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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下)——試點社區介紹與報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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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廣州環衛工。圖片來源:廣州日報大洋網

政府購買服務的「西村模式」

2013年,廣州荔灣區西村街道辦與一間分類公司合作成立西村街垃圾分類促進中心,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共同開展垃圾分類管理工作。

該模式下的分工:促進中心主要負責對街道轄內的居民和單位提供垃圾分類指導服務,監測街道轄內的垃圾產出資料,管理社區垃圾分類服務點以及垃圾流向管理;街道辦則起著行政指導功能。2017年資料顯示,西村街每天產生生活垃圾約48噸,可回收廚餘垃圾3.9噸,低值可回收物3.1噸,實現垃圾減量15%,相比廣州總體的3%高出數倍。

對於有害垃圾的收集管理,促進中心轄內共設169個固定收集點,每隔3天回收登記一次,還設立了有害物質儲存點,通過單位預約上門回收、商鋪有害物質代收、居民樓有害回收箱以及社區專項回收等方式,收集分類儲存有害物質,定期送往指定單位無害化處理。對於餐廚垃圾,街道辦監察轄區餐飲垃圾的數量和產生點,根據資料管理好垃圾分類前端,並由環衛工人和公司回收人員共同回收。低值可回收物則承包給回收商,實行「每日清」,回收的玻璃、木材如果不超過1000噸,街道辦會以50元/噸補貼。同時收編並正規化來自轄內的30多名拾荒者,經過培訓後,安排他們到轄內的資源回收服務點工作。

該模式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垃圾銷售的直接收益和避免填埋所產生的成本節約收益,一年就超過100萬元,政府2015年支付給合作公司的合同款項也僅約80萬元。此外,該模式符合垃圾減量和有效分類處理生活垃圾的目標,促進了可回收垃圾的迴圈利用。創新的一點則是吸納拾荒者,予以一定的垃圾回收教育和經濟補貼,促進了回收工作的效率,也給這個群體帶來更多經濟穩定性。

監督到戶的蘿崗區聯和街「聯合社區模式」

聯和街道位於廣州蘿崗區,垃圾收集和清運由柯林公司負責。

街道辦負責制定方案,督促落實。柯林公司負責聘請2名分類督導員和2名二次分揀員,還招募到13名志願者(均為社區住戶,每人負責3個樓層),開展日常的垃圾收集、檢查、監督、分類宣傳、入戶勸導等工作。

垃圾收集監督到戶。居民將廚余放在領取的綠色廚餘袋裡,袋子外貼上街道辦發放的門牌標籤,便於識別垃圾來源。其中一位督導員做守點,另一位做巡查。對居民投放的垃圾開袋檢查,詳細記錄,分類準確的記1分,居民每月累積到一定分數可兌換獎品。分類不夠徹底的垃圾,二次分揀員再分揀。隨著居民垃圾分類準確性提高,二次分揀的工作將越來越少。

督導員會開展勸說和分類教育。記錄裡分類做得不好的居民,督導員會上門勸說和教導。垃圾分類是需要全民參與的工作,一線保潔人員、督導員更加需要和居民充分溝通。

經過一年的實踐,參與分類並投放準確的居民占到90%以上。這個模式比較成功的兩點,一是垃圾監督到戶,並且有精確的教育和指導;二是利用經費雇傭垃圾分類督導員和分揀員承擔上述職責,促進垃圾分類率的提高和源頭減量。

激勵監督制度的鶯崗社區

鶯崗社區位於魚珠街豐樂北路,是珠江冶煉廠的職工宿舍大院。

從2013年年底起,鶯崗社區正式推廣「餐廚垃圾上門收集+其他垃圾定點投放」的分類模式。保潔人員每晚7點後上門收集餐廚垃圾,居民在聽到收集垃圾的音樂聲後,將餐廚垃圾交給保潔人員(或提前把餐廚垃圾放置在自家門口)。收集的時候保潔人員會檢查分類情況,對分類有誤的居民即時指出;對分類得好的居民,在其積分卡上蓋章,居民集齊30個印章就可換取10元購物券,極大刺激了居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鶯崗社區的垃圾收集和分類工作由清潔隊完成。清潔隊有3名保潔人員,都是社區居民,其工資來源於居民所交的垃圾費和珠江冶煉廠的撥款。在整個流程中,保潔人員負責上門收集、檢查分類情況、為居民蓋章、指正居民等重要工作,是非常關鍵的力量。另外對保潔人員的激勵做得比較到位,在原有工資基礎上,街道辦給每位保潔人員300元/月的補貼,同時保潔人員每分出一桶餐廚垃圾會額外拿到15元補貼(其中10元由區城管局支付,5元由街道辦支付)。激勵制度也加強了工人垃圾分類的動力。

在該激勵制度的運作下,鶯崗社區在不用二次分揀的情況下每天分出1至1.5桶(240升/桶)餐廚垃圾,居民參與率和投放準確率高達90%。這裡面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對居民、保潔人員的到位激勵和精準到戶的有力監督。雖然在財政投入上有所增加,但實現了垃圾減量的目的。

報告總結:尋求一個更好的模式

現階段廣州垃圾分類管理制度仍處於相當早期的階段,不僅制度的設計和分工尚未完善,執行上未真正落實,同時在理念上仍然遵循後端處理思維,未真正以垃圾減量為目標解決問題。環衛工本應是垃圾減量中最重要的一環,卻因其生存與工作條件過差、工作管理過於嚴苛、工作強度過大,使得他們工作動力不足,無法發揮其在垃圾源頭減量方面的關鍵作用。為此,我們提出以下三點促進廣州垃圾分類成效和提高環衛工權益的解決思路。

第一,需全面實行強制分類,落實源頭減量原則,摒棄末端管理思路。基於廣州的實踐,具體改善措施應包括:

A. 垃圾收集的源頭減廢:針對餐廚垃圾,一方面應強制所有大型商家、酒店等餐廚垃圾生產大戶簽訂合約,不設立最低指標,而設立最低餐廚垃圾分類比例,並建立懲罰機制;針對小檔口和居民則採取激勵措施。另一方面,賦予環衛工更多權力,有權拒收分類不合格的餐廚垃圾;同時建立激勵機制,收回合格餐廚垃圾可獲額外工資獎勵。針對有害垃圾,應建立機制促使有害垃圾生廠商指定回收舉措,並承擔回收處理職責,對接社區居民。針對可回收垃圾,政府應收編並正規化現有拾荒者,為其提供工作保障(如社會保險、最低工資等),統一培訓後安排其從事可回收垃圾收集;同時鼓勵環衛工在崗位上收集可回收垃圾,並提供場地存放。政府需要保持回收市場價格穩定,並給予環衛工和拾荒者回收補貼,以維持其積極性和生計。最後,應增加雇傭環衛工,安排垃圾分類培訓,讓環衛工成為社區垃圾分類教育宣導者;社區應展開垃圾分類入戶教育,同時監督分類成效。

B. 垃圾轉運和處理的減廢:首先,在垃圾轉運和處理階段,應投入環衛工人力二次分揀;全面推行馬路保潔機械化,減少馬路保潔工人,更多環衛工轉去二次分揀,並獎勵工人。其次,建議取消壓縮車在馬路上作業,所有其他垃圾均應轉運回垃圾處理站,二次分揀後再壓縮處理,這可以一定程度地垃圾減量。再次,政府應重新設定垃圾處理目標,取消以提高垃圾填埋/焚燒處理量為目標的計畫,改以減少垃圾總量為目標,不再建設垃圾填埋場,減慢熱電廠的建設並審慎評估其環境影響,投入更多資源著力於垃圾減量和人工分揀。最後,應完善「全流程」中的執行和監督,嚴格落實四大類垃圾的分類收集、轉運和處理,嚴禁混收混運;同時切實落實針對低值可回收物的補貼政策,努力發展政府主導的環保產業。

