自同一間Digital Marketing 公司 SET Agency嘅事主求助,內容係辭職後畀僱主拖欠薪金仲不斷玩嘢,10月至今仍未追得返兩個月通知期嘅薪金總額約十四萬!

一千萬個借口唔出糧 當面對質就失蹤

幾位事主們都喺9月同10月分別以正常程序遞信辭職,僱主亦都喺收信時表明明白事主離開嘅原因,好嚟好去,大家好好交接啲嘢就ok。點知喺通知期第一個月就開始唔出糧!

兩位有親戚關係嘅僱主好日都唔喺office,事主們即刻WhatsApp同Email搵僱主查詢。一追糧,兩位僱主就開始黎料!將個波推嚟推去兼扯貓尾!一時屈事主們之前私下接freelance,一時話事主們之前工作上有嚴重過失要調查所以唔出糧住,一時仲話事主們早幾個月返工期間遲到同埋lunch hour放耐咗所以要扣返啲糧。林林總總嘅拖糧理由層出不窮,叫佢拎啲證據出嚟又拎唔到,事主們都聽到R哂頭。

卸膊走數 拖糧極致 扯貓尾 出糧打折係咩玩法 推卸責任 拖得就拖

繼續追問下,負責請人同收辭職信嘅僱主話自己依家管理緊其他公司,所以呢邊公司嘅所有事都唔再關佢事,但係轉個頭又問返事主有冇得商量出少啲糧、可唔可以打8折出糧等等。

另一位負責計糧計假嘅僱主就逼事主們即刻handover啲嘢同解釋返啲過失,但約咗幾次想坐低當面傾都唔覆機、幾次約好時間地點又唔出現,事主到離開公司嗰日都冇見過佢出現。

勞工處都冇用 出糧仲想講價

事主們見唔對路,去勞工處排期介入,但係僱主們繼續拖得就拖,甚至唔肯聽電話調解,搞到宜家1月都仲未出返糧。後尾夠膽死提出只同意出三分之一嘅糧,勞工處都唔會理。勞工處主任多次向資方表示拖糧係刑事責任,需要罰款同埋監禁,但係根本就無實質行動!對無良僱主小小阻嚇性都無。

利用法律滋擾事主

過程途中僱主們仲不斷私下WhatsApp騷擾事主,恐嚇事主會出律師信追討公司損失、去小額錢債同區域法院告事主,仲話會寄哂啲信去事主們以前做過嘅公司到等等。目的都係想阻嚇幾位事主唔好再追糧,好彩事主們已經keep哂所有錄音、WhatsApp、Email Record保障自己!

期間事主之一就收到三封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信件,係其中一個僱主老屈事主借錢,仲喺申索書疑似作出假聲明話有一份「借錢agreement 」!上庭當日,僱主都係一貫作風,唔蒲頭,連庭都無上,簡直就係浪費社會資源!更加係利用法律滋擾事主!同依家政府有咩分別!?

拖糧但繼續請人 搵工睇路

呢位僱主同埋佢嘅Partners擁有幾間Digital Marketing Agency公司,直至今日仍然高調請緊人,佢哋壓榨員工之餘,更以為做完呢啲斷人米路、犯法嘅事係唔會俾人知、唔會有任何後果。呢間公司唔出糧亦唔畀已經辭職嘅員工搵工,疫情嚴峻情況下,四面受敵嘅打工仔生活容易嗎?

呼籲同行睇路系列

SET Agency
SET Media
SET Entertainment
SET Digital
Very Exciting Digital
QQ King Digital
Oxxxy Digital

我哋都呼籲大家幫幫事主盡快追到應得嘅糧:

1. 一齊上 @setagency @setmedia FB 幫手追糧
2. 或者 提醒以下 合作伙伴 要再重新考慮下要唔要合作了。
(係佢哋公司網站上列出嘅客戶)

太興集團
TeaWood 茶木
Pho le 錦麗
泛飯生活Fanfanslife
CCB Asia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Bentley Hong Kong - DCH
Nissan
Speedo Hong Kong
arena Hong Kong
Dr. Morita香港森田藥粧
Franke Hong Kong
Golden World Motors 金國汽車
傑志 Kitchee
Emperor Capital Group 英皇證券集團
Emperor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英皇金融集團
Eye Level Hong Kong
世紀21香港 Century 21 Hong Kong
Ageless Beauty Technology
Click To Go-HK
GoodMalling

勞工組再次強調!絕不能容忍拖糧行為!