第二,環衛工人(和拾荒者)權益的改善將有助於垃圾減量工作的推進。環衛工和拾荒者在垃圾分類中起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現實中多個因素卻降低了他們的生產力:環衛工人高強度、嚴管理、低工資、低福利、低安全保障的狀況,使得生產力降低,垃圾分類動力不足,更傾向從事多份兼職;拾荒者的回收勞動不受政策保障,缺乏廢品回收教育,且易受回收市場價格波動影響。因此,政府應:

A. 增加環衛工人力,提高環衛工工資待遇及住房補貼,將日常工作傷害納入醫療保障,設立垃圾分類激勵政策。同時增加城市機械化保潔比例,釋放更多人力投入二次分揀和社區教育工作。

B. 正規化拾荒者身份,為其提供更多社會和生活保障,杜絕城市管理者對其的騷擾和驅趕。

第三,增加財政投入,激發垃圾分類參與者的動力和推動民間組織參與。

A. 社區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有賴於垃圾分類「全流程」的完善以及來自政府的激勵措施,環衛工和拾荒者的分類動力亦來自於政府的支持和補助。政府可通過減少建設填埋場、焚燒廠節省支出,加上可回收垃圾和回收產業利潤所得,便可投入更多財政支持用以激發居民和工人的積極性。政府應調整現有政策,把「懲罰」、「徵費」調整為「鼓勵」為主。

B. 鼓勵和支持民間公益團體參與垃圾分類工作,包括社區教育推廣、環衛工垃圾知識培訓、垃圾回收「全流程」民主監督、生產者責任制監督等工作。

綜上,只有政府調整了現有的垃圾管理思路和制度設計,環衛工人(及拾荒者)實現了體面勞動,民間社會和社區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和激勵,才有可能系統、高效、可持續地推動垃圾分類。

上集: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上)——政策介紹和相關實踐
中集:廣州市垃圾分類實踐與清潔工人權益保障報告(中)——環衛工/拾荒者在廣州城市垃圾分類中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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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促設失業援助金 批政府寧救海洋公園 懶理市民無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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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多個政黨多次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惟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表示難以實行。社民連今日(1月22日)到政府總部外抗議,批評林鄭月娥涼薄可恥,寧願以大筆公帑「營救」海洋公園,也不支援打工仔女,要求立即推行為期6個月的失業援助金。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於遞交請願信後,一度爬上公民廣場的欄杆,將「吊沙煲」道具掛在欄杆上,斥政府令市民「無飯開」。

林鄭稱研降職津門檻 梁國雄斥離地

社民連副主席梁國雄指現時失業率上升至6.6%,為16年來新高,斥林鄭月娥與民為敵,拒設失業援助金。對於林鄭稱正與勞工及福利局研究降低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門檻,梁國雄認為做法「離地萬丈」,指津貼用於幫助在職貧窮家庭,並非針對因疫情而開工不足的基層及中產家庭。

梁國雄展示貼上口罩的「吊沙煲」道具,指代表政府抗疫無能,又懶理失業的市民,令市民「無米落鍋」、「無飯開」。他強調已經就此事抗議至少7次,指設立失業援助金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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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主席黃浩銘

批政府寧救海洋公園 拒支援打工仔

黃浩銘轟政府寧願大手筆「營救」海洋公園,也不向打工仔女提供支援,「海洋公園話無錢,就54億咁揼落去!」他強調,撥款約300億元,就能在半年內幫助疫情期間就業不足或失業的市民,「但政府乜都唔做!」

黃浩銘指,基於「限聚令」,只有他與梁國雄二人抗議,但失業援助金方案關係近40萬收入受疫情影響的打工仔,及他們的家庭。他續批評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為「救市不救人」,稱有不少前線員工反映相關補貼「袋咗落老細袋」。

梁國雄於政總外讀出聲明,要求政府撥款300億元,設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及被迫放無薪假的僱員發放為期6個月的援助金,每月金額為原有薪金八成,上限為16,000元。社民連又要求政府直接以現金津貼支援開工不足的自僱人士及零散工。

黃浩銘於遞交請願信後,爬上公民廣場的欄杆,將「吊沙煲」道具掛在欄杆上。期間,在場保安及警員大為緊張,有保安伸手捉住黃的腳,阻止他攀爬,有警員喚「喂,浩銘浩銘!」黃將道具掛起後,隨即返回地面,稱「掛個砂煲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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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職業與環境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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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過去多年已成為「世界工廠」,工業發展大大增加了就業機會,然而,這也伴隨著頻生的生產安全事故。導致這些安全事故的職業危害因素,也往往跨越了工廠的圍牆,排放到自然環境中,破壞生態,損害周邊居民的健康。

時有發生的生產安全與環境污染事故,促使不同群體關註那些危害對自身、社群以至子孫後代的影響,並嘗試尋找預防與補救措施。然而,在我們搜集資料準備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卻發現關註職業健康的研究與報道中,很少涉及職業危害對環境健康的影響;而有關環境污染的報道,也很少提及排放污染的廠礦中,勞動者所受的毒害(有關食物、玩具及成衣等產品含有害物質的報道,也很少提及勞動者所受影響)。所以本文嘗試穿越工廠的圍牆,探索職業健康與環境健康這兩個領域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及各地跨界團體合作與資源互用的可能性。

由於我們並非環保領域的專業人員,有關污染問題的資料,大多只能從網上查找整理。而有些範疇(如核電廠)的資料極少,加上篇幅及能力所限,我們只能將這些影響重大的議題羅列出來,初步搭建一個鬆散不齊的框架,留給後人填補。也藉此感謝環保圈子的朋友提供了寶貴意見。

按此閱讀完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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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S設計公司賤格欠薪 勞審判埋繼續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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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S小姐是設計公司 SKS Group 的前員工,已在2020年9月1日已離職。

拖糧早達三個月, 離職時只獲空頭支票

SKS一直以來都有遲出糧的情況,在我離職時候,已被拖欠三個月工資。僱主岑幹陞先生拖糧時一直用自己有血癌為藉口,稱自己沒有錢買藥又沒有生意所以不能支薪,以此博取我們同情心。哪知道後來我們得知原來他一直都有錢買藥,也有錢開車,其他同事在九月後也有正常支薪,絕非岑先生口中沒有資金的情況,一直拖欠我們薪金,只是對於我們勇於追討的報復。在2020年8月31日,亦即我上班的最後一天,岑先生給了一張支票,為一個月的薪金,可是岑先生當時說戶口未有錢,要一星期內才有錢,因此是空頭支票,半年過去,支票仍然未能兌現。
後來,我們更得知岑先生早已於6月停止為我們強積金戶口供款。

詐騙保就業津貼,被政府追回補助金

SKS在2020年初用我們的名義申請了保就業計劃,並曾表示一天保就業計劃未獲批核,一天公司都不會有錢出糧,期間我們一直如常工作,滿心以為只要公司取得 保就業津貼,便會還清我們被拖欠的薪金。2020年9月4日,我們從政府網頁得知SKS已獲批第一期保就業補貼,共取得$94,500,按保就業計劃原意,該份補貼應用作2020年6月至8月的薪金開支,這三個月亦正正是我們被拖欠薪金的月份。但SKS又一次食言,時至今天2020年9月5日,SKS還是沒有向我們發放所欠薪金。

後來,勞審庭上,SKS老闆岑幹陞先生向法官表示「保就業無啦啦罰我錢,仲要取消我第二期申請」,有理由相信係SKS違法行為令政府追回補貼。

勞審宣判公司敗訴 SKS懶理繼續拖欠

由2020年九月開始,我們曾嘗試多次與僱主口頭和電話協商不果,所以就向勞工處求助,為我們討回一直拖欠的薪金。

勞審庭上,岑幹陞先生向法官表示,只願意付我們三萬元(遠少於應付嘅欠薪金額),更稱要分12個月償還。當時連法官都認為岑先生刻意戲弄我們,因此主動為我們討價還價,問岑先生可否在三個月內償還款項,唯被岑先生堅決拒絕,繼續以自己有血癌無生意為藉口拒絕支薪。又稱我們離職前一直WFH沒有工作,幸好我們早已呈交所有書面Whatsapp客人聯絡等日常工作紀錄予法官,證據確鑿下,法官宣判我們勝,並要求岑先生即時繳付拖欠的薪金。

令我們震驚的是,即使法庭已作出裁判,岑先生居然還是沒有打算償還欠款。當時,他詢問法官如果公司破產,完全沒有資產可作償還,他本人是否會被判監?法官回應指目前我們只係民事索償,除非我們進一步刑事追究,否則勞審庭不會判監。因此,岑先生就認為破產對他來說是最好選擇,因為佢說不用判監就一點也不害怕,破產更能令他免去其他大量債務。

準備破產逃避債務 同一地址開新公司借屍還魂

SKS欠債累累,除了拖欠我們的薪金,也拖欠了大量供應商款項。老闆岑幹陞先生管理不善,無力償還債務,就疑似想借破產金蟬脫殼,把個人及SKS公司資產轉移到WHATEVER vibe limited,借屍還魂繼續生意。我們查看 WHATEVER vibe limited網站,發現其地址與SKS一模一樣,兩間公司關係昭然若揭。
岑幹陞先生誠信破產,對不同欠債人都大話連篇,對合約及法例亦毫不尊重。我們在此呼籲SKS的舊有客戶及供應商切勿再與其開設的任何公司往來合作,如與岑幹陞先生及SKS尚有任何債務,更應盡快追討,否則大有可能血本無歸。

由此Post出街起三日之內,如果SKS再不主動還清所有欠薪,我們便會將SKS的惡行逐一通知所有SKS新舊客戶,呼籲終止一切合作關係,以免再有公司或個人受到無良欺騙!

拖欠薪金日子: 2020年6月至8月份
公司名稱: SKS Group Corporation Ltd,百宇集團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九龍灣臨興街19號同力工業中心A座8樓13室
僱主名稱: 岑幹陞(Sean 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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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核酸:打工的人,沒有權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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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微信評論:「我以為鄉是指家鄉,沒想到鄉是指鄉村」

本文轉載至「服務業勞動觀察」,請按此查看原文。

1月20日中午,國家衛健委突發規定,要求春節返鄉人員需持有7日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能夠返鄉,且需接受當地政府的網格化管理,實施14天居家健康監測。消息一出,全網炸開,政策模糊性與荒謬性令人難以接受,有網友甚至將微博@央視新聞 下方評論歸集為《“返鄉核酸證明”八十一問》,一個個無解的問號。

規定指出,進入冬季以來,農村地區零星散發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明顯增加,農村地區防控能力薄弱、疫情防控難度大,春運人員流動將進一步加大疫情傳播風險。故要求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特定人員(“返鄉人員”)必須持有7日陰性核酸報告才可回鄉,這類人群以跨省份返鄉人員為主;並在返鄉後第7天和第14天分別再做一次核酸檢測。

這裡有很多關鍵字,「農村」、「跨省返鄉人員」、三次「核酸」,字字有份量,有說不完的故事,就像上述的九九八十一問。問題在哪?相信沒有人會對春節期間潛在的疫情反撲危機有異議,鼓勵留城過年、減少春節流動是必需且必要的措施,但是特意針對農村人口出臺這樣的核酸政策,就沒有一絲的不對勁嗎?

為什麼要限定「農村地區人員」?

新冠病毒會挑人傳播、看人生病嗎?

的確會,但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早期新冠疫情全球大蔓延始初,富人是最主要的病毒攜帶和輸入群體——這些能夠有機會、有錢進行頻繁長途旅行的中產人群,把病毒帶到了全球每一個社區角落。然後呢,他她們因有「錢」而享有好的醫療救治資源,但是那些被傳染的打工人社群、窮人社區,狹窄的生存環境和落後緊缺的衛生條件,加重了窮苦打工者的疫情危機。高死亡率的不僅僅是老人,還有窮人勞動者。

所以,病毒會挑人傳播,是中產的、長期省際/國際旅行的有錢人在傳播,但是生病的是貧窮城中村/貧民窟的一線打工者們。中國也是如此,在疫情後期,主要的新冠病例均是在核心大城市、以境外輸入的國際旅行者攜帶者病例為主,從來都不是農村務工人員。

這一次,僅僅是因為偶發的石家莊疫情發生在了農村地帶,就將農民工描述為病毒傳播者,這不公平、更不合理。即便進入疫情穩定常態化的的國內,農村和城市人群可能攜帶病毒的可能性或許已經趨同,又為何歧視性區別對待返鄉的農民工?城市人口的返「市」移動則可以被定義為安全?看來,新時代的戶籍=核酸陰性通行證。

政策剛出來那會,網路上罵聲滿地,「返鄉人員」一詞的模糊性另所有人陷入躁動;爾後,政府才緊急補充解釋,限縮「返鄉人員」定義為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人員。這下,網路又開始安靜下來了,僥倖與自己無關;而真正被政策左右的「返鄉」農民工,身份上的「軟柿子」,至始至終都不被允許表達觀點(或被無視)。向來沒有話語權的工人,也不被允許說話,這樣的政策出來,只有無條件接受的份。

檢測是防疫,也是對底層勞動者的「懲罰」

核酸作為流動安全的保證,我們不能否認,也應支持。但是在國家衛健委的檔下,我們分明看不出對底層勞動者的共情,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嚇」壓制——「我並非不讓你回家,但是你要回家的話也可以,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是這麼xxx多,你好好看著辦吧」。政策表面看似有選擇,其實沒有選擇,至少對於返鄉的跨省農民工而言,沒有一丁點選擇。

「出行前一次7日核酸,居家7、14天各兩次監測」。三次核酸檢測意味著什麼?需持核酸報告的返鄉最大人群,就是跨省農民工,每年珠三角、長三角、華北春節大移民,個個都是目標群體。全國各地的一次核酸費用100-200元不等,全部需自費。上海是全國最低工資最高的城市,為2480元/月,即114元/天;也就是說,三次核酸檢測費將去掉一個上海基層工人的三天工資,這還未加上做核酸需要請假損耗掉的工時工資。


這兩日醫院核酸檢測成人龍。圖片來源:抖音

這一筆賬必須得算。

幾百塊錢的檢測費用對於城市的中產而言或許不算什麼,但是對於勞動者而言,確實一筆大帳,晃的一下就沒了,比一年或數年回一次家的車票錢花得更加無影無蹤——什麼也沒買到,一張報告貴過自己一天的苦力錢。勞動者常年很少回家,並非不想家,而是回家成本高,農業沒落,被資本市場化,缺乏就業機會,不得不拋家棄子蝸居城市打工,為了省錢不得不只能數年才回一次家。這每一項都不是自願的。

可是,春節防疫並非只有懲罰性「核酸檢測」一條路。當下,已經有多個城市陸續發佈春節就地過年補貼政策,天津、上海、深圳、江蘇等地都在發放現金券或電子紅包(消費券就算了),部分企業也出招補貼留城打工者。這樣的補助政策,一方面可以刺激務工者留城,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疫情再爆發時工人返工、企業復工的雙難境地,對經濟發展絕對有正向作用,遠遠超過發放的現金券價值。這樣的替代性激勵政策才應該是著重要推廣的實質措施,為何不著重呢?核酸作為安全通行證,作為雇主的企業和工人(繳費)的工會(福利)組織,難道不應該承擔員工核酸檢測費用嗎?於單位員工健康、企業穩定生產、國家防疫,都是應做之舉!

當核酸成了沒有得選擇的回家選項,這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國家式的「懲罰」。農村人不僅要背負戶籍制度帶來的福利不公平,無法享有城市的教育、住房甚至對等的醫療保障,在今日,還需要承擔額外的防疫「懲罰」。農民工作為城市建設者,又何曾見過城市管理者主動承擔對底層勞動者的社會責任呢?以核酸報告「懲罰」經濟弱勢的勞動者,既是政府的懶政,也是國家式的「以罰代管」。捨本逐末的同時,隱藏在背後的是對低收入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漠視和勞動價值的缺乏尊重。

勞動者的遷徙權與資本家(有錢的人)的遷徙權是不對等的,同一份核酸錢,背後是不同程度的權利讓渡和犧牲。勞動者的自由返鄉遷徙被要求付出代價,代價的成果是為來年企業/國家創造好的穩定經濟發展環境;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不會回饋到勞動者工資手上——2020年全年沒有一個城市調整工人最低工資,但是物價水準卻在砰砰往上漲,中央銀行更指出2021年物價水準將大概率「保持溫和上漲」。你信嗎?