版權: 

【最新報告】 2019 年中國工廠女工性騷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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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瞭解中國大陸女工在工廠面對性騷擾的近況。

研究結果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或其同事在工作場所曾遭到性騷擾。 我們相信,受害者的實際人數可能更多。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工廠性騷擾受害者不少,但幾乎沒有受訪者認為通過現有渠道和機制可以得到適當的幫助和有效的解決方法。因此,大部分受訪者的訴求很清晰:就是工廠應設立防止性騷擾機制,並落實措施以保障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權益。我們非常同意工人的建議,雇主有責任為工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以保護工友免受性騷擾。

閱讀完整報告:https://www.globalmon.org.hk/zh-hant/node/1704

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中)——環衛工/拾荒者在廣州城市垃圾分類中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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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報告請點擊此處

廣州環衛工的基本狀況

早在1995年,廣州就在道路與河湧保潔作業上開啟市場化試點,接著在2001年正式出臺法律,開啟環衛行業全面市場化改革。至2013年,廣州65%的環衛作業已經市場化。然而,越來越多的勞資糾紛開始出現,最典型的是2012年底至2013年初在廣州荔灣區、天河區、越秀區、番禺區以及周邊佛山市連續發生的6起環衛工集體罷工事件。

這次大規模連鎖環衛罷工潮,驅使政府反思環衛市場體制中管理混亂的問題,於是廣州出臺了中國第一個環衛行業官方規範,開始收緊環衛外包制度,並逐步回收由政府直接管理。然而,環衛工除了工資標準有了初步規範外,市場化管理中出現的其他問題並沒有改善,福利也沒有顯著提高。可以說,廣州的環衛系統仍然是依照「市場化」的管理模式運作。

處於垃圾處理環節中的環衛工

上篇提到廣州政府的「全流程」管理模型,現在說說環衛工在其中的角色和參與[1]。

1)垃圾分類和收集

廣州環衛工的保潔作業區域大體分為兩類,一類為市政道路[2],另一類為內街巷、居住區[3]。環衛工日常職責包括道路保潔和垃圾收集。雖然《環境衛生作業管理規範》(下稱《作業規範》)中提到環衛工人亦須承擔垃圾分類工作,但未真正執行。此外,環衛工也會額外撿拾可回收垃圾,自行變賣。

A. 市政道路

根據《作業規範》,環衛工在市政道路保潔時,需要將果皮箱內和公共廢棄垃圾中的果皮、樹葉、剩飯剩菜等裝入「餐廚」垃圾桶內,其他垃圾裝入「其他」垃圾桶內,於垃圾收運時分類裝車。然而實際操作與此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馬路上垃圾投放和收集均不分類。少部分街道辦要求工人把馬路的樹葉單獨裝桶,當作肥料再利用。但因樹葉額外分揀很耗人力,公司或街道辦需要額外安排工人收集樹葉並分開放置。政府並沒有安排足夠人力支持馬路樹葉分類工作,這樣的實踐僅在部分區域維持2、3個月便終止。第二,政府僅對大型垃圾額外分類。街道辦會設立比較大的放置場,例如一些廢棄/ 拆遷的建築空地,用來放置尺寸較大的垃圾。保潔市政道路的環衛工需將淤泥、木頭、沙發床墊等大塊物品單獨放在路邊,有專門清潔車運輸至放置場。

B. 內街巷、居住區

根據《作業規範》,環衛工需將果皮、樹葉、剩飯剩菜裝入「餐廚」垃圾桶內,其他垃圾裝入「其他」垃圾桶內;花店、花市、家庭清理出來的花、花枝、花葉裝入「廚餘」垃圾桶,包裝物裝入「其他」垃圾桶;花盆、泥土另行派車收集。以上垃圾收運時需分類裝車。

在現實的實踐中亦有很大差距。首先,環衛工只負責內街巷、居住區的相關保潔工作,不進行二次分揀。雖然社區中設置有乾濕兩種顏色的垃圾桶,但社區居民不會分類,工人也沒有職責協助二次分揀,兩類垃圾桶中的垃圾最後是直接混合裝運。區城管局會偶然抽查,若發現沒有乾濕分類會要求街道辦整改。處理方式一般是由下屬環衛工進行一次性「二次分揀」,並拍照回傳給上級,便於街道辦向區政府臨時交差——這樣的監督並沒有真正促進社區垃圾分類的效果。其二,在內街巷、居住區區域中,街道辦僅與大型商場、酒店簽約,沒有納入小型商家檔口的廚餘垃圾。大型商家自行分類後,工人每天負責收集;而小型檔口則自行處理廚餘,多數以混合垃圾處理。工人在其中不承擔分類角色,僅負責收集。