所以,農村打工人是沒有權利回家的,春節大概也不是工人的節日,疫情讓這種不平等顯得更為赤裸。防疫的代價,不是給我們漲工資,而是讓錢貶值,讓物價上漲。

政府凍結最低工資 刻薄低薪 助長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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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區政府宣佈,採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今年五月一日將凍結現行最低工資水平,維持時薪37.5元。職工盟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在疫症下不少基層工人已經飽受煎熬,凍薪對他們簡直是落井下石。

自2019年五月最低工資調整以來,本港通脹持續有升溫,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至今升幅2.5%,凍結最低工資必然會令低薪工人購買力下降,變相等同「減人工」。如此措施,必然會令基層家庭生活倒退,壓力百上加斤。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記者會更表明,即使今年凍結,亦不會糾正以往兩年一檢的做法,最快要等到2023年方可再作調整。低薪工人要由2019年等到2023年才可再次調整薪金,期間物價指數更可能持續上升,做法完全是不可思議。

反觀世界各地不少政府,均會採行逆周期方式處理經濟下滑,即使疫症影響期間,仍然決定調升最低工資。其中包括南韓、台灣及英國等地方,均會如期於2021年調整最低工資。如今香港做法卻是倒行逆施,凍結工資將導致消費信心受到打撃,進一步拖垮經濟內部需求,令香港經濟陷入衰退的惡性循環。

政府帶頭凍結最低工資,令人憂慮會產生漣漪效應,可能令各行各業僱主爭相倣效,肆意壓抑僱員薪金水平。這對於本已存在憂慮的僱員薪酬前景,將會增加更多不利的負面因素,亦變相助長資方向員工薪酬福利開刀的剝削行為。

肺炎疫症持續困擾香港多時,一群前線清潔工人,即使面對健康風險仍然不分晝夜地工作,從未離開工作崗位。但他們不辭勞苦的付出,換來的卻只是政府高官以凍薪作「致敬」,這無疑是對前線抗疫工人的勞動價值最無情的踐踏。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21年2月2日

60後|讀書定做學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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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哲

話雖如此,七十年代的生活要求不算高,肯做至少能三餐溫飽,一項技能便能做一輩子。
「以前有個朋友會熬紅豆沙,再賣給酒樓、餅店,又有位朋友買部機器製麵,成世就可以做呢行。」

「而家邊有人教呢啲技藝,而且也不會有人入行。」大學生畢業,希望從事知識型工作,卻僧多粥少,同時手藝行業雖有選擇,但卻沒有人入行而漸式微。何生指,現在還要特意入職業訓練學校去學是非常無稽。我想何生大概認為的無稽,是一行技藝在現今社會被學術商品化,非要配上學歷及證書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而當中在課堂的學習方式,遠遜於以前學徒師傅式的教學。

早前恰巧家中需要安裝門鎖,鎖匠來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跟著學藝,想必要初入行跟師傅接工作。師傅一邊口頭傳授,一邊著學徒留意電鑽力度、裝鎖位置、施力技巧等等。想必這種傳授方式,學徒需「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學習,與現在職業訓練相差甚遠。

何生說,學滿師其實就是感覺你自己可以獨當一面可以出去創業。學徒待遇不高,勉強生活還過得去,養家已是不可能,技滿可升為「補師」,再成為師傅,才叫捱出頭。

但無奸不商,何生指雖然以前學的都穩打扎實,但必定要學「打茅波」,意思就是「點整到你唔好理,搞掂就得」。怎麼說? 何生有次不懂修理沒聲音的電視機,滿頭大汗左搞右搞一大輪後也找不出故障位置,突然拿著的筆不小心碰到電線位置,電視機馬上有聲音。何生急中生計,把一條電線頭焊一邊接駁在該位置,見電視功能回正常,連線也不處理,讓它放在裏面,當作修理好。開初的彩色電視電壓較大,火牛易瓜柴,而且有可能買不到原廠配件,師傅也會想法子自己以繞線機做個相若火牛來替代。你可以說是土炮技術,但也充滿著民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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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後簡介:一個生於深水埗,將近住了五十多年的街坊何生,講下自己舊時係深水埗生活嘅故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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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小學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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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槽傷亡意外頻生 房委會房屋署失職 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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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2日,一名外判清潔工人在工作期間由35樓頂樓垃圾槽口直墮地面垃圾房,送院後證實不治。同類型意外曾分別在2017年及2010年發生。近10年,香港已先後出現5宗與垃圾槽有關的職業傷亡意外,造成3死2傷。本會認為房委會及房屋署失職,沒有履行其管理及監督職責,難辭其咎。

在2010年大埔大元邨意外發生後,房屋署曾通過改善槽口工程,收窄槽口以避免同類意外發生。然而2017年錦泰苑及今年山景邨的意外反映房屋署漏洞,改善工程未有涵蓋租置計劃屋邨及居屋。租置計劃屋邨及居屋雖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由業主接管物業的管理工作,但房委會同為租置計劃屋邨內未出售單位的業主,房屋署亦有管理及監督責任。房屋署須盡快巡查全港所有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出售公屋及居屋,檢查並確保所有槽口均完成收窄工程。

多次出現傷亡意外的屋邨、屋苑均使用垃圾槽收集垃圾的做法,可見垃圾槽的危險性。即使收窄槽口,垃圾槽容易堵塞,需要工友自行通糟,房署在多次意外後仍沒檢討及推行改變,間接導致意外死亡再次發生。據本會調查訪問,不少私人屋苑已長期使用大垃圾桶收集樓層垃圾並以升降機運送,這能避免因需要通槽而出現的危險。此外,使用升降機運送亦較使用垃圾槽清潔衛生,因為垃圾槽的垂直設計使垃圾由高處墜落至底層垃圾桶內,會造成垃圾袋破裂、垃圾四濺,垃圾房及周邊環境衛生惡劣、傳出異味。為避免傷亡意外再次出現及環境衛生惡劣,房屋署須盡快檢討棄用垃圾槽,改以升降機收集垃圾。

職業安全健康局也曾因應垃圾糟意外,於2018年提出安全使用垃圾槽的建議。在推動以升降機取代垃圾槽收集垃圾前,房屋署有責任監督並協助其外判承辦商執行該建議。職安局建議向清潔工人提供有關安全使用垃圾槽的指導、訓練及監督,尤其新入職或經驗不足的工友,應在管工監督之下,方可進行棄置垃圾包入垃圾槽的工序。然而,據本會與工友接觸、探訪所知,普遍工友均沒有接受有關訓練,部分工友表示房署或公司職員僅提示「小心」、「不要自己通槽」。

職安局建議如需清理阻塞垃圾槽,工人必須佩帶安全帶,並將安全帶緊扣於特定而穩妥的繫穩裝置上。現時,普遍公營房屋樓層垃圾房均無安全帶及相關裝置,當然沒有任何培訓。房委會及房屋署作為管理公營房屋的政府機構,有責任跟從職業安全健康局的指引。當全面檢討和研究未落實未完成之際,執行職安局建議也是最基本保障工人的方法,然而房屋署亦沒有就此作出跟進。

多次意外正正反映垃圾槽設計出現問題,如房署認真對待及跟進改善措施,意外本應可以避免。

故此,本會認為房委會及房屋署:

1. 須盡快檢討和研究棄用垃圾槽的各種方案,試行以升降機收集垃圾;
2. 研究未完成前,應盡快巡查所有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出售公屋及居屋,檢查並確保所有槽口均完成收窄工程;監督並協助外判承辦商向清潔工人提供有關安全使用垃圾槽的訓練,尤其新入職工友;並盡快為所有公營房屋添置安全設備及向工人提供使用安全帶的培訓;
3. 有責任向居民進行宣傳教育,如將玻璃或大件垃圾分開棄置等、以及研究改為派發細垃圾袋給居民;
4. 房屋署在製定方案前,應諮詢工會和工人。