C. 環衛工兼具「拾荒者」角色

雖然在實際執行中環衛工無需承擔垃圾分類的職責,但他們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與其他「專職」拾荒者一樣,收集可回收垃圾來變賣,此為做為經濟來源之一。

與環衛工交流瞭解到,90%左右的環衛工有過撿廢品的經歷。環衛工在上班期間,若看到可回收變賣的垃圾——主要是玻璃、塑膠瓶、紙皮、銅鐵等,會將其放在個人單車上,或找合適的角落存放。以前有環衛班長不允許工人在工作時間拾垃圾的情況,但現在已經有所改善——基本允許工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撿垃圾(但不允許離開工作崗位收集廢品),前提是不能隨便放,不能影響市容。

但工人也會面臨動力不足的情況:因工作場所沒有空間,工人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難以找到地方放置;環衛任務重,管理嚴苛,工人經常因小失誤而被罰款,所以有時候會放棄撿廢品;廢品的價格便宜,除非分到好的路段任務,有大量可回收廢品可以撿,否則一般一個月的回收收入最多也就是幾百塊,相當於一個月早餐支出,因此多數工人選擇去打第2份工賺取額外收入(每月基本可多收入一、兩千元)。

2)垃圾運輸和垃圾處理

環衛工在垃圾運輸和處理的角色包括:

A. 收集大型垃圾。環衛工會駕駛電瓶車將大型垃圾運輸到街道辦指定的放置場。
B. 收集廚餘垃圾。主要針對大型酒店、商場。
C. 其他垃圾的轉運壓縮。

工人會將其他垃圾在壓縮車上直接壓縮或送到壓縮站壓縮,之後轉運到垃圾填埋場掩埋。此過程中工人不會二次分類。工人使用的垃圾車輛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直輸車,亦稱壓縮車,可以在馬路上對垃圾桶中的垃圾直接壓縮,然後直接送往填埋場,無需轉運至壓縮站。其缺點是馬路上的垃圾類型多種多樣,大小各異,對壓縮品質有影響——壓縮後的垃圾有很多錯位;如有水分等液體,無法及時沖洗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另一種是垃圾中轉車,包括小型電瓶車(一次可運輸10桶垃圾左右,主要收集社區、商場等處的垃圾)和大型環保車(可以轉運21桶垃圾)。中轉車將垃圾送往壓縮站後,絕大多數垃圾不會分類,而是直接壓縮。壓縮站的工作人員數量不多:例如天河區的一個壓縮站,每天至少要壓縮20噸垃圾,但僅有4名工人,工作量大且工資少,僅比普通馬路保潔的環衛工多300-500元技術補貼。

環衛工面臨的困境和問題

首先,在市場化模式下,工人福利待遇日漸減少——主要表現為年終獎金、年節所發福利和勞保用品減少等,工人兼職情況非常普遍。2012年底,廣州白雲區和荔灣區環衛工罷工的事由之一,就是以往的福利待遇遭嚴重縮減。過去發放120元紅包,後來變成20元,2013年變成10元。據越秀區人大的調查顯示,越秀環衛工人實際平均工資為3140元/ 月;若雙休日不加班,僅有2324元/ 月;若雙休日不加班,又沒有補貼,工人整體工資則不足2000元/ 月。在城市物價日益上漲的情況下,工人實際工資卻沒有相應上漲,迫使很多環衛工做多份兼職,如送外賣、送快遞、餐館洗碗等。

第二,工人工作量逐年增加。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市場化改制下,「吃人頭費」成為外包公司必然的牟利手段。2014年的大學城環衛工罷工中,引爆工人憤怒的一點就是,原本政府核定426人清掃的區域,外包公司僅雇傭了216名環衛工。廣州環衛工本已不足,工人須承擔多餘工作量。據2015年廣州市人大的調查報告,廣州一線環衛工人的缺口為5000人,而當年廣州環衛工人總數為4.5萬人,缺額比例為10%,部分區域甚至缺口達1/3。

另一方面,因為城市建設品質化的要求與標準逐年提高,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內難以完成高強度的工作任務,普遍存在超法定時間的加班,勞動強度極大。

第三,雇傭關係不穩定,退休返聘工人缺乏保障。一方面,外包公司每幾年輪換不同的派遣公司與工人簽訂合同,造成工人工齡中斷,規避了解雇工人時的高額工齡補償金。同時,外包公司也經常沒有依法為工人購買五險一金,導致很多臨退休的工友沒有達到支領養老金的資格。另一方面,外包公司乃至街道環衛站開始返聘退休環衛工。退休工人不受《勞動法》保障,其工資、福利待遇、社會保險保障、工作穩定性都大大減低。