在保護勞工權利和維護環境正義方面缺乏效力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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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表面上優先考慮勞工和環境問題,然而雙方都沒有考慮低碳化以外的環境行動,也沒有制定具有約束力的保護工人權利條款。由此可見,雙方在改善勞工權利和實現氣候正義方面並沒有作出有意義的改變。

按此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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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停業共188日 工會指近八成調酒師須放無薪假 斥政府趕盡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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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本港酒吧自疫情爆發以來,先後被強制停業3次,至今共188日,現時仍復業無期。香港調酒師工會發佈問卷調查結果,指出近八成調酒師曾被僱主要求放無薪假。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指,酒吧已成為「無理停業」的代名詞,認為顧客就算不去酒吧,仍可在餐廳內飲酒,兩者傳播風險無異,對政府的「差別待遇」感到費解。她又指,香港調酒界屬亞洲區龍頭,憂慮現時大量流失人才,將會出現斷層。

近八成人被要求無薪假 兩成人月入不足9000

政府於上周宣佈,年初七(2月18日)起將放寬部份場所的防疫措施,包括允許食肆堂食時間至晚上10時,惟酒吧仍未能復業。酒吧自疫情爆發以來已先後停業三次,共188日,第四波疫情至今則停業達83天。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屬下的香港調酒師工會於2月10日至15日期進行問卷調查,收回57名會員的回應。調查結果顯示,76.5%人曾被僱主要求放無薪假,29.8%人被調配至其他工作崗位,29.8%人被減薪。近五成人的月薪屆乎9,000至14,000元,兩成人更低於9,000元。

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指,調酒師的收入大幅下跌,甚至有零收入的情況,不少酒吧調酒師須轉任食肆調酒師。她續指,防疫抗疫基金的一次性津貼只是杯水車薪,無助調酒師紓困。

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
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

調酒師失業四個月 憂轉行難再回頭

香港調酒師工會秘書陳小萍指,自己所任職的中環酒吧在第三波疫情時已經「好難捱」,於去年10月倒閉,酒吧6名員工全遭遣散,一直失業至今,期間只有零星收入,質問政府「唔通我哋唔洗開飯?」她指,早前有酒吧租出場地予花農銷售年花,但亦遭勒令關閉,批評政府趕盡殺絕。

香港調酒師工會外務副主席李逸駿表示,調酒師需要緊貼行內潮流,「轉咗行就會脫節,返唔到轉頭」,故身邊同行大多不敢貿然轉行,但現時只有平日約三分一的薪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

香港調酒師工會秘書陳小萍
香港調酒師工會秘書陳小萍

呻酒吧被「無理停業」 風險與餐廳無異

侯翠珊表示,酒吧永遠是最早停業、最遲復業的場所,已成為「無理停業」的代名詞。她指,不少西餐廳都有售賣酒水,顧客就算不去酒吧,仍會在餐廳內飲酒,酒吧的傳播風險實與普通餐廳無異,對政府的「差別待遇」感到費解。

侯續指,近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將疫情緩和歸功於強制檢測及封區,反問若封區如此有效,「咁封堂食、封酒吧其實有咩用呢?」她又指,香港調酒界在亞洲區一直佔龍頭地位,過往亦有調酒師奪得國際大獎,惟現時大量流失人才,「新人唔入行,舊人又流走」,憂行內出現斷層。

廚師失業八個月 戶口餘200元、每日僅食一餐麵包 職工盟促設失業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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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武漢肺炎疫情下失業率高企,有原本從事飲食業、任廚師的鍾先生自去年6月起失業,至今近八個月。他每日生活僅靠積蓄支撐,「好痛苦,幾個月都見到戶口得返兩、三百蚊。」鍾每日僅吃一餐約花約15元買麵包,「我多數喺夜晚六點之後先去買,嗰陣會有優惠。」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今月底推出,職工盟要求政府向市民回水至少一萬元、補償全數被對沖的強積金,以及設立臨時失業援助。

失業廚師戶口餘200元 每日僅食一餐麵包

從事飲食業的鍾先生本來是廚師,月入2.1萬,去年6月開始失業至今,差不多八個月。他指當時老闆僅稱生意差,亦打算移民。其後他曾應徵約30份飲食業工作,包括廚房、廚師、侍應等,惟均遭對方以生意不好、快要結業等為由拒絕。

從去年失業開始,鍾先生每日生活僅靠積蓄支撐,「好痛苦,幾個月都見到戶口得返兩、三百蚊。」他指每日都捱麵包,但一日根本沒有三餐,「一日一餐㗎咋,邊有咁多錢?」他會控制每天僅花費10至15元買麵包,「我多數喺夜晚六點之後先去買,嗰陣會有優惠。」他指為免家人擔心,吃麵包時會刻意不讓家人看見。

與家人同住難申請綜援

鍾先生一家四口,包括已經退休的父母及一位兄弟姐妹。他稱不領取綜援並非「死要面」,而是有一位家庭成員為公務員,但是其一人的收入已令家庭遠遠超過資產限額。家庭中每名成員皆有其個人生活,鍾擔憂道:「唔知點生活,工搵唔到,補助唔到,雖然初七開堂食,但關我哋失業嘅人咩事?」

今年28歲的鍾先生亦曾試過應徵建造業工作,但同樣無功而還。他慨嘆「自己年紀唔細,唔係啱啱畢業,較難轉行。」他指自己沒有太多興趣,過往都是喜歡看書看電影,不過現時已停止一切消費活動,每天都留在家中,「冇辦法唔留喺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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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先生強調並非自己不想工作,而是政府強制要求禁堂食等措施下,卻不補償受影響勞工。他表示從未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及「保就業計劃」,反問「保就業唔係應該畀我哋呢班打工仔㗎咩?」

防疫基金未能紓困 促政府全民回水一萬元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批評,政府的防疫基金令「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他指政府於去年設立「防疫抗疫基金」,三次向基金注資共1,623億元。截至今年1月,基金先後推出四輪共118個項目,涉及開支達1,605億元。

職工盟翻查每個項目的受惠對象,發現超過四分之三撥款為直接給予僱主或經營者,工人可直接受惠者不足撥款的八分之一,一般市民更不足2%。單一項「保就業」計劃給予僱主的補貼已近900億元,超過基金開支的55%。

蒙兆達、吳敏兒

蒙兆達批評「保就業」是徹頭徹尾政府給予商界的「福利」,老闆獲發補貼期間,大部分僱員仍要照常上班,獲付工資純屬付出勞動後應得報酬,絕非政府或僱主的恩賜。不少無良僱主一邊領補貼,一邊迫人放無薪假、減薪及濫用散工取替長工。

職工盟要求政府於下年度財政預算推出三項紓困措施,包括全民回水至少一萬元、補償全數被對沖的強積金權益,以及設立臨時失業援助,估計涉及的非經常開支約1,300億元。

職工盟就財政預算案提出三大訴求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稱,去年疫情爆發初期,政府有向每名港人派發一萬元,「去到今日嘅情況,更加需要以現金形式將補貼直接到達市民手上!」她要求政府在今年上半年再次向全港市民回水不少於一萬元,涉及開支約700億元。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吳又表示,武漢肺炎疫情令裁員個案大增,2020年第二季,僱主提取強積金對沖遣散費的款額首次突破10億元,較2019年同期飆升近一倍。她要求政府預留500億元,以「特別供款」形式補償僱員全數被對沖的強積金權益,以保障勞工的退休生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近日表示,失業援助金難以公平發放,稱有需要人士可申請綜援。吳敏兒批評,「不斷叫人攞啲攞唔到嘅嘢,只係託辭狡辯!」她解釋,有的失業人士原本從事中層職位,「唔會無啦啦一下子跳到去攞到綜援!」

香港民研:逾四成人反對凍結最低工資 近六成人促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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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政府早前宣佈未來兩年維持最低工資水平於每小時37.5元,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顯示,逾四成人(42%)反對此決定,近六成人(57%)認為應上調至40元或以上。

調查於本月8日至16日期間進行,共獲4,753人回應。調查結果顯示,近三成(28%)人支持最低工資維持於37.5元,超過四成人(42%)反對,兩成半人(25%)表示「一半半」。

近六成人(57%)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向上調至40元或以上,最多人(22%)認為應加至40元;近三成(28%)人認為應維持現狀,只有極少數人(3%)認為應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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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

鍾劍華指上調開支不大:造無用口罩都幾百億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指出,現時只有約兩萬人受最低工資覆蓋,若上調至40元,一年整體開支也不過兩億,他笑稱「政府搵班人造無用口罩都幾百億喇」。他批評政府不上調的原因是「拎走勞資雙方博弈場地」,並呼籲市民不要將最低工資和失業援助金混淆。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黃和平表示,最低工資上調實際上對市場的影響極小,香港有大量低學歷、低薪人口,他們的議價能力本身已經很弱,更加需要最低工資的保障。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主席梁寶霖指出,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十分嚴重,政府需要檢討綜援和社會保障制度,「政府係應該實事求是,正視基層問題」。他指出,最低工資是基層市民的權利,而非政府施捨,又指「最重要都係要推動集體談判力量」,推動政府落實政策。該會要求政府依據國際標準,設立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

Wahaha Partyroom選擇性出糧 想出糧要做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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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收到有事主求助,間公司拖欠6位員工總數約$24,000!

以下係呢間無良公司 Wahaha Partyroom 同Fun Fun Fun Party Room事跡:

每個月嘅底薪永遠要提先識出,拖糧仲會態度極差

2020年9月開始工作,所有嘢都係隨心,完全無出糧概念,連邊日出糧都無定,永遠都要自己計住,然後差唔多時候(1-5號前)就要提佢出糧,佢先至開始郁一郁!

每次出糧都係寫支票,逼你返公司做嘢先可以攞到張票,然後因為佢第一個月遲出糧,糧期就莫名其妙變咗由每個月1-31叫一個月變左佢出糧嗰日開始計(例如下個月就會變咗12-11號為之一個月),如此類推,每個月都係咁嘅時候,出糧嘅日子越推越後,試過隔咗個半月先攞得返份糧。

舊有fulltime員工頂唔順,上年十一月離職都比佢拖糧,直至今年二月仲未出哂!追糧message懶理仲會喺其他同事面前唱衰前員工。

去到上年十二月,開始話公司因為疫情捱唔到,所以十一月嘅糧分咗兩期先出到,但佢仲提出各種離奇offer,例如搵到客分10%佣,聖誕返嚟睇住市集計額外時薪等等,另一邊廂繼續洗錢搞各種project。但最後去到一月請咗批新人之後就無再理過舊員工。

追佢出糧就態度180度轉變,同你講無錢,唔好浪費佢時間同錢,因為要搞二月嘅市集,之後仲要比佢block咗踢埋出group。曾經有同事同佢哋面對面相討,佢哋更會扮委屈話見到某啲字眼唔開心所以先會無啦啦block人,又掉轉頭問返我哋點解欠呢個數目嘅糧,要我哋計返出嚟,令人十分費解。

直至依家二月,我哋仲未攞得哂十二月嘅糧,已經報咗勞工處。

通街仇家,懶理員工死活,令員工擔驚受怕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呢間係正常party room公司,做落都無乜問題,直到疫情政府下令關閉,無哂生意,老細覓求出路不斷搵人合作,萬聖節仲搞無牌飲酒party R客,面臨比人拉嘅風險仲要幫佢返工(本身承諾會計返時薪,但最後都不了了之)結果仲發生咗一連串黑社會劈友打交事件,老細完全唔喺現場,part time員工自生自滅,仲差啲有生命威脅。之後佢哋就話已經處理好,五年內都好安全,件事就咁完咗。

之後一直都有偷偷地接客,part time睇場都要面臨比警察捉嘅風險返工,又要面臨比黑社會上門尋仇嘅風險,日日擔驚受怕。十一月尾嘅時候返工仲無啦啦見到成層都係追數嘅街招,有哂老闆嘅個人資料同相,話佢爭人18萬,當時佢辯稱「比人整蠱」,仲將啲街招加返filter貼返出去,令人十分疑惑,及後得知原來佢係爭前股東嘅錢,之後嘅事都唔太清楚。

發生罵戰之後佢一直都有追po,佢仍然覺得自己無問題,喺個人社交平台一直出po,又突然開始喺whatsapp指責我哋話工作不主動,垃圾大學生比不上中學生(?)就諉過於佢各種難聽說話,從來無正視過出糧嘅問題,block哂啲人踢哂啲人就當無事發生,其實我哋不嬲都想息事寧人拎到糧就算數,但佢一直想搞大件事,十分無奈。

我哋衷心希望可以多啲人見到佢嘅惡行,唔好入去做,更加唔好再幫襯佢任何嘅product同service!

商業道德惡劣

因為疫情佢哋一直都搵緊點樣可以用現有場地轉型搵錢,但佢哋諗嘅嘢完全係無道德,當啲客係水魚咁款,由一開始嘅酒場(無酒牌)、 燒烤場(無食牌),直到之後政府短暫開返,收人哋訂金之後又被下令關閉,唔退訂金,逼人哋將啲訂金換做coupon去幫襯佢哋新諗嘅service (自助烘焙、水煙等等),嗰班客人都大感無奈,最後都有上網唱衰佢。依家又開始利用中學生無知嘅心態同佢哋合作搞年宵市集,最後仲比人偷拍放哂上網。

公司名稱:Wahaha Partyroom (觀塘) Funfunfun partyroom (荔枝角)
公司地址:觀塘駿業里8號世貿大樓3樓全層
僱主名稱:唐子洋(Tony Tong), Kitty Lam

淺論2021香港約章:我們需要一個以基層為本的香港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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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珍重2021香港約章的發起人為香港作出的犧牲,但是2021香港約章竟然有重大缺陷,若不補救,在獨裁者的淫威下,連本土派也會變小粉紅?2021香港約章不提這點,是為了拉攏財閥,但注定無用?2021香港約章的願景比港英政府麥理浩更差?原來,2021香港約章忽視了平等和財富分配的重要,好奇快入來一看!

精彩內容!

這個缺陷是:2021香港約章也許為了爭取財閥支持,忽視了平等和財富再分配的堅持。

啟敢閱讀了2021香港約章,發現「平等」兩字只出現了兩次,而財富再分配幾乎沒有提及,約章只是含糊地說「自由包括《世界人權宣言》丶《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和其他國際公約內列明人民應享有的政治丶社會及經濟權利。」,其實,觀乎民主運動史,平等和財富再分配一直也是民眾極欲爭取的訴求之一,不明白為何2021香港約章沒有多加筆墨提及。

雖然有人認為民主和自由才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主旋律,但是也不能忽視港英政府和香港特區(特衰)政府多年來一直勾結財閥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新一代上流無望——這也是導致反送中運動和本土主義聲勢浩大的火藥庫。

......

啟敢不認為香港約章發起人的用心是拋棄基層手足,只是猜想,也許發起人想拉攏香港的財閥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所以就刻意對民生改革避而不談。但啟敢認為這是徒勞的。因為香港的財閥已經全部表忠支持政府毀滅香港的自由民主,以時間換取空間,希望在政府決定要充公他們的財產轉讓給特權分子之前,盡量剝削香港人的民脂民膏,然後撤資。他們斷然不會為民主自由努力,要爭取香港大財閥支持香港民主,可能是鏡花水月。

更多內容請到這個連結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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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求職騙局—和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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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一單好震驚嘅求職騙局,呢間公司由招聘到失蹤,員工都從來無直接同老闆接觸,平時一直只用通訊軟件溝通同埋發布工作,隔絕左任何同事同埋老闆直接接觸。唯一會接觸到就係公司CS派單嘅人(而得CS先聯絡到老闆)
呢間公司更用「件計」方式造成假自僱關係,逃避僱主責任,可以稱得上係一個零成本嘅運作模式,全部風險都轉嫁比員工!