第四,環衛體制管理嚴苛,缺乏人性化,工人普遍消極,缺乏積極性。「以罰代管」制度在廣州環衛系統中異常倡狂,工人經常因為小事情——如地上有煙頭等——而被惡意罰款,造成他們缺乏工作積極性。

第五,環衛工作充滿危險,保障不足,職安健問題甚為嚴重:

A. 交通意外頻生:廣州環衛機械化水準低,工人清掃危險的快車道和隧道經常會遭遇車禍。2019年前3個月,廣州至少發生3起環衛工人在崗位上死亡的事故,還有多起受傷,主要是交通意外導致。

B. 在病菌環境下工作:環衛工每天接觸的污水汙物,含有大量微生物和病菌,尤其是壓縮站工人,易感染上細菌性和病毒性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咽炎等。

C. 體力勞動肌肉勞損,且易出工傷事故:環衛工翻撿和搬運垃圾時手部易受傷,腿腳易摔倒拉傷。大部分工人有關節疼痛、頸肩臂腰腿等肌腱疼痛、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壓縮站環衛工人亦可能遭機器壓傷。

D. 職業性中暑:環衛工長時間在戶外工作,天氣炎熱時可能會出現中暑症狀。調查顯示30%左右的環衛工遭遇過中暑。

以上多數疾病都無法計入職業病或工傷保障——廣州環衛工的保障深顯不足。

最後,環衛工人缺乏住房保障。租房成本高昂,遠超其工資承受能力,以致其住宿環境普遍惡劣。環衛工人大多數為非廣州市戶籍者,街道辦能提供的集體宿舍房源也有限。以越秀區為例,僅12.3%的工人可住在集體宿舍,79%的工人需自行租房。僅有51.7%的工人房屋帶有獨立廚房、廁所,81.1%的工人人均居住面積在10平方以下。可見環衛工的居住環境相當惡劣。

拾荒者的生存處境與垃圾回收參與

拾荒者,大概分為兩種。一種專門收購廢品,在居民區、工廠或工地周圍活動,收購別人不需要的廢品材料,稱斤計算價格。另一種則主要撿拾垃圾,在垃圾桶等垃圾丟棄區撿拾有回收價值的物品。這些「個體戶」把撿來的垃圾分類,賣給更高一級的小型收購站。接著垃圾又被大型收購站打包聚集,送到回收再造工廠。

以前計劃經濟時代,街道設有回收點,每個家屬院設有小型回收站,物資由流動的回收人員上門收取。現代消費社會的興起,加上大量農民工進城,廢物回收行業也成了非正規經濟的一部分,由城市拾荒者參與其中。有統計稱,中國有600萬拾荒者;廣州約有10萬人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工作,每年回收的再生資源產值超過100億元。這些拾荒者並不屬於正規的城市垃圾回收系統,但他們依靠自身體力勞動深度參與垃圾處理中的分揀、分類、收集、運輸等環節,清理巨型城市排出的大量垃圾,推動廢品回收再造產業鏈,讓可回收物在沒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條件下得到充分利用。

他們的處境同環衛工相比更糟。一方面,他們時常受到政府執法者的驅趕和騷擾。拾荒者在進入主要交通幹道前都會認真觀察附近是否有管理人員,同行之間會互相交流管理人員開始工作的時間和地點,以避開他們的檢查。敵意的社會環境讓拾荒者多數時候必須小心翼翼地在城市尋求生存活動空間,實質上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難度,減少了他們的生活空間,變相削弱了城市消化垃圾的能力。

另一方面,大量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剩餘勞動力,投入這個勞動報酬極低、欠缺福利的行業,成為「次級公民」。拾荒者在城市中沒有戶籍,也沒有納入城市的就業和福利系統。此外,健康安全問題同樣也困擾著拾荒者群體——無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他們都要去撿拾垃圾,因此皮膚病、風濕病、胃病,甚至交通事故,對於他們都是家常便飯。

[1] 因廣州範圍較大,本研究主要考察天河和越秀區,均為廣州中心城區,並且越秀區常為廣州垃圾分類行動中的試點單位。本次訪談工人所在街道都曾是垃圾分類試點。

[2] 市政道路主要包括車行道、人行道、道路綠地、車行隧道、人行過街地下通道、涵洞、人行天橋、交通島、靠近人行道的敞開地及附屬設施。

[3] 內街巷指通往個主次幹道和進入居住區的通道,包括所有的公共區域、綠化帶、休閒活動場地、小廣場等;居住區則指封閉式管理的社區、大院、機團單位,涵蓋樓梯通道、景點綠化、公共停車場以及公共健身場所等。

上集: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上)——政策介紹和相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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