事情是這樣的:

「和你送」係一間幫人送件嘅快遞平台。

早係一月初,由於事主係抱住個信字,就係黃色招聘平台搵到「和你送」,之後就入職。

原本一開始話14日出一次糧,14日後話要等多幾日,之後開始一直拖,每次都有唔同藉口:試過話票未收齊、轉數快壞左、轉數快限額爆左冇得轉,要第二日、又話未計完數、又話老闆係外國等等。

不斷一直拖,依家拖左兩個幾三個月,得客服可以搵到老闆真身,但係客服長期已讀不回,甚至不讀不回!回嘅就係上面堆「理由」。

完全收唔到錢!就算同客服講要找卡數、交租都冇理過。

想係到呼籲:

  1. 大家唔好再搵呢個平台送嘢
  2. 搵過呢個平台既人,有冇人知道佢銀行戶口號碼、人名 (請PM)
  3. 如果知道係邊個老闆/佢美國地址(請PM)
  4. 如果有客服個人資料都可以PM
  5. 如果你都係受害者,都可以PM,一齊睇下可以點搞!

**其實我地懷疑個CS就係走數嘅老闆
如果唔係,就希望佢上水,一齊追數**
呢間野用黃手足名義黎搵生意,做完野唔出糧!大家睇路!

————————————————-

小編:

勞工組無意針對藍黃,因為邊啲事主求助都唔由得我哋話事(最好太平盛世無求助),所以一直都只係搞勞工野,但假如追討對象係黃店,我哋心情都唔好得去邊!

一方面比人屌fun化,另一方面唔理就等於割左個手足!

呢單「和你送」離譜到咁,我哋更確信做緊嘅事係有必要性,假如手足有勞資糾紛自己搞唔掂,都可以inbox傾傾可以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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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城之下,工會戰線還有作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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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圍爐取暖

大環境如此惡劣,難免會覺得灰機和無力,但工會之存在價值,就是不用一個人面對所有問題。在職場裡頭,總有很多同路人,可以圍爐可以取暖,互相依靠,彼此給力。不要輕視「圍爐」,大家相約去睇電影,參加講座,甚或在工會的社交群組傳遞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也能在低迷中為大家添加動力。

二、在機器中放一口釘

當有人硬要繞過規章或刻意破壞制度,侵犯我們職業操守的底線,總得有人扮演吹哨者,令作惡的人不能隻手遮天。有線記者包圍主管辦公室,聯合反對政治裁員,甚至不惜以集體辭職以明志,就是明顯例子。即使未能完全制止暴行發生,最低限度也可在高速運轉的機器中放進一口螺絲釘,減慢或拖延制度的崩潰。工會已不能再單單著眼於改善僱傭條件,也要站在守護專業自主及職業倫理的最前線。

三、與被打壓者同行

政權用意要殺雞儆猴,製造寒蟬效應,當看見有同事遭受迫害,個別員工可能敢怒不敢言。如果職場已有工會存在,就可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即時支援。港台節目主持利君雅因敢言被無理延長試用期,宣道小學老師因「犯禁」而被終身取消教職,編導蔡玉玲及970號新巴司機只因履行職務便遭刑事檢控,在受害人孤立無援的處境下,以上例子就是靠工會集結資源和力量支援受害人,包括法律支援、代表申訴、製造輿論和提供生活援助等。

四、共同體滲入職場

除了防守之外,工會更可善用札根職場的優勢,為香港民主運動建立更多根據地。當民主運動陷入低潮時,更需要我們用心經營公民社會的不同領域,不論居民委員會、學生會、舊生會、教會、專業團體等,我們如不搶佔這些陣地團結同路人,便變相將「地盤」拱手相讓給一眾藍絲。工會作為公民社會重要一員,在職場實踐民主參與,亦能制衡資方或管方的權力,阻止侵犯員工人權和自由的僱傭政策。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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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只需要一秒 堅持卻需要一世:當「後排」成為「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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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之時,職工盟前主席吳敏兒已因為參加去年民主派初選,與其他46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身陷獄中。47名被告在2月往警署報到後,原以為保釋下至少可以「自由」到四月,豈料政權突然將檢控日子提早,於3月1日將他們送上審訊台。

吳敏兒在進入警署之前,寄語香港人:「放棄只需要一秒,堅持卻需要一世」。勉勵香港人在寒冬之中,「堅持心中所想」。她最為惦記的,是她的家人和工會的戰友。

同一時間,在同一座法院大樓,正審理多宗暴動案件,而理大案亦有多名手足遭判官還押。暴動案的手足是街頭抗爭中的「第一排」。初選案47人,則是香港民主派之中,最有號召力的民間社會領袖。公民社會正經歷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清算,當這群「第一排」相繼倒下,原本站在第二線的組織在政治上自是首當其衝,當如何自處?

當逆權公民被逐個撃破

自去年起,政權祭出「整治三座大山」的旗幟,針對司法、教育、傳媒,如今已一一出鞘。針對公務員、醫護界、社福界的清算,亦接踵而至。白色恐怖在行業之間彌漫,震碎了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與此同時,政權推動「大灣區專業互認」,以中國大陸的專業精英取代香港移民的流失。

白色恐怖加上瓦解專業,進攻的不止是行業,而是香港人的道德生活空間。這些專業在運動前後,展現出真正的專業精神--他們所跟隨的標準,並不以政權和市場為主導。通識科的教師、街頭前線的社工、為手足奔走的律師、罷工的醫護、舉辦集會的公務員、傳遞真相的記者……他們所建立出來的,是在各行業中,豎立起正直人格、道德生活的空間。

所以,守護專業的意思,正是建立真正的專業標準,才能為香港人守得住這樣的道德空間。而對於工會而言,應將共同體意識帶到各行各業,與同路人一起面對恐懼,讓抗爭意志得以流傳、運動記憶得以持續。要做到這個角色,我們不能囿於「勞工運動」的框架,而是要踏出舒適圈,與廣泛的社會運動產生更多結連。若果各板塊只專注在自己的領域「活出真誠」,只是等待政權逐個撃破。

當「後排」成為「前排」

如今,各行業當中的社會運動,已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前線。各種專業在運動前後,展現出真正的專業精神--通識科的教師、街頭前線的社工、為手足奔走的律師、罷工的醫護、舉辦集會的公務員、傳遞真相的記者......他們所建立出來的,正是當下政權要清算的對象。

對於工會而言,唯有共同體意識帶到各行各業,與同路人一起面對恐懼,才能讓抗爭意志得以流傳、運動記憶得以持續。要做到這個角色,我們不能囿於「勞工運動」的框架,而是要踏出舒適圈,與廣泛的社會運動產生更多結連。若果各板塊只專注在自己的領域「活出真誠」,只是等待政權逐個撃破。參加工會,意味著參加一個行業和香港共同體的網絡。

坊間存在一種看法,認為在黑暗時代之中,社會運動應該「避免正面衝突」,暫時從「政治議題」退卻到「民生議題」,以「不送頭」為名,行退縮之實,以求機構全身而退。這顯然是一種誤判--因為生活就是政治,認真看待民生議題,並不能令我們減少「政治敏感性」。更何況,從中國大陸義士的遭遇來看,不見得「非政治」的民間團體就能倖免於難。

歷史上有很多地方的人,面對過極權主義;但只有香港的人,在面臨困境時,可以用移民「解決」。當「後排」成為「前排」,自保求存固然是生理反應,然而,此地卻仍然需要願意付出,而留在此地的人們。

武肺攬炒經濟 邊個負責「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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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打工仔而言,2020年是十分艱辛的一年。政府施政無道,抗疫無方,令大量員工被裁、減薪以及被逼放無薪假。職工盟早前邀請到政策研究員方約恆先生,與大家探討2020年各種經濟指標,令大家更掌握各行各業的情況。

失業率急升 旅遊業首當其衝

整體而言,在武漢肺炎下,香港2020年第二及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收縮9%,預計全年經濟收縮6.1%。而去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數均暴升超過一倍,九月份的失業人數超過27萬人(7%),而八月份就業不足人數接近17萬人(4.3%)。

在眾多行業之中,最受疫情影響的重災區為旅遊、娛樂、零售及飲食業。2020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較2019年1月暴跌超過99.9%,令到跟旅遊業有緊密關係的行業大受打擊。以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為例,其第二及第三季的失業率從5%飆升至超過14%,零售業第三季失業率亦升至9.3%,而藝術、娛樂、康樂服務的失業率均超過10%。

百業蕭條 窮人失業 地主收租

按照常理推斷,隨著零售業受到重創,鋪位租金理應會隨之而下降。但翻查資料,儘管零售業的銷售額自2019年1月起收縮了超過40%,但同期的零售業樓宇平均租金只下跌了12%。同時,街鋪空置率則從2018年第三季的5.6%升至2020年第三季的12.6%。反映到租金並沒有因著疫情而調低至合適水平,以致出現有大量鋪空置,卻沒有人租的情況。所謂的「共渡時艱」,只是富人剝削員工的巧言,在真正有需要時,卻從未見富人會一起「共渡時艱」。

早前樂施會報告亦指出,疫情對窮人的傷害遠遠大於富人。當富有的人可以在時間內收回疫情期間的損失,但最貧窮的人口卻需要超過10年時間才能復元。以香港的情況為例,在一眾打工仔面對減薪、失業時,新鴻基地產截至去年六月全年仍有235.2億盈利,甚至與去年同期比更有19.6%増長,而長和截至去年六月半年有130億元盈利,其他地產商例如新世界、恆基、領展等亦有一定盈餘。

樂施會的報告讓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疫情帶來衝擊,僅僅是對弱勢社群而已。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打工仔的人工福利因經濟不景而被削減後,最終都無法回復到原本水平。但在另一邊廂,對於掌管世界大部分財富的人而言,他們的財富卻順應著疫情而再度增長。

從Deliveroo的「自由登入」新制度說起:「零工經濟」的自由代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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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00名Deliveroo外賣員因不滿公司強行實施新制而展開罷工,並到到中環圍堵公司總部抗議,最後成功與公司的香港區經理談判,改善新制下的員工薪酬水平,更爭取到員工代表和管理層的定期會面。事件引發社會對外賣平台剝削員工的關注,事隔半年,Deliveroo於全球落實「自由登入」(FreeLogin)接單模式,號稱可以為送餐員美國大選兩位參選人開放更多工作機會。然而這種「靈活自由」背後,卻蘊含對外賣員的剝削。

外賣業界弊病叢生 含糊勞動關係下員工缺乏保障

外賣行業屬「零工經濟」(GigEconomy)的一環。這種「自由」工作的代價卻是缺乏基本的勞動保障:現時大部分外賣員以自僱形式受聘,公司為僱員提供的工傷賠償極不足夠。例如,在送餐時意外死亡的情況下,Foodpanda所提供的意外賠償僅為10萬港元。組織去年罷工行動的Deliveroo外送員Eric慨嘆:「公司近年受益於疫情而收入大增,但就連基本保障員工的資源也不願投放!」僱傭關係含糊不清,是外賣員權益不受保障的關鍵。Eric進一步指出外賣業的弊病是植根於整體行業結構,即使是政府也難以介入規管。儘管行業弊病難以根治,他認為政府仍可以監管外賣公司為員工所提供的保險水平。

Deliveroo於全球推行「自由登入」系統 港外賣員:收入大幅下降

香港分區也剛在1月23日採用「自由登入」系統。Eric認為該模式實際上減低了外送員的整體收入。在舊有的接單系統中,外賣員的接單量較為穩定,多數是「單接單」的情況。在新模式下,系統改為隨機分發訂單,各區域的外賣員再不設上限。Eric指該模式對旺區外賣員的影響尤為嚴重,在新系統落實後,他所認識的旺角區外賣員,收入大減三到四成。

被問及會否抗議令外賣員收入大減的「自由登入」系統時,Eric坦言受礙於行業生態,以及跨國企業溝通模式的了限制,員工推動公司政策改變的空間微乎其微。例如Deliveroo香港公司必須通報英國總公司,才能改變本地政策,他認為香港已經是最後一個落實「自由登入」的區域,此項全球性的政策可謂不可逆轉。

「零工經濟」風潮席捲全球,顛覆了傳統就業模式,但同時也間接助長了平台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同雙面刃。到底這種嶄新工作模式所標榜的「自由」,是真的為勞動者提供額外選擇,抑或只是包裝剝削的糖衣毒藥?這個問題或許值得大家深思。

一年過後 美孚富臨工友取回逾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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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手機裏的照片,原來第一次記錄的富臨追討行動已是 2020 年 3 月 4 日,當時偕同約美孚富臨皇宮的工友到勞工處落案,歷經超過 1 年的追討,最終 6 名工友堅持走到最後——今日富臨終與工友以合共超過 $660,000 達成和解方案,當中包括代通知金、休息日補薪、有薪年假及長期服務金。

$660,000,到底是甚麼概念?

$660,000,換言之每名工友約取得 $110,000,對不少基層打工仔而言都是難以想像的數字,但要留意這些工友都是為富臨賣力多年,才可獲一筆看起來很可觀的長期服務金,更要知道在這 $660,000 當中,有 $370,000 都是由強積金僱主累算權益提取出來。

在現行政策下,除了在永久離開香港、65 歲退休時可提取強積金外,法例也容許僱主以僱員的強積金僱主累算權益部份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也即是我們常會聽到的「強積金對沖」。簡單舉例說,若你的長期服務金有 $100,000,但僱主為你供強積金有約 $90,000,那麼你實際得到的只有 $10,000,剩下的 $90,000 是在你的強積金戶口中提取出來的。

換言之,強積金對沖就是「僱員用自己的錢賠給自己」。工友雖然最終都可獲得 $660,000,但當中只有 $280,000 是由富臨賠給他們,而 $370,000 早已在他們的強積金戶口當中,只待富臨提取出來「賠」給他們。

歷經一年,取回全數?

雖然說代通知金、休息日補薪、有薪年假和長期服務金幾乎與工友所追討的金額幾乎完全相同,但其中有工友提出想取回每逢過年時,富臨高層要求基層工友向客人推銷的賀年食品券,金額只涉及約 $1,000 元,卻無法從是次追討中取回。

要求僱員向客人推銷賀年食品券是中式酒樓常見的工作內容之一,通常會由管理層向各酒樓分店店長發放食品券,店長再要求每名僱員向客人推銷,但僱員如果未能賣出所有食品券,剩下的就要由僱員自行購買。對於在酒樓工作多年的工友而言,通常都可賣出大部份的食品券,但對於剛入職、未有熟客的工友而言,分分鐘大部份的食品券都要由自己回購。而今次工友面對的更是,當管理層向各分店發放回傭時,店長把工友辛苦銷售的食品券金額私吞,結果工友向管理層追討無門,向法庭追討又因沒有留下證據而無從入手。

除了上述的中式酒樓陋習外,工友也無法在和解中追討歷時一年所失去的時間。這裏所指的時間是包括工友為了上庭而失去的車費、請假追討的薪金,甚至怕「經常請假上庭」而不敢找新工作所損失的金錢。這 6 名工友中,除了部份已達退休之齡而未有找新工作的工友外,有不少工友是最近才找新工作。

工友有所成長

對工友而言,取回應得款項當然是值得開心的事,但更重要的是當中他們有所成長。有工友在漫長的追討過程中,會抱怨勞工處不是幫助工友的機構,勞工法例也不完全是保障打工仔女的法律,強積金對沖其實是自己的錢。有工友看到警察站在富臨一方時,會明白為甚麼在 2019 年這麼多人會憎恨警察。甚至有工友可以把他們的追討行動與 2019 年的示威者連結起來——他們都是在爭取自己應得的事。

或者他們說不出甚麼鏗鏘有力的論述,他們甚至連那些艱深的法律名詞都不會記住,但至少會明白自己應得的東西,要自己爭取。

最後想告知流亡海外的 Sunny 和還柙牆內的 Carol,感激你們與工友站在一起,今日終取回應得款項,雖然還有多間富臨分店的工友未追回有關項目,但我們會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